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山抗日战争

⑴ 桂林的抗战历史

广西抗日战争历史综述——漓水岸边退强敌
1944年4月～12月，侵华日军为了打通从日本经朝鲜到我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又到越南、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大陆交通线，发起了“1号作战”攻势。中方称之为豫湘桂战役，在广西部分则称为桂柳会战（1944年9～12月）。日军企图打通湘桂、桂越一线，同时由于中美空军在桂林、柳州、南宁以及平南丹竹建有空军基地，不断轰炸日本、台湾和华中、华南敌占区，给日军造成很大威胁。因此日军要摧毁这些空军基地。日军以冈村宁次为第六方面司令官，指挥横山勇的第十一军（辖六个师团）、田中久一的第二十三军（辖两个师团），另有二个独立旅、第五航空军，兵力共约18万人，于1944年9月上旬以第十一军主力集中于湘桂路沿线，一部集中于湖南道州；第二十三军主力沿西江上肇庆、都城结集，以第二十三旅团集中于雷州半岛，对中国第四战区的桂林、柳州、南宁分进合击。
灵川保卫战
中共地下党亲赴前线指挥，血战8昼夜，毙敌1000多人
中国军队第四战区先后调集夏威的第十六集团军、邓龙光的第三十五集团军、杨森和汤恩伯的第二十七集团军，兵力共16个军40个师，约16万人。双方摆开会战架势。
由于参加桂柳会战的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蒋、桂、粤）斗争激烈，各自都想保存实力，让别人去同日军死拼，自己坐等胜利，因此不顾大局，不协同作战。广西是桂系的根基。会战前白崇禧在桂林，提出“固守桂林三个月”，蒋介石同意，并规定由他的嫡系九十三军守全州，桂军守桂林，粤军守柳州。9月11日从湖南而来的日军第十一军进攻广西全州黄沙河。我方第九十三军奉命在全州要隘屯粮储弹（全州有华南最大的军需物资仓库），阻击敌人三个月，但与敌军一接触，未经激战即放弃黄沙河阵地。军长陈牧农下命烧掉全州军需仓库大批物资，13日全军退却，放弃全州。敌军占全州后即兵分两路直取桂林。9月27日日军十八师团进犯兴安，九十三军在此抵抗了3天，兴安失守。14日日军攻灵川，九十三军荣誉八师和第十师为雪全州之耻，奋起拒敌。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韩钵成（中共秘密党员）驰赴前线指挥，亲自指示美机前来轰炸日军，步兵英勇血战8昼夜，毙敌1000多人。日军五十八师团在湘桂线正面受阻，转兵东向。
桂林巷战
中国守军与日寇激战于七星岩、独秀峰、伏波山等处，中国守军5665人壮烈牺牲
在日军到桂林城之前，白崇禧与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发生矛盾，白修改了张的城防计划，把自己的亲信和精锐部队二个主力师调出桂林，说要在平乐附近阻击进犯桂林之日军。此举削弱了桂林守城兵力。白崇禧布置完毕，即于9月28日坐飞机回重庆去了。守城兵力不足2．5万人，其中1／4是新兵，但是守城官兵士气高昂，加紧修筑工事，准备与日军决一死战。日军以五个师团兵力先将桂林外围阵地击破，11月4日占领桂林城南外围阵地，用大炮轰城。6日，日军四O四师团一部攻占了七星岩一半，我军三九一团团部退入洞内。在城北，日军五十八师团的坦克冲近北门，被守军击毁2辆。7日，日军四O四师攻占七星岩山顶，继续攻击同乐山、普陀山、七星岩山洞等处，遭到守军顽强抵抗。9日清早，日军重炮又对独秀峰、风洞山、老人山一带进行猛烈轰击，敌机7架也飞来袭击市区南部。守军炮兵英勇还击。炮战后，日军五十八师团进攻北门，被北门外石山上守军击退。下午16时，日军一个中队拚死冲上伏波山，双方短兵相接，日军伤亡惨重，只剩下10多个日兵，但守军也伤亡殆尽，下午17时伏波山被日军占领。日军强行渡过漓江，突入盐行街，与我军进行巷战。德智中学以西我军阵地尽失。9、10两日突入盐行街的日军扩大战果，向核心阵地王城进攻。10日下午，城防司令韦云淞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晚上弃城突围。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参加会议回师部后，向部下交待说：我们要与桂林共存亡，假如我死了，由副师长、参谋长指挥。阚师长说完后，即到电话机房内开枪自杀。阚师长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令人钦佩。当夜，守城部队大部分向西突围退出桂林。11日上午8时，市内战斗终止，桂林守卫战结束。据当时日军统计，守军战死有5665人。这些烈士为抗击日军入侵、保卫桂林城作出了牺牲。
“八月决定”
提出“一切为了建立抗日武装”、“一切为了发展游击战争”的口号，形成了全省规模的抗日游击战局面
日军在攻占桂林后，经永福、中渡、黄冕、雒容进攻柳州。国民党各派系为了保存实力，不作坚决抵抗，11月10日弃守柳州。柳州陷落后，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带领部队退到宜山，广西党政军许多机关也迁到宜山。日军趁南宁没有国民党正规军的机会，于11月24日占领南宁。当时南宁市民事先疏散比较彻底，日军占领了一座空城。由于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以及上层的腐败，导致了桂柳会战的失败。日军占领了广西省会桂林及64个县，为了搜刮物资以充军用，进行疯狂的掠夺，并且四处烧杀奸淫，对于敢于反抗的群众则进行残酷镇压，制造了一桩桩惨剧与血案。广西第二次沦陷期间，与国民党军队消极避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民众进行抗日。在1944年8月，当日军逼近广西的时候，中共广西省委就作出《八月决定》，提出“一切为了建立抗日武装”、“一切为了发展游击战争”的口号，动员广大群众武装保卫家乡，号召党员组织群众拿起武器杀敌。在此情形下，广西各地出现了一批由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这些抗日游击队、自卫队、义勇队同民众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全省规模的抗日游击战局面，给日本占领军以沉重打击，使其不得安宁。
光复广西
日军大势已去，无心恋战，国民党第二、三方面军开始反攻，收复失地
1945年4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之前，日本大本营密令驻广西日军于5月开始撤退，收缩到华中、华北。国民党在国内外压力下，也准备反攻作战，3月份将全国军队编为4个方面军。其中第二方面军在桂西，司令张发奎、副司令夏威，辖三个军，5月间发现日军开始收缩防线，于是桂西的二方面军张发奎部、黔南的三方面军汤恩伯部开始反攻。此时已准备撤退的日军无心恋战，因此反攻未遇太多抵抗。4月下旬第二方面军收复都安、进迫南宁，5月27日第六十四军光复南宁，并派出部队沿邕龙公路追击逃往越南的日军，7月3日收复龙州、凭祥。日军主力部队向柳州退却，我军主力同时跟进。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于5月上旬向河池、黎明关攻击，收复河池、宜山。当时各路均向柳州攻击，6月29日攻占柳州，日军向桂林溃退。我军沿柳桂公路向桂林攻击前进。第三方面军分向全县、兴安进攻，占领后向桂林近郊推进，协同友军围攻桂林，7月28日进占桂林。中国军队继续追击逃往桂北日军，8月6日收复兴安。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全县还有日军据守。8月17日拂晓第一三三师向全县发起进攻，10时攻入城内。日军向黄沙河及湖南东安逃窜。8月18日第二十军一三四师收复桂北黄沙河。至此，广西全境光复。

⑵ 史料记载的“普陀佛光”曾让日寇仓皇而逃是真实的吗

普陀山在浙江省的舟山群岛上，当地的管理局里还保存着关于这件事情的记录，所以这件事有据可考，是真实的。事情发生在1944年的7月，当时有将近八千名日本军在普陀山附近登陆，他们在海滩上驻扎下来，一边毁坏当地的古迹，一边掠夺居民。直到有天晚上他们看到天上显现的佛光才吓得仓皇而逃。

那么这些把日军吓跑的普陀圣光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是普陀山周围的舟山海域里有很多可以发出高强度荧光的浮游生物，它们遍布在莲花洋上，这些生物体内含有大量的磷，在夜晚的时候会聚集成群发出明亮的荧光，在海面上闪烁，因此形成奇特的佛光。

⑶ 如何牢记抗战历史

一、问题的提出：

60年前，中华儿女通过艰苦奋斗，第一次取得了反对外敌入侵的完全胜利。然而60年过去，人们吃惊的发现，纵然胜利者对抗战史记忆犹新，战争的发动者仍以谎言和阴谋，企图掩盖自己丑恶的罪行。战败者把靖国神社的鬼魂当作神灵；把血腥的南京大屠杀予以抹杀；把广岛的悲剧贴上了“受害者”的标签。历史仍然被篡改，然而我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的抗战还将继续。

今天，举国上下永不忘这段历史，纷纷以各种形式来纪念它。作为中学生，我们也加入了这个行列。通过调查的形式，了解舟山人民英勇的抗战历程，调查舟山人民纪念抗战史的形式，以此来表达我们对先烈无比崇高的敬意，纪念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号召人们牢记历史，珍惜和平，开创我们舟山美好的明天。

二、抗战史是舟山人民浴血奋战的历史

从1937年——1945年，舟山人民进行长达八年的抗战历程，抗战史是舟山人民浴血奋战的历史。在这段时间里也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

（一）东极渔民勇救英军战俘

1942年10月1日，载有1800余名英军战俘和侨民的日舰“里斯本丸”，在舟山东极海域被美军鱼雷击中下沉。东极渔民冒着被日军杀头的危险，驾小渔船勇救384名英军及侨民，虽然大部分人又被日军掳去，但其中3名英国军官被舟山群众安全送达重庆并返回伦敦，从而使其他英军幸存者免遭日军迫害。

（二）东海刘胡兰—杨静娟

1941年3月8日，气急败坏的敌人将杨静娟等13名抗日志士押制定海东郊执行枪杀。面对敌人的枪口、刺刀和满地的鲜血，她始终高昂着头颅，不停的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年仅17岁的杨静娟为抗日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三）四烈士血洒黄杨尖

1941年9月，楼童生率部给敌人以重创，进一步巩固东区抗日民主政权。面对敌人的扫荡政策，他率领带领董千里、翁世俊、陈庆恒三人为转移敌人的视线，在黄杨尖与敌人展开激战，最后壮烈牺牲。

…… ……

在舟山的抗战历史中，涌现了许多英勇人物，他们都为舟山的民族事业付出了一切，乃至生命，他们永垂史册。在8月24日定海海山电影院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之后，我们采访曾参加抗战的王家恒老人。他告诉了我们四烈士血洒黄杨尖的英雄事迹，在采访中让我们感动的是，在讲述中，这位老人不自觉地流下眼泪。在问及，你想要对我们年轻一代说些什么的时候，老人说道：希望你们要不忘历史，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

三、舟山人民对抗战历史的纪念

英雄用鲜血捍卫了祖国。虽然60年过去了，但他们的英雄事迹永传后人，他们的英名永载史册。后人不会忘记。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我们舟山人民以各种形式来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一）8月15日，在普陀山普济寺大殿举行的祈祷世界和平法会上，僧尼们为世界各国人民消灾祈福，保佑众生平安，同时祈祷世界和平，永远不再发生战争。

（二）8月15日，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定海区宣传部主办了“定海城乡文艺大串联”，调动城乡各单位的积极性，用文艺形式展现了抗战时期硝烟弥漫的岁月和和平时期的幸福生活。

（三）8月19日，我们来到了海山电影院，在这里市委、市政府召开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据了解有550多位老干部、老同志代表参加了大会。其中118名老人亲身经历了60年前那场伟大的抗日战争。在会上老干部回忆了60年前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也对我们年轻一代提出了希望。

从调查中，我们了解到舟山从政府到基层，从佛教协会到平民百姓都以各种形式纪念这场战争。在调查中，位于东极的同学告诉我们一个惊喜的消息：东极渔民所救的英军现今还活着。8月18日，为纪念抗战60周年，这位87岁高龄的老人登上海岛，与当年英勇救助他们的渔民代表热烈拥抱，亲切座谈，并互赠纪念品。一同前来的还有19名香港大中学生，他们将就“里斯本丸”沉船进行深入的实地考察。

四、历史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1、团结就是力量，落后就要挨打。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是胜利的根本。当初，日本之所以敢于以小小岛国悍然对中国进行侵略，主要是看到中国在艰难的近、现代化过程中，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地方势力割据而治，缺少凝聚力。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没有想到，在日本百万军队的铁蹄下，中华民族面临死亡的绝境，没有屈服，反而觉醒，组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以全民族的力量与日本军队血战，直到胜利。取得这场胜利之后，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内部或外部的力量破坏中华民族的团结，也绝不允许任何人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2、自强不息才不会被动挨打，和平发展才能够维护和平。当时日本之所以敢于向中国开战，还与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远强于中国有直接关系。1937年，日本工业产值为60亿美元，中国为16亿美元；日本年产钢580万吨，中国年产钢不过4万吨。落后就要挨打，自尊必先自强，发展需要稳定。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我们要维护和平，就必须有足够的实力，所以我们要走和平发展之路，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而文明的国家。

3、正确对待历史，善于向历史学习。我们今天纪念这场胜利，是在清醒和理性的态度下，面对历史。我们既面对所受的屈辱，也缅怀前人所做出的牺牲，更珍惜得之不易的胜利，目的是面对未来，营造未来。在日本国内也有不少有识之士，理性面对这段历史。但是，日本一些右翼势力却一再颠倒黑白，否认侵略罪行。所以，走和平发展之路，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不能忘却，更不容篡改。日本政府应当正视历史，吸取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

随着时光的流逝，历史的一幕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它留给后人的思索和警示确是悠久的，在和平和发展的时代大环境下，我们还要警惕军国主义的复兴。作为一位新时代的中学生，我们要时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沉痛教训，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力争将来为舟山、为祖国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初中教科书《历史与社会》八年级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2、初中教科书《历史与社会》八年级下册（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3、《浙江抗战烽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学生读本》（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4、中共舟山市委宣传部编，《海山增辉》中国工程出版社

⑷ 八年抗战中曰本人到过广西吗

桂南会战
1939年11月，日军为切断桂越国际交通线，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派第五师团、台湾混成旅团及海军陆战队共3万余人于15、16两日在钦州湾多处登陆，占领防城、钦州后向北挺进，24日占领南宁，据守外围高峰隘和昆仑关两个战略据点，切断了桂越交通线，对国民党政府造成了严重威胁。于是蒋介石从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省调军队入桂，连同广西两个军共约20余万人，想趁日军立足未稳一举把它歼灭。遂命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指挥桂南会战，派陈诚、李济深为监军。12月28日，国民党军向日军发起反攻，战线环绕南宁数百里，主战场在昆仑关。守昆仑关日军为第五师团一部，攻关的国民党军以杜聿明第五军为主力。战斗异常激烈，彼此伤亡惨重，第五军经10多天苦战，至31日攻破天险昆仑关。歼灭日军4000余人，击毙日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取得了抗战以来中国军队攻坚战的重大胜利。

桂柳会战
1944年8月，日军侵占湖南衡阳后，为准备进占广西桂林、柳州，以第11集团军6个师又1个旅，于29日由衡阳沿铁路向湘桂边界推进;以第23集团军2个师又1个独立混成旅，于9月6日由广东清远等地沿西江向广西梧州进攻，另1个独立混成旅由广东遂溪向广西容县进攻。10日，第6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奉命指挥第11、第23集团军、第2飞行团(飞机约150架)和第2遣华舰队一部，共约16万人，在南方军一部配合下，以打通桂越(南)公路为目标，向桂林、柳州进攻。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9个军、2个桂绥纵队、空军一部(飞机217架)，共约20万人，在黔桂湘边区总司令部的3个军支援下，以分区防御抗击日军。14日，日军第11集团军攻占全州，随后调整部署，准备攻击桂林。22日，日军第23集团军陷梧州，至10月11日相继攻占平南、丹竹和桂平、蒙圩。第四战区鉴于全州地区日军尚无行动，遂调整部署，将所部编组为桂林、荔浦、西江3个方面军，南宁、靖西2个指挥所，以大部兵力固守桂林，集中一部兵力先击破西江方面之敌。21日，第64军配属桂绥第1纵队向进占桂平、蒙圩之日军独立混成第23旅实施反击;另以第135师等部向平南、丹竹攻击，策应反击。战至28日，日军第23集团军主力逼近武宣，国民党军队遂停止反击退守武宣。与此同时，日军第11集团军突破桂林、荔浦方面军的防御阵地，主力于11月4日进抵桂林城郊;一部向柳州进攻。7日第四战区将3个方面军编组为左、中、右兵团，集中兵力保卫桂、柳。9日，日军第40、第58、第37师和第34师一部，向桂林城发起总攻。同日，日军第23集团军第104师、第11集团军第3、第13师突破中央兵团的防御阵地，位于桂林普陀山的纪念塔攻向柳州。11日，防守桂林城区的第31军大部牺牲，小部突出重围，桂林陷落;坚守柳州城区的第26军伤亡过半，奉命撤离，柳州失守。随后，日军第3、第13师沿黔桂铁路(都匀-柳州)向西北进攻;第23集团军沿柳邕公路(柳州-南宁)向西南进攻，24日占南宁。28日，日军南方军第21师一部从越南突入中国，向广西绥渌(今属扶绥)进攻。至此，从中国东北直至越南河内的大陆交通线，终于被日本侵略者打通。国民党军溃退入贵州。日军以3000余人的兵力沿黔桂公路追击，如入无人之境。沿黔桂铁路进攻的日军至1944年12月2日攻至贵州独山，逼近四川，震动重庆。在遭到第29军军长孙元良率领的900人的反击后，被迫撤回广西河池。10日，日军第21师与第22师各一部在绥渌会合。至此，大陆交通线全部打通。中旬，双方逐渐形成对峙，桂柳会战结束。

⑸ 普陀山有没有大师赐名子的

印光大师的普陀山胜缘
作者：林克智
印光大师自1893年驻锡普陀山，至1929年离山赴沪校印各书时为止，为时长达36年。大师于此期间常住法雨寺藏经楼阅藏、著述、念佛，为净土宗的弘扬作出稀世的贡献，被推为净土宗第13祖。今逢大师生西60周年纪念，撰述大师之普陀山胜缘，祈诸大德指正。
大师之来山因缘与住山简况
大师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辞师，前往北京红螺山资福寺入堂念佛，沐彻悟大师之遗泽，净业大进。后移居圆广寺，适逢普陀山法雨寺方丈化闻和尚入京请藏，乏人检阅料理，时听众人言有印光法师作事精慎，可请相助。及见大师，果为一道行超卓越之高僧，即请伴行护藏南归。安单地法雨藏经楼，“寺众见师励志精修，咸深钦佩。”此为光绪十九年的事。
光绪三年夏，应寺众请，开讲《弥陀便蒙钞》，并与虚云和尚会晤于法雨寺。讲经毕，于珠宝殿侧闭关两期其六载。翌年，高鹤年居士于寺吊唁化闻和尚后，晤大师于丈室。次晨，大师对高居士开示净宗念佛法要，居士见大师寮房中衣单淡薄，“外无长物，叹为清净僧宝”。此为大师与高鹤年居士之初次晤面。
光绪十二年，佐谛闲法师入京请藏，事毕，大师即回法雨寺藏经楼。
清宣统三年（1911）夏，太虚法师至普陀山，寓居锡麟堂，两师相晤后，大师颇嘉许太虚法师之计文，曾作二偈相赠：
一、太虚大无边，何物能相掩；白云偶尔栖，当处便黯。吹以浩荡风，毕业了无点。庶可见近者，莫由骋骏贬。
二、太虚无形段，何处能着染，红尘蓦坌起，直下亡清湛。洒以滂沱雨，彻底尽收敛。方知从本来，原自无增减。
1912年，高鹤年居士携大师之《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净土决疑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及《佛教以孝为本论》等文至沪，刊于狄楚青居士办的《佛学丛报》上。署名“常惭”等。
1914年，晤狄楚青居士于山，提义流通《拣魔辨异录》，狄返沪后，将是书石印千部。
1916年春，王一亭居士至山拜谒大师时，方皈依佛门，居士书画造诣皆深，为普陀山题石多处，并曾题“洪筏禅院”、“羼提禅院”石额。
1917年作《与徐福贤女士书》及《复丁福保居士书》多通。徐蔚如居士等《与其友》三函印行，题为《印光法师信稿》。次年，徐居士以历年搜访所得之大师文稿22篇印于北京，此即为《印光法师文钞》初编。
大师于七月六日初次下山，欲往扬州刻经处刻印经书，因人地生疏，请高鹤年居士陪同。抵沪后，住天台山中方广寺下院，由高居士介绍与狄楚青、程雪楼、王一亭等居士广说净土因果等事。
据陕西王典章居士回忆说：“法雨寺藏经楼，藏有新旧全藏两部，师一一校正。所有错误，均以朱书另注于旁。余拟请人抄出，名曰《印光法师全藏校勘表》，此愿迄今未偿”。于此可见大师阅藏之认真慎重。
1919年，永嘉周孟由居士兄弟奉庶祖母登山，经再三恳求必请师收为弟子。大师见时机已成熟，遂为各赐法名，此为大师许人皈依之始。
是年秋，徐蔚如居士再以录存大师文稿38篇，印为《大师文钞续编》。冬，徐又应缁素之请，与商务印书馆接洽，重付排印。
1920年，徐蔚如居士于《文钞》再加增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与扬州世藏经院分别出版铅印本、木刻本。
由于大师〈文钞〉之多次出版，师之化缘渐熟，皈依大师者应接不暇。凡来求佛法者，师皆劝老实念佛，广谈因果报应。弟子供养之款，大师一律拨作刻书之用。
1921年大师偕高鹤年居士，会晤真达和尚于三圣堂下院上海太平寺。此后，大师即常自法雨寺至沪随机说法，普利群生。真师亦常至普陀三圣堂院务，二大师时相往返谈道，互有策进。大师初见德森、了然两法师。
1922年春，“定海知事陶在东来（普陀）山，谓山志流通，令人由认向而改恶迁善，返妄归真，实为挽回世道人心之根本要务，急宜重修。光以陶公护法心切，救世情，即会普济、法雨两寺主，恳请陶公亲任其事，陶公以公事无暇，乃托邑绅王雅三（享彦）君任之。”序文中大师虽“光以无暇，绝不过问”，但实际上还是在定编例及资料的取舍上给以指导的。从《复卓智立书一》中的“明年《普陀志》成，《文钞》排印好，当回陕一次，可见大师对编志是十分关心的。
是年，江西许止净居士朝礼普陀，礼觐大师。大师嘱编《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选编入《普陀洛迦新志》，该文单行本分4卷，分别由三叉河法云寺及中华书局以木板刻印和铅印流通。
1923年，大师观施者之修杭州梵天寺（省庵大师道场），并受施居士邀，于六、七月间赴杭指导修寺事宜。
1924年夏，大师仍住法雨寺。弘一大师专程至普陀山拜谒，“居七日，每日自晨至夕，皆在师房内，观察师行为，师每日晨食，仅粥一大碗，无菜。师自云：初至普陀时，晨食有咸菜，因北方人吃不惯，改为仅食白粥，已三十年矣。”此次两大师之会晤，为今后共弘净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5年，范古农民士率夫人朝普陀，并谒大师于法雨藏经楼，范夫人皈依三宝，大师赐法名智彻。
是年春，德森法师离江西百丈山，与了然法师至普陀山法雨寺拜谒大师。此后，两位法师即依止大师，自第一次拜见大师起直到大师生西，随侍长达20年，大师之印经等事务多得德森法师相助。
1926年，南亭法师偕孝光等朝普陀，于印公关房外拜求大师开示法语。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由中华书局排印，共分4卷，线装为4册，后弘化社等再印，亦据此版编排，
1927年，“政局初更，寺产毫无保障，几伏灭教之祸，而普陀首当其冲，由师舍命力争，始得苟残喘。及某君长内政，数提庙产兴学之议，竟致兴国缁素，惊惶失措。幸师与谛老在申，得集热心护法诸居士计议，先疏通某君净，次派代表请愿……赵次陇训长接篆，师特函呈设法，遂无形取消。继嘱焦堂居士等鼎力翰旋，始将条例修正，僧侣得以苟安。
大师弟子李圆净编《印光大师嘉言录》，大师为题词并作序。
1928年，大师从沪返普陀山法雨寺，四晤张汝钊（法名圣慧，出家后名本空）居士。大师劝居士不要学虚浮气派，应该好好地研究佛理，成一佛教居士，并赠〈文钞〉一部，居士以所著〈绿天词集〉还敬。第二天大师差人将书送不断，并附上一封信，大意说：文字虽然好，只不过为一“诗词匠“，希望能趋向正道成一大器。4年后，张居士方正式皈依三宝，大师法名慧超，1950年释迦佛出家日于根慧老和尚座下剃度，取名本空，法号弘量，成为现代天台宗大德。
1929年大师离普陀山，至沪校印各书，大师住山因缘圆满。
大师的住山直接促进了普陀山净宗的发展
普陀山的净宗，元、明两朝乏人修持。自清道光九年（1829），僧定智住普济寺后，始有转机。其后又经在经昌茂（1766~1848）、立山满圆（1825-1889）、化闻福悟（1840-1897）、开霁源辉（1838-1913）、慧源铣（1841-1898）诸大师的提倡与实际行持的影响，再加上玉锋古昆（？-1892）自咸丰十一年（1861）来山，隐居慧济寺30年修净，临终合掌猛力念佛数百声而往生后，修净土法门者渐多。
印光大师于光绪十九年（1893）的护藏来山，在大师精研佛学、严持戒律、专修净业的影响下，更使普陀山的念佛道场如雨后春笋似的发展起来，至今仍流传不息。
清末民初，一时普陀山修净业者群集。光绪三十四年（1908），鹤鸣庵监院文莲及徒广通创“念佛会”，提倡念佛求生净土。今殿外尚存〈净土胜会碑〉，上镌400余善信芳名。清末又组“万年念佛会”于常明庵，祈“十方檀越，信心愈隆，同入佛会，同念佛名，同生佛土，同成佛道，”印光大师为作《常作庵万年念佛会碑记》，勒石贞珉。其时，佛顶山慧济寺内，又设“净土关”，以供发心念佛者专修净土。
1921年，法雨退居了清和尚，迁修伴山庵大殿，为广东同乡来山朝礼大士者，说净土法门，立“每年四月打一佛七”之芳规，以利自他。佛七从1925年起办，并立碑示后之住持此庵者：“当专心一志，修持净业”。又“愿现未诸人各各努力，专修净业求生安养”，其碑现尚立于该庵圆通殿前廊内。
80年代，普陀山佛教中兴，法雨寺于藏经楼建“印光大师纪念堂”，由赵朴初居士与唐云先生分别题写堂匾。堂内印老卧室依旧，并于外间陈列有关印老的著作、书法和遗物。
西方净苑重建于1993年，是妙善大和尚主持创办的全山第一所专修净土道场。制订《念佛堂规约》12条，规定进堂者“二六时中，惟佛是念，惟净土是求，”坚持每天坐香净修。专修或兼修念佛法门者，于本山随处可见。
缁素来访加速大师净土思想的弘传
大师自应请护藏至山后，即安单于寺研究室藏经楼励志精修，以期早证念佛三昧。大师出家30余年，不欲与人往来，亦不嘉人知其名。《印光大师行业记》说：“然喜钟于宫，声闻于外，厚德流光，终不可掩”。遂致缁素至山朝见者与日俱增，来者或问法请益，或请维护法门，或为印赠经籍，或求受皈依……从而使大师所倡导、弘扬的念佛法门，扁传大江南北。有关大师《文钞》的成书因缘，留待下节再叙。今选述辅佐大师弘扬净土且影响卓著之数例于下：
1、与弘一大师之胜缘
“民国十三年，余至普陀山，居七日，每日自百至夕，皆在师房内，观察师一切行为。”此即是1914年夏，印光、弘一两大师的普陀山会晤。虽仅7天的相聚，但这是后来弘一大师在弘律的同时，为印光大师中兴净土念佛法门，作不不懈努力的良好开端。
其后，弘一大师即常写信劝其旧友、俗宗兄、学生等发心修念佛法门。南社旧友袁希濂受劝后1926年于丹阳法院任内悟学佛乃了生死的当务之急，在公务之暇立佛堂，每晨念佛，并跪诵《大悲忏》。资助年卸任后皈依印光大师，放下一切，专心念佛。
弘一大师在接待开示和书信往来中，在盛赞印光大师之德行后，劝人念佛。两大师互为护法、合作弘化之事多不胜述，举其要者则有：印光大师提倡戒杀放生，弘一大师则与其学生丰子恺合作〈护生画集〉配合；印光大师作〈历朝名画观音圣像珂罗版印流通序〉，弘一大师则给以配合，以其秀绝的书法写成；抗日战争开始后，时正在报国寺增闭关的印光大师，撰〈普劝全球同胞同念观音圣号启〉，劝持观音菩萨圣号以消灾，同以观音利人利物之事为事，而弘一大师则题：“殉教堂”三字于其室，常书“念佛必须救国，教国不忘念佛”。分赠各方；印光大师提倡摄心念佛，弘一大师则撰〈劝人听钟念佛文〉，以听钟念佛法解决初学念佛者摄心难的问题，为在家念佛才创造一个易于使心收摄的条件；30年代初，李圆净居士据印光大蚰之旨，编成〈饬终津梁〉一书，具体地说明临终助念方法与注意事项，并望各地建立助念团组织，以利临终助念的举措。是书出版仅两年，弘一大师应丰门妙释寺之请，讲演〈人生之最后〉并决定付刊流布，1933年于开元发起创办“晋江生西助念会”。两大师南北呼应提倡佛与助念往生，给念佛法门的普及，推向新的高度。
2、与真达、德森、了然诸师之效
大师与真达和尚及德森、了然诸法师的普陀山因缘，为后来苏州灵岩山专修净土道场的创建植下胜因。
真达（1870~1947），俗姓胡，名惟通，号体范，又号逸人，安徽歙县人。父名佛元，母洪氏，世业墨作，徽州胡开文，即其族中共有之营业字号。年13岁即丧母，至17岁其父又向背，感身世孤零，即随友离乡背井至苏州，改习南货生意。一日充护香随店主妇前往南海，见普陀山佛像庄严、寺院清净，遂发离俗出世之想。师于护主妇归苏州之后，毅然辞去店中职务，只身渡海至普陀山，投三圣堂峭岩和尚剃度，时年19岁。逾年，受具足戒于宁波凤凰山白云寺闻果上人座下。从此精修猛进，声誉日隆，师公华德和尚，即以三圣堂之重任属之。旋由圆光、慧静二法师及高鹤年居士之介绍，得交印光大蚰于法雨寺。会晤之下，甚相契合，成莫逆之交。后曾闭关三次，皆印老为其封关，德行大进。此后，二大师常往返谈道，互有策进。
宣统二年（1910），真达和尚应当地土绅之请，接管苏州灵岩山寺。1914年至沪；又接供养庵，改建后取名太平寺，作三圣堂下院。1921年，印光大蚰与高鹤年居士至沪，真达和尚即将太平寺供养大师居住。其后大师为刊印赠送〈安士全书〉 及〈文钞〉等常至沪，都受到真达和尚之邀请而卓锡于太平寺。
1928年，真达和尚又兼任苏州穿心街报国寺住持。1930年，供养大师于寺庵关，后弘化社亦由上海迁到寺内。
真达和尚主管灵岩山寺之初，寺呈一片衰颓之象，和尚先委明煦大蚰代理，旋又请戒尘、慈舟大师为先后住持，又先后命其弟子明本、妙真为监院，并供给所需开支以作修建之费，嗣即舍寺为十方专修净土道场。印光大师刻印经书经费不敷时，亦常由真达和尚资助。
综印光大师一生，以灵岩山为道场，树净土宗风；以弘化社流通典籍，借弘净土与维世运之二大事业，皆与真达和尚关系甚深，三、四十年多得其相助。1941年佛涅日，大师圆寂百日荼毗，亦由和尚举火。两大师之共弘净土之情谊，当于结缘普陀山为始。
灵岩山寺两***师枣德森与了然法理由与大师之缘，亦从普陀山始。“德森法师初偈印老在民国十年（1921），嗣后印老迭有书翰及书籍惠赐，并有〈续藏经〉一部寄颁，时德森、了然已离江西，故未得之。”1925年，德森法师离江西百丈，与了然法师同至普陀山法雨寺谒大师。师出函介绍至佛顶山藏经楼挂单，使安心住楼阅藏。自此后德森法师即依止大蚰，由普陀而至上海太平寺，大师至苏州报国寺，了然与德森两法师亦随从而至，并协助大师抄写、校对与刊印经书各事。1937年冬，大师移锡灵岩，两法师亦同上山。
《印光法师文钞》是现代净土学人的必修课
大师初出家的30余年，除阅经外，则昼夜弥陀，以冀早证念佛三昧。自民国纪元高鹤年居士取大师之文稿数篇，载于上海《佛学丛报》后，时人虽不知“常惭”为谁，而其文字般若渐得人心，始知大师之名。此后，来访、来信求开示或求受皈依者与日具体增。而大蚰《文钞》之流通，对指导净宗学人的修学、对20世纪佛教的中兴，或是对净土宗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文钞》的成书因缘及其他
因受上海《佛学丛报》载大师鸿文之影响，1917年徐蔚如居士得大师与其友之三函印行，题为《印光法师信稿》。
1918年春，徐蔚如居士又以历年搜访所得的大师文22篇印于北京，是为《印光法师文钞》初编。徐居士于本年再至普陀山拜谒大师获稿颇多，并承知友录稿见寄。
1919年秋，徐蔚如居士又以录存各38篇，继印《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冬，徐居士再应缁素之请，与商务印书馆洽，重付排印。
1920年，徐居士继上年《文钞》印行后，复加增益，由周孟由、黄幼希、朱赤萌三人合初、续两编，按类编次，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分2册出铅印本。
1921年，大师亲将商务版《文钞》，分作4册，由扬州藏经院木刻流通。
1922年至1926年间，迭次增广，复于中华书局印行，题为《增广印光法师文钞》。至此，大师《文钞》之初编始成，后人亦称此编为“增广”或“正编。”
其后，李圆净居士详阅《文钞》，不胜欢喜，分门别类，摘录要义，编作一册，名《印光法师嘉言录》，大师亲为题词、作序。为事繁而好简易者，修学念佛法门的良导。
后出之《文钞》续编、三编及释广觉、徐志一编的《嘉言录续编》，多为大师离普陀山后之作，故非本篇之范围。李净通编辑之《印光大蚰文钞菁华录》，内容含正、续、三各编《文钞》之精华，并得德森、了然两法师的鉴定，圆瑛大师作序，真可谓：“师之《文钞》，虽处处指归，而人事倥偬，欲求一目全豹，涵泳有得者，则以李净通居士所编《文钞菁华录》尚矣。是书都三百三十三则，理显真常，语无重见；至精极粹，世鲜其铸……吾知一卷风行，万流蒙益。”
2、《文钞》所表述的大师之净土观。
正编《文钞》为大师在普陀山写作，其内容，可认为是大师于普陀山所提倡，并毕生弘扬的念佛法门，大师离山之后，亦维此而行。今据《印光法师嘉言录》和《印光大师文钞菁华录》之分类法，分为10个方面作一介绍，俾明大师净土思想之大概，亦可作净土行者学佛的津梁。
（1）赞净土超胜 大师于《印施极乐图序》中说：“大矣哉，净土法门之为教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直指人心者，犹当逊其奇特。即念念伸缩，即念成佛；历劫修证者，益宜挹其高风。普被上中下根，统摄律教禅宗；如时雨之润物，若大海之纳川。编圆顿渐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大小权实一切行，无不还归此法界。不断惑业，得预补处；即此一生，圆满菩提。九界众生离是门，上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利群萌。是以华严海众，尽遵十大愿王；法华一称，悉证诸法实相。最胜方便之行，马鸣示于《起信》；易行疾至之道，龙树阐干《娑沙》。释迦后身之智者，说《十疑论》而专志西方；弥陀示现之永明，著《四料简》而终身念伸缩。汇三乘五性，总证真常；导上圣下凡，同登彼岸。故得九界咸归，十方共赞；千经并阐，万论均宣。诚可谓一代时教之极谈，一乘无上之大教也。”
（2）诚信愿真切 大师于《文钞》中，屡说须信娑婆之苦，极乐之乐，以启信发愿。如大师在《复永嘉某居士书八》中说：“弥陀为我发愿立行，以期成佛。我违弥陀行愿，以故长劫恒沦六道，永作众生。了知弥陀乃我心中之佛，我乃弥陀心中之众生。心既是一，而凡圣天殊者，由我一向迷背所致也。如是信心，可为真信。从此信心上，发决定往生之愿，行决定念佛之行，庶可深入净宗法界，一生取办。一超直入如来地，如母子相会，永乐天常矣。”
大师又于《复徐彦如、轶如书》中说：“念佛一事，最要在了生死。既为了生死，则生死之苦，自生厌心；西方之乐，自生欣心。如此则信愿二法，常念圆具。再加以志诚恳切，如子忆母而念，则佛力、法力、自心信愿功德力，三法圆融。犹如杲日当空，纵有农霜层冰，不久即化。”
大师劝勉净业行人当发决定心，临终定欲往生西方这心，如此一定会蒙佛接引。大师在《复黄涵之书三》中说：“念佛之法，重在信愿。信愿真切，虽未能心中清净，亦得往生。何以故？以志心念佛为能感，故致陀即能应耳。如江海中水，未能了无动相，但无狂风巨浪，则中天明月，即得了了影现矣。感应道交，如母子相忆。彼专重自力，不信佛力者，由于不知此义故也。”
（3）示修持方法 大师所示之修持方法，以念佛为正行，对于在家居士之念佛方法，大师在《与陈锡周书》中说得很全面，大师说：“既有真信切愿，当修念佛正行；以信愿为先导，念佛为正行；信愿行三，乃念佛法门宗要。有行无信愿，不能往生；有信愿无行，亦不能往生；信愿行三具足无缺，决定往生。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言念佛正行者，各随自己身分而立，不可定执一法。如其身无事累，固定从朝至暮，从暮至朝，行住坐卧，语默动静，穿衣吃饭，大小便利，一切时、一切处，令此一句洪名圣号，不离心口。若畲漱清净，衣冠整齐，及地方清洁，则或声或默皆无不可。若睡眠及裸露澡浴大小便时，乃至秽污不洁之处，只可默念，不宜出声。默念功德一样，出声但不恭敬。勿谓此等时处，念不得佛，须知此等时处，出不得声耳。又睡若出声，非唯不恭，且致伤气，不可不知。虽则长时念佛，无有间断，须于晨朝向佛礼拜毕先念《阿弥陀经》一遍，《往生咒》三遍毕即念《赞佛偈》，即‘阿弥陀佛身金色’偈。念偈毕，念‘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随即但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或一千声，或五百声，当围绕念。（须从东至南至西、北绕，为顺从，为随喜。顺从有功德。西域最重围绕，此方亦与礼拜均行。参见《正编复马契西书五》）。若不便绕，或跪、或坐、或立皆可。念至将毕，归位念观音、势至、清净大海众菩萨，各三称，然后念《净土文》，发愿回向往生。念《净土文》者，念依文义而发心也。若心不依文而发，则成徒设虚文，不得实益矣。《净土文》毕，念《三归依》，礼拜而退。此为朝时功课，暮亦如之。若欲多多礼拜者，或在念佛归位之时，则拜佛若干拜。九称菩萨即作九礼，礼毕即发愿回向。或在功课念毕礼拜，随已之便，皆无不可。但须恳切至诚，不可寮草粗率。蒲团不可过高，高则但不恭敬。若或事务多端，略无闲暇，当于晨朝畲漱毕，有佛则礼佛三拜，正身合掌念‘南无阿弥陀佛’尽一口气为一念，念至十口气，即念《小净土文》或但念‘愿生西方净土中’四句偈，念毕礼佛三拜而退。若无佛，即向西问讯，照上念法而念。此名十念法门，乃宋慈云忏主，为王臣政务繁剧，无暇修持者所立也。何以令尽一口气念？以众生心散，又无暇专念。如此念时，借气摄心，心自不散，然须随气长短，不可强使多念。强则伤气。又止可十念，不可二十、三十，多亦伤气。以散心念佛，难得往生；此法能令心归一处。一心念佛，决定往生。念数虽少，功德颇深。极闲极忙。既各有法，则半闲半忙者，自可斟酌其词，而为修持法则也。”
大师于《与徐福贤书》中说：“日用之中，所有一丝一毫之善，及诵经礼拜种种善根，皆悉以此功备，回向往生。如是，则一切行门，皆为净土助行。”
大师并劝病苦众生，持念观音圣号，《复邓伯诚书一》说：“若病苦至剧，不能忍受者，当于朝暮念佛回向外，专心致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观音出身尘刹，寻声救苦。人当危急之际，若能持诵礼拜，无不随感而应，即垂慈佑，令脱苦恼而获安乐也。”
大师在《对治嗔等义》一文国，说“修行之要，在于对治烦恼习气。习气少一分，即工夫进一分。有修行愈力，习气愈发者，乃只知依事相修持，不知反照回光，克除已心中之妄情所致也。当于平时，预为提防，则遇境逢缘自可不发。”
修净土之人，只须老实念佛即可。大师在《复永嘉某居士书一》中说：“一句佛号，包括一大藏教，馨无不尽。通宗通教之人，方能作真念佛人。而一无的所知，一无所能之人，修但止口会说话，亦可为真念佛人。专此两种，则真不真，皆在自己努力，依教与否耳。”
（4）论生死事大 大师在《文钞》中，时时警惕人命无常。在《复周群铮书》中说：“生死大事，须当预办。若待临行方修，恐慌被业力所夺。”又在《复高邵麟书一》中说：“求生西方者，不可怕死。若今日即死，即今日生西方。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岂可今日要死，且不愿死。既念恋尘境不能放下，便因贪成障。净土之境不现，而随业受生于善恶道中之境便现。境现，则随业受生于善恶道中矣。往生西方，便成画饼。故修西方人，今日死也好，再活一百二十岁死也好。一切任彼前业，不去妄生计较。倘信愿真切，报终命尽，便即神超净域，业谢尘劳。莲开九品之花，佛授一生之记矣。”
大师《文钞》，于临终一关，亦甚注重，大师在《复黄涵之书一》中说：“凡人有病，可以药治者，亦不必决不用药。不可以药治者，虽仙丹亦无用处，况世间药简乎？无论能治不能治之病，皆宜服阿伽陀，此药绝不误人，服则或身或心，必即见效。然人生世间，无论久暂，终有一死，其死不足惜，其死而所归之处，可不预为安顿乎？有力量者，自己预为安顿妥贴，则临终固不须他人为辅助。然能辅助，则更为得力。无力量者，当令家属代为念佛，则必能提起正念，不致恩爱牵缠，仍被爱情所缚，住此莫出也。”后大师作《临终三大要》编入《文钞》续编中，可参阅。
（5）勉居心诚敬 大师极重居心诚敬，在《复邓伯诚书一》中，大师说：“念佛一法，乃至简至易，至广至大之法。必须恳切志诚之极，方能感应道交，即生亲获实益。若懒惰懈怠，毫无敬畏，虽种远因，而亵慢之罪，有不堪设想者。余常谓，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则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则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若无恭敬而致亵慢，则罪业愈增，而福慧愈减矣。”大师又于《复高邵麟书二》中说：“礼诵持念。种种修持，皆当以诚敬为主。诚敬若极，经中所说功德，纵在凡夫地不能圆得，而其所得，亦已难思难议。若无诚敬，则与唱戏相同。其苦乐悲欢，皆属假妆，不由中出。纵有功德，亦不过人天痴福而已。而此痴福，必倚之而造恶业，其将来之苦，何有了期！”

⑹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对舟山的侵害

日本侵略者在舟山犯下了滔天罪行

自1931年日本侵略军制造"九一八"事件后,东北三省相继沦陷。随之日寇的魔爪就伸向了这块素有华东门户之称的舟山群岛。同年10月18日下午,2艘日本军舰侵入东极等地海面横冲直撞,进行残酷的掠夺。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日寇更是野心勃勃,常常派出兵舰到舟山群岛乃至闽浙沿海各港口窥探,并在舟山群岛海面举行军事操演。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八一三"事件后,日本军舰就在舟山海域横行,并强行在嵊泗、岱山、普陀山诸岛登陆,构筑工事,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彻底暴露了侵略者的凶恶嘴脸。

1939年6月23日清晨,1400余名日军在7艘日舰、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强行在舟山岛登陆。当时驻在舟山的国民党定海县抗日自卫团队及水警队和警察队等不下千人,但是在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指导下,不战而退,当天定海县城沦陷。国民党定海县县长苏本善、县党部书记长叶达三等怆惶而逃,经岑港渡海逃镇海县境。不到几个月时间,300多个岛屿印上了日寇的铁蹄。山河变色,生灵涂炭。

日寇侵入舟山后,采取了极为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财物被劫一空,村庄被烧夷,妇女被强奸,同胞被活埋,爱国之士被枪杀。日伪对我抗日游击队更是残酷,派出了大量的汉奸特务,采用所谓烧山战、鱼网战术、强化清乡等手段搜捕共产党员、抗日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妄图扑灭共产党在舟山群岛撒下的抗日火种。在日寇统治的日子里,广大百姓惶惶终日,度日如年。日寇稍不如意,不管男女老少,动则罚跪毒打、狼狗撕咬、枪刀刺身、活埋枪杀。舟山人民灾难深重,群众苦不堪言。

日寇对舟山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现在经过实地调查访问,根据老人回忆和查证有关资料,核实、整理成若干片断.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题材。让子孙后代勿忘国耻,为激励我们振兴中华、建设四化而努力。

狂轰滥炸满目疮痍

日本侵略者在舟山所到之处暴行的具体方式和残暴手段,归纳起来主要有：首则以飞机大炮轰炸,继则焚烧、杀戮、奸淫。"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占领舟山群岛这块军事要地,他们先是依仗海空优势,多次出动军舰、飞机对舟山实行狂轰滥炸。被轰炸地方除定海城区外,还有朱家尖、六横、岱山等地。炮弹、炸弹所落之处,一片断垣残壁,燃烧弹投掷的地方,更是大火熊熊,民房尽付一炬,罹难者的尸体横陈。仅据《申报》报道及老人们回忆等资料统计:日寇飞机扰袭舟山各岛屿达100多架次,出动军舰数百艘次,投掷炸弹、击发炮弹数百枚,炸毁房屋200余间,炸死、炸伤无辜群众数十名。

首次发现日机踪迹的是1937年8月18日上午,日本军舰（航空母舰）130多艘侵入嵊泗洋面,60多架飞机入侵泗礁基湖沙滩。

日军首次向我舟山军民开炮是1938年11月29日下午4时,在普陀山千步沙海面突然窜来日本军舰一艘,开炮猛轰千步沙、双峰山等地,普陀山的主要景观之一达摩祖师石的上部被击毁。

1939年2月5日中午,三艘日舰突然窜入定海港内,用小艇登岸未逞后,日寇就疯狂地用军舰炮击定海东岳宫一带,炮轰一直持续到翌日早晨,计发炮弹30发。庙祝翁阿四当即被炸死,血肉模糊,惨不忍睹。道头象春菜馆一带被炸为废墟。16日下午,又有日军第四号军舰一艘,在定海港内骚扰民船,至次日上午向岸上开炮20余发,高显庙东部、东岳宫太岁殿和老街头同兴南货店及杨家塘、胡家桥等处房屋被炸毁30余间,弹片击伤居民王小满和朱杜法之妻及南货店伙计多人。下午2时许,日舰纵火将停泊港内的瑞鸿号与行驶上海的六艘运输船焚毁后,又窜到岱山东沙海面,向岸上发炮轰击20余发,铁板沙羊府宫及附近民房被毁30余间,居民吴阿五等人被弹片击伤。

舟山沦陷后，部分尚未被侵占的边缘乡村仍遭到日本法西斯强盗的狂轰滥炸。1940年,日寇飞机在金塘轰炸,柳行乡普济寺一和尚当即被炸死。1942年2月25日上午9时,日军出动飞机轰炸朱家尖东沙、樟州筹地。据当时目击者贺云仙、何林生等回忆:"那天日寇飞机从宁波方向飞来,先在朱家尖岛东部上空盘旋窥察,旋即盯住东沙村目标低空俯冲二次,到第三次俯冲下来便投下炸弹六枚。一枚落在太平庵,一枚落在坑弄里,一枚落在小和尚家里,一枚落在徐福新家里,其余二枚均落在村庄附近。炸弹所落之地,均变成一片废墟,有的连灶底石也被炸翻。后来日机又窜到樟州投下燃烧弹,烧毁山林数百亩"。事后知道,这次日机有目标地轰炸东沙村,而且是集中在戤岭旁和太平庵一带的树林里,小小的一块地方就投掷了6枚炸弹,其目的是要炸死抗日游击队。而东沙村驻有抗日游击队的情报是日军谍报队的陈××和邵××两个汉奸提供的。这次日寇飞机在朱家尖空袭,共炸毁房屋20余间,炸死耕牛等牲畜七头,造成数百亩山林被烧毁,还用机枪扫死棉增村一名小孩。

此后,日寇军舰、飞机仍不断骚扰舟山本岛、岱山、六横等地,炸死、炸伤的无辜百姓惨不忍睹,有的双腿被炸断,有的眼睛被炸瞎.有的被炸得脑浆奔流。炸毁、炸塌的房屋百余间，数百人无家可归。

⑺ 桂林最大的抗战事件是什么

党在桂林领导的抗日文化运动

桂林抗日文化运动从1938年冬起，到1944年9月桂林疏散止，前后持续了近6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它蓬勃兴起，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收到了丰硕成果。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发展，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桂林形势日趋恶化。1月20日，桂林八办被迫撤销。接着，《救亡日报》、国际新闻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和一批进步文艺刊物，先后被勒令停业停刊。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为国民党“中央干训团”所代替。许多文化人士在我党的具体安排和帮助下转移到新四军和香港等地。1942年，广西当局在桂林制造了“七·九”反共事变。接着，1943年，又分别在玉林和南宁制造了“一·一三”和“一·一五”事件，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员，使我广西地下党受到严重坏破。1941年至 1943年，桂林抗日文化运动面临十分艰难困苦的局面，但仍在坚持和发展。
http://www.guilindj.gov.cn:8090/9961/0002/.htm

⑻ 春节去普陀山烧香

有的，慧济寺的行程跟团去的话肯定有的，我都看到有的啊，发你内看看呶
http://item.mipang.com/12402

行程中没有容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去的呀，一般在普陀山导游不会每个寺庙都带我们去的，很多都是自己去的，只要和导游说好集合时间地点就可以的

⑼ 谁能讲讲宁波以前有哪些抗日英雄和抗日事迹知道的请帮忙例举下，谢谢。

最早的战斗

石浦之战

1939年8月6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在石浦镇强行登陆，全镇百姓扶老携幼，纷纷离城。面临山河破碎、百姓遭殃的悲惨局面，两浙盐务税警部队在支队长吴国柱带领下，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保国卫民。

此时，日军大模大样地陆续上岸。已经上岸的100多个鬼子，既不列阵，也不布防，一路嬉笑打闹，如入无人之境，骄横至极。他们只知守营部队已仓皇逃逸，从此无人能敌，却怎么也没想到有几百支愤怒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们的脑袋。未等敌人全部登陆，我军指挥官下达了开火的命令。无数颗仇恨的子弹飞向敌群，刹那间，敌人乱作一团，像热锅上的蚂蚁，叽哩呱啦，到处乱窜。待他们惊魂稍定并仓皇应战的时候，已经死伤过百。

一会儿，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飞机在我方阵地上空呼啸盘旋，进行猛烈扫射和轰炸，参战官兵们立即分散隐蔽。日军见我方枪声稀落下去，一面抢运尸体和伤兵，一面紧急运送舰上的士兵上岸，企图实施大迂回战术，围歼我军。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战士以分队为单位，分散独立作战，各自监视小艇，一旦敌人靠岸，就给以迎头痛击。就这样，我军沿着石浦港与日军打起了运动战，战斗从上午8点打到晚上8点，持续了一天。日军不知我方虚实，不敢恋战，便缩回兵舰，狼狈地退回到大海去了。

这次战斗，规模虽然不大，但却是我军在宁波第一次与日军发生的战斗，也是浙江抗战史上较早的一次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根据吴国柱回忆录编撰）

规模最大的战斗

镇海保卫战

1939年9月，日本侵华派遣军向其部属命令中强调：“随时对中国沿海要地进行以封锁为目的的作战”，而当时我国沿海港口，多数已经被日军侵占，海上对外交通只有宁波镇海、温州、厦门等少数几个港口。日军为封锁我沿海，切断外援物资运输线，企图登陆宁波镇海。

1940年7月，日本海军舰艇频繁地出没在宁波沿海海面，并不时炮击沿海村庄，抢夺渔船，杀害渔民。

16日清晨，天还未亮，日本军舰大炮轮番向镇海要塞炮台炮击，接着十余架敌机飞向各炮台投弹轰炸。中午时分，敌舰向我军龙山至镇海一带的防守阵地炮击，当时在这一带进行防务的是一九四师一一二五团各营。

17日凌晨，敌海军陆战队500余人在军舰炮火的掩护下，于拂晓时分在江南青峙老鼠山登陆，并抢占了金鸡山、戚家山的制高点，一九四师一一二七团官兵由宝幢、育王等地出发，当即开赴前沿反击，抢夺制高点。

从19日到21日，江南小港一带以抢夺戚家山制高点为中心，战斗相当激烈，开始敌军以军舰上的大炮作掩护，抢占山头。入夜，我军反攻，三天夺回三个山头，但部队伤亡惨重，幸友军十六师从上虞赶来及时增援，先头部队四十八团到达戚家山阵地后就立即投入战斗，奋勇反击。虽然遭到敌舰炮火猛烈炮击和敌机轰炸，但抗日官兵冒着敌人炮火，前仆后继，冲进日军阵地，用刺刀肉搏，将敌人击退。

21日晚8时左右，泊在镇海口外的日军舰再次向戚家山、青峙、镇海城进行疯狂炮击，以掩护日军撤退。四十八团开始乘胜追击。晚上10时，四十八团一营收复了金鸡山，二营收复了泥湾。22日凌晨2时过后，一九四师一一二七团向躲在宏远炮台的残余鬼子发起猛烈进攻，将全部鬼子消灭。一一二五团则进入了镇海县城，3时30分，镇海、小港全部收复。

镇海保卫战是抗战时期我军在浙东沿海地区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被誉为“浙东的台儿庄战役”。在战斗中，我军共击毙日军近400人，击伤约600人。但我四十八团和一九四师也有600余名官兵牺牲，580多人受伤。 中国军队在浙东伏击日军。

三北敌后抗日第一战

相公殿战斗

1941年6月18日清晨，驻庵东镇(在慈溪市)的日军到相公殿骚扰抢掠。根据情报，这股日军共37人，除日军小队长和汉奸翻译各带一支短枪外，其他每人一支步枪，还带有一个掷弹筒。日军返回庵东必将经过相公殿以西的晏清村，“五支四大”130余人在“宗德三大”的配合下决定在途中伏击。

太阳西斜，部队来到晏清村，埋伏在村外，副大队长林友璋爬上屋脊，朝相公殿一带瞭望。不多时，日军在远处露头了。他们耀武扬威地走在六塘塘堤上。当日军进入部队的伏击圈后，林友璋果断地将大手一挥，全体战士手中的枪响了。受到突然袭击的日军晕头转向，一下乱了阵脚，待他们清醒过来，地上已躺了几具同伴的尸体。我军的火力越来越猛，日军赶紧滚下大堤，企图依堤顽抗。中共浦东工委委员、军事部长、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第五支队教官蔡群帆抓紧时机指挥一个机枪班，迂回到大堤东侧，向日军猛烈开火。日军见东西两侧皆有我军，不敢再战，狼狈不堪地向庵东方向逃窜。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日军各8名，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而我军则无一人伤亡。25日拂晓，群众报告，驻庵东日军将再次反扑，我军当机立断，再次布置伏击战。

相公殿西边有条南北走向的直堤，抗日部队就驻在直堤北端东侧的塘湾里。“五支四大”在直塘以西设伏，“宗德三大”则在塘东驻地附近埋伏。

早晨，日军果然沿着大堤向部队设置的伏击圈走来。当日军走进伏击圈时，副大队长林友璋手中的机枪首先开火，跟着枪声大作，日军措手不及，纷纷滚下直塘东侧，又陷入了“宗德三大”的伏击圈。遭到前后夹击的日军，惊恐万状，丢下数具尸体沿着塘堤向西南方向逃跑，我抗日武装再次获得胜利。

相公殿两次大捷，打掉了日军的威风，有力地鼓舞了整个浙东地区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勇气，这次战斗被称为“三北敌后抗日第一战”而载入了浙东抗日的光辉史册。(牧野)

持续时间最长的战斗

浙东讨田之战

1945年春，日军对浙东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企图固守浙东沿海，就在此时，盘踞在四明山区的国民党挺四纵队司令田岫山于5月26日公开率部投降日军，这已是他第三次投敌了。

田岫山原为国民党三十八师的一个团长，在我党的努力下，他曾一度与浙东游击纵队合作，但态度消极，政治立场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田岫山第三次投敌后，被日军收编为伪中央税务局警团第三特遣部队。田岫山驻扎在上虞，经常对四明山根据地进行骚扰。

为巩固四明山根据地，浙东区党委决定发起讨田之战，并决定以一部分兵力攻打上虞，以主力部队攻其老巢许岙。5月29日，浙东纵队集中五支队、三支队大部和余上(余姚、上虞)特务营兵力，在2000余名民兵、自卫队的配合下，分南北两路袭击驻守泗门镇(现余姚境内)的田岫山部队。在击退了松厦、周巷、庵东、余姚四路共400余名增援敌军后，拔除了敌泗门据点，共打死打伤敌军100余人，俘敌140余人，但田岫山率少数随从脱逃。从5月31日起，游击纵队继续对田岫山部队发起进攻，先后取得了上虞上沙岭、丁宅街等战斗的胜利，扫除了田岫山部队的所有外围据点。6月7日，游击纵队进至许岙前沿阵地，经过14个昼夜的艰苦战斗，于20日晚攻占许岙，共歼敌1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6月30日，我军乘胜解放上虞县城，7月6日，田岫山残部在嵊县开元附近被全歼，“讨田之战”胜利结束。

“讨田之战”从开始到结束近40天，为宁波抗战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斗。(牧野)

被击毙的军衔最高的日军指挥官

少将大津和郎毙命镇海

1941年8月10日，侵华日军镇海要塞司令官大津和郎少将（死后晋升为中将），在镇海地区“扫荡”作战中，被我抗日武装击毙。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宁波被打死的军衔最高的日军指挥官。

1940年7月，日军决定攻占镇海要塞，大津和郎被任命为要塞司令官，从广西前线来到镇海海面，在日军海军陆战队协助下，向镇海地区发动攻击。

7月14日，大津和郎率一部分日军及军舰20余艘、汽艇100余艘，在飞机的配合下，从普陀以北海面出发，连日向要塞及海岸线据点进行炮火攻击。16日，日军加强炮火，并出动数十架次飞机连续轰炸，又集中兵力向甬江南岸强行登陆。要塞守备团奋勇还击，战至10时许，守军伤亡甚多，阵地被突破，甬江南岸的中国守军前沿阵地落入其手。另一部日军在北岸登陆，镇海城沦陷。此时，中国军队第十六师先头部队从上虞赶来增援，协助第一一二六团向日军反攻，为高地的得失双方交战七个回合。18日拂晓，中国军队集中兵力全线反攻，夺回高地，并乘胜追击。第十六师部队配合第一九四师将日军再次赶下海，镇海要塞又被增援的中国军队于22日凌晨2时30分收复。

9个月后，1941年4月，大津和郎指挥日军再次向驻守镇海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17日凌晨3时许战斗打响，日军舰、汽艇共40艘，从普陀山以北海面出发，先向南绕行一个大弯，然后转向镇海以东海面开始猛攻。我军奋起抗击，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利，19日镇海再度沦陷。按照大津和郎的命令，日军攻占镇海后，疯狂屠杀无辜居民，镇压抗日武装。

当年8月10日，大津和郎在镇海的一次战斗中被我抗日武装击毙。(薛春德)

中国空军首次远征日本

“纸片轰炸”震动日本

1938年5月19日，中国空军的两架B一10型轰炸机首次远征日本，在长崎、福冈、佐贺、熊本等日本城市，投下了《中华民国全国民众告日本国民书》、《中华民国总工会告日本工人书》等共100多万份传单，震动了日本全国。这次远征，被称为“纸片轰炸”，也是中国空军首次远征日本。“纸片轰炸”后的第6天，日本近卫内阁集体辞职。

“纸片轰炸”是中国抗战史上一件值得大书特书、大快人心之大事。据史料记载，此次远征日本的中国飞机是从宁波栎社机场起飞的。

这次远征被定为双机编队，1403号为长机，由徐焕升驾驶，1404号为僚机，由佟彦博驾驶，随机机组人员共6人，分别担任领航员、投弹员、报务员。

5月19日下午，两架轰炸机载着100多万份传单，从汉口机场秘密飞行到由宁波防空司令部派出的宪兵警戒的栎社机场。5月20日凌晨l时48分，栎社机场跑道两侧突然亮起了黄色跑道灯，接着耳机里传来了“起飞”的命令，两架神鹰呼啸着腾空而起，很快消失在宁波夜空，向800公里外的日本本土飞去。

两架神鹰依次飞到了日本的重要城市长崎、福冈、佐贺、熊本等地上空，共飞行了近2个小时，撒下了百万份传单。

宁波最先沦陷的地区

镇海

1940年7月17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一部侵占镇海城关、小港、江南，这是日军第一次侵占宁波陆地，镇海也成为我市最先沦陷的地区。

当时，日军在老鼠山登陆。他们一爬上海滩，就纵火烧房，枪杀百姓，奸淫妇女。在日军侵占镇海的5天内，有174人被杀害，8400余间民房被焚毁。

日军登陆后，国民党守军一九四师在十六师一个团的增援下开始抗击，于22日晨击退日军，收复失地。

1941年4月，日本侵略军发动“宁绍战役”。4月19日，日军在镇海登陆，镇海再次沦陷。次日，日军攻占宁波(鄞县城区)；4月22日，慈溪沦陷，4月23日，奉化、余姚沦陷。

日军侵占宁波后，烧杀淫掠，无恶不作。镇海县城陷落后二三天内，被屠杀的民众有40余人。5月30日，日军400余人进犯鄞西大皎村，焚毁房屋1600多间，烧死3人，枪杀11人，强奸妇女40多人，抢劫财物无数。日军侵占象山茅洋后，设立“华中矿业公司”，4年内共掠夺五狮山砩矿资源10万吨，被屠杀或遭迫害致死的矿工达2700余人。

⑽ 全民族抗战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佛教界人士

第一位是虚云老和尚。

虚云禅师生于泉州，俗姓萧，名古岩，六十岁后改字幻游，号虚云。

公元1936年，全国处于抗战救亡紧急关头，虚云法师提议全寺大众每日礼忏二小时，为前线官兵祈福消灾。同时，要求全体大众减省晚食，节积余粮，献助国家以济难民。又主持修复韵关大监寺，安置难民。

公元1941年，广州曲江县严重缺粮，饥民甚众。虚云法师将信众供养的果资20多万元，悉数捐赠粤省政府以为赈济灾民。

第二位是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俗姓张，名沛林，16岁出家，法号唯心、太虚，晚年称雪山老僧、缙云老人。

在抗日战争其间，太虚大师更是倾尽全力保教卫国。太虚大师一直具有高度的爱国热情，抗战期间，身为当时佛教领袖的他带领中国佛教界积极投入抗日救国大业。

公元1928年5月，侵华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时，太虚大师挺身而出怒斥侵略者，并致电日本佛教联合会，要求他们向日本当局施加压力，早日撤兵。

公元1932年，侵华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太虚大师向日本政府发表了通电《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指出“战则必致两败，和则相得助益”。

公元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太虚大师随即发表通电《告全日本佛教徒众》，要求日本佛教徒以佛教“和平止杀”的精神，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自1933年开始，太虚大师开始积极筹办僧侣救护队、伤兵慰劳队、民众避难林等机构，并募捐救济流亡难胞，成为佛教界重要的抗战组织力量。在八年抗战期间，太虚大师更是奔走于各地，向僧俗大众发表抗日救亡演讲，这些振聋发聩的演讲，鼓舞了无数在战火中的人们，奋起抗战。

第三位是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被尊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遍参南北丛林，更在普陀山法雨寺藏经楼闭关阅藏数十载，深入念佛三昧，通宗通教而专修净土念佛法门，被教界尊为佛教净土法门第十三代莲宗世祖。

公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沦陷，战火纷飞，老百姓流离失所，目睹这一切的印光大师，十分痛心。

公元1937年的一天，日本侵略者来到了印光大师所在的灵岩山寺，以《大正藏》“贿赂”印光大师，结果大师当即拒绝。

当时日本正对华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苏州已经沦陷，法师如此不客气地对待日寇军官，极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后果不堪设想。但法师态度严正，立场鲜明，毫无畏惧，保持了民族气节，激发了僧众的民族尊严和爱国赤诚。当时在旁目睹此情此景的青年僧人感动不已，深受爱国主义的教育。

第四位是弘一大师。 弘一大师，俗名李叔同。出家后尊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

其实，对于弘一大师，我们很熟悉，因为那首《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估计人人会吟唱。

弘一法师出家后，与世俗亲友也很少来往。可以说已经完全谢绝红尘，但对于祖国之兴亡却始终耿耿于怀。

公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国家危亡，迫在眉睫。而就在当年举办的厦门市第一届运动会上。弘一法师当场以岳飞“直搞黄龙”的典故作词，目的是动员民众，抵抗外侮，收复失土。

公元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逼近厦门，友人劝弘一法师内避，弘一法师则不避祸。

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国土、残害我国同胞的时候，弘一法师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主张，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战，赶走日本侵略者。

弘一大师的爱国爱教诗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许多佛教信徒都在其影响之下，走上了爱国爱教的道路。

遗憾的是，弘一法师未能看到抗战胜利，公元1942年农历9月圆寂。

第五位是圆瑛大师。 圆瑛大师，不仅佛学高深，还是一位爱国主义的楷模，是位爱国爱教的高僧。他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

公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下了“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心愿，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遣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危急关头，圆瑛大师召开中国佛教会的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中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且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随后召集苏、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积极进行救护抗日伤员工作。圆瑛法师把圆明讲堂开辟为难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医院、掩埋队，从事救护收容工作。

同时，圆瑛法师两次到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马六甲等地，组织华侨募捐委员会，借讲经说法机会宣传救国道理，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广大侨胞踊跃捐款，他募得巨款，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第六位是九世班禅。 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本名仓珠嘉措。

抗战前夕与初期，九世班禅多次在内蒙、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庙的喇嘛修建坛城，虔诵靖国消灾大经，公祈和平，超荐抗日阵亡将士。

抗战期间，以藏传佛教僧人为代表的藏族同胞成立“抗日救国会”，以佛法宣化民众团结对外，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努力。其中，九世班禅更是多次冒险到各地宣化，号召僧俗群众奋起抗战，1932年后，在前往锡林郭勒盟时，还曾险被日本侵略者挟持。

公元1937年10月28日，他捐赠医药费3万元，并带头认购救国公债2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