⑴ 抗战时期进行内迁的高校有哪些
从1937年7、8月起，各高校师生开始带着大量书籍、实验仪器长途跋涉，风餐露宿，迢迢千里从华北、华东迁到内地。当然，说 “内”只是相对的，它不仅指西部内陆，包括本省边远地区，也应包括一定时间内的租界和香港。
除了日后大家熟知的西南联大，当年参与迁徙的几乎囊括所有高校。早在1936年，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就预测“国家的前途将会更危险，教育要有所准备”，开展内迁准备工作，于1937年12月迁到重庆沙坪坝。大部分学校迁入四川、云南等西南几省。如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迁到重庆，武汉大学内迁四川，浙大迁到贵州。一部分大学迁往西北几省，如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迁往西安，焦作工学院迁往陕西天水，东北大学和民国大学迁入山西。还有一部分大学由大城市迁往本省内比较偏远的县镇。如中山大学迁往梅州、山西大学迁往晋南，厦门大学迁往长汀，广西大学迁往柳州，安徽大学迁往沙市，湖南大学迁往辰溪，河南大学迁往鸡公山，这类大学占全国高校的1/4左右。
受战事的超预期发展影响，部分高校内迁次数太频繁，饱受战祸之苦，如同济大学共迁了6次，辗转于沪、浙、赣、桂、云、川等地。据不完全统计：迁校4次以上的约有19所，其中7次的有中山大学、山西大学等5校；8次的有广东省文理学院，各学校所到之处，皆为落后的山区，备尝艰辛。
高校内迁于1939年底基本完成。到1940年，高等学校和在校学生都恢复到战前水平，大学113所，学生52376人。
北大清华南开的内迁
事变之后半月内，主政北大、清华、南开的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及胡适等人被邀请到庐山，参加最高领导人主持的“国事谈话会”，征询战和对策和议定战争爆发后文化教育应对策略。就在三人尚未返回平津之际，北方战局恶化，7月29日，北平陷落，日军进驻清华园，北大清华二年级学生不得不提前结束西苑兵营军训。而天津的南开在7月29日已经迎来“黑色星期四”，日军连续两天用飞机对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小学校园实行轰炸，校舍损失严重。教育部不得不决定让三校搬移到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
多年后，蒋梦麟在《西潮》中回忆说：“三个大学有关人士正在南京商议学校内迁的计划，大家有意把北大、清华和南开从北方撤退而在长沙成立联合大学，我经过考虑，勉强同意这个计划”。之后他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家乡去面见老父，临别之言是“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表明他立志办好战时教育的决心。
选择长沙，是因为长沙交通便利，又有相对优越的办学条件，也是清华较早做的准备。早在1935年华北告急时，为了做应变准备，清华就在岳麓山下修建了一整套的校舍，1938年就可以完工交付使用，同时秘密运送了好几火车的图书、仪器等等暂存在汉口，随时可运达长沙。长沙条件好也是相对的，毕竟都在战乱中办教育，因住宿条件一事还引发了三位校长的争论，据当时学生汤衍瑞回忆，一天上午，三位常委来巡视宿舍，蒋梦麟看到宿舍破败，设备简陋，认为会影响孩子的身心，不宜居住，张伯苓则认为国难当头，学生应该接受锻炼，有宿舍就应该满意了，梅是张伯苓的学生，未当场表示态度。蒋梦麟于是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这样的宿舍！”张伯苓反驳道：“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让他住在这宿舍里。”
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教职工家眷学生上千人从平津南下，合组长沙临时大学，蒋、梅、张三人担任常委，杨振声担任主任秘书。同年12月武汉局势紧张，大家意识到抗战已经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临大被迫再次迁徙。三大常委认为教育要搞好，必须选择一个安全的地方，昆明一是离前线较远，二是滇越公路可以从海外采购图书设备，故而选择昆明。
这时临大已经失去了上述办学资源优势，必须在几十栋砖土墙、茅草顶的平房内教学，加上图书仪器等物资在由重庆转昆明的过程中被敌机轰炸，几乎被毁尽，办学难度可想而知。
为解决内迁学生的生活问题，教育部宣布一律免除学费、提供住宿，先后采取了贷金制度和公费制度，不让学生流失。据当时的学生何兆武回忆：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仍有困难，可申请助学救济金，且不需要还。
湘黔滇三千里步行
武汉告急后，长沙临时大学遂于1938年1月20日第43次常委会决定，即日起开始放假，下学期3月5日在昆明报名、上课，师生根据个人状况不同选择不同路线抵达昆明，同时给教职员路费津贴65元，学生20元。关于迁校路线，雷树滋老师提出水陆两条路线。水路经广州转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由滇越公路入昆明。陆路由湘西经贵州直扑昆明，路上安排采集标本，了解风俗民情。通过身体测试，共有875学生赴滇就学，其中240人选择走陆路，1938年2月，湘黔滇旅行团组建，共有300名学生和11名带队老师（闻一多、曾昭抡等），开始奔赴昆明，4月到达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陆路全程3342里，除了常德到芷江段，晃县到贵阳段外，其余都是步行，共计2600里。步行第一天，走了46里，第二天大家脚上都起泡了。过程中最为艰难的是1938年2月24日，其时为农历春节前后，天气极为恶劣，进入常德境内，一天走了50里，就有一半同学倒下。另外陈岱孙、冯友兰等10位教师走长沙-桂林-柳州过镇南关，再乘滇越铁路，冯友兰在车子经过凭祥隧道时，探臂窗外，遭受骨折。不过，这一队教授还前往桂林采风，闻一多在路途中还发挥其美术特长，到处写生，学生还收集了几千首民歌，增添不少乐趣。
内迁高校落根生芽
大学要内迁，不仅是迁到为止，还要在后方的“落根”和“发芽”，重建教学和研究秩序。各大学从大城市迁往后方后，总体还是在不断发展的。如浙江大学在竺可桢带领下，辗转建德、吉安、泰和、宜山、遵义多处直到最终落脚于湄潭，在战火中成长壮大，一度成为最好的大学之一。世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到贵州，惊讶地发现这么贫苦的地方居然有这么好的大学，称赞其为“东方剑桥”。
内迁西南的61所院校，有48所集中在渝、蓉两地，以致形成了一些学府毗邻的学苑区，像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即为名噪一时的大后方“文化四坝”。伴随着大学内迁的是大学的合并，受战争影响，有些学校设施毁坏严重，学生失散比例高，适当减少数量可以使得师资力量更加集中，形成一定的学科优势，大学合并的比例占高校内迁的25%左右。除西南联大之外，安徽大学因学生失散并入武汉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组成东南联大；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北平艺专、国立杭州艺专合组国立艺专。在颠沛流离中，为解决书籍教材匮乏的燃眉之急，许多学校纷纷自编教材，经过教学实践与修订，逐渐锤炼成科学系统的教科书,内迁大学也最终完成了落地生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