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中国抗日战争最后怎么样了
顶一楼的
一直都没有停过~
我们大家要踊跃参与~~~~~
⑵ 抗日用了8年为什么内战4年就结束了
抗战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大背景下的小背景,由于敌强版我弱权,所以受国际环境的影响较大,只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抗战才能彻底胜利.
而解放战争是在列强均未干涉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内部的阶级战争,人心向背,战略战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交战双方态势逆转较快.
⑶ 中国继抗日战争后还发生过哪些对外战争
1-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1953年
2-中印战争：1962年
3-中苏珍宝岛战争: 1969年
4－抗美援越战争： 1965年
5－中越西沙群岛战争：1974年
6－中越战争：1979―1989年 一、1950年爆发的抗美援朝
经过第一阶段的反击，使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妄图在圣诞节前拿下朝鲜的希望破灭。
在第二阶段，基本扭转了战场不利形势，开始把美军往三八线方向赶。
在全线反击时，基本或者越过了三八线，并迫使美国接受停战协定。
所以朝鲜战争是以美国的失败而告终，但是不战败!!!
二、60年代爆发的援越抗法，抗美
中国派遣了大量的军事人员帮助越南人民架桥梁，建雷达站、建立防空体系。
派经验丰富的指战员帮助越南军队作战。
无偿的送给越南大量物质装备，包括弹药，食品，药品。
三、60年代末，中印自卫反击战
中国驻西藏边防部队全面出击，收复印度蚕食的我国神圣领土。
在战争中，我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终于迫使印度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战争结束后，中国只是收复了被印度占领的领土，其他领土基本归还印度。
四、70代中苏自卫反击战
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盛行，因中国拒绝同苏联建立联合舰队的原因，苏联对华援助全部废止。并撤走专家，撕毁经济协议。并威胁中国东北。于是苏联占领中国在东北的一个小岛(珍宝岛)从而引发了武装冲突。
中国有理有据，面对苏联的威胁，中央高瞻远瞩，终于迎来了停战协定的签字
五、70年代末80年代出，中越自卫反击战
由于越南在反法反美战争中的胜利，冲昏了领导者，他们就以越南北部领土界限未定之即，大肆侵占我过领土，屠杀我过人民。所以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发动了自卫反击，基本摧毁了越南北部的所有雷达站和防空体系。我军部队从攻下河内北部的门户凉山，使越南领导人非常惊慌失措，首都曾前往南部胡志明市。
在中国军队的正义打击下，越南终于同意让步。所以在这场战争中，中国赢得了胜利。
六、60年代---70年代的台海之战
在毛主席的命令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破轰金门。
七、20世纪末，中越西沙之战
八、中菲东沙之战
九、派出多个军事小组帮助缅甸抗击越南，帮助巴抗击印度 。
⑷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方针是什么
提出了吗？ 持久战 （一）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作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于是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某些性急的朋友们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需乎费大气力。这些议论究竟对不对呢？我们一向都说：这些议论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说的，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一半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无从决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针和做法。现在好了，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个总结性的解释。尤其是对持久战，有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反对意见，也有空洞无物的了解。“卢沟桥事变⑴以来，四万万人一齐努力，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样一种公式，在广大的人们中流行着。这个公式是对的，但有加以充实的必要。抗日战争和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坚持，是由于许多的因素：全国党派，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全国人民，从工人农民到资产阶级；全国军队，从主力军到游击队；国际方面，从社会主义国家到各国爱好正义的人民；敌国方面，从某些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因素，在我们的抗战中都尽了他们各种程度的努力。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向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因此，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和持久战这个题目有关的问题，我都准备说到；但是不能一切都说到，因为一切的东西，不是在一个讲演中完全说得了的。 二）抗战十个月以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 （三）抗战以前，存在着许多亡国论的议论。例如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⑵。”抗战以后，公开的亡国论没有了，但暗地是有的，而且很多。例如妥协的空气时起时伏，主张妥协者的根据就是“再战必亡”⑶。有个学生从湖南写信来说：“在乡下一切都感到困难。单独一个人作宣传工作，只好随时随地找人谈话。对象都不是无知无识的愚民，他们多少也懂得一点，他们对我的谈话很有兴趣。可是碰了我那几位亲戚，他们总说：‘中国打不胜，会亡。’讨厌极了。好在他们还不去宣传，不然真糟。农民对他们的信仰当然要大些啊！”这类中国必亡论者，是妥协倾向的社会基础。这类人中国各地都有，因此，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妥协问题，恐怕终战争之局也不会消灭的。当此徐州失守武汉紧张的时候，给这种亡国论痛驳一驳，我想不是无益的。 （四）抗战十个月以来，各种表现急性病的意见也发生了。例如在抗战初起时，许多人有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把日本估计过低，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有些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们对于“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个提法，表示怀疑。他们不赞成八路军这样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认为这是“机械的”观点⑷。上海战争时，有些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把抗战的前途主要地寄托在外国援助上面⑸。台儿庄胜利⑹之后，有些人主张徐州战役⑺应是“准决战”，说过去的持久战方针应该改变。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末日审判”⑻。平型关一个胜仗，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台儿庄再一个胜仗，冲昏了更多的人的头脑。于是敌人是否进攻武汉，成为疑问了。许多人以为：“不一定”；许多人以为：“断不会”。这样的疑问可以牵涉到一切重大的问题。例如说：抗日力量是否够了呢？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为现在的力量已使敌人不能再进攻，还要增加力量干什么呢？例如说：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可以是否定的，因为统一战线的现时状态已够打退敌人，还要什么巩固和扩大呢？例如说：国际外交和国际宣传工作是否还应该加紧呢？回答也可以是否定的。例如说：改革军队制度，改革政治制度，发展民众运动，厉行国防教育，镇压汉奸托派⑼，发展军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是否应该认真去做呢？例如说：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和猛烈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都可以是否定的。甚至某些人在战争形势稍为好转的时候，就准备在国共两党之间加紧磨擦一下，把对外的眼光转到对内。这种情况，差不多每一个较大的胜仗之后，或敌人进攻暂时停顿之时，都要发生。所有上述一切，我们叫它做政治上军事上的近视眼。这些话，讲起来好像有道理，实际上是毫无根据、似是而非的空谈。扫除这些空谈，对于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应该是有好处的。 （五）于是问题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六）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指出了。还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在西安事变前五个月，卢沟桥事变前十二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为备忘计，不妨抄录几段如下： 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问：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答：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 答：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问：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斯诺：《西北印象记》） 抗战十个月的经验，证明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 （七）还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个多月，即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在它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清楚地指出： 卢沟桥的挑战和平津的占领，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日寇已经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员。他们的所谓“不求扩大”的宣传，不过是掩护其进攻的烟幕弹。 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 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 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同样证明了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 （八）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但是人们的错误观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本的错误，带一贯性，这是难于纠正的；另一类是偶然的错误，带暂时性，这是易于纠正的。但既同为错误，就都有纠正的必要。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问题的根据 （九）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呢？根据在什么地方呢？ 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分别地说来，战争的双方有如下互相反对的许多特点。 （一○）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然而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从社会行程说来，日本已不是兴旺的国家，战争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这就是所谓日本战争的退步性。跟着这个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这样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还不止此，第三，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最后，第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点
⑸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租界还继续存在吗
(很详细, 不骗你)
天津租界的收回，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北京政府作为协约国成员，于1917年3月宣布与敌对的德国和奥地利断交，并收回两国在华租界。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经过天津人民的争取，德、奥租界才正式由中国政府自行收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苏维埃政府在革命后发表宣言，表示愿无条件放弃帝俄在华特权，其中也包括帝俄在华强设的租界。后经两国政府谈判，俄租界于1924年由中国政府收回。1929年比利时政府在确保本国在津利益的前提下，将比租界交还中国政府。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同盟国成员的重庆国民政府曾自行宣布将天津的日本租界和意大利租界收回，英国也与重庆国民政府签订条约，将天津英租界交给中国。但日、意和法国维希政府却声明将英、法、意、日租界交给伪南京政府。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首先收回天津日租界，然后于1947年将英、法、意租界收回。其间，天津的英租界存在时间最长，达87年；比租界存在的时间最短，为17年。
一、德租界
1914年7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同盟国的德国为了摆脱困境，于1917年2月违反国际法，恢复“无限制潜艇战”，宣布将击沉一切驶往协约国口岸的中立国商船。作为中立国的美国于2月3日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吁请各中立国采取一致行动。2月9日北京政府向德提出抗议，声明如抗议无效，则断绝两国间的外交关系。就在德国的答复送来不久，北京政府于3月14日宣布与德国绝交，并收回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
3月15日，直隶省长朱家宝根据北京政府内务部的命令，派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和天津交涉员黄荣良率军警300人，前往接收天津德租界。他们先到德国领事馆与德国驻津领事交涉了接收事宜，随即同赴德租界工部局及巡捕房将其接收，然后中国军警在德租界升起中国国旗。同时，租界内的各项事宜，也换由中国政府派人掌管。
3月28日，北京政府内务部公布了《管理津汉德国租界暂行章程》，其中规定，接收后的天津、汉口德租界改为特别区，各自设立临时管理局，管理区内的警察及一切行政事宜。天津特别区临时管理局由杨以德充任局长。8月4日，北京政府正式向德国宣战，并宣布废止中德间所订立的一切条约、合同、协约。之后，又将特区临时管理局改为正式的特区管理局，1928年改称特别第一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于1919年1月派遣代表团参加了巴黎和会。在会上，中国代表明确地提出要求收回天津、汉口德租界。6月28日，由英、美、法等国与德国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第130条规定，德国把天津、汉口德租界内所有属于德国政府的房屋、码头、军需品、各种船只等各种公产转让给中国；第132条规定，德国承允取消得自中国政府现有汉口及天津租界之契约。这些条款确认了中国对德租界的收回。但是，和约中竟还规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为此，中国代表拒签这一和约，致使中国收回德租界的行动仍无国际条约为依据。1921年5月，德国为了恢复对华贸易，与中国另订新的双边条约，并在该约后附的换文中声明，德国政府承担《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在华租界等条款所规定的义务，北京政府终于完成了收回天津德租界的一切法律程序。
二、奥租界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参加了协约国集团，1917年8月14日对奥宣战，并宣布收回奥租界。同日，中国军警进驻奥租界。9月1日，中国政府与协约国达成协议，同意中国政府收回奥国在华租界。1919年9月10日，协约国与奥国在巴黎附近的圣日耳曼宫签订了《圣日耳曼和约》，其中第116条确认了中国收回奥租界的正当权益。收回后的奥租界改名为特别第二区。
三、俄租界
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面临着外有列强干涉，内有白党叛乱的十分严峻的形势。当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的消息传至俄国后，苏俄政府非常高兴，决定在外交上采取对华新步骤，以打破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反苏阵线。1919年7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外交人民委员会向中国南北政府(即广东军政府和北京政府)发表宣言，郑重宣布放弃帝俄时代在华所取得的一切特权，包括归还租界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然而，这时的北京政府在亲日派安福系势力控制之下，并受到英、法、美等国家的压力，他们只承认二月革命后建立的旧俄临时政府，而且让这个已不存在的政府驻华公使和各地的领事继续行使职权。
随着苏俄政权的日益巩固以及在远东影响的扩展，安福系下台后建立的北京政府，在1920年9月23日终于宣布停止俄临时政府驻华公使、领事的外交待遇。之后，苏维埃政府于9月27日再次对中国宣言，重申废弃俄皇政府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条约。宣言第一款写道：“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宣言所有俄国前政府与中国所缔结之条约皆属无效，放弃侵占所得之中国领土及中国境内之俄国租界，并将俄皇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掠自中国者，皆无报酬的永久归还中国”。北京政府面对苏俄政府的宣言，虽然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之下，没有就以上问题与苏俄谈判，但还是下令着手收回在华俄租界。
1920年9月15日，直隶警察厅长杨以德和天津交涉员黄荣良带领随员到俄租界接收，由俄国领事移交了工部局卷宗帐簿，俄租界工部局钟楼上挂上了中国国旗，该界华捕换上中国巡警服装，又从天津各警区抽来120名警察维持秩序。同时，天津交涉署会同天津警察厅、高审检厅议定了接管租界及管理、审判俄侨办法。接管俄租界办法规定：
(甲)天津俄租界应由交涉署会同天津警察厅先行接收，即将接收应办事宜会衔通告旅津各俄侨一体遵照；
(乙)俄租界内原有警章税则及一切管理章程暂准照旧办理，但与中国现行法令章程抵触及有其他特别情形时，得停止或变更之；
(丙)俄租界内管理警察并实施警察处分及其他行政处分均由天津警察厅执行之；
(丁)俄租界内如发生外交事宜，应由警察厅会同交涉署办理；
(戊)从前俄使领职权内行政事宜，概由接管之地方官厅主办，交涉事宜由交涉署主办，裁判事宜由司法官厅主办。
以上皆属暂行办法，待中国承认苏俄新政府，该国派来新的驻华使领后，再加讨论。
北京政府接管俄租界的行动，不仅引起白俄侨民的反抗，而且各帝国主义国家也纷纷出来干涉。10月11日和11月18日，驻北京公使团两次照会北京政府，攻击天津接管俄租界办法，他们要求北京政府承认：“(一)所有俄国租界可自编警察，应归该市政厅管理；(二)所有俄国租界之市政厅仍应照现行制度继续办理。”12月29日，中国外长表示：天津俄国租界工部局一切办事章程均已许其暂行照旧。这实际上承认了俄租界的存在。中国政府派去的官员只代行监督行政权。
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府的两次对华声明，都未能及时得到北京政府的响应，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1923年9月到达北京，并于9月4日重申了两次对华声明的原则。经过一段时间的周折，中国外长顾维钧与加拉罕于1924年5月31日签订了一系列的协定及声明书。其中在《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有“苏联政府抛弃前俄政府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根据各种公约、条约、协定等所得之一切租界等等之特权及特许”的条款。
根据《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精神，天津地方当局于6月26日将沙俄领事馆移交给苏联代表。8月6日，俄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宣布解散，将董事会权力移交给新成立的天津第三特别区区公署。自此，天津俄租界才算完全为中国政府收回。
四、比租界
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将收回外国在华租界作为对外交涉的一项重要内容，天津比租界是在中比交涉中被收回的。
天津比租界开辟以来一直没有起色，它不但没有给比利时带来多大的实际利益，反而可能成为负担。当时的比国政府没有财力，也不愿意投资于租界的建设。因此，1927年1月17日，比利时政府与北京政府举行双边条约谈判时，比利时驻华公使洛恩就宣布，比国愿将天津比租界交还中国，以示友好。北京政府遂组织接收天津比租界委员会，准备予以接收。由于南方的国民政府坚决反对比利时政府与北京政府订立任何条约，另外北京政府也无力支付比方要中国政府赎回界内土地的款项。于是，这一交涉遂被搁置。
1929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重提这一旧案，比利时政府表示，愿“自动”将该租界“无抵偿”地交还中国。随后，国民政府特派外交部条约委员会顾问凌冰等5人与比利时驻华使馆参议纪佑穆进行了具体交涉。1929年8月31日双方订立《比利时交还天津比国租界协定》及4项附件。这些文件规定，比利时政府将该租界的行政管理权移交中国政府，并将界内的所有租界公产也交与中国政府。该协定签字后，中国政府指派凌冰等为接收委员，与比国驻华公使葛来姆继续会商有关交收问题。到1931年1月15日，双方才互换协定批准书，至3月，正式举行交接典礼。比租界收回后改名为天津市特别第四区。
五、日租界
天津日租界的真正收回，实际上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然而在1938年12月22日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却由其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了发表了一纸遮羞的“声明”，说什么“日本非常尊重中国之主权，即更进一步，撤废对中国独立完整所必要之治外法权，及交还租界，亦不吝予以积极的考虑。”嗣后于1940年11月30日，又与伪南京政府签订《中日基本条约》，其中第七条说：“日本政府基于本条约之中日新关系的发展，应撤废在中华民国所享有之治外法权，并交还其租界。中华民国政府则应开放其领域，使日本国臣民，得居住营业。”换句话说，就是要把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完全变成其租界。
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英等国不宣而战，挑起了太平洋战争。12月9日，重庆国民政府正式向日本宣战，并宣布废除中日之间的一切条约、协定、合同。这样，中国便可以收回日本在华的全部租界。然而在当时，除重庆外，其他日租界的所在地均已沦陷，事实上，中国政府根本无法收回这些城市的日本租界。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为了尽力动员本国和占领区的全部力量来与盟国决战，于1942年12月21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了对华的新政策，其内容包括归还租界，撤消治外法权等，借以强化汪伪政权，“拂拭”中国人民的抗日意识，并促令伪南京政府向英、美宣战。于此同时，由日本政府扶植的伪南京政府也劲头十足地开展着“收回”外国租界的运动，以此来掩盖其卖国嘴脸。1942年3月，日本政府把它所夺取的天津、广州两个英租界“移交”给伪南京政府后，于1943年1月初，又与伪南京政府订立了所谓日华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日本将把在华日租界的行政权“交还”伪南京政府。随后，日、汪在3月9日签署了日本《交还专管租界实施细则协定》。条款规定，在杭州、苏州、汉口、沙市、天津等地的日本专管租界之行政权，定于3月30日实施“交还”。3月17日，伪南京政府任命陈君慧为接收天津日本专管租界委员。
3月30日，在天津日租界公会堂举行了日租界“交收”仪式，参加“交收”仪式的有日本驻北京的公使盐泽，驻天津总领事太田，日本租界居留民团团长臼井忠三，汪伪接收委员陈君慧，以及伪天津特别市市长王绪高等。日租界“交收”后，改名为“兴亚第一区”，伪特别市参事张同亮被任命为兴亚一区区长。被日军占领的原英租界和法租界，分别改名为兴亚二区、兴亚三区。
伪南京政府“收回”的日租界，表面上租界的行政机构已不复存在，实际上一切行政大权仍操纵在日人之手。日本导演的这场双簧戏，不仅无损于自己的丝毫利益，而且还可以收到掩饰其侵略形象，抬高汪伪地位，欺骗中国人民加入其“大东亚战争”的特殊功效。
1945年初秋，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10月6日，由美国海军陆战队骆基中将和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施奎龄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仪式。随后决定由有关当局随同收复沦陷区，将日租界收回。
六、意租界
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英等国不宣而战。同一天，侵华日军也占领了天津英、法租界。9日，国民政府正式向日、德、意宣战，并宣布废除中日、中德、中意之间的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据此，中国即可收回意大利在华的租界。但是，此时天津已处在日本统治之下，中国政府无法将意租界收回。
在此期间，由日本政府扶植的伪南京政府，却在起劲地开展“收回”外国租界的运动。因为“归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一直是日本招降汪伪的诱饵，而汪伪又一直将“收回”租界当作掩盖其卖国嘴脸的遮羞布。作为法西斯阵营中的意大利，为配合日伪的这一行动，于1943年1月14日，指使驻南京的“大使”拜会了汪精卫，向他转达了意国政府“交还”租界与撤废治外法权的决定。该决定的电文称：“意大利政府在本月13日，业已表明赞同交还租界及取消治外法权之原则，至实际执行办法，将共同协商之”。这只是一个原则性声明，何时交还天津意租界，电文没有说明，以后也一直没有下文。
1943年8月，意大利反法西斯力量乘着盟军在意大利迅速推进的形势，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墨索里尼政权，并公开向盟军投降(后德国又将墨氏重新扶上台)。片刻之间，意大利从日本的盟国变成了敌国，驻津日军立即封锁了意租界，并“协助”伪天津市政府强行将意租界“接收管理”。8月13日至16日，在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太田的主持下，意方代表与伪天津市长张仁蠡和汪伪外交部的两个司长确定了“交收”意租界的9条办法，并举行了“交收”仪式。意租界改为“特管区”。
由于当时的南京政府是个伪政权，它对租界的接收不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公布《接收租界及北平使馆界办法》。这一办法规定，天津意租界的收回，根据1941年12月8日中国对意大利宣战后废止两国间一切条约的声明来办理。随后，天津市政府成立了天津市前英、法、意租界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债务清理委员会，对意租界的财产进行了清理。这样，天津意租界方正式为中国政府所接收。
七、英租界
1927年1月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在国内外震动很大，天津人民亦有收回天津英租界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北京政府专门组成接收租界委员会，把收回天津英租界的问题提到了日程。而天津英租界当局，也迫于形势，采取了两手准备。一是通过会商“第一步为确保永租权”，拖延收回时间；二是采取中英共管的办法做好“交还”的准备。1927年3月，中英组织了交还天津英租界委员会，双方代表开始进行接触会商，经过9次讨论，初步取得统一意见，即：采取中英共管的办法，组织中英共同管理委员会，由英租界行政部将管理权移交给共同管理委员会掌管并拟出一个《紫竹林市政管理章程草案》。当时，由于中方主管部门认为“章程”草案必需修改而未能很快获准。后来，由于中国政局的动荡，天津英租界收回问题便无人再提及。
1937年7月30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天津，随之对英租界即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如劝告日侨撤离英租界，传言英租界为中国人的抗日活动提供了掩护，以及有与日政策相冲突的行为等等，因而英租界当局与日本占领者之关系日趋紧张。1938年12月15日，日军在英、法租界的周围架设了铁丝网，对出入于英、法租界的行人进行检查，除持有护照或通行证外，一律不准出入。1939年4月9日，伪天津海关监督、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程锡庚被“抗日锄奸团”暗杀于英租界大光明电影院。日军立即通过伪天津市长温世珍向英国驻津领事馆发出抗议照会，并要求进入租界搜查凶手。15日，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和伪天津市警察局共同搜捕了4名嫌疑犯，日本天津防卫司令官要求英租界工部局引渡给日方。经多次交涉均被英方拒绝。5月6日，日方向英租界提出严重警告：“英、法租界是抗日共产分子阴谋活动的策源地，为各种暴力行为的避难所。英租界庇护暗杀犯人，是对日军的间接敌对行为，是对东亚新秩序的挑战”。6月14日，日本天津防卫司令官奉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命令，将英、法租界通往日租界及中国管辖区的7条路完全封锁。不久，在日本外务省和军部制定的《措施要领》中也规定，对于英租界不但要封锁，而且可以“直接搜捕”，“实在不得已也可以实行军事占领”。
英租界被封锁后，日军选精锐官兵500人，以公祭“庚子殉难”日本兵坟墓为名，全副武装开入英租界广东路坟地。英国政府迫于日本所施的压力，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斡旋，双方同意在日本东京举行英、日谈判。
1939年7月，经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和英国驻日本大使克莱琪的几次会谈，于24日达成了初步协定，即《有田—克莱琪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英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镇压抗日活动“有特殊需要”，保证在治安与经济方面与日本合作；关于处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在英租界所存的白银等问题将继续进行谈判。
《有田—克莱琪协定》发表以后，受到中国各界及国际舆论的谴责，认为英国签署的这个协定，是英国政府向日本的投降和退让。这个协定，也引起了美国的震动。7月26日，即协定发表后的第三天，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指出：“如果日本欠斟酌的行动继续下去，那么不可避免发生某种严重事件。”次日，又向日本驻美大使崛内提出了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的通告。由于美国的强硬态度，英国在谈判桌上的态度也立即改变，最终没有达成天津租界货币流通问题的协议。8月31日，英、日谈判宣告决裂。
1940年6月，经英国政府的要求，英日的东京谈判再次举行。6月19日，双方达成了关于天津问题的一些协定。如公认伪联合准备银行的纸币在英租界内流通；封存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原存于英租界之白银；日军可以对租界行政进行干涉等等。6月20日，日本解除了对天津英、法租界的封锁。
1941年12月7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向英、美宣战。8日清晨，一支番号为极部队的日军进驻英租界，并立即将英租界改为极管区。1942年2月18日日本发表“移让”天津英租界的“声明”；3月，日本与伪南京政府搞了一次“移交英租界”的会商，并于3月28日正式履行了“移交”仪式，把极管区改名为特别行政区。设区公署，由汉奸方若任署长。1943年3月，又改名为兴亚第二区。
日本对天津英租界的接管，英国并不予以承认。与此同时，英国与重庆国民政府进行会谈，并在1943年1月11日签订了《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其中第四条规定将天津英租界交还中国。但是，当时天津尚处于日军占领之下，这一条约并不能履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颁布《接收租界及北平使馆界办法》，其中对收回天津的英、法、意三国租界作了相应的规定。年底，天津市政府成立了“天津市前英、法、意租界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债务清理委员会”，杜建时任主任委员，英国首席顾问为甘悌，法国首席顾问为美馥瑞。1946年12月开始进行清理工作，1947年5月结束。至此，天津英租界正式收回。
八、法租界
在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日本就有步骤地对法、英租界施展阴谋，以图进占。据1934年8月31日《申报》记载，由于在津日军进行演习，致使各国租界“检查通过行人甚严，法租界巡警局尤执行最厉”。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占领了天津。当时，由于租界享有治外法权，日军尚不敢进占法租界，只是不断进行挑衅。
后来，随着日本与法、英两国矛盾的日益激化，日本军方于1938年12月15日开始封锁英法租界。1939年6月14日上午6时又开始封锁法、英租界通向外面的道路。19日晚10时，日军对于环绕英、法租界周围之铁丝网通放强烈电流，外侨受辱现象也不断发生。日本的这种恐吓活动一直延续到1940年6月20日才暂告一段落。与此同时，天津伪特别市公署配合日军当局，饬令市商会，劝谕在英、法租界内之米业、钱业等各大商店迅速迁移至市区。27日，伪特别市公署又通告各人民团体，不拘会址或会员，一律迁出英、法租界。
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驻津日军随即进驻法、英租界。法租界因日本与维希政府关系得以继续维持，虽然没被接管，但已成为附庸。1943年2月23日，维希政府发表声明，撤废在华治外法权，将其在华租界“交
还”给中国，并于同年5月18日与伪南京政府签署了交还协定，每月由天津市公署拨款4万元，充法籍留用人员之薪金。是年6月5日10时30分，双方举行了法租界交还典礼，即日，在租界内设置行政、警察机关，管理收回后的法租界事务。同日，天津伪特别市公署布告，“查本市法国专管租界于6月5日交还中国，兹经本署规定，由接收之日将该租界地区暂行改称为兴亚第三区。依照兴亚第一、二两区之例，即日组设区公所，直隶于本署管辖，并立即实施保甲制度。”
与此同时，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也针对据法国维希政府1943年2月23日之声明，宣布收回法租界。由于天津当时尚处日本控制之下，国民政府对法租界无法实施有效管理，其宣布收回之命令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毫无实际意义。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接收租界及北京使馆界办法》，才正式将天津法租界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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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租界还继续存在吗,
抗战之前的一些租界确实没有了，在抗战期间许多国家在中国的租界被日军战领，专而后反法斯联盟成立后属，各西方国家便送了个顺水人情废除了许多针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租界也在名义上归来中国（香港、澳门除外）。
但是在抗战结束后也产生了新租界，如蒋介石为了确保苏联不把东北交给中共，与苏联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苏联租借旅顺。
⑺ 抗战史上有哪些令人绝望的时刻
《围剿》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末期（1944年冬），一队九人日军小分队奉命进山寻找藏有以前存放细菌武器的山洞。而在同时，山里的唯一一户人家也在给自己死去多年的爷爷过生日而杀猪庆祝。家里的老太太拿着死去老伴的二胡正在感慨万千，影片从一阵杀猪声中开场，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着欢快与质朴。就在这个时候九人小分队冲进院落，纯朴的村人用酒肉招待他们并希望他们吃完快走。但是日本人并没有他们想象那样，最终因为山洞，电池（日本小分队无线电电池被疙瘩打坏）而兽性大发将一家人除逃走的三个儿子外全部杀死。离开后日军小分队到了山洞。纯朴的中国老百姓已经被日本鬼子的兽性激怒。兄弟仨人发现全家被杀决定要报仇！于是展开了一场三个农民儿子与九个武装日军的战斗。三个原本纯朴的老百姓利用手中的大刀、斧头、绳子、铡刀、铁叉等农具对鬼子的三八大盖和刺刀，整整竟将鬼子困了将近半年时间。他们利用熟悉的山势和地形将日军困在山洞里不敢下来直至一个个耗死。而这半年间老大战死了，老三战死了，只剩下最胆小的二喜，鬼子这边也只剩下了残酷至极的鬼子队长。 此刻，战斗成为了两个人的战斗。每天的骚扰，每夜的石块袭击，每晚的叫骂成为战斗的主题。在这个战斗中已经没有了农民和士兵，有的只是“我要杀你”。两个人之间的战斗每天都在上演，两个人每天睁开眼的唯一目的就是去杀死对方。二喜要对方杀人偿命，鬼子队长要下山完成任务。就在僵持中时间已经过去半年之久，两个人之间的比拼却还在继续。直到抗日战争结束，解放军来到这个已经看上去荒芜了许久的山村，才发现在这里竟然还存有这样一场特殊的战斗。最终鬼子队长在绝望中自杀，二喜在呐喊中喜极而泣。
⑻ 如果没有美国参战，中国抗日战争还要打多长时间
胜利是必然的 但是时间绝对不会在1945年
⑼ 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的抗日战争还要打多久
美国对日作战当然是日本失败的重要原因。但即使没有爆发太平洋战争，一旦欧洲战事结束，苏联回过手来必然也要解决日本的威胁问题。以苏军在东北打日本关东军的情况来看，最后在中国战胜日本是问题不大的，但是可能时间上要推后，而且难以打上日本本土。如果欧洲战事反法西斯阵线失利了，苏联无法来对付日本，美国也不介入中日战争的话，抗日战争可能失败，至少还要很久很久，也许还得十年八年甚至更久。说它可能失败，不是说中国人就打不赢日本，而是蒋政府很可能和日本妥协。这有两点证据：其一是蒋政权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跟着美英对日宣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东北不对日宣战，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日军进入上海不对日宣战，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日军进入华北不对日宣战，七七事变爆发日军侵占北平仍不对日宣战，1937年底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并屠杀三十万中国人还是不肯对日宣战，日军偷袭美国的珍珠港反而成了对日宣战的决定性因素，这明显是蒋一直不放弃对日妥协的想法，直到对日妥协绝对不可能为美国容忍的时候才最后死心。还有一件铁证是蒋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抗战的底在哪里？是否日本亡了或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个界说。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就是失败，恢复了就是胜利。”（原话）按蒋的说法，东北可以不要，华北地区和上海也可以允许日本驻扎军队，因为这就是七七事变前的状态。再看日本投降后蒋政府又宣布日本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无罪释放！侵华日军总司令居然无罪。综上种种，如果战事持久局面愈加困难，蒋和日本妥协甚至投降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中国抗战失败的最大可能因素就在于此。当然抗日战争失败不意味着它的结束，即使蒋不抗日甚至降日，也会有中国人坚持继续抗日的，只是其艰巨程度就要百倍的增加了，就像抗联在东北坚持那样。
⑽ 什么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1937～1945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自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始，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战败投降止，历时八年，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这场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中华民族史上，也因一举洗雪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抗御外敌入侵屡败的屈辱史而永远彪炳史册。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芦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从此，战火在中华大地上全面燃起，中国人民积极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救国斗争之中。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绝不是偶然的，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以灭亡中国为首要目标，进而吞并亚洲的“大陆政策”的结果，也是日本为摆脱当时经济危机、缓和国内矛盾、争夺世界市场和东亚霸权所采取的新的侵略步骤。20年代末至30年代，日本国内矛盾激化，连续发生经济危机。为了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和实现夺取中国东北的战略计划，日本于1931年蓄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局部战争。随后，日本又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华北，侵占热河，进逼北平、天津，策动“华北事变”，并加强了全面侵华的战争准备。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接着，形成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同盟。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正式爆发。
日本政府认为只要对中国“加以一击”，就能使其完全屈服，从而制定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企图在3个月内结束对华战争。然而，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打破了帝国主义的美梦。
由于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中国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形成两个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初期对日军做了较为积极的抵抗，进行了一系列规模较大的战役，给日军以杀伤和消耗。特别是台儿庄一战，更是对日军的一次重大打击，但是由于国民党实行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致使国民党的数百万大军在日军压力下节节败退。到1938年10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城市以及江苏、安徽等省的大部分地区相继落入日军手中。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战场，不断打击日军，取得了平型关战役、雁门关伏击战等重大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敌的斗志和信心。日本在占领广州和武汉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特别是遭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沉重打击，便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而转移其主力于解放区战场。从此，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在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改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而逐渐转移其主要兵力来打击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以巩固其占领区。从1938年底开始，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推行“三光政策”和“囚笼政策”。为粉碎日军的企图，八路军总部决定大举破坏正太路，进行“百团大战”。这次战役从1940年8月至12月历时近4个月，消灭敌伪军2.5万人，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与此同时，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反扫荡斗争，坚持敌后抗战，牵制了大量敌人，破坏了日军北上侵苏的计划。日军经过几年对我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作战，开始认识到剿共仅靠武力进行征伐不能取得成效，因而实行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进行频繁的“大扫荡”，敌后抗战处于严重困难时期。同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并多次掀起反共高潮，但我军和解放区禁受了锻炼，积累了经验，渡过了困难时期。
从1943年开始，战争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43年2月，前苏联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伟大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中国战场上，日军在中国人民特别是敌后战场军民的有力打击下，部队士气低落，战斗力明显下降。同时，旷日持久的战争消耗，也加剧了日本的国内矛盾，人民反战情绪激增。为挽救其失败的命运，改变其在太平洋战场的不利态势，日本急欲结束对华战争，以便从中国战场抽调更多兵力用于太平洋战场。为此，日本企图大力扶植和加强汪精卫伪政权的政治力量，并对蒋介石施加一定的压力，促成蒋、汪合流，以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在作战指导上，日军强调确保其占领区，保证重要资源开发地区、中心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安全，并以部分伪军接替部分日军守备任务，以便抽出日军用于太平洋战场和在中国占领区执行机动作战任务。而在国际形势日益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情况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仍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敌后抗日军民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克服了严重困难，坚持了敌后抗战，并从1943年起开始进入恢复和再发展时期，不仅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和“清乡”，而且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最后胜利的前夜。而在太平洋战场，日本侵略者还在继续顽抗。1945年上半年，中国敌后解放区军民，继1944年春、夏、秋季攻势作战后，又发起1945年春、夏季攻势作战，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日伪军，迫使其退守主要交通线、重要城市和沿海地区。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否则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掷下两颗原子弹，给日本以巨大打击。8日，前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同时宣布参加《波茨坦公告》；9日，100余万苏军从北、东、西三个方向进攻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同一天，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各解放区军民立即展开全面大反攻，解放了大片国土。在中国、前苏联、亚洲各国以及美、英等盟国军队的共同打击下，日军迅即崩溃。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签署投降书；9月9日，日本在南京向中国递交了投降书。至此，历经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打乱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计划，迫使其不得不放弃“北进”前苏联的企图。持久的抗日战争，也拖延了日本法西斯“南进”时间，打破了它变中国占领区为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的计划，使其南取澳洲、西取印度和在中东与德国法西斯会师的企图成为泡影。而且对支援太平洋战场美、英盟军作战，加速太平洋战场反攻起了重要作用，并对打败日本法西斯起了决定性作用。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一洗百余年来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历史。它拯救了中华民族的危亡，唤起了人民的觉醒，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此外，在抗日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游击战争战略思想，对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也起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