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甲午战争看中国近代国防

1. 甲午战争给了中国军队建设什么启示

甲午中日战争，一百多年来，带给世人，尤其是作为战败国的我们深深的启示。然而，在以高科技为主导的现代战场，在打赢现代化复杂电磁环境下局部战争，实现我军军事教育训练转型建设的重要时期，甲午战争仍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思考和启示。 海军攻坚克难，思想先行 思想理论是力量的源泉，它的力量是不可估计的。任何一次军事变革，不仅意味着军事技术的进步、武器装备的更新、战争形态的演进和军队体制的调整，更是一场思想观念的解放。假如旧有思想体系仍占统治地位，军事变革就很难成功。纵观世界各大军事强国，无不把思想观念建设作为军队发展和建设的重点，目的就在于通过不断地推进思想观念的发展。 面对当时世界海军实力排名第六的中国 ，第十二位的岛国日本就对双方所要面临的作战形势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并明确了“首先在海上歼灭中国海军主力，掌握渤海与黄海的制海权，保证安全输送陆军主力在渤海湾内登陆”的作战思路。 令人遗憾的是，就在日本大本营正确判断和决策的基础上做出上述十分周密、明确而坚决方案的同时，作为战争另一方的中国，尽管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早有洞察，并做过一定的努力，但从北洋海军组建以后，海军发展就一直停滞不前甚至萎缩，当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正是因为思想观念上的落后，在战略战术理论上的缺失，从一开始就注定这支拥有先进铁甲战舰的海军要失败。 那么，面对高科技日益发达的当今世界，又恰逢我军向信息化迈进的关键时期，适时瞄准军事前沿理论，大力提倡和发展创新型军事理论研究，进一步明确发展和建设的正确方向，充分转变观念，赶超先进潮流，跟上发展的步伐，从而保障我军当前向信息化的顺利转型。 协调统一，同步发展 一段时间以来，我党一直致力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创新理论成果。所谓科学发展，就要求全面、协调，促进社会各系统协调一致地向前推进。然而，在我军向信息化跨越的关键时期，许多人却片面地认为只要拥有先进的武器，就实现了跨越，其实国防和军队建设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工程，还涉及军事制度、正规化建设、官兵综合素质等关键性的部分，少了任何一个都不行。 很自然，我们就再一次想到了一百多年前那支“雄壮”的舰队。战争前夕，中国建立了全部新式装备的陆军，还买了几十艘外国的军舰，建立了北洋水师。从作战双方的装备来看，双方的武器性能不相上下，在个别舰船的性能上，中国甚至超过了日本。 单独从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和数量看，中国军队并不比日本军队差，但是在其他的方面，中国却落后日本一个时代。 晚清的军事变革，采取的是在旧体制的边缘改制的办法。对于改革来说，确实取得了局部的成功，但从全局来看，由于新的军事制度不能顺利确立，军队建设整体水平难有大的突破。当清军依然在沿用古老的湘军营制，打仗排列着古代的密集队形时，日本已经模仿西方实现了军事体制的改革，作战实行散兵队形，而其海军则模仿英军。 在法度上，虽然颁布了《北洋海军章程》，但违规的行为依然各行其是。将士们纷纷移眷刘公岛，晚上上岸住宿的人一船有半。提督丁汝昌更是在岛上盖屋出租，收取租金。其不能以身作则、严格治军，导致舰队管理混乱确是不争的事实。 北洋海军的将领多受过正规西式教育和训练，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缺乏忧国忧民心，但在国家优渥的待遇下，他们在经济上却贪婪不止，出现了结构性和共生性的腐败，不能不令人悲哀啊！ 所以，当今天的中国军事步入世界舞台的时候，落后绝不仅仅在武器装备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需要从武器装备、战术技术、军事思想、人才素质结构以及军队编制体制等诸多方面并进。如果仅仅把目光盯在武器装备上，而不去全面改造整个系统，即使有了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很难取得军事变革的成功。 强军固本，以人为本 人的素质，是一个综合、复杂的庞大体系，包括思想素质、身体素质、科学素质、创新能力等方面内容。锻造新时期综合型的新式军事人才，是顺利实现我军信息化转型的根本，也是目前我军正在大力推进的教育训练转型的重要目标之一。 北洋水师战舰 尽管北洋水师中的大部分官员都接受过系统的海军军事理论教育，但面对着用西方最先进的理论和科学进步武装起来的日本海军，这些自小伴着《四书》、《五经》长大的高级将领却显得微不足道。 不能够正确地运用先进理论，找不到正确的应对策略，一味因循守旧，惟命是从，最终造成了耗资巨大的先进装备在隆隆炮声中变成了华丽的摆设。 同时，由于平时不注重操练，使得广大水师官兵对先进的装备并不熟悉，再加上仓促应战，很难达到人与装备的充分结合。同样，在我军当前的信息化建设中，也要注意人员与武器系统的充分磨合，达到战斗人员与武器装备的密切协调，使得信息化高科技装备在熟练而精准的控制下发挥最大的效能，从而实现战斗力的不断提升，切实增强部队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能力。 创新，一个民族的灵魂，其本质在于扬弃。一味照搬，最终酿成惨败的结局。 历史再次告诉我们，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既不能离开世界军事变革总的趋势，又不能完全套用别人的经验，而应当在适应“世界性”中走“中国式”。事实一再告诫我们，进行军事变革，必须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作为一项长期任务，离开了科学和创新的支持，军事变革必然成为无源之水。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军事工作领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就是牢固确立以人为本的建军治军理念，充分调动官兵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促进战斗力全面提升。要把人的现代化与军队信息化结合起来，把培养战斗精神与关爱官兵结合起来，把从严治军与军事民主结合起来，不断促进官兵的全面发展和部队的整体进步。

2. 甲午战争时期中国国防能力

当时的国力还是不错的，起码比日本强。可惜清政府政治腐败，统治阶级矛盾重重！

3. 从北洋海军灭亡看国防教育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一场战争。战前，很少有人会预料到，堂堂中华帝国经过几十年军事变革后，会输给“蕞尔岛夷”。但是，当一支拥有近代化军事装备的北洋水师惨败于日本后，人们开始长久地反思。除了武器装备、编制体制、战略战术、政治腐败等诸多原因外，其文化传统的差异不能不说是晚清北洋海军覆灭的重要原因。

从一定意义上说，军事是一种文化现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渗透于军事领域的方方面面，并对军事发展产生复杂与极其微妙的影响。

文化上的差异是深层次的差异。从文化的视角看晚清北洋海军的失败，似乎更能解释那些常被人忽略的深层内涵，给人以新的昭示。众所周知，晚清时期北洋政府在海军建设上所花的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比日本多，而结果却是“中不如日”——甲午海战中国惨败。其原因有人归咎于清政府的腐败，有人归咎于海军发展战略错误，有人归咎于海军管理水平低下。这些说法都自有道理，但探究其深层原因，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文化观念上的差异是导致上述诸多问题出现的核心因素，是文化上的落后或缺失导致观念淡薄、思路陈旧、管理弱化、体制积弊、权益丧失，而这正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覆灭的根本症结。一种完整的文化形态，一般应包含三个层面：即实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我们就通过文化形态的三个方面，来探究甲午海战北洋海军失败的具体原因和深层次原因。
一、物质文化的差异是导致北洋海军失败的根本原因

翻开世界近代海军史，比较甲午战前中日两国的海军建设，应该说清海军占有多方面的优势。一是投资多。清政府用于海军建设的费用，仅舰船的构造费便已超过3000万两白银，加上其他费用，清政府以海军海防建设名义所征的费用约7000万两白银。甲午战前20年间，清政府用于海军建设的白银约60000万两，平均约占其年财政收入的3.5％左右。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投入。而日本当时并不强大，实际筹集的海军经费并不很多。据统计，从1868年~1894年，日本政府向海军的投入约为9480万日元，比清政府的投入少。二是规模大。到甲午战争前夕，清海军总共拥有78艘军舰、24艘鱼雷艇，总排水量8万余吨。而日本海军共有31艘军舰，24艘鱼雷艇，武装商船4艘，总排水量59898吨。显然，清海军的规模要大于日本海军。此外，在基地设施、官兵训练时间等方面，清海军都有明显的优势。

然而，这种明显的优势在战前和战斗过程中展现的却是一种低效能。首先，清海军战前虽有舰艇上百艘，但并未占据兵力兵器优势。实际上，直接参加甲午海战的清海军军舰仅有25艘，鱼雷艇只有13艘，排水量只有4.4万余吨。清海军的其他军舰为什么没有参加战斗？这一问题令人深思。而日本海军有26艘军舰，24艘鱼雷艇参战，在参战的舰艇总数和总排水量上却优于清海军。其次，清海军虽然投资多，但其装备却并不比日本海军先进。相反，日本舰船的航速和舰载火力均超出了中国。第三，清海军虽有设施齐全的基地，可是到战时不但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海军舰船，反而资敌害己，受制于敌。第四，清海军虽然有较长的训练时间，但却将帅不和，官兵矛盾大，部队纪律不严，而且缺乏战术应变能力，火炮命中率低。造成以上诸多劣势的原因，表面上是在军事上，而深层次的原因却是在文化上。是文化上的差异，致使清海军制定了落后消极的海防战略；是文化上的差异，致使清海军运用了落后的装备和技术，所以，舰船的数量虽优于日本，但质量却劣于日本，在舰船的航速和舰载火力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致使政府和军队腐败落后、能力低下，以至于军队外强中干、战斗力不强。
二、制度文化的差异是导致北洋海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军事制度文化的理念，主要表现在不是追求军队的战斗力，而是使军队如何俯首听命和效忠皇上。晚清时期，这一传统的军事制度文化仍然是当时盛行的主流文化。“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指导下，引进先进装备比较积极，但却是只引“装”不引“制”，使军事改革基本上限定在军事技术这一层面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还停留在“器物”改革的层面上。对于国家和军队的安全体制，却因触及到封建的伦理纲常和宗法思想，甚至关系到上层封建官吏的切身利益而无法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就海军的情况而论，由于清政府缺乏对高层军事领导体制的彻底改革，海军领导管理体制的问题始终未能得以理顺，致使海军建设分散、规划短视且弊端丛生，顽疾长期存在，海军的内耗、低效问题更为严重。由于这种体制，使“山头”军、“家”字号军各自为政，从而导致军队的领导体制不顺，指挥不灵，海军舰队之间，陆军、海军之间均未形成密切协同的作战体系，单打独斗，最终被敌军各个击破。

面对海军建设存在的各种问题，清政府于1885年设立总理海军衙门，试图对之有所改动。但在不得触动“中体”这个根本前提下，总理海军衙门不但不能使海军建设走上正轨，相反，它本身也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衙门，参与对近代海军的腐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封建之“体”不变，传统的军事制度文化观念不变，近代海军的发展终究走向失败。这一推理和结论，在甲午海战中得到了极好的验证。

而反观日本，他们在海军建设中，不仅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而且对西方近代海军的先进制度、组织管理方式都较早地进行了借鉴和模仿。如明治政府对海军人才的严格正规教育制度、对海军经费的预算制度，都是从西方学习来的。明治政府为了对海军实施有效的管理，特别注重调整改革海军领导管理体制，从1868年明治元年到甲午战争时的27年间，日本海军领导管理机构做过23次大变动，其体制不断得到完善。此外，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很快便领悟到了西方军事法规的价值，并积极认真地加以学习借鉴。因此，在明治军事改革中，健全法制被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从1868年~1895年，共计颁布实施了100多项法规，几乎每年都有数项新的军事法规生效，或者有数项修订后的法规颁行。到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已经建立起完整的近代军事法律体系。这就使日本近代军事体制的高度集中统一从法规上得到了保障。日军能在军费困难的情况下实现装备的统一标准化，能在人口总数少的情况下使大量的义务兵应征入伍，日军士兵能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一种精忠勇猛的精神，皆源于这些法规制度文化。

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声昭示我们：清军和日军同样装备洋枪洋炮，可是中国人却惨败在日本人手下，其原因之一就是两军制度文化的差异使然。
三、精神文化的差异是导致北洋海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甲午海战的失败，表面上看是一次战争的失败，但从深层原因来看，也折射出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短板和缺陷。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核心和显著特点是和平主义、消极防御的传统文化心理。翻开明、清两代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明朝前期的海上武装力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到明朝后期实行“重防其入”的消极海防观念。清王朝前期，实行禁海和“重防其出”的海防战略，极大地限制了中国舰船技术水平的发展。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期，清军的舰船技术性能和武器装备与英军相比，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几乎没有任何抗衡能力，致使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海上机动作战能力完全丧失。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李鸿章等洋务派首领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选择旅顺和威海卫作为其海军基地开始组建北洋海军，重修环渤海地区的大沽、旅大、威海等三角形的要塞炮台体系。但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在“避战保船”的错误作战方针的指导下，不敢主动寻机歼敌，且指挥混乱，致使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在海上机动作战能力的完全丧失后，以炮台式要塞为主体的海岸防御完全置于敌海上火力的打击之下，陷入了孤立状态，最终以海岸炮台的全部失陷，海岸防御体系的崩溃，并最终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告终。

再从两个朝代的军事战略文化观来看，明王朝北方长城防线的机动作战力量不足，特别是骑兵机动作战力量的严重缺口，导致北方长城防线多次出现溃口，这种长线式防御作战已经挡不住机动式的重点式进攻了，宣告这种“消极防御”思想的失败。清王朝前期海防水师与欧洲海上力量本身就有实力差距，还把传统的筑城防御思想由北方移到了东南沿海的岸边，尽管组建了相当实力的北洋水师，但其作战思想不是夺控制海权，而是控守自己的港口和海岸，结果在晚清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全军覆灭。由于海上机动作战力量的缺口，所以最终难逃海岸防线的崩溃和战争失败的厄运。

明、清这两个封建王朝，由于消极防御而带来的大溃败，特别是晚清海上防御的屡屡失败，是很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我们农耕民族长期奉行“陆主海从”、“消极防御”军事文化观念和战略，导致甲午战争的失败，也导致了我们国家海洋战略的缺位，使我们海上权益受累，长期未能走出这来自海上屈辱的阴影，这是我们必须汲取的历史教训。

文化是一个民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基础，一个民族要想复兴，必须先有文化的复兴，一个国家要想有强大的海防，必须有先进的海防文化支撑，这是我们回顾晚清海防历史、思考北洋海军失败得出的一个必然结论。（中国海洋报）

4. 中国近代国防史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中国近代史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到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迁至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中国人民在遭受屈辱的同时，中国也一步步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部落后挨打的近代历史，也是一部耻辱史。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每每想起，都会痛彻肺腑。在近代中国走向衰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同时，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一部中华民族抗争史也由之而起。

从中国近代史中不难看出，中国近代国防史是一部民族屈辱的历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抓住了中国的“国防不牢，军队不精”这一致命弱点，对中国进行了赤裸裸的侵略。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00多年间，先后有英、美、法、俄、普、瑞典、挪威、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秘鲁、巴西、葡萄牙、日本、墨西哥、瑞士等近20个国家的侵略者践踏过我国的国土，损害我国的主权，整个中华民族美丽而富饶的国土被帝国主义列强蹂躏得支离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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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在中国史学界由来已久。

20世纪初年，梁启超曾经在《50年来中国进化概要》中，从现代化的视角把近代中国五十年的历史演进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它们分别代表着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三个层面。

一是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经世致用论和自强运动即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起步；

二是从甲午战争至五四运动，维新变法运动即制度层面现代化的变革；

三是开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即文化层面的现代化变革。

20世纪70年代末起，由于国家确立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现代化事业成为国家和人民共同关注和进行的主要事业，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现代化为主题的主张再次提了出来。

以现代化为基本线索研究中国近代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个话题很快进入了中国近代史前辈研究者的笔下。1990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纪念建所40周年，举办了以“近代中国与世界”为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名誉所长刘大年在开幕式上讲话，他说，近代世界的基本特点不是别的，就是工业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近代化。适应世界潮流，走向近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核心，就是中国社会能否走向近代化。”

“近代中国没有实现西方那样的近代化，但它凭自己的力量打开了走进近代化世界的大门。”他还说过：“中国人民百折不挠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

1949年，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那就是解决近代化问题了。”

胡绳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两位史学前辈，在他们学术生涯的前期曾主张“两个过程论”和“三次革命高潮说”的革命史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他们后期则支持“现代化论”。

许多学者明确主张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题或基本线索。他们认为用现代化史观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还涵盖了像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历史的发展，也较接近历史的真实。

而且，以现代化为基本线索进行历史研究，能够以是否有利于现代化作为主要的评判标准，它可以将复杂广博的历史内容作为有机的整体进行考察，阐明各个历史事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5. 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有那些

影响：

1.甲午战争失败标志着清朝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

2.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列强对出资本，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

3.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资产阶级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自发反抗侵略的斗争高涨，如义和团运动。

4.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则使日本国力更为强大，为其跻身列强奠定了重要基础。

5.允许在华投资办厂，其他列强引用“利益均沾”的条款，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开设工厂，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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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朝鲜半岛称：清日战争，西方国家称：Sino-Japanese War/第一次中日战争），是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

明治维新的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对外积极侵略扩张，确定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此时的清朝是一个通过洋务运动回光返照的帝国，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宗主国清朝乞援，日本乘机也派兵到朝鲜，蓄意挑起战争。

1894年（光绪二十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甲午战争开始，由于日本蓄谋已久，而清朝仓皇迎战，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马关条约》。

6. 从甲午战争看新中国现代化国防建设

主导的现代战场，在打赢现代化复杂电磁环境下局部战争，实现我军军事教育训练转型建设的重要时期，甲午战争仍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思考和启示。
海军攻坚克难，思想先行
思想理论是力量的源泉，它的力量是不可估计的。任何一次军事变革，不仅意味着军事技术的进步、武器装备的更新、战争形态的演进和军队体制的调整，更是一场思想观念的解放。假如旧有思想体系仍占统治地位，军事变革就很难成功。纵观世界各大军事强国，无不把思想观念建设作为军队发展和建设的重点，目的就在于通过不断地推进思想观念的发展。
面对当时世界海军实力排名第六的中国
，第十二位的岛国日本就对双方所要面临的作战形势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并明确了“首先在海上歼灭中国海军主力，掌握渤海与黄海的制海权，保证安全输送陆军主力在渤海湾内登陆”的作战思路。
令人遗憾的是，就在日本大本营正确判断和决策的基础上做出上述十分周密、明确而坚决方案的同时，作为战争另一方的中国，尽管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早有洞察，并做过一定的努力，但从北洋海军组建以后，海军发展就一直停滞不前甚至萎缩，当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正是因为思想观念上的落后，在战略战术理论上的缺失，从一开始就注定这支拥有先进铁甲战舰的海军要失败。
那么，面对高科技日益发达的当今世界，又恰逢我军向信息化迈进的关键时期，适时瞄准军事前沿理论，大力提倡和发展创新型军事理论研究，进一步明确发展和建设的正确方向，充分转变观念，赶超先进潮流，跟上发展的步伐，从而保障我军当前向信息化的顺利转型。
协调统一，同步发展
一段时间以来，我党一直致力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创新理论成果。所谓科学发展，就要求全面、协调，促进社会各系统协调一致地向前推进。然而，在我军向信息化跨越的关键时期，许多人却片面地认为只要拥有先进的武器，就实现了跨越，其实国防和军队建设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工程，还涉及军事制度、正规化建设、官兵综合素质等关键性的部分，少了任何一个都不行。
很自然，我们就再一次想到了一百多年前那支“雄壮”的舰队。战争前夕，中国建立了全部新式装备的陆军，还买了几十艘外国的军舰，建立了北洋水师。从作战双方的装备来看，双方的武器性能不相上下，在个别舰船的性能上，中国甚至超过了日本。
单独从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和数量看，中国军队并不比日本军队差，但是在其他的方面，中国却落后日本一个时代。
晚清的军事变革，采取的是在旧体制的边缘改制的办法。对于改革来说，确实取得了局部的成功，但从全局来看，由于新的军事制度不能顺利确立，军队建设整体水平难有大的突破。当清军依然在沿用古老的湘军营制，打仗排列着古代的密集队形时，日本已经模仿西方实现了军事体制的改革，作战实行散兵队形，而其海军则模仿英军。
在法度上，虽然颁布了《北洋海军章程》，但违规的行为依然各行其是。将士们纷纷移眷刘公岛，晚上上岸住宿的人一船有半。提督丁汝昌更是在岛上盖屋出租，收取租金。其不能以身作则、严格治军，导致舰队管理混乱确是不争的事实。
北洋海军的将领多受过正规西式教育和训练，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缺乏忧国忧民心，但在国家优渥的待遇下，他们在经济上却贪婪不止，出现了结构性和共生性的腐败，不能不令人悲哀啊！
所以，当今天的中国军事步入世界舞台的时候，落后绝不仅仅在武器装备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需要从武器装备、战术技术、军事思想、人才素质结构以及军队编制体制等诸多方面并进。如果仅仅把目光盯在武器装备上，而不去全面改造整个系统，即使有了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很难取得军事变革的成功。
强军固本，以人为本
人的素质，是一个综合、复杂的庞大体系，包括思想素质、身体素质、科学素质、创新能力等方面内容。锻造新时期综合型的新式军事人才，是顺利实现我军信息化转型的根本，也是目前我军正在大力推进的教育训练转型的重要目标之一。
北洋水师战舰
尽管北洋水师中的大部分官员都接受过系统的海军军事理论教育，但面对着用西方最先进的理论和科学进步武装起来的日本海军，这些自小伴着《四书》、《五经》长大的高级将领却显得微不足道。
不能够正确地运用先进理论，找不到正确的应对策略，一味因循守旧，惟命是从，最终造成了耗资巨大的先进装备在隆隆炮声中变成了华丽的摆设。
同时，由于平时不注重操练，使得广大水师官兵对先进的装备并不熟悉，再加上仓促应战，很难达到人与装备的充分结合。同样，在我军当前的信息化建设中，也要注意人员与武器系统的充分磨合，达到战斗人员与武器装备的密切协调，使得信息化高科技装备在熟练而精准的控制下发挥最大的效能，从而实现战斗力的不断提升，切实增强部队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能力。
创新，一个民族的灵魂，其本质在于扬弃。一味照搬，最终酿成惨败的结局。
历史再次告诉我们，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既不能离开世界军事变革总的趋势，又不能完全套用别人的经验，而应当在适应“世界性”中走“中国式”。事实一再告诫我们，进行军事变革，必须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作为一项长期任务，离开了科学和创新的支持，军事变革必然成为无源之水。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军事工作领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就是牢固确立以人为本的建军治军理念，充分调动官兵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促进战斗力全面提升。要把人的现代化与军队信息化结合起来，把培养战斗精神与关爱官兵结合起来，把从严治军与军事民主结合起来，不断促进官兵的全面发展和部队的整体进步。

7. 谈谈甲午战争对中国海军的未来发展的意义约1000字军事理论课的题目

一、海洋意识的弱化与缺失，是甲午海战失败的重要原因。海军建设必须树立强烈的海洋意识
甲午海战爆发及结局，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沉积深厚的社会根源，复杂、尖锐的国际关系，科学技术水平的时代落差，作战思想的严重滞后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海洋认识的混沌、海洋观念的淡漠、海洋意识的弱缺，则是甲午海战惨败的重要原因。
我国是一个濒海国家，有着18，000多千米海岸线和32，000多千米的岛屿线，安全和发展与海洋息息相关，重视海洋在海军建设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与国防观念具有三个基本特点：重防轻攻、重谋轻技、重陆轻海。海洋意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很弱化与缺失的。晚清统治阶层创建海军的动机，并非完全基于捍卫国家海洋领土完整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而是重在卫戍京畿。因此在北洋舰队组建成军之后，当清政府认为海军已经发展到“用之自守则有余”的时候，便停止了海军的继续发展，从1888年成军即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器械弹药经费，海军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
海洋意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的海洋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海洋意识虽不能一蹴而就地催生现实海军实力，但却会对海军建设起到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内在驱动作用，并在战略决策、用人机制、武器发展、体制编制等方面产生强烈的渗透与辐射作用。由于海洋意识的淡薄，尽管清政府在海军海防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海军作战舰艇的总吨位一度达到4万多吨，跃居世界海军大国的行列，并在亚洲地区首屈一指。但海军战略偏重保存实力，消极防御，不敢放手进攻。因而始终未能构建海军建设的有序机制和把握海上力量发展的战略节奏，造成了近代中国海军的衰败。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只在军事上、国防上需要海军，而在经略海洋、开拓海洋事业方面并无需求的话，这种建设海军的基础是不够牢固和没有后劲的，也难以形成持续发展的局面。海军是个知识密集、技术复杂的军种，它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大量的投入，离开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要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不可能的。经略海洋可以为开拓和发展海洋事业进行战略性指导，大大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没有强烈的海洋意识，没有对海洋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价值的深刻认识，就不可能重视海洋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更不可能建设强大的海上力量。
二、军队整体素质低下与战斗力不强，是甲午海战失败的直接原因。海军建设必须树立坚定的强军意识
甲午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固然是清政府的腐败和软弱，但军队整体素质低下，综合战斗力不强是不可置疑的直接原因。
北洋海军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是清政府不惜重金打造的一支近代化的海军。这支军队的主帅海军提督丁汝昌原是淮军系军官，在陆战中纵然身经百战，但由于“未涉海军门径”，“不谙管驾，亦不知水战诸法、西国文字，虽追随前教习琅提督多年，不过略识皮毛而已”，“他不能训练他的下级军官，海军的专门技术，海军的科学教育，他知道的也很有限”。李鸿章之所以选他统帅北洋舰队，表象是“海军军官皆年青，资望不足以统驭全军”，而深层的原因则是培植自己的势力。反观日本方面，联合舰队司令为海军中将伊东佑亨。此人自幼对海军兴趣浓厚，早期留学英国海军，明治维新后即加入海军。其职业履历包括炮兵、航海、多舰舰长、造船所长，海军大学校长等，是集行政、技术与学术多重角色于一身的职业海军。日本把此人与时任海军大臣的西乡从道、军令部长桦山资杞并称为甲午战争时的日本海军三套马车。这完全是一个野心勃勃富于冒险精神的战争班底。
北洋海军后期军事训练有名无实，弄虚作假成风;打靶演习时“预设数码，设置浮标，遵标行驰，码数已知，放固易中”。“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故一旦兵兴，同无把握，虽职事所司，未谙款窍，临敌贻误自多”。至此，黄海激战中，致远、经远不幸中弹沉没，济远、广甲、扬威三舰仓皇逃窜也就成了必然。
甲午海战是对近代中国海军全面建设的一场实战检验。它告诉我们，强军要先强将。孙子曰：“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吾以此观知胜负矣。”主将的军事素养必将对部队战斗力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要知人善任，真正把热爱事业、精通业务、敢于担当的人用到重要岗位，施以重任，并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办法，不断提高其组织指挥能力和业务水平，确保懂打仗，会打仗，能指挥部属打胜仗。它说明苦练实练才能有真本领。走形式，走过场，搞弄虚作假，只能毁掉战斗力，劳民伤财且不堪一击。
三、军事思想与军事理论的严重滞后，是甲午海战失败的关键原因。海军建设必须树立积极的进攻意识
甲午海战的失败，还在于北洋水师没有深谋远虑的军事战略思想和先进的军事理论作指导，军事理论的水平低下，决策层对海军作战的战略、战役、战术问题研究甚少。因此，当战争来临之际，决策层难以科学地思考并规划海军在战争中的运用，更不知道如何从全局的高度尽可能地利用近代海军的特性并发挥它的威力。
受李鸿章“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思想影响，到甲午海战前，“中国一直强调陆军立国根基，其海防思想始终未跳出单纯海岸守口主义窠臼”，发展海军是为了服务其闭关自守政策，而不是为了控制海权和利用海洋。北洋海军成立不久，清政府即为其确定了单纯防御的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划分区域，扼守“最要”及“次要”的海口，拱卫旅顺、威海和渤海海峡，保障京畿门户的安全。这种海防战略思想观念，只把海军视为陆军的依附，没有充分认识到海军作为一个新兴的战略性军种的技术特点和独特属性，不是从重视制海权和夺取制海权出发，制约了海军战略能量的有效释放。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消极避战，一味的“保船制敌”，舰队自始至终都未发起一次主动进攻，舰队的进攻性和灵活性受到抑制。海防建设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海防建设思想和海军建设理论的落后，导致海战一败涂地。
而日本则相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环境，使日本从明治维新一开始就十分注重海军的建设，重视海军作战理论的研究和海军战略的制定。在西方海洋观念和制海权理论的影响下，日本不断推进军事理论的发展，抓住了海军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制定了正确的海军作战指导方针，推进了海军建设发展。甲午海战前，日本“战时大本营”和海军部长桦山资杞制定了上、中、下三策，为海战提供了实用的理论指导，并始终把通过主动进攻谋取制海权作为海军运用的重中之重。
恩格斯指出;“当技术浪潮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更新、更勇敢的头脑”。海军现代化的进程绝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次军事思想上的变革。变革离不开理论的指导。需要对海军的战略运用重新认识。海军的机动性、战略性、攻击性决定了海军是一种进攻性军事力量，进攻是海军军种战略运用的本质属性，也是最能发挥海军效能的最佳运用方式。在世界海战史上，没有哪一次战争是通过完全倚重防御而取得胜利的。只有充分认识了海军的核心军事能力和本质属性，才能更好地发挥海军的战略功能。

8. 联系甲午战争时期谈谈中国国防历史对我们的启示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就大行军国主义之道，连年扩军备战，自 1890 年后，日本将国 家财政收入的 60%用于发展海军、陆军，不断加强军备、进行战备，日本为发动这场甲午战争准 备了 26 年。

而当时的清朝政府在日军磨刀霍霍的备战中却毫无战备之意，肆意骄奢淫逸，清朝 军队也上行下效，除了少数主战官兵还在进行战备训练外，大多清军不是在官场尔虞我诈，就是 在情场声色犬马，要不就是在赌场挥金如土，毫无战备之念。

清军的管理松懈、纪律松弛，直接 导致了战备水平低落，战斗力低下，在战时则不堪一击。由此可见，在战争危险尚未完全消除、 世界和平尚未最终实现的今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必要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意识。

同时，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有必要保持高度的战备水平，这既是军队的常务，也是国家的要务，亦是全民 的义务。对军队来说，加强战备就是要增强战斗力和威慑力，确保打赢、慑赢。对国家来说，加 强战备就是要完善、完备国防动员体制和机能，确保平时积蓄潜力、战时扩充战力。

(8)由甲午战争看中国近代国防扩展阅读：

甲午战争失败标志着清朝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

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列强对出资本，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

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资产阶级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自发反抗侵略的斗争高涨，如义和团运动。

9. 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近代军事通信已经取得了怎样的成就

到甲午抄战争之前，中国的近代军事通信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东北则达吉林、黑龙江俄界，西北则达甘肃、新疆，东南则达闽、粤、台湾，西南则达广西、云南，遍及二十二行省”，基本形成了“纵横全国，经纬相维”、“殊方万里，呼吸可通”的军事通信系统。到1894年，全国共敷设陆路电报线40余条，总长2.3万多公里，基本上沟通了京城与全国各地的联系，结束了以往专靠驿递马传的落后通信状况。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清军作战已普遍采用了电报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