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对日本对中日战争反思的看法
日本人，民众一向支持国家，二战时日本人，狂热与支持侵华，说日本侵华是少数日本法西斯干的是假的，我认为增强国防，若日本再犯我华夏，将战火燃至日本本土！！！！！
Ⅱ 客观来说中国对抗日战争中 自己的问题到底有没有彻底反省
日本本来就不是来中国源一个打败的，而且二战中，使日本战败，中国的作用也并不太明显，战场上当时中国军队能撑那么久，也与其他国家，主要是美国等对中国的援助密不可分。中国当时的作用只是在国内战场上牵制了日本，而将日本从太平洋战场上打回国，并在日本国内引起恐慌让日本害怕的，还是美国。
另，我认识由于当时各届都不看好中国，由于中国国力弱，对中国人有歧视，日本当时也歧视中国，可能这也是一方面
所以，战败给美国也说得过去。
另，日本当时不仅侵略中国~如果要说战败给侵略国的话，这个也太多了点
Ⅲ 如何反思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201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专八年艰苦卓绝属的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70年前，中华民族用热泪与热血的奔流，结束苦难而悲壮的历史;70年前，八年的抗战，中华民族用钢铁与烈火的交迸，铸就坚强不屈的脊梁。
对于现在处于和平时期的我们，对于正在纪念抗战胜利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70年前的那段耻辱!
Ⅳ 如何反思和评价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
201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中国人民经内过八年艰苦卓绝容的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70年前，中华民族用热泪与热血的奔流，结束苦难而悲壮的历史;70年前，八年的抗战，中华民族用钢铁与烈火的交迸，铸就坚强不屈的脊梁。
对于现在处于和平时期的我们，对于正在纪念抗战胜利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70年前的那段耻辱!
Ⅳ 如何反思中日战争
中国与日本虽然说有二千年交往历史，但日本孤悬海外，近代以前之航海技术并不发达，往来只限于少数人，故双方正式接触机会并不多，甚至要透过第三者如朝鲜或琉球建立沟通渠道。这一格局，直到鸦片战争后才有所改变。1871年中日订定修好通商规条，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交往并不畅顺。订交四年不到，1874年即发生“牡丹社事件”，日本出兵台湾；到1894年更爆发甲午战争，此后双方关系一直跌跌撞撞，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两国颠簸不已的关系才告一段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冷战体制分割下，中日两国暂得以相安，然随着两极霸权的衰落、多元世界的兴起，中日关系翻然又成为一极具爆炸性问题。
中日两国在文化上有许多共通地方，本应容易互相理解，然却无法避免彼此间之龃龉，从长远历史而言，有其结构性问题。首先，中日两国二千年来缺乏真正互动，到近代才真正有具体接触，现实与理想的差距，难以培养出一种理解对方之同理心，容易造成误解[1]。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千岁丸”之行。日本江户幕府末期，“锁国体制”被打破后，幕府十分关注当时中国的状况。1862年，为了促进对华贸易，幕府特地向英国购入洋船，命名“千岁丸”，派出五十多人之代表团赴上海，停留两个月，仔细考察在英法联军役后及太平天国军兴中的清廷。在上海，他们目睹市容破旧、西洋人对中国人颐指气使的情况，甚为失望。由此，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而言，中国成为落后老大的象征，这为日后“脱亚论”的兴起埋下伏线。
其次，日本从未正式进入过中国之天下秩序，但却深受中国传统经典的影响，故日本成为中国在亚洲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之最有力挑战者。滨下武志指出：“日本近代化是在以中国为中心之朝贡制度内发生，由中华概念去观察亚洲的近代，所谓日本近代化即为日本要夺取中华世界的过程。”[2]然探讨其背后思维，正如张启雄所言，日本接受中国传统天下观念，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去天命，由有德者继承者，亦即所谓“易姓革命”。易姓革命是一个“争天下”的过程，继承者论德不论种族，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而日本正是用上述方式号召，竞逐东亚之主宰者[3]。
然历史格局只能是影响中日关系之部分原因，二十世纪的国际关系已进入全球化的阶段，传统亚洲秩序只能是政策决定的背景，中日两国的国际行为必须配合现行国际形式，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新因素。因此，促使两国对立加深、磨擦不断的中日战争，才更值得我们注意并引以为鉴。这是本文的关心所在。
一有关中日战争的争议
中日战争起源于1937年7月7日。不过，由中国人的角度看，它包涵的范围应更广：可以上溯至1931年之“九一八事变”，是为日本正式使用武力侵略中国；甚至可以上溯至1895年之甲午战争乃至早在1874年之“牡丹社事件”。这反映出日本侵略中国其来有自，远在明治时期便开始扩张。中国学者大多用上述观点来看待中日关系，而结论亦主要为日本的近代扩张是一个对中国连续侵略的过程。波多野澄雄归结此种看法为“侵略与抵抗”的典范，可以说一矢中的[4]。事实上，无论台湾或中国大陆学界，对中日战争的解释仍未能越出救亡图存的角度，这亦可说是学界解读抗战的一个困境。中日战争毫无疑问是一场侵略战争，然除了侵略以外，难道就没有其他含义？历史上侵略战争所在多有，但抗战与其他抵抗侵略的战争有何差别？对此，海峡两岸至今仍缺乏一个宏观解释。近年有中国大陆学者提出“反法西斯战争”的概念，有意寻求中日战争在抗战以外的意义[5]。但反法西斯是苏联对二战之解释架构。对苏联而言，二战的起因是德、日、意三国结成反共轴心，企图瓦解社会主义制度，故法西斯国家是其最主要敌人。然中、美、英三国对二战的性质看法不尽相同，对德、日、意三国之立场亦各有相异，因此用“反法西斯战争”概念实在未能确实反映出二战之本质所在。因此，如何把各国之战争串联在一起，是研究抗战史不可或缺的工作。
与中国学者之连续侵略观点相反，不少日本学者采取一个不连续观点来看待中日战争。虽然他们并不否认中日战争的侵略性，但认为中日战争以至太平洋战争并非是一个连续一贯的过程，而是有许多转折点；假如有关国家能妥善处理国际上之矛盾，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所谓“转折点”，又可以集中在“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以及“珍珠港事变”这三个历史事件之上。
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九一八事变”的缘起，这在今天的日本学界已经有了比较统一的看法：即事变从一开始便是关东军以至部分日本国内军人策划的阴谋，目的是攫取中国东三省，扩大日本对抗苏联的纵深及加强战争资源的占有[6]。至于“九一八事变”在何时终结，则有较大争论。日本部分学者主张中日两国在《塘沽协定》签署时，“九一八事变”已经结束，因为根据《塘沽协定》，中日双方军队以长城为界，不得越境攻击对方，而且为确实避免冲突，在长城以南、平津以北设一非武装地区，双方不得驻守军队。对上述学者而言，这代表国民政府默认满州国的存在，亦即达成日本军人把东三省由中国分割出去的目的。他们认为若非日本军人再推动华北自治运动，北方局势可能就此稳定下来，而“卢沟桥事变”便无从发生[7]。中国学者大多反对此种看法，认为由《塘沽协定》到华北自治运动，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贯既定政策，非只是现地日本军人推动，同时中国亦不可能放弃东北，故“九一八事变”危机未因《塘沽协定》的签订而消解[8]。另外，亦有部分日本学者由“十五年战争”（下详）的角度，同样主张华北自治运动非只是现地日本军人动作，而是日本侵华之一贯延续行动[9]。
第二个问题是“卢沟桥事变”的性质是否为一有计划事件以及为何会扩大成全面战争。由于“九一八事变”前车之鉴，中国学者多半认为“卢沟桥事变”为日军有计划之挑衅行为，中国为图生存，战事不能不扩大为全面战争[10]。日本的主流看法则认为“卢沟桥事变”是偶发性事件，而且在事发之初，无论日本内阁及中央军部均主张不扩大事件，由现地军事当局解决。当时日本在华驻军方认为中国当局行事颟顸，必须实施军事压力才能奏效，但基本上亦把行动限制于平津地区，无意扩大为全面战争。1937年7月25日平津战事展开后，日本内阁亦曾考虑停战办法，一方面向国民政府提出两项停战条件，即首先把华北非武装地区延伸至永定河以北，其次是缔结华北经济合作协定；另一方面日本内阁亦释放好意，取消《何梅协定》及《秦土协定》，同时承诺支持冀东政府及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合并。由上述日方构想，可见日本无意进行全面战争。至于为何由局部转向全面战争，其关键是“八一三事变”（淞沪之战）。日本原来设想作战只限于上海地区，不会越过苏州嘉兴线，然随着战事扩大，日本不断增派军力，到10月已达九个师团，超越华北八个师团，因此为迫使中国屈服，华中日军遂主张扩大战线，进攻南京，才演变成为全面战争[11]。
第三个问题为“珍珠港事变”的必然性，亦即是日本与美国间的太平洋战争是否无可避免。1960年代以来，国际学界有不少翻案文章，认为日美战争不一定会发生。最主要论点是战前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密切；中日战争爆发后，美国亦没有给予中国太多援手。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利益是微不足道的，而1930年代美国对日出口是对华的三倍，因此美国没有理由为了中国而放弃日本。美国对日政策之转捩点是1940年9月，日、德、意轴心军事同盟成立，中日战争转化为欧洲战争之一部分，美国于是祭出限制石油出口的手段，并第三次贷款中国，不过美国当时仍小心翼翼，只限制初级石油，对中国亦只限于经济援助，留有转圜空间。美日真正摊牌时间是1941年7月，当日军开进南越金兰湾，威胁到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地位，美国才决定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全面禁运石油[12]。因此，一些研究太平洋战争的美国学者认为日本如不加入轴心同盟，日美大战也许可以避免。
研究日美关系之日本学者亦同样认为日美间不一定会开战，因为日本无意对美发动战争。虽然1938年11月近卫第二次声明强调建立亚洲新秩序，但挑战之对象是英国而非美国，然美国已在1937年7月废弃日美通商协定。1940年5月及11月日本曾两度要求荷属印尼当局保证对日本供应资源，然荷兰在英国及美国之支持下，拒绝日本所请。日本学者认为在所谓“ABCD四国（美国、英国、中国、荷兰）包围”下，日本不得不与德国合作。虽然如此，日本仍希望能与美国沟通，即便是向来被视为极端保守之平沼骐一郎内阁，仍希望与美国维持友好关系；1941年7月近卫文麿再任首相，甚至提议访问美国，要与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面对面谈判。直到11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向日本提出备忘录，要求日本恢复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前的状况，有若最后通牒，日本才决定开战[13]。概括美国与日本学者之研究，则“珍珠港事变”并非必然，战争的发生若不是两国间的误解，至少日本是不得已而出手。
总的来说，“战争连续说”比较宏观，它给历史一个直接了当的解释，但稍为简单化--在中国是用“侵略”与“非侵略”来划分，在日本则以“资本主义”或“天皇制绝对主义”来说明。然历史是复杂的，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架构来涵盖，需要更细致的分析。至于主张“战争不连续说”的学者则强调历史之转折性，他们比较从多层次角度看问题，论证亦较为细密，若由事后检讨而言，对如何吸取历史教训是相当有帮助的，但由于过份以孤立个案论证，很容易有见树不见林的弊端。其实两者的分岐，最后仍系于战争责任问题，“战争连续说”希望由宏观角度追究出一个最后责任的真相，“战争不连续说”则不认为战争责任是一个历史研究的中心课题，两者的差别造成不断的纷争。
若抛开战争责任这一命题，改由关联性思考，也许可以跳脱此一困境。“战争责任”这一概念可以有两个思考层次：首先是道德层次，它关乎是非问题，若社会环境不变，它可以历久弥新，但它只是行动指南，无助思考问题；其次是法律层次，亦即犯罪者所应负责任，不过责任有时效性，若超过一定时间，再追究亦于事无补。上述两个层次无论哪一个，都无法帮助思考历史；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只能由历史事件的关联性下手。所谓“关联性”是指历史时代里的大方向，在这个大方向下，个别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不同因素，可以是即时回应、也可能是沟通不良、也可能是环境制限等等，故历史研究固然要了解各个事件的不同因素，但亦不应忽视历史时代的大方向，否则便无法整合不同之历史事件。
以“九一八事变”为例，国民政府之对日政策亦非一成不变。在事变之初，国府是采取汉贼不两立的态度，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把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但到1933年国府已愿意与日本坐下谈判[14]。蒋介石在1934年12月发表之〈敌乎？友乎？〉一文，便曾检讨以往中国对日本政策之失误，认为过份倚赖民气及国际调停，不了解中国本身军力不济，同时亦没有考虑到东北经济权益对日本之重要性。因此他主张直接与日本交涉，给予日本一定的经济利益，甚至仿效列宁与德国言和的故事[15]。蒋氏并没有说明怎样做，但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时割让了领土，言下之意，是蒋氏愿意放弃东北，换取与日本和平。如蒋氏真的履行此点，便如上述部分日本学者所言，《塘沽协定》签订后中日局势便会稳定下来，不会有“卢沟桥事变”之发生。但从蒋氏个人意愿以至当时中国全国气氛来看，放弃东北是不可能的。在发表〈敌乎？友乎？〉后四个月，蒋氏在日记中便记下：“对倭策略：甲、如彼归还我东北，则与之公开防俄，并进行铁道交涉，及聘倭教官；乙、如彼取消长城以内战时特殊状态；则我与之进行经济合作，何如？”[16]换言之，若日本交还东北，则可与之合作抗苏；若只取消在华北特权，则只能进行经济合作，亦即无意放弃东北。可见东北问题不解决，要消解中日间矛盾似无可能。
Ⅵ 以抗日战争为例，谈谈拒绝遗忘与反思的话题
中条山之战、豫湘桂会战的惨败；淞沪会战撤退时混论无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损失；国防体系的严重缺乏 ，严重依赖外援军事装备；指挥战术死板，一味地强调阵地防守，这样只能被动挨打；高级干部大量投降，这在世界反法西斯史上中国是最多的；很多土地的丢失不是士兵没有决心，而是他们的长官没有抵抗意识；中央和地方军阀矛盾重重，想利用日本人削弱其他派系实力，不能过团结一致对外，很多的时候看着友军被歼灭，就是不久的情况很多；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值得反思。还有就是当年的常德会战、衡阳会战中国军队给与日本军队大量的杀伤，阵亡的士兵和坚持抗战的将领都不能遗忘；还有三次长沙会战中薛岳天炉战法，在战争中证明非常成功，说明在兵员素质、装备技术不如敌方的情况下，采用机动防御，灵活的运用我们地理人力上的优势，把敌人引到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作战，层层消灭敌人的优势，而巩固己方优势打到最后的胜利，这是绝对不应该遗忘的；还有就是国军在抗战中起到绝对的作用没有国军的正面抵抗，中国的国际交通线打通就没有办法；还有就是国军面对的是最精锐的日本甲种师团，不能单一歼灭人数考量国军的素质；昆仑关战役国军第五军对上日本第五师，正面强攻能拿下昆仑关说明中国军人的素质；雪峰山之战国军换装美式装备的装备情况下，打的日军找不到北，这也是不能遗忘的；还有咱们就要说说苏联，在抗战初期他确实给中国提供军援，但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后，迫于日本的压力，切断了中国的西北国际供给线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如此以来中缅公路和中印公路的原因所在；美国佬在战争初期还向日本出口石油等战略物资只是在珍珠港后才切断而已，所以我们要牢记国与国之间没有绝对盟友，当你有利用价值他就用你反之一脚踢开。只是一家之言，权当笑谈吧
Ⅶ 如何反思二战
在人类的历史上，爱与恨、生与死，似乎是一个永恒的个人话题。在国家层面，战争与和平似乎也是一个永恒的社会话题。历史上，欧洲是近代两次世界大战的源头，也是对战争的惨烈感受最深刻的地区之一， 因而这里有着丰富的战争文化反思。
对一战，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春秋无义战”，只是新老强权之间一场“竞于力气”的战争；对二战，由于法西斯主义的极端反人类性质，便有了一种大是大非的分野，也有了更多、更深刻的战后思索。
在欧洲，对战争的反思是与对文明、文化和人性的深层思索相联系的。以德国法西斯主义为例，从表层看，它以种族优越感为精神基础，以反犹主义为煽情手段；从思想特征上看，它具有神秘主义和非理性崇拜的特点；从深层看，它与西方文明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暴力推崇倾向有相当的关联。60年来，欧洲对战争的反思和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批判一直在进行，而且越来越深入，以至直指西方文明核心价值的某种缺失。
在欧洲，对战争的反省具有一种全民性质。希特勒只是一狂热偏执的煽动者，但民众在狂热中迷失，在狂暴前怯懦，却是他得以登台的背景。历史证明，犯罪行为一旦披上一种“政治正确”的外衣，便是一场社会灾难。反犹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根源之一，但在欧洲，反犹主义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文化。二战后，法国、波兰等国对此也进行过反思乃至道歉，说明反思并不是战败国的专利，而是人类对人性的再梳理和不能反思提升。近日报载，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儿子找了一个犹太女友，这个犹太女孩竟遭多人羞辱，反映出欧洲种族主义文化的顽固性。
在欧洲，对战争的反思，对历史的态度有一句名言：宽恕，但不忘记。一方面，在国家、民族乃至个人的关系史上，恩怨之事所在多有，如无宽恕之心，或会化为冤冤相报的“西西里式仇杀”，不知伊于胡底。另一方面，历史的事实和是非如不厘清，历史的教训如不记取，战争罪犯如不被绳之以法，不仅受害者人心难以平复，加害者还会图谋东山再起，悲剧还会重演。
在欧洲，对战争的反思，也是一种良知的拷问，是一种人生态度的重建。记得看过一个纪录片，二战后，法国出现了对通敌者的街头追打、游街、妇女剃光头之事，法国人对此也进行了反思：如果你反对纳粹，就不能仿效纳粹对犹太人的行事方式。正义的裁判是基于人格尊重的法律裁判，并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今天，在欧洲，人们已安享了60年和平。但在世界范围并非如此。在二战之前和期间，犹太民族饱受磨难，流离失所；今天，在中东，另一个民族也在饱受磨难，流离失所。悲剧在角色转换后继续上演，令人长叹。60多年前的战争离我们并不远，导致战争和灾难的文化基因仍然存在，借用伏契克的一句话：善良的人们，你们要警惕。
Ⅷ 抗战反思证文
知道吗？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了。今天，我们追思那段血与火的历史，纪念那场伟大胜利，我们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从那段悲壮的历史中吸取伟大的精神力量和深刻的智慧、启发，更好地把握今天的生活和未来的方向。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六个星期的南京大屠杀。日军用个种火器射击里燕子 江边来不及逃散的5万多难民，顿时血肉横飞，尸体遍地。日寇将搜到的数万名青年绑缚下关煤炭港枪杀，然后将尸体抛入长江，鲜血把江水染得赤红。日寇还将被困在幕府上的男女老少5.7万多人用铅丝捆扎，驱至先关草鞋峡，先用机枪密集扫射，再用刺刀捅死伤者，最后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浇洒煤油，以火焚烧。 日寇还把中国人当作实弹射击和练习的靶子，甚至开展“杀人竞赛”取乐。有两名日军少尉进行了谁先用军刀砍杀100名中国人的比赛，结果分别杀了105人和106人，军刀都缺了口。在灭绝人性大屠杀中，惨遭日寇凌辱残害的妇女不计其数，日寇用了各种残酷的手段，杀害了30万南京人民，整座南京城成为尸横遍地，瓦砾成堆的人间地狱。这就是震惊世外，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我们永远会记住这个血债。 60周年过去了，我们回想历史，纪念胜利。 同学们，历史就让它永远成为历史，不要再让历史重演，我们应“勿忘国耻”、“刻苦学习”、“振兴中华”、“开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