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抗战时国军装备如何
国军装备参差不齐，个别财力强的部队能够买到当时世界一流的装备，比如宋子文的税警团和龙云手下滇军的几支主力，东北军整体装备最好，中央军装备整体上还可以，和日军没有代差，部分项目甚至要强于日军，但是某些穷的杂牌就差的厉害了，比如黔军、川军和西北军。
但是就整体而言，国军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绝大部分装备都没有自产能力，基本依靠进口，国军各派系中，只有东北军和晋绥军拥有一定的军工生产能力，其中东北军最强，能够自产绝大部分自己所需要的装备，而且技术水准不弱。晋绥军虽然有能力自产，但是质量非常差。从而导致东北沦陷后，几乎所有国军的装备都是一次性的，后续维护补给都要依靠进口，一旦进口通道被截断，许多装备尤其是全部重装备立刻就失去补充，很快就被损耗殆尽。而国府自己又不思进取，不但没有下力气建设自己的军工能力，反而各种手段打击民族工业，导致本国重工业受到严重打压。以钢铁产量为例，清末中国的钢铁产量已经突破了三十万吨，北洋时期也始终保持在24万吨以上，经过国府黄金十年后，很快跌破了十万吨，到了1941年，跌破7万吨，1942年时进一步跌破五万吨，这个钢铁产量还不如唐朝，而这时正是抗战最激烈的时候。整个抗战八年，国府名下的大把兵工厂，连一门火炮都没有能够造出来，连在太行山山洞里猫着的共党兵工厂，都能用铁轨钢仿造出了92步兵炮，国府在经济上的无能，可见一斑。
㈡ 抗日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装备差，而日本人装备那么好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当时的工业基础太差，当时中国的钢铁产量只有可怜的四万吨，是日本的几十分之一，而918事变之后不仅中国的钢铁煤炭基地大都落入了日本人之手（东北的钢铁煤炭产量当时占全国的4/5)，就连全国两大军工企业之一的沈阳兵工厂也被鬼子占领了。当然一些国民党军的武器装备也不差，有很多性能比小鬼子的还好很多，关键在于不配套，发挥不出真正的威力，如淞沪会战时国民党调上去了一个德式重炮团，没几下就把小鬼子打得连还手都没法还了，可惜不一会儿就把炮弹打完了，大炮又不能拼刺刀，只能干瞪着眼挨打。轻武器也是这样，因为当时的枪和子弹的口径不统一，子弹和配件都没法替换，如果你的子弹打完了，就算旁边还有一大堆，可子弹的口径不一样你也没办法。要说武器装备最差的还是八路军，因为我军当时根本没有军工企业，所需的武器装备全部靠缴获，不用说没有重武器，就连枪也是“万国造”德日美英法苏瑞士本国等都有，而且很多枪当时枪龄很老的老爷货，膛线都快磨平了，那玩意儿子弹打出二三十米后就没准了，就不用说杀伤力了，而且子弹奇缺，抗战初期国民党还给我军多少补充一点弹药（总数约120万发，而国民党军在抗战中消耗的子弹数为17亿多发、炮弹960万发、手榴弹和枪榴弹2360万枚，平均消耗2000发子弹、30枚手榴弹和12发炮弹毙伤一个鬼子，苏军在二战中平均消耗1300发子弹、9枚手榴弹、30发炮弹和230公斤航空炸弹才毙伤一个德军），这还不算，我129师出征誓师时全师9000多人，却只有3000多支枪，配备刺刀的仅96支，而且我八路军总部还曾下过不准部队与老百姓争榆树皮吃的命令，我们可以从中想象出我军当时的条件有多么艰苦。
㈢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为什么总是打不过日本是装备不如他们吗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打不过日本军队，这其中有很多原因。
国民党军队的领导人问题。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中央军整编了几十个德式装备的师。这些都是国军的精锐部队。淞沪会战期间，蒋介石把这些精锐部队投入战斗，期间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上海没有保住。这些部队遭到巨大损失，又没有德国武器的补充，造成日后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很被动。
国民党军队有一些将领贪生怕死。 其中比较出名的是刘峙。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司令。日军占领平津后沿平汉路南犯时，率部在正面抵抗，未经激烈战斗便自行退却，十余天内溃退千里，被称为“逃跑将军”。还有那个孙元良，在南京保卫战中，作为最精锐部队的第87师（全部德式装备）最高指挥官孙元良却抛弃部队并成功逃亡。他被蒋介石认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试想，国民党当中有这些人存在，打不过日本是很正常的。
国民党军队一些将领贪污腐化。据说用国军将领贪污的钱买武器可以装备100个机械化师。而抗战初期，中国还没有一个机械化师。
国民党军队一些将领为了保存实力，消极抗战。看看台儿庄战役中汤恩伯集团的表现。还有韩复榘，1937年冬，日军进攻山东时，他为了保存实力，不战而放弃济南。
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很被动，不去主动的寻找歼敌的机会，很多偷袭日军的机会白白的浪费掉了，我们也几乎看不到国民党军队偷袭日军的例子。
国民政府不走全民抗战路线，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来抗日。这也难怪他们，这是他们的性质决定的，他们不会发动人民去抗战，因为人民的力量壮大了，日后会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
还有很多 如抗战初期的中国战区国军兵力布置的不科学，抗战期间国民党军时不时剿共…… 这些都会成为消极因素。
个人觉得武器装备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陆续装备美式武器。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是计划用美式武器装备国民党军队，用中国的人、美国的武器打败日本，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美国人的伤亡，事实上，国民党军队的表现多少令罗斯福失望，不知何年何月才打败日军。所以才有后来的美国请求苏联出兵东北，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的结局。有美式武器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是可以把日军赶出中国的，只不过抗战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㈣ 请问，抗战期间国民党为什么使用的都是德国装备
一、魏玛共和国时代早期的中德关系
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使德国从世界一流强国的位置上跌落下来，海外市场与殖民地被以英法为首的战胜国剥夺殆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由于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代表的强烈反对，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对巴黎和会和《凡尔赛和约》的共同不满，使德国积极谋求与中国、美国等非凡尔赛和约国家接近，试图重塑昔日的大国地位。1920年7月，德国前驻华总领事卜尔熙（von Borch）作为政府代表，来华与中国政府谈判恢复外交关系、重建两国通商关系事宜。德国方面表示，尽管中国未签署《凡尔赛和约》，德国仍将承认和约第128~134款中关于德国完全放弃前帝国在华特权的规定。1921年5月20日，中德两国正式签订《中德协约》，宣布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恢复友好和商务关系；德国放弃了在华领事裁判权，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原则。
在政治关系改善的推动下，中德经贸关系很快得到了相当的恢复和发展。到1925年，德国自中国的进口达2.29亿马克，远远超过战前水平；出口为1.18亿马克，恢复到战前水平的90%，其中以军火贸易最为兴盛。据中国海关统计，仅1925年，德国船运来华的武器总价值就达1300万马克，超过全部外国武器进口值的一半以上，而这还不包括走私和通过第三国转口的武器。德国公司也获得了一些兵工厂的建设合同，云南昆明兵工厂、沈阳化学兵工厂均是由德国人设计建立的。
1921年9月，德国拟在广州重开领事馆。副领事瓦格纳（Wilhelm Wagner）于9月25日对孙中山作礼节性拜访，谈话中，孙中山提出了与德国合作问题，希望能得到德国的承认和支持。尽管瓦格纳对孙中山抱有好感，并对其联德思想十分感兴趣，但他认为：“从整体考虑，特别是考虑到同北京政府的关系，对此我们要妥善处理。”卜尔熙亦认为，与孙中山的南方政权只能保持非官方关系。对孙中山在德国招募顾问和游说德国企业家等活动，德国也表示不会给予“官方支持”，以免引起“我们已经承认的北京政府的误解”。
1921年~1924年间，孙中山积极联德，三派代表赴德游说，并与前后三位德国驻广东领事反复交涉，却都收效甚微。德国官方一直未接受孙中山的倡议，只是在非官方的框架内对其经济设想提供了有限的支持。尽管孙中山的联德构想未获实现，但其这一主张却“为后来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发展对德关系定下了基调，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二、20世纪30年代的中德关系
1925年2月28日，魏玛德国第一任总统艾伯特因病去世。4月26日，兴登堡当选为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1928年8月17日，魏玛德国宣布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中德双方的关系亦从此迈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928年11月，德国陆军前上校马克斯·鲍尔（Max Bauer）率领一个由他组织的25人的顾问团来到南京，以私人身份受雇于蒋介石政府，协助中国进行军事现代化建设。这个25人的顾问团包括10位负责军事训练的军官、6位军械后勤军官、4位警政专家和5位经济、市政管理、铁路管理、医疗、化工方面的专家，以“帮助蒋介石消灭各地军阀，把中国变成德国的市场”。
从1928年鲍尔来华任职至1938年希特勒德国撤回所有在华顾问为止，总共有135名德国军事顾问受到官方的认可，被派往南京国民政府任职，其中还不包括8名文职顾问和许多省级军事、技术专家。这些德国军事顾问大多数是普鲁士帝国军队以及后来的国防军参谋总部的军官，他们的在华活动与德国的经济、政治领导集团利益紧密联系，在重新恢复德国自《凡尔赛和约》以后失去的在华经济和政治影响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对华政策还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因而当时军事顾问团的活动也没有完全同国防军或德国政府的官方政策结合起来。第一任军事顾问鲍尔上校对于国民政府的军队现代化起了很大作用，在其建议下，南京政府成立了一个教导队，辖有一个步兵队、一个重兵器队、一个炮兵队和一个通信队，装备德国兵器，并以德国顾问指导训练，是国民党军队中多兵种现代化部队的胚胎。教导队初建时为一个团，1930年扩为教导师，尔后又扩编为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三十六师，不仅武器，甚至连军乐队的鼓号都由德国提供，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中坚力量。
鲍尔不仅在国民党军队现代化上做出贡献，还在德国钢铁和化学工业对华贸易的增长上起了重要作用。在鲍尔率领的顾问团中，经济与技术专家占据了核心地位。他在给蒋介石的“整理中国陆军建议书”中就申明，中国“必须先有完整的军火工业、交通、电讯、邮政，甚至市政与卫生设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现代化之国军均将受其阻碍”。鲍尔利用自己的顾问身份，多次与在华的德国法本化学公司、史蒂夫斯道夫辛迪加等著名大公司的代表直接会谈，商讨拓展两国贸易问题，并使德国大垄断财团直接与蒋介石取得了联系。1929年3月，德国工业家协会主席、法本公司总裁杜伊斯博格来华访问，同蒋介石进行会谈，表示德国工业界乐于同南京政府直接打交道，共同发展两国贸易。在鲍尔的建议和陪同下，蒋介石派出了陈仪为首的中国考察团，专赴德国考察政治、军事及军工技术，并与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签订购买了价值近100万德国马克的武器和军需品的意向性合同。
1929年10月开始的经济危机在美国首先爆发。美国在战后将大量资金借给急需经济复兴而资金匮乏的欧洲各国，一举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为了应付经济危机，美国开始从欧洲抽回资金，由此使得欧洲的经济基础产生了动摇。欧洲的经济危机便于1931年5月率先在严重依赖美国资金的奥地利和德国爆发。在此之前，德奥曾拟建德奥关税同盟以共同应付经济危机，但遭到法国的坚决反对。5月11日，占奥地利银行业务近2/3的奥地利信贷银行宣告破产；7月13日，德国三大银行之一的达姆斯达特银行宣布倒闭，至8月5日，德国所有银行均关闭。德国国内工人运动迭起，魏玛政权摇摇欲坠，极端政治力量纷纷登场，布吕宁政府被通货膨胀、财政崩溃和大规模失业等社会问题搅得焦头烂额，此一时期德国的外交政策带有较为明显的“保守合作，低调参与”的色彩，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也刻意地保持了中立态度。10月10日，德国外交次长毕楼（Bernhard Wilhelm von Bülow）在日内瓦对德国驻国联公使莫提乌斯（Gerhard von Mutius）说：“德国对待满洲事变的态度原则上应该在华盛顿九国公约的框架内，应尽量少参与。”
从艾伯特总统时代起，魏玛德国对中日一直采取的是等距离外交的政策，不愿开罪其中任何一方，以保证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尽管德国政府小心翼翼地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国际舆论中保持中立，甚至通过舆论将公众支持中国的思想导向中立，1932年初，日本各大报纸还是猛烈抨击了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参加了中国方面一二八抗战的军事行动，使得德国政府不得不在外交上讨好日本。
1932年3月1日，由日本关东军扶植的伪满洲国建立，日本驻德国大使小幡酉吉多次造访德国外交部，在不同场合提议建立两国在满洲的纪念馆及合作关系。德国方面表示接受提议，但又“绝不采取任何特别的主动”，很显然，德国不想因承认伪满问题而得罪中国这个从经济上来说更为有利的亚洲伙伴。以1930年来说，德国与中日两国的贸易总额分别是3.475亿帝国马克和2.34亿帝国马克，德国的油脂工业几乎完全依赖中国满洲里的大豆出口。9月14日，小幡酉吉又向德国外长牛赖特（Konstantin Freiherr von Neurath）提交了一份关于请求德国承认伪满的备忘录，牛赖特推说要经外交部商议才能答复，但此事随着巴本内阁的倒台而不了了之。
1933年1月，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巴本为副总理组成新内阁。随着希特勒的上台，德国的内政外交亦有了新的变化。在自传式的作品《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提出要为亚利安民族争取“生存空间”、土地、资源，德国必须向外扩张，而扩张的手段就是对外战争。无疑，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无战略构想的消耗战对德国是相当不利的，希特勒设计了一种新的不同类型的战争——闪电战争。这种战争需要做两件事：迅速重整军备和把潜在的敌国一一孤立起来，利用暂时的军事优势来进行一场短期的对敌各个击破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将扩大德国的人口和工业基地，使德国军队取得有用的经验，并把潜在的敌国吓唬住，从而加强德国，以便进行下一场这样的战争。
在希特勒的战略构想中，中国和日本均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作为德国在远东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原料供给者，是德国许多重要战略资源诸如钨、锑、锰、铅、大豆、棉花的来源，也是德国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同时德国可以从对华贸易中得到其缺乏的大量外汇。而日本则是德国借以牵制苏联势力、吸引英国在远东注意力的重要筹码，德日双方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共同不满使得日本成为德国一个潜在的盟友。另外，希特勒的外交重心主要放在欧洲，只要中日两国保持和平关系，德国与这两国的关系就不构成难题。因而在希特勒掌权初期，德国对中日两国仍然实行魏玛政府的“等距离外交”原则。
1933年夏，前德国陆军上将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访问中国，随后又于次年4月受聘于南京国民政府，担任蒋介石政府的局势总顾问。塞克特曾任德国国防军参谋长、总司令，在《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只能保有10万陆军的情况下保佑并整顿了德国国防军，并因此获得了“国防军之父”的称号。包括丘吉尔在内的很多人认为，战后德国的大裁军事实上是欧洲安全的一个隐患，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德国军队的精英化，而塞克特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塞克特同德国军界、政界和经济界上层人物关系密切，他将中国军队的重整工作交给自己的副手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处理，本人则致力于军事工业及军火贸易，在其1933年6月30日递交蒋介石的《陆军改革建议书》中就大肆鼓吹武器的作用，但中国兵工厂目前提供的装备远不能满足需要，“在欧洲军火公司的帮助下”，中国将能顺利建立起军火工业。1934年5月，蒋介石做出决定：今后将只购买德国军火，并授权塞克特与军政部工兵署署长俞大维磋商决定购买军火的种类和数量。不久，塞克特将德国在华军火商汉斯·克兰（Hans Klein）引荐给蒋介石，有意使其作为援华建军计划的执行人。
1934年1月24日，克兰在柏林创办私人有限公司合步楼（Hapro，“工业产品商贸公司”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strielle Prokte的德文缩写），总资本20万马克，克兰独资19万马克，主要贸易对象是发展同中国的军火和战略性原料贸易。早在与蒋介石政府就合作问题谈判之前，克兰已经就军火贸易与粤系军阀陈济棠签署了《中德交换货品合约》和《浥江口各兵工厂建筑物承建合约》，分别价值5490800港币和657000港币。事实上，合步楼公司的成立是得到德国军政部（后改称国防部）的暗中支持的。一个间接的证据就是，随着《德华信用借款合同》的签署，克兰及其合伙人将合步楼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军政部，同年，德国超越英、法、日，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8月23日，经过历时4个星期的谈判，克兰与国民政府代表孔祥熙在南京秘密签订了《中国农矿产品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开始了以德国的工业产品、武器装备、机器设备、技术、人员等换取中国农矿产品和原料的易货贸易。但由于克兰与陈济棠的秘密协约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在1936年3月底德国军政部停止向广东当局运送军备后，中德双方遂于4月8日在柏林签订了《德华信用贷款合同》，德国政府给予中国政府以货物信用借款1亿马克，并且规定德国政府将1亿贷款交由德意志银行与中国中央银行执行双方货物互换的付款业务。从此，南京国民政府由资源委员会筹集钨、锑等矿产，中央信托局筹集桐油、生丝等农产品，来交换大批的德国军火、兵工厂及重工业设备。
中德易货贸易对德国的意义是深远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疆界内，煤炭是德国唯一能够自给自足的战争原料，85%的石油、80%的铁矿、70%的铜、90%的锡、95%的镍、98~99%的钨和锑，以及20%的粮食来自国外。随着德国于1933年10月相继推出国际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希特勒扩军备战的意图也日趋紧迫，为了赋予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缺乏的那种经济持久耐力，必须对国家的生产能力进行有计划的、长期的动员，并为应付一场突发的持久而“全面”的战争贮存原料，而《中国农矿产品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的正式实行则为德国达到了这个战略目的。合同签订之后，希特勒通过塞克特致函向蒋介石转达谢意，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国防部长布隆堡也致函蒋介石等人表示祝贺。自此，中德关系进入了所谓的“蜜月时期”。英国报纸对此评论道：“同其他列强关系相比，中国同德国关系更加密切，无论在经济、政治上，还是军事关系上，德国人都独占鳌头。”30年代晚期，英国外交部一位官员这样评论德国的对外贸易：
德国用计帐结算方式从瑞典买进一千吨铁砂，来炼出五百吨铁。德国用易货方式从中国买进十吨钨，又用计帐结算方式从土耳其购进二十吨铬砂。德国用这些没有花一分钱现金买来的材料炼出五百吨优质钢。德国用本国的辅助原料、燃料、电力、劳力和技能造出（譬如说）十辆坦克、两部涡轮机和一百台打字机。坦克投入现役；德国（因为它的坦克几乎已足够了）就把去年型号的四辆坦克调出来供出口。其中两辆卖给中国，两辆卖给土耳其；德国人不仅付清了钨和铬的价款，而且还换得十大捆棉花和一百吨黄豆。涡轮机卖给瑞典，抵偿了铁砂的价款之后还有余。九十九台打字机在英国出售，得二百英镑，用以购买无法用记账结算方式购得的较少量原料，如椰仁等。这样一来，德国陆军就获得十辆崭新的坦克，以替换四辆过时的旧坦克；德国工业获得十大捆棉花、一百吨黄豆、一架打字机（困难时期，力求节约）和二百英镑的椰仁，买了这一切而不损失任何外汇。诚然，德国就不需享用土耳其软糖和中国燕窝汤，因为土耳其棉花和中国钨对德国更为重要。但它增加了六辆坦克，能使一千名工人有两个月的工作；既然瑞典要收取铁砂的代价，就不得不购进德国的涡轮机，而瑞典也许更想买英国的涡轮机。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德政府之间的密切合作与往来也为中国的抗战准备做出了贡献。德国的军事顾问团帮助国民政府整军建军，加快了国民政府军事现代化的步伐，增强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素质，提高了国民党军队的综合作战能力。至抗战爆发前夕，全国大约有30万军队经过德国顾问的训练和重新武装——其中绝大部分是蒋介石的直属部队，其中又以在塞克特建议下组编的“德式中央军”（Germantrained Chinese Central Army）最为精锐，其余176个师团大多仅由轻步兵组成，装配的武器也仅有来复枪、轻机枪和迫击炮。在抗日战争中，这些新式部队构成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主力和中坚力量。
另外，德国军队事顾问直接为中国抵抗日本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战略和战术提议，并部分参加了中国的对日作战。尤其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对抗日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35年8月20日，他不顾德国外交部的反对，专门写成《法肯豪森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呈送蒋介石，对中国抗日提出了若干建议。甚至在1938年5月德国政府勒令所有在华的德籍顾问返国时，他也拒不从命，直至希特勒政府以其在德国境内的家人安全为要挟，才于同年7月离华。
最后，德国对华输出的大量军火，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武器装备落后的状况，增强了中国的抗战实力；德国还为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提供了机器设备、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为中国持久抗战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三、七七事变后中德关系的转变
1936年11月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一事曾经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关注和不安，蒋介石以各种方式和渠道多次向德国询问德日协定中是否有关系到中国的秘密条款，并得到德国方面的保证，即德日协定仅仅是防共反苏性质，不会影响中德贸易和合作关系。1936年12月28日，德国国防部长布隆堡还专门致电蒋介石，祝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6月孔祥熙访德时向希特勒否认中国存在共产主义威胁的说法，希特勒向前者表示德中之间仅是商业关系，德国在远东没有任何政治上领土上的目的，德国唯一的愿望就是开展商业活动。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这一重大事件上，德国事先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任何消息，因而感到十分困惑和震惊，一时在外交政策上无法达成一致。最初，德国附和英美，发表声明指责日本违背了《非战公约》，希望中日两国尽快谈判，解决争端。7月20日，德国外交部公开宣称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并且私下对日本直言“不要期望德国会赞成日本的行动”。就这一问题，德国政府内部也有分歧。大致说来，国防部长布隆堡、外交部长牛赖特和经济部长沙赫特是亲华的，里宾特洛甫及其所辖的“里宾特洛甫办事处”是热烈亲日的，对外政策部的兴趣只集中于阿富汗，纳粹党国外组织部对这一问题甚至没有明确的倾向和方针，戈林本人是同情日本的，但又对在华贸易的巨额利润很感兴趣，因而举棋不定。就希特勒本人来说，他对日本毫无预兆地同中国开战感到恼火。德国不愿支持日本，尤其在蒋介石向德国表示了坚定的抗日决心之后，希特勒害怕偏袒日本会把中国推向苏联的怀抱，从而增强后者的力量；而如果中日战争变成一场持久战，则无疑会减少日本对德国的价值，西方诸国和苏联就有可能在欧洲自由采取行动。此外，德国也不愿因为支持日本过早地同英美发生冲突，因此仍寄希望于双方通过协商解决冲突。
7月22日，日本再次向德国提出停运军火来华并撤回在华军事顾问，德国政府则表示这些贸易和雇佣关系都是私人身份的，政府无法阻止。德国官方向中国表示，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与中日冲突没有任何关系。8月10日，沙赫特在柏林对再次来访的孔祥熙说，“只要中日部正式宣战，中德间的所有合同继续有效”。
8月13日，日本进攻上海，中日间的全面冲突不可避免，德国开始意识到调和政策无济于事。但此时德国内阁中，牛赖特、布隆堡和沙赫特等人均认为德国挑起世界大战的时机尚未成熟，公开联合日、意对抗英美苏法未免失之过早。因此希特勒的对华政策尽管有了调整，但在远东仍继续推行中立政策。8月16日，希特勒在会见牛赖特与布隆堡时表示，他“原则上坚持同日本合作的观点”，但将继续对中国提供武器，由中国用德国所急需的原料和外汇来偿付。据统计，抗战初期中国对日作战军火的80%左右来自德国。
1927年8月21日，苏联主动与中国缔结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成为在抗战初期唯一公开援华抗日的国家，它给蒋介石政府以物资、技术、人力等方面的抗日援助后，蒋介石对苏联政府表示了热诚欢迎和赞誉。中苏的接近使得希特勒极为恼火，同时也同日本合作的观点更加坚定，因为“远东问题并非首要，德国也没有必要冒险支持中国，得罪日本”。9月3日，孔祥熙直接致函希特勒，为中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解释，声明此举只是中国抗日战略的需要，中国绝不会倒向共产主义。但是，这番解释没能打动希特勒。
随着战争的持久化，日本迫于形势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企图利用外交手段押赴中国。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表示愿意同中国谈判，并希望德国能从中斡旋。于是，从1937年10月下旬到1938年1月中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中日之间奔走，充当“传信人”的角色。在陶德曼调停期间，日本先后三次提出所谓的和平条件，而与此同时却并没有放松对华的军事侵略。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提出的和平条件如内蒙自治、华北特殊化、上海交由国际共管等均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对此，德国政府不仅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反而力劝中国接受。1937年11月26~29日，陶德曼接连三次会见孔祥熙，劝说中国接受日本条件。12月2日，他又亲自会晤蒋介石，劝其投降。另一方面，德国也遣使赴日，提醒日本适可而止，不要采取过急行动，以配合陶德曼的劝降。
但是，日本的态度随着其在战场上的胜利而相应变化。他们最初提出的条件在上海陷落之后出乎意料地于12月3日被蒋介石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但在南京的进一步胜利促使日本更进一步提出令中国无法接受的条件。具体条款如下：
第一条，中国应放弃容共和反抗日“满”政策，与日“满”合作，共同实行防共政策。
第二条，设置非武装地带，并在必要区域成立特殊政权。
第三条，在日“满”华之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
第四条，中国向日本作必要的赔偿。
没等陶德曼和蒋介石的进一步商谈得出任何实质性的结果，日本方面便于12月16日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说谈判已经结束。东京方面对德国“提供的斡旋”正式表示感谢，并且撤销对国民政府的承认，因为日本已经在华北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在南京扶植了一个“维新政府”。此后，虽然日本方面又于次年1月装模作样地提出了第三次和平条件，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的努力实际上已告失败。
在陶德曼调停期间，德国的政策已经明显倒向了日本，希特勒希望通过压制中国做出巨大牺牲，部分满足日本的侵略要求，结束中日战争，实现两国和解，以维持德国的远东利益。调停期间，日本屡次向德方提出承认伪满、撤回在华军事顾问、停止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等要求，德国政府均未付诸实施。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德国政府必须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实际上是不难做出的。此时，东西方局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在远东，中日战争将继续下去。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和中国大部分国土的沦陷，德国认为中国在远东战略中的地位及德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已变得无足轻重，相反，进一步发展同日本的经济、政治关系却显得越发重要了。
另一方面，在欧洲，希特勒于1937年11月5日召开“领袖会议”，要求三军将领迅速做好战争准备。自从1936年9月实行四年扩军计划以来，德国的军备已经日趋强大。丘吉尔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他写道：
根据德国官方材料所公布的数字，从1933年3月底到1935年6月底的主要账目开支是：1933年接近50亿马克；1934年接近80亿马克；1935年接近110亿马克——总共240亿马克，大约20亿镑。请看这些数字，三年中的比数是5:8:11。这些数字很准确地给你提供充分发展军火生产所常有的支出累进情况。
同时，与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友好关系”使得希特勒能从西班牙得到他所需的铜、钨、铅、锰等战略原料。希特勒已经做好向东扩张、并发动世界大战的准备，在此时，日本的价值亦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在1938年2月5日，日本外相广田召见狄克逊，强硬要求德国停止一切对华军事合作，否则日本将考虑废除《反共产国际协定》。为此，希特勒于1938年2月对德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原国防部长布隆堡因与一名“身世可疑”女子的婚姻而被撤职，由希特勒自任国防部长，布劳希契任陆军总司令，里宾特洛甫代替牛赖特任外交部长。至此，德国政府中以布隆堡、牛赖特为首的亲华派全部被替换或排挤，希特勒为他的新远东政策消除了一切障碍。
2月23日，德国承认伪满。4月22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到柏林的指示，必须终止在中国的工作，立即返回德国。5月3日，德国政府下令对华实施军火禁运。21日，德国政府正式下令，所有受雇于中国的德籍顾问一律返国，否则以叛国罪处理。7月5日，全体德国军事顾问离华返国。中德合作至此宣告结束，两国关系基本破裂。
㈤ 抗日战争时国民党军队的装备如何
装备情况参差不齐,号称万国武器博览会.有的部队在用汉阳造,有的是全德械装备专,苏械装备属,后期又有全美械装备.整体而言,轻武器与日本在一个层面上,重武器差距很大.
抗战爆发前号称有近千架飞机,不过很多都是意大利的破烂,到了武汉会战后基本已不复存在.后期得到美援,中国空军在飞虎队的帮助下控制了中国战场指空权(不含东北)
军舰只有一些轻型舰只,且多老化.武汉会战后全灭.
坦克: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4/62/20050325/12192706.html
㈥ 为什么二战时的国民党军队有那么多德式装备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大选中获胜，出任德国总理。在中德军事合作领域，阿道夫·希特勒见蒋介石政府驱逐苏联顾问、与苏联交恶、发动四一二事变、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等行动与其坚决反共的立场非常合拍，同时中国蕴藏的丰富自然资源（特别是如钨、锑等战略资源）和广阔的工业品市场，也正是德国复兴的重要便利条件，而且作为苏联的邻国，完全可以作为有效的牵制力量和共同反苏的政治盟友，加之他上台之后废除了凡尔赛条约的种种限制，因此来华德国军事顾问的级别与规模逐渐提高，原先带有遮掩耳目的私人性质而逐渐转为公开的官方援助。
中德军事合作因此渐入高潮，不仅双方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开始帮助中国建立军事工业，并在中国军事工业尚未建成前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而且第四任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上将（他是历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中最受蒋介石器重，待遇最高、地位最高的，甚至可以以“委员长委托人”的身份，代表蒋介石向国民党政府各部门首脑下达指令！）在协助中国整军建军方面，提交《陆军改革建议书》，提出了以有限的物力财力，首先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小型核心示范武装，再分批分期完成全国60个师的整编，他认为中国有这样60个师的精锐常备军就足以应付各种状况了，这就是国军30年代60个整编师方案的来源。
㈦ “人民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的装备，和“抗日战争”中，日本鬼子的装备，哪个好
相差不是太大，总体日本要优良点~~
不能否认国民党为抗日作出的巨大贡献~~
㈧ 为什么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会用纳粹的装备，中国那时候跟德国关系真的那么好求详解
是这样的 1928至1938年中国个德国处在一个互帮互助的友好合作阶段 相对于中国需要德国的协助，德国有求于中国的是稀有战略金属——钨矿砂，它是制造钨合金钢的关键材料，与制造枪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亚洲的产量占全球产量的80%，中国华南地区的产量又占亚洲第一，中国的钨产量占有世界举足轻重之地位。双方议定用以货易货方式来进行贸易，中德两国通过这样的双边经济往来均深蒙其惠。
作为欧洲陆军强国的德国，历来就是一些在军事上相对比较落后国家的学习效仿对象，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所建立的陆军几乎就是照搬普鲁士陆军全套军事思想、建设制度和制式操典。而中国很早就开始学习德国军事，清朝后期所建立的新军，就有着深深的德国军事影响的烙印。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大选中获胜，出任德国总理。在中德军事合作领域，阿道夫·希特勒见蒋介石政府驱逐苏联顾问、与苏联交恶、发动四一二事变、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等行动与其坚决反共的立场非常合拍，同时中国蕴藏的丰富自然资源（特别是如钨、锑等战略资源）和广阔的工业品市场，也正是德国复兴的重要便利条件，而且作为苏联的邻国，完全可以作为有效的牵制力量和共同反苏的政治盟友，加之他上台之后废除了凡尔赛条约的种种限制，因此来华德国军事顾问的级别与规模逐渐提高，原先带有遮掩耳目的私人性质而逐渐转为公开的官方援助。
中德军事合作因此渐入高潮，不仅双方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开始帮助中国建立军事工业，并在中国军事工业尚未建成前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而且第四任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上将（他是历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中最受蒋介石器重，待遇最高、地位最高的，甚至可以以“委员长委托人”的身份，代表蒋介石向国民党政府各部门首脑下达指令！）在协助中国整军建军方面，提交《陆军改革建议书》，提出了以有限的物力财力，首先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小型核心示范武装，再分批分期完成全国60个师的整编，他认为中国有这样60个师的精锐常备军就足以应付各种状况了，这就是国军30年代60个整编师方案的来源。
伺候中国国民革命军德械师的步兵制式装备从头到脚都是德国进口 或者中国工厂引进的设备仿制的 其战斗力在日军之上 但是全德械师少的可怜 其主力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损失殆尽
德军在中国军队中留下的影像 木柄手榴弹 钢盔 毛瑟步枪 捷克制轻机枪 军用水壶 一号战车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