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辅抗日战争

① 哪位能人能介绍一下抗日时期中国正面战场的情况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大陆正面战场研究起步较晚，真正从学术上取得进展，大致可以说是近20年间的事。回顾和总结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的发展情况对今后抗战史研究的深入不无助益。本文就此所作论述，因为篇幅限制，不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敬请学界指正。

一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概况

1949年以后的30年内，大陆抗日战争史研究进展缓慢。比较而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研究还有一些进展，而对正面战场的研究极端漠视。只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一些省市委员会的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文史资料选辑》发表了一些原国民政府官员撰写的抗日战争回忆录，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史料整理处选编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公布了部分档案资料，为正面战场研究提供了参考史料。 中共党史革命史论著对正面战场抗战的史实和战绩基本不提，连现代史通史性著作也概于贬斥。如有的著作论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时，其基调为：国民党实施“片面抗战路线”，国民党战场上不断大溃退。就学术研究而言，直至70年代末，大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直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方针后，学术界才逐步恢复生机。随着逐步摆脱以往“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一方面史学界开始敢于对抗日战争的历史作研讨，另一方面，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建立，也要求对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举措进行比较公允的评断。80年代以来，在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和抗日战争史的学术领域中，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讨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有关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史料陆续有所刊布，研究领域广为开拓，论著大量涌现，新的论点提出后引起争鸣，学界现在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较20年前发生了很大变化。正面战场研究比较活跃，进展比较突出。

在史料方面，主要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档案资料选编，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编印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局编《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一三抗日史料选编》，武汉市档案馆等编《武汉抗战史料选编》，云南省档案馆编《滇军抗战密电集》，南京市政协编《蓝天碧血扬国威：中国空军抗战史料》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回忆资料，出版有《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中原抗战》、《晋绥抗战》、《湖南四大会战》、《闽浙赣抗战》、《粤桂黔滇抗战》、《远征印缅抗战》等；还有四川省政府参事室编《川军抗战亲历记》、政协广西区委编《广西儿女抗日亲历记》、民革武汉市委编《热血报中华――武汉民革成员抗战回忆录选编》等；一些原国民政府将领的回忆录中，都有不少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内容。《历史档案》、《民国档案》、重庆市档案馆编《档案史料与研究》陆续刊布有关的档案资料。80年代起，除发表大量论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论文外，抗战史著作以何理著《抗日战争史》为代表，开始对正面战场作研讨。其后，罗焕章、支绍曾《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胡德坤《中日战争史》，王辅《日军侵华战争》，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王秀鑫、郭德宏主编），刘大年、白介夫主编《中国复兴枢纽》，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中《全民抗战气壮山河》（李良志等主编）、《坚持抗战苦撑待变》（李隆基等主编）、《同盟抗战赢得胜利》（李良志等主编），罗焕章、高培主编《中国抗战军事史》，张宏志《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和杨克林、曹红编《中国抗日战争图志》等，都分别花了不同比重的篇幅论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对国民政府军队正面战场抗战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同时批评其反共和“消极抗日”之一面。专门记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著作，开始有郭雄等编著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陈小功的《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等小册子，其后出版了张宪文主编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马振犊著《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后改名为《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等专著。其他还有一些记述正面战场个别战役的专著。此处不一一述及。

在80年代、90年代举办的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特别是研究抗日战争的学术讨论会中，对正面战场抗战的研讨和评价往往是学者们最注目的热点之一。围绕抗日战争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也举办过多次，如对九一八事变、卢沟桥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武汉抗战、台儿庄大捷、滇缅战场等，都举办过专题学术研讨会。不少学术研讨会有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参加，进行学术交流，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由于台湾保存了不少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史料，台湾刊印的史料和发表的论著是大陆学者研究正面战场的参考资料重要来源之一。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印的《中华民国史料初编――抗日战争时期》（秦孝仪主编）和吴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台国防部史政局编《抗日战史》等，都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著述经常参考。80―90年代大陆翻译了日本刊印发表的太平洋战争史资料和著作。日本一些战史资料著作和日本侵华战犯的回忆录，对研究正面战场敌方日军的战略战役部署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美英有关太平洋战争的资料著作和回忆录等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篇幅关系，这里不加论述。

二 局部抗战诸役之研究

作为中日两国间之一场战争，日本全面侵华和中国抗日战争始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就开始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从“九一八”到1937年“七七”，日本发动过多次对中国军队的进攻，中国军队也断续进行过正面抵抗。由于这些战事就中日两国间来说尚只具有局部性，并且不是连续发生的，故这一时期中抗日战事被称为“局部抗日”。局部抗日阶段先后发生过九一八事变、“江桥抗日”、“一二八”淞沪抗日、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日和绥远抗战诸役。局部抗战诸役理应包含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范围之内。

过去，对于局部抗战是忽略不提的，而集中力量批判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前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80年代以来，对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方针由“安内攘外”妥协退让向坚决抗日的转变过程进行研究，现在对国民政府军队局部抗战和国民政府的抗日准备已作出肯定。对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一方的不抵抗方针，过去简单的认为是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尽管现在有的学者仍持此说法，但一些学者提出：现在没有确实的史料证明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时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有些回忆也难以凭信。有的学者指出：过去用以阐述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证据，均为蒋处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方针，而不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的命令，张学良蒋介石在不抵抗问题上基本态度大体相同，张学良自觉自主奉行不抵抗政策。从蒋张关系看，如张不同意蒋的方针，张可以不听蒋的命令奋起抵抗。后来防守锦州时，蒋与南京数次令他抵抗，他却悄悄撤兵就是一个证明。蒋张不抵抗的认识根源是，事变之初他们以为是日军挑衅行为，未能判断出是日本侵吞整个东北的开始，还图谋以外交交涉解决。（京中：《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俞辛？：《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张学良和蒋介石》，《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

对于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江桥抗战，李杜、丁超在哈尔滨和东北义勇军在东北各地的抗战活动，学者们均给予了积极评价。对于1932年淞沪抗战，过去简单说成是十九路军孤军抗日作战，因国民党政府加以破坏使十九路军撤退而告终，现在学者们分析说：国民党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与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不同。认为十九路军的抗战是蔡廷锴等违抗南京政府命令的结果那种说法不完全符合事实。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抽调第五军增援淞沪，但仍以抵抗求妥协。（金再及：《南京政府对“一二八”事变的方针》，《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余子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与淞沪抗战》，《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对于长城抗战中各参战部队官兵英勇牺牲守土抗战的精神，史学界是一致肯定的，但对国民党政府的指导方针，观点有所差异，有的著作认为：“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剿共’重于抗战。他们把长城抗战不过只是当作应付舆论，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2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有的著作则认为，何应钦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后，“秉承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政策，沿长城线布防，期望阻止日军前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第5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

有关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活动，一些论著论述冯玉祥不顾国民党政府中央的阻拦，与共产党联合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察东战役的情况，强调中共组织成立“前线工作委员会”在其中进行领导，而国民党政府中央施以压迫，导致冯玉祥辞离，同盟军瓦解的结局。（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280―296页）

1936年11月中旬―12月上旬，绥远抗战取得红格尔图击敌和收复百灵庙的大捷。有的论著突出此役系傅作义指挥取得的胜利。有的论著分析认为，绥远抗战格局的显著特点是，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三位一体的抗战局面，晋绥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和晋绥军（傅作义）是这一格局的基础，蒋介石支持这一抗战，中央军是这次抗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史》第389―391页；余子道：《绥远抗战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
三 抗日战争初期正面战场研究

从卢沟桥抗战到武汉会战结束，为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国民政府军举行多次战役抵御日军进攻，不过每次战役最终均以撤守退却而告结束。过去大率以军事溃败丧师失土一言以蔽之。近二十年研究中对这一阶段正面战场的抗战开始作出比较积极的评价，同时亦进行严厉的批评。一本权威的中共党史著作写道：“正面战场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役上，都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曾先后进行了平津、淞沪、晋北、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再加上蒋介石集团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方针，正面战场的战局非常不利。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也未能改变整个战争的被动局面。”（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7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0年代一本有代表性的抗战史著作认为：“中国军民的战略防御，大量地消耗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关于中国‘不堪一击’的政治宣传……中国军民坚持了一年零三个月的防御作战，使敌人损失兵力七十多万人，在军需补给上也发生了严重困难……打破了日本侵略当局在中国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使其侵略计划屡屡落空。”（何理《抗日战争史》第120页）另一方面，战略防御阶段，大片国土沦丧，除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外，虽然一部分官兵“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整个国民党军队的防御和退却，基本上是被动的、无计划的和混乱的，在很多情况下，简直就是溃败逃跑”。（122页）就军事战略方针而言，“也犯了严重错误”，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把阵地战放在主要地位”。（125页）同时将战场重点选择在上海，几乎举全国主力于上海进行上海会战，削弱华北抗战力量“造成了南北战场两相失利的惨败局面”。（128页）“由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错误的军事方针，中国军队的正面阵地防御遭到了严重失败，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的教训也是惨痛的”。

对于战略防御阶段历次重要战役的过程、战略指导、战役指挥，许多论著均有不同程度的研讨。有关卢沟桥抗战的论著较多，着重揭示日本中国驻屯军以一士兵失踪为借口蓄意挑起战端，批驳日本右翼势力在卢沟桥事变问题上制造的“偶发论”和中国打第一枪的谬论；并论述了中国第二十九军所部英勇抗击日军进攻，和日本施展缓兵之计，以“现地解决”麻痹冀察当局，待援兵大至，突然进攻，致平津迅速沦陷的过程。对中国中央政府与冀察当局处理事变的态度，过去有的学者认为，双方的态度都是“比较游的”。（何理书第60页）近几年对此有进一步的研讨，认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要求各地部队“确实准备”的密电，“实际上是秘密的全国动员令”。蒋令二十九军全部动员，调兵增援华北，全军准备动员，各地皆令戒严，准备宣战，由此可以看出他的主战态度。“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军的交涉并多次达成协议”，“不是蒋介石的意旨，而是背着南京中央政府与日本交涉的”。不过在中央统帅部内部存在着以蒋介石为首的主战一方和以徐永昌为首的主和的一方。（李华兴、杨宏雨：《卢沟桥事变：历史的转折点》，《史林》1997年第3期；蔡德金：《对卢沟桥事变几个问题的思考》，《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期；杨立强：《抗战初期国民党中央统帅机关决策幕后》），《军事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对淞沪战役的研讨深入到战略指导方针的层次。关于战役发动，过去均指为日本在上海主动发动进攻。现在一些学者指出：淞沪战役是中国主动发起的。作为导火线的“虹桥机场事件”是由日军挑起的，然而，中国方面在虹桥事件发生后，决定了开战措施和大战计划，“八一三”战役是中国发动的；或说“国民政府是‘有意’在上海开仗的。（马振犊：《“八一三”淞沪战役起因辨正》，《近代史研究》1986第6期；张振？：《淞沪抗战中国主动的进攻与日军主要作战方向的改变》，《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有关国民政府指导淞沪会战有无引敌南下，从而使日军的进攻方向从由北向南改变为由东向西的战略企图，学者们开展了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当时大本营作战部并无此种战略意图，淞沪战场形成为中日战争的主战场的结果，也未使日本进攻方向改为由东向西。日本向西进攻武汉是在1938年5月徐州会战之后。（余子道：《论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作战重心之转移》，《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但有的学者认为：战役开始后中国军队主力逐步集中到了淞沪战场，把侵华日军主力吸引了过来，淞沪战场实际上取代华北战场成为日军侵华和中国抗战的主战场。这改变了日军进攻方向。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担心敌军南下夺取武汉，而谋以扩大沪战牵制之。（张振？文）淞沪抗战“改变了日军侵华路线。这一成功之举无疑对日后我方的抗日正面战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有的学者则认为，所谓的日本原定由北向南进攻的战略轴线并不存在。蒋介石固然担心日本的南下方案，但其基本判断是日本以上海、南京和长江为主攻方向，并作出相应部署。中国军队在淞沪地区和长江一线的顽强抵抗，打破了其速战速决的企图，挫败了其沿长江西进的既定战略。
晋北抗战，许多著作突出平型关伏击战歼敌取得胜利的重要作用，强调忻口战役中第十八集团军编入忻口作战的战斗序列，朱德、彭德怀担任右集团军指挥，中共积极向阎锡山提出作战建议，和十八集团军各师在敌侧背伏击袭扰的作用，称此役为“国共合作两党军队协同作战的典型一役”。（马仲廉：《国共两党军队协同作战之典型一役――忻口战役之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对于此役国民政府军英勇作战和郝梦龄、刘家骐等高级将领壮烈牺牲作了积极肯定。

许多论著对台儿庄之战取得的胜利作了充分肯定。对于台儿庄大捷和徐州会战的起迄时间（实际是两者包括的范围）的看法差异较大。有主张台儿庄战役从池淮阻击战开始（1937年12月），包括临沂战役、滕县保卫战和台儿庄保卫战取得大捷，直至3月15日停止追击止（韩信夫《台儿庄大捷及其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有主张将台儿庄战役包含于徐州会战之内，将徐州会战定位为从1937年12月15日起至次年5月（徐州撤退），中日两国军队争夺徐州为中心的一次大规模会战，包括津浦路初期保卫战、台儿庄战役和徐州突围战三个阶段。（王桧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全书》第65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在抗战史著述中对台儿庄之战有称为会战者，有称为战役者，也有称战斗者。这涉及军事学上会战、战役、战斗等范畴的理解和运用的问题。看来抗战史研究中还须对军语的使用进行规范。

对于坚持四个月之久的保卫武汉的大会战，除了个别著作指责国民政府军队“判断失误，部署不当举措不力”，“分兵把口，消极应付”，“处处薄弱，罅隙百出”（张宏志：《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第258页、第294页，军事学院出版社1985年）外，绝大多数著作对此次会战中，中国军队沿长江两岸抵御日军进攻都作出积极评价。如指出：“敌我双方在这里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会战，损失都比较严重。中国军队在局部地区对敌人进行了有力抵抗，给敌以重创。”（何理书第107页）此战“毙伤敌4万人。此战意义重大，它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使日本的战略进攻被迫停止，军事战略为主的方针彻底破产”，“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

② 历史上的汤山之战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悍然发动芦沟桥事变，中国守军奋勇反击，伟大的抗日战争从此爆发。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先后调集70万精锐部队，进行大规模的淞沪保卫战。11月23日，国民党军队战败，且战且退，日军则紧紧尾追，咬住不放，从昆山、苏州、无锡、镇江、句容一路掩杀过来，气焰十分嚣张。国民党军队新败之余，士气不振，指挥不灵，并未在南京外围组织起强有力的抵抗。12月3日，丹阳阵地被突破。12月6日，日军攻下句容，直逼汤山。12月7日下午，日军大队人马闯入汤山炮校。12月8日，汤山镇陷入日军魔掌，战线移至孝陵卫、紫金山。12月13日，南京陷落。国民党军队进行的南京保卫战又以失败告终，前后历时仅一个多星期，令中外军事专家大吃一惊。
汤山阻击战是南京保卫战的一部分，是中国军人同日本侵略者在汤山附近进行的一场血肉拼搏。尽管这场战事历时短暂，但它毕竟是汤山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其间可歌可泣的故事不可不察，不可不辩。我对军事并无布阵对垒的经验，对历史又缺乏去伪存真的本领，却偏偏对这段战史情有独钟，一心想了解它，澄清它。大而言之，是为了弘扬民族正气，激励斗志，小而言之，也可破愁闷，长知识。再者，一场恶战过去，总不会风吹云散不留任何痕迹。我们可从故纸堆里去研究它，从百姓口碑中去捉摸它，又可亲临现场去考证它，或多或少总会有所收获。于是，一次次地外出寻访讨教，乐此不疲。

战前准备

前，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应该说是有所准备的。汤山是南京东大门，历来都是军事重镇，这一带的防御工事当然是重中之重。早在1936年秋天，国民党军队就举行大演习，由唐生智担任裁判长。“演习的预定目标是以假设敌日军侵略南京时，俟其主力到汤山南北一线阵地后，我军利用复廓佯装节节抵抗，耗敌军实力，逐次诱敌深入到紫金山以南地区而歼灭之。”上海抗战打响后，蒋介石在1937年10月曾派德国顾问团的骑兵中校奈维格到汤山一带参加防御阵地的侦察工作。11月初，唐生智等人到汤山侦察地形。上海战场撤退后，大本营又令教导总队的一个工兵连由德国顾问指导，在汤山镇前端构筑野战工事。有人夸口说，这是中国的“马其诺防线”。老人们讲，当年汤山这里碉堡星罗棋布，互为犄角，战壕纵横交错，互相沟通，确实是下了一番工夫的，但日军早就侦察清楚，打仗时从别处包抄前进，许多工事并未发挥作用。
现在，在炮院北边的田野里，还能看到当年修筑的好几个钢筋混凝土碉堡，它们至今依然十分坚固。在83医院内离大门不远的山脚下，有一个圆溜溜的大碉堡，基本保持原样。在西岗头的南端，有一个碉堡也完好无损。在汤山水库靠近龙珠山庄的一侧，还有两个碉堡。如果说别的碉堡今后可能会被施工队炸毁，那么，这两个碉堡沉睡在水面下，必将安度百年而无恙。
60多年前的那场厮杀已成往事，只有这些碉堡，还倔强地蹲在田间，向行人诉说着当年的屈辱和凄惨。

血战孟墓

有一本名为《南京保卫战》的书，是国民党参战将领写的回忆录，书中曾多处提及汤山战事，虽然语焉不详，但轮廓是清楚的：当时，汤山一线的参战部队是国民党66军和83军（他们是广东部队）、74军、78军的36师和2军团的41师，此外，杜聿明的装甲兵团战车连也曾开到汤山，协同66军作战。书中写道：“12月6日，句容之敌北犯汤水镇，与我第66军发生激战。”“12月7日，汤水镇前面第一线阵地被日骑突入，我军于入暮后退至第二线，固守汤山及汤水镇。8日，日军以主力及炮兵、机械化部队进攻汤山我第二道防线，与我军混战。8时许，汤水镇一度为日军攻入，后被夺回，汤水镇及两侧高地仍在我军手中。”
如果从字面上理解，三、四个军的部队，八、九万人马，云集汤山一线同日寇交锋，那是何等阵势，何等规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时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一科科长的谭道平在书中写道：“这三军（指74军、66军和83军）都是久经战役，补充整理尚未完的残缺部队，老兵很少，新兵大都尚未受过训练。然而战争局势已到了无兵可调的时候，也不得不迁就事实。”他还说：“我天天在经手办理调动部队移上前线去作战的工作，在字面上明明是一个师或者是一个军开上去，可实际上兵员只不过一个营的模样。”这位科长的话是有道理的。
老人们讲的情况同参战将领的回忆有些是一致的，有些却颇有出入。许多老人说，日军大部队是从句容、土桥、索墅一线西进的，汤山镇上并没有打过什么大仗，新塘至作厂一线也没有打过大仗。那么，当年的战场究竟在哪儿呢？
塘泽村的芮友道老人说，跑反刚开始，他父亲芮朝顺就被日本人抓去抬伤兵，从孟墓西南的笤箕凹抬到炮校，一天跑两趟，累得吃不消，抬到丁墅，实在走不动了，歇了一歇，就被看押的日本兵一刀戳死。
老人的口述是可信的：孟墓笤箕凹，曾为旧战场。
在孟墓自然村西南1公里的陈坊，有座铁塔高高耸立在土坡上（见下图）。该塔有6层，第二层和顶层都用厚钢板焊死，其余各层敞开着。原来，这是国民党在抗战前修建的一座炮兵观测塔。钢板上开有两条狭缝，那是用来观测炮弹炸点的。因有厚钢板护身，观测人员不必担心飞来的弹片。

日军攻占汤山时，孟墓、陈坊、神童村一带发生了一场血战，两个连的广东兵坚守在铁塔附近的战壕内，同日本兵鏖战了两天两夜，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嚣张一时的日军在此遭受了重创，也丢下了上百具死尸。当年这场血战，史料中未有记载，却深深铭记在老人心中。1999年，有家海外中文报纸刊登文章，报道了这场血战的始末，标题就叫《英雄铁塔》。
据孟墓自然村庞家钧老人回忆，1937年农历冬月初六（12 月8日）凌晨，有支广东部队开到孟墓，挨家挨户地敲门，要求进屋避寒。村民们开门一看，只见他们都穿着单衣短裤，只有少数几个穿棉背心，一个个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们操着广东口音说：“我们是唐生智的部队。唐生智在南京指挥打仗，我们赶来了。”
不久，日军部队到达句容土桥，向西推进，这支广东部队就开进孟墓西边的战壕，同日军对峙，有一个班的士兵带着轻重机枪登上了观测塔，然后将梯子截断，不让人上塔。
日军到达陈坊后就向王家山进攻。驻守在山上的广东兵毫不含糊，他们主动出击，迂回到日军后方，在磨盘墩向日军射击，击毙日军数人。日军将死尸和伤兵拖到神童村。塔上的广东兵看到神童村有日军集结，便用重机枪猛烈扫射，打死日军上百人。日军发现机枪火力点在铁塔上，举枪还击无济于事，便向其空军求援。不一会，飞来数架日机，轮番低飞，向广东兵扫射。日机是双翅膀的，机身上的红太阳标记看得清清楚楚。日军的小钢炮也向铁塔打炮，炮弹不时地落在塔旁。可观测塔异常坚固，小口径炮弹拿它没有办法。
初六整整打了一天，枪炮声未曾停过。这支广东部队英勇顽强，打得很出色。但他们孤军奋战，没有后援，伤亡越来越大。初七又打了一个上午，枪声就渐渐稀了。到了晚上就再也听不到枪声了。
庞家钧老人说，塔上的广东兵最后只剩下4个，他们趁着天黑撤了。他亲眼看到日军占领孟墓后用粉笔在墙上写下“大野部队、四方部队到此”等字。
孟墓一战，日军死伤惨重。他们的阵亡士兵和部分伤兵在神童村一起火化，就地埋葬，墓地上还插着一块块招魂牌。战斗中牺牲的广东部队官兵则被附近村民运往火叉山（音）挖坑掩埋了，掩埋点未留标志。
初八一大早，日军抓了几个民夫，经长垄沟、大连山、小茅山，开往沧波门，但孟墓还留有小股部队。庞家钧的父亲庞振瑾（时年51岁）、家门叔叔庞振炳（时年49岁）惦念着家里养的猪和牛，便从半边山出发回家。谁知走到半路，便与西进的日军碰上了，两人均被日军开枪打死。村民庞振泰，60多岁，初八傍晚回到孟墓，被村边站岗的日本兵一枪打死。庞家钧一个家门叔叔的母亲，80多岁了，腿脚有疾，要抓住一张板凳才能一步一步地慢慢移动。日本兵看到后，将她一脚踢进水塘，活活淹死。那张小板凳也落入水塘，漂来漂去，似乎要与老人苦苦相守到最后时光。
现在，孟墓的铁塔仍屹立在高坡上。铁塔以北400米，是南峰石粉厂的办公楼和厂房。厂房高大、清洁，办公楼漂亮、宽敞，楼前的大草坪上错落有致地栽着几十株红枫、香樟、棕榈，极富郊野神韵。67年前经过战火洗礼的英雄铁塔仿佛是一名魁梧的士兵，依旧忠实地看守着这片热土。

激战孟塘

另一个战场在汤山镇北边的孟塘。
关于孟塘的战斗，传说很多，资料上也多处提及。《南京保卫战》写道：“当时一股日军由九华山北麓侵入孟塘，利用凹地西进。我方准备由41师和66军夹击日军，71军和156师从侧背冲击，后因通讯困难未能实行联合作战，41师在孟塘一直苦战到12月10日。” 孙宅巍的《南京保卫战史》又写道：“自日军于十二月五日侵占句容后，在中日双方激烈争夺句汤线的同时，位于汤水镇以北的孟塘、大湖山一带，也发生了持续数日的激战，我第六十六军、第二军团、第七十八军，以及配属的战车、炮兵部队，在该处顽强战斗，坚守阵地，阻滞了敌人的攻击行动。”《名镇汤山》则说，孟塘之战发生在12月6日，中央军某团为阻止日军西进，在方冲与敌激战，几乎全军覆没。
为了搞清孟塘之战的基本情况，我走访了许多老人。根据他们的口述，结合历史资料综合分析，当时的轮廓就可以勾画出来了。
跑反前，汤山附近农村里驻扎着几支中央军部队。西岗头、梅家边有一个团，刘岗头有一个营，都是从淞沪前线撤下来的广东部队。驻守寺庄和徐家边的国民党部队是66军159师，他们穿得非常单薄，大冷天还穿着单衣和短裤，有人向老百姓要床单，用以裹身。
日军由句容向汤山进逼时，在新塘──作厂──汤山的公路沿线仅发生过零星的小规模战斗，这几支中央军部队与日军接触后便迅速后撤。原驻西岗头的那个团撤到九华山南麓后不战而散，大量武器弹药丢弃在山林里。
日军进攻汤山前，对汤山前沿的既设防御阵地作了详细侦察，少量侦察兵在安基山侦察了二三天。为了绕开中央军的预设阵地，大批日军从牧马场进入九华山北麓，经东葛壒、安基山向孟塘开进。12月6日，日军飞机轰炸孟塘，在大赤堰至孟塘桥一线，炸死了许多跑反的老百姓。
日军于12月6日到达孟塘后即向驻守在射乌山的中央军部队发起进攻，火力很猛。中央军随后西撤。在棒棰山，中央军一部阻击日军，后遭日机轰炸，迅速西撤。
在这段时间里，基本的作战态势是日军向西进攻，中央军边打边撤，孟塘附近的主要战斗在一天内就结束了。

方冲远眺

民间广为传说的孟塘之战实际上是指此后发生的另一场战斗，战场在孟塘自然村西南约一公里的方冲，时间为12月13日。为准确起见，不妨把这场战斗称为方冲之战。
方冲之战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打的呢？
据孙宅巍的《南京保卫战史》和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1931-1945）》记载，12月12日下午6时，叶肇的第66军和邓龙光的第83军由太平门向东经岔路口、仙鹤门、东流镇、汤山突围，向安徽宁国地区集中。12日深夜至13日凌晨，这两支广东部队在仙鹤门与敌遭遇，发生大规模激战。13日凌晨5点，部队又在孔山、狮子山与敌发生大规模激战，伤亡惨重。军长叶肇和军参谋长黄植南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他们在汤山附近的山地里换上便衣潜伏一天，混入京沪公路上的难民群中而脱逃。
这两支广东部队中的一部分突围到汤山，又在孟塘的方冲和敌人进行了一场殊死搏斗。方冲之战，惊天地，泣鬼神，一言难尽。
虽然《南京保卫战史》等史料均未提到方冲，但这场恶战深深铭刻在老百姓的记忆中。67年过去了，时至今日，一提起方冲，老人们的话匣子就立刻打开，把当年看到的、听到的和亲身经历的事情一一告诉你。
方冲三面环山，南面是狼山，东面是干山，西面是培山。北面的山口很窄，象一个袋口。“袋口”往北四百来米便是陈家边，陈家边东连张家岗，西连葛巷，再往北就是一座大山──射乌山。
葛巷的秦有才老人当时躲在刺山的山洞里，是方冲之战的目击者。他说，孟塘这里打了两仗，第一仗，中央军从东向西撤，第二仗，中央军从西向东来。他还说：“中央军是从灵山走东流、许巷过来的。给他们带路的人姓吴，是徐州人，当时在灵山煤矿干活。中央军要他带路，他就把他们带到雪浪庵。仗打完后，这个人就留在葛巷。后来给一位姓鲍的在后山看坟，解放后才回徐州。”
陈家边的王贤珍老人记忆力特别好，村上好几次重大事件的日期她都脱口而出。他说：“中央军在方冲打的是伏仗，冬月十一打的。”她所说的“伏仗”是指中央军遭到了日军的伏击，而农历冬月十一则是12月13日，与史料记载的日期完全吻合。
汤岗村的曾宝友老人回忆说：“我大伯曾金山跑反时就躲在方冲的油老鼠洞里，亲眼看到一支中央军开进了方冲。一位师长从轿子里下来，给士兵训话。洞里的老百姓觉得很奇怪，说：‘你们看，中央军不是回来了吗？’可这时候汤山被日本人占领了，山头上有日本兵。鬼子人不多，就喊他们的飞机来炸，结果，飞机投下的炸弹炸着了他们自己人。中央军便不顾一切地向大赤堰方向冲，被山上的鬼子用机枪压住，没冲出去，只有一小部分朝张家岗冲的逃了出去。方冲山上，从大赤堰到春山，到处都是中央军的死尸。后来我去方冲打柴，那子弹壳一堆一堆的，可以装好几麻包。我还到油老鼠洞里看了看，发现洞里的灶台还在。附近山上还有石头垒起的工事，有手榴弹。”
陈家边的茆庆富老人虽然不是目击者，但知道的情况很多，他说：“中央军从下关退到宝华山，有一个师的人，他们不走大路走小路。到了陈家边，他们在十亩地那个地方集中，准备从马子顶冲过去。有两个当官的，一个穿着披风，一个带了根文明棍。有八九个人在前面侦察，在马子顶弯子那个地方没有看到鬼子，就回来向大家招手，部队就进方冲了。队伍很长，前头已经到了马子顶，尾巴还在十亩地。突然，山顶上枪响了，鬼子有埋伏，打伏仗，中央军死了几百号人。有一部分人从山口跑了出来，跑出来的人有的被打死，有的就跑掉了，梅花墩那里就死了好多人。日本人的火力很猛，方冲竹林里的竹子都打秃了。”这位老人所说的“十亩地”、“马子顶”、“梅花墩”都是方冲附近的小地名，只有本地人才知道。
陈家边的杨官华老人当时躲在方冲山口的一个洞里，是我找到的第二位目击者。他说：“日本人打汤山前，村上人就走得差不多了，我们走得最晚，动身时日本人占领汤山已好几天了。我们刚走到村西，日本人就站在山上朝我们开枪。我们不敢走了，就往回跑，钻进了山脚下的一个山洞里。在洞里躲了3天左右，国民党的中央军就和日本鬼子在方冲打起来了。”
“中央军怎么进方冲的，我没看到。只记得那天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方冲山上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响了个把小时，中央军就向宝华山方向撤，鬼子也没追。中央军撤退时，有几个士兵从我们洞口经过，想钻进洞里来歇歇，当官的不让，他们就没进来。到傍晚，仗打完了，中央军有部分伤兵就躲在陈家边老百姓家里。第二天，鬼子进村烧房子，伤兵有的被烧死，有的被打死。”
“方冲一仗打死的人可多了。我家在方冲有几亩地，水田旱地都有。开春后安民了，我们要种地，我三叔杨顺宝同村上几个年轻人一起进方冲，只见到处是开始腐烂的死尸，散发着一股难闻的臭气，就把路上和田里的死尸埋了。那死尸实在太多，忙了个把星期才把妨碍种地的死尸埋完，远一点的就不管了。三叔因为抬死尸中了毒，全身起疙瘩，都是蚕豆瓣大小的，治了几年才慢慢治好。”
方冲一仗，中央军究竟死了多少呢？有人说有千把人，有人说是几百人，都是估计数。还有老人说，从方冲出来的中央军有200来人，他们冒着寒风往宝华山撤。到了那里，又被山上一个土匪打死20余人，枪支全被卷走。他们还说，在方冲挖药材，往往能挖出不少死人骨头。有人上山砍柴，曾在那里捡到许多生锈的弹壳。2001年，孟塘村民在山上修路时还挖出一把锈迹斑斑的刺刀。
方冲是个小地方，军用地图上都未标出来。上千壮士的鲜血洒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的呐喊曾响彻云霄，他们的死战曾惊天动地。他们失败了，层层尸骨掩埋在山林中，连同他们的枪弹，连同他们的魂魄。多少年来，老人们一遍又一遍地眺望着方冲附近的群山，时不时地念叨着，议论着，眼光中流露出对往事的惨痛回忆。年轻人提起同日本人打仗的事，也忘不掉方冲，他们的表情，或严肃而略带忧伤，或愤慨而趋于激烈。我想，那怕过了一百年，二百年，一代代的汤山人仍会记住方冲，记住这个令人辛酸的地方。
硝烟散尽，往事如云。寒来暑往，山川无言。只是痛亦悠悠，恨亦悠悠！

希望采纳！谢谢！

③ 王辅一的抗日革命

在记者采访的这些将军里，王辅一是唯一一个没有带过兵开过枪吃过子弹的。从参加革命抗日的第一天起，王辅一手上的武器就和别人的不一样——别人用的是枪杆子，王辅一用的是笔杆子。战争年代，王辅一用一支笔杆子起草各种命令、绝密文件、宣传文章；和平时期，王辅一又用一支笔杆子撰写、记录我军辉煌的革命历史。
王辅一说，抗日把他带上了终身革命路，笔杆子令他在这条路上奋勇向前，“生命不止，笔杆子不息。” 抗日战争爆发时，王辅一还只是个一岁多的小毛孩，可是14年的抗日战争却是王辅一一生中最至关重要的经历。“抗日战争时，我年龄很小，因而不可能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但如果没有抗日，我也不会走上革命之路。”
“1939年，我10岁，有一天到地里割草，突然鬼子的飞机来了，围着庄子附近低空盘旋。对一个10岁小孩来说，一个人到地里割草本就很害怕了，地里到处都是蛇，再加上飞机，又不知道它来干什么，是不是投炸弹、开枪？心里就更害怕了，那种害怕的感觉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对日本鬼子有了仇恨。”
接下来，日军占领了王辅一所在的赣榆县。年幼的王辅一再次耳闻目睹日军的屠杀。
“村里有个姓仲的人，也不是共产党员，只是庄里的一个警察，就被日本鬼子抓去，放狼狗咬，用刀一块块把肉割下来，他最终惨死在鬼子的刀下。”
儿童团长加入共产党
日本鬼子打到赣榆县里来时，王辅一正在上小学5年级。很快各个村庄里成立了儿童团，王辅一当了儿童团团长。
“那个时候，我父亲是村长，所以，县里来了人都住在我家里，总是能接触到不少的共产党员、八路军，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熏陶。”
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抗日战争，王辅一很快就成了村里抗日小骨干。“庄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知道我，都听我的。逢开大会，都是我指挥着大家唱《八路军军歌》，那歌一唱立刻就让人充满战斗力，斗志昂扬的——铁流两万五千里，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苦斗十年，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76岁的王辅一将军忍不住双臂挥动着唱起来。 日本鬼子进赣榆县后，据点设在朱都，离王辅一所在村庄只有10里远，非常危
王辅一
险，“尽管我们没有上前线，但我们也随时都可能牺牲。”于是，区委书记给王辅一带来一个小手榴弹，“比正常的手榴弹要短一点的，从那以后，我身上就总带着两样东西，一个是陈云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另一个就是这个小手榴弹，一旦发生情况，随时准备和鬼子同归于尽。”
除了担任儿童团长，王辅一还兼任着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每天晚上都要站岗放哨。“毕竟还是孩子，心里也害怕，又离鬼子那么近。每天到了后半夜，为了壮胆，也为吓唬敌人，我们就用煤油桶里装着鞭炮，点着后，就像机关枪一样噼里啪啦乱响，让鬼子摸不着情况，不敢出来。” 1942年和1943年，王辅一曾两次要求入伍参军，却两次被打了退票，理由都是“年纪太小，扛不动枪”。再后来，又赶上精兵简政，最终王辅一都没有实现当兵到前线打鬼子的愿望，这成了他终身的遗憾。
1944年8月，山东滨海开办滨海中学，实则是为党培养干部的学校，王辅一经人推荐，考取了。1945年，山东滨海军区来到学校召人，从500个学生中仅选中王辅一一个人，调到军区，当了一名缮写员，从此开始了一生扛着笔杆子的革命之路。
王辅一将军非常感慨地告诉记者，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有非常深切的体会：“贫穷落后就会挨打。我们的祖国为什么被侵略，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不如人，武器不如人。打仗时，人家用的三八大盖，可我们呢。所以，国家必须要强盛。还有，我们一定要宏扬爱国主义，那时候我们看着汉奸走狗就鄙视他们，我们的民族精神不能改。” 在抗日战争期间，还有一点让王辅一感受颇深，也终身留憾，那就是“为抗日，忠孝不能两全”。王辅一告诉记者，就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马上就在大反攻了，母亲去世了。“按我们村里的习俗，母亲入葬时一定要由家中的长子站在棺前摔盆，棺木方才能抬走入葬。可是就要大反攻了，就要上前线了，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呢。”
最终，王辅一还是没有回家为母亲摔下那个棺前的盆，没能送母亲最后一程。
“忠孝实难两全。对于这一点，好在我的父亲，还有家乡的父老乡亲都很能理解，从来没有因此责怨过我。1969年父亲去世时，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依旧没有回家送父亲，家人亲朋依旧没有责怨我。可是，对我自己，是终身最大的遗憾。”老将军从没有后悔过自己当初的决定，只是在说起这些往事时，老将军的眼角湿润了。

④ 谁有详细的二战战争史料，最好有每次战役的形势图和每个时间段的战略示意图

哈哈，楼主的意图本人明白了。应该是很热爱这方面的知识，但想去学习，又无从下手吧？我十分明白楼主这样子的心情，因为，当初，作为同是一个狂热军事爱好者的我在学习军事知识时也是无从下手！至于二战历史，楼主说：就是想通途二战的整个历史，其中包括的天时地利人物时间整个细节都要通读。请大家推荐。 这其中的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各国各个军事将领所使用的战略战术，想要读通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我当初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大部分粗略读通，而如今，中国图书市场上的烂书实在太多，想找到一两本好书读读也不容易，我从一个普通的军事热爱者到现在骨灰级的军事的发烧友，其中也读了不少书，现在向楼主一一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英]阿诺德·托因比
这套二战史大全的特点是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注释详尽，文字流畅，叙事生动。书内引用了大量政府文件、会议记录、档案材料以及当年国际政坛上的国家首脑、重要人物的私人笔记、个人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立论皆有根据。丛书不仅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两大军事营垒的军事态势、实力消长、战争进展的情况，还详细叙述了战争期间、战前和战后一段时间内各主要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涉及当时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全书堪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网络全书，是各军政机关、大专院校、学术机构和有关研究人员了解、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必备参考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本书序言

我曾在《世界危机》、《东战线》和《战后》三书中记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情；我必须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各卷乃为承前之作。如果本书全部完成，与以上各书合起来，将成为又一次“三十年战争”的记载。
同前面各书一样，我尽力之所及，仿效了迪福的《一个骑士的回忆录》的撰述方法，在那本书中，作者以一个人的个人经历为线索，记述和议论重大的军事和政治事件。我也许是唯一的身居政府高位并经历了有历史记载以来两次最大劫难的人。不过在第一次大战中，我虽担任负责的、但毕竟还是次要的职位，而在第二次对德战争中，有五年多我是英王陛下政府的首脑。因此这本书是我以不同的立场和非以前各书所能有的更大的权威来写的。
我的全部公务工作几乎都是我口授秘书办理的。在我任首相的时期内，我发布的备忘录、训令、私人电报和节略，总数几达一百万字。那时每天都得处理许多重要的事情，而所根据的又是当时所能得到的资料，因此，当时逐日逐日写出来的这些文件自然难免有许多缺点。但综合在一起，这就是由一个在不列颠帝国和联邦的战争和政策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在当时所看到的那些重大事件的真实记载。我不知道现在是否有、或过去曾有过这种关于战争和政府工作的逐日记录。我并不把它称为历史，因为编写历史是属于后代人的事，但我有信心地宣称，它是对历史的一个贡献，将对后世有所裨益。
这三十年来的行动和主张，包含和表现了我的毕生努力，我愿人们据此而对我作出评断。我恪守我的一个原则：对于在战争或政策上的任何措施，除非事前我曾公开或正式发表过意见，或提出过警告，我决不作事后的批评。实际上，我在事后的回顾中，已将当时争论中的许多严峻之词改得温和些了。我记述了那么多我所爱戴和尊敬的人同我的分歧，使我十分难过，但是，如果不把过去的教训提出于未来之前，那就不对了。本书记下了那些诚实而善良的人的行为，但愿不至于有人因此而轻视他们，却不去扪心自问，不检讨自己履行公职的情形，不吸取过去的教训作为他自己的未来行为的借镜。
不要认为我希望人人都同意我所说的一切，更不要认为我只写些迎合公众的东西。我是依照我所持的见解提出论证的。我已竭尽所能极其谨慎地核实材料，但是由于缴获敌方文件而有所披露，或有其他新的发现，不断有许多史实公布于世，这就有可能对我所下的结论提供新的东西。在全部情况尚未明了之前，应以当时的确实可靠的记录和用文字写下的意见作为根据。这样做之所以是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有一天，罗斯福总统告诉我，他正向公众征求意见，对这次战争应该起个什么名称。我立即说：“不需要的战争。”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这次战争更容易加以制止的了。上次大战给世界以重大的破坏，留剩下来的东西，在这次大战中又给毁光了。现在，在亿万人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和牺牲并取得了正义事业的胜利之后，我们仍然没有得到和平或安全，现在我们又处在比我们曾终于克服了的那些危险更为严重的危险之中，这可以说是人类悲剧中的高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殷切地希望，新的一代能够纠正以前的一些错误，从而根据人类的需要和光荣，控制住正在展开的可怕的未来景象。
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于肯特郡，韦斯特汉，
恰特韦尔庄园
1948年3月

以下书籍作为研究二战历史参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英]利德尔-哈特
《苏德战争 1941-1945》 [英]艾伯特·西顿
《太平洋战争 1941-1945》 [英]约翰·科斯特洛
《海王作战》 [英]B·B·斯科菲尔德
《俾斯麦号的最后九天》 [英]C·S·福雷斯特
《不列颠战役》 [英]伦纳德·莫斯利
《蒙哥马利的军事生涯》 [英]罗纳德·卢因
《狐狸的踪迹——隆美尔》 [英]戴维·欧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德]蒂佩尔斯基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海军战略》 [德]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德]卡尔·邓尼茨
《坦克战》 [德]冯·梅林津
《失去的胜利》 [德]曼施坦因
《坦克指挥官》 [德]古德里安
《失去的世界帝国》 [德]阿尔明·冯·隆
《世界大屠杀》 [德]阿尔明·冯·隆
《希特勒战争密令》 [德]瓦尔特·胡巴奇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 [德]汉斯·雅各布森 等
《基辅会战》 [德]维尔纳·豪普特
《大海战》 [美]尼米兹、波特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战略》 [美]肯特·格林菲尔德
《攻击塔兰托》 [美]B·B·斯科菲尔德
《海军空战 1939-1945》 [美]N·米勒
《爪哇海战》 [美]F·C·范·奥斯滕
《中途岛奇迹》 [美]戈登·W·普兰奇 等
《“列克星敦号”与珊瑚海海战》 [美]斯坦利·约翰斯顿
《黑色五月》 [美]迈克尔·甘农
《我所知道的战争》 [美]乔治·S·巴顿
《尼米兹》 [美]E·B·波特
《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 [美]约翰·亨特·博伊尔
《飞虎英雄传》 [美]凯斯克
《大东亚战争全史》 [日]服部卓四郎
《中途岛海战》 [日]渊田美津雄、奥宫正武
《情报战》 [日]实松让
《联合舰队的覆灭》 [日]伊藤正德
《中国战线从军记》 [日]藤原彰
《日军新加坡作战之回顾》 [日]辻政信
《腾越玉碎记》 [日]吉野孝公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 [中]钮先钟
《日军侵华战争》 [中]王辅 <连载中>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中]郭汝瑰、黄玉章
《中国远征军史》 [中]时广东、冀伯祥
《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大利海军作战史》 [意大利]布拉加丁

⑤ 要了解中国人民的抗争，除了课本外，还可以查阅哪些历史资料

你说的抗争是指抗争谁？抗争朝廷的话，《水浒传》不错。

⑥ 豫中会战的兵力对比

附表8-3-1豫中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4年3月）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
第12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
第1军司令官吉本贞一
第37师团（长野绑一郎）
步兵第225、第226、第227联队
山炮兵第37、工兵第37、辎重兵第37联队
第62师团（本乡义夫）
步兵第63旅团（独立步兵第11、第12、第13、第14大队）
步兵第64旅团（独立步兵第15、第21、第22、第23大队）
山炮兵第27联队，工兵队，辎重队
第110师团（林芳太郎）
步兵第110、第139、第163联队及工兵队、辎重队
第27师团（竹下义晴）
中国驻屯步兵第1、第2、第3联队
战车第3师团（山路秀南）
战车第6旅团（第13、第17联队）
机动步兵第3联队、速射炮队、搜索队
独立混成第7旅团（多贺哲四郎）
独立步兵第26、第27、第28、第29、第30大队及炮兵队、工兵队
独立步兵第9旅团（长岭喜一）
独立步兵第223、第224、第225、第226大队
骑兵第4旅团（藤田茂)
骑兵第25、第26联队、骑炮兵第4联队及辎重队
军直属部队：
野战重炮兵第6联队，独立野炮兵第11大队，独立山炮兵第1大队，野战高炮第74大队
独立工兵第38、第40联队，独立工兵第59、第60大队
独立步兵第74、第5、第38大队（分别从独立混成第1、第2、第9旅团调来）
菊兵团（第63师团，野副昌德）
步兵第67旅团
独立步兵第25、第78、第137大队
第12野战补充队
独立步兵第1、第2、第3大队
独立野炮队
策应部队：
第1军之第69师团（三浦忠次郎）
独立混成第3旅团（独立步兵第6、第7、第8大队）
步兵第59旅团（独立步兵第120、第82、第84大队）
独立步兵第13联队（3个步兵大队）
第13军之第65师团（大田米雄）
步兵第71旅团（独立步兵第56、第57、第59、第134大队）
步兵第69旅团（独立步兵第52、第53、第54、第131大队）
第11军之独立步兵第11旅团（辖7个集成步兵大队）
注：按日本防卫厅战史《一号作战之湖南会战》资料，日军京汉作战（即豫中会战）期间动用兵力14.8万人，马匹3.3万，汽车6100辆，火炮269门，坦克装甲车691辆（内坦克225辆）。另有日军第五航空军第2飞行团各种飞机168架参战，还得到驻武汉的第一飞行团配合，河南作战期间日军飞机共出动1700架次（见王辅《日军侵华战争》P2028、P2129）。
附表8-3-2豫中会战中国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4年3月）
军事委员会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
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
第12军（贺粹之) 第22师（谭乃大）第81师（葛开祥）第55师（李守正)
第13军（石觉) 第4师(蔡剑鸣）第89师（金式）第117师（刘漫天)
第29军（马励武) 第91师（全英）第193师（郭文烁）暂第16师（吴求剑）
第28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
第85军（吴绍周) 预11师（赵琳）第110师（廖运周）第23师（张文心，黄子华代）
暂15军（刘昌义) 新29师（前吕公良，后刘汉兴）暂27师（萧劲，苟吉堂代）
第89军（顾锡九) 新1师（黄永钻）第20师（赵桂森)
第19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
暂9军（霍守义) 第111师（孙焕彩）第112师（王秉钺）暂30师（洪显成)
第33师及独6旅
第15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
骑兵第2军（廖运泽) 骑兵第3师（徐长熙）暂14师（李鸿慈) 骑兵第8师（马步康)
泛东挺进军（陈又新)
暂1、暂2、暂3旅，游击第1、第2、第3、第5、第6、第13、第14、独1纵队，独1、独3、独4支队
第78军（赖汝雄) 新42师（彭宝良）第43师（黄国书）第44师（姚秉勋)
特种兵团
独立工兵第9团、通信兵第5团第5营
第4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
第38军（张耀明) 第17师（申及智）新35师(孔从周)
第96军（李兴中) 第177师（李振西）新14师（陈子坚)
第14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
第15军（武庭麟) 第64师（刘献捷）第65师（李纪云)
刘戡兵团（刘戡)
第9军（韩锡侯) 第54师（史松泉）新24师（宋子英)
暂4军（谢辅三) 第47师（杨蔚）暂4师（马雄飞)
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
第14军（张际鹏) 第83师（沈向奎）第85师（王连庆，一说陈德明）第94师（张士光)
第47军（李宗坊) 第104师（杨显明）第178师（李家英）
第39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
新8军（胡伯翰) 新6师（范龙章）暂29师（尹瀛洲)
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
第34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
第40军（马法五) 第39师（司元恺）第106师（李振清）新40师（崔玉海)
第57军（刘安琪) 第97师（胡长青）第8师（吴俊)
第1军（张卓) 第167师(王隆玑)
第16军（李正先) 预3师（陈鞠旅）第109师（戴慕真)
第27军（周士冕) 预8师（林伟宏）炮3旅（黄正成)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
第55军（曹福林) 第29师（荣光兴）第74师（李益智)
第68军（刘汝珍) 第119师（刘广信）第143师（黄樵松）暂36师（崔贡琛)
第39军（刘尚志) 第56师（孔海鲲）暂51师（史宏熹)
骑3军（郑大章) 骑9师（郑大章兼）
注：豫中会战中方兵力，按时任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的说法，第一战区和其他战区支援部队共“步兵五十三个师，骑兵三个师，共约二十八万人左右”（见《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之中原抗战》P252）。日本战史《河南会战》估计中方兵力为35-40万人。中方武器装备方面，按王辅《日军侵华战争》中日军的观感，中国军队轻武器较足，但支援火力以迫击炮为主，缺乏重火炮等重火力，尤其缺乏反坦克武器（按《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载仅12、13、14、29、85军有战防炮，其余均无）。空军方面，中方因缺油等问题，出动仅400架次（王辅《日军侵华战争》P2129）。

⑦ 抗日战争中中国歼灭日鬼子共计多少人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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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抗战中死亡的日军最高将领是谁

抗战期间我国击毙的日军军阶最高的将领--日本陆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冢田攻大将。

1941年12月18日，在大别山区太湖县被国民革命军第21集团军138师炮兵击中座机殒命。

冢田攻曾任日本陆军大学校长和参谋次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侵略东南亚的南方军中将参谋长，被誉为“赫赫名将”。1942年7月2日任第十一军司令官。

冢田攻，日本茨城人，1886年生，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历任关东军作战班长、课长，参谋本部第3部部长等职。

“七·七”事变后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参谋长，是主张侵华的激进分子，曾参与指挥日军进攻上海、南京的行动，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

1938年3月，任日本陆军大学校长，门月任第8师团长，再次入侵中国。

1940年返回日本任参谋本部次长，参与制订日军南进决策。

1942年7月，冢田攻调任侵华日军主力部队第11军司令官，其首要任务是准备执行进攻重庆和西安的5号作战计划， 企图将侵略魔掌伸向中国的战略后方。

正当他野心勃勃地准备大动干戈之时，南进日军在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遭到美军惨重打击，日军大本营为此不得不召集冢田攻等赴南京商讨5号计划是否继续执行问题。

会议结束后，冢田攻于12月18日乘79式飞机返回汉口，途经安徽省西部太湖县境上空时，被驻守大别山区的中国军队第5战区第力集团军138师高炮部队击中，坠毁在弥陀区田家乡筋竹冲，冢田攻当即毙命，机上10人无一生还。

事后，附近村民将10具“像烤焦的黄鱼”一样的尸体推埋在一个大坑里。后来他被追晋为陆军大将，是抗日战争中被中国军队击毙的日军陆军最高将领。

拓展资料：

在坠机现场，桂军第138师搜获了一份"日军中支那作战计划"，一份"中支那派遣军各部队主官姓名及部队驻地表"，和一本《航空暗号》。这些秘密物件虽然被烧得残缺不全，但其零星之处，却让中国军队在第一时间掌握了日军今后的作战动向，对于抗战形势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后，当地桂军第412团3营和附近村民一起，将11具"像烤焦的黄鱼"一样的尸体，推埋在一个大坑里。冢田攻之死，使日军大本营彻底放弃了酝酿多时的"五号作战计划"。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无疑给中国全体抗战军民以极大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