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战术对比

① 抗日战争中日兵力对比

抗日战争中日兵力对比：日本遥遥领先中国整整一代。

1、一国的军事实力强弱，归根到底由综合国力，尤其是工业生产能力来决定。

抗战爆发前中日双方的一系列数据对比：日本年工业总产值60亿美元，中国13.6亿美元；日本年产钢铁580万吨，中国4万吨；日本年产煤5070万吨，中国2800万吨；日本年产石油169万吨，中国1.31万吨。

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战舰52422吨，而这些现代化武器装备，中国均无自产能力。也就是说，当日本已紧跟世界潮流大踏步迈入机械化军事时代之际，中国居然不能生产任何一种拿得出手的主战兵器。

2、以双方海军军力对比为例：

“七七事变”前夕，中国海军兵员共约两万五千人，共有66艘舰艇，分为巡洋舰、轻巡洋舰、运输舰、练习舰、鱼雷艇五类，总吨位57608吨。

而截止到1937年6月，日本海军兵员十二万七千人，共有舰艇285艘，总吨位超过115万吨。其中作战军舰约77万吨。

包括航母4艘(近7万吨，总吨位，下同)，水上机母舰2艘(约3万吨)，战列舰9艘(约27万吨)，重型巡洋舰12艘(近10万吨)，轻型巡洋舰21艘(近11万吨)，驱逐舰102艘(超过12万吨)，潜艇59艘(超过7万吨)。

还有练习舰、潜水母舰、布雷舰(艇)、海防舰、炮舰、水雷舰、扫雷舰数十艘，总吨位约13万吨，以及修理舰、运输舰、练习特务舰、测量舰、布雷艇、猎潜艇等配套舰艇。

此外，又有战列舰2艘、航母2艘、轻型巡洋舰4艘、驱逐舰12艘、水上机母舰3艘、水雷舰4艘正在建造。其中2艘战列舰，就是后来名动天下的“大和”“武藏”，每一艘的排水量都在7万吨以上。换言之，日本一艘大型战列舰的排水量，就超过了当时的整个中国海军。

(1)抗日战争中战术对比扩展阅读：

在兵员的训练上，中日同样存在着重大差距。

抗战前，中国士兵大部分是文盲，截至1936年底，中国训练完毕之高中及同等学校的合格预备兵，仅17490人。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候补军官仅880人。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抗战时当过国军排长，他发现基层军官连花名册都点不了，平日多不研究战术，打仗全凭血气之勇。进攻时以密集队形蜂拥蚁附，失利时又鸟奔兽散。

以单兵射击训练论，当时一发子弹的价值在中国相当于七斤半大米，或35个鸡蛋。所以平时训练多数是打空枪，就算物质条件最好的中央军，也不过每兵配发15发子弹作实弹射击，开战后每兵配发20发子弹上战场。

而日军《步兵操典》规定，新兵入伍后，每月用于实弹射击的子弹，步枪不得低于150发，机枪不得低于300发。结果日军每个中队都有三分之一的步枪兵可以达到优秀射手的水平。

至于双方步兵重火器威力的落差，就更不用说了。“七七事变”前，中国75mm以上口径的火炮仅800多门，重炮只有可怜的48门，虽全部从德国进口，但总数连日军同类火炮的零头都不到。

② 抗日战争除了采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中国军队还有怎么战术

还有地雷战，麻雀战，破袭站，渗透战，信息战，游击战，伏击战，围困战草原站，闪电战，持久战，速决战，歼灭战肖后者。

③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战略战术介绍

抗日战争:开展敌后战争
解放战争：千里跃进大别山

④ 抗日战争的战术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版着朴素性质权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
中国人民就是靠毛主席的十六字令作为抗日战争的战术，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⑤ 抗战期间中日武器对比，就知抗战胜利有多么不易

抗战期间中日双方主要由陆军交战。空军只起辅助作用。当年中国内地交通条件差，陆战多由徒步和骡马部队流动进行，重炮很少使用，双方主要以步兵武器和轻型火炮交锋。侵华日军步兵的标准武器，不少人在电影中看过--士兵扛“三八大盖”、“歪把子机枪”，军官挎“王八盒子”，其性能在当时的世界上已落后于西方国家和苏联的装备。
日军对华作战的单兵装备，主要使用6.5毫米口径的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式步枪，具有精度好、射程远和枪身长利于白刃格斗的优点，却也有口径小、杀伤力差的弱点。军阀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在上世纪20年代曾一度仿造该枪，部队拿到后却反映其杀伤力小而不喜欢。从清末起，中国军界大都看中德式7.92毫米口径枪械。最早大批量装备的步枪便是毛瑟枪的改进型--“汉阳造”。1935年南京政府根据德国顾问建议，以德式Kar98毛瑟步枪为标准统一全军，除外购外在国内仿造为“中正式”(连同Kat98一同称为“七九”枪)。此种枪在二战中也一直是德军主要装备。参加过抗战的老人大都知道，“七九”枪的伤口进去的眼小，出来能带出一块肉：6.5毫米的“三八大盖”不仅口径小，且因弹道设计缺陷造成“进去多大眼，出来多大跟”。当时人们戏称：“用三八枪打中鬼子，过几天鬼子又回来了”；“三八枪打中抗日战士，养几天伤继续抗日”。日军也深感三八枪威力小，1939年研制出7.7毫米口径的九九式步枪，性能与德国Kar98式相当，却因生产能力所限，只优先装备关东军和后来的南方军精锐师团，中国关内战场的“支那派遣军”还多继续装备“三八”式。
日军所用轻机枪主要是人称“歪把子”的大正十一年(1926年)式，后装备中国人俗称为“拐把子”的九六式(1936年)。这类机枪供弹不畅，加上通用的6.5毫米子弹杀伤力不足，性能均不如中国各派军队主要装备的捷克式轻机枪(通用德式7.9毫米弹)。日军于1939年研制出7.7毫米口径的九九式轻机枪，也因生产能力不足未大量装备。战时日军的重机枪为九二式。使用7.7毫米口径子弹，耐寒性好，缺点是靠弹板供弹操作不便且易卡壳。当时中国军队的重机枪多属马克沁式，除需水冷这一麻烦外，可靠性优于九二式。
侵华战场上的日军没有装备冲锋枪。是拘泥于日俄战争的经验，认为“一门百发百中的大炮要胜于一百门百发一中的大炮”，感到冲锋枪耗弹多且精度差，又不符合日本武士最后以刺刀决胜的观念。抗战前中国各派军队购买了德、美多种型号的冲锋枪，后期又大量装备了美制汤姆逊、英国的斯登冲锋枪，近战时火力密度要占优势。尤其是在远征印缅的丛林战中，中国士兵与日本兵在草丛和密林中相遇时。往往在几十米内才能发现对手，此时手持冲锋枪以“弹雨”倾泻过去就会大占便宜。
从手枪对比看，日本南部十四式手枪(“王八盒子”)因弹簧钢质量差供弹常出问题，被称为“二次大战中最差的手枪”。中国进口的手枪型号杂乱，多数是德式毛瑟驳壳枪。德国生产此种享誉世界的手枪100多万支，多数销到中国，军官和豪绅大都最喜欢“二十响”。该枪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自动手枪，使用7.62毫米手枪弹，相当于野战手枪。德、日两军认为此型枪用于野战威力不够，用于防身又太大太重。纳粹德国后来停产此型手枪，本国军队很少装备，日本仿造少量此型枪只装备少数特殊部门而未配发至作战部队。
抗战初期，日军地面重武器数量多于中国军队，性能却并不占优势。日军一个甲种师团支援火炮有24门四一式75毫米山炮、12门75毫米加农炮(亦即野炮)和24门三八式70毫米步兵炮，性能不及同期中国购买的美、苏、德等国产品。中国军队的山炮口径以75毫米居多，其中德国克虏伯厂制品性能最优。在迫击炮方面，中国主要装备的82毫米炮与日军的同类武器性能相当，不过日军大量装备了50毫米口径的八九式掷弹筒(一个中队有6具)，具备一定近战火力优势。抗战后期国民党军大量装备了美制60毫米迫击炮，性能和威力才明显优于八九式掷弹筒。
在航空兵方面，抗战初期中日双方飞机质量相差不大，日方却占有数量优势。中方主要装备美制“霍克”Ⅲ战斗机，随后主要补充苏制伊-15和伊-16。日军主力战斗机为中岛九七、川崎九一、三菱九六，双方战机性能基本相当。1937年夏，中国空军仅有作战飞机314架，飞行员700名，日本陆海军航空兵却有作战飞机2100架，飞行员近1万名，加之其飞机多系国内生产，年产可达数千架。中方开战一个月后人机损耗便无法弥补，制空权完全落入日军手中。此后两年间苏联以“志愿航空队”名义派来2000名飞行员并援华1200架飞机，却因数量不如日军未夺回制空权。1940年日军装备当时世界上性能最佳的零式战斗机后，质量压倒了伊-15和伊-16，中国空军便避战保机。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提供性能与零式相当的P-40战斗机。进入1944年以后，中美空军又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P-51“野马”活塞式战斗机，在华日军航空兵的川崎式、零式战斗机已不是对手，大陆战场上空便很少见日机踪影。
抗战期间日本陆军装备技术水平不高，主要是因工业水平落后于美英苏等国，战前其军工生产就实行“重点主义”，在飞机、舰艇方面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地面装备则放在次要发展位置。1939年夏，日本关东军在诺门坎与朱可夫指挥的苏军交锋，其落后的陆战武器抵挡不住机械化部队。第6军大败，阵亡1.8万人(死亡数为苏军三倍)。此后日本陆军虽提出改进陆军装备，却因太平洋战争期间实行保障海空的“超重点主义”。仍无力兼顾。当年数量大大少于国民党军的日本陆军能用性能并不占优势的装备在中国横行，重要原因在于其系统化程度高。
日本从甲午战争前夕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建立起完整配套的兵工业，装备基本系自产。旧中国的腐败和不统一，在武器方面表现为自制力差，外购也混乱无序。各派军阀分头购械(常视能否取得政治支持和回扣多少而定)，仅枪支便来自十几个国家，有“万国武器博物馆”之称。这种装备混乱对后勤保障是一种灾难，战时常出现件不配枪、弹不对膛，还受制于出售国能否及时供应弹药。当时日军的枪械性能虽不占优势，却因实现了标准化、系列化而便于组织火力，而且能保障弹药供应。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之初，中国的火力还能部分压制日军。然而与蒋介石政权关系密切的希特勒因顾虑盟友日本的抗议，在弹药供应方面故意拖延，结果国民党中央军在对日全面作战一两个月后便感到弹药不足，装备型号的杂乱也给组织火力造成困难。当时中日两军阵地交战时间一长，日方便能靠较好的武器配系和弹药供应充足，在火力上明显占优势。淞沪抗战时期有人总结：交战第一个月。中国四个德械师可抵挡日军一个师团；到第三个月，六个德械师也抵挡不住日军一个师团。
在现代战争中使用武器对抗，除了单项性能对比外，还需要武器配置按作战要求力争达成最优化。日本作为一个以组织力精强称雄世界的工业国，在侵华战争前已跟踪国际上现代战争发展的要求，对军队装备进行配置，具体表现为陆海军之间。航空兵(当时日本航空兵分隶陆海军而没有独立的空军)与地面部队及舰艇之间，陆军和步、炮、骑、装甲兵之间，武器使用能达成有机结合，战时有较好的火力协同。中国近代军阀部队的结构落后，重要表现又在于内部多是单一的步兵，少量炮兵、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组建规划性差，且缺少协同作战意识和训练。这样多而杂乱的部队往往会败于少而精强有序之敌
1937年夏全面抗战开始时，国民政府在名义上对中央军和川军、滇军、桂军、粤军、东北军、西北军等各派全国陆军进行了整编，共编成178个师(其中包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3个师)。总的作战兵力在200万人以上，相当于侵华日军的三倍，某些武器的单项性能也不差。不过占全军总数三分之一的国民党中央系军队虽有较多火炮，枪械也最精良，其步炮协同却很差，地面部队与空军更没有战术配合。中国多数的杂牌军则得不到多少重武器，主要靠步兵武器作战。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的一贯作风，又是利用内战外战消灭异己，作战时故意把杂牌军摆在危险地段，对其损失也很少给以补充。这些杂牌军也都尽量避战而自保，一些无良的将领见形势不妙还投降当了伪军。抗战期间国民党先后成建制投降日军而被编成伪军的军队总数有60余万，其中有将级军官58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却无一连、一营成建制投降者)。中国抗战时出现这种可耻的“降官如毛”、“降兵如潮”的“汉奸”现象，是回顾抗战史的人所不能回避的，分析其原因也无法单纯以武器因素来解释。
1937年夏天，全面抗战开始。在中国军队总体素质和武器供应都不及日本，军内又派系杂乱、难以相统的情况下，蒋介石仍实行阵地防御方式，在华北、上海等日军进攻重点地域摆开“堂堂之阵”打正规战，日军各兵种组织有序的合同作战更能发挥优势。按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总结，日军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时以一个联队(团)足以击溃一个师，击溃杂牌军一个师只需一个大队。
1943年至1945年间，美国通过装备中国驻印军并进行“驼峰空运”，使国民党军有了39个全部美械师。蒋介石又决定动用各师附加的三分之一储备武器装备起18个半美械师。当时中国驻印军一个师有一个105毫米榴弹炮营(12门)以及其它口径的各种中轻型火炮，火力远远超过日军一个师团。不过这些美械师大都配置在大西南后方，少数参战部队多用于滇缅战场，多数部队后来用于国共内战。抗战后期国民党军虽在装备上已对日军居于整体优势，又掌握制空权，兵力更是一直多于日军，然而除了反攻滇西缅北取得全胜外，在国内战场上仍是连遭败绩。除了战略指导思想和兵员素质的弊病外，国民党当局全盘依赖和仿照美国为军队配备武器，也是影响战斗力发挥的重要因素。美国的机械化装备是以其发达的工业基础作为保障，旧中国自身没有工业基础，从万里外的大洋彼岸运来的装备往往坏一个零件都无法修理和更换，许多车辆装备刚用不久便“趴窝”。当时一些美械化部队的作战效能特别是机动能力，反而不如徒步轻便部队，这恰恰反映出照搬美国模式进行武器配置并不完全适应中国战场的特点。
中国海军在抗战期间未能打一次海战，除了与敌实力相差悬殊外，重要原因又是战前装备配置不合理。1937年日本舰艇总吨位达130万吨，中国海军则只拥有6万吨陈旧水面舰艇。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中国海军只用于南北内战，此后虽将日军视成主要敌人，海军建设仍缺乏有效的方针。当时中国海军要对抗强敌，最好的方式应是分散袭击并在沿海布雷，为此应放弃陈旧的大舰而以小型快艇、鱼雷艇、布雷艇和潜艇为主力，国内漫长的海岸和众多港口也具备分散小艇进行海上袭击战的条件。战前国民政府没有购买到潜艇，鱼雷快艇也只买了15艘，有限的海军装备费大都用于到敌国日本去订购中型水面舰只，以及维修清末留下的旧舰。全面抗战爆发时，中国海军正处于打大规模海战力量不够，打小规模袭击战又缺乏准备的“高不成、低不就”状态。南京政府把舰艇集中到狭窄的江阴水域，又成为日机能轻易找到的活靶，开战后便出现了全部自沉和被炸沉的大悲剧。对当年的中国海军未同日军进行过一次海战便全部覆没，一些为国民党当局辩解的人对此只归咎于装备落后，而不反思海军建设和作战的指导思想。其实，落后装备抗敌可以有特殊的打法，这在世界海战史上比比皆是，不能出海而自沉或坐以待毙，这才是令后人追溯起来便可浩叹的大悲剧!
进入抗战后期，中国空中战场的形势有了根本改观。在美国帮助下中国重建了空军，具有8个大队、900余架飞机的规模，并实现了轰炸机、战斗机、侦察机和运输机有机结合的配置，大大提升了战斗力。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也来华参战，战机最多时达1000余架。以1943年秋常德会战为标志，中美空军已经掌握了制空权。日军在战机数量和质量都居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仍于1944年发动“一号作战”等大规模攻势。据美国第14航空队宣称，其空中攻击共杀伤日军12万人。这自然有夸大成份，不过1944年以后日军发动攻势时确实主要靠夜间行军，打通平汉、粤汉铁路这些“大陆交通线”后因空袭猛烈也无法修复通车。据日军战史记载，在衡阳围攻战时，其前沿部队白天都“要像地老鼠一样钻在洞里”，因供应不济只好让士兵用钢盔舂米吃，险些重蹈英帕尔一战供应断绝的覆辙。可惜当时国民党军地面部队腐败无能，丢失了7个基地和36个机场，不仅严重影响了中美空军作战，也使正面战场一直败退到贵州，导致重庆震动。
中国对日抗战乃至其它战争史都证明。在战前和战争中对军队武器配置得是否合理，关键在于能否合乎国情、军情的需要，这又反映了战争指挥者的战略指导水平。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不过战争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又是武器操纵者的素质。在全面抗战初期，中国正面战场除了台儿庄一役取胜，其余会战都以失利撤退告终，一年时间便有人口达2亿的区域沦陷。当时国民政府归咎于武器落后，回避了不发动人民的片面抗战弊病，多少还能对国内外做出一些解释。1944年春到1945年初，已成强弩之末的日军在丧失制空权且兵力、火力都不占优势情况下对豫湘桂进攻，竟又使国民党军一溃千里，沦陷了有6000万人口的地区，丢弃了40个师的装备。在战争胜利前夕出现这种让反法西斯盟国惊讶和倍受国内人民谴责的战况，国民党当局再也无法推诿于武器的原因。
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装备最落后、条件最艰苦的情况下却能发展壮大。八路军出师到抗日前线的3万多部队，只有1万多支过去缴获的杂式枪，每支枪平均又只有30发子弹。至于火炮，八路军只是在山西拾到阎锡山军丢弃的12门75毫米山炮，成立了仅有的一个炮兵团，因炮弹无来源只能在关键性战斗中偶尔使用。1937年和1938年这两年间，国民党当局每年只象征性地发给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发子弹，1939年以后便停止弹药供应。当时解放区的枪支弹药来源主要靠战场缴获，名副其实是“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得到盟国16亿美元的外援还连打败仗的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靠人民支援和战场缴获不断发展壮大，至1945年夏发展到93万人，有37万支枪，并解放了敌后1亿人口的地区。在全面抗战的八年间，八路军、新四军消耗子弹不足4000万发、手榴弹约800万枚(当时火炮极少可忽略不计)。按杀伤52万日军和同样数量的伪军统计，平均每毙伤一敌约消耗30发子弹、7枚手榴弹。这一比例之低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平均毙伤一敌就需消耗子弹2000发以上，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上毙伤一敌平均耗子弹5000发。八年全面抗战中，国民党军共耗用子弹17.09亿发、炮弹959万发、手榴弹和枪榴弹2359万枚。按蒋纬国在《抗日御侮》一书中统计，共毙伤日军85万人(国民党军基本不同伪军作战)，平均消耗子弹2000发、炮弹12发、手榴弹30枚才能毙伤一名日军。同为中国人，国共两党部队在抗战中的表现如此不同，连美国派到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中将都盛称共产党而一再斥责蒋介石集团无能，主张将援华武器分配给“能打日本”的部队即八路军一部分。1944年美军派到延安的观察组的报告，也预言中国的未来将属于共产党，只是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出发，仍坚决支持腐败却亲美的国民政府。
国民党的大部分军队(印缅远征军等少数部队除外)的战斗能力低下，从军事角度而论，除了武器系统性、标准性差之外，关键在于组织领导者腐朽昏聩，武器操纵者素质低下。国民党军提升军官主要靠私人关系而不重军事知识，征兵又主要靠强抓壮丁，川、黔、滇军部队还多是大烟枪不离手的“双枪兵”，其精神面貌和军事素质之糟不问可知。中国人口众多而财政困窘的特色，又使当权者有珍惜所购武器而轻视人命的传统心理，加上士兵经常开小差，便舍不得消耗弹药对其进行训练。当时外国来华人员感到很奇怪的一件事，便是“国军”士兵手中能有先进的德、美枪支，却赤脚穿草鞋，连一双极便宜的防护脚的胶鞋都不发。士兵如此不受珍爱、缺乏训练又文盲充斥的部队，使用武器的效能肯定不会高。
相比之下，当年的日军除军官作战组织能力较强，士兵又受到“武士道”熏陶和严酷训练，步兵出征前至少还要在各种条件下打靶耗弹数百发。据一些抗战老兵回忆，许多鬼子兵在乘车行进时举枪射击，仍能较准确地打中百米内的人形目标，对技术兵器的操作、保养水平更是远优于国民党军。虽然当年日本是侵略者，然而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日军高明的战术还是很值得学习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宣言》，虽然其全篇避而不谈“投降”二字，事实上却接受了要求其投降的条件。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对日本侵略者具有压倒优势的整个形势下取得的。如仅以日本投降时中国战场的情况而论。日强中弱的局面并未根本改变，国内的战略要地北平、南京、上海、武汉以及经济发达地区还都在日军占领之下，日本投降的消息当时对多数国人还是深感意外的惊喜。
在后来很长时间内，有些对抗战史的宣传只服从于振奋人心的宣传需要，而具有科学定量分析的研究成果却比较少。如今通过全面客观地分析回顾抗战期间中日双方的武器对比，人们从中可以感到，武器落后并不一定要挨打，落后加腐败却注定要挨打

⑥ 抗战时日军作战时常用的战术是什么

二战日军常规战术中较少以班(日人叫作分队)为独立单元作战,其最小战役执行建排小队(就是排).所以,日军步兵班战术是其小队战术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与其装备密切相关.既然不好分,索兴一勺烩了,结果整体结构有点乱. 日军炮兵的作战方法是，先实施“进攻准备射击”（大约两三个小时），炮轰中国军队前沿阵地，摧毁工事、障碍物和火力点，并掩护步兵进入冲锋准备位置，当步兵发起冲锋时，炮兵立即实施“突击支援射击”，压制中国军队一线步兵。当日军快接近中国军队阵地时，炮兵立即延伸射击，阻击中国军队增援军队。

⑦ 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有哪些战术上打得非常漂亮的战斗

长沙会战，武汉会战，战略战术都可以

⑧ 抗日战争时期敌我双方战斗力差距有多大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中国主要城市全部沦陷，中国主要的战略物资全部靠美国援内助，根本无法自己生产容，有人说抗日战争中国战场牵制了大量日军，其实并没有牵制多少日军，在中国主战场的多数都是伪军，抗日战争可以说是内战的延续。整个抗日战争，国军消灭日军也就30万左右，也就日本一场屠杀的人数，共军消灭的日军不超过1万。而且到最后，因为日本实在扛不住美国和苏联的打击，才向中国投降。占领的城市都是被接受的，而不是被反攻。总之来说，中国和当时的日本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可言的

⑨ 求抗日战争中各大战场的各个著名战役的资料 包括时间 地点 双方战前实力对比 以及战役经过等详细资料

整个八年抗战，国军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战役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役3.89万余次，毙伤日军85.9万余人，国军总共死伤322万多人。

淞沪会战
李宗仁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八·一三”淞沪会战:“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是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
冯玉祥说，“在上海战场上，一百里以外看著，半边天都是红的……我们的队伍每天一师一师地、两师两师地加入前线，有的师上去之后三个钟头就死了一半；有的坚持了五个钟头就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是个大熔炉，填进去就熔化了”。
作为抗日战争中国正面战场22次会战中规模最为庞大的战役之一，淞沪会战中，中日双方参战的兵员总数将近百万。
在两个多月内，中国方面除中央军外，长江以南各省，包括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相继派出部队，先后投入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和财政部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兵7团、宪兵1个团，以及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4个团，兵力总数75万人以上。另有空军的第二至第九大队等8个大队和1个暂编大队，几乎调动了当时全国1/3兵力。
虽然中国部队的兵力是日军的近3倍，但装备上的巨大差距和战斗指挥的巨大失误，造成了中国军队只能在淞沪正面、纵深均不足20公里的地区，与日军反复拼搏，筑起血肉长城。
以中国军队中最精锐的第98师为例，在仅仅18天的作战中，伤亡达4960人，几乎占全师兵力的62%；阵亡的营级以下军官约200人。陶峙岳为师长的第8师并非中央嫡系部队，进入淞沪前线时，其装备甚至仍以19世纪20年代的汉阳造步枪为主，全师根本没有重型武器。
第8师参战近3星期，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余人减员至700人。在蕰藻浜战场，第78师467团迎击渡河日军，1个连在10分钟内就全部阵亡！
战后，何应钦在回忆录中记载，淞沪会战中“我军消耗竟达85师之众，伤亡官兵333500余人”。

蒋中正有意挑起淞沪会战，诱使日本改变进攻路线
淞沪会战是蒋介石的抗日大战略。
当时，日军已占领北平，极有可能沿平汉路南下，夺取汉口。汉口是中国水陆交通中枢，战略家称为“作战中心”。汉口若被日军早期夺取，则长江下游的一切政治与经济的命脉则落入敌手，便无法西撤建立大后方之基地，就不能支援长期抗战，于是中国军队将被迫决战。
蒋介石为使日军不能速决，根据既定方针，决定开辟上海战场。
八月九日，当上海虹桥机场发生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驾车欲闯时，中国军方立即将其击毙。八月十三日，两军展开小规模的步哨战，也即大战前的序幕战。
八月十四日，中国政府发布《自卫抗战声明书》，中国军队主动对上海日军发动攻势，先后投入七十个师，终将日军主力从华北方面诱至上海方面。这一战略诱迫日军改变作战方向，即由原先的由北至南（企图仿效历史上北方部落自华北南下侵略长江、汉水流域；利用其快速部队沿平汉铁路直扑汉口，并出洛阳堵塞潼关，将中国纵断为二），改为由东向西仰攻（中国地形西高东低，又有长江天险，我可居高临下）。
十一月十一日上海沦陷，但延缓了日军侵略进程，打破了其统帅机关“速战速决”战略的美梦。在此期间，中国将东南沿海地区的战略物资和人才等迁移西南大后方，奠定了持久抗战的基础。
蒋介石说:“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牢固之民心。故我全国同胞，在今日情势之下，不能徒顾一时之胜负，而当彻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与坚决抱定最后胜利之信心。”

忻口会战
1937年秋，日军在平型关受挫后，取道忻口进攻太原，中日军队在忻口角逐23天之久，消耗日军兵力2万余人。这是忻口前线的我军炮兵阵地。

太原会战
1937年9月13日至11月8日，太原会战。太原失守。会战过程中，中国军民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太原会战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战绩最显著的会战之一。我129师386旅和115师主力于11月4日，奋勇侧击日军左翼部队，毙伤千余敌人。这是广阳战斗中的115师阵地。

武汉会战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6月至10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以湖北武汉地区为中心,在皖中-皖西、赣北-赣西北、鄂东、豫南等广阔地域抗击日军进攻的大会战。
1938年6月12日至10月27日，武汉会战。会战从日军攻占安庆开始到武汉失守为止，历时4个半月。
日军侵占南京(参见南京战役)后，国民政府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这次战役遍及四省，整个战事从长江沿线展开，扩及大别山麓，赣北南浔铁路以及武汉近郊，纵横数千里，此战双方直接参战兵力多达150多万人，双方死伤50万，参战兵力之多、规模之大，是八年抗战期间任何一次战役所仅见。
这场抗战史上中日双方规模最大的会战，中国军民在历时4个多月的血战中，以40万人的伤亡，造成日军近5万人的死伤，粉碎了日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企图。从这次战役后，日本长时间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战役。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徐州会战
徐州会战分两期，第一期是津浦路的初期保卫战，第二期是台儿庄会战。
第一期的津浦路保卫战是从1937年12月中旬开始的。日军以津浦路南端为主攻，北段为辅攻，分别南北向徐州推进。12月23日，日军一部攻陷延安镇、归仁镇后，韩未战而走，造成了严重后果。27日，济南失守，日军由博山、莱芜迂袭泰安。1938年1月1日，泰安落人日军北方军第二军矾谷廉介之手。韩复榘连连丧池失地，致北段津浦路正面大门洞开，使日军得以沿线长驱直入，给徐州会战投下阴影。为此，韩被蒋介石枪毙。
日军津浦线主力南攻不成，遂改变策略，由少壮派军人板垣征四郎、矾谷廉介率两师团企图会师台儿庄。台儿庄位于津浦路台枣（庄）文线及台潍（坊）公路的交叉点上，扼运河的咽喉，是徐州的门户，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日军一旦得手台儿庄，便可策应津浦路南端日军攻势，一举拿下徐州。
板垣、矾谷两师团，是日军精锐之师，大部官兵都是参加过“ 二·二六”日本政变的，此次进攻，来势相当凶猛，大有豕突狼奔、一举围歼中国军队之势。
3月下旬，日军以七八万兵力，在华北方面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指挥下，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一路为坂垣第五师团，自1月12日在青岛岭山湾、福岛两处强行登陆后，沿胶济路西进，至潍县转南，经高密，循诸城、荣县一线，进逼临沂；一路为矾谷的第十师团，该师团沿津浦路南下，直取台儿庄。
中国军队为堵截日军前进，在临沂、滕县同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揭开了台儿庄会战的序幕。2月下旬，临沂告急。该地是鲁南军事上的必争之重镇，得失关系全局。处此紧急关头，李宗仁令守防海州的庞炳勋军驰往临沂解救。
虽说庞氏统有1个军，其实兵员不足，只有5个步兵团，但庞氏在部队中威信极高，指挥灵便，部队战斗力强。刚到临沂县城，还未来得及休息，庞部便与日军展开激热攻防战，日军以1个师团的优势兵力，配以山炮1团，骑兵1旅，向庞部猛扑，夜以继日，反复冲杀。临沂城墙高大而又坚固，野山炮也打不穿，庞部凭借这优势，据城死守，使敌人不能越雷池一步，城下敌尸枕藉。
李宗仁担心庞部势孤不能长守，于9月11日，令五十九军张自忠部由滕县增援临沂。张接到李的命令后，以一昼夜180里的速度赶到临沂。临沂的庞部见援军到，虽筋疲力竭，但士气旺盛。两军内外夹攻，向坂垣反击。坂垣从宫县增兵2000人，以飞机大炮掩护，配合坦克、装甲车进攻。庞、张两部咬紧牙根，坚决顶住，与日军激战数日，反复肉搏，击溃坂垣师团一旅，敌死伤过半。3月17日晚，敌向沂水退却，庞、张合力穷追一昼夜，日军一退90里，缩进莒县城内死守。
临沂之战取得了胜利，它砍断了津浦路北段日军的左臂，粉碎了日军会攻台儿庄的计划，促成了以后台儿庄会战中，李宗仁围歼孤军深入合儿庄的矶谷师团的契机。
矾谷师团仍然武士道精神十足，不顾一切，向南推进。矾谷比坂垣更凶，李宗仁檄调自郑州来的邓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的第四十一军孙震赶往滕县，拒敌南下；孙部刚在滕县部置就绪，3月15日，矾谷师团就发动攻击。日军以数十架飞机、30余门大炮狂轰滥炸，守军师长王铭章督战死守。
李宗仁见滕县危险，又急令新拨归第五战区指挥的第二十军团司令汤恩伯派部驰援。汤的主力八十一军王仲廉部因行程过远，未能及时赶到，3月17日晚，日军配合炮火攻陷腾县，20日攻占郅县，并沿台枣支线向台儿庄阵地突进。
3月21日孙连仲率30军田镇南部和42军冯安帮部正面防守台儿庄，命令31师池峰城部进驻台儿庄城内防守，命27师黄樵松部和30师张金照部防守左右两翼，以疲惫之师和简陋的武器装备，与日军展开激战。
“……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这是孙对部下池峰城的命令。孙连仲死守台儿庄，为四周部队合围创造宝贵时间和机会。
4月6日黎明之后，台儿庄北面，枪炮声渐密，汤恩伯军团已向敌人开火。矾谷知已陷入重围，开始动摇，下令部队全线撤退。4月6日晚，李宗仁亲自指挥台儿庄守军全线出击。一直防守遭攻的孙连仲部，听说反击，神情振发，命令一下，杀声震天。此时敌军已成强弩之未，弹药汽油也用完，机动车多被击毁，全军丧魂落魄，狼狈逃窜。李宗仁命令部队猛追，敌兵遗尸遍野，各种辎重到处皆是，矾谷本人率残部拼命突围。至此台儿庄战役胜利了。台儿庄会战，击溃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歼灭日军2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严重地挫伤了日军的气焰，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

昆仑关血战
也称桂南战役。1939年秋，日军为封锁中国后方，阻止中国取道越南运送物资，同时积极准备发动桂南战役，以侵占中国通往西南大后方的沿海交通线。11月15日，日军集结10余万人，在海、空军掩护下，17日占领钦州。11月24日，日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在空军掩护下，攻占南宁。随后，日军北犯桂南要隘昆仑关。
昆仑关在南宁东北50公里处，山峦起伏，地势险要。从南宁至柳州的公路从此通过，是南宁的重要门户。从11月29日起，日本空军出动五六十架飞机分批轮番轰炸中国守军阵地。12月4日，日军占领昆仑关，即以一个旅团的精锐部队扼守，并修筑据点式的堡垒工事，企图固守。双方处于对峙状态。
12月16日，国民党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奉命率部担任对邕(宁)宾(阳)路的正面攻击，意在先行击破昆仑关及八塘附近之敌。其作战部署是:以郑洞国荣誉第一师正面战斗；戴安澜二○○师为总预备队；邱清泉新编第二十二师迂回敌后进出南宁以北，向六塘守敌攻击，以截断南宁、昆仑关交通联络，孤立昆仑关之敌。
12月18日，第五军在战车、炮火掩护下，对昆仑关日军发起攻击。郑洞国师与日军展开白刃战，首先占领仙女山。当晚，各部乘胜夜袭，相继占领老毛岭、万福村、四四一等高地，最后攻占昆仑关。19日午后，日军在飞机掩护下，进行反扑，夺取昆仑关。双方展开反复争夺。27日，是昆仑关争夺战最激烈的一天，中国空军第三大队出动6架飞机支援陆军战斗。双方伤亡甚重。
杜聿明经过缜密的观测，了解昆仑关周围地形和敌阵地兵力火力，决定采取“要塞式攻击法”，逐步缩小包围圈。其部署是:令第二○○师副师长彭壁生率部从公路左侧越过昆仑关，形成包围之势；邱清泉师把战车埋伏在公路两旁的丛林地带；郑洞国师则加强右翼攻势，进入昆仑关内敌军纵深阵地，将敌指挥部及炮兵阵地摧毁，并乘胜攻击，大败敌军。 经过18天的激战，至31日日军被迫向九塘方面退却。昆仑关战役胜利结束。据日本战后公布的材料说，此役日军第十二旅团班长及军官死亡达85%以上，士兵死亡4000余人。中村正雄在昆仑关南5公里的九塘被郑洞国师第三团击毙。中村正雄临死前在日记本上写道:帝国皇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国更强的军队。昆仑关战役是国民党正面战场自武汉失守以来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三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 第一次长沙会战（又称湘北会战，日方称湘赣会战）爆发。这也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
中国鉴于长沙的极端重要性，早就判断出日军必将进攻，为此确定了守卫湘北赣北的基本方针，向第9战区不断下达作战指示。9月上旬，第9战区判断日军进攻长沙即将开始，加紧部署，严整战备。
但长沙地区的地势却不利防御作战，北部平坦无险可守。为此，总结了抗战以来会战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以前层层设防，逐次防线地与日军进行阵地防御战的呆板挨打战术，转为只以部分部队坚守正面既设阵地，逐次予敌消耗，主动转移至敌之侧翼，继之以伏击、侧击、尾击等各种手段逐次消耗敌兵力，待敌进入预定决战区域，集中使用绝对优势兵力，将敌一举围歼。这成为此后几次长沙会战一成不变的战略指导思想。同时，认真吸取南昌会战教训，特别注意破坏一切可资日军利用的道路，包括铁路、公路甚至乡间小路，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和重炮兵行动困难。9月14日，会战开始。日军采取其传统的“分进合击，正面突破、两翼包抄”的战术，分别从赣西、鄂南、湘北三个方向会攻长沙，湘北为主力。在会战中，中国官兵表现出了空前高涨的抗日意志，与日军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打击下，10月1日，日军放弃攻势被迫退却。10月15日后，逐步恢复原阵地。此役，日军集中10万兵力，劳师南征，未能达到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作战目的，相反，各路均遭到有力的阻击、侧击，部分日军陷于包围，损失惨重。日军承认“此次会战与南昌、襄东（即随枣会战）两次会战，颇有决战之势。在部分战场上，部分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诺门坎。” 日军在会战前期，攻势行动艰苦，在会战后期，于中方反击下匆匆撤退，士气大受影响。此次会战，日军伤亡达2万余人。

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第9战区仍与日军隔新墙河对峙于湘北地区。1941年后，日军酝酿发动第二次进攻。但因苏德战争爆发，日军积极准备对英美开战，无力投入更多机动兵力，被迫缩小规模，仅将目的定为予9战区中国军队一次重大打击。
第9战区总结第一次会战经验制定了反击作战计划。9月，日军发动进攻，强渡新墙河。由于9战区出现指挥失误，下达作战命令的无线电报竟被日军窃收并破译，使中国军队陷入极大被动，虽多处与敌激战，但遭遇失败。月底，日军攻入长沙。但是，由于日军大本营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要求作战尽快结束”，同时日军经连日作战，粮弹损耗很大，战线过长，后勤保障困难，决定10月1日开始撤退。中国军队随即展开追击作战。10月5日，日军退回新墙河北岸，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
这次作战，中国军队由于指挥失误导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从战略上说，是中国军队的胜利，日军并没有击溃9战区主力，自身却付出了2万余人伤亡代价，阵地完全恢复到战前状态，日军没有达到任何大的战略价值。而且，中国第6战区乘他处日军空虚，对宜昌之敌发动猛攻，日军死伤惨重，面临彻底覆灭危险，宜昌日本守军师长已写下遗书准备自杀，因另一部日军驰援才得以躲过灭顶之灾。宜昌作战也是1941年正面战场唯一一次主动发动的进攻战役，歼灭日军7000人。而这，正是第二次长沙会战造成的机会。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后，日军中国派遣军驻广州军进攻香港，日军驻武汉之集团军决定再次发动对长江以南中国军队的进攻，从而牵制中国军队转用广东方向，阻止中国军队援助英军保卫香港。为此，武汉日军再次进攻长沙。1941年12月23 日，日军强渡新墙河，会战开始。
这次会战，中国军队一改被动局面，取得战役胜利。中国在前两次长沙会战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展开被称为“天炉战术”的积极防御作战，要以此来击破敌人的“正中直进”。这种战术的基本要素就是以诱敌深入的惯用战术为前提，采取四面侧击的手段，同时攻击敌人的交通补给线。
事实证明，这一战术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第9战区一线兵团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给日军相当的损耗和迟滞。待敌深入长沙预定决战地区，中国长沙守军顽强坚守核心阵地，连续挫败日军进攻。同时，第二线反击兵团周密协同，对日军进行合围。日军屡攻长沙不下，周围中国军队又不断压缩包围圈。
日军弹药将尽而补给线已被切断，只能空投补给。日军见势不妙立即展开退却。我军合围部队立即转为向敌阻击、截击、尾击作战，穷追不舍，在多处予敌重大打击，扩大战果，敌狼狈逃串，至1942年1月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恢复战前态势。中国军队掌握了战役主动权，获得长沙数次会战以来首次全面胜利。
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重创日军，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虏139人，日军自承“动摇了一部官兵的必胜信念”。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美英等国军队于太平洋接连失利形势下，引起较为强烈的国际反响。英、美等国政府和舆论给予积极赞扬和评价。1942年1月4日，重庆《新华日报》报道:“两日来，长沙东南郊血战结果，在我军阵地前，敌人遗尸至少在15000具以上。”

长衡会战:
第四次长沙会战(1944年5－6月)是长衡会战的第一阶段，而长衡会战又是日方为援助南洋日军而进行的，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5月战火烧到湖南。27日，日第十一军由横山勇指挥向湘北方向发起攻势，其第二线兵团同时南下参加作战。各路日军避开我军的侧翼迂回，分途向长沙外围发起攻势，并占领其外围据点。
6月16日开始向长沙城区和岳麓山主阵地发起猛攻。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由于隔江分阵，力不能支，而岳麓山炮兵阵地的火力又遭到日军重炮和空军的压制而无法充分发挥。至18日，日军用优势兵力自背后攻破岳麓山阵地，城内守军被迫突围，长沙沦陷。这次中国军队惨败了。日本11军军团长横山勇之后又发动了衡阳会战，俘虏中国第10军军长方先觉。

雪峰山会战
1945年5月10日开始的湘西“雪峰山会战”，又称芷江保卫战，是我国八年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次会战。主要战场绵亘洞庭湖西南，包括常德、益阳、湘潭、邵阳、寒陵、东安、新宁、武冈、洪江、芷江、长溪、沅陵、安化等地区。会战从开始到结束持续将近两个月之久，参加作战兵力:我方动用陆军6个新装备军、4个突出纵队、两个重炮兵团、空军一个中美混合团和两个轰炸机大队，还有美军后勤支援部队，共约30余万人。此次会战中国出动数十个美械师和优势空军，对摧毁侵华日军生力军，迎接抗战全面胜利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王耀武、邱维达、胡琏、廖耀湘、侯镜如诸名将通力合作，一度以优势装备和兵力将日本来犯军队包围在雪峰山地区，几近全歼。经此役，日本在华军队呈现全面紧缩态势，由攻转守。

⑩ 抗战期间国军采取过的比较有名的，效果显著的战略战术有哪些

战略：

1、“以空间换时间”。这是国军著名战略家蒋方震将军提出的思想，与毛主席的“持久战”战略不谋而合，成为指导中国抗战的指导思想。
2、“等胜利”。与前者不同，“等胜利”起到的主要是反效果。珍珠港事变后，美国参战，国民党高层判断日军必败，所以认为国军已经无需主动与日军作战，只需被动防御，等待美国将日军击败即可。这种思想虽然确实在客观上减少了国军的伤亡损失，但长期的懈怠也大大挫伤了国军的战斗力，这一点在后来的豫湘桂战役以及解放战争中恶果显现。
战术：抗战期间，国军打仗比较笨是出名的，在战术上基本没有太多创新，只知道被动死守。
1、“守于武汉不战于武汉”。这是国军名将，也是著名的共谍郭汝瑰将军提出的。郭汝瑰之所以出名往往是因为他“第一共谍”的头衔，事实上，郭汝瑰可以在国民党中身居高位，与其出色的军事才华也是不可分割的。在武汉保卫战时期，他主动向自己的上司，国军武汉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陈诚建议“守于武汉不战于武汉”，即不要将兵力集中在武汉地区死守，而是利用武汉周边地区的广大地域和复杂地形，实行机动防御。这个战术是有违“集中兵力”的兵家至理的，但却是综合吸取了国军上海、南京等地保卫战失败和徐州保卫战的成功先例的基础上提出的正确战术；因为，分散兵力固然会有损军队战力，但是对于现代化程度更高的日军来说，同样的分散情况下，对日军的影响更大，这样就可以相对的拉平两军的战斗力差距；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武汉周围多湖多山的复杂地形，实行纵深防御，逐次消耗日军，正确歼敌机会。武汉保卫战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国军此战的表现却让世人瞩目，这与郭汝瑰提出的正确战术思想是不可分割的；此战结束后，郭汝瑰成功的脱离了作战部队，正式进入了国军中央指挥层。
2、“天炉战法”。抗战期间，国军战术单一，与其军队组织能力不佳有关。但凡是都有例外，国军中有一支部队却是训练有素组织完善，这就是薛岳所部的粤军部队。正是因为有了精兵，薛岳的战术指挥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创造了著名的“天炉战法”，取得了三次长沙保卫战的胜利。“天炉战法”其实本身并不新鲜，就是“中央防线后退，诱敌深入；等到中央防线退到底，整个战线形成一个弧形，炉子就形成了；此时国军派出精锐小部队深入敌后打击其纵深，破坏国军的后期和指挥系统，这就好比炉子里飞舞的火苗；等日军师老兵疲的时候，国军就可以发动反击击退甚至歼灭敌军”。“天炉战法”本身不难，难在部队的执行力，特别是深入敌后打击敌军纵深的小部队，如果执行力不佳很有可能被日军歼灭（第四次长沙保卫战的失败就与国军素质下降有关）。所以说“天炉战法”的成功是薛岳个人的才华和其所属国军精锐部队的共同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