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南京大学搬迁

Ⅰ 暨南大学经历了几落几起几次搬迁

暨南大学经历了三起三落，五次搬迁。暨南大学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学内校的前身是容1906年清政府创立于南京的暨南学堂。后迁至上海，1927年更名为国立暨南大学。抗日战争期间，迁址福建建阳。

1946年迁回上海，1949年8月合并于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高校。新中国成立后，暨南大学于1958年在广州重建，“文革”期间一度停办，1978年在广州复办。改革开放后，学校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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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华侨最高学府”之称的暨南大学，恪守“忠信笃敬”之校训，注重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培养造就人才。学校积极贯彻“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方针，建校至今，共培养了来自世界五大洲170多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各类人才30余万人，堪称桃李满天下。

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暨南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高等学府，校名一直沿用的百年名校之一，全国首批试行学分制的高校，最早在综合性大学里开办医学院的大学，最早设立华侨华人问题研究机构的大学，最早创设商科的大学。

Ⅱ 伍献文的人物生平

1921年，伍献文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到福建厦门市集美学校任教。一年以后，厦门大学正式成立，他转到厦大动物学系担任助教。厦门大学的六年生活在伍献文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在这里他所接受的动物学研究的基础训练，奠定了他终生事业的基础。初到厦门大学，他跟随S．F．赖特（Light）指导学生的动物学实验。为了胜任这项工作，伍献文向赖特学习动物分类学。有一次，赖特带着伍献文到海边岩石上取下一种动物，要他自己去分类鉴定，他先从培养观察、形态解剖入手，弄清楚构造，然后从门、纲、目、科、属，一直定到种，用了一个多星期时间，终于确定这种动物是一种内肛动物的群体。这种分类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基本训练，给伍献文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1925年，秉志来到厦门大学，在动物学系教授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组织学和胚胎学。在秉志的鼓励下，伍献文向学校注册为动物学系学生，一面给秉志当助教，一面完成自己的学业，他在组织学和胚胎学方面的坚实基础，就是这一时期在秉志直接指导下取得的。与此同时，伍献文又跟随R·何博礼（Hoeppli）学习寄生虫，并对厦门和浙江的自由生活线虫、江豚的肺寄生线虫及其引起的组织病理变化进行了研究。年青的伍献文在这里迈出了一生事业的第一步。
厦门大学毕业以后，伍献文应聘到南京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生物学系教动物学。虽然这时他已经在线虫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他对鱼类学研究的志趣却始终没变。在南京只停留一年，他就辞去了中央大学的教职，于1929年接受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去法国留学，在巴黎博物馆鱼类学实验室L．罗勒（Roule）的指导下学习鱼类学。经过三年含辛茹苦的刻苦努力，伍献文终于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比目鱼类的形态学、生物学和系统学的研究》（Contribution a l’Etude morphologique，biologique etsystematique des Poissons Heterosomes（pisces heterosomata）dela Chine．Theses Univ．Paris，Ser．A，no．224（1932）：1—179），于1932年取得了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
从20年代初起，在秉志等动物学界先辈的努力下，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相继成立，并创建了多种科学刊物。伍献文出国前后，已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论文。1930年，中央研究院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南京成立，这是我国由政府主办的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伍献文回国后，立即被推荐主持博物馆动物学部的工作，同期在动物学部工作的还有方炳文、常麟定等人。为了调查祖国富饶的生物资源，他们深入到广西、贵州、云南等边远山区，采集了大量的标本，发现了许多在科学上未曾记载过的新的物种。在这段时间，伍献文的工作涉猎面相当宽，表现出他在动物学研究上的坚实基础。
1934年，自然历史博物馆改为中央研究院生物研究所，不久又改称动植物研究所。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的炮火迅速向南蔓延，中央研究院所属各研究所纷纷迁入内地，动植物研究所也奉命迁往湖南的长沙和衡山，几年艰辛初创的科研条件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为了起码的科研工作需要，伍献文和他的同事将显微镜和图书资料一一装箱带走，却丢掉许多私人生活用品。当时研究所已收藏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包括一些新种的模式标本，都无法带走。为了保存这些标本，他们在夹墙的地下挖了一条深沟，小心翼翼地将标本一瓶瓶埋藏起来，想在抗战胜利后取出使用。谁曾料到，八年以后，他们怎么也挖掘不出这批珍贵的标本，盗掘者可能因为挖到的不是金银珠宝而将这些“臭鱼烂虾”随手倒弃了，而伍献文他们却为丢失这批无价之宝而终身遗憾。
长沙大火又将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赶到了广西阳朔。艰难的跋涉、困苦的生活、拮据的科研经费，并没有动摇伍献文继续进行科学研究的决心。在阳朔的短暂停留中，伍献文完成了《漓江的鱼类》（On the fishes of Li－kiang．Sinensia，10（1—6）：92—142）一文，其中描述了发现于漓江的11个新种。1939年，动植物研究所搬迁到四川重庆北碚，才有了稍为安定的科研环境。然而，中原沦丧，烽烟四起，调查祖国自然资源的计划已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伍献文决定以室内工作为主，开展了一系列实验鱼类学研究，在形态学、组织学及生理学领域发表了许多论文。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央研究院的一些研究所搬到上海。伍献文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到1946年才登上轮船迤逦东下，在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任研究员。1948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然而，国民政府的腐败和通货膨胀，使已过不惑之年的伍献文对国民党的统治不再抱有任何幻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与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全体职工一起，不顾国民党特务的威逼利诱，挫败了将研究所迁往台湾的阴谋，从而翻开了自己历史新的一页。
上海刚刚解放不到两个月，伍献文就接到了参加新中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的通知。漂泊半生的伍献文感到无比激动，他决心将自己的后半辈子完全献给新中国的科学事业。他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的筹建工作。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及植物研究所的藻类专业人员，于1950年联合组成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并先后分设青岛、厦门两个海洋生物研究室和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伍献文被任命为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兼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主任。1954年，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独立直接隶属中国科学院领导，而水生生物研究所及其所属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一起搬迁到武汉市武昌的东湖之滨，成为以淡水生态学为主的我国水生生物学研究中心，伍献文一直主持该所鱼类学的研究工作。在科学研究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指引下，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一直围绕着如何加速淡水渔业发展这个中心内容进行，鱼类学研究的重点也逐步转移到生态学领域。
自从1950年担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以后，伍献文陆续又担任了许多职务。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和国家科委水产组副组长。他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又是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主任。虽然领导工作和各项兼职占去了伍献文的许多时间，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科学家，主要的任务是科学研究。他决心为调查祖国丰富的淡水鱼类资源作出新的努力。历经20多年的标本收集、资料整理和悉心研究，图文并茂的《中国鲤科鱼类志》上、下卷分别于1964年和1977年出版。
《中国鲤科鱼类志》下卷出版时，伍献文虽已78岁高龄，但壮志未衰，又作出了一个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战略部署。他对助手们说：“我们的这部书在中国的鲤科鱼类的种类及其分布的记录上是有很大的增加，但是在鲤科及其所属各类群的系统和宗系发生关系上，仍不脱前人之窠臼。下一步的工作重心应该转到研究鲤亚目鱼类的系统发育上去。”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伍献文和他的助手们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提出了鲤亚目鱼类的新分类系统，占领了这个领域的世界前沿。
从1924年伍献文在厦门大学季刊上发表《浙江瑞安所产蛇类初志》的第一篇研究报告开始，60年来，他在国内外科学刊物上发表论文及专著共计80余篇（册）。其中有关鱼类学论文45篇，有关线虫及其它蠕虫的论文16篇，有关节肢动物和爬行类、两栖类等其它动物的论文11篇，还有关于海洋及湖泊调查、鱼类考古学研究的报告多篇。

Ⅲ 凭什么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这么牛

凭什么同济靠土木独步天下，傲视群雄一百多年呢？别着急，请听博士慢慢道来。
同济大学成立于1907年，其前身是德国医生宝隆在上海创办的德文医学堂，后更名为同济德文医工学堂、国立同济大学，是我国最早的七所国立大学之一。此后，历经抗日战争六次搬迁，在浙江、江西、广西、云南、四川等地流离颠沛，同济师生们咬牙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然而，从1946年到1952年的六年时间，同济师生同仇敌忾，宇宙大爆发，同济成为理、工、医、文、法五大学院齐头并进的综合性大学。根据《硕士博士圈》编辑部提供的资料，在1952年那场著名的院系调整中，同济原有的医、理、文、法、测绘、机电、造船等优势学科相继划入其他高校。当然塞翁失马，与此同时，全国10多所大学的土木建筑相关学科一并划入同济，使同济成为国内土木建筑领域规模最大、学科最全的大学。正是这一举措赋予了同济土木工程强大的基因。
2000年-2003年间，老同济与上海铁道大学、上海航空工业学校合并，组建成新的同济大学。目前，同济占地面积3900余亩，有四平路、嘉定、沪西、沪北等4个校区，设有36个学院、7家附属医院以及4所附属中学。其中嘉定校区位于嘉定区安亭镇，占地达到2500亩，主要是汽车、软件学院所在地。校区环境很漂亮，体育运动区、生活休闲区、公共绿地区、轨道交通试验区和上海地面交通工具风洞试验区一应俱全。沪西校区位于普陀区真南路，占地面积420余亩，主要是大一本科新生在此就读。沪北校区是同济高等技术学院所在地，校区占地65亩。当然，最具有同济校园特色的还是占地900余亩的四平路。所以，各位就移步四平校区，去感受一下别样的“土木范”吧。
这里多说一句，博士在游览的过程中，在很多大学的校史馆如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大大学等参观的时候，1952年是无法回避的一个年份。不少大学在那一年之后一蹶不振，如圣约翰、震旦、沪江这三所由教会创办的著名学府就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风云中，让人扼腕叹息。难怪有人说“1952年以后中国再无大学”。所以博士觉得各位名校的校友也要摆正心态，你所在的大学现在牛，或许是继承了一笔“飞来横财”，是大学圈里面的“官二代”、“富二代”。如果张口就是“我爸是李刚”，靠老子去耍阔，走下波路是必定的。再如我国股市，仅靠政府之手是不可能造成真实牛市的，或许短时间能够牛起来，时间一长必定露出熊尾巴，成为财富的海市蜃楼而已，更可悲的是很多投资者没有在熊市下倒下，却在牛市中跳楼了。人生如此，股市如此，大学也如此。以史为鉴，现在回过头来看六十多年前那场完全靠行政手段的大跃进，这么大规模的调整是不是有些过于拍脑袋？
同济本部与复旦邯郸本部仅仅一路之隔，跨过内环高架桥就是。坐地铁10号线去同济最方便，专门有同济大学一站。上海市政府也是蛮拼的，连地铁站外立面都采用红色砖石装饰，与同济红色的建筑风格保持一致，让人过目难忘。但是，同济的校门看起来却很普通，校门采用牌楼样式，表面是白色的，采用仿细斩假石处理。门眉有我国书法学会名誉会长舒同题写“同济大学”四个字，也是银色的。博士不知道当时的设计者是出于什么样的美学考虑，反正这种色调搭配，太阳光线稍微强一点，校门上的题字都看不清楚。

进门首先看到的是毛主席的挥手像，在周围绿树花丛的簇拥下显得异常高大。记得博士上次在复旦校园里看到的毛主席雕塑是背手像，要论形态还是这尊更为传神。网上流传一个笑话，说有一位复旦新生从日月西路前往五角场吃晚饭，沿原路返回学校时，猛然看见身穿军大衣的毛主席已经将右手挥起，顿时就吓坏了，后来才发现虚惊一场，原来是上了四平路，走进了同济的校门里了。
同济校园内最有看点的就是造型各异的建筑物，能够数得出的名字如南北楼、行政楼、图书馆、一二九礼堂、大礼堂、羽毛球馆等大大大大有近二十所之巨。它们大都历史久远，诞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造型各异建筑物如同静止的音符，安静地矗立在同济校园里，共同谱写了校园里最华丽的乐章。由于博士建筑学知识有限，对这些建筑物只是浮光掠影，只能从美观的角度去评价，所以还请各位看官谅解，同济大师在构建这些建筑物中所使用的手法、材料等，博士是没有资格评价的。
毛主席雕塑背后就是图书馆群，前面是二层砖混结构的矮房子，这是原来的老图书馆，红色的砖搭配白色线条，十分醒目。背后是两栋加盖的看起来像“8”字形的高房子，一左一后，呈对称分布，据说这是中国九十年代十大预应力建筑之一。同济的图书馆包括总馆、沪东分馆、沪西分馆、沪北读者服务部、嘉定校区图书馆组成，总面积达到七万多平方米，馆藏资源非常丰富，尤其是土工工程、建筑学等方面资料众多，据说藏有很多镇馆的宝贝，每年各地慕名而来这里查阅资料的网友络绎不绝。
毛主席雕像南北两侧，就是著名的南北楼了。南北楼是二幢四层砖混结构的房屋，也是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外墙均为红色的清水墙，装饰以白色的竖条，一位力学泰斗评价说南北楼是同济最美的建筑。的确，这两栋建筑物，虽然不高，但是围绕广场呈对称布局，尤其是古朴端庄的教学楼与周围高大的乔木早已融为一体，看起来富含中国传统建筑的神韵，确是非常的美！南北楼至今仍是同济大部分学子上课的地方，每天中午，这里人流如潮，青春的活力写在每个同济学子的脸上，让人羡慕。
南北楼、图书馆、毛主席像共同构成了同济的第一印象，仿佛在提醒各位游客，这里是建筑的天堂，这里是土木的世界。（未完待续）

Ⅳ 暨南大学重建30周年

暨南大学的前身是1906年清政府创立于南京的暨南学堂。后迁至上海，1927年更名为国立暨南大学。抗日战争期间，迁址福建建阳。1946年迁回上海。1949年9月合并于复旦、上海交通等大学。
1958年在广州重建。
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1970年2月，在没有任何正式中央文件，仅凭国务院一名值班员电话通知的情况下，广东省教育办口头通知学校革委会，宣布撤销暨南大学，并于2月12日确定了搬迁计划。
暨南大学被撤销后，所属各系在3月底前并入各有关院校。
中文、历史、数学、物理4个系合并到华南师范学院（现为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生物2系合并到中山大学，外语、外贸2系合并到广州外语学院（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化学系、学校机关和直属单位合并到广东化工学院（该院后来合并到华南工学院，现为华南理工大学）。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就这样被撤销了。这也是暨南大学校史上的第三次停办。
1978复办。
学校于1978年10月16日隆重举行复办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杨康华继任校长，梁奇达、王越、罗戈东任副校长。

Ⅳ 中国 大学的发展历史

▎民国没有重点大学，但有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等名校
在中国历史上，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在19世纪末期，随着传统教育的衰落和现代新型高等教育的兴起，才逐渐出现的。当时的大学基本上都是由私人创建的，如高层官僚、开明绅士、传教士等，1895年建立的北洋公学，1896年建立的南洋公学，是中国现代大学的雏形。

民国时期，蔡元培借鉴德国的大学模式，把高等院校分为以理论学科为主的大学和以应用性学科为主的专业院校。他对北大进行教育改革，设立课程选修制度。五四运动后，北大一跃成为中国当时最有名的大学。

20年代初期的新学制深受美国教育制度的影响，高等学校分成了大学、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两种。新学制实施后，涌现了大量高等专业学校，学习工程技术、法律、医学、农业等专业技术。

1927年，新的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国立高等学校体系，在他的倡议下，中华民国大学院成立，除了管理全国的大学、图书馆等文化教育机构外，还起到教育部的作用，负责全国的教育立法工作。他还在全国实施大学区制，把中国分成若干学区，每个学区都拥有一定数量的高校。但是大学在之前就获得了相当大的自治权，并不愿意服从中央政府的规划。1928年，蔡元培的改革计划以失败告终。

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的高校大量内迁，四川、陕西、甘肃、云南等省的高校数量迅速增加。西南联大合聚清华、北平、南开三校之力，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大学，也是当时世界的名校。抗战结束后，各校又纷纷回迁，并没有改变中国高校地理分配不均的状况。

1949年之前，陆续出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南开大学等著名高校。西南联大培养过杨振宁、李政道等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央大学也走出了无数杰出人才。

同时教会大学为中国的教育科技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顶尖教会大学的教学质量并不逊于国立大学，如金陵大学在南京堪与中央大学媲美，燕京大学在北京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雄，圣约翰大学在上海与交通大学齐驱。
现代大学建立初期，在办学思想、课程设置等方面，基本是移植了欧美和日本等国家经验，结合中国传统和实际情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知识自由和社会责任的大学办学思想。

▎50年代开始院系调整，建立重点大学

建国后，政府接收旧国立大学，号召高等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开设适应国家实际应用所需要的课程，同时把马克思主义教学内容融入原有的课程体系中。在苏联单科大学教育模式的指导下，进行了“院系调整”的教育改革，旨在使教育地区分布合理化，和对课程模式、高校名称进行调整。那些已经拥有人文科学、基础科学、工程学、教育学、农学和医学的综合性大学被纷纷拆散，并入新成立的各院校中，私立和教会院校也被合并重组。
中央大学被肢解为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几个大学，交通大学成为纯工科大学，唐山、北方两交大也相继独立，浙大按理、工、农拆成几部分。它们是院校调整最大的受害者。

到1955年，一个结构严密的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了。中国人民大学在这体系中居首，其次是高等教育部直接管辖的一些工业大学和综合性大学，再次是由一些其他部委管辖的部属院校。

50年代末期，地方创办的大学明显增多，如湖北大学、辽宁大学、黑龙江大学等。从1957年到1960年期间，高校数量和入学人数增长惊人。高校数量从1957年的229所增加到1960年的1289所，学生数则涨了至少一倍。
特殊时期，我国高等教育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曾一度停止招生，一些学校被裁并、撤销。1971年高校数量328所，被砍掉了106所。

1954年，开始出现了第一批重点大学。教育部指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6所学校为重点大学，到1959年又扩展到了16所。重点大学不断增加，到1966年前，全国重点高校有68所。
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迁至昆明，到1946年结束。
▎“七五”“八五”期间重点建设15所大学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开复苏。特殊时期被搬迁和解散的各类院校开始恢复，1952以后停办的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也得到了恢复。

1977年5月2日邓小平提出要办重点大学，集中优秀人才办。1978年恢复前60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并增加28所高校为重点大学。1978年国务院最终确定的88所全国重点大学至今仍具有重要影响力。

八十年代初，四所大学校长（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联名向中央写信，建议中央政府增加对教育的财政预算和投入，特别是要拨出专款、大力度地支持全国著名的部分重点大学建设。国务院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于1984年确定清华、北大、复旦、上交大、西交大、中科大六所大学纳入国家“七五”重点投资建设项目，后来增至15所。而上述四所大学均未上榜。

“七五”国家重点建设的15所大学确定后的十年间，教育领域的格局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因此五年后这15所大学又顺延为“八五”重点建设的大学。

▎90年代高校格局大乱，211工程名单起变化

进入90年代，南大、浙大的崛起使高校格局大乱。南京大学要求每位博士生必须发表两篇SCI文章才能拿到学位，使得连续7年SCI文章位列全国高校第一，学科建设水平、教师科研能力也都迅速提高。浙江大学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其规模一度比其他同类学校高出一倍以上，使得浙大在学科布局，特别是理科博士点的布局及国家重点学科的争取中都取得主动。华中理工、东南、天大、哈工大等校发展也很快，之前的重点大学建设名单有些不适应了。1995年，开始了在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大学的“211工程”。用新的15所高校取代了老的15所。去掉了国防科大、人大、北师大、北医大四所，新添了南大、浙大、南开、天大共四所大学。211工程一定程度促进了各校的竞争，也一定程度助长了攀比。迄今为止，根据教育部官网数据，中国共有112所211院校。

1966年大学停止招生，1970年和1971年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每年只招4万多人。

▎985工程是211工程的升级版，是高校重中之重

从1996年，国务院、教育部就设想再从这15所大学中选出10所，作为中国高校航母，即重中之重。国家将投入巨资，目标是在中国打造10所国际一流的、高水平大学。这就是所谓的“985工程”的原型。

1998年5月4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首批“985工程”的9所院校当年12月出炉：北大、清华、复旦、上交、西交、南大、浙大等教育部属七所、中科院属中科大以及国防科工委属哈工大入选。其中北大、清华是重中之重，南大、浙大则是新面孔，取代了其他两所高校。

985工程”成了其他各校争抢的名额，不断扩大。至今，985高校共有39所。而第一批上榜的9所顶尖大学基于互相认同，为了互相促进，“九校”组织了自己的“常春藤联盟”，即C9联盟。

▎985、211工程后，高校差距开始拉大

很多高校纷纷开始合并。北京大学合并北京医科大学，复旦大学合并上海医科大学，上海交大合并上海农学院、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华中理工合并同济医科大学、武汉城建学院改名为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则合并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浙江大学合并了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吉林大学合并了吉林工业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科技大学、长春邮电学院。

211工程和985工程，本意是集中优质资源重点建设一批学校尽快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但很多高校却把它当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高校有了一个985的帽子，一戴定终身，缺乏淘汰、更新的机制。

在招生中，985、211高校能轻松地获得比一本普通本科院校更好的生源；获得的国家资源也远比其他普通院校多。据媒体报道，2013年，清华大学科研总经费最多，为39.31亿元，财政拨款为27.75亿元，而非“211”、“985”的高校科研经费最多的西南石油大学，4.6亿元经费中仅有26.1%为财政拨款，约1.2亿元，两者科研经费所获的财政支持相差26亿之多。

另外社会上的用人单位会以985、211工程为标杆来简单衡量人才。虽然教育部多次提过“不得设置211、985门槛”，但实际收效甚微。甚至部分事业单位选拔，一些地方公务员引进人才，也把985视为一个必要的门槛。

这些弊端让“985”“211”的存废争议在社会上时常出现。2014年11月，一则“国家已低调废除高校‘985工程’‘211工程’，中国大学格局面临重新洗牌”的传闻在网上持续发酵。虽然教育部后来辟谣了，但关于“985”“211”高校存在价值，关于教育资源失衡、大学等级森严、利益固化等弊端却再度成为热议焦点。

教育部多次提过“不得设置211、985门槛”，但实际收效甚微

▎2011计划，加强高校创新能力建设

进入2011年后，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计划——“2011计划”。

“2011计划”全称“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其根本目的旨在突破高校内外部机制体制壁垒、释放人才、资源等创新要素活力。“2011计划”是继“985工程”、“211工程”之后，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又一项体现国家意志的重大战略举措。

2013年4月，中国教育部公布即“2011计划”的首批入选名单，全国4大类共计14个高端研究领域获得认定建设，相关单位成为首批工程建设体。

首批牵头的高校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农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天津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工业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工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其中河南农业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此前并不是211工程高校。

2014年后，国家层面又公布了24个“2011协同创新中心”名单，入选包括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

▎“双一流”是211、985的延续，引入淘汰机制

2015年开始，面对新的形势，国家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新方案。教育专家曾表示，国家提出“双一流”，是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选择。“我们最早提出211概念，是为了做出一批好大学；后来提出985，是为了培养出一批更优质的大学；现在提出双一流，是要再提升一个层次，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三者之间是一个层层递进、逐步发展的关系。
2015年11月，国务院正式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到要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以后每五年一个周期，2016年开始新一轮建设。

985、211工程不同的是，一位教育部官员表示，“双一流”建设的评审标准、资金分布都会有新的机制，不会像以前一样向确定的一所高校拨款。“会更注重学科建设，同时在遴选上，会有滚动淘汰的机制加入。”

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正式确认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共计137所，其中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A类36所，B类6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双一流建设学科共计465个（其中自定学科44个）。

如今，距离双一流计划提出已经过去了数年，双一流高校的建设评估提上日程应该也不会太久了。140所高校发展情况到底如何？未来哪些高校将新增进入这些名单，哪些高校“半路下车”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

Ⅵ 施士元的重要贡献

施士元从国外回到上海，正逢中国物理学会召开第二届年会。施士元在会上作了放射性元素β磁谱的报告，受到与会者的好评，并在会上接到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聘书。他认为中央大学更需要他，于是应中央大学之聘来到南京，成为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当时，他只有25岁，是全国高等学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教授。
在1933—1952年的19年中，他每学期开两门课，有时开三门课。除无线电课程以外，其余课他都开过。由于当时只有外文参考书，没有中文教材，因此他在讲课过程中，常常自编讲义，先后编写了普通物理学、原子物理学、理论力学、光学等讲义。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还编写了X光结构分析、核理论、粒子物理等教材。为配合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他又翻译了X光结构学、角动量理论、核理论精选等方面的书。在他和物理系一批老教授的教诲下，南京大学物理系培养了一批物理学人才。他的学生中，有的后来成为世界闻名的科学家，如吴健雄等 。
施士元在教课之暇，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在设备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于1936年用X光衍射法观察到，钠在熔点以上处于液态状态还存在着晶态的衍射花样，这表示，在液态中一个钠原子周围的环境，还保持局部的晶体环境 。
1937—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因日本飞机经常轰炸骚扰，实验室工作大部分停止，科学研究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科普工作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原子弹的爆炸震惊了全世界，人们自然而然地提出一系列问题：什么是原子弹？为什么原子弹有这样大的威力？原子弹是怎样制造的？等等。施先生的学生吴健雄就参与了曼哈顿计划，并负责曼哈顿计划中最尖端的核心技术部分。吴健雄博士是唯一一名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女科学家，故而吴健雄博士有“原子弹之母”的称号 。

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施士元根据核物理知识和自己对核裂变现象的了解，作了一系列报告。施士元的报告在中央日报上作为新闻出现。于是政府机关（如资源委员会等）、工矿企业、军事部门和军队纷纷约请他作报告 。
在50年代，当苏联建成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后，施士元做了多次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报告。当苏联第一艘原子能破冰船下水启航时，施士元又做了一系列报告。这些科普宣传工作使施士元获得科普积极分子称号 。
抵制搬迁。南京解放前夕，蒋介石政府命令中央大学搬迁到台湾去。施士元当时任理学院物理系的代理系主任。理学院数物理系的图书仪器最多。校长周鸿经派人送来木箱子，要施士元组织人力将图书和仪器设备装箱，搬到台湾去。施士元借口箱子质量差，不符合长途运输的要求，不能装物理系的图书仪器，抵制搬迁。理学院召集全体教职员工开会，讨论搬家问题。会上，施士元说，一个大学要搬去台湾，图书仪器一定要同时搬走。如果没有图书仪器，教学和实验很难开展。而今图书仪器不能搬走，我们只好不搬。共产党来了，大学还是要办的，所以建议不要搬到台湾去。最后大会举手表决，大家同意理学院不搬。当时的中央大学有七个学院，包括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农学院、林学院、医学院、政法学院。理学院是一个大院。理学院不搬，工学院知道了也不搬，医学院、林学院、师范学院随后都决定不搬。这样中央大学就没有搬到台湾去。不久南京就解放了。最后只有校长周鸿经和教务长唐培经两人携带了中央大学的公款，跟国民党逃到台湾去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央大学没有搬到台湾，这批教师留了下来，图书仪器保留了下来，这对保证解放后江苏南京地区的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创建金属物理专业
1952年，中央大学改为南京大学 ，并成为文理科综合性大学。仿照莫斯科大学，各系成立专业教研室，采用苏联教材。1954年，施士元为了配合重工业发展的需要，与同事们共同创建了金属物理专业，目的是培养发展重工业所需的金属物理人才。施士元开出X光结构分析课，翻译出版了《伦琴结构分析》（俄译本）与《X光结晶学》（英译本），培养了金属物理方面的研究生与光谱分析方面的进修教师，发表了AuCu3有序无序转变动力学等10余篇文章。
创建原子核物理专业
施士元为了配合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在校领导支持下，和同事们一起，创建了原子核物理专业。第一届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在日内瓦结束以后，苏联来我国几个大城市，进行原子能和平利用图片资料巡回展览。施士元和南京大学一批师生到上海苏联展览馆参观学习。会上来了十几位苏联专家作学术报告。翻译人员因缺乏专业知识，翻译得牛头不对马嘴，听者茫茫然。为弥补僵局，施士元作辅导报告，深入浅出，听众恍然大悟。出版社得知此讯，索要施士元讲稿，成书出版。《核反应堆理论导论》就这样于1960年出版。这是我国当时唯一的反应堆理论书籍。多年之后，这本书依旧是从事核反应堆设计学生们的入门教材 。
创建核物理实验室
1958年，核物理专业师生分成加速器、探测器、质谱仪、β谱仪、核电子学等小组，日以继夜研制教学用的仪器设备。奋战一年后，核物理实验室逐一建立起来，自力更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送往祖国边远地区原子能事业单位。
施士元考虑到核物理是实验科学也是理论科学，遂在专业内建立一个理论小组，并在教学工作的同时出版了《角动量理论》与《核理论精选》二书。约在1975年，核理论小组接受了第二机械工业部下达的核参数理论计算工作的任务。在核武器或反应堆设计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核参数，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子打在一些核素上的散射截面。理论计算工作是使零星分散的实验数据系统化，填凹补缺，内插外延，以满足设计工作的需要。核理论小组用共振群方法进行中子对一些轻核的截面计算。计算结果经鉴定后被采用，并得集体奖。施士元用蒸发模型成功地计算在氚及氦上的（n，2n）和（n，3n）截面。当时在极低能量区中，理论与实验不一致。施士元在1983年用准自由散射模型获得满意结果，文章在核物理杂志上发表。1978年以后，核参数工作发展成为核少体问题理论工作，施士元曾多次主持核少体学术会议 。
放射性同位素的应用研究
70年代末，国内在1958年建立起来的核物理专业纷纷下马。施士元和同事们将实验工作转向利用放射性同位素作核技术应用方面的工作，在80年代先后开展了穆斯堡尔谱在生物分子研究方面的工作和用正电子湮没技术研究高分子材料的工作。在理论工作方面，施士元转向研究粒子物理最基本的强作用问题 。
社会活动
施士元除科研和教学外，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1956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8年起被选为江苏省第二、三、五、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南京市常务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质谱学会副理事长与质谱杂志主编，江苏省物理学会理事长，江苏省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核物理学会、科普协会常务理事。施士元积极参加由中国物理学会组织的物理学名词规范化的工作，由他参加编写的《英汉物理学词汇》，197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从1982年起到1987年，他主持编著《汉英物理学词汇》，于1993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
80岁开始画油画
施士元退休后，由于身体原因，不再能从事物理学教学科研工作。从80岁开始，学习画油画，临摹法国、意大利、德国、波兰古典名画几十幅，创作油画一百多幅，其作品《雁归来》参加了1993年中国油画展。

施士元于1987年退休，并受聘为南京大学物理系名誉主任。
2007年9月19日，南京大学物理系和江苏省物理学会为施士元先生庆祝百岁华诞，其文集《施士元·回忆录及其他》 举办首发式。
2007年9月28日，多个媒体发文，悼念施士元先生逝世 。

Ⅶ 中国一类大学和二类大学是哪几所

中国一类院校和二类院校不止几所，总共有上千所。

下面列举一些排名靠前的院校。

一类院校：

1、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改为现名。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发祥地，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北京大学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4、昆明医科大学

昆明医科大学是省属重点大学，前身是创建于1933年的东陆大学医学专修科，1956年独立建院，1981年成为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998年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2010年云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并入，2012年更名为昆明医科大学，是国家首批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院校。85年来，培养的10万余名高级医学人才扎根边疆，服务基层，为云南医药卫生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做出了卓越贡献。

5、贵州医科大学(原贵阳医学院)

贵州医科大学前身为创建于1938年的国立贵阳医学院，是当时隶属于教育部的九所国立医学院校之一。1950年改名为贵阳医学院，2015年更名为贵州医科大学，是贵州省唯一拥有医学学士——硕士——博士完整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省属重点高校。

Ⅷ 张绍忠的人物平生

张绍忠，字荩谋。1896年11月18日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县。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以教书为生。9岁丧父，12岁丧母。自幼勤奋好学，成绩优异。1915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为南京大学），1919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一年。他自幼目睹贫穷落后的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内心十分愤慨，渴望国家富强。临毕业前，他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下，坚定了他走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道路。1920年，他考取留美公费生。1922年在芝加哥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1924年在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之后继续在哈佛大学从事高压物理研究。在哈佛大学期间，他被选为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席，组织了不少爱国活动。
1927年回国，先后任厦门大学教授，南开大学和浙江大学教授、系主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教务长等职，并曾代理浙江大学校长。
抗战期间，他先后兼任浙江大学特种教育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协助竺可桢校长，克服重重困难，完成迁校任务。
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迁回杭州。张绍忠因积劳成疾，于1947年7月28日病逝于杭州。 张绍忠还很重视科学普及工作，早年曾积极参加中国科学社的活动。在抗战后期，美军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后，尽管忙于浙江大学由贵州迁回杭州的各种事务，在遵义还多次去部队等单位作有关原子能和原子弹的科学普及报告，从科学的角度解释原子弹的原理、威力和在战争中的作用。
张绍忠是中国物理学会早期领导人之一。1932年8月中国物理学会在北平召开成立大会，张绍忠曾先后担任评议员（相当于现在的常务理事）、会计（学会的4名领导人之一）、《物理学报》编辑委员、物理教学委员会副主任、监事等职。他为中国物理学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896年11月18日 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县。
1915—1919年 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本科学习，毕业。
1919—1920年 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助教。
1920—1924年 公费留学美国。1922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4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
1924—1927年 在哈佛大学从事高压物理研究工作，并担任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席。
1927—1928年 任厦门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
1928—1935年 任浙江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后又兼任文理学院副院长。
1935—1936年 任南开大学教授兼物理系主任。
1936—1939年 任浙江大学教授兼物理系主任；特种教育委员会副主席、主席（1937年起）。
1939—1947年 任浙江大学教务长。
1947年7月28日 逝世于杭州。 张绍忠认为，教师对学校的校风起决定作用，教师不仅须有真才实学，还要能为人师表，教学上能高标准严要求，否则纵有“名师”也出不了高徒。所以竺可桢和他都十分重视师资的聘请考核。他是浙江大学升等委员会的主席，规定教师升等要有一定水平的学术论文，教学上使学生敬服。故浙江大学教师重视科学研究、钻研教学蔚然成风。
张绍忠也十分重视学生的学风。他认为勤奋出真知，学习必须刻苦踏实，没有严格的训练是培养不出栋梁之材的。学校必须制定严格的教学制度和纪律，并切实执行之。首先录取新生从严毋滥，确保质量。一次，有三四十个青年军企图不通过入学考试直接进入浙江大学，气势汹汹地堵住张绍忠的家门，气氛很紧张，大有一触即发、大打出手之势。但张绍忠不畏蛮横和暴力，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坚持了原则。为了树立起严谨好学的学风，学校制定了严格的考试和升留级制度以及各种纪律。他执行规章制度一向铁面无私。他认为严是爱、宽是害，为了国家，为了学生本人，他必须这样做，并深信学生以后会理解他。期终考试时，他常约院长们一起去各考场监察考试情况，如发现作弊，他就毫不客气地立即出布告开除或记过。他还亲自去教室听课，了解教学质量，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他经常找学生谈话，对成绩突出、为人正直、要求上进的学生，采用因材施教，勇当伯乐。他曾鼓励胡济民、邹国兴等转学物理，后来都成了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由于严格的制度，每年被淘汰者确有不少，但跋山涉水前来贵州浙江大学求学的有志者却年年增加。因此，浙江大学毕业生不乏真才实学之士，有几十人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由杭州辗转迁徙，到达贵州遵义和湄潭，前后4次大搬迁，历时两年半，像一支坚强的打不烂的军队辗转数千里，一面行军，一面教学，发扬光大了“求是”校风，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张绍忠身为主持搬迁的特种教育委员会主席和教务长，为了迁校和教学工作，只身奔波于师生迁徙途中，出没于紧急危难之处。每到一处，他总是不顾疲劳，首先考虑安置教室和实验场所，力争尽早开学，他和胡刚复院长犹如竺可桢的左膀右臂。竺可桢校长对他一心为公深表敬佩和感激。在《竺可桢日记》中记有：“对于内迁事，荩谋之功尤大，因其任特种教育委员会主席也。”张绍忠去世后，竺可桢悲痛地说，他是“以身殉学”，并写下挽联：“十余年得助最多获益最多况离乱同舟瘴雨蛮烟当日梦，二三子成德以教达材以教叹须臾返驾只鸡斗酒故人情。”
浙江大学因为张绍忠贡献卓著，在图书馆悬挂了他的遗像，以资永久的纪念。

Ⅸ 南京大学搬迁当涂

发给解放军规范

Ⅹ 暨大几起几落搬迁了多少次

学校的前身是1906年清政府创立于南京的暨南学堂。后迁至上海，1927年更名为国立暨南大版学。抗日战权争期间，迁址福建建阳。1946年迁回上海。1949年8月合并于复旦、交通等大学。1958年在广州重建。
http://www.jnu.e.cn/jnu2014/html/xxgk/xx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