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美术图史

① 中国战争史地图集的前言

一、编辑制作一部《中国战争史地图集》，原本是刘伯承、叶剑英两位元帅生前交付南京军事学院的一项重大军事学术教学课题，因种种缘由一直未能成书。新世纪初，在完成《中国战典》、《中国军事史图集》、《中国战争发展史》等全军科研课题的基础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决定采取战史和地图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为进行全民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一部形象生动的军事历史地理新教材和研究中国战争史的必备工具书；经课题论证和广泛调研，在继续承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军事学项目《中国历代战争哲学探源》的同时，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人员为主，组织编著、绘制了《中国战争史地图集》图稿。
这是一项被全军科研办批准的国家社会科学2004年度科研课题。图集还被新闻出版总署评为“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和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优秀图书。
二、《中国战争史地图集》从编著到成书，坚持遵循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方针，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思想相结合的学术原则，采用战史地图、文字说明、图表史料和文物照片等多种形式，力求全面、系统、客观地反映中国古今战争发展的历史事实；努力展示中华民族数千年，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战争发展变化的规律，及其宝贵而丰富的经验教训；通过编图和撰稿，客观再现中华民族各时期的统一战争与农民战争对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作用与历史地位，并以显著的图幅和文字，重点体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和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光辉军事思想；通过深入研究中国战争历史，特别是1840年以后中国近代战争史料，旨在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维护和平统一、反对侵略战争的优良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
三、《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涵盖内容广泛，图文并重。上起原始社会末期武装冲突，下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作战地图并配以适当的文字说明为展示形式，按照古代时期、近代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的三个历史时期的战争，标示了5,000多年中国历代战争的发展进程和典型战例。收图440余幅，其中，古代时期（史前时期至清朝前期）170余幅；近代时期（1840至1949年）220余幅；抗美援朝战争时期（1950至1953年）10余幅；各时期战争形势图20余幅。另有数百幅图表、文物图片、历史照片和美术作品等以及近50万说明文字。
四、《中国战争史地图集》编著委员会以对科研课题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精神编纂审稿，坚持按职负责、共同把关的编纂审稿制度。即在专家论证、确定图集框架结构的基础上，对每个图目，先由编著者作史料初审并逐图填写图幅资料来源和成图依据卡；分段（古、近、现代）主任（副主任）组织人力对分段图稿复审把关，形成初稿；编审室邀请专家和胜任此项工作的执笔者对全部图稿进行统稿和会审，形成送审图稿；编著委员会采取多种形式，终审定稿，并由《中国战争史地图集》主编签署成图意见，交出版单位编制。
五、从2002年初课题立项到2007年7月出版，《中国战争史地图集》的大规模编纂工作，得益于军内外数十名专家学者的指导和帮助。编著委员会先后邀请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等20多个单位，40多位专家确定图目和框架；随后，由编著委员会全程负责编绘工作；百余位编著人员经过近6年辛勤耕耘，完成了《中国战争史地图集》这部中国数千年战争史的编著工作；在编制出版过程中，星球地图出版社高度重视，将《中国战争史地图集》列为重大出版项目，组织上百名专业人员，全力投入图集编制出版工作，为《中国战争史地图集》的付梓作出了很大努力。《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是军内外协力科研的成果、集体智慧的结晶。
六、《中国战争史地图集》工程浩大，是一件以《中国历史地图集》为兰本填补中国战争史研究空白的项目。同时，也是集各方研究成果之荟萃。在编图和审定过程中，我们还先后参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地图集》、《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中国现代史地图集》、《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和《军事网络》、《大网络全书.军事卷》、《中国军事通史》等一些研究成果和有关资料，并得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抗美援朝纪念馆的支持，在此一并深表谢忱。应当如实坦言：由于图集编纂难度很大，加之参与编制工作人员水平参差不齐，统稿、审图工作量和难度很大，《中国战争史地图集》中难免有不妥、疏漏之处，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修正。

② 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的图书信息

书名：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
资源格式: DJVU
版本: 扫描版
书号: 7503117664
地区: 大陆

③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到建国之前的现代主义美术为什么没有兴起

作为文化教育和审美教育的美术鉴赏课，是对学生进行认识美和评价美而专门开设的课程。因此上好美术鉴赏不但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增长知识，还可以在潜移默化的教育过程中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目前，在美术鉴赏课教学中仍存在一定的教学误区：鉴赏教学侧重点有所偏离，内容较为片面；教学方法单一，以教师讲解为主；以画论画，割裂了与其它学科有机联系等等。本文结合本人的教学实际对此进行分析，并提出有一些见解。

一、克服教学内容上存在的片面性，注重作品内在情感。在内容上，有些教师往往只从史学意识或单纯从造型、构图、色彩等技术角度来讲解美术作品。为了迎合学生的好奇心，整堂课津津乐道画家的趣闻逸事。从史学意识和技术角度讲解作品并不是美术鉴赏的主要方面。美术是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是人借助一定的物质材料和工具，借助一定的审美能力和技能技巧，塑造静态的平面或立体的视觉艺术形象，反映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和审美感受的艺术。既有它的物质性，也有其精神性。国画中的文人画，大多数借景、借物抒情，郑板桥画竹，是通过竹和形象来表现作者的风骨、气节与高尚情操。如果美术鉴赏只是侧重美术史和技术方面，是对美术鉴赏课的一种偏离。

美术鉴赏课，应该透过作品的造型、色彩、构成等的表象，去发掘在这些表象下所隐藏的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心境，把握作者在画中所表达的精神和情感力量，使死的物质材料与人的精神结合而变得生动无比如表现主义画家蒙克的《呐喊》，通过强烈的、流动的色彩、天空中那燃烧如火的红色；以桥和栏杆倾斜的不稳定构图形式；道路与人物强烈的扭曲夸张，憔悴男子那夸张变形的面部表情，远处孤寂与无助的情绪，表现了作者恐惧、绝望、疯狂的内心世界。

教师在美术鉴赏课中的作用就是引导学生通过鉴赏作用的表象去寻找和发现作品的灵魂，也就是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感受，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艺术感觉和修养。对于史学意识、技术探讨，和画家的趣闻轶事待方面只能是适可而止。

二、克服教学方法上的单一性，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我曾在教学中做过实验：在同一个年级讲“印象派”绘画，其中A班采用整堂由我一个人讲的方式；B班采取在我的提示与引导下，让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然后由我总结讲解。单元课程布置一份题为《我对“印象派绘画的认识”》的作业。结果A班很多学生都是照搬课本完成作业，B班课堂讨论热烈，有相当竞争学生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可见，在美术鉴赏课教学过程中师生间的双边活动，对于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的主体作用，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非常重要的。要注意做好三项工作：

首先，教师要提示与引导学生发表见解，教师再进行总结讲解。我们以鉴赏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为例。第一步：引导学生说出对作品的感受。教师要适当提供一些描述性的词汇以帮助学生正确表达自己的感受。如果学生人数多，可分组讨论，再推选一代表提出见解的方式进行。第二步：让学生分析产生这种感受的原因。教师应引导学生从作品内容和形式去分析。内容主要是指画中画了什么形象，表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活动，从形式角度，主要是研究作者对美术造型元素的处理，对形式美法则和组织方法的运用，如何营造出我们所感受到的气氛和情绪。《格尔尼卡》，以象征性的手法通过牛、马、女人、灯等物体的分解，构成画面上破碎、混乱、骚动、狂暴的效果，表现了战争的残暴、恐怖、人民的痛苦与绝望。第三步：让学生分析作者想通过作品表达什么样的主题思想。教师要引导学生认真从画面所提供的如形象、色彩、构图等去寻找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同时，教师适当地介绍作品时代背景、作者的世界观、个性等。让学生更好更全面地把握作品中的主题思想。1937年德国纳粹空军民遭到杀戮，小城血流成河，顿成废墟。毕加索激愤难平，于是，创作了这一作品控诉法西斯的罪行。表现了作者强烈的正义感与渴望和平的愿望。第四步：及时了解学生的鉴赏收获。课堂结束前询问一下学生最喜欢本堂鉴赏过的那一件作品，为什么？从中了解学生的学习收获及审美倾向、审美水平和价值观等。

其次，要注重课内外相结合。在美术鉴赏课中尽可能地让学生欣赏原作。因为原作中那种强烈的色彩冲击力和画面的震撼感，还有画面所营造出来的气氛，都是印刷品所难以比拟的。再则，教师应量力而行地组织学生参观一些展览开阔学生的视野。利用课余收集有关图片资料，不要把美术鉴赏课局限于课堂上。

第三，要重视以点带面。在教学中要重点分析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其它作品从略，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还应该注意纵横对比，归纳出不同作品的共性与个性，使学生尽快形成网状知识。有时必须变通，如鉴赏西方近现代绘画时，因为它吸收了东方的绘画方法。就可以穿插一些中国绘画、日本浮世绘画等东方艺术与之对比，使学生能更好理解作品的特点与内涵。

三、 克服孤立性地分析作品，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在美术鉴赏中，以画论画割裂了美术与其它学科的联系。使得美术学科变得孤立，知识面窄，不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作品，原因之一是教师知识面不够广；其二是忽视了其它学科知识对美术鉴赏课所起的积极作用。这就要求教师博览各种知识，尽可能将文学、音乐、摄影、历史、心理学等其它学科知识引入到美术鉴赏课中来，毕竟美术与文学、音乐、摄影等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在我国的艺术传统中，美术与文学更是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音乐的意境、节奏和韵律等与美术又是一致的。如印象派画家莫奈晚期的《睡莲》和惠斯勒的《风景》，被人们称作“可视的音乐”和“色彩的音乐家”。摄影的构图、色彩，立意等和美术有共同特征。历史学科对于提供作品的时代背景，心理学知识对于分析画面的情感信息等对鉴赏美术作品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通过借用其他学科来分析美术作品，不但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更易于理解作品的内容与精神，而且更具亲切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④ 我想了解民国至今的美术史

20世纪的中国绘画表现出新旧交替、中西混融、变化过渡的特色，表现出错综复杂的新格局。和中国古代绘画相比，20世纪绘画出现了以下新的特点：其一，绘画门类更加齐全，除原有的传统中国画、年画、壁画等品类外，产生了油画、版画、连环画、漫画、宣传画等新画种；其二，中国画趣味高雅的写意、象征、表现和抽象手法，从世纪之初开始，逐渐向较为大众化的写实过渡；其三，强调吸收外国文化艺术。清末兴起改造中国画的思潮，从广东岭南画派开始到后来的徐悲鸿学派，都是明显的表现；其四，大量美术留学生去日本和法国等西方国家留学，学成归国后成为美术教学的主要师资力量和职业画家，这从整体上奠定了中国油画发展的根基。新中国成立后，油画发展迅速，涌现出了一大批油画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五，新的艺术运动伴随着社会革命浪潮而起伏，艺术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连，绘画强调为政治为人生服务。辛亥革命前后的漫画、鲁迅倡导的新木刻运动、解放区的版画、建国后的连环画、宣传画等，都可做为这一倾向的突出代表。

从编年史的意义上，通常把20世纪的中国绘画史分为五个阶段：1900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为第一阶段；从辛亥革命到30年代前期为第二阶段；30年代后期至新中国成立为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至1989年为第四阶段；1989年以后为第五阶段。

中国绘画到了清末，以北京为中心的四王画派走向衰落。与此同时，上海的海派开始兴起。19世纪中叶，上海经济迅速发展，商业的发展使上海形成了新的绘画市场，吸引了江浙一带的画家，形成了“海派”画家群体。海派善于把诗、书、画一体的文人画传统与民间美术传统结合起来，又从古代金石艺术吸取养分，描写民间喜闻乐见的题材，将明清以来的大写意水墨画技巧和强烈的色彩相结合，形成雅俗共赏的新格局。海派主要画家有前期的张熊、朱熊、任熊，人称“三熊”。任熊、任熏和任颐又合称“海上三任”。晚期以吴昌硕为主要代表。另外，未定居上海的画家赵之谦和虚谷也被视为海派名家。

吴昌硕作为海派晚期的主要代表，活跃于20世纪初，他的绘画艺术深刻地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吴昌硕（1844-1927）名俊，俊卿，字昌硕、亦署仓硕、苍石，别号缶庐、老缶、苦铁等。浙江吉安人。吴昌硕一生在诗、书、画、印各方面造诣均很深。绘画上擅大写意花卉，其用墨浓淡干湿，各相其宜，色彩吸取民间绘画用色的特点。善用强烈鲜艳的重色，大胆使用西洋红，色调浓艳，对比强烈。他发展了青藤、雪个、石涛、扬州八怪以来的大写意画传统，形成独具特色的“雅俗共赏”品格。他的作品极多，《荔子》、《荷花》、《寿桃》、《墨竹》、《雁来红》等，都是其匠心独运的杰作。

清末上海“海派”是中国最有生命力的画派。和当时北京按四王一路画风发展的京派相比，海派适应商人和大众的需要，逐渐走向雅俗共赏一格。京派有一个正统的观念，按四王一路画风绘画，主张摹古，追求写意、象征的高雅趣味，否则就被称为“野狐禅”。它与北京的宫廷绘画关系密切。但不论京派和海派，实际上都是传统绘画，上海“海派”只是注入了一些新的因素。

辛亥革命后，由于西方绘画的引入，传统绘画改名为中国画，主要是为了区别于西洋画。尽管中国画这一名字最早出现于明朝，但实际上真正流行并被接受是在20世纪。20世纪美术领潮人主要是去西方留过学的画家。伴随着一次次的革命运动，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由世纪之交开始兴起了改造中国画的革新运动。广东岭南画派率先打出改造中国画的旗帜，主张“调和古今，折中中西”。

广东地处五岭之南，清末有居巢、居廉兄弟二人在绘画上富有新意，成就突出，影响了曾以他们为师的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简称“二高一陈”）。“二高一陈”都曾留学日本，研究东洋绘画，归国后，倡导改革中国绘画，力求在传统绘画上吸收西洋技法，效仿日本走过的道路。辛亥革命后，他们在绘画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形成了一个画派，被称为“岭南画派”。岭南画派的领袖人物是高剑父。高剑父（1879-1951）名仑，号爵廷，广东番禺园冈乡人。少年时在居廉门下学习绘画、1905年，东渡日本，以卖画为生，后进“白马会”、“太平洋画会”、“水彩画会”研究东洋绘画，从而萌发改革中国画的思想。他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回国后，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逝世后，高剑父不满于国民党军阀的黑暗统治，不问政治，在广州设“春睡画院”，致力于艺术教学，并担任中山大学艺术系国画教授。

近代以来形成的岭南画派，是第一个提出中国画改革的画派，他们培养了大批的学生，第一代学生有黄少强、方人定、赵少昂、关山月、黎雄才等。第二代学生杨之光等人已与徐悲鸿所倡导的绘画合流，但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岭南画派的传统。

沿着近代海派画家和岭南画派指示的两条道路，20世纪中国画逐渐形成两大类型：传统型和融合型。

传统型是指活跃在北京地区的京派画家和上海江浙等地的画家。其中造就了如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这样的大师级画家。他们反对摹古泥古，力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尊重艺术个性，将传统绘画推向高峰。

齐白石是湖南湘潭人，从民间雕花艺匠成为中国画大师，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他熔文人画与民间艺术、诗、书、画、印的修养于一炉，“雅俗共赏”是其绘画的突出标志。黄宾虹是浙江金华人，现代山水画的巨匠，他将深厚的传统修养、学识与对祖国山河的挚爱，化作浑厚华滋的笔墨风彩，浓重的积墨创造了这个时代的最高艺术美之一。潘天寿是浙江宁海县人，他在花鸟画方面作出了杰出的成就。他融南北宗于一体，突破明清以来花鸟画清丽柔美的风范，创造了雄劲奇险的风格。傅抱石、溥心畲、于非阉、贺天健、吴湖帆、李苦禅、黄君璧，也都以各自不同的风貌丰富了传统型绘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融合型主张中西融合，革新中国画。除岭南画派“二高一陈”外，刘奎龄、刘海粟、徐悲鸿、蒋兆和、朱屺瞻、丁衍庸、李可染等，也是主张中西融合、革新中国画的代表。影响最大的当推徐悲鸿学派。

徐悲鸿（1895-1953），江苏宜兴县人，受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和近代思想家康有为的启示而步入中国画坛。1919年3月起留学法国“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师从精于古典画风的达仰，1927年回国。回国后致力于美术教育，倡导写实主义美术，积极参加革新中国画的运动。他将欧洲写实画法与传统技巧结合在一起，将维妙维肖的造型和忧国忧民、密切关注现代生活的艺术思想引入中国画创作，融形似与墨趣于一体。以徐悲鸿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主张融合东西方艺术的画家群体，成为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写实绘画的主干。

值得注目的融合型画家还有林风眠、陈之佛、张大千等。其中以林风眠最为突出。林风眠1900年11月生于广东省梅县，自幼学习绘画。1919年去法国留学，先后入法国第戎美术学院、巴黎高等美术学校，1925年回国。他以调和中西、创造新的绘画艺术为毕生奋斗目标。他继承传统绘画重视意境的特色，汲取民间美术刚健有力的素质，又引入西方近现代绘画强调感性直觉与形式创造的因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伴随着改革中国画的思潮，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民主革命运动和启蒙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20世纪的中国画家们提出了“民众的艺术”的口号。中国画在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上与此相应，逐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20年代开始，不时有一些画家走向街头，借鉴西方造型方法，描绘城乡劳动者的生活，其中突出的有赵望云、黄少强、蒋兆和等。赵望云的《贫与病》、《拓荒者》，蒋兆和的《流民图》等，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总则下，中国画开始普遍描写生活，涌现出了一批新的画家，如石鲁、黄胄、李斛、方增先、杨之光、刘文西、程十发、王盛烈、周思聪等。他们深入农村、工厂、部队，创造了许多歌颂工农兵的作品，人物画由此而得到长足的发展。山水花鸟画也多作写生，开始摆脱辗转摹古之风。

60年代前期，出现了以描绘黄土高原为特色的“长安画派”。长安画派始于赵望云，以石鲁成就为最高。石鲁强调写生，他把描绘黄土高原作为自己的主要题材，形成了独特风格。《转战南北》是很能体现石鲁高度艺术表现能力的作品。石鲁在后期艺术上进行的变法探索也是很有价值的。60年代还出现了以李可染为突出代表的写生派山水。与此同时，中国画在这时走向了空前广泛的大众化和通俗化，许多图解政治的作品大量出现。通俗化、政治化弊病开始露出端倪。

“文化大革命”十年，美术的题材被限定在极为单一的政治性范围之内。建国后十七年里文艺思想中“左”的倾向，在社会及政治动乱期间恶性膨胀，发展到极端，直至把艺术视为单纯的阶级斗争工具。此时的主要美术门类是宣传画和漫画。国画由于受反映现实生活的局限性，其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文革”后期出现的一些中国画，也被打成了“黑画”。但在客观上，“文革”对美术起到了一定的普及作用，促进了写实绘画的发展，中国画的人物画也由此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产生了一些值得肯定的作品。如刘文西的《知心话》、卢沉的《清洁工人的怀念》等。

进入80年代后，现实生活和人们的思想在改革开放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借鉴吸收西方文化艺术更促进了这种变化。这一时期，个性意识和主体观念开始抬头，中国画的探索呈多元化趋势向前发展。现代美学观念的渗透，催生了许多新的绘画类型，如抽象型、超写实型、色彩型、民间意趣型、新文人写意型等等。由于外来影响和革新者的大胆思考与实践，80年代中期，中国画的论争再次掀起高潮，包括中国画的特点、疆界、笔墨的价值、借鉴与继承的关系等问题，都在新的层次上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这场论争伴随着中国画创作流向的分化，初步形成了多元的格局。1989年第七届全国美术展览的中国画展出，除抽象水墨没有参展以外，基本上显示了艺术风格多元化的景观。值得一提的是，从50年代建立起北京中国画院、上海画院以来，至80年代全国各地出现了近百个画院，如中国画研究院以及江苏、广东、浙江、陕西、辽宁、湖北等省级画院。这些画院对组织中国画的创作、研究与销售等，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90年代，中国画的发展又有了新的变化。起初，画家们一度冷却了对西方现代化野性的崇扬。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形成了既坚持“二为”方向，又坚持“双百”方针，允许各种不同类型的艺术进行竞争的较为稳定和开放的局势。中国画中的人物画，这一时期有着新的发展，出现了像刘大为的《晚风》、赵奇的《生民--1885·黄遵宪与美国华工》、韩国榛的《民初素描·街头》、卢沉的《清明》等一批优秀作品。山水和花鸟在90年代也有了不小的变化。在老画家当中，张仃和吴冠中较为活跃，张仃的焦墨山水不断升华，吴冠中的点、线构成也还有着一定的潜力。在大部分中青年画家中，相当数量的画家仍然沿着李可染开拓的写生和创作山水的思路，进行自我风格的调整和升华，并以表现诗化的意境为基本目标。但也有部分画家开始了绘画语言的变革和创作观念的部分调整，如张凭向宏观意识和整体墨韵的靠拢，李宝林对激情的粗线节奏的强化等等。花鸟画的题材有了新的拓展。几乎所有的天下之物皆可以入画，在更为广阔的视野里突破其既有的疆界。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水墨画”和“新文人画”的出现。这两个艺术流派是从不同的思路欲求变革和摆脱现实主义美术给绘画带来的影响。现代水墨画崛起于80年代中期，它带有新潮倾向而又不同于新潮美术，试图冲决正宗中国画界域和更加强调媒材特性。“新文人画”在80年代末正式推出，经过边平山等画家的努力倡导和1987、1988两度“南北画展”，致使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推出了“中国新文人画展”，以后又相继举办多次活动，成为90年代中国画界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

19世纪末以来，上海、北京、广州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主要凝聚地，加上三地商业发达，便于对内对外交流，因而集中了大批文化人。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画家主要云集于这 3个地区，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画家群、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画家群和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画家群。江浙画家群人数最多，著名画家有任颐、虚谷、蒲华、吴昌硕（海派四杰）、黄宾虹、顾麟士、王震、吴徵、吕凤子、刘海粟、潘天寿、冯超然、吴湖帆、贺天健、王个□、丰子恺、陈之佛、朱屺瞻、来楚生、张大千、张书□、傅抱石、吴□之、钱松□、汪亚尘、陆俨少、唐云等。先后有艺观、白社、上海中国画会、百川书画会等中国画社团活跃于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和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均设有中国画专业，广传中国画艺。北方画家群主要云集京津两地，著名画家有齐白石、陈师曾、金城、周肇祥、陈半丁、姚华、萧□、萧□泉、王梦白、溥心□、胡佩衡、汤涤（后居上海）、于非□、秦仲文、徐燕荪、吴镜汀、刘奎龄、刘子久、陈少梅、邱石冥、汪慎生、王雪涛、李苦禅、叶浅予、赵望云、蒋兆和、李可染等。在20～40年代，以金城、周肇祥为首的中国画学研究会及其后继者创办的湖社，聚集了一批以研究和维护传统绘画为宗旨的画家，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南方画家群（包括香港、武汉），著名画家有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何香凝、赵少昂、黄少强、方人定、黎雄才、关山月、杨善深（以上均为岭南画派画家）、黄般若、黄君璧、丁衍庸、卢振寰、张振铎等。岭南画派最早倡导革新中国画，有很大影响。有的画家先后历经南、北几个地区，如徐悲鸿、林风眠等。抗日战争期间，南北画家多转移到重庆,抗战胜利后又大多回到了3个聚落区。这3个聚落区的中国画家,有许多创办学校或在学校任教，或者以传统方式课徒授艺，亦有许多编辑杂志刊物，或筹办展览会，进行对外交流，为传播与发展中国画作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画家聚落格局逐渐产生了变化。有一些画家如张大千、溥心□、黄君璧、丁衍庸、赵少昂、杨善深等，定居于台湾、香港及海外异国。西安、沈阳、重庆乃至各省市都相继建立或扩建了美术院系，新的一代中国画家遍及全国各地，三中心渐成多中心，画家队伍空前扩大。
传统型中国画
现代中国画家中，有许多是维护或坚持传统绘画的基本模式，不接受西方绘画影响的。他们之中又分为两支：一支以模仿、传承前人技巧、风范为基本原则；另一支在充分继承传统的同时力图变革出新,但他们的革新主要限于建树自己的独特风格,或给作品注入一定的新内容，而不是动摇和改造传统模式。前
一支的贡献在于保存与传授传统技巧；后一支的贡献则在于发展传统，使传统绘画更加完满，以及创造自己的艺术个性。前者以金城、顾麟士等为代表，后者以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为代表。
齐白石从民间雕花艺匠成为中国画的大师，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熔文人画与民间艺术、诗、 书、 印、画修养与农民气质于一炉，在作品中表达出中国人的审美理想。黄宾虹作为现代山水画的巨匠，将深厚的传统修养、学识与对祖国山河的挚爱，化作浑厚华滋的笔墨风采，尽管人们对他的艺术有曲高和寡之叹，却不能不承认他创造了这个时代最高的艺术美之一。潘天寿的成就主要在花鸟画方面，他的气质中有农民的朴厚，他的学养却完全是文人的。他融南北宗于一，突破明清以来花鸟画清丽柔美的风范，创造了奇险雄劲的风格。傅抱石、溥心□、于非□、贺天健、吴湖帆、李苦禅、黄君璧等，也都以各自不同的风貌丰富了传统绘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画家的作品虽然和现代思潮、现代审美理想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距离，但他们表现了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识，也不同程度地渗透了现代人的情感心理。齐白石的真率与刚健，黄宾虹的深沉与热烈，潘天寿的雄浑与骨力，傅抱石的恣纵与情致，都是与现代精神相通的，都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传统文人画的思想情感范畴。
传统型中国画在形式与表现上主要依靠对古典绘画尤其对文人画的继承借鉴和写生观察。它赖以存生的基础首先是传统笔墨功力。博采各家，遍临名作，融会贯通而又独出心裁，就有成功的可能。现代画家由于生活在广富收藏、 印刷业、 博物事业初具规模的大都市里，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历代著名作品；而交通的发达，又为他们提供了行万里路和展览观摩的方便。近现代社会生活结构迫使画家们将作品作为商品出售，大大改变了既往画以自娱的性质。这些特点，都对传统型画家的创作有深刻影响，因此，他们的艺术道路和古代艺术家也明显地拉开了距离。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和现代生活节奏的变异，以静观自然、品味笔墨意趣为特色的传统型绘画愈益显出了与新的审美需求的差距，如何给它以新的生命活力，是现代中国画家面临的重大课题。
融和型中国画
清末民初、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西方美术思潮、论著、美术教育和美术作品被大量引入。伴随着文化上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提出了“美术革命”的口号。大批青年美术家留学日本与欧美，借鉴西方美术以改革中国绘画的呼声与实践成为潮流。蔡元培、康有为、陈独秀、鲁迅和画家徐悲鸿、林风眠、高剑父、刘海粟等，都倡导西方古典写实美术或近代美术与传统绘画的融和。几十年来，融和型中国画成为主潮，毋宁说，这是中国人民欲将古老的文明推向现代文明的愿望和奋斗在美术领域的表现之一。
以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为创始人的岭南画派,提倡折衷中外,融合古今的绘画。他们多曾留学日本,研究西方及日本近代美术，强调写生、取材于现实、教育性和融会中外画法——如光色、纵深感等。尤其在山水、花鸟和走兽题材的创作中，他们把居廉的没骨画法、撞水撞粉画法和横山大观、田中赖璋等日本画家的画法糅合为一，努力创造一种奔放雄劲而又富于时代感的美。岭南画派虽然云集了广东的一批中国画革新者，并不是一个以描绘地方风情或景色为指归的地域性画派。他们以创造新国画为己任的大胆探索虽不成熟，但却造成了思想上的显著影响。
受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和近代思想家康有为的启示而步入中国画坛的徐悲鸿，将欧洲写实画法与传统技巧结合在一起，把惟妙惟肖的造型和忧国忧民、密切关注现代生活的艺术思想引入中国画创作和教学。他的学派和同路者遍于各地，成为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写实绘画的骨干。徐悲鸿学派对中国画的改革，大大提高了中国画描绘人与自然的能力，而其融形似与墨趣为一的风格，也增强了中国画的丰富性。
林风眠以调和中西、创造新的绘画艺术为毕生奋斗的目标。他继承传统绘画重视意境的特色，汲取民间美术刚健有力的素质，又引入西方近现代绘画强调感性直观与形式创造的因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在注重色彩与光的表现力，加强线的力量与速度，深入表现心理意蕴,从整体上突破与超越传统绘画模式等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20世纪以来融和型的革新探索中，林风眠的艺术成就，是最值得注目的。
融和中西有广阔的可能性与选择性，可以融和成多种类型、形态与风貌。如陈之佛融东、西洋的装饰性色彩于工笔花鸟而不露痕迹；张大千晚年的泼彩画法，借鉴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某些因素而不改变画面的传统风神；李可染吸取西画写生法与写实观念却不减弱传统笔墨的作用；吴冠中用中国画的材料工具、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色调观念与方法表现传统的诗情、境界等，都各有千秋。在80年代走向成熟的中年画家乃至刚刚跨入画坛的青年画家，在融和中西方面更是进行了多样的尝试与探索。紧紧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深刻地理解与学习传统，是这一潮流的普遍特色。
从走向十字街头到描绘工农兵 中国画自元代以降，渐渐封闭在士大夫和贵族的天地里，极少描绘下层劳动者与繁杂的社会生活，也不把下层社会人作为欣赏的主体,文人画成了贵族化的艺术。中华民国时期,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民主革命运动和启蒙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美术家们也提出了“民众的艺术”、“走向十字街头”和“大众化”的口号，中国画在题材内容和形式表现上都与此相应，逐渐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清末民初，用传统绘画手法描绘城市世俗生活和中外新鲜见闻的是著名画家吴友如。他利用石印画报作为他的通俗作品的传播手段，造成了广泛的影响。五四运动前，著名国画家陈师曾画了《北京风俗图》册页，用半写意半漫画的笔法描绘了北京街头的人力车、泼水夫、算命者、磨刀者、掏粪夫、□嘛僧、老西儿等。20年代末30年代初，岭南画家黄少强、方人定亦以走向十字街头为旨，以同情的态度描绘城乡劳动者的悲惨生活景象。北方的赵望云则到冀南、塞上等地作农村写生，以农民的痛苦生活作为画材，并在天津《大公报》上连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他不理睬“不遵师道”、“不法古人”、“任意涂抹”的指责，“舍去所有的师承、学校，一本自己创造的真精神”、“改变旧有的画风……用‘诚信之爱’，以唤醒群众的势力（王森然《群众画家赵望云》，《大公报》）”。冯玉祥为他的大量写生配了诗，老舍、郭沫若等都著文加以肯定，把它视为一场艺术上的革命。抗战期间，国画家沈逸千出入烽火战场作战地写生，身居敌占区的蒋兆和创作了《流民图》，在四川大后方的一些画家如关山月等，也到西北地区写生……。他们紧踏着时代的脚步，把中国画扩展到新的领域，使高雅、超逸的传统绘画走出逃避人生斗争的象牙之塔。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画开始普遍描绘现实生活，涌现了一批新的人物画家，如石鲁、黄胄、李斛、方增先、杨之光、刘文西、程十发、王盛烈、周思聪等。走向十字街头变成了描绘工农兵、歌颂工农兵，即便山水花鸟画也联系现实社会内容，强调思想性与教育意义。70年代末80年代以来,中国画画家渐渐总结历史经验,重新思考绘画与现实的关系，涌现了一大批敢于创造又钻研传统的中青年画家，中国画坛呈现一片新气象。如霍春阳、边平山、王镛、赵蓓欣、朱新建、汪为新、一然等。
中国画革新的论争 中华民国以来，围绕中国画革新与发展问题，不断有各种理论主张的探索与论争，出现了许多有益的理论思想成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20～30年代，参与探讨中国画发展的重要人物有康有为、高剑父、高奇峰、 陈独秀、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林纾、金城、陈师曾、郑午昌等。康有为在他的《万木草堂藏画目》序言中对清代绘画的因循守旧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提出“以复古为革新”、“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的主张,提倡宋代院画传统,批评元明清文人写意传统，号召借鉴西方写实绘画。陈独秀、吕□在《新青年》上发表以《美术革命》为题的通信，激烈抨击清代画家王□和模古风，也提出借鉴西方写实绘画的观点。徐悲鸿在《中国画改良论》中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的原则。他说的西方画之“可采入者”，是西方写实主义绘画。在中国画教学中要不要学习西方素描的问题上，徐悲鸿及其学派与反对者进行了长期的论战。刘海粟的基本看法是“发展东方固有的美术，研究西方艺术的精英”，不过他对西方美术的借鉴，强调的不是写实主义，乃是以抒写心灵为宗旨的表现主义艺术。高奇峰在20年代曾针对国画界对岭南画派的批评，发表了《画学不是一件死物》的讲演，说绘画“是一件有生命能变化的东西”，认为中国画画家也应当学习“解剖学、色素学、光学、哲学、自然学、古代的六法”。林风眠对中国画发表过很多意见，其基本主张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认为中西绘画各有长短，如中国画的抒情性胜于西方机械描绘的作品，而西方近代绘画又比中国画讲求形式和独创性。中国画应当从因袭中冲出来，从中西融和寻找一条新路（参见《艺术丛论》,正中书局,1936年版）。陈师曾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发表了《文人画的价值》，对传统文人画的特质和意义作了肯定性的分析与回答。林纾是一位古文学家，兼善山水画。五·四运动中反对白话文，而后又反对借鉴西画，号召画家鄙弃“外洋新学”，唯以“古意为宗”（参见《春觉斋论画》）。金城对革新理论与实践都采取否定态度，“宣圣明训，不率不忘，衍由旧章”（参见《画学讲义》）是他的基本主张。
40年代，艺术界集中于抗战的宣传，版画、宣传画和漫画空前发展，中国画相对处于沉滞时期，论争亦复暂停。40年代晚期，主持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徐悲鸿坚持以素描作为中国画造型的基础，曾引起一些坚持以临摹、书法作教学基础的教师的反对，并招致一场论争与风波，双方各不让步。
50年代以来，围绕要不要以及怎样借鉴西方绘画、怎样看待笔墨技巧、怎样看待各种新国画等问题，都有过争论，从总的看是坚持革新的观点渐渐得到承认，而坚持传统道路、技巧和方法的意见总是给革新者以补充，使他们更冷静地研究与继承传统。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画如何适应开放的环境和急剧变化的现代审美需求，成为更加迫切的问题，新一代理论家和中国画家以空前广阔的视野和大胆的实践，把革新中国画的探索推向了一个新层次。对传统文化和近百年美术进行严肃的反思，对当代实践作出有理论深度的回答，对未来前景作出有说服力的预测，已成为中国画论争的新课题。

⑤ 观郑州美术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图片加背景观后感

今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早早的待旦在电脑前等待着《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著手。阅兵是中国向世界表明我们坚持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窗口。
我不知道这天让我期待了多久，因为对阅兵有极大的兴趣，建国60周年的阅兵式我也记不清看了多少遍，这次终于有机会在屏幕前近距离接班一番了。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战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抗战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战场爆发时间最早、历时最长。中国人民抗战战争坚定了盟国与法西斯作战的信心，动机,刺激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人民也为此付出了非常大的民族牺牲。

眼看着阅兵式上的官兵们雄赳赳气昂昂、英姿飒爽的样子使人们倍感精神振奋、非常自豪，有这样的军队、有这样的官兵作为一名中国人我非常骄傲。我们希望通过举办纪念活动，召唤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与热爱和平的国家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果实，创制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回首70年前，以前的中国是怎样一种社会情况，内忧外患，贫困落后，现在可谓是截然不同了。现代化的城市，信息化的设备，巨舰横行海洋，坦克碾压陆地，战机翱翔长空，核武器威慑世界。现在的国家发展日新月异，这便是社会建设者立下的赫赫战功。二十一世纪，看待了祖国的飞速进步与发展，但我们不能够停留在别人的成果中，我们应建立起远大的理想与目标，向着我们远大的理想去努力，去建立起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这就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

自强不息，激流勇进，永不服输，是我们中华人民的传统精神。历史启发了我们将来的路不可能一马平川，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凡是这条路我们会走下去，因为正是这些迎刃而解，坚持不懈，顽强拼搏，刻苦钻研才成就了我们祖国的今天，成就了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

如今，中国繁荣昌盛，蒸蒸日上。作为中华民族子女的我们，更应该努力学习，把我们的祖国发扬光大。更应当为祖国作出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让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共同奋斗吧，为我们的祖国有我们而自豪！

参观后真可谓感慨万千。我信赖在看完《胜利日大阅兵》后每个人都会有所改变，让我们丢掉昨天的不快与气馁，共同走向新的明天！祝祖国繁荣昌盛，更加繁荣富强，早日达成祖国的伟大复兴！中国——万岁，中国——加油！

⑥ 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的介绍

1995年8月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中国抗日战争地图集》是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中国地图出版社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而合作编制的，一部兼学术和工具书性质的专著，同时也是由胡乔木、刘大年、白介夫主持编纂的32卷《中国抗日战争丛书》中的重点图书。

⑦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剪纸怎么做

为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缅怀前辈的英雄业绩，激励我们振奋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8月31日上午由市文联和市民协主办，山西移动通讯阳泉分公司协办，在市美术展览中心共同举办了“中国移动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剪纸作品暨实物收藏展。

这次以抗战为主题的大型剪纸和实物展览，是我市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参展的剪纸作品共有150余件，内容丰富，有表现领袖形象、英雄风采的，有反映历史事件、革命圣地的，有谴责日寇罪行、表达胜利喜悦的，这些作品简洁明快、生动形象，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较高的艺术性。实物展品有日军用于侵华的晋东地区作战地图、军服、军刺、日语读本等罪证及我国军民抗战的票证实物等藏品，通过这些藏品的展示，可使我们了解过去那段惨痛的历史。

开展当天，市人大主任丁贵生，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高全怀出席了开展仪式，他们对本次展览给予了充分肯定。丁贵生说，这次展出的剪纸作品用传统的手法表现了现实的内容，有很强的政治性和艺术性。高全怀说，这次以抗战为主题的大型剪纸和实物展览，是我市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展出结束后，可将优秀作品制作成画册，以激励后人继承传统剪纸艺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参观结束后，丁贵生、高全怀分别为展览题词。丁贵生的题词是“太行精神光辉千秋”； 高全怀的题词是“民间艺术放光辉”。开展当天有近千名群众参观，人们在享受艺术美的同时，播洒下和平的种子，收获了沉重的思考。

⑧ 为支援抗日徐悲鸿有哪些活动八上历史

徐悲鸿（年7月19日~1953年9月26日），汉族，江苏宜兴人，生于中国江苏宜兴屺亭桥。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尤以画马享名于世。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香港、新加坡、印度举办义卖画展，宣传支援抗日。
1938年，当时日寇侵占了我大半个中国，国土沦丧，生灵涂炭，徐悲鸿怨愤难忍。他画的负伤雄狮，回首跷望，含着无限的深意。他在画上题写：“国难孔亟时与麟若先生同客重庆相顾不怿写此以聊抒怀。”表现了作者爱国忧时的思想。这是一幅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杰作。中国被称作东方的“睡狮”，现在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大部分国土，“睡狮”已成了负伤雄狮。这头双目怒视的负伤雄狮在不堪回首的神情中，准备战斗、拼搏，蕴藏着坚强与力量。
1940年完成了国画《愚公移山》，赞誉中国民众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夺取抗日最后胜利的顽强意志。在抗日战争期间，以风雨鸡鸣和跃起的雄狮、奔腾的马，表达对中华民族觉醒奋起的热望。《愚公移山图》极具现实意义。它作于1940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的危急时刻，画家意在以形象生动的艺术语言表达抗日民众的决心和毅力，鼓舞人 民大众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抗战中南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局势紧张，物资匮乏，徐悲鸿奔走于香港、新加坡等地，举办画展募集资金捐给祖国以赈济灾民。1939至1940年，应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之邀，徐悲鸿赴印度举办画展宣传抗日，这期间他创作了不少油画写生，但最重要的成果却是这幅《愚公移山图》》国画。其故事取材于《列子·汤问》中的一个神话传说：愚公因太行、王屋两山阻碍出入，想把山铲平。有人因此取笑他，他说："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结果终于感动上天，两座山被天神搬走了。
《奔马图》作于1941年秋季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此时，抗日战争正处于敌我力量相持阶段，日军想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彻底打败中国，使国民党政府俯首称臣，故而他们倾尽全力屡次发动长沙会战，企图打通南北交通之咽喉重庆。二次会战中我方一度失利，长沙为日寇所占，正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办艺展募捐的徐悲鸿听闻国难当头，心急如焚。他连夜画出《奔马图》以抒发自己的忧急之情。
他多次将办画展所得捐助贫病的文化人和抗日将士。
你要做作业那就回答:为支援抗日徐悲鸿用自己的画来激励人们的抗日斗志,用画展等得来的钱支援抗日斗争.

⑨ 中国画的历史

中国画起源古代，象形字，奠基础；文与画在当初，无歧异，本是一个意思。.我国夙有书画同源之说，有人认为伏羲画卦、仓颉造字，是为书画之先河。文字与画图初无歧异之分。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陶器分黑陶、白陶和彩陶。在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彩陶上，画有互相追逐的鱼，跳跃的鹿。甘肃永靖出上的一件摹拟船形的陶壶，使我们如身处岸边，情景历历；还有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发现的舞蹈彩盆上，绘有三组五人携手踏歌图，表现出青春的活力。它是研究中国画史的根源。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辛店和龙山诸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我国最早的青铜器，它是器物，又是工艺美术品。常见的青铜器饰纹，有晏吞纹、云雷纹、夔纹、龙纹、虎纹等，也有用人体作为装饰的花纹。双夔合成的容谷纹，尾部多上卷，极富美观。 蹈纹彩陶盆
青铜器物上的装饰画，主题约可分为两类，一是描写贵族生活中的礼仪活动，如宴乐、射礼、表祭等：一是描写水陆攻战等。如赵固出土的《刻纹铜鉴》，集中表现了贵族生活的仪礼活动。另一类是描绘水陆攻战的图象，以山彪镇出上的《水陆攻战纹鉴》为代表。其他百花潭铜壶，故宫《宴乐铜壶》都有表现战争景象的图画。这些画幅中，有水陆交战、坚壁防守、云梯攻地等情节。还有描绘水战、陆战的阵势中，表现了冲锋击杀攻坚的细节。士兵有的执剑和戟，有的持戈和矛等，形象生动。这些艺术手法，给汉画石刻、砖刻以很大的启发和影响。
中国画历史悠久，远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画在丝织品上的绘画——帛画，这之前又有原始岩画和彩陶画。这些早期绘画奠定了后世中国画以线为主要造型手段的基础。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由稳定统一到分裂的急剧变化，域外文化的输入与本土文化所产生的撞击及融合，使这时的绘画形成以宗教绘画为主的局面，描绘本土历史人物、取材文学作品亦占一定比例，山水画、花鸟画亦在此时萌芽，同时对绘画自觉地进行理论上的把握，并提出品评标准。隋唐时期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绘画也随之呈现出全面繁荣的局面。山水画、花鸟画已发展成熟 ，宗教画达到了顶峰，并出现了世俗化倾向；人物画以表现贵族生活为主，并出现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造型。五代两宋又进一步成熟和更加繁荣，人物画已转入描绘世俗生活，宗教画渐趋衰退，山水画、花鸟画跃居画坛主流。而文人画的出现及其在后世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画的创作观念和表现方法。元、明、清三代水墨山水和写意花鸟得到突出发展，文人画成为中国画的主流，但其末流则走向因袭模仿 ，距离时代和生活愈去愈远。中国画自19世纪末以后在近百年引入西方美术的表现形式与艺术观念以及继承民族绘画传统的文化环境中出现了流派纷呈、名家辈出、不断改革创新的局面。 19世纪以后，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商业、文化发达的上海、北京（含天津）、广州等中心城市，汇聚了一大批画家，即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画家群，如任颐、虚谷、吴昌硕、黄宾虹、刘海粟、潘天寿、朱屺瞻、张大千、傅抱石、钱松喦、陆俨少等人；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画家群，如齐白石、陈师曾、金城、陈半丁、王雪涛、李苦禅、蒋兆和、李可染等；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画家群，如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何香凝、赵少昂、关山月、黄君璧等人。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的更迭，上述地区的画家亦有流动，如抗日战争时许多画家来到西南地区，1949年后又有许多画家如张大千、黄君璧、赵少昂等人移居国外和港台地区。今全国大多数省市成立了画院，在3个中心之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中心 ，画家队伍空前扩大。 在现代中国画家中，许多画家继承并坚持传统绘画的基本模式，他们或以模仿、传承前代画家技巧、风范为原则，或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力图变革，在保存、发展传统的同时，形成自己的风格。前者有金城、顾麟士等人，后者以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人为代表。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西方美术的大量引入和反封建斗争的深入，改革中国画成为新的时代潮流。以留学日本、欧美的高剑父、高奇峰、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等人为代表，倡导将西方美术的写实及近代西方美术的创作观念与传统的中国画像融合，走出了一条改革、创新中国画的新路子，使传统的中国画焕发了
新的生机。其中高剑父、高奇峰等岭南画派画家，提倡折衷中外，融合古今，将日本画法与传统的撞水、撞粉法和没骨法相糅合，创造出了一种雄劲奔放、具有时代感的新风格。徐悲鸿将西方绘画的写实手法融入传统的笔墨之中，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性。林风眠则调和中西，并汲取民间美术的质朴与刚健，形成了自己意境深邃，形式新颖的独特风格。另外，陈之佛将中外装饰艺术中的色彩融入工笔花鸟画的创作，张大千借鉴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某些手法，创出泼彩画法；李可染受西方画写生的启发，直接对景写生对景创作。吴冠中用中国画的工具材料和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观念等表现中国画传统的诗情与境界等等，均取得了重要成就。 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画由过去士大夫和贵族娱乐自赏的贵族艺术转向为“民众的艺术”，由过去的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使中国画在题材内容上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画家们将视角投向社会现实，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时代特征的优秀作品。
20世纪中国画的创新与继承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高举起了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大旗。在美术领域，主张革新的美术家们纷纷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号召，通过变革传统中国画来创造新的，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美术。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一部分美术家积极引进西方美术的写生，写实方法，在世纪初形成了学习西方绘画，兴办美术学校的热潮。“写实改造中国画”，主要针对明清时期文人墨画模拟古人笔法，缺少新的创造而进行变革。以徐悲鸿为代表的写实风格画家与古代画家作品的比较中，可以部分了解这种变革的特点。

⑩ 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概括了那十件历史事实

1949年，当新中国成立不久，为了缅怀革命先烈，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决议决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和全体政协委员一起曾在1949年9月30日傍晚参加了奠基典礼。

人民英雄纪念碑从1952年8月1日开始动工兴建。中央组织了一个兴建委员会，委员会由全国政协、解放军总政治部、北京市人民政府等17个单位组成，由北京市市长彭真任主任委员，郑振铎、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的工程处则由全国优秀的建筑家和美术工作者组成，分设计、施工、采石、美术工作等7组进行工作，此外还专设一个委员会，在范文澜领导下研究浮雕画面所需要的历史资料。由杭州市副市长、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副院长、雕塑家刘开渠任美术组组长。不仅有雕塑家，也有许多著名的画家参与了纪念碑浮雕部分的创作构思。天安门广场工地内先期修建了一座占地850平方米的临时性美术工作室，中国现代雕塑史上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雕塑工程拉开序幕。雕塑家刘开渠、滑天友、王临乙、萧伟玖、张松鹤、曾竹韶、傅天仇等参加了其中的工作，他们历时4年创作完成了碑座上的浮雕———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胜利渡江。

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揭幕。碑基由花岗岩做成，全高37．94米。毛泽东题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周恩来题写碑文。纪念碑上的浮雕作为建筑的装饰，不仅与整体建筑浑然一体，而且因其题材表现了近代史中重大的事件，作品又表现了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典型场景和典型形象，所以这一组浮雕亦具有独立的欣赏价值。浮雕刻画十分精细，发挥了浮雕艺术的特殊魅力，于相对的平整中表现了立体的深度。在艺术形式上既有相对统一的风格，又发挥了各位雕塑家的长处，从而形成和谐的整体风格。《新中国美术史（1949－2000）》称，作者绝大部分是从欧洲留学回来的雕塑家，所以整体风格上也是以西方雕刻艺术手段为主要造型方式，尽管有些艺术家已作了一些民族化的探求，主要是在衣纹等方面的处理上具有一些民族特色。《新中国美术图史（1949－1966）》认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中国美术史中雕塑的开篇大作，是时代的精品，也是时代的经典。其中《虎门销烟》、《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三块浮雕已经搬上新中国邮票，有的还屡登邮票。但历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均未署雕塑家的姓名。

曾竹韶与《虎门销烟》

曾竹韶（1908－1996），福建厦门人。幼年侨居缅甸，1927年回国，翌年考入杭州西湖艺术院雕塑系，次年底赴法国留学，先后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巴黎国内艺术院学习雕塑，还自修音乐，历时10年之久。1942年归国，曾在成都艺专、重庆国立艺专、重庆大学建筑系教授雕塑、音乐。1949年后被聘为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参加筹备中国革命博物馆，并任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副主任，首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副主任、顾问。

曾竹韶早年在国外学习期间，曾经去埃及、希腊、意大利、英国、德国考察雕塑艺术，对西方雕塑传统作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当他到英国伦敦参观中国古代雕刻艺术展览时，惊叹祖国艺术传统的悠久与杰出，萌发回国学习民族传统雕刻艺术的念头，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回到祖国。20世纪50年代初，他为考察我国古代雕塑艺术，足迹遍及全国。在教学的同时，致力于中国古代雕刻研究和罗丹雕塑研究，著有《中国古代雕刻风格演变》、《中国雕刻史》，并发表有关罗丹与宋陵石刻研究的文章。1952年创作的《老边》头像，是中央美院专业模特老边的肖像，形体清晰，神态逼真，极尽人物造型的丰富性和微妙变化，曾被该院作为训练学生素描和雕塑的教具。后来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创作是他尝试运用民族传统技法创作新题材雕刻作品的开端，以后不断有新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曾创作《李四光》、《何叔衡烈士》肖像、《蒲松龄》半身像、《蔡元培》半生像、《孙中山》全身铜像等。他的肖像雕塑注重个性与内心刻画，结构严谨，追求神韵。

曾竹韶的代表作《虎门销烟》，是纪念碑碑座十块大型浮雕的第一块，表现了1839年广东虎门销毁鸦片的历史事件，原作200厘米×492厘米，其设计和塑造手法是现实主义的，吸收和运用了中国传统雕刻技法，表现风格注重了民族的欣赏习惯，具有整体洗练、刻画细腻、质朴清新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