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抗日战争初期中日两国的国情如何
一社会性质是社会经济基础性质和上层建筑性质的统一,是国情的核心。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国情时,始终把社会性质作为国情的根本,把中国社会性质看作解决一切
⑵ 抗日战争初期时中日两国的国情如何
民国刚刚经历中原大战,北方已经千疮百孔,南方倒是欣欣向荣。蒋介石掌权版之后虽然战争权不断,但是民国当时的工业,农业,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从1921年到1931年这一段时间被称为,民国的黄金十年,但是,吃亏就吃亏在起步太晚,做一下比较,1931年918事变时,中国的钢产量为每年20万吨,日本为200万吨,德国和苏联为500万吨,美国为1000万吨,这就是差距,918事变之前,日本爆发226军人政变,军人成了当时日本的实际掌权者,实行法西斯统治,说一下军队配置,国军一个满员军有30000人左右,武器装备,大多是步枪和捷克式轻机枪,有少量马克沁重机枪,蒋介石的德式师,也仅有七八门重炮,而日军,一个满员甲种师团有近百门重炮,再加上世界前列的零式战斗机和赤诚嘉贺这种水上巨无霸。军队训练方面,国军除德械师外,其他部队基本没有训练的时间,文化教育水平日军全部为初中以上学历,国军基本没学历,字都不认识,类似白痴,这就是当时的比较
⑶ 有关国情的故事,抗日战争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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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求抗日战争前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式状况
抗日战争前的国内形势: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但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束缚,特别是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逐渐落后于世界,19世纪后半期,遭受西方列强入侵,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愤于救国的中国人民发动了辛亥革命和共产党的五四运动,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战争使中国有了新的希望。
抗日战争后的国内形势:
国民党在初期的对日战争中确实出现了不抵抗的命令,使得中国东三省的大片领土被日本人侵略,这一时期的红军正忙于就会国民党的围剿,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侵略,号召人民抵抗。
国内的爱国人士发动众多的抵抗日本侵略战争,比较有名有东北抗联,马占山的江桥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等等,民间学生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大量的示威流行,以表抗日的态度。直到1937年全在抗日战争以后,中国才全面进入全性的不分种族,年龄、性别的抵抗侵略者的战争。
抗日战争前中国国内形式状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社会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分别支持各派新老军阀,控制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使中国继续维系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处于连年内战,国弱民穷,科技落后,生产停滞的局面。
另一方面,中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随着中国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随着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抗日战争后中国国内形式状况:
1、财产损失
中国在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极大,直接财产损失313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204亿美元,此数尚不包括东北、台湾、海外华侨所受损失及41.6亿美元的军费损失和1000多万军民伤亡损害。此外,七七事变以前中国的损失未予计算;中共敌后抗日所受损失也不在内。
经过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另一说6500亿美金(按1945年货币折算)。
2、空军损失
抗战八年中,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1543架,击伤330架,出动轰炸、驱逐、侦察、运输等飞机计18500架次,作战达4027次。中国空军损失各种飞机(包括训练损失)2468架,6164人殉国(其中飞行人员661人)。
1941年8月组成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美国航空志愿队在中国、缅甸、印度支那作战7个多月,以空中损失12架飞机和地面被摧毁61架的代价,取得击落约150架敌机和摧毁297架敌机的战绩。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力量十分薄弱,处于绝对劣势;但在抗战中后期,美国对华进行援助,中国空军逐渐扭转局势。战争结束时,在华美军总人数60369人,其中空军34726人,[94]另一说,到1945年8月,美驻华14航空队有飞机2500架,空军官兵达17万人。
3、海军损失:
抗战爆发时,中国海军有各类舰艇74艘,主要为一些轻巡洋舰、炮舰和鱼雷艇,舰船总吨位不足6万吨,最大舰艇仅3000吨,大部分是百吨级小艇。而日本海军的舰船吨位高达116万吨,拥有航空母舰和万吨级战列舰。 中日海军实力悬殊,无法在海上拒敌,只是退守海防。
1937年8月12日,为了建立江阴封锁线,中国海军在江阴凿沉了40余艘军舰与商轮;10月25日,中国海军第一舰队和第二舰队在江阴被日本航母全数击沉。同年底,第三舰队的“镇海”、“永翔”等12艘舰船也分别沉塞于青岛和刘公岛的水道上。中国舰队几乎全部覆灭。
据日本方面的资料来看,民国海军在抗战期间布设的水雷,重创了日本海军,日军损失60余艘大中小型舰船。
(4)抗日战争前的中国国情扩展阅读
国际环境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要国家对日本侵略中国所采取的绥靖政策,客观上纵容了世界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和相互勾连。
中国政府曾将希望寄托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然而西方政治家们此时主要精力集中于欧洲战场,未向中国伸出援手。国联的绥靖主义态度使日本对国际社会不再心存忌惮,它向日本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尝到了甜头的日本从此在侵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⑸ 甲午中日战争前,日本的国情怎样
日军实力明显强于清军 。北洋水师成军的1888年,日本还没有像样的现代化海军。甲午战争前4年,清朝依然占有27000吨比17000吨的海军总吨位优势。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总吨位暴涨至72000吨,全面压倒清军。 而实际参战的两国主力舰队中,也是日本联合舰队以4.1万吨反超北洋水师的3.5万吨。而且日军是新舰,北洋水师是老舰,日方无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占优势。 人员就不比了,这对海军没多大意义,而且基本上是与总吨位成正比的。 所以,北洋海军远东第一只是曾经的传说,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已被日军以惊人的速度反超了。战略上,日本的厚积薄发,精心策划多年,有备而来,处积极进攻态势,全国军民士气高昂,君臣同心协力。清朝认为日本是“蕞尔小国”,麻痹轻敌,没有做任何战争准备,仓促应战,处被动防御地位,士气低弥,君臣将领们各有小算盘,未形成合力。战术上,日军作战设计明确,海陆军配合默契,作战指挥果断,士兵战技术熟练。清军没有像样作战计划,海陆军间甚至陆军内部各部队处各自为战、消极抵抗状态,指挥混乱,除北洋水师外,士兵士气和技战术素质差劲。 清国理论上国力占优,但实际可动员经济实力两国旗旗鼓相当,但日本实际动员经济力量占优。 当时两国都还没有科学全面的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后世有些的经济史学家根据两国人口总数和经济发展水平推测,认为清朝GDP不仅远超日本数倍,甚至还可能高于欧洲强国。但我认为,这种推测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清朝几乎是纯农业国,那些推测的GDP绝大多数是用来吃饭的,转化不成国家办大事的经济实力。 实际上,当时清朝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七八千万两白银的样子。而日本自明治维新,工商业迅速发展,甲午战争前其财政收入已达七八千万两日圆,大约折合五千多万两白银的样子,已经相当接近清朝了。何况,清朝财政支出中庞大官僚体系、治河救灾及平叛等开支巨大且无法节省,更不能忘记太后办寿、修颐和园、修陵、皇上大婚等等甲午战争前惊人的开支。所以,实际上日本可动员的经济实力并不亚于清朝,清朝对日本并不具备某些历史学者所称的绝对经济优势,“蕞尔小国”的称号是清廷过于狂妄自大的表现。 再看实际的经济动员结果。当时日本将财政收入的60%用于军费,也即相当于每年3000万两白银的军费用于购舰备战。而清朝财政收入极少用于改善军备,北洋水师1888年成军后就再未购一船,北洋水师的日常维持费应为每年两百万两白银,实际仅五六十万两。 科技方面,经历明治维新的日本明显占优,但这一优势在战争中并无太明显表现,这是因为当时日本的科技实力仍与西方有明显差距,日本和清朝都是靠购买西方先进军舰和武器弹药。甲午战争主要是拼经济而非科技。由于日本投入高且较晚,因此甲午战争中双方进口的武装装备中,日本占明显优势,比如军舰航速更高(采用更先进锅炉),火力更强(最先进的速射炮日对清占95比0的绝对优势)。 西方列强基本上对甲午战争持坐山观虎斗的中立态度。 东亚两强相攻,肯定是西方列强的机会,他们乐见中国因此被进一步消弱,从而带给他们机会,但并不愿意看到日本因此强大而与其在华形成竞争关系。 日本在战前舆论公关做得比中国好,在国际上极力宣传中国在朝鲜的“残暴统治”,把自己打扮成解放者的样子,因此国际舆论上特别是美国,对日本稍同情些。但是,从国家政策角度,则西方几乎清一色地保持中立,未对任何一方提供军事援助,也未对任何一方采取武器禁运等。
但当甲午战争以日本一边倒的胜利结束时,西方列强中无人未阻止,算是中立到底。
⑹ 抗日战争前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
1.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内8月至容1937年7月),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2.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日民族矛盾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如何动员、组织全民族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内容和中心任务。
3.抗战后,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⑺ 建国初期的基本国情是怎样的
建国初期的基本国情主要概括为四个点:
1、工业技术低下
2、物资紧缺,物价飞涨
3、农业生产落后专
4、人民生活属痛苦不堪
拓展资料:
建国之初,由于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动乱与战争,社会矛盾尖锐,经济水平落后,货币贬值,交通运输不畅。建国后,一个全面模仿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共产主义社会便迅速建立起来。
在1950年代早期,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土地集体化以及社会改革。从1953年开始,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三大改造),逐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到1956年,中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_网络
⑻ 1921年前中国的国情是怎样的
、对中国社会主要特点的初步探索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全面论述了中国社会特点,其中指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一方面使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但是封建经济的根基还严重地存在;另一方面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但是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列强侵略不仅造成了中国的四分五裂,而且操纵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控制了中国政治和军事力量,是中国政府的太上皇。毛泽东这些精辟论断,是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为基础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指出:
1.中国社会在经济上的特征是资本主义经济得不到充分和独立的发展。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曾经指出过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改变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列强“本来想完全毁灭中国旧有的经济构造,代以完全由他们掌管的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建筑,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完全毁灭的本领。”结果反而使“中国资产阶级就渐渐完成他们的初步积累阶段”,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造成中国资本家发展的最好机会”⑦。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经济发展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中国资本主义又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
面对当时盛极一时的“实业救国”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反对“开发实业”,只是认为中国不具备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
首先,靠中国自身之力没有可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陈独秀在《向导》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在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国内军阀的扰乱未解除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很难得着发展的机会。”⑧周恩来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更为深入一些,他指出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必须具备五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个强有力的资产阶级政府,二是有大量民间资本,三是要有科学人才和自造机器的能力,四是关税自主,五是国内生产力与消费力的均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五个条件一个也不具备,怎么能谈得上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呢?⑨
其次,靠借外资更不可能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获得独立发展。借外资以发展中国经济,是孙中山等人曾经提出过的一种想法。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此主张持不同意见。差不多在中共二大举行的同时,蔡和森发表了《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要列强借债给中国发展实业,这是国际帝国主义所不愿意的。“因为他们所要的,是要以他们本身的利益为标准,而使中国的经济生活永久隶属于他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利益之下,决不会容许中国 自成为大工业生产国,以谋经济上、政治上之自由发展与完全独立。”⑩事实证明,靠借列强资本来发展中国经济,无异于与虎谋皮,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蔡和森所指出的道理,是无可辩驳的。
中国的民族资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不可能获得充分和独立的发展,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这一重要结论在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理论中处于基础地位。
2.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的重要特征是帝国主义成为中国的太上政府。
西方列强与中国统治阶级的关系是什么?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分析中国现状的基础上,指出帝国主义势力处于支配中国政治、经济和操纵中国军事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列强利用华盛顿会议达到重新瓜分远东殖民地和市场的目的。这个会议以承认日本在中国满蒙地区和东部西伯利亚的独占权力为交换条件,换取了以美国为首的各列强可以在中国实行所谓“开放门户”政策,进一步操纵了中国经济命脉。中国共产党指出,由英、美、日、法四国所组成的同盟,共同对中国进行侵略,使得中国这一农业国变成了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中国所有的工业农业在此后都要向外国银行交租纳税。这种对中国的肆意宰割,是在帝国主义者口称“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和“人类平等”等好听名词的幌子掩盖下进行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指出,争取民族独立和平等,的确是中国人民最基本的政治要求。“但是中国人民受了这九十年被压迫的经验,却最易了解帝国主义者所宣称的平等和自决是什么意义。而且也容易了解只有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以后,才能实现平等和自决。”{11}
《向导》是党在1922年9月创办的重要刊物。它的发刊词揭露了帝国主义控制中国铁路、口岸、财政等经济命脉的事实,利用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及驻军来保证外国商品向中国市场倾销,而中国民族工业难以和外货竞争日渐毁灭;利用中国的矿山、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的种种罪恶。然后痛切地指出“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经济上,更是箝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12}。一针见血地揭示出近代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即列强侵略势力是中国实际上的统治者。
3.封建军阀与侵略势力相勾结是中国社会政治上的又一重要特征。
中国共产党认为“军阀与战乱如形影不相离”的现象是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列强在中国利益的不一致、不均衡,导致中国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1922年5月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深刻地剖析了这个现象:“资本主义的列强欲达到其侵略的目的,自然要努力破坏中国的独立和自强,扶植督军武人使之互相争斗,以收渔人之利,同时又因为列强间的互相竞争,各自特别扶植其势力所及的督军武人使之互相争斗,以获得特别的权利,在这种国际资本的支配及竞争之下,遂使中国四分五裂,内政无从整理。”{13}
1922年6月,陈独秀回顾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政界,先由袁世凯,继由段祺瑞、黎元洪等军阀组成“内阁”,都美其名曰为共和国,实际上都是封建的“武人政治”,即军阀专政。他列举了民国以来11年间爆发的二次革命、护法战争、直皖战争等七次大战争,指出“军阀一日存在,不但他们对于民主派的战争不能停止,他们自身内讧的战争也不能停止”;“军阀不消灭,不但好政府主义者所谓的好政府无从实现,军阀自身之坏政府,亦必日在不统一的动摇之中”{14}。这些军阀政权,不是有日本就是有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才使得中国的内战愈演愈烈。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正是通过扶植军阀统治来间接实现的。
揭示近代中国社会中的军阀统治与侵略势力之间的相互勾结和共生现象,是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依据。正是在此分析的基础上,中共二大指出“即使中国现在能出现一个所谓统一政府,但列强的压迫不去,军阀的势力不除,中国是万难实际统一的,而且内乱还会不止。”据此中共二大首次制定出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即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取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建设真正统一、民主的共和国。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特征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初步相结合的成果,是进一步创造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
⑼ 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国情
1840年至1949年的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版和中华民族权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其中前者是最主要的矛盾。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和基本国情,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极端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了巨大影响,制约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道路。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后一个任务是前一个任务的最终目的与必然要求。
革命不是人为制造的,革命的发生与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近代中国革命是民族危机深重和社会矛盾尖锐的必然产物,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现象。
⑽ 抗日战争时日本的国情
1937年爆发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其战略战术水平没有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范围,通常人们对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游击战术津津乐道,然而,这些战术并非由中共发明,早在布匿战争期间,这种战术就被罗马的执政官费边用来对付当时似乎不可战胜的汉尼拔,一次大战中,“阿拉伯的劳伦斯”更是将此道发扬光大,中共军队的游击战术是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和自己的实力不得已而为之,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共产党在中日战争中汲取的经验要比国民党多,因此在接下来的内战中他们成功的进行了一系列运动战,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对手,夺取了政权。
战争中的日本军队,师从一次大战以前的德国,而中国正规军的将领,则多半是日本人的门徒,这就是为什么战争开始时双方大搞正面进攻和单纯防御的原因,日本人的进攻完全乏善可陈,一上来就是三件套:飞机、大炮加毒气,相比较之下,中国军队由于装备太差,似乎除了败退之外别无他途。事实上,中国人的最大失利是他们过于注重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忘记了战争的最有利武器不是大炮而是“运动”。然而有趣的是,战争之初中国军队的几次战术性胜利,都得益于不正常的“运动”,如平型关战役,最初战役企图是国共军队的五路合击,结果其中两路放弃阵地、两路来得太晚,一一五师到得较早,林彪只好对敌人的后卫部队动手;又如台儿庄大捷,如果韩复榘不是为了保存实力向南飞跑,引得日军两个旅团贪功冒进,让在周围机动的大批国民军围而歼之,而是如以往那样节节抵抗,李宗仁纵使四十万大军在手,又如何抵敌得住?所以韩复榘死得不免冤枉。至于兰封和万家岭战役的胜利,也是由于日军过于轻敌勇往直前所致,结果让周围没有被击溃而只是被“击退”的国民军围了起来。
这样看来,中国军队并非不能通过会战取得胜利,只是战略战术制定得不恰当而已。淞沪会战的打法就很有问题,非常类似凡尔登绞肉机,中国人前前后后往这个大炉子里丢了差不多七十万军队,而日本人也送进去二十多万,如果中方聪明一点,放弃上海的争夺战,而将主要会战场所西移至既设的防御阵地,有“中国的马其诺防线”之称的南京至苏锡常一线的阵地,则日本人后来在金山卫的登陆战未免扑空。而且七十万军队中以部分兵力纵深配置,大部分人马在周围机动,相形之下,日本人由于兵力太少,当地的地形又多以河汊为主,不利于机械化程度较高的日本人机动,则战役的胜负就很难说了,当时在上海的蕴藻浜一线的防御战就很能说明问题。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武汉会战,本来日本人已再衰三竭,而中国军队在武汉周围的战场上却尚有七八十万人马,却因为遥远的广州被日本人攻占而乱了手脚,自己放弃了武汉,可是即便如此,蒋中正也并未能将多少部队转用于南方,这一口气没有挺过来,战争就多打了好些年:因为日本当时的国力已无法继续支撑大规模的进攻战所带来的消耗,而其号称世界第三的海军则在陆战方面无计可施,如果中国军队当时不放弃努力,单单因为补给问题,日本人就无以为继了,这种情况与甲午战争的情形非常相似,那时的满清政府如果挺过威海卫北洋水师的覆灭和朝鲜战场的失利,凭当时日本的国力,也是没办法再打下去的,所以中国人不争气往往就在关键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