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活描述

㈠ 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生活状态

民族资产阶级垄断中国经济，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农村的地主、富农只有5%，却占有50%的土地。另外50%由贫下中农耕种，所以很多人没有地种，给地主富农打长工或是打短工，长期贫穷。

中国在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极大，直接财产损失313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204亿美元，此数尚不包括东北、台湾、海外华侨所受损失及41．6亿美元的军费损失和1000多万军民伤亡损害。

此外，七七事变以前中国的损失未予计算；中共敌后抗日所受损失也不在内。

经过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另一说6500亿美金。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平民则约有900万死于战火，另有800万平民死于其他因素，9500万人成为难民。

而据蒋梦麟的回忆录称有1400万壮丁被拉夫后死于饥饿疾病。另有估计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可累计之估计数为2062万人，合可累计之战争直接伤残人口，军民伤亡最低限为3480万人。

同时，还有估计认为，中国抗战直接伤亡人口合计可能在4100万上，合战时失踪被俘等项数字，战争直接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伤残及失踪等项人口损失共计超过4500万人；而从人口损失的角度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总数应在5000万人以上。

(1)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活描述扩展阅读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

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它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耻辱，极大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成为抗战的最强音和主旋律：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勤劳勇敢，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自强不息，开拓创新。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日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中国抗战的胜利创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它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

中国参与发起成立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

㈡ 求论文 抗日战争时期 普通人民的生活状态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由少奇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2]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3]。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4]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5]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6]，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7]，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刘少奇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lt;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8]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9]。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0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10]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霸俟

㈢ 有没有什么描写抗日战争时期敌占区人民生活的文学作品

描写抗日战争时期敌占区（也俗称沦陷区）人民生活、反抗的作品是不少的，比较著名的回有：答

老舍的《四世同堂》，郭宝昌的《大宅门》，写了沦陷后的北平。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写了沦陷后的香港。

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德英的《苦菜花》，描写的是山东沦陷区游击队对敌的斗争。

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描写的是河北地区在日军占领后开展斗争的情况。

当然，由于抗战时期游击区与沦陷区的界定并不十分明显 ，所以广义来说，像《吕梁英雄传》、《烈火金刚》，电影剧本《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也应该满足楼主的要求。

㈣ 抗日时期人们的生活

有一个鬼子的炮楼修在一个村子的旁边，修的比较坚固，当时在那一带活动的八路和游击队都没有火炮这样的重武器，无法对这样的炮楼据点进行有效攻击。如何拔除这个据点呢？当地的民兵可真有办法，时值夏季，他们白天在地里抓了不少的青蛙，到晚上，把辣椒粉和胡椒面塞到青蛙的肚子里，然后晚上派人把青蛙放到炮楼附近，青蛙受到刺激，就不停地拼命叫唤，几万只青蛙同时叫唤估计声音不小，这下鬼子和伪军苦了，白天民兵打冷枪无法睡觉，晚上青蛙准时上班，也无法安眠，动枪动炮的只不过打死一堆的青蛙。苦撑苦熬了近一个多月，因为睡眠不足，该据点因病减员大增，最后只好撤退了事。

还有许多的故事，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总之鬼子天天就在应付恶心的事件，虽然不死人或者死人不多，但最后很多地方的鬼子不胜其烦只好统统地开路了，只剩下一个沁源城孤苦伶仃，城外百姓和八路基本上该干啥干啥。出城吗？土八路到处埋地雷，又加上只要鬼子一出动，老百姓早就跑个精光，粮食牲口什么的也藏的严严实实，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抢，加上民兵不时放个几枪，打死个把人，更是晦气。所以到后来几乎所有的鬼子汉奸都不愿意去干这个苦差使，于是大部分时间鬼子和汉奸在只好在县城里自娱自乐，鬼子原指望用在沁源这样的地方抢的粮食的养活他们在太原的军队，多了就运回日本去喂养老鬼子、小鬼子和母鬼子，现在却不得不从太原运送给养来养活沁源的鬼子，那么太原的鬼子吃什么呢？那可能就要有劳他们国内的老鬼子、小鬼子、母鬼子多干点活，多打点粮食了。当时在整个的华北平原，在江南的水乡，应该这样类似的故事层出不穷，鬼子本来想用中国的粮食来养活鬼子的国民，用中国的矿产来建筑鬼子的工业体系。却不想在中国全体人民的打击下，占领的地方不但没有成为他们的钱柜，反而成为消耗的无底洞，真是很不划算。他们对中国的战略企图几乎完全失败。

㈤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与现在生活的不同

复区别？生活的区别暂且不谈，最制大的区别就是生与死。世界上任何一场战争，生活在其之中的老百姓都是朝不保夕，食不果腹，每天一觉醒来都要摸摸自己的脑袋在不在脖子上。抗日战争无论是沦陷区占领区，或者是战区或者大后方。人们即使是笑也是强颜欢笑，乐也是苦中作乐。你想想，你邻居家的二表叔的小姨子的舅舅强行住在你家，每天起床先抽你爹一个大嘴巴子，然后让你跪在旁边看他吃早点，你心里做何感想？
上面说那些可能有点愤青，生活上真正的不同吧，首先是交通，没有了火车汽车乃至自行车，出行的不便是最大的差距。食品方面虽然没有现在这么丰富，但是各地也都有自己的特色。电力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老百姓基本都是天已擦黑就过家家了。其实排除了战争因素，哪朝哪代的老百姓日子过得都算是其乐融融。没有了电视电脑报纸，我们的精神食粮未必就匮乏。

㈥ 抗日战争中国孩子的生活情况

按照当时在华外国人记载，民国时期即使正常年景，每年直接死于饥饿的也有百万之数，不要说战乱时期了

大家还记得1937年8月28日的那一天吗？那天，日本侵略者轰炸上海火车南站。又一次，在中国人的脸上，写下了“耻辱”二字，又有多少人，因此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一位才三岁的孤儿的父母，就是不幸者中的两个。
那天，那位母亲带着孩子，来火车站给丈夫送饭，她的丈夫，是埋伏在上海火车站的抗日游击队员，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饭正吃了一半，一位叔叔就满头大汗地跑来了，“在车站附近发现了一大群鬼子！快准备准备！他们这次准备炸毁这里！所以，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大家一定要努力！”爸爸从柱子下的洞中，摸出了武器，就匆匆出发了！这时的孩子，还什么都不懂，还开心地在妈妈身边玩石头！ 过了会儿，从候车室那儿传来了一阵阵的枪声，“忽”，一颗炸弹，从远处飞来，母亲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把孩子投到远处一片柔软的草地上。 孩子，毫发无伤，可是，母亲，却被炸得粉身碎骨，尸骨无存！孩子呆呆地坐在废墟旁，却已不见了母亲，在他眼前的，只有那熊熊的大火，和浓浓的烟雾，孩子傻眼了！他“扑通“一声，摊坐在地上，撕心裂肺的哭着，喊着：“爸爸！妈妈！”望着已成一处废墟的火车站，他只能哭。
他被一位大妈收留了，渐渐成长，成了一位小八路，为他的父母报仇。
他憎恨战争，渴望着和平，企盼着和平！他希望，有一天，世界上再也没有战争，只有欢乐，只有和平！

㈦ 抗日战争时期老百姓的生活状况要详细点

1943年华北出现了亘古未有的大饥荒,特别是在敌占区尤为严重.日伪曾以天旱回、农业歉收为由,掩盖其疯答狂的掠夺政策.事实上饥荒正是日本侵略者造成的.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整个敌占区惨遭战祸,广大田园尽成战场,农民流离失所,农业生产破坏殆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更以华北为其兵站基地,对华北的掠夺愈加野蛮,对占领区人民的奴役和统治愈加残酷.
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1939年7月的海河
大水时,日军甚至在沦陷区和游击区大肆掘河放水,致使灾情进一
步扩大;冀南日伪军在德州,隆平,平乡,东光等地还用机枪扫射修1938—1947黄河花园口决口,黄水漫淹豫皖苏3省44县市,
1250万人受灾,死亡89万余人;
1939年海河大水灾,波及冀豫鲁晋4省近900万人口,淹毙
13320余人;
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灾民3000余万,饿死约300
万人;
1942—1943年广东大饥荒,死亡约50万人(一说300万人).
补河堤的民众,仅德州一地饮弹而亡者即达50余人,

㈧ 写抗日战争期间的人民生活的好段 和现代人民生活的好段 要是好可加

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 李玉和在满铁做一个扳道工人, 应该说是铁路上最底层的回工答作, 可他的工资可以养活多少人呢?
红灯记告诉我们, 除了他自己, 还有他母亲李奶奶, 他女儿李铁梅, 还有他另外两个工友的家属. 而且这还是温饱有余的生活! 红灯记是革命样板戏, 想必自然不会拔高当时日本和满洲国皇帝的执政水平.
再看《红灯记》中李玉和与鸠山的对话：
鸠山：从前在铁路医院我给你看过病，还记得吗？
李玉和：哦，那时候，你是日本的阔大夫，我是中国的穷工人。。。。
中国的穷工人怎能看得起外国的阔大夫？？？
李玉和在满铁做一个普通工人，就可享受医疗保险，自然看得起外国的阔大夫。

㈨ 描写抗日时期平民生活的小说

描写抗日来战争时期敌占区(也俗源称沦陷区)人民生活、反抗的作品是不少的，比较著名的有:

老舍的《四世同堂》，郭宝昌的《大宅门》，写了沦陷后的北平。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写了沦陷后的香港。

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德英的《苦菜花》，描写的是山东沦陷区游击队对敌的斗争。

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描写的是河北地区在日军占领后开展斗争的情况。

当然，由于抗战时期游击区与沦陷区的界定并不十分明显 ，所以广义来说，像《吕梁英雄传》、《烈火金刚》，电影剧本《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也应该满足楼主的要求。

㈩ 抗日战争时期老百姓的生活状况

那肯定苦啊！没吃没穿，特别是南京，那个地方给日本人大屠杀之后，你说他们的生活会好到哪里去？也有些地方的生活不是很穷，只不过有些地方还没有给日本人占领。我们庆幸我们生活在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