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化关系

㈠ 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100字左右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抄史的一个转袭折 点,它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以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落后的大门,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运动方 向,它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同时,它既对中国近代化起到促进作用,也对中国近代化起到抑制作用。

㈡ 鸦片战争与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关系

现代化是指整体性的社会变革过程，现代化包括了经济，政治，社会内，文化，教育，科技容，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的整体性社会变革。正是由于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急于开拓海外市场，地域广阔，拥有极大消费力的中国成为理想之地，当时尚处于封建统治的中国被迫打开了大门，先进的生产方式，思想理念伴随着列强的侵略随之而来，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启动。
经济结构的变化是中国现代化启动首要的组成部分，鸦片战争结束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某些客观条件。
政治思想的变化是中国现代化启动的重要内容。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开始主张学习西方，向西方寻求真理，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随后洋务运动中的“中体西用”也体现了这一主张， 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包括企业、科技、教育、海军、留学等），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企业，编练新式陆海军，设立学堂，派遣留学生等。
所以，鸦片战争一定程度上使当时的中国走上了步履蹒跚的现代化之路。

㈢ 鸦片战争与中国近现代化

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虽说已到了封建末世，新的社会因素渐多地进行了量的积累，在一度程度上呈现一种新旧交互渗透的过渡性状况。但是总的看来，社会的旧格局、旧面貌基本保持着。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这种矛盾较前更严重激化，封建统治面临危机。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增长，但封建制度没有改变。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已经走上衰败的道路，政治黑暗，国防薄弱，财政拮据，国势日衰，到了19世纪以后，嘉庆、道光王朝更呈江河日下之势。

1、落后的经济

统治中国的清王朝，经过“康乾盛世”已进入了危机四伏的“衰世”。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在全国占据主导地位。土地兼并的现象十分严重，大量耕地集中在贵族、地主手中，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地主。据1812年(嘉庆十七年)统计，皇帝直接或间接掌握的土地达83万顷。乾嘉之际的权臣和坤就占田8000余顷。道光年间的大官僚琦善则有地252顷。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有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广大农民在封建地租、赋税、徭役和高利贷的重重盘剥下，陷于贫困破产和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2、腐败的政治

清王朝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已腐朽不堪。皇帝专横独断，骄妄自大，沉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一般封疆大吏愚昧闭塞，官场贪污成风，吏治败坏。乾嘉以来,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高级官僚当中,多次揭露出惊人的贪污案件,这不过是因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而揭发出来的一小部分丑闻而已。当时有人将清朝皇帝查办贪污案讽刺为“宰肥鸭”。贪污在清统治集团中成为不可遏制的一种流行病。结党营私，在当时统治集团中也形成恶劣的风气。

3、废弛的军事

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编制上虽有八九十万人，但缺额甚多，武器落后，其装备水平与清朝早期相比反而有所退步。而且军务废弛，缺乏训练，军纪败坏，国防力量十分虚弱，每年消耗饷银二千万两以上（占当时清朝年财政收入的将近一半），都到了腐朽不堪的程度。

4、沉闷的思想文化

清朝统治者还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沿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大力提倡空疏的宋学即理学和脱离实际的汉学，并大兴文字狱，钳制和禁锢士人的思想。当时思想界处于一种相当麻木、压抑和沉闷的氛围中，但是龚自珍颇有“众人独醉我独醒”的势头。他长歌当哭，不遗余力地揭露和抨击时弊。

5、闭关自守的对外关系

鸦片战争以前，尽管清王朝保持比资本主义制度落后了一个时代的封建制度，尽管它已经相当地没落腐败，但是，它却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还没有被外国控制。清王朝采取的对外关系政策是“闭关”政策。“闭关”政策肇端于明朝的“海禁”，是明、清某些时候实行过的一种政策，闭关政策它既有前后联系、一脉相承的一面，又有在不同的时候，实施的背景、目的、具体内容、办法各不相同的一面，所以应作具体分析、我们这里要着重了解的也可以说特指的，是乾隆以后的闭关政策，也就是限广州一口通商时期的这种政策。清统治者把闭关政策当作外交的武器来使用，无异于一个人舞纸剑而自诩英雄。闭关政策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国人，但是从长远、从全局来看，这一政策，没有也不可能起到抵制殖民侵略的积极作用，反而限制了中国自己，到头来是作茧自缚了。所以从根本上说这是一项消极的、落后的、错误的政策。清政府沉迷于几千年的繁荣昌盛中，不愿意接受世界的变化，不相信世界能有国家会超过自己。

鸦片战争后：

1、社会性质的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领土、领海、司法等主权遭破坏。外国侵略者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3、社会革命任务（革命对象）的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肩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中国从此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战前，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独立自主的国家，清政府可以行使自己的主权而不受外国干涉；战后，中国的领土完整被破坏，主权从多方面被侵害，已经丧失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

战前，中国是一个经济上自主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着统治地位；战后，外国商品源源不断的涌入中国，原有的封建经济基础开始受到破坏，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失去经济上自立的地位。

战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战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复杂化了，又增加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一对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地位越来越突出。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人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内容和格局，决定了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就开始肩负起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也决定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

4、结论：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开始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㈣ 谈谈你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向近代化社会转变的认识 求解答

鸦片抄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向近代化社会的转变主要是被动的转变。因为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侵华战争，惊醒了国人，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要独立自主就必须要富强，要采用新制度，要让国民的思想得到洗涤和革新。这也正是中国向近代化社会逐步转变的过程：器物——制度——思想（或者说是文化）。这三个阶段对应的分别是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
向近代化社会的转变同时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一个是经济层面的，主要表现为自然经济逐渐解体，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政治层面的，主要表现为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中国进入半封建社会，各种政治思潮迭起。社会习俗方面的，受西方文化的浸染，中国的社会习俗发生了很多转变，如服饰、交通、通信等方面，传统和近代并存。思想方面的，主要是向西方学习，西学东渐（上面提到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都有这方面的内容）。

㈤ 为什么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鸦片战争的结果：中国被迫同英、美、法等国签订了《向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社会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原因具体有以下三点：
1．中国的主权开始遭到破坏，战前，中国政治上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国家。战后，割让香港等条款破坏了中围的领土及领海主权；“领事裁判权”制度，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协定关税，破坏了小国的关税主权；片面最惠国待遇，为列强广泛地掠夺中国提供了方便。这样，中国就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园家开始沦为一个遭受外因侵略者奴役的半殖民地国家。

2．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战前，中国经济上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国家，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有力地排斥着外国的商品侵略。战后，废除“公行”制度，增加通商口岸，丧失关税主权，外国的廉价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 这种商品“重炮”，逐渐摧毁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使中国日 益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

3．中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和主要矛盾开始发生变化。战前，中国社会基本上只有两大对立阶级，即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战后，出现了一批买办和买办商人；在外国企业中出现了第一批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原有的封建地主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外，又出现了外国资本主义相中华民族的矛盾。从此，中国的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任务。

㈥ 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分别从哪些层面对中国近代化进行了探索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向近代化社会的转变主要是被动的转变。因为鸦片内战争及其以后的侵华战争，容惊醒了国人，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要独立自主就必须要富强，要采用新制度，要让国民的思想得到洗涤和革新。这也正是中国向近代化社会逐步转变的过程：器物——制度——思想（或者说是文化）。这三个阶段对应的分别是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

向近代化社会的转变同时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一个是经济层面的，主要表现为自然经济逐渐解体，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政治层面的，主要表现为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中国进入半封建社会，各种政治思潮迭起。社会习俗方面的，受西方文化的浸染，中国的社会习俗发生了很多转变，如服饰、交通、通信等方面，传统和近代并存。思想方面的，主要是向西方学习，西学东渐（上面提到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都有这方面的内容）。

㈦ 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化

一、鸦片战争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前夕，以英国为首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已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的统治地位。诚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就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灭亡的恐怖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变为资产者。简短些说，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0页。)也就是说，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潮流，正在迫使所有落后民族走向近代化，亦即走向资本主义化。中国当然不可能例外。英国下决心发动鸦片战争，用大炮轰开中国闭关的大门，正是不自觉地充当了强迫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工具。

当时，中国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社会，仍然是一头做着“天朝大国”封建美梦的睡狮，仍然闭关锁国自绝于世界资本主义潮流。毛泽东说过：“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这个“缓慢”，还不知道要“缓慢”到何年何月？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

第一，中国仍然是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在商品经济发展基础上，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拥有长达300年左右的历史，遍及30多个手工业行业；但上升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诸条件，均未成熟，只有少数行业出现了手工工场，大部分行业仍停留在萌芽状态。也就是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仍然不成气候，对它不能作过高估价。

第二，明末清初以黄宗义、顾炎武、王船山为代表的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主政治的呼声，虽曾一度露头，但仍然是中国古代儒家“民贵君轻”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并不反映近代民主的要求，而且很快遭到封建势力所扼杀。中国社会始终没有出现第三等级和市民阶层等要求近代民主的新兴势力，封建专制结构，仍然牢不可破，原封未动。这一封建专制政权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如重农抑商，横征暴敛等等，严重摧残着工商业，抑制和阻挠着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顺利发展。

第三，在文化思想上，虽也出现了如古典小说《红楼梦》中所反映的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等新因素，但毕竟很微弱，没有出现西欧那里的文艺复兴思潮。中国人的头脑，仍然被“三纲五常”等封建传统思想禁锢着，积重难返，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风，一时还吹不进来。

第四，清政府继续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潮流，闭目塞听，昏瞆无知，仍然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外通商只限于广州一口，而且还要通过十三行，不许外商直接贸易；不懂近代外交礼节，坚持外交使节靓见，要行三跪九叩首封建大礼；仍抱着康熙年代“上国物产丰富，无所不有”的老观点，不重视对外贸易。这一政策，严重阻碍着东西之间的正式交往。

根据上述情况，如果仅仅依靠中国本身力量，要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进，必然是十分缓慢的。

二、鸦片战争后中国才开始近代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五口通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陆续输入，才开始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至19世纪末，中国近代化的基本情况是：

在经济上：（一）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体制，已开始解体。1899年全国进出口货值264748千海关两，出口货值195785千海关两，两笔共达460533千海关两。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已基本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二）使用机器的近代工矿企业陆续出现。据统计，1895年全国近代工矿企业总数达200家，资本总额5004万元，工人总数91350～98060人。(黄逸峰、姜铎：《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集》第338页。)（三）近代交通运输业陆续出现，近代轮船公司约20家，拥有大小轮船约300艘，吨位总数约10万吨。已筑成的台湾铁路及京奉铁路天津至山海关段共364公里，芦汉铁路已开始兴筑。电报及邮政等事业，已通达全国主要行省。（四）近代商业也陆续出现。外资在华开设的洋行总数达400余家。中国旧式商业，正在适应外资洋行经营进出口商品的需要，逐渐出现经营洋布、西药、生丝、茶叶等新兴行业。以上海为例，19世纪末，上海在旧有商业的土布、米、木材、糖、绸缎等行业的基础上，又新兴起洋广什货、五金、西药、纸业、棉纱等四五十个行业。其中洋布公所全部同业一百三四十家；五金钢铁业58家，丝栈、丝号100家左右。(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商业史》编写小组提供的材料。)（五）近代金融业也应运而生。外国在华的银行保险业已近20家，包括总行设在中国、资金较为雄厚的英国汇丰银行。中国本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也于1897年设立。旧式线庄业也开始转向近代化。

在政治上：（一）原已走下坡路的清王朝封建政权，经过国外侵略势力和国内农民革命的几度冲击，已无法照老样子统治下去，在“灭亡”威胁面前，一部分封建统治阶级，不得不转化为洋务派，推行洋务运动，实施“同光新政”，于是，封建政权开始向资本主义近代化倾斜。（二）随着近代企业的出现，不仅引进了西方的生产技术，同时还引进了西方的社会制度，政治民主化，开始提上了中国的议事日程，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早期改良派，率先提出设立议院，由君主专制向君民共主转化，反映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呼声。（三）康梁为首的“百日维新”，把早期改良派君民共主要求，通过光绪皇帝的诏书，付诸实施，虽然中途夭折，以“六君子”壮烈牺牲而告终，但毕竟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企图登上政治舞台的一次尝试。

在文化思想上：（一）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文化的书籍，逐步输入。1868年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至19世纪末，先后共译出各类西书160种，总数达1075卷，由江南制造局公开出版发行。译书内容以介绍近代科学技术为主，兼及各国政治历史。1867年开办的北京同文馆，对翻译西书也比较重视，先后译成《万国公法》、《格物入门》《化学指南》等西书26种，由该馆印书处刊印公开发行。这批西书都在1870年前后出版，成为当时知识界中学习西方知识的最早入门书，对传播西学起了积极作用。梁启超即曾称赞这批西书，是光绪年间人们求知识于域外的“枕中鸿秘”。(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60页。)（二）传播西学的各种新式学堂陆续开办，并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60年代后期北京、上海等地开办的同文馆和广方言馆，先后培养了300人左右翻译和办洋务的人才。从1872年开始，清政府采纳容闳的建议，陆续选派了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目的是培养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科的人才。这批留学生虽于1861年后中途撤回，未能完成学业，但大部分已在美学习5年以上，对各种学科有一定基础，回国后分配在陆海军、各军事工业及电报、铁路等局任职，成为洋务运动的得力助手。其中有一些人后来还成为著名的官僚、军阀和技术人才，如著名的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等。1866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一开始便设立了船政前后学堂，教习英文、法文、数学、绘图等课程，专门培养造船和驾驶人才，陆续毕业的学生共628名，从1876年起，还先后派三批优秀学生68人赴欧洲深造，学习造船、驾驶、化学、冶金、地质等学科，培养高级技术人才。这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大都成为造船专家和海军骨干。80年代，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也培养了一批近代海陆军人才，著名近代思想家和翻译家严复，即曾担任过天津水师学堂的总教习。到了90年代，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即相继诞生，前者创办于1898年，后者创办于1896年。于是，中国的教育制度逐步实现近代化。沿袭多年，弊端丛生的八股科举制度，不得不于1901年宣布废除。（三）作为舆论工具的报刊杂志，陆续出版发行，冲破了封建统治的沉闷空气，反映了要求政治民主的呼声。旧中国历史最久、规模较大的上海两家大报——《申报》和《新闻报》，已先后创刊，前者创刊于1872年4月，后者创刊于1893年2月。特别在1895年维新运动进入高潮期间，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纷纷创刊，如北京强学会创办的《中外纪闻》，上海强学创办的《强学报》和《时务报》，湖南南学会创办的《湘报》等等，对推动维新运动起了号角作用。（四）随着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逐步输入，中国维持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已开始从根本上发生动摇，人们的价值观念，逐步在向近代化转变。

中国近代化基础，虽然十分薄弱，但毕竟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进，不再是一个原封不动的封建社会了，而且这一基础，是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继续向近代化发展的起点。

三、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起了双重作用

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毒害中国人民、阻止中国禁烟而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战争结果，中国第一次向外国侵略者屈辱求和，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而独立的中国走上了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苦难道路。因此，鸦片战争是中国人民遭受外国侵略者压迫、剥削、欺凌的开端。但鸦片战争又迫使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中国近代化是鸦片战争的直接产物，因此，鸦片战争又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鸦片战争的这两个开端，便交织成一部旧中国109年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所起的双重作用。即既刺激和促进了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又压迫和抑制了中国近代化的顺利进行，不得不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道路。

鸦片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起的刺激和促进作用是：

——迫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承认自己落后，逐步消除“上国天朝”、“惟我独尊”、“夜郎自大”等等虚骄之气，不得不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引进近代化生产技术和社会制度，把自己变为资产者。林则徐、魏沅等进步先驱，是第一批自觉地这样做的人，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和干王洪仁玕发布了旧中国第一个较完整的近代化纲领——《资政新篇》。洋务派奕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辈，则是半自觉地这样做，开创了一系列中国近代化事业，担负起他们力不胜任的历史任务。顽固派则从近代化的“绊脚石”，转而被近代化牵着鼻子走，跌跌冲冲地进入近代化。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派，则总结和吸收了中国近半个世纪近代化的经验教训，响亮地提出“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纲领，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对中国近代化逐渐成熟的要求。这半个多世纪各政治派别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围绕着近代化所展开的政治角逐，都是在鸦片战争炮声揭开中国近代化序幕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输入机器和近代生产技术，在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旷野上，移植了几百个近代大机器工矿交通企业，大大缩短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根据马克思的研究，作为资本主义典型的英国，是经过简单协作、手工工场再发展到近代机器大工业的，这一历程花了近300年左右的时间。而中国近代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则是跳过了前面两个阶段，直接从外国移植过来，象江南制造局那这庞大的近代机器工厂，从筹备到建成，一般只经过3年左右，比起英国缩短了100倍。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是经过一段摸索过程的。例如曾国藩，开始对仿造洋炮洋船的想法很简单，认为外洋器物“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土，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7卷，第6页。)于是他便于1862年，在安庆内军械所，委托徐寿、华蘅芳等，开始用手工仿造洋炮洋船。先试制出中国第一部蒸汽发动机，接着又试制出木壳轮船“黄鹄”号，试航结果，“行驶迟钝，不甚得法”，失败了。他只得改变办法，于1863年，选派最早留学美国的容闳，赴美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准备运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设备，正式建立近代机器工业。例如李鸿章，在1865年创办江南制造局前几年，已先后派江海关道丁日昌、总兵韩殿甲和英人马格里，在上海、苏州两地分设了3个洋炮局，以手工制造开花炮弹等军火，供应军队使用。再如左宗棠，在1867年创办福州船政局之前，已在杭州西湖，用手工试造过小轮船未成。曾、左、李辈在60年后期进口外国机器设备创建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大型近代军事工业获得成功后，便陆续创建了轮船招商局、兰州织呢局、上海织布局、开滦煤矿局等大型近代机器工矿交通企业，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

——外国在华近代企业的示范作用。旧中国兴办近代企业，先有外国在华资本，后有洋务企业和民营企业。当洋务企业于60年代初陆续创办时，外国在华资本经营的近代工厂已有26家，其中船坞船厂10家，机器铁厂3家。这些厂在使用机器、培养技术工人、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对后起的洋务企业和民营企业，都直接间接地起着示范作用。李鸿章1862年办的上海洋炮局和1863年办的苏州洋炮局，一部分技工便是从外商工厂来的。1863年开设在上海的美商旗记铁厂，还被李鸿章花6万银两买下，该厂的全部机器设备，连同美国资本家科尔，洋匠8名和一部分中国工人，都成为旧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江南制造局的基础。1866年创办的上海最早的一家民营机器厂——发昌机器厂，也是依靠向外商船厂承接装配船用零件发展起来的。不仅外资在华工厂，对后起的中国工厂起着示范作用，外资在华的航运、银行等业，也在起着同样作用。1872年创办的中国第一家近代航运业——轮船招商局，内部的经营管理制度，大都从当时外商在华轮船公司搬用过来，连局里的总船主和每艘轮船的船主，都长期聘用着外国人。1897年创办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经营管理模式，完全是英商汇丰银行的一套。

——培养近代技术人材。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帝国主义，通过在华企业雇用中国职工，受中国聘用的技术人员，接受中国留学生等各种渠道，为中国培养了大批近代人材。这里只举福州船政局为例，便足以说明。左宗棠于1867年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即同船政局法国正副监督日意格、德克碑签订培养人材合同，议定5年限满，教中国员匠能自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驾驶，即加奖日意格和德克碑银各2．4万两，加奖各法籍师匠共银6万两，计定奖格银10．8万两，另再加精神奖励。至1873年5年期限届满时，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督促法监督日意格，逐厂试验中国员匠制造技术，洋匠逐步撤走，交给中国员匠放手自造，正副匠首都选中国工人担任。经过半年多的考核试验，于合同期满后，洋匠全部遣散回国，按合同规定给予奖赏。该局撤走外籍技术人员，在本国技术人员主持下，陆续制造了十余艘兵商轮船，基本上已具有独立制造能力。

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起的压迫与抑制作用是：

——仗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特权，加速扩大外国在华资本势力，逐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把中国民族资本压得抬不起头来，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据统计，外国在华资本在中国资本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是：1894年占60．7，1913年占80．3，1920年占70．4，1936年占78．3。也就是说，外资要占中国资本总额的60～80％左右。在中国不少重要近代产业部门，外资均处于垄断半垄断的优势。中国新生的民族资本，多方遭受排挤和限制。例如早期以英国资本为主在上海、广州等地兴办的几个船舶修造厂，便挤垮了中国具有千余年传统的旧式造选业，压抑着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新式造船业，长期垄断着中国船舶修造工业。前面提及的上海最早举办的民族资本发昌机器厂，便因竞争不过英商船厂，于1899年为英商耶松船厂所吞并。又如早期俄国资本在武汉、福州等地兴办的茶砖厂，便挤垮了福建好几家新生的民族资本茶厂。20世纪后，外国资本已逐步趋向垄断，对中国资本的排挤、压抑直至并吞，更十分明显。例如外国资本对中国近代煤矿的控制和垄断，不仅压抑着民族资本的中小型煤矿喘不过气来，连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经营的大型煤矿，也逃避不了外资侵吞或控制的命运。英国资本骗夺开平煤矿和并吞滦州煤矿的过程，便是最典型的史实。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运输的垄断和控制，事例也很突出。从1896—1914年间，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的直接投资总额达2．92亿美元，在修筑成的1万余公里铁路中，外资占90％以上。清政府和北洋政府修筑的铁路，大部分是借外国资本。“商办铁路”，虽然一度呼声很高，但在外国资本勾结中国封建势力的强大压力面前，毫无成就，民族资本铁路所占比重，微不足道。至于中国的金融市场，更是长期被以英国汇丰银行为首的外国银行所垄断。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是中国资本主义不能获得顺利发展的根源。

——长期控制和垄断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在工业进口农副产品出口之间，进行不等价交换，加上早期的贩运鸦片，从中吮吸着中国人民的大量血汗，使中国陷入贫困的境地。关于进出口商品的不等价交换，找不到全面的估算数字，根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一书的估算，仅1926—1936年的10年间，我国在进出口商品总值中所遭受的不等价交换的损失总额，高达当时币值50亿元余，每年平均损失达5亿元，当时每年的进出口商品总值为20亿海关两左右。约折成30亿元，年损失比重为1／6。如果以此类推，中国近百年来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不等价交换的总损失，该是何等惊人！(参见《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1—62页。)早期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民，是外国在华洋行攫取暴利的重要手段，如老牌的怡和、太古、旗昌等洋行，大都靠贩卖鸦片起家。据估计，怡和洋行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每年仅从贩卖鸦片一项，即可获利400万银元左右，(当时鸦片年输入量约5万箱，每箱利润约400元，恰和至少占1万箱。)利润之高可以想见。

——巨额的战争赔款，成为中国人民的沉重负担。鸦片战争赔款2100万银元，开了战争赔款的恶例。后来战争赔款的数量越来越大，中日甲午战争的赔款总额高达2．30亿两，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更高达4．5亿两。当时晚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只有1亿银两左右，为了应付这些赔款，不得不把人民搜括得民穷财尽。这些战争赔款，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赤裸裸的政治掠夺，带有浓厚的原始积累性质。例如日本在华的直接投资，至1913年已超过4亿银元，恰好相当于她从中国获得甲午战争赔款的本息。

——扶持中国封建半封建的落后政治势力，阻碍中国政治上的近代化。众所周知：如果去，没有资本帝国主义的“助剿”和维护，反动腐败的晚清政府，便不可能把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不可能出现“同光中兴”局面，不可能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封建统治；窃国大盗袁世凯的粉墨登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幕后导演起了重要作用；北洋军阀的连年混战，背后牵线的是帝国主义列强。总之，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操纵下，旧中国的历届政权，始终掌握在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手里，民族资产阶级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政治上未能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这就必然影响到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顺利发展。

上述鸦片战争给中国近代化带来的双重作用，是符合旧中国所处的109年国际资本主义发展潮流的。在这一历史时期，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挟其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如水银泻地般无孔不入，侵入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落后民族地区，一方面迫使这些落后民族走向近代化，另方面又进行残酷的压迫与剥削，阻碍这些落后民族近代化的顺利发展。进步性与侵略性并存，这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在的本质所决定。当代世界，正是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起的这一双重作用的矛盾过程中走向进步与文明的，旧中国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缩影罢了。

那末，人们不禁要问：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所起的双重作用，究竟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呢？应该承认，这在国际国内学术界，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前几年有些国外学者，强调外国在华资本对中国民族资本所起积极作用的一面，否认存在压迫民族资本的一面，从而提出了所谓“反压迫论”的观点。新中国史学界，过去为了服从反帝斗争的政治需要，往往强调后一方面的作用，而忽视甚至否认前一方面的作用，显然不够全面。近十年来有所纠正，已能两方面兼顾。但有少数论者，也走上另一极端，过份强调了前一方面的作用，把它说成是主要的方面。至于在去年政治风波中的有些“精英”，竟然信口开河地胡说什么，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历史变革”只有再当“三百年殖民地”！难道我们的邻邦印度，当了英国300年的殖民地还没有当够？他们仅在1770年孟加拉省的大饥荒中，便饿死了1000万人，占该省3000万人的1／3。(北京大学历史系简明世界史编写组：《简明世界史》近代史部分，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版，第157页。)难道我们的台湾同胞当了日本50年的殖民地还没有当够？难道我们的东北3000万同胞当了日本14年的殖民地还没有当够？这简直是不值一驳的胡说！

平心而论，对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双重作用，应该根据历史，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而全面的评价。我个人认为：双重作用，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应忽视或否认任何一面；但压迫与抑制的一面是主要的，刺激与促进的一面是次要的。毛泽东早已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惟其如此，旧中国进行了109年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但始终没有化好，三种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值，始终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0％左右，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经济的产值，始终占80％左右；三种资本近代企业中，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主义始终占主要比重，民族资本只占20％左右；旧中国始终未能化成一个独立的近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化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直到新中国建国40年后的今天，四化大业尚未完成。当前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施的四个现代化大业，实质上是旧中国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的中国近代化事业的继续和发展。因此，我们今天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应该接受中国近代化始终未化好的历史教训，弘扬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全国团结，上下一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力争早日实现四化大业的两个战略目标，为把中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㈧ 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的影响

鸦片战争有两次

第一次鸦片战争影响的影响有三个

1、政治

清政府开始一步步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随着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2、经济

随着列强向中国倾销产品和对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的收购，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原本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强烈冲击，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但是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一定程度上致使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3、思想

鸦片战争后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抛弃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求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对封建思想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社会矛盾上，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变成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从反封建变为既反封建又反侵略。由此，中国从封建社会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影响

1、政治上，它使中国损失了更多的主权和领土，中国丧失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俄北京条约还为沙皇俄罗斯更多地割占中国西部领土制造了条件。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清朝统治者投靠外国侵略者，开始成为他们的附庸与工具，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2、经济上，外国侵略势力扩张到中国沿海各省，并伸向中国内地，方便了列强倾销商品，掠夺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使中国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性冲击。

3、鸦片贸易合法化、华工出国及允许外国人前往内地传教，都使中国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4、外国公使驻京加强了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

5、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京城，火烧圆明园，对中国文化和心理都造成了沉重打击，地主阶级分化，部分满清统治者痛定思痛，决定“师夷长技以制夷”，从而开始了“洋务运动”，迎来了回光返照的同治中兴。

6、丧失大片领土。 割让给英国的九龙半岛只是弹丸之地，而割让给沙俄的领土则前后达150万平方公里之巨，奠定了后来中华民国的版图基础。

7、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得以腾出手来镇压太平天国，勉强维持了其统治。《北京条约》刚一签字，英、法、俄等公使就立即表示，只要清政府认真“履行条约”，就可以得到“任何援助”。1861年1月，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2年1月，清政府对太平天国事件确立了“借师助剿”的方针，引用外国军队来帮助其镇压内乱。

(8)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化关系扩展阅读

评价

鸦片战争是中国抗击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第1次战争。英军以较少的兵力、较小的代价战胜了中国。究其原因，除了在客观上敌人兵器占有优势，战略战术运用得当，能集中大部兵力转沿海城市，占领经济命脉之地，战斗中常以正面攻击与侧翼包抄相结合之外，在主观上主要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政治腐败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到了19世纪30年代，更加没落腐朽，不仅经济停滞，十分落后，削弱了战争赖以取胜的经济基础，而且整个统治集团内部，弥漫着享乐苟安，贪污腐化气息。

㈨ 为什么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从原因分析，十九世纪是世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恰逢中国封建社会衰落时期，清政府为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制度，实行了关闭政策，严禁对外贸易，把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与世界经济体系隔绝。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输出商品、进口原料，这就不可避免的要与世界其它国家发生经济联系。这时候哪个国家能主动迎接挑战，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就可以免遭外国侵略，而清政府却恰恰丧失了这个历史机遇，才导致了历史悲剧的发生。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鸦片战争再给中国造成危害的同时，还给中国带来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1.鸦片战争使中国的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变革，使中国再短期内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 中国从明朝中后期在江南一些商品生产发达的地区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萌芽，直到清朝中期几个世纪过去了，这种生产关系发展仍然十分缓慢，而且水平处于手工工场的低级阶段。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到通商口岸开设工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些地方出现，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在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以奕忻为首的洋务派，他们于十九世纪六十到九十年代掀起了洋务运动。洋务派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创办军用工业。虽然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但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国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走完了战前几个书记都没有走完的道路。如果没有鸦片战争是难以想象的。正是由于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几千年来中国自给自足的校农经济在开通商的口岸诶摧毁。许多破产农民被迫进行商品生产，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2.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贸易获得了较块发展。战前由于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严格性质对外贸易只开放广州一处口岸，并规定由政府特许的“十三行”统一管理对外贸易。战后通商口岸增加使中国的对外贸易迅速上升。以中国的出口弄产品茶和丝为例从1840年开始中国的茶和丝的出口量迅速增长。茶的出口由1843年的1300多万斤，增加到1855年的8400多万斤。丝的出口由1843年的1000多包增加到1855年的56000多包。 3.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思想长期沉闷的状态。中国这头东方睡狮被震醒了，它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由于清朝康熙到乾隆前期实行残酷的文字狱，在思想界造成的恐怖阴影一直难以抹去。使人们不敢过问政治回避社会现实。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各方面的剧烈变动使一些开明的封建士大夫开始关注世界、思考现实。如林则徐、魏源等。为了让中国人更多地了解世界，魏源写了《海国图志》一书，这是我国系统地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的著作。 4.鸦片战争促进了中国外语人才的培养。战后由于对外工作的需要，对外语人才的重要性清政府有了初步认识。在与外国签订《南京条约》及附件时清政府连一个懂外语的人也找不到，任外国人蒙骗。因此，奕忻于1861年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1862年同治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学员除学汉语外，主要学习外文。外语人才的增加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和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从而加速了中国生产技术和社会的进步。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正面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影响有的是短期内显现出来的，有的是长期潜在的。我想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的炮声，没有西方民主思想的冲击，没有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那么中国也许到今天仍然还会处于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自信中，还会处于养猪为过年、养牛为耕田，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状态中，我们这一代人也就不可能赶上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机遇了

㈩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的近代化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势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定的变更空间和物质条件，同时也促使中国文学形成了发展变革的思想动力。从鸦片战争开始，民族受凌辱，国家被瓜分的严酷现实，使全国人民在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震动，社会各阶层都从各自的立场、不同的角度纷纷探讨救国图强的途径，各种学术理论也以此作为最迫切的研究课题，从而兴起了一股强大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救国图强的社会思潮。

1840年的炮声轰醒了长年沉湎于程朱理学、仕途经济的中国知识界，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和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加速了中国士大夫集团的分化 。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 ，中国的知识界终于从从过去“天朝大国”“长治久安”的幻想中看到即将亡国灭种的危势。先进的知识分子转而关心祖国的危亡 ，民族的灾难 。他们“慷慨论天下事”，积极寻找改革之道。他们提出“更法”“改制”、“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方针给以后的改革者和爱国者很大的启迪，对近代的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统治集团中又出现了以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的洋务派，他们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于是兴起了办军事、办工业的洋务运动，以图自强求富，挽救民族危机。

但是，经过八十年代的中法战争、特别是九十年代的中日甲午战争 ，洋务运动彻底宣告失败 。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靠他们那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根本无法自强求富，要挽救民族危机只能另走新路。于是出现了包括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派。他们以“变法”“维新”为旗帜，以进化论和天赋人权学说为思想武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抨击封建旧思想、旧文化，大力提倡新学，并以“ 变亦变，不变亦变 ”的强硬姿态要求进行社会改革。

维新变法运动后来虽仅以百日“新政”而结束，但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百日”间所昭示“新政”虽然大多没得以继续，有的甚至还来不及实行，但维新派所翻译介绍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等思想，却给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带来了观念性的变更，成为二十世纪前半期社会进步力量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之一。

变法维新的失败也使先进的知识分子更为清醒地认识到，造成中国衰落的根本原因是满清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所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行动纲领，发动了自下而上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并在1911年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国，从而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统治。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更迭演变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影响、决定或者牵引着各种思潮产生、发展，驱动各种“新政”出台的最主要因素，无一不是“救亡图存”。洋务派认为造炮制舰，开矿办邮，推行“自强新政”是强国之道，不料他们坚甲利兵的梦想在甲午战争中被帝国主义的炮舰击沉在大海之中。维新派希望通过政制国体的维新救中国，但慈禧太后们的宫廷政变使他们的热切希望化作了泡影。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认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就可改变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 ， 但袁世凯的窃国又使中国陷入更为混乱的境地。面对这一桩桩悲剧性的事件，进步爱国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时时进行历史的反思，不能不在困惑中寻求新的答案。

严复思索着：“海禁大开以还，所兴发者亦不少矣。译署一也，同文馆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业局四也，轮船招商五也，制造六也海军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学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矿务十二也，电邮十三也，铁路十四也。拉什数之，盖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则淮桔为枳，若存若亡，不能实收其效者，则又何也？”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民力已隳，民智已卑 ，民德已薄 ，虽有富强之政 ，莫之能行 ”（严复：《原强》）。所以治本之法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其中，他又以“开化民智”为这三者的关键。

梁启超后来也谈到：“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他所说的“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很大程度上指的也是整个国民思想观念的不足。他们还从西方社会的发展历史中看到，“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而工艺之学不能不赖于读书”（郑观应：《盛世危言•技艺》）。因此梁启超说：“必以广智为第一义”（《 上陈宝箴书 》），严复也认为“尤以愈愚为最急”（《 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 》） ，肯定“ 民智者，富强之源”（《原强》）。

鉴于文艺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宣传启蒙思想、揭露批判封建主义所起的巨大作用，他们也看到文艺对群众的极大影响，因此确定文艺是开启民智的最好手段，也就是改革社会的最有效工具，所以特别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地位，认为“盖载道明德、纪政察民，胥于此文是赖；含融万汇，左右群情，而吐焉、纳焉、臧焉、否焉、生焉、灭焉，惟兹文学始独有此能力”。又说，“当此时期，倘思撼醒沈酣革新积习，使教化日隆，人权日保，公德日厚，团体日坚，则除恃文学为群治之萌芽，诚未闻别有善良之方法。”（陶曾佑：《论文学之势力及其关系》）“近年以来，忧时之士，以为欲救中国，当以改良社会为起点，欲改良社会，当以新著小说为前驱。”（王无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这样的观点当时很普遍。他们将文学的力量讲得极为神奇 ，有的甚至说文学有“ 左右世界之力 ”（黄遵宪：《与邱寂园信》）。

因此，在甲午、戊戌深创的国耻和血泊中，进步爱国的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共识：要强国救国，中国就应该进入一“人心之营构”的新阶段，就必须“启智” “新民”，必须 “使民开化”。而要“启智”“新民”，文学又是首选工具，他们不能不通过对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文学样式以及文学表现手段的改造来实现其文化功利目的。作为文化名人，作为时代弄潮儿的严复梁启超们的这种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同时也得到了更为年轻一代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回应。青年时期的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 《呐喊•自序》）。

正是近代以来这种 “救亡” “启智”的社会思潮，连同“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批判革新精神，驱使中国文学向着新的方向发展。从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所展示出的反帝反封建和科学与民主的历史风采，我们不能不说“救亡”“启智”是二十世纪初年到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变更的历史驱动力，同时也是这一文学进程的历史性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