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日战争

㈠ 抗日战争文章

1、王二小把敌人引入埋伏圈

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

1942年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

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护转移的乡亲，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气急败坏之下，将王二小用刺刀刺死了。

机智勇敢的小英雄王二小，就这样被日本侵略者残忍地杀害了，牺牲在涞源县狼牙口村，年仅13岁。

正在这时，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人。1989年1月，抗日小英雄“王二小"在牺牲46年后终被追认为烈士。

2、狼牙山五壮士

1941年9月，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了7万余人的兵力和飞机、大炮，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秋季大扫荡。其中，3500余人分多路向河北省易县狼牙山地区扑来。

9月25日，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1团第2营第7连担负了分路掩护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的任务。7连6班的5名战士，担负了阻击迟滞其中一路有500多日军的追击任务。

富有战斗经验的6班，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采取节节阻击的战术，没有损失一人、一枪，就出色地按时、按地点完成了掩护任务。

完成任务后，正当大家准备循着大部队的转移路线归建时，刚刚走过岔路口的班长马宝玉，站在岔路口旁犹豫了。副班长葛振林看出了班长的心思，主动说：“班长，你就下决心吧”。

看到同样是共产党员的副班长也支持自己的想法，马宝玉就果断地说：“同志们，转移队伍中，绝大多数是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男女老少，肯定走不快，如果让鬼子跟着咱们追下去，人民群众就危险了”。

3名战士对当地的地形都很熟悉，他们心中也都十分清楚，这个岔路口有两条路，一条通向山区的纵深。走这条路，会让尾随而来的鬼子威胁到转移中的根据地军民安全。

而另一条通向狼牙山的主峰——棋盘坨，这是一个三面绝壁、一面陡坡的孤峰、绝地。面对选择，他们毅然决然地向班长表态：“班长，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

就这样，在共产党员马宝玉和葛振林的带领下，6班的5个人，毫不犹豫地掉过头来，向着狼牙山的主峰——棋盘坨攀去。

为了吸引敌人，5个人还边撤边打，给鬼子造成前面不远就是我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于是，500多名日本鬼子，在一名大佐的率领下，紧追不舍地一步步爬上了陡峭的狼牙山。

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在毙伤90多名日本鬼子后，6班5个人打光了子弹。这时，他们已经退到了棋盘坨。

他们就利用险要的地势，用石头抗击日本鬼子的进攻。最后，连山顶的石头也全扔光了。

5个中华民族的优秀男儿——共产党员马宝玉、葛振林，壮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当着一步一步爬上来的日本鬼子的面，砸碎枪支，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毅然跳下了悬崖。

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光荣牺牲。葛振林、宋学义挂在悬崖的树上身负重伤，被老百姓救出，侥幸生存。

3、八女投江

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10月，以冷云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官兵， 在指导员冷云率领下，与日伪军展开激战。

她们主动吸引日伪军火力，使部队主力迅速摆脱敌人的攻击，但却被敌军围困河边。在背水战至弹尽的情况下，她们面对日伪军逼降，誓死不屈，毁掉枪支，挽臂涉入乌斯浑河。

她们分别是第2路军第5军妇女团的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她们中年龄最大的冷云23岁，最小的王惠民才13岁。

八名女战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她们年轻的生命，写下“八女投江”的壮丽篇章，1986年9月7日在牡丹江市举行“八女投江纪念碑”奠基典礼。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为工程奠基题词：“八女英灵，永垂不朽！”。2009年9月14日，她们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4、小英雄张嘎

在鬼子的一次突袭中，嘎子的奶奶为掩护八路军被鬼子打死。八路军侦察连连长钟亮也被鬼子抓走了。嘎子悲痛欲绝，他决心报仇，毅然出发去寻找打鬼子的地区队伍。

在路上，他误把游击队排长罗金保当作汉奸，想缴他的枪而闹出笑话。后来，人小鬼大的嘎子乔装打扮成卖西瓜的小贩，用木头枪缴了胖墩翻译的“真家伙”。

为了不让队长把枪收回去，他竟动了“嘎”气，将枪藏到了老鸹窝里，因而受到批评关了禁闭。经过区队长的教育，嘎子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在一次战斗中，他受了伤在老乡家里修养。游击队攻打敌人岗楼时，他偷偷从老乡家里跑回参战，不幸在进城侦察时被捕。

在敌人面前，嘎子刚强不屈，并在战斗中逃了出来，他配合游击队拔掉岗楼，救出了钟亮。胜利了，区队长代表部队表扬了嘎子，奖励给他一支真正的手枪。

嘎子高兴极了，最终成了一名出色的小侦察员。嘎子的家乡也解放了!

5、小海娃放羊

一天，海娃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原来啊这天鬼子的大部队进山去抢粮食了，炮楼里只剩下了“猫眼司令”和几个鬼子兵，正是我们八路军端掉鬼子炮楼的绝佳时机。

海娃爸爸就把攻打鬼子炮楼的路线图画好装到一封鸡毛信里，叫海娃马上送给二王庄的张连长，通知他们来打炮楼。

海娃二话没说，就勇敢的接受了任务，赶着羊群就上了路。

没想到，一出山沟，就碰上了鬼子！“这可怎么办？要是鬼子搜身，鸡毛信不就暴露了吗？不行，我得想想办法”。

说时迟那时快，看着羊群，海娃灵机一动，诶，就把鸡毛信藏在了“老头羊”肥肥的尾巴下面。两个小鬼子把海娃从头到脚搜了一遍，什么也没发现。

就把海娃和羊群带到了一个打谷场，杀了羊吃肉，幸好，“老头羊”没有被杀到。

鬼子吃饱了，就把海娃夹在中间睡大觉。海娃心中装着任务，哪睡得着啊！到了深夜，他看鬼子睡得像死猪一样，就悄悄的从鬼子窝里溜了出来，取出鸡毛信，撒开双腿、就像兔子一样直奔二王庄。

要到二王庄的时候，鬼子才追了上来。望着这群愚蠢的小鬼子，海娃计上心头，把鬼子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鬼子正在山路上迷迷糊糊呢。这时，海娃的手中了一枪。

跑在前面的海娃突然高声喊起来：“八路军叔叔，快打鬼子啊！”霎时间，四面里的八路军瞄准鬼子的脑袋，乒乒乓乓的就开了火，打得鬼子是希里哇啦的就丧了命啊！

张连长根据海娃送的鸡毛信又成功地捣毁了敌人炮楼， “猫眼”司令还在睡大觉呢就被八路军给活捉了。

㈡ 重读抗战家书对青少年培养精神有什么启示

回首那段血与火的历史，除了要时刻铭记外，我以为更需要探寻抗战带给我们的启示，特别专是要找到那属些具有民族特点、反映民族性格的精神财富，进而立足我们所处的时代，在理性思考和实践中将这种精神财富发扬光大、传承下去。
越是面临危机的时候越需要精神，越是思想彷徨的时候越需要精神。在世界文明相互交融、信息社会高速发展、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的当今时代，继续发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抗战精神能够在我们心中燃起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筑起一座坚不可摧的堤坝。只要内心深处有着对民族和国家的热爱，我们就能够以对国家和民族负责任的态度，看待国家发展中存在的种种不足，认清来自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险恶用心，从而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明辨是非，自觉抵御各种外界的干扰和侵蚀，做到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㈢ 重读抗日战争之一，日本兵有多难打

普通的国共士兵，在战场上能打出3换1，就是不容易的事了。就这么难打回。
武器装备，士兵素答质，都没法比。《亮剑》里面的描写非常接近真实，日军士兵虽然个子矮，但是营养良好，健壮有力，刺杀能力极强。八路军则棉衣都不齐，身体瘦弱，但是凶狠，敢以命换命。在白刃战中，伏击埋地雷，带着开枪，还有和尚这种现实中很少的武术高手，才勉强打成一换一。所以现在的抗日神剧，真的没法看，一个能打一百个……

㈣ 重读抗日战争之一·日本兵有多难打

很难打，日来军的一个师团（自军级）差不对相当于国军一个集团军的战斗力，日军一个士兵的战斗力差不多相当于国军的四个到五个步兵战斗力，枪法很准，只要一开枪，国军就会有人倒下，别看什么抗日神剧鬼子怕冲锋，其实鬼子不怕死，英军战斗力总算强了吧，结果被小鬼子打得丢盔卸甲，可见日军有多难打了吧

㈤ 重读抗战之二十&183;《何梅协定》真的不存在的吗

原文
《何梅协定》的前提是长城抗战的失败

1933年5月7日，长城抗战进入后期。日军突然在东起山海关、西到古北口的长城一线，向中国的驻守部队发猛烈的进攻。日军在5月19日占领了密云，当时北平军分会紧急调驻守在昌平地区的傅作义第59军进到怀柔，协助第26军萧之楚部共同保卫北平，蒋介石紧急调动第42师、第87师、第88师等部北上参加与日作战，保卫北平。在滦河地区，日军的第6师团、混成第14旅团、第14师团的第28旅团等部队先后渡过滦河，日军又在第29军和第67军的交界处突破了我军的防线，从而使的滦河西岸的中国守军不得不后退。在5月16日，日军又占领了滦西的丰润和遵化等地。
北平军分会与日本方面的代表关于停战的和谈也在秘密的进行，并且谈判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何应钦为了收缩战线，命令中国的军队撤至宁河、宝坻一线。同时命令宋哲元的第29军撤到三河、平谷以东地区。在没有遇到中国军队的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日军顺利的占领了滦西地区。同时，刚刚成立不久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到达北平，派出代表与日方人员进行秘密谈判。
1933年5月23日，日军又相继占领了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地区。傅作义的第59军，在北平、怀柔、顺义一带构筑了防御工事，正与日军第8师团进行长城抗战的最后一战。
此时，黄郛与日方代表在北平城内达成了协议。协议提出中日双方要在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一线全线停火。日军在这时已经突破了长城各口的全部防线以及在滦河地区的防线，中国守军只好退守到平、津附近地区。日军分别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了包围的态势。
但问题在于，一方面，由于中国军队的抵抗，另一方面，日本军部给关东军的作战命令是安定热河，并限制日军的活动范围不能超过长城，此时关东军的行动已经大大超出了限制，因此日军也在找一个体面撤回的机会。
1933年5月2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与北平军分会的代表徐燕谋参谋在密云进行了秘密的会面，日方代表表示接受与中国方面停战的提议。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将关于停战协定的相关事宜全权委任于日本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而中国北平局分会的代委员长何应钦则将本次停战协定的相关事宜授权给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双方在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之后，最终确定了关于停战的相关事宜，同时缔结了停战协定：
（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以保护及予以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概归还于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物力团体。
《塘沽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历时5个月的长城抗战结束。实际上长城成了新的政治分界线。
《塘沽协定》的成立，直接原因是长城抗战的失利。长城之战的失败从实质的军事层面来看，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士兵素质、指挥能力上，都与日军有一大段距离，二十九军喜峰口的胜仗，是可一不可再的。也正因为军力不足，作战失败，中国在《塘沽协定》中不得不吞下屈辱的苦果。
从塘沽协定以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是：在不承认伪满洲国，不签订降日卖国条约，以及不危及华北主权与平、津安全的条件下，形式上的对日妥协与让步。都尽可能的忍辱接受。舍弃利用高涨的抗日民气，宁可从事务实的经济、国防建设，以求内政的统一与充实。
而相对的，正如之前我们揭示的，蒋介石表面与日亲善，背后联苏制日的谋略被军阀向日本告密，导致日本抓住了蒋介石的底牌，让国民政府在外交上陷入了被动。
这一切正是“华北事变”和《何梅协定》产生的背景因素。

华北事变爆发：日本挑起事端逼中国让步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即以“分离华北”为侵略中国的近程目标，挑起了“华北独立运动”。透过军事恫吓与外交施压，制造或藉口各种事端，压迫中国就范，河北事件正是日本的一次尝试。
1935年5月2日，天津日租界中的《振报》社长白逾植与《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同时遭人暗杀。白、胡两人都是亲日分子，因此北平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室当即发表声明，谓此案系中国官方主使，乃“对日本之非常侮辱”。
5月15日，“孙永勤事件”发生，使日方多了一个挑事的藉口。孙永勤系热河农民，因不堪日、“满”压迫，集众反抗，沦为绿林。当其活动于热河境内时，伪“满洲国”颇受其扰，故国民政府方面有称孙为义勇军者；后来孙部退入长城内侧的河北遵化县，依旧抢掠烧杀，华北当局遂将其视为土匪，由战区保安队会同日军加以剿灭。但事后日军却表示遵化县长接济孙永勤，违反塘沽停战协定，5月20日北平日本使馆武官高桥坦向何应钦递交书面通知，表示日方将追究责任，除抗议白、胡暗杀案外，并表示华北中日关系恶化，肇因于蒋中正表面亲日，暗中排日，于学忠恃张学良为后援，不奉中央命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是东北军将领），要改善华北中日关系，必需去除此两大因素。
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亦发表声明，指责中国佯装亲日，实际上专事抗侧活动，谓孙永勤在热河与停战区内，均受于学忠支持，故华北驻屯军将“依停战协定所赋与之权利，采适切有效之自卫手段。
酒井隆当时已取得参谋本部主管课及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的默许，决定向中国施压，要求国民党中央军、党务机关，及排日人物退出平津一带。5月26日起，北平、张家口已有日本飞机示威，27日，武装的日军在天津街上游行，故意在河北省政府（设天津）、天津市党部门口喧闹。何应钦也知道平津日本武官已向军部建议，先去于学忠与张廷谬（天津市长），减少中国驻军，要求党部及宪兵团撤退，以去除蒋、张在华北的势力。
酒井与高桥在29日共同发表声明，藉口白、胡暗杀案及孙永勤事件，污蔑中国以平津为据点。破坏塘沽停战协定，故日军认为有越过长城，强使平津成为非武装区之必要。当日下午，酒并与高桥先后至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与北平军分会，质问暗杀案指使者、接济孙永勤之责任、蒋介石对日亲善之真诚等问题，并要求撤换官吏、撤退对日不友善机构、撤退部份军队等。从5月29日至6月9日，酒井与高桥先后三次往见何应钦，提出各种要求，日方同时增兵平津与北宁路沿线，酒井并公开表示日军随时可能发动攻势，明示威胁。何应钦一方面应付，一方面连电中央请示，对日方迭次提出之要求，先后应允并采取行动的项目包括：
一、撤换人员方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调职，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团副丁昌、天津市长张廷得、公安局长李俊襄、军分会政训处长曾扩情等免职。
二、解散、撤退”排日“机关方面：军分会政训处、军事杂志社、宪兵第三团特务处、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等解散，河北省、北平市、天津市党部停止工作，励志社北平支部撤退。日本人另要求解散蓝衣社，何应钦则否认有此团体。
三、军队撤离方面：五十一军随于学忠调任”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撤出河北，中央军的黄杰第二师、关麟征第廿五师以”剿匪“为名，调离河北，宪兵三团也调出北平。
四、排日行为之禁止：何应钦以军分会代委员长名义，于6月8日发下手令，令平津军政宪警机关严密取缔有害邦交之秘密团体，国民政府更于6月10日发布《睦邻敦交令》，虽未明示”睦日“，实际上是禁止排日令。
这期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日本人视于学忠为张学良的代理人，必欲去之而后快。早在1934年12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即决议将河北省政府自天津迁往保定，以免日方藉口寻衅，但于学忠则受命而不行，迁延不遵。而1935年5月27日日方施压后，于学忠就马上于5月31日将省府匆忙迁往保定。当时行政院长汪精卫认为：“此时迁保，系出被动，似应从缓。”于学忠仍于6月3日离天津赴保定。对此，汪精卫颇不谅解，曾指责于学忠迫于“日军在省府门前示威，始仓皇迁保，中央命令，不若强邻恫吓之有效，思之可为痛心”。
6月9日，何应钦当日用电报告知蒋、汪，电文如下：
今日酒井来见，对于此间已办诸事认为尚未满足，并谓以下四点仍希望即日办理，否则日军即采断然之处理：（一）河北省内一切党部完全取消（包括铁路党部在内）以二）五十一军撤退，并将全郁离开河北省日期告知日方；（三）中央军必须离开河北省境，（四）全国排外排日行为之禁止。并谓（一）（二）（三）项均系决定之件，绝无让步可言，并请于文日（12日）正午前答复等语。如何，乞赐示。
此后大约两小时，何应钦又拍了一封电报给蒋、汪，内容是：
酒井顷托人来告，彼接军部电，河北省内党部取消及中央（军）撤离冀境两事必须办到，并需于文日以前答夜，又云如将今日所提各项办到，则河北问题即可告一段落；又谓此事完全由驻屯军负贵办理，如我方再向外交界进行接洽或其他策动，则恐事态益致扩大不易办理等语，谨闻。
对于酒井最后要求的这四项，蒋、汪的反应稍有不同，蒋在6月9日回电复何应钦表示：
中央军南移问题，决难接受，应一面暗中布置固守，以防万一；一面多方设法，尽力打消其要求。其余各节，准可速办。事机急迫，一切仍请兄相机处理。至中央军不能南移，及南移后不特不能消饵祸患，反增棘手之理由，另详复汪先生电中，已另录奉达矣。
蒋《复汪先生电》解释的中央军不能南移理由是：
中央军一旦撤退，则两广更有辞可借，发动开府，内外交逼，是时我国政府对国际固难措手，对民众大失信仰，诚益陷窘境，无可为计矣。
汪的看法与蒋不同，他在6月9日回复何应钦的电文是：
顷约中央负责同志会商决定，佳未来电所开四点，均宜由我方自动先办，其一、四两点，明晨临时会议通过，即行奉闻，其二、三两点，请先即办。若此四点我方已自动先办，而日军仍进占平津，则只有出于一战。
当时蒋因围剿长征的红军，身在成都，未能参与南京中央决策会议。河北事件初起时，蒋、汪曾有默契，在事急紧迫不及相商之际，由汪负责先行决定，蒋若不赞成，再行改正。6月10日，汪在南京主持国防会议，虽然蒋前一日已有反对中央军南撤之意见，但汪认为：“中央军现驻河北，只有二师，即使撤退，其他军队为数尚众，忍痛承诺，较之平津重开战祸为害较轻”，故会中仍决定接受酒井的四项要求。汪并将结果立即电告何应钦：“今展中央紧急会议，对于河北省内党部已有决议，由秘书处电达；对于全国排外排日之禁止，已由国府重申明令，对于五十一军及中央军之撤退无异议。”
到6月10日止，日方各项要求均系以口头方式提出，何应钦亦以口头方式应允，且出以具体行动，故何应钦本以为事件到此已告一段落。没想到6月11日高桥坦却送交军分会一份自拟的觉书，要求何应钦签字后送回，后来引发了是否有“何梅协定”的争议。

各说各话：《何梅协议》引争议何应钦否认协议存在

何应钦认为日方当时正期待中国拒绝撤军。以获得军事冲突之藉口，而当时河北各中国驻军并无作战之部署，“战守皆自为难”。他在6月9日已向蒋建议下令中央军调驻豫省，“期能保全平津及国家元气，留作持久抗战之基础”。10日上午得汪之指示后，他于当日下午约晤高桥，口头告以：“（一）河北省党部之撤退，已于今日下令。即日起结束；（二）五十一军已开始移动，预定11日起。用火车向河南省输送，大约本月25日输送完毕，但如因车辆缺乏。或需延长数日；（三）第廿五师、第二师己决定他调。预定一个月内运毕；（四）关于全国排外、排日之禁止。已由国民政府重申明令。”高桥对何应钦之答复表示满意，无异词而去。因此何应钦原认为“河北事件”已告一段落。但隔天（11日）高桥又到军分会，会见军分会办公厅副组长朱式勤。要他转交一份日文觉书，要求何钦照缮一份后盖章送回。该觉书全文如下：
甲、在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实行之事项如左：（一）于学忠及张廷得一派之罢免。（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三）宪兵第三团之擞去。（四）军分会政训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邦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七〕第五十一军撅退河北省外。（/又）第二师、第二十五师撇退河北省外，及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九）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乙、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附笔事项：（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二）任命省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成为不良之人物。（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旧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手段。
以上为备忘起见，特以笔记送达。
觉书，是日本在外交方面提交给对方的一种非正式文书，在各种机构中广泛应用，大多包含一些约束性条款，中文可译为“备忘录”。
高桥送来觉书之目的，一则希望中国方面将口头承诺加以书面文字化，增加其约束力，二则增加“附笔事项”，使华北行政用人皆须符日方意旨，三则高桥自抬身价，欲在文书上造成与何应钦具对等地位之错误印象。何应钦对于高桥将他视为此次交涉之对手，十分震怒。加以南京中央早有不用文字或书面之原则，故派朱式勤将觉书送还，并向高桥说明，日方所希望各点，已由华北当局自动实行，无需再以书面答复，同时电告中央，表示已拒签高桥觉书，并得南京之同意。
6月13日，何应钦以河北事件已了结。并为避免高桥仍来纠缠。于是离北平赴南京向政府报告事件交涉经过。高桥于同一天又来军分会，仍提出文字与前述“高桥觉书”完全相同的书面文件，只是将“觉书”正式改为“备忘录”，要求由高桥代表梅津美治郎，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表何应钦，共同签字。但这一要求仍被何应钦拒绝。高桥此后与中国外交部驻北平人员继续交涉，表示此备忘录是奉东京军部之命办理，如不能实现，无法复命。中国方面则一再坚拒。日方于是稍示让步，放弃索取备忘录，只要求中国方面给一个表示承诺的书面通知。经双方一再磋商，并修正文字，最后在7月6日，经行政院长汪精卫同意，由何应钦以一普通信函形式，寄交北平军分会，派人送高桥转梅津，全文如下：
透启者，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
梅津司令官阁下
何应钦民国24年7月6日
高桥接受了这封打字便函，河北事件到此才正式告一段落。
此打字便函，根据何应钦的说法，仅系一单纯的“通知”，他本人未签字、盖章其上。但站在日方立场，则视为双方“协定”已经成立。起初日本人多称为“华北协定”，以此为藉口，破坏中国在华北的行政主权。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河北省主席商震苦于应付。1935年12月初，因日方军机以“协定”为由，任意飞临北平上空示威，何应钦第一次透过报纸发表声明，否认有“协定”之存在；1936年1月，蒋介石对全国中校校长及学生代表谈话，公开否认有何梅协定。虽然中国一再否认。但日方并不理睬，可以说，在“便函”发出之后，“何梅协定”的有无之争已经开始了。

是真是假：何梅协定无名有实毋庸讳言

从法律形式言，何应钦并未在“高桥觉书”上签字，故北平军分会与华北驻屯军间，确实没有一纸如“塘沽停战协定”这样明显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书，何应钦自始至终否认“何梅协定”的存在，1977年甚且透过国防部史政局正式发函台湾各史政学术机构澄清其事。二次大战后梅津美治郎在远东军事法庭受审时，也称何梅协定是一项“君子协定”，并未形诸文字。河北事件发生时参与谈判的矶谷廉介（时任日本使馆少将武官，驻上海），于战后病危时，也坦承“何梅协定”是日本方面故意宣传，造成真有其事之错误印象。这些说法，都是针对何、梅之间并无法律性协议文书而言的。
然而，何、梅之间却有一封“便函”存在。根据国际法惯例，条约的形式与名称甚多。但在国际法上的效力完全一样。何应钦这一“便函”虽不合条约的形式，但与“通知”类似，是一种“类似条约的文件”；而且，何应钦致函梅津虽属于“单方行为”，但在国际法上，类似条约的文件与单方行为，也具有法律效果。
“类似条约的文件”常因用语不精确，而导致内容与法律效力之争议。何应钦“便函”中，很机智地将承诺对象针对为“6月9日酒井所提各事项”，而未明白列举，因用语甚不精确，以致引发歧义。所谓“酒井所提各事项”指的是什么？据后来整理的“口头交涉全卷”所载，6月9日酒井等三度访何应钦时，曾“留下”一份三页的书面文字，从当时双方以“口头交涉”为主的情况分析，这三页文字当系类似便条纸上的任意书写（因此文字用语并不顺畅明白），作为双方交谈时的佐助，并非正式“文件”。此所以何应钦当天两度发电报报告蒋、汪有关酒井提出最后四点要求经过时，并未提及酒井留有书面文件；军分会辑录当时双方交涉经过的“河北事件概述及有关文电抄件”中，也没有所谓“酒井文书”，酒井在6月11日向军部报告其6月9日与何应钦会见经过之电文中，也无一语提及留下书面文字；6月10日汪精卫致孔祥熙密电中说明酒井6月9日提出要求四项内容时，更明言系“口头声述，未具书面”。因此，这三页的“酒井文书”，事实上等于不存在。
6月11日高桥自拟的“高桥觉书”，才是交涉过程中第一次出现的正式书面文字，若将“酒井文书”与“高桥觉书”对照，可以发现两者内容完全相同。但前者文意杂乱，字句不全，后者则列举条目，文字清楚明白。何应钦“便函”中刻意回避了高桥觉书，笼统以“酒井所提各事项”为对象进行承诺，原因应在于酒井所提乃“口头”内容，而且依何应饮上蒋、汪佳未电所示，“酒井所提”，重点在最后四项（取消党部、撤军、禁止排日等），而非“酒井文书”或“高桥觉书”之全部内容。当时的外交部官员甚至认为，何应钦所“承诺”的“酒井所提各事项”，仅指（二）五十一军之移防及（三）第二师、廿五师之移防两项而已，其余（一）河北省内党部之撤退，（四）全国排外排日行为之禁止，为军分会权限所不及，何应钦无权表示诺否。
所谓“酒井三款”，亦即“高桥觉书”中的“附笔事项”三条，能否算在“酒井所提各事项”中，是水远无法澄清的。主要的问题出在“口头交涉”上，双方交涉均以口头方式，结论只能靠共识与默契，由于没有双方认可的文字纪录（高桥觉书文字清楚。何应钦拒不签字，便函所指又语焉不详），因此中国所“承诺”者如何界定。中日双方就各说各话。
中国可以强调“便函”所应允的是酒井所提四事，而且系中国“自主的”加以实行，既是“自主”的将党部、军队撤出华北，而非在承诺日方要求下所为，将来自可重新进入，更不用谈“酒井三款”或高桥觉书中“附笔事项”所要求的干涉中国在华北的用人内政。日方则可以提出辩驳：该“协定”虽仅系口头性质，但条约与协定之缔结，原不必尽以书面行之，何况“协定”之部分内容，早经中国加以实行，故可视为“默认”协定成立之事实；何况日方提出要求，系以河北事件违反塘沽协定为由，中国既应允日方要求。则中日之间的“口头”协定可视为塘沽协定之续订条款，既为续汀条款。则具有条约约束力。仍可对中国提出要求。总之，由于“协定”缺乏完备的法律形式，而实质内容双方又各基于立场，无法取得一致看法，争议自然没有尽头。
1936年2月。公法学家谭绍华针对“何梅协定”能否成立及其法律效力、对中国影响如何，曾作过专文分析并呈外交当局参考。他认为根据国际惯例，何应钦信函在法律上“似已构成承诺”，且中国亦难以称该函未经批准。不生效力；信函中所谓“酒井所提各事项”，若日本方面照6月9日酒井所提书面文件之内容加以解释，则对中国十分不利；中国方面若欲减低协定的影响。只能在所“承诺”之事项上作严格解释，且“自主的期其遂行”是指撤退军队及更换地方官员等事项系“自动之措置”，并非“被动的”履行承诺之举。换言之，中国将来有何举措，不受日方束缚。
从当时公法学家的分析看，就实质而言，何、梅之间确有一时的协定，并且已经由中国予以履行。此一“协定”之有效性，在6月10日前后中国应允酒井最后四项要求，且立即加以实施后，已告结束。但协定精神（即国民党组织及中央军退出河北），将来是否仍对中国具有持续的约束力，则中日双方理解不同。中国方面自然持否定态度，蒋、何在抗战前一再否认何梅协定，用意之一就是阻止协定继续产生作用；就日方立场，何梅协定内容不明，正好方便于故意曲解，扩大适用范围，以达到侵略目的。
本来，双方各有解释，但从史实上看，河北事件结束后，日方即将何梅协定精神推广及河北以外的其他华北各省，中国虽然否认何梅协定，但华北各省党部继河北省党部之后也相继退出，排日运动更是在严禁之列。1935年12月初何应钦以南京中央新任命的“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身分返北平时，即招致日方绝对反对，最后只能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代何应钦主政华北。这无异是《何梅协定》中“南京中央势力不得再进入华北”的持续作用。
总之，就日本而言，强调何梅协定可以作为其侵略行为之合理掩饰，且在武力作后盾下，推衍协定的应用范围；而中国方面，即使不断否认何梅协定，但处于日方高压之下，实际作为却又符合《何梅协定》精神。《何梅协定》无名有实，在实质上存在，这点不用为国民政府辩护。《何梅协定》的签署，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忍辱发展策略的结果。
任何协定的作用，在其约束力，中国既已实际受制于《何梅协定》这个争议的协定，而又强调协定不存在。从实际意义上说，这种否认除了在形式上维护主权外，再难有更多实际意义了。

㈥ 重读抗战家书有什么重要意义

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从4月1日开始播出系列报道“重读抗战家书”，我有幸观看了家书戴安澜：为国战死、事极光荣。瞬间，我们的视线被带入到那个“祖国受侵略，母亲受凌辱，人民身陷水生火热的抗战年代，爱国人士抛妻弃子，远离家乡，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把一腔热血、青春无悔熔铸成永远的丰碑。

重读抗战家书，能让我们得到心灵的滋养、思想的引导和精神的激励。
为和谐社会发挥更大的正能量。让我们一同感受赤子的爱国热忱，感受普遍战士的为国为家一往无前的豪情，感受亲人血浓于水的柔情。让我们一同怀念那些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奉献的年轻生命，怀念那些为我们创造幸福生活的先烈们。让我们一同坚守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坚守光荣传统，坚守和平与幸福。

从戴安澜将军爱国中，我们应该可以体会到：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始终保持着爱国爱家的传统。中华民族的爱国史中，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戚继光抗击倭寇，有林则徐虎门销烟、抗日战争等可歌可泣的史事和无数的英雄人物。我们每个人的情感往往是和具体的人物、事件相系的，因此要在全面了解中华民族对人类世界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全面客观地分析我国近代之所以落后的原因和未来美好蓝图，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自己勤政爱民、奋发有为、国之栋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发扬起来，中国才真正地进步。”所以，重读抗战家书，可以深刻感受到：一封封家书，呈现出爱国先烈报效祖国的矢志不渝，置个人生死于不顾，面对亲情时柔情似水的镜头，让我们永远缅怀，值得学习和敬仰。

在价值观念日趋多元的今天，我们更需要缅怀烈士彪炳史册的功绩，追寻烈士们永垂不朽的精神，通过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来校正我们的价值观取向，校准我们的人生坐标。“重读抗战家书”所提供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契机。

烈士远行，英名不朽。今天，我们从抗战家书中汲取营养，补好精神之“钙”；家国情怀是一面震撼人心的镜子，都应对照审视自己，照亮前进的方向。在灵魂深处有所触动，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感受到学习和弘扬优秀家风家训的同时，作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要担当起应有的爱国责任义不容辞。（陈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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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抗战家书，走好新的长征路
文/李兆清
清明时节，是后人追思先辈的动情时刻。那些为民族解放浴血奋战的抗战英烈后人，重温家书家训，更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感怀与铭记。从他们的为人处世中体现出的好家风，也使优秀民族传统在新时代得到薪火传承。（4月4日中国文明网）
清明节，我们不能忘怀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抗战英烈们。这个时候，抗战英烈的后人重读家书家训，别具意义。其实，应当重温抗战家书的不只是抗战将士的后人。我们都应该重温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从抗战将士身上汲取信仰的力量，给自己补补道德之钙，增强前进的动力，明晰前进的方向。
中国有着悠久的家书传统。抗战家书，不仅是一个家庭的记忆，更是一个国家的记忆。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段屈辱史。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大批志士仁人为了寻找符合中国的道路而艰辛求索。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局部抗战开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再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十四年，中国付出了三千多万人口伤亡的代价，才赢得了这场战争。
抗战家书，能让我们感知抗战将士的家国情怀。抗战将士抛头颅、洒热血，保家卫国，他们的家书让我们感知到他们的脉搏。谁不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呢？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仁人志士们舍小家为大家，毅然奔赴疆场，杀敌报国。抗日将士在战场上杀敌，时刻面临着生死的考验。正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今天幸福、和平的生活。我们应该以感恩的心态重读抗战家书。那一段段文字饱含着抗战将士对国家、民族的爱，对父母、妻子、儿女的爱。重读抗战家书，我们可以感知到抗战将士的铁血柔肠，深刻领悟抗战将士的家国情怀。国与家，有国才有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国家面临危险的时候，全体国民应该同仇敌忾，共同肩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抗战将士为了国家的新生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要从抗战家书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物质生活改善了很多，但有的人信仰不够坚定，意志时有摇摆，这是因为他们精神上患上了软骨病。今天的我们，不用面对战火与硝烟，但不能忘却自己的责任。实现伟大中国梦，需要每位国人肩负起自身的责任。强筋健骨需要补充道德之钙，抗战家书的字里行间充溢着抗战将士的家国情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今天的我们，没有牺牲生命的危险，但我们不能忘却历史。我们要增强家国情怀，多从国家、民族、集体、社会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让自己的心胸开阔起来，肩负起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使命。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有抗战将士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精神，碰到困难要迎难而上、攻坚克难，不能有畏难情绪。
重读抗战家书，感知抗战将士的家国情怀，我们要接过抗战精神的接力棒，走好新的长征路，朝着实现中国梦的目标而不懈奋斗！

㈦ 重读抗战家书600字作文

昨天，我怀着变动的心情早早的招待在笔记本前等待着《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率先。阅兵是中国向世界表示我们坚持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窗口。 我不知道今天让我期待了多久，因为对阅兵有极大的兴趣，建国60周年的阅兵式我也记不清看了多少遍，这次终于有机会在屏幕前近距离接触一番了。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战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抗战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战场爆发时间最早、历时最长。中国人民抗战战争坚定了盟国与法西斯作战的不怀疑，动机,刺激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人民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眼看着阅兵式上的官兵们雄赳赳气昂昂、英姿飒爽的样子使人们倍感精神振奋、非常自豪，有这样的军队、有这样的官兵作为一名中国人我非常骄傲。我们希望通过举办纪念活动，唤醒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与热爱和平的国家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果实，首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回首70年前，以前的中国是怎样一种社会情况，内忧外患，贫困落后，现今可谓是截然不同了。现代化的城市，信息化的设备，巨舰横行海洋，坦克碾压陆地，战机翱翔长空，核武器威慑世界。现在的国家发展日新月异，这便是社会建设者立下的赫赫战功。二十一世纪，看待了祖国的飞速进步与发展，但我们不能够停留在别人的成果中，我们应建立起远大的理想与目标，向着我们远大的理想去努力，去建立起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这就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

自强不息，激流勇进，永不服输，是我们中华人民的传统精神。历史启发了我们将来的路不可能一马平川，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凡是这条路我们会走下去，因为正是这些迎刃而解，坚持不懈，顽强拼搏，刻苦钻研才成就了我们祖国的今天，成就了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

如今，中国繁荣昌盛，蒸蒸日上。作为中华民族子女的我们，更应该努力学习，把我们的祖国发扬光大。更应当为祖国作出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让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共同奋斗吧，为我们的祖国有我们而自豪！

参观后真可谓感慨万千。我信赖在看完《胜利日大阅兵》后每个人都会有所改变，让我们丢掉昨天的不快与气馁，共同走向新的明天！祝祖国繁荣昌盛，更加繁荣富强，早日实现祖国的伟大复兴！中国——万岁，中国——加油！

㈧ 重读抗战·长城抗战中谁坑队友最厉害

还有谁，东北军那帮孙子

丢下队友，丢下阵地直接就跑
按照德国顾问版的统计，东北军部队甚权至溃退到了保定一线

NM，这就是天天嚷着要打回老家去的东北军？怎么日本人真来了就这个尿性了？
那怪现在大家都骂沈霍伊是废物所，有遗传的

㈨ 重读抗战之十六·长城抗战中谁坑队友最厉害

长城抗战的缘起：张学良昏聩断送热河省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后，又把侵略矛专头指向了华北地区，企属图占领热河，进逼平、津。在日本看来，热河省属于“满蒙”的总概念之内。
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自发组织了抗日义勇军，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热河是关外抗日义勇军的物资输送和人员补充最重要的通道，“伪满洲国”成立时公然将热河划入其“疆域”，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切断这条通道

㈩ 重读抗战·抗战日军伤亡数字水分有多大

不管哪方面的统计伤亡数字水分都很大

1. 中共的统计。90年代中期央视播的一个抗战纪录片（名字记内不住了）里，容一位参与统计的北大教授曾解释过东北抗联消灭日军的数字：是用驻满日军各个军营记录本上写的日军总出击数乘以一个定值得出的。---说句老实话，如果按这个算，我估计美国所有兵力都死在阿富汗了...

2. 国军的统计。举个例子，台儿庄战役，按后来诸多参战将官的回忆录：报给李宗仁的数据是歼敌一万人，李上报时加了一横变二万给老蒋，老蒋公布时又加了一横，变三万....

3. 日军的统计。举个例子，常德会战，会战中期，日军前线总指挥横山勇在给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烟峻六大将的电报中就写到：我军出战已近一月，部队阵亡3万有奇，出战的五位中将师团长中已有两位战死......---此时中国军队还未发起总攻，可日军从来没公布过此战的伤亡，于是，我们就看到日军统计的常德会战伤亡为零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