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容 历史背景和意义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促使共产党以更加独立的姿态,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来探讨中国革命的实践,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其基本内容有：
⑴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抗战期间,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科学概念,以此为基点,构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框架.毛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从客观上来讲,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因为它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并不是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而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特殊性质的社会具有过渡性,它的目的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社会.
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毛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方案都是行不通的；同样,现阶段社会主义的条件也不具备,只能建立一个全国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国家制度,即使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①在政治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有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②在经济上,要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于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发展“友谊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富农经济.以此消灭旧的经济制度,建立以国营经济为龙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③在文化上,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和总路线的基本内容.1948年,他在《再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的表述了总路线的内容,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的主要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根本动力是工人和农民.
3、新民主主义的领导
由于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任,历史的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
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性的关于中国革人民革命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指导思想,具有伟大的意思.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解决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落后的半殖民的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科学地回答了近代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正取得的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发展理论问题,揭示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极大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是20世纪继俄国十月革命社会主义以后改变世界面貌的伟大历史事件.
『贰』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共产国际太教条，不是根据现实制定好的策略，而是按照某主义进行内指导，就像买容鞋，买小了不是去换鞋，而是砍脚一样，还有枪杆子里出政权，那得看什么时候，那是被歧视，不平等的人才有的想法，在一个平等自由的地方，不满的话或者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只要是好的，合理的，有建设性的，那么就可以成为，，不用在用枪打。
『叁』 毛泽东什么时候参加的抗日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发表宣言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号版召群众一致抗日。1935年华权北事变后，中共共产国际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毛泽东也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报告，指出中日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所以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民主战线的发起人。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通电，团结全国人民，国共两党合作，一起抗日，1937年9月11日，国民党公布了国共合作宣言，抗日统一战线建立。
这里的毛泽东代表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如果说具体的年月日的话，可以说就是1937年9月11日那天，不光是共产党那天参加抗日，国民党，全国人民都是那天正式的抗日，这里的抗日指的是对日宣战！
希望这些可以帮到你！
『肆』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
毛泽东从来十分重视俄国的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存在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十分重视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下面一段话是毛泽东在1949年所写的几乎人人都知道的话：“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
在十分尊重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同时，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十月革命的模式强加在中国革命头上、要求一切照办的倾向，坚决反对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按照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利益在中国头上挥舞的指挥棒。
中国共产党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的道路，从而取得胜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在也已经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如果不拒绝和抵制那时的苏联领导人的指挥棒(在1943年以前还有共产国际的指挥棒，或者说是苏联领导人经过共产国际的指挥棒)，如果把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模式看成是不可逾越的、唯一应当遵循的模式，那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自己的道路是不可能找到的。
正因为毛泽东既尊重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而又不迷信苏联的主张和经验，并且和这种迷信进行坚决的斗争，所以他成为创造性地找到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并且领导这个革命取得胜利的伟大领导人。他又是首先倡议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己的道路的伟大领导人。
1942年毛泽东在党内发起整风运动，其目的主要在于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针对30年代前期在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指出，绝不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字句当成教条，而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提出整风当然只是对中国党内来说的。但他对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的批评却不能不具有较广的涵义。30年代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实际上是把从莫斯科传来的任何意见，不管它是如何违反中国的实际，一律看作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除此之外不可以考虑别的。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语句当作教条，也是从他们在莫斯科的老师传授来的。
发起整风运动前的1938年，毛泽东就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他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②
中国的革命当然与别的国家也有共同性。在共同性方面，苏联和共产国际曾给予中国共产党人以有益的帮助。这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和在它的幼年时期。那时中国共产党人十分缺乏经验，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之甚少。例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殖民地附属国一样，当时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样的认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从苏联和共产国际学来的。这样的认识虽然十分重要，但是仅靠这种一般性的理论，而不真正懂得中国的具体实际，是不足以指导中国革命的。1927年中国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其原因固然在于当时革命和反革命的社会力量对比形势，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当时还没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也同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在遥遥的远方，只凭抽象的观念对中国革命发号施令有关。他们派驻中国的代表，虽然自居于中国革命指导者的地位，但由于不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越到复杂的关键时刻，越是只能瞎指挥。
在30年代前期，共产国际及其官员对中国革命瞎指挥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危害。这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比较有了独立的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共产党这时没有能力抵抗从莫斯科来的指挥棒。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个官员的指挥下，几个毫无经验的年轻的留苏学生(以王明即陈绍禹为首)取得了党内的领导地位。他们完全不顾中国的国情，按照他们的师傅的旨意，在中国党内推行一整套的“左“倾的路线。在军事上他们也抛弃了毛泽东等同志领导创造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而把红军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经验的外国军官。结果是在1927年的惨败后几年间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奋斗所创立起来的可观的基础(包括红军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工作)几乎全部覆灭。如果不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纠正了“左”倾路线，更换了党的领导，扭转了局势，那么长征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显然将处于极端危险的局面。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革命问题的划时代的标志。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中国革命又一次受到来自共产国际的扰乱。在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中任要职的王明被派回国，他带来了一套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拉向右转的思想和措施。由于王明有苏联和共产国际做后台，所以党很不容易地才克服了他的这种错误倾向的影响。抗日战争的全部过程证明：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但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定地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必须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和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这样才能保持统一战线，直至抗战胜利。如果放弃斗争，一味乞求团结，统一战线必败。王明企图在中国党内推行右倾路线虽然失败了，但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所执行的全套策略，始终不能理解并表示怀疑。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和西方各国相对而言的特殊性)，中国革命必然出现许多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从来没有的新奇的事情。最显著的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到经济上很落后的农村中，发动农民组织革命武装。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的具体情况出发，以对中国的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为依据，毛泽东得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新思想。没有巨大的理论勇气，是不可能提出并坚持这样的新观点、新思想的。一般地说，提出新观点、新思想总要冲破一些旧的传统观念，所以要有理论勇气。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点教条化，以至成为束缚人们的头脑，限制人们的实践的框框的人就是当时举世公认为对解释马克思主义最有权威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敢于并能够冲破这种束缚是很难做到的。
由此可见，为什么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总是把毛泽东在40年代初发起的整风运动看成是可疑的异端。虽然毛泽东在整风中说的只是中国党内的问题，并不涉及其他。但是第一，整风运动中主要受批评的是王明这个苏联和共产国际视为宠儿的人；第二，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有一些死守马列书本，依据俄国经验的现成的公式。例如，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就要以城市为中心，解决中国问题似乎也只需并只能依照这个公式。而毛泽东发动的整风，实际上就是向这种公式挑战，否认这种公式。
毛泽东在1941年5月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是说明整风运动的基本思想的第一篇文献。这篇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党内有些“言必称希腊”的人，说他们“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③。这里所说的“希腊”，实际上恐怕就是指苏联。固然在这篇报告中高度评价了斯大林主持编撰的《联共(布)党史》，这种评价是否适当是可以考虑的，但是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④可见他并不把苏联的经验当成普遍适用的经验。他所重视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邓小平说：“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⑤如果中国革命不是走这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而是按外国的权威判定的天经地义来进行，抗日战争就不可能持久进行，1949年的胜利也完全不能想象。
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在解散前的几年中，它对中国党的干涉越来越少。周恩来说：“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⑥
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做法至少是有怀疑的。他们不大能理解农村游击战争的意义，不大能理解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如同他们不大能理解在统一战线中又斗争又团结的策略一样。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苏联领导人不相信中国革命能够取得彻底胜利，而且认为中国革命不宜取得彻底胜利，这和他们对世界形势的错误估计有关，也与他们一贯地不能理解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有关。毛泽东在指出对斯大林应作“三七开”的评价(“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时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斯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⑦周恩来曾说，斯大林虽然有时对中国党有不恰当的怀疑，但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⑧。这都是说，直到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胜利时，斯大林还对中国共产党抱着很深的怀疑。这种怀疑显然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内最具有理论创造能力的领导人毛泽东的身上。邓小平说：“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⑨中国党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顶住国外来的压力，主要应该归功于毛泽东。
邓小平十分恰当地指出：“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⑩对这个功绩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为过。中国革命是经历多次失败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领导下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才能取得1949年的胜利的。所以邓小平又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1956年，人民中国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面临着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在这以前，从1953年起，一方面进行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已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方法和政策是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的。这虽然是全新的事情，但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分得土地的农民实行组织起来的经验，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团结政策的经验，都有助于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路子。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建设，基本上是采取苏联的经验。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有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中所得到的一些经验，显然是不够用的；而中国旧社会在这方面也没有留下多少可供利用的经验。
毛泽东在1956年4月所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这里所说的过去少走了一些弯路，可能是指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可能包括民主革命的胜利。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应该接受苏联的哪些教训呢？中国应该在哪些方面和苏联不同呢？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具体提到下列几点：第一，“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第二，“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目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第三，“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也没有。”在这篇讲话中还提到，“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第四，“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第五，“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第六，“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指“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的问题——引者)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经常在党内告诫，绝不要学苏联那样建立一个从上到下，垂直系统，脱离各级党的领导的“安全”机关。第七，“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里所说的“有些国家”指谁是明显的。这篇文章还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他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个基本方针的提出，是和接受苏联的教训有关的，当时毛泽东已经看出那种过分集中，一切由国家计划来安排的经济体制，那种也是过分偏于统一集中的政治体制，那种把社会主义经济和世界其他部分隔离开来的倾向，不足以动员国内外一切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因而是不可取的。由此，毛泽东认为，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找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符合于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在那时可以说是一种惊世骇俗的意见。那时和那时以后，苏联的领导人和理论界都把苏联的模式看成唯一可以设想的模式。世界上反对社会主义和赞成社会主义的人几乎无不是这样以为的。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把苏联模式的弊病，看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弊病，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一般都以为，要搞社会主义就得照苏联的模式做。
当然，知道要避免苏联的缺点和错误，企图走另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等于已经找到了这条道路。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相当长的曲折道路，经历了多次的挫折和失败，由于总结了自己的经验，特别是挫折和失败的经验，才能够终于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自己的道路，走向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不可能不是这样。
毛泽东在上述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到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还说到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等等。这些是突破苏联模式的新的思想的萌芽。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当时也有种种新的想法。例如陈云在1956年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11)(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而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为补充)。但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想法，要发展成为足以代替旧的体制的新的体制，还必须经过一个实践的过程。
1980年邓小平曾接见一位意大利记者。这个记者在问到毛泽东是否犯过错误时说：“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抄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小平同志精辟地从原则上做了答复。但没有具体提到“照抄苏联模式”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确曾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而且是相当严重的影响。但毛泽东恰恰是最明确地主张不要照抄苏联模式的一个领袖。在毛泽东领导下，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拒绝苏联领导人所肯定的“天经地义”，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这个经验使毛泽东确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找出自己的道路。事实上，他是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错误，直至“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但他犯的不是照抄苏联模式的错误。他是要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为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新的道路进行探索，在探索中走入歧路。正因为走入歧路，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也就不可能使中国摆脱苏联的模式。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说：“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这话也应该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在利用前一时期的经验的时候，当然必须区别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情况。在建设时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法，和以往的革命时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把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不加分析地套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以为这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那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在民主革命时期，通过和广大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的阶级斗争观念，动员和凝聚了群众的意志和力量，并且在广大群众的政治热情发动起来以后，就产生无穷无尽的摧毁敌人的力量。但是这种经验不能简单地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只用政治方法来动员群众，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就造成了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至“文化大革命”这些错误。这些错误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了许多弯路，受到许多损失。
如同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样，中国共产党人也在社会主义时期从错误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在1976年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过去20年的经验，特别是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危险局面的“左”倾错误的经验，纠正了这些错误，终于弄清楚了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找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一套方针政策。
现在回顾历史，可以看出，从1957年开始的20年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走上曲折的道路，犯了许多错误，其发端在于不按照苏联的模式走完全一样的路，而要另辟蹊径。那么我们在评论历史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认为本来不应该怀疑苏联的模式，本来可以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做，那就可以避免我们曾经犯过的这些错误。我以为，如果进行这样的评论，那是完全错误的。
在1956年，在中国面前可以说是有两条路好走。一条路就是我们实际上在这20多年里走过的路，另一条路就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认为中国应该走这另一条路的至少是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如果走这条路意味着什么呢？那不仅意味着中国会走上一条不是那么健康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意味着中国会成为在苏联指挥棒下的一个大的“卫星国”。在建设中遵循苏联的样板和成为它的“卫星国”，虽然并不是一回事，但的确是密切联系的。历史表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已经惯于按照自己的意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指挥一切。斯大林的后继人并没有对斯大林的正确和错误进行科学的分析，他们在一笔抹杀斯大林的时候，继承了斯大林的许多错误的作风和做法，而且变本加厉。其中也包括自居“老子党”的地位，以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干预和支配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中国才没有沦为苏联的“卫星国”。
从50年代后期起，毛泽东不顾苏联方面来的异议，坚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也警惕地注视着苏联领导人日益加剧的对中国的敌视。赫鲁晓夫以逐出教门相威胁，直接向中国提出了侵犯中国主权、控制中国命运的要求，毛泽东领导全党对此作出了毫不妥协的答复。我们现在不来评论60年代初期中国和苏联两党的大论战中的细节。应当说，中国共产党方面在这次论战中提出的有些论点并不完全正确。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维护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按照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道路的权利，是完全正确的。把运用一切手段直至武力来维护自己的指挥棒的权威的苏联称作社会帝国主义，也并不过分。由于赫鲁晓夫和他的继承人勃列日涅夫坚持这种社会帝国主义的立场，由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维护党和国家应有的独立和主权的态度毫不含糊，中苏两党的决裂成为不可避免，并且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毛泽东在60年代初期做出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不惜和苏联决裂的决策，是经过反复的、慎重的考虑的。当时的苏联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他的指挥棒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很能生效。所以做出上述决定不但要准备遇到从北方来的侵略势力，而且要准备在世界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就中国国内来说，要转变向来普遍存在的对苏联的崇敬，也不是容易的事。毛泽东一生曾遇到许多艰难复杂的局势，要求他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个决策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有长远历史影响的、足以表现出他用远大的眼光解决最难解决的问题的才能的伟大决策之一。在1989年以前，也许还有人怀疑这个决策是否完全正确和必要，但是经过了1989年到1991年从东欧到苏联的一系列剧烈的变化以后，恐怕再没有人能低估30年前毛泽东在中苏关系问题上做出的决策。如果那时不做出这样的决策，如果中国在那时走上上述两条路的第二条路，以至成为苏联的“卫星国”，那么后来的结果会是怎样？对这样的问题要是进行讨论，大概很多人会做出同样的答复。至于在苏联解体前不久，由于各种情况已和30年前不同，中国和前苏联的关系正常化当然是必要的，这为今日中国和原属苏联的各国保持正常友好关系打下了基础。
的确，中国在30年前走上上述的第一条路之后，由于独立地探索自己的道路，因而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党和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面临着危亡的局势。为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些曲折和错误而懊丧，是无益的。如果说，这两条路都不可取，最好在1957年直接走上1978年以后的路，这样的假想也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我们已经经历了许多曲折和错误。我们正是从总结这些曲折和错误，才找到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的道路。之所以能这样做，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具有从自己的错误经验中学习的传统。这种可贵的传统的形成，是和毛泽东分不开的。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党所反复犯过的多次错误为借鉴，确立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曾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缺点，试图加以纠正。但因为对错误的认识还不透彻，因而未能有效地纠正。在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虽然他已开始感到，这场所谓革命，至少不像他原先所设想的那么完满，但是他已来不及进行总结，只能把这个任务遗交给后人。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党的新的一代领导人，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继承了毛泽东的正确的基本思想。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以后，立刻就出现了这样一代新的领导人呢？这一代其实就是毛泽东自己所培育出来的。他们是在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并且是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人邓小平，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团中的一员。
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1979年起的十几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当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抱的想望正在逐步成为现实。他的想望就是中国能够避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以符合中国情况的方式，把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得更快更好些。他还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不应该像苏联那样只有国家的一个积极性，而应该把全社会的一切积极力量动员起来。在国际上，也要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8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发现：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话。这时，“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经临近尾声，但谁也不知道局势将如何发展。据说那年6月13日毛主席讲的这段话，说的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后事。他是这样说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是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这是指台湾——引者)收回罢了。”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塌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固然很难说，但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
毛主席在那时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显然已不是那么绝对自信。但是他的看法和历史的定评，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对毛主席所说的两件事，历史的定评是：前一件事
『伍』 抗日战争统一战线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有何不同
1 不同点：
两次国共合作方式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形式.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具体形式：形式上为国民政府领导,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保持着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两次国共合作政治基础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为合作的政治基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两次国共合作的结果不同：
第一次国共合作由于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而中途破裂.
第二次国共合作则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结束.
两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的成熟状况和采取的方针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缺乏理论修养和斗争经验,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放弃党对统一战线及革命武装的领导权,导致大革命失败和中国共产党遭到血腥镇压.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国共产党已从幼稚转向成熟,当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再度破坏统一战线时,中共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对国民党的反共军事进攻坚决反击,同时继续争取同国民党维持国共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相同点：
背景相同：都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里.
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相同：两次国共合作都是在中共的推动下实现的,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更是一个首倡者.第一次合作时,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缺乏理论修养和斗争经验,没有自己的军队和根据地,带着“二七”惨案的教训寻求与国民党的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共产党经历了国良革命的失败和国共十年对峙时期的挫折,在政治上已经成熟,拥有自己的军队和根据地,从民族大义出发,放弃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政策,主动与国民党合作抗日.
共产国际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国际不仅提出了具体策略,还派代表直接帮助.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起到了指导作用,但在具体行动方案上则体现了中共的独立自主.
都经历了复杂的内部斗争：第二次国共合作以新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它是国民党的政治纲领,与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存在原则区别.随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国共两党的分歧必然显露.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但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来约束双方.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必然面临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选择.
都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的国民革命,虽然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不少条件,毕竟因国民党右派叛变和共产党政策失误而最终失败.第二次国共合作不仅完成了抗日大业,而且革命力量的壮大和党的建设的成效为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基础.
『陆』 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党的重大决策，是共产国际确定，还是我们自己决定
自己决定，在遵义会议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确立后，中国革命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不是奉行本本主义，照搬俄国城市革命论，在此之前，共产国际派出人员对我国革命进行指导
『柒』 共产国际和苏共是什么关系
原则上说，不是。来共产国源际在原则上是各共产党之间的联络和协调性国际组织，可以理解成各家共产党的国际峰会，苏共只是这一组织的成员之一，和其他共产党地位相同。
实际上，是。基本上，共产国际核心成员是由苏共委派的，因此共产国际在实质上是苏共把持全球无产运动、传递苏共指示给其他共产党的工具。
『捌』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的关系是什么状况
抗日战争结束初期，双方维持着表面的合作关系，但到了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国共关系完全破裂。
附：国共两党关系史
一、国共关系的演变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1927年大革命时期）
1．合作原因——反帝反封建的共同任务
①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②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 ③共产国际的推动。
2．标志：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3．影响：国民大革命迅速开展并取得重大胜利，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
4．破裂
①原因：两党不同的阶级利益，阶级矛盾上升。
②表现：1927年4月12日，蒋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7年5月，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二）十年内战时期（1927—1936年土地革命时期）
1．国共的对峙
（1）表现
①政权的对峙：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建立；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
②屠杀与反屠杀：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
③“围剿”与反“围剿”：1930年到1933年，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五次“围剿”，中央红军取得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长征（1934．10～1936．10）。
（2）影响：给日本侵华以可乘之机。
2．国共两党由对峙走向合作
（1）原因
①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不断上升。1935年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②**的推动：1935年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底，**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开会，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标志：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三）第二次国共合作
1．原因：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2．形成：
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发表宣言，提出要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②1935年**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③1935年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④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⑤1937年“七七事变”后，**发表抗日通电，号召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⑥1937年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表示准备抗战；
⑦同时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
⑧1937年，国民党公布**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3．合作的标志：1937年9月，国民党公布了国共合作宣言，两党再次合作。
4.作用：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四）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国共双方的决战
1．根源：①阶级利益的差别，阶级矛盾的上升。②美国的干涉。
2．标志：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国共关系完全破裂。
（五）国共两党的长期对立（1949—1979年）
1．原因：阶级利益的不同，外国反华势力影响。
2．影响：海峡两岸处于分裂状态。
（六）国共关系的缓和（1979年以后）
1、原因：“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全国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中国国际地位提高。
2．表现：（1）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采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方针；同时，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
（2）应**中央和**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于2005年4月26日至5月3日来南京、北京、西安、上海参观访问。国共两党从1949年内战以后，隔绝了56年。这次连战到大陆来，给两岸关系的改善带来积极的影响。连战大陆之行将揭开两党合作新的篇章。让人们看到了两岸关系出现的新曙光（3）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4）1980年以后，海峡两岸交流日益频繁。
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
1．**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19．5～1927．7）
（1）对策：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2）依据：亚非民族解放运动高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帝国主义采取了“以华治华”政策，北洋军阀实行黑暗统治，因此广大民众与帝国主义扶植下的北洋军阀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3）作用：国民大革命运动不断发展，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统治。
2．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7～1937．7）
（1）对策：武装反蒋→抗日反蒋→逼蒋抗日。
（2）依据：随着法西斯上台与扩张，蒋介石推行屠杀共产党，“绝对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等政策，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逐渐转化为民族矛盾。
（3）作用：**获得了人民拥护并开辟了新道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3．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
（1）对策：联蒋抗日。
（2）依据：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矛盾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社会各阶层、各阶级都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中，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3）作用：国共两党基本上能并肩战斗，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4．第三次同内革命战争时期（1945．8～1949．10）
（1）对策：自卫反蒋。
（2）依据：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和美国推行扶蒋**的政策以及国民党坚持内战独裁方针，**领导的广大民众与美蒋反动派的矛盾成为最主要矛盾。
（3）作用：**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5．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0～1956．12）
（1）对策；彻底倒蒋。
（2）依据：由于美国推行霸权政策和对新中国采取扼杀政策，国民党又垂死挣扎，因此，**领导的广大民众同国民党残余势力、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3）作用：**通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不但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且使人民民主政权得以巩固。
三、分析认识
1．影响国共关系的因素
（1）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两党就有结束对抗走向合作的可能。
（2）两党的阶级性质不同，是国共关系矛盾、斗争直到分裂的根本原因。
（3）国际政治势力的态度与国际环境的影响。进步的国际政治势力和有利的国际环境能够促成两党之间的合作；反之，反动的国际政治势力的插手，又会加速两党关系的破裂。
2．国共关系的认识
1924～1949年，国共两党关系呈现“合作—分裂—再合作—再分裂”的曲折发展历程。
“分则两伤”：国共长期分裂内战，损伤国力，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疯狂进攻红色根据地，导致日本帝国主义乘隙而入，严重影响了中华民族独立，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抗战结束后，两党内战再起，国民党败逃台湾，海峡两岸长期对峙，致使中华民族至今尚未完成统一大业。可见，国共分裂严重影响国家独立统一、综合国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高。但是，我们应看到：国民党是挑起分裂的罪魁。
“合则两利”：民族的独立统一高于一切，没有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就没有各阶级、各党派的前途和利益，这是全体中国人的共识。大革命时期，北洋军阀统治阻碍着中国统一，中国人民和北洋军阀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团结奋战，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30年代，日本侵华威胁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国共两党“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为此，国共再次合作，并肩抗日，正因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共同抗战，中国人民才取得了近百年来第一次反帝斗争的完全胜利。
总之，合则有利于民族的兴旺和崛起，分则对中华民族来说是战争和灾难，两党为了民族利益，应当再次合作，为了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3．国共两次合作的异同点：
相同点：（1）都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里，都面临共同的强大敌人, 都由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决定。（2）都是在**的推动下，共产国际的积极促成下实现的。（3）都大大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不同点：（1）背景不同：前者是封建军阀割据，阶级矛盾尖锐；后者是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最主要的社会矛盾，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2）合作对象有异：前者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后者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亲英美派。（3）政治基础不同：前者是新三民主义，后者是共同抗日。（4）斗争对象不同：前者要打倒北洋军阀，后者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赢得民族解放。（5）合作的阶级基础有异：前者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后者包括一切赞成抗日的阶级和阶层，具有广泛的民族性。（6）作用和结果有异；前者推动工农运动发展，保证了北伐战争胜利进军，但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后者坚持到抗战胜利，成为抗战胜利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