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比作母亲

① 关于抗战或其它时期的英雄母亲的故事

郝梦龄(1898—1937), 字锡九，河北藁城县人。青年时投身行伍，后入保定军官学校学习。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军第2师师长，抗战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军长。
1937年 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郝梦龄请缨北上抗日，并偷偷给家人留下遗言：“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郝梦龄到达石家庄后，指挥第9军和晋绥军第19军、第35五军、第61军坚守忻口以北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线的主阵地。战前，他鼓励官兵说：“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官长。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 10月11日，日军指挥官板垣征四郎指挥日本第5师团，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倾全力向忻口阵地发起猛攻。面对强敌，郝梦龄毫无惧色，亲临第一线指挥第9军在日军飞机、大炮轰炸时掩蔽起来，日军炮火一停，冲上阵地用步兵武器狠狠打击日军，多次与日军展开了白刃肉搏，战况之惨烈，双方损失惨重。10月12日，南怀化主阵地被日军攻破，第9军与日军在忻口两北、南怀化东北的 204高地上展开激烈的拉锯战，一昼夜竟易手13次之多，终于占领了204高地，第9军损失惨重。为了坚守阵地，郝梦龄对阵地上的将士说：“先前我们一团人守这个阵地，现在只剩下一连人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一天就不算完。出发之前，我已在家中写下遗嘱，打不败日军决不生还。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是先退，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10月15日夜，总司令卫立煌给郝梦龄增派了7个旅，并命令他分三路夹击日军。16日凌晨，郝梦龄率部队对日军阵地发起了攻击，枪炮声如雷，喊杀声震天，日军节节败退。第9军乘胜追击日军，混战中，郝梦龄不幸被日军机枪子弹打中，壮烈牺牲。

② 如果一个人的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你说他会帮哪边

最佳答案是现在真理那一边！可惜啦！真理往往都是在少数人手里！哈哈！

③ 抗日战争时期哪位共产党员的母亲面对敌人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一向不知道投降二

抗日战争时期回民支队司令共产党员马本斋的母亲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不向敌人低头，一向不知道投降二字，保持了一位中国人的气节，是我们现代人学习的榜样。

④ 抗日战争时期关于母亲保护子女的感人故事！急需！！

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她满百岁了。 她曾是六个子女的母亲，但由于家庭贫穷，只养活了一个。接连经历失子之痛的她，把抗战中的难童当作自己的儿女，用无私的母爱，关怀着战时保育院的每一个孩子。 当年，孩子们都叫她刘妈妈。60多年后，她关爱过的那些孩子都白发苍苍，他们亲切地叫她“抗战妈妈”。 她叫刘英碧。她的善良、勤劳换得了三任保育院长的关照。 这两天，66岁的王家萍在邀约人。她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重庆保育生联谊会勤务组成员。 王家萍家住江北区鲤鱼池街道大兴村，她是在邀约联谊会成员叶真容、崔遇宪等，正月初三一起到渝北区两路，为“抗战妈妈”刘英碧庆祝百岁生日。 王家萍说：“当年的保育妈妈，就剩下她一个了。她能长命百岁，是上天对她的恩赐。” 每月报酬7.5公斤米 她每天多洗十多套衣服，每月可多领2.5公斤米 11日中午，渝北区龙达街龙达巷2单元一私人住宅内。百岁老人刘英碧坐在藤椅上，面前的台式电烤炉被调到最低档，60多岁的儿媳艾生群紧挨婆婆取暖，并陪她说话。也许是电炉烘烤的缘故，刘老太太饱经沧桑的脸容光焕发。尤其是她听孙子王治说，当年的好几名保育生过几天要为她祝寿，她慈祥的面容透出美满的幸福。“好几十年了，她们还记得我，不容易啊！”老人一声叹息，陷入沉思。1938年，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之初，30岁出头的刘英碧辞去江北机械厂的工作，到保育会四川直八院（以下简称保育院）当了一名保姆，担当起照顾保育生的任务。保育院是国共两党共同设立的慈善机构，专门收留抗战时期的难童，包括抗战英烈的后代、失去父母的孤儿等，设在重庆原江北县水土沱，共有保育生四百多名。 刘老和另三名保姆负责为全院保育生洗衣服。那时不领工资，每月的报酬是7.5公斤米。刘老从小在农村长大，没读过书。但她能吃苦，干活卖力，动作麻利。由于有些年龄小的保育生不讲卫生，衣服穿得又脏又臭，另外三名保姆不愿洗。“她们都不洗，只有我洗噻。”刘老笑着说，她每天要比她们多洗十多套，这样，每月要比另外三名保姆多领2.5公斤米。 都喊她刘妈妈 她看到所有的人都面带微笑，一副慈祥、亲切的标准妈妈形象 “那个黄金玉……就像我的亲生女。”回忆起保育院的事，刘老就激动，结果不停咳嗽，一旁的儿媳妇一边给她捶背，一边给她喝水。 刘老边咳边断断续续地说，有一年，很多保育生得了一种“打摆子”的怪病，有的死了，“黄金玉最让我难忘——长得白白胖胖的，每每碰到小金玉，她都喊我刘妈妈，有时还对我撒娇。自从患上‘打摆子’，小金玉每次抽筋，就痛得不停喊刘妈妈，几天后小金玉死了。我打扫她房间时，一看到她平常穿的黄衣服，就想起她可爱的样子。她就像我的亲骨肉，我伤心了好久。” “刘妈妈就像我的亲妈妈！”现已80岁、身居武汉的任光旅在电话中激动地说，印象中，每天早上和下午，刘妈妈出入保育院的大门时，先听到“哐”地一声，然后就看见她背一大背衣服。她看到所有的人都面带微笑，一副慈祥、亲切的标准妈妈形象。“我们从小失去父母的保育生，都很亲近她。”

“保育生都喊我母亲刘妈妈。”事过60多年，刘老70多岁的儿子王军飞仍记忆犹新。当时，王军飞七八岁。因家里贫穷上不起学，他每天跟着小叔叔，到母亲工作的保育院捡炭。每次到保育院，他听到保育生都亲切地叫母亲刘妈妈。去的次数多了，保育院的老师和学生都认识了他，还经常请他到保育院吃饭。

“他到保育院吃饭还被狗咬过。”刘老接过王军飞的话说，那是夏天，王军飞光着上身，被保育院的几个学生喊去吃饭。不料被保育院的狗把腰给咬了一口，鲜血直流，几个月伤口才好，至今还留有疤痕。

努力工作赢得尊重

每次杀猪，除了她应得的一份，允许她再带一钵回家

刘老18岁时嫁到王家，共生有6个子女。但5个分别在四五岁时不幸夭折，只有儿子王军飞活了下来。嫁到王家时，公婆是个盲人，丈夫还有3个未成年的弟弟，一家人的生活由她和丈夫支撑。儿子还未成人，丈夫就因风湿病瘫痪在床，两年后撒手人寰。从此，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她肩上。她白天到保育院照顾保育生，把保育生的衣服背到嘉陵江去洗，晚上回家还要为一家人的生计操劳。

“在保育院工作的几年，我工作卖力，对保育生照顾得好，换得了三任院长对我的关照。”刘老回忆，第一任院长姓胡，一年后换成赵院长，最后换成朱院长。但赵院长呆的时间最长，也是对她关照最多的院长。她说，当时保育院每周要杀一头猪，让全院四百多名保育生”打牙祭“。那年头，肉很珍贵，对刘老那样的贫苦家庭来说，吃肉是一种奢望。每次，她都将自己那份藏在工作间，下班端回家给公婆、儿子和三个弟弟吃。后来，赵院长发现了她的秘密，被她的爱心感动，特把她带到厨房打招呼，每次杀猪，除了她应得的一份，允许她再带一钵回家。为感谢院长，刘老工作更加卖力，院里的脏活、累活，她总是抢着干。“我受了别人的恩惠，只能多干活来回报。”

“母亲工作出色，对保育生好，也是全院公认的。”王军飞称，母亲经常用自己的经历教育儿孙。因和三任院长关系好，保育院迁址南京前，朱院长叫母亲带着自己一起到南京，但母亲考虑到家中婆婆和几个叔叔没人照顾，婉拒了朱院长的好意。有一天，母亲像往常一样去上班，一到保育院，朱院长就告诉她，保育生全部转到了南京，还把剩下的2.5公斤米给了母亲。

“我当时好失落。”刘老接过儿子的话，“当时，我端着朱院长送给我的米，看着空荡荡的保育院，心里好难受。我舍不得他们呀！”

半世纪的牵挂

刘妈妈紧紧拉着几名满头银发的保育生，眼里噙着泪水

任光旅在保育院时叫任大兴。他出生河南开封，喜吃面食。当年，保育院吃的是糙米，他得了“打摆子”的病，刘妈妈照顾他时，每天特地悄悄给他煮面吃，还一口一口喂他。回忆起当年的情形，任老在电话那头不停抽泣。

他说，在保育院六年级那年的一个晚上，两名女老师突然被逮捕。他们怀疑是平常打扮妖艳的李医生告的密，以为她是特务，遂与部分保育生组成“死里求生团”，将李医生狠狠打了一顿。为此，他被保育院开除。由于走得仓促，他没能向刘妈妈道别。之后，他辗转重庆璧山、河南开封等地，最后定居武汉。半个多世纪以来，任大兴改名为任光旅，但他时刻都牵挂着刘妈妈，也在四处打听刘妈妈的消息，但每一封寄出的信都石沉大海。前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刘妈妈还健在，遂不顾年老体衰，从武汉来渝，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

保育院从重庆迁到南京后，刘老到原江北火柴厂工作，一直干到退休。因忙于一家人的生计，她很少与保育院的保育生联系。直到9年前，她才随儿子从水土镇搬到渝北区居住，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

前年，任大兴与几名保育生见到刘老，齐声喊了一声“妈妈”。刘妈妈紧紧拉着几名满头银发的保育生，眼里噙着泪水，半晌说不出一句话……

任光旅了却了半个多世纪的心愿。之后，他与刘妈妈相互留下联系方式，依依不舍地回到了武汉。每当想念刘妈妈时，他就打电话给刘妈妈。“我原打算到重庆为刘妈妈过百岁生日，因身体原因不能来了。”任光旅深感遗憾，但他表示，会为刘妈妈写一封祝贺信，以表达对老人的崇敬与爱戴。

⑤ 有人把中国比作华厦儿女的母亲,试着用一个比喻句阐释一个你对祖国母亲的印象

写比喻句：
祖国是中华游子们心中的港湾。
分析：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
本体是祖国，
喻体是港湾，
是比喻中的暗喻。

⑥ 现今中国和抗日战争时期比起来有什么差别

1，政治上现在的中国有统一的政党，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有国共两党，虽说版统一战线但权各打各，所以现在的中国政治上要比抗日战争时期稳定
2，经济上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抗日战争时期无法比较
3，军事上现在的中国各种高端武器都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武器装备没法跟世界相比的
4，唯独人员素质，或许抗日战争时期比现在强，抗日战争时期虽说战乱但每个中国人都不愿意离开生我养我的土地，现在的中国有钱没钱都想国外跑

⑦ 除了中国还有哪些国家把国家比作母亲

“祖国-母亲”是民.族国.家建构和爱.国主.义教育中最为常见的话语象征。作为一种“隐喻结构”，它通.过“拟血缘关系”映射.了个体与国.家间的关系，建构了国.家的合法性，也塑造了公.民的国.家想象和国.家认同。“祖国.母亲”是一个将人.伦伦.理转化为政.治伦.理的隐喻概念，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从历.史来看，“祖国.母亲”的政.治隐喻是在近代以来的民.族和民.主革.命中逐步建构起来的，她主要来自对欧洲政.治文化的移植。这一隐喻植根于西方的宗.教及政.治传统。晚清以来，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引入，这种国.家象征女性化的欧洲传统也传入中.国，法国及苏联政.治文化的影响尤其明显。这一隐喻的移植与内化也受到中.国自身政.治演变逻辑及文化传统的影响。

作为一个来源于人们生活经验的“实体隐喻”，“祖国.母亲”具体可感，这一隐喻因而被广泛传播和接受。但从历.史来看，这种人格化的、女性化的“祖国.母亲”隐喻，其出现的时间并不悠久。实际上，在汉语中，现代意义上的“祖国”这个词语是20世纪初才出现的。在之前的汉语文献中，“祖国”只代指“祖先以来所居之地”。

据考证，中.国人称呼自己的国.家为“祖国”应该是从清末的一批留日华人开始的。邹容1903年初在日本所作的《革.命军》中多次使用“祖国”一词。秋瑾也有“头颅肯使闲中老，祖国宁甘劫后灰”的诗句(《柬某君》)。梁启超则在新旧两种意义上使用“祖国”一词，在1902年所著的《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中，称“吾祖国前途有一大问题”。梁启超在1905年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也使用了“祖国”一词。实际上，“祖国”一词在20世纪之后的中.国才逐渐成为现代国.民国.家的代称，这当中应该经过了日语的中介。

而将“祖国”比喻为“母亲”并形成一个固定的隐喻结构则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事情，它最早在文学领域中.出现。闻一多的《七子之歌》对促成这一隐喻结构的形成及广泛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七子之歌》是闻一多于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一首组诗，作者有感于神州故土“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故作歌“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七子之歌》引言)。诗中将“祖国”比喻为“母亲”，将割让的殖民地比喻为“子女”，字里行间充满了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七子之歌》的广为流传，使“祖国.母亲”的类比在全国的白话文中流行开来，也标志着“祖国.母亲”这个概念隐喻的正式形成。

20世纪20.年代以后，“祖国.母亲”的隐喻开始慢慢向各种文本繁衍。仅在现代诗歌语料库中，就有16首重要诗人的作品中.出现过“祖国是母亲”的概念隐喻，出现频率非常之高。而经过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祖国.母亲”的隐喻得到进一步的使用和引申，通.过文学和艺术传播渠道，形成了一个以“祖国.母亲”为核心意象的抒情话语网络，其影响也从文学领域扩散至政.治社.会领域。1949年以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祖国.母亲”的隐喻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直到今天，它已然是我们语汇中的一种“超稳定结构”。

莱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指出：“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可以看出，“祖国.母亲”隐喻结构的核心是将“母亲”和“儿女”的血缘关系和情感体验投射和迁移至“祖国”和“国.民”的关系上，进而使后者的关系变得可理解和可体验。而从事实层面看，国.家和子民之间当然不可能存在血缘关系。

按照洛克、卢梭等人的说法，国.家与国.民实际上是一种契约关系，是通.过社.会契约而形成的共同体。国.家和“母亲”的角色也是有根本差异的。正如刘擎教授所言：“与父母之爱不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感远不如前者那样是一种自然的本能。因为国.家或民.族并不具有像家庭(以及宗族、部落、村落、地方社区甚至城市)那样的经验具体性和直接可感性。人们对国.家观念的理解，以及对国.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都不是‘现成的’而是‘养成的’。”但通.过“祖国.母亲”这一隐喻，“现成的”和“养成的”这两种东西融为一体，这正体现出隐喻的“创造性功能”。

“祖国.母亲”隐喻中的两种角色类型

布莱克(ВLack)认为，一个隐喻包含两个主体，即喻体和本体，或称为目标域(target domain)和始源域(source domain)。隐喻意义的产生是本体和喻体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一交互通.过映射(map onto)的方式进行。“映射”可以通.过“是”或“像”等语法和修辞手段唤.起“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祖国.母亲”实际上包含了“祖国是母亲”和“祖国像母亲”两种意象关联。这两种关联就建立在对本体和喻体的“相似性”的唤.起、建构和强化上。

作为喻体，“母亲”有多种形象和内涵，她既是伟大的、坚强的，有时又是柔.弱的、悲伤的。历.史地来看，“祖国.母亲”的隐喻所包含的形象、角色与“母亲”的内涵十分相似。在笔者看来，近代以来的“祖国.母亲”形象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强者”或者说“庇护者”的“祖国.母亲”；另一种是作为“弱者”或“被庇护者”的“祖国.母亲”。

中.国“祖国-母亲”的隐喻产生于近代以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语境下，国.家四分五裂，民.族危亡迫在旦夕，因此作为“弱者的母亲”是“祖国.母亲”最早的喻象。在闻一多的《七子之歌》中，“祖国.母亲”丢失了孩子，显然就是一个“骨肉分离”的“受难者”。

而“九.一.八”之后，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民.族主.义及其构建也掀起了新的高.潮。如同“中.华民.族”的观念形成一样，反帝.国主.义侵略和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加速了这一概念的形成。“祖国.母亲”的政.治隐喻也一样。正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一隐喻更加频繁见诸于各种文学艺术作品。

如1935年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我们的母亲太可怜了，一个天生的丽人，现在却变成叫化的婆子！站在欧洲、美洲各位华贵的太太面前，固然是深愧不如，就是站在那日本小姑娘面前，也自惭形秽得很呢！”在各种诗歌中，这一时期的“祖国”也频繁地以一位“受.辱”的母亲形象出现。如七月派重要诗人胡风1937年的《为祖国而歌》一诗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侮辱”“苦难”“眼泪”“呻.吟”“蹂.躏”“屈辱”“挣扎”等都是那一时期“祖国.母亲”隐喻的关键词。

1949年以后，中.国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祖国.母亲”的受难形象开始被新的形象所代替。“苦难的母亲”的喻体转变成为“新生的母亲”“强大的母亲”喻体。如冰心在《祖国.母亲的心》一文中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河山被开发了，和煦的东风吹拂着，遍地进散着新土的芬芳，崭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飞跃发展，我们多么需要更多的劳动双手呵！”

作家巴金在《我们伟大的祖国》(1959年)一文中将“祖国.母亲”的新生描述为“返老还童”，抒发了生活在新中.国.母亲庇护下的无比幸福之情。

孤儿们终于找回了自己的母亲，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在一盘散沙上面出现了。东方的天空中升起了一轮鲜红的太阳。祖国带着笑容站在我们的面前，展开两只胳膊，把我们大家全抱在怀里，而且抱得那么紧，一刻也不放松！我们中间哪一个不带着哭泣又带着笑声接连地唤“亲爱的妈妈”？哪一个不充满幸福地感觉到自己和祖国中间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国.家变了！社.会变了！人也变了！这十年来我们走了多么远的路程！这十年来我们有了多么大的变化！这十年来我们创造了多少移山倒海的奇迹！这十年来我们写出了多少振奋人心的诗篇！做儿女的并没有辜负这位返老还童的母亲，我们伟大的祖国也为了儿女们的幸福一直不停地向前飞奔。

可见，1950年代的“祖国.母亲”已经一改1949年.前母亲的“受难者”形象，面目焕然一新。而50年代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对于建构“伟大的祖国.母亲”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无数的作家、艺术家充满深情地歌颂国.家的伟大和祖国儿女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

尽管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曲折发展，但“祖国.母亲”的形象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1⑨80年代后，随着中.国与全球交往的增加及综合国力的提升，歌颂“祖国.母亲”的课文、歌曲、艺术创作及全国性的教育活动等有增无减，借助各种大众传播的力量，“祖国.母亲”的隐喻已经变得“日常化”，其形象也愈发“高大”。

“祖国.母亲”的隐喻结构具有重要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祖国.母亲”实质上是一种对母.子血缘关系的模拟和再现。从社.会生物学的视角看，血缘关系是建立在人类生物学基础上的最为亲.密的一种关系，尤其是母.子(女)关系，它几乎不需要借助任何.文化灌输就能形成紧密联结。

由于“祖国-母亲”模拟了这样一种具有生物学基础的血缘关系，因此具有一种几近“天然的”合法性。当“祖国”变成了“母亲”，“祖国”的合法性就建立在“母亲”的合法性之上，母亲的善良、慈爱以及对儿女的养育为“祖国”及“爱祖国”的正当性提.供了人.伦基础。显然，这一政.治隐喻彰显了良好的国.家形象，也界定了国.家与国.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那么，这个具有重要政.治功能的“祖国.母亲”的隐喻又从何而来呢？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国.家”或“民.族主.义”的观念在中.国古代就有，如《论语·微子第十八》中也有“父母之邦”的说法，但传统中.国是一个男权主导的“君父一体”的政.治结构。因此，“祖国.母亲”这样一种国.家象征的女性化现象，其渊源显然是移植自外部而不可能是从传统中内生的。

“祖国.母亲”政.治隐喻的欧洲渊源

中.国人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及爱.国主.义观念直到近代才开始形成。在此之前，中.国人只有朝.廷和“天下”的观念。19、20世纪之交，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意识才逐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

陈独秀在《实奄自传》中回忆，直到1902年八国联军以后他才知道世界“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而在此之前，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国.家”和“爱.国”为何物。正如梁启超指出的：“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中.国人形成现代的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观念，是受到西方民.族国.家及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所致。

姜义华先生指出：“近代国.家形态，就中.国而言，不是传统国.家形态在近代社.会发展基础上的自然转型，而是主要藉助对西方近代国.家的认同与移植建立起来的。”因此可以肯定，近代中.国“祖国.母亲”的隐喻也只能是从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话语当中借鉴而来。实际上，早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祖国.母亲”隐喻形成之前，在欧洲尤其是法国的民.族国.家话语建构中，“祖国.母亲”的隐喻早已出现了上百年的历.史。

欧洲“祖国”象征的女性化及其宗.教色彩

在西方，“祖国”一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的时代，从古典时期的patria，到现代政.治中的patrie，veterland，motherland，“祖国”的概念具有多重含义，也历经演变，这一词语浓缩了西方几个世纪的历.史与社.会变迁。

美国学者毛里齐奥·维罗里(Maurizio Viroli)在梳理西方爱.国主.义的历.史时指出：“现代的爱.国主.义话语是建立在古人遗产的基础上的。现代哲学家、历.史学家以及诗人都从古希腊罗马寻找爱.国主.义的宗.教与政.治内涵。”

在欧洲，“祖国”与“热爱祖国”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中详尽阐述了欧洲民.族主.义的历.史来源，他指出欧洲人对“祖国”的爱一开始就是与对宗.教的虔诚、对国王的虔敬关联在一起的。在中世纪的西欧，“爱.国主.义”根本上是一种基.督教情感。“不论当patria一词被解释成‘天国’，还是当它指代人出生的地方时，都是如此。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为了国.家而牺牲生命的虔诚越来越受重视。尘世间的祖国由于与宗.教有关系而被神圣化，因此它后来能够成为神圣的来源。”

法国学者吉尔·德拉诺瓦(Gil Delannoi)也认为，欧洲“为民.族献身”“为祖国牺牲”的现象和理念只有在欧洲浓郁的宗.教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否则难以想象。

理解欧洲的“祖国”概念要置身于其宗.教和历.史传统，理解“祖国.母亲”的隐喻也一样。早在16世纪，法国就出现了民.族主.义建构中的“法兰西母亲”的隐喻。倡导“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家将法国想象成一个妇女，一位母亲，她所生的孩子之间的宗.教冲.突撕.裂了她的身.体，蹂.躏了她的灵魂。

当时的作家也经常引用“法国.母亲”形象：“法国，艺术、武力和法.律之母亲，长年以来你用你的乳汁哺育我。”法.王亨利四世的医生热拉尔·弗朗索瓦(Gerard Francois)曾在给国王的名为《法兰西伟大躯体的病痛》献辞中写道：“陛下，既然上帝使我在血统和名字上都是法兰西人，因此……我最忠诚于我祖国的利益……当我看到祖国受到折磨的时候，我要给予她我力所能及的支持，这是每一个孩子天生就欠母亲的。”

1765年狄德罗第一版的网络全书中收录的“祖国”这一词条中就有：祖国是每一个人的第一个母亲。可见，祖国.母亲在西方观念认识中，具有普遍性的认识。

这种“祖国.母亲”的隐喻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并在大革.命时期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的建筑材料。在法国大革.命中，“救国”(la salut puВLic)的观念贯穿了始终。这个观念的背后是一种新型的国.家观念。祖国既是依法.治理的共同体，更是一种情感的共同体。圣茹斯特(Saint-Just)就将祖国这种共同体比喻成是“每个小家庭的圈子通.过那种子女对父母的爱一样的感情连接起来的整体”。

“祖国.母亲”及“祖国儿女”的隐喻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宣.传与动员中十分普遍。1792年2月1日，巴黎圣安托瓦郊区的公.民向议会捐献长矛，并发出呼请：“请接受我们的长矛和忠诚吧，尊重公共的意愿，这能拯救我们的祖国，这也是祖国儿女传达给主.权人.民代.表的心声。”

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更致力于将法兰西传统的女性形象转化为爱.国主.义的素材，他大力宣.传“祖国是所有人.民共同的母亲”这一观念。1793年12月15日当内战的前线传来13岁孩子因反.抗叛军而不幸被杀的消息时，罗伯斯庇尔立即决定以母.子意象来进行宣.传，树立“祖国.母亲”的公.民信.仰。1793年12月28日，他在导报上歌颂约瑟夫·巴拉(Joseph Bara)赡养.母亲为国牺牲的英雄事迹，称约瑟夫·巴拉“用其所有来回报母亲，再也没有比此更完美的例子用来激发对荣耀祖国和美德的热爱了”。

在法国大革.命后期，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使得罗伯斯庇尔急需建立一种新的公.民宗.教，以最大程度上实现国.民团结。这个新宗.教就是“祖国信.仰”。而“祖国.母亲”隐喻的构建，是这个公.民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这种隐喻不仅影响了法国，也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而传播至其他国.家。

欧洲“祖国.母亲”隐喻的原型

在笔者看来，欧洲“祖国-母亲”的隐喻主要有两个原型或来源：一是古代希腊罗马的“女神”崇拜。伴随着文艺复兴的出现，女神被视为一种精神象征，进而被整合进政.治民.族主.义的建构中。通.过拟人化手法来表达抽象概念的做法，是西方政.治社.会化中的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这一传统并没有因为反宗.教的政.治运.动而中断。

我们发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许多政.治象征都是女性化的。莫娜·奥祖夫在《革.命节日》中写道：“我们在革.命节日里看到，守护女神有自.由女神、胜利女神、理性女神和共.和国女神，虽然没有法兰西女神和祖国女神，但这个看不见的‘女神’却主.宰了整个节日。”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激进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希望在法兰西建立平等、自.由和民.主的共.和国，女神形象十分适合成为这种“政.治图腾”。法国大革.命将“高举着法.律和法兰西盾徽的女性形象”图腾化，这成为法国.民.族主.义建构的重要话语和象征策略。

这种象征和话语呈现在不同的传播媒介中。在美术作品中，法国绘画大师杜米埃创作了油画作品《共.和国》(1848年)，它表现了一幅“祖国.母亲”用自己的乳汁哺育她的子女——人.民的亲切的形象。这一隐喻主题在德拉克洛瓦创作的油画《自.由引导人.民》(1830年)、吕德创作的雕塑《马赛曲》(1836年)等艺术作品中也能观察到。显然这种大革.命文化是对法国文化传统中对女性或母性崇拜传统的转化。

这种转化和女性隐喻具有重要的大众动员功能，尤其在征兵与军事战争中，“祖国.母亲”的隐喻有利于武.装全体公.民以保卫祖国。正如法国学者吉尔·德拉诺瓦(Gil Delannoi)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所指出的：“近乎女神，要求其子女献身的‘祖国.母亲’，出现在平等主.义的社.会里，其中所有人都为民.族的有机整体服.务，而当民.族成为在历.史扮演其生命和命运角色的集体性人物时，这一专横的母亲便登上统.治者的宝座。”在女神般的“祖国.母亲”面前，每个平等的公.民，都需要为她奉献自己的一切。

欧洲“祖国.母亲”隐喻的另外一个来源就是基.督教中的“圣母崇拜”文化。例如法国人，对圣母的崇拜古已有之，它和王.权崇拜以及王.权的神圣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科莱特·博纳(Colette Beaune)考察了法国国王通.过百合花接受天恩和被神圣化的过程。百合花原是圣母玛利亚的象征，法兰西君主声称特别忠诚于她，因此，百合花就成了王室权威的象征。

国王.权威通.过象征性转移，“混淆了上帝之母和法国国王的形象。在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将国王们笼罩在玛利亚的神圣光环下。对玛利亚的崇拜同对国王的崇拜在贞洁的百合花标志中融合在了一起，它同时又是王室的标志。二者都由百合花来代.表，并统.一于百合花中”。

在现代意义上的法国.民.族主.义诞生以前，“国.家”与“国王”，“爱.国”与“爱王”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对祖国的崇拜”与对“圣母”的崇拜也是交织在一起的。在民间文化中尤其如此。我们可以从法国人对圣女贞德的崇敬中看出“圣母崇拜”对法国式爱.国主.义的影响。正如19世纪的浪漫史家儒勒·米什莱(JuLЕS Michelet)所指出的，贞德是法兰西民.族最初的祖国意象，近代法兰西的爱.国主.义诞生于这位女性身上，这显然不是偶然。

而在俄罗斯的斯拉夫文化传统中，女性崇拜的传统也十分悠久。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论述俄罗斯文化的特征时就曾指出“俄罗斯民.族之魂”的女性气质。在古罗斯接受基.督教以后，受原始女神崇拜及东正教“圣母崇拜”的影响，女性也被赋予了特殊含义。在俄罗斯文化中，女性因为她们美丽、强大而被赋予了“拯救”的使命。

“只有女性才能拯救俄罗斯”是许多俄罗斯文学、艺术的主题。在俄罗斯的东正教中，圣母崇拜更是十分普遍，这对俄罗斯人的国.民性格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苏联成.立后，沙俄时期的文化遗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继承。实际上，苏联的政.治宣.传充满了“弥赛亚主.义”的气息，对东正教传统中的仪式、隐喻和象征等都进行了吸收和转化。东正教和沙俄传统中的“圣母崇拜”和爱.国主.义显然也被苏联所继承和吸收。

实际上，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不久，就“创造性”地复活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就在1934年，这个一度被认为在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意识中身败名裂的‘祖国’一词，被布尔什维克恢复了名誉，而且注.入了新的内容，变成了‘社.会主.义祖国’和‘苏联爱.国主.义’。”苏德战争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与沙俄传统时代一样，女性形象被苏联有机地整合进了爱.国主.义的话语中，表现在教育和宣.传上，“祖国-母亲”的政.治隐喻在苏联十分常见。

在苏联的卫国战争期间，爱.国主.义高涨，“祖国.母亲的召唤”就是各种政.治宣.传中的重要主题，这在许多宣.传画中有所表现。1941年，由伊·莫·托依泽创作的《祖国.母亲在召唤》是这种政.治隐喻的代.表。宣.传画上隐喻“祖国”的“母亲”神情严峻，目光坚定，充满激.情，她正在号召她的儿女拿起武.器，打败侵略者。这幅宣.传画大量印刷，在战时发挥了巨大的感.召和激励作用。

另外如《红军战士，救救我们》(柯列茨基，1942年)，《红军战士，一切希望都在你们身上！》(依凡诺夫，1943年)等，表现的都是“坚定”或“充满期待”的母亲形象。苏联莫斯科国.家艺术出版局1948年编辑出版的《苏维埃宣.传画三十年》一书中说：“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苏联人.民这个主题是苏维埃宣.传画创作的中心主题。在宣.传画面前摆着的任务不仅仅是去影响观众的理智，而且也要去影响其感情、良心和意志。”

“祖国.母亲”的具象化无疑可以影响受众的情感。从宣.传效果看，这些宣.传画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激发士气、广泛动员的效果。

除了宣.传画，苏联“祖国.母亲”的雕塑也十分常见。1960至1967年在伏尔加格勒的玛玛也夫高地，苏联建成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英雄纪.念碑》，其中最壮观的就是《祖国-母亲》雕塑，它高达104米。“祖国.母亲”右手高举着利剑，左手直指柏林，意味着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扭转了苏德战争的局面。

在《祖国.母亲》雕像的下面，还建有一座圆形的纪.念厅，纪.念厅对面广.场的中心水池中的也有一座雕刻，题为《母亲的忧伤》，意喻着祖国永远怀念为国捐躯的英雄儿女。“祖国”的人格化和女性化，使“爱.国主.义”变得容易感知和理解。作为多民.族国.家，“祖国-母亲”的隐喻使苏联人.民能够团结一心，在战争及社.会建设中激发出强大的动力。实际上，这正是政.治隐喻的功能所在。

中.国对“祖国.母亲”隐喻的移植和内化

中.国对法国及苏联“祖国.母亲”隐喻的移植

与欧洲及苏俄相比，中.国历.史上没有尊崇女神及圣母崇拜的传统，女性化象征难以被铸入民.族国.家的构建话语当中。不过晚清以来，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引入和传播，这种“革.命化女性”的欧洲传统也传入中.国。我们可以观察到，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显然吸收了欧洲的这种政.治文化。

在晚清的政.治文化语境中，西方塑造出来的革.命化身的“女神”形象一度变成了中.国人口.中的“西方美.人”。在晚清西学东渐及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背景下，中.国人发现并热情引进了西方的“革.命女神”。当时出现了众多诸如《外国列女传》《世界十女杰》《世界十二女杰》等这类颂扬西方革.命女杰的编译著作。这些读物中的“西方美.人”既成为先进的中.国女性师.法效仿的完美典范与理想榜样，也成为知识精英构建爱.国主.义话语中的重要原料。

如热情鼓吹“欧风美雨返精魂”的秋瑾就以俄国的苏菲亚、法国的罗兰夫人等西方女杰作为“精神导师”。在秋瑾遇.害后，时人献诗“献身甘做苏菲亚，爱.国群推玛利侬”。台.湾学者刘人鹏对“西方美.人”在晚清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隐喻意义做过精彩的分析。在她看来，“‘西方美.人’与‘二万万女子’是在国族欲.望成为长生帝.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被生产出来的比喻”。

前苏.联《祖国-母亲》雕塑

⑧ 抗日战争时,妈妈是日本人的中国士兵

从伤亡比上来来看，是自1：6

整个八年抗战，中国军民英勇作战。
在敌后战场歼灭日军52万余人、伪军118万余人，合计171万余人。

正面战场歼灭日军约53万余人。

两个战场合计歼日军105万余人，伪军118万余人，总计223万余人。

连同投降日伪军232万余人，中国战场共歼俘（包括受降）日本军事力量455万余人（其中日军232万余人，伪军213万余人），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损失约占其总损失的70%。

⑨ 抗日战争时期有“中国”的概念吗

中国的概念从晚清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