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为什么学校搬迁

❶ 请介绍一下抗战内迁的情况

日本侵华引起的灾难，使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积累的现代化财富化为乌有，大批东部沿海沿江地区的工厂、人口及各种机关被迫向西部后方进行迁移，众多外来社会要素在后方
经过长达8 年之久的整合，使西部地区原有的社会格局发生了奇特的变异。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视角来看，因外族入侵而迫不得已的内迁，却造成了中国现代化重心、布局与发
展方向的调整变动，意义十分重大。
（一）人口内迁与后方社会结构的变迁 人口内迁是内迁的一个重要内容。1937年开始的人口内迁，迁移方向是由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经济发达地区向现代化程度较低的经济落后
地区运行，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短期内迁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突发性人口反向运动。 据统计，“七七事变”后短短数年中，全国城乡共有1425万人迁往后方。有学者更认为总
数当在6000万人，占中国当时4亿人口的15％以上。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也是罕见的。从1937 年至1942年底，桂林市人口增2.16倍，柳州、贵阳增67％，西安增46％，
兰州、昆明增35％。重庆1945年人口从战前的47万人猛增至124万人， 增长了3倍。贵阳、泸州、宜宾、广元等城市人口也成倍增加。由移民造成的西南城市人口陡然高度集中
，不仅改变了中国人口东西部长期失衡的格局，也成为抗战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 内迁人口的职业构成并非人们想象的以农民为主。战时内迁者不乏富有者，除党政军
界外，商人、企业家、医生、工程师、教师、自由职业者、技术工人等较多，换言之，受教育程度越高者迁移比例越高，农民比例最小。内迁人口的社会构成直接促进了后方社
会的变化。中国政治中心移往西南，成都、昆明、贵阳等大城市都设置了许多机关，仅陪都重庆先后接纳和安置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各类机关就共约130个， 各级官
员和公务员约万余人。各类内迁的民营、国营和军工企业约上千家迁到后方，大量的企业家、白领管理科技人员与技术工人纷纷随之内迁。各类技术工人更多达数万人以上。科
技人才的集中及其创造精神对于大后方的工业发展、经济开拓起了重要作用。 教师、学生、科研人员与各类文化艺术界人士。据统计，先后迁入西南的高校约有56所，教师学生
达2万多人， 国民政府的主要科研机关也大量迁往内地。大批现代高质量人口的内迁与集中后方，对大后方的社会经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乃至现代化布局直接产生了极大的
促进作用。
（二）文教科技界的“敦克尔克” 抗战前，中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专科学校30 所。大部分集中在中心城市及沿江沿海一带，其中上海与北平占三分之一，而
贵州、陕西一所没有。 抗战爆发后，这些学校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及止1938年，108所高校中，91所遭到破坏，10所完全遭破坏，25所因战争而陷于停顿；教职员减少了17％，
学生减少了50％。为保存中华民族的文脉——国脉，中国的高等院校开始了有史以来的大迁徙——高校内迁。中国高校内迁主要走三条路线：一是北方平津高校南下；二是沪宁
杭华东地区高校沿长江或浙江西进；三是广东、福建高校主要向西、向北入粤西北和闽西北地区。从1937年开始到1944年，共进行过三次高校内迁。第一次是及至1938年内迁高
校共56所，占我国当时现存高校总数97所的57.5％。第二次是1941年底至1942年上半年，内迁高校21所，占21.78％。第三次是1944年2月至12月豫湘桂大溃败时期，原迁在此的
21所高校仓促再迁，损失极大。总计抗战期间迁移高校106所， 搬迁次数多达300余次。内迁高校多采取合并办学与联合办学的形式。合并办学的约占内迁高校的25％。如安徽大
学因学生失散而合并入武汉大学。而联合办学效果更为明显，主要有以大夏大学、复旦大学为主的东南联大、以迁往西安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大学为主的西北联大、
以及在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合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原来东部以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教育中心向西南、西北地区转移，原先不平衡的教育布局渐趋于平衡。大后方的科学技
术与文化事业也出现了一个繁荣的景象。中国的科技中心通过内迁而转移到后方。给西部地区科技发展带来了一个千年难逢的极好机遇。 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各类科研机关及
各类科技人员也源源不断地流向后方，此时科技发明带有浓厚的“战时”特征。战时后方科技尤其是工业科技的发展在中国近代工业科技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第一，促成
了中国近代工业科技史上少有的繁荣局面；第二，锤炼和造就了整整一代中国自己的工业科技人才；第三，发展和完善了中国近代科技体系与促进工业科技进步的制度。
抗战爆发后，文艺界人士和抗日文化青年在“到大后方去”、“到延安去”的口号影响下，纷纷奔赴内地。以重庆为首的大后方汇聚了当时中国文化教育界的大部分精英人物和中
国当时的主要文化机构和团体。据不完全统计，仅迁至重庆的就有上百个。由郭沫若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也迁到重庆，全面负责指导与管理全国的文化艺术事业。
桂林因为进步报刊集中而被称为文化城，重庆更以汇聚了数百家中外报刊、通讯社而成为中国抗战的新闻中心。
抗战时期的工业、人口、文化及其他各种社会要素的内迁，形成了一个现代化中心的转向运动，对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
事业的不平衡格局也作了相对的调整。尽管不符合常规，却在某种意义上造就了历史的进步。其动力，无疑是爱国主义起了关键作用。

❷ 抗战时期抗大后来发展为哪所大学

1945年10月，原抗大总校一部分教职学员奉中央军委命令，在副校长何长工带领下向东北进军，1946年2月底到达吉林通化，筹办“东北军政大学”。新中国建立后迁入北京，发展成国防大学。各个分校则组建了华北、华东、西南等军政大学。

随着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中心的南移，清华、北大、南开大学等南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华中大学迁往喜洲。

(2)抗日战争时期为什么学校搬迁扩展阅读：

一、创办初期

抗大的前身是1931年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红军学校，1933年扩建为红军大学，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称“干部团”。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大恢复创建于陕北瓦窑堡，红军干部团和陕北红军学校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不久改称“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

1936年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6月1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校址为保安县）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出席并发表讲话。

二、中国科大与抗大

1958年9月15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开学之前，首任校长郭沫若题写了校歌歌词《永恒的东风》。9月17日，郭沫若校长向周恩来总理汇报的时候，总理仅改动了两个字，把校歌歌词中“为共产主义建设作先锋”中的“建设”改为“事业”，使文字的表达更为准确。

经总理审定后，郭校长又邀请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著名音乐作曲家、抗大校歌作曲者吕骥先生为之谱曲。郭老说：“我们的校歌得到他的作曲，这就使得我们的学校能够有声有色地继承着抗大的传统。”

两天后，郭校长又请吕骥先生来校，在大礼堂里教授全体师生们学唱这首校歌。由一代文史巨匠、音乐家和政治家共同参与创作的、激荡科大人的旋律，从此传唱不衰。

在1958年9月20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学典礼上，陈毅、聂荣臻就明确指示：“科大应该按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样子来办。”

❸ 为什么交通大学抗战时期不让搬迁

（一）强敌环伺之下坚持办学（1931-1937）
1931年9月18日，日本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了侵华战争，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长城各隘口和热河（民国时期省份，位于今河北、辽宁、内蒙古交界地带），中国守军凭险固守，但最终失利撤退，中国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1935年7月，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被迫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何梅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巨大隐患；1935年12月，汉奸殷汝耕（时任河北省蓟密区兼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在日军扶持下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傀儡政权，管辖区域包括通州、临渝、昌平等二十五县和唐山、塘沽等地。
这一时期，学校位于河北唐山，时名：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

图1 1931年夏竣工的学生宿舍——眷诚斋
注：1931年夏竣工的学生宿舍由校友詹天佑先生（字眷诚）捐资修建，学校将该建筑命名为眷诚斋。
1．九·一八事变之后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唐山后，师生群情激愤，校学生会立即召开了各班的干事会，商讨行动计划；随即又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号召同学们立刻行动起来，通过游行示威等方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会后，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奔赴唐山市区，学生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寇赶出去！”等口号，沿街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进行抗日演讲。学生们成立了满洲问题研究会、军事研究会等组织，开展学习和研究；同时，以研究会为基础，组成了抗日义勇军，开展军事训练，半天上课、半天操练，时刻准备响应祖国的召唤，效命沙场。
“九·一八事变”后，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率领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深受全国人民称赞，全国各地群众自发组织后援会，捐钱捐物。学生也募集了大批财物，通过中国职业教育社主办的《生活》周刊转交。1931年11月，校址在沈阳的冯庸大学部分学生流亡到唐山，暂住在交大，交大校学生热情接待了他们，东北籍同学还邀请流亡学生共度了春节。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国民革命军第57军奋起抵抗。学生发动募捐，并派出代表江大源、刘恢先等携带慰问品慰问抗日将士，57军军长何柱国将军亲自接见了学生代表，表示一定要坚决抗日到底。
2．暂迁上海、北平（今北京）
1933年1月，长城抗战爆发，日军侵入冀东，已处于抗战最前线；伪“救国军”侵占南操场进行操练，学校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工作。在这种情况下，1933年4月下旬，学校被迫暂迁上海，借用国立交通大学上海本部（今上海交通大学）的校舍复课。上海本部虽然房屋很紧张，但仍努力为复课提供了条件。1933年6月，65名毕业生在上海毕业，其中包括历史上第一位女生朱颖卓。
《塘沽协定》签订后，唐山暂时恢复平静；1933年7月，学校师生北返，由于伪“救国军”仍占据着校园，师生只得在北平滞留，暂时借住在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今北京交通大学，以下简称“平院”）；1933年11月，师生返回唐山校园复课；1933年12月，伪“救国军”才从学校全部撤离。
3．坚持办学
1935年12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汉奸政权成立，学校被日伪势力包围，处境险恶，校门不远处就有日伪岗哨，日伪军在大街上耀武扬威，为非作歹。学校随时有被日伪军占领的危险，每堂课都有可能成为最后一课。面对这样险恶的形势，学校仍坚持办学，全校师生以自己的方式与日伪势力展开了不屈的斗争。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当时，冀东大地上只有每天还升起中华民国国旗，这面国旗不仅鼓舞了全校师生，也鼓舞了冀东人民。唐山一位中学校长说：“国旗悬挂在唐山工程学院旗杆上，不仅给唐山老百姓以无限安慰，便是冀东22县乃至关外民心都觉得祖国不会忘记了他们！”

图2 飘扬在校园里的国旗
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抗日救国组织，以下简称“民先队”）的领导下，爱国学生组织了读书社、一二九流通图书社等进步社团，出版《唐大学生》刊物，宣传抗日救亡。
在险恶的环境下，学校建设也没有停止。继1931年眷诚斋学生宿舍落成后，1935年，由校友和教职工捐款修建了校友厅。1932年，由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赠送的万能材料试验机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此机可测试8英尺以内的横梁直柱，当时为所仅有，东亚第一。
（二）几度迁校 弦歌不辍（1937-1945）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华。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也被迫流亡，先后迁校至湖南湘潭、湖南湘乡杨家滩（今属涟源市）、贵州平越（今福泉市）、四川璧山（今属重庆）办学，抗战胜利后回迁唐山。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于1937年7月17日占领，“支那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将联队本部设在校园内。当时学校正值暑假，留校师生很少，学校的仪器设备、文书档案等落入敌手，师生财物也被劫掠一空。学校图书馆江秀炳主任等人冒着生命危险，将馆藏的37,000多册图书运到河北保定莲池图书馆保存，其中包括光绪皇帝御赐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❹ 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个学校都建立于抗日战争的时期啊

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很多学校迁移到西南和西北地区，同时很多学者和老师迁到后方后建立新的学校。

❺ 抗日战争时期孩子怎么上学

当时的学校一般都集中在城市。例如广东就只有广州有大的学校（不算私塾），四川就在重庆和成都，江苏金陵女校啊之类的。
有一个老人的自传里写过（名字我忘了，抗日战争博物馆里的）。原话我忘了，总结就是。日军飞机轰炸过后，人们从防空洞里出来，又恢复到正常生活，上学的上学。学校一听到防控警报都会疏散孩子到附近的防空洞，而家人也会派人来找。
其实和现在差不多，只是动乱年代能上的起学的不多，能教的现代知识也不多。多是基础教育。

❻ 抗战时期进行内迁的高校有哪些

从1937年7、8月起，各高校师生开始带着大量书籍、实验仪器长途跋涉，风餐露宿，迢迢千里从华北、华东迁到内地。当然，说 “内”只是相对的，它不仅指西部内陆，包括本省边远地区，也应包括一定时间内的租界和香港。

除了日后大家熟知的西南联大，当年参与迁徙的几乎囊括所有高校。早在1936年，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就预测“国家的前途将会更危险，教育要有所准备”，开展内迁准备工作，于1937年12月迁到重庆沙坪坝。大部分学校迁入四川、云南等西南几省。如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迁到重庆，武汉大学内迁四川，浙大迁到贵州。一部分大学迁往西北几省，如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迁往西安，焦作工学院迁往陕西天水，东北大学和民国大学迁入山西。还有一部分大学由大城市迁往本省内比较偏远的县镇。如中山大学迁往梅州、山西大学迁往晋南，厦门大学迁往长汀，广西大学迁往柳州，安徽大学迁往沙市，湖南大学迁往辰溪，河南大学迁往鸡公山，这类大学占全国高校的1/4左右。

受战事的超预期发展影响，部分高校内迁次数太频繁，饱受战祸之苦，如同济大学共迁了6次，辗转于沪、浙、赣、桂、云、川等地。据不完全统计：迁校4次以上的约有19所，其中7次的有中山大学、山西大学等5校；8次的有广东省文理学院，各学校所到之处，皆为落后的山区，备尝艰辛。

高校内迁于1939年底基本完成。到1940年，高等学校和在校学生都恢复到战前水平，大学113所，学生52376人。

北大清华南开的内迁

事变之后半月内，主政北大、清华、南开的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及胡适等人被邀请到庐山，参加最高领导人主持的“国事谈话会”，征询战和对策和议定战争爆发后文化教育应对策略。就在三人尚未返回平津之际，北方战局恶化，7月29日，北平陷落，日军进驻清华园，北大清华二年级学生不得不提前结束西苑兵营军训。而天津的南开在7月29日已经迎来“黑色星期四”，日军连续两天用飞机对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小学校园实行轰炸，校舍损失严重。教育部不得不决定让三校搬移到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

多年后，蒋梦麟在《西潮》中回忆说：“三个大学有关人士正在南京商议学校内迁的计划，大家有意把北大、清华和南开从北方撤退而在长沙成立联合大学，我经过考虑，勉强同意这个计划”。之后他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家乡去面见老父，临别之言是“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表明他立志办好战时教育的决心。

选择长沙，是因为长沙交通便利，又有相对优越的办学条件，也是清华较早做的准备。早在1935年华北告急时，为了做应变准备，清华就在岳麓山下修建了一整套的校舍，1938年就可以完工交付使用，同时秘密运送了好几火车的图书、仪器等等暂存在汉口，随时可运达长沙。长沙条件好也是相对的，毕竟都在战乱中办教育，因住宿条件一事还引发了三位校长的争论，据当时学生汤衍瑞回忆，一天上午，三位常委来巡视宿舍，蒋梦麟看到宿舍破败，设备简陋，认为会影响孩子的身心，不宜居住，张伯苓则认为国难当头，学生应该接受锻炼，有宿舍就应该满意了，梅是张伯苓的学生，未当场表示态度。蒋梦麟于是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这样的宿舍！”张伯苓反驳道：“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让他住在这宿舍里。”

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教职工家眷学生上千人从平津南下，合组长沙临时大学，蒋、梅、张三人担任常委，杨振声担任主任秘书。同年12月武汉局势紧张，大家意识到抗战已经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临大被迫再次迁徙。三大常委认为教育要搞好，必须选择一个安全的地方，昆明一是离前线较远，二是滇越公路可以从海外采购图书设备，故而选择昆明。

这时临大已经失去了上述办学资源优势，必须在几十栋砖土墙、茅草顶的平房内教学，加上图书仪器等物资在由重庆转昆明的过程中被敌机轰炸，几乎被毁尽，办学难度可想而知。

为解决内迁学生的生活问题，教育部宣布一律免除学费、提供住宿，先后采取了贷金制度和公费制度，不让学生流失。据当时的学生何兆武回忆：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仍有困难，可申请助学救济金，且不需要还。

湘黔滇三千里步行

武汉告急后，长沙临时大学遂于1938年1月20日第43次常委会决定，即日起开始放假，下学期3月5日在昆明报名、上课，师生根据个人状况不同选择不同路线抵达昆明，同时给教职员路费津贴65元，学生20元。关于迁校路线，雷树滋老师提出水陆两条路线。水路经广州转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由滇越公路入昆明。陆路由湘西经贵州直扑昆明，路上安排采集标本，了解风俗民情。通过身体测试，共有875学生赴滇就学，其中240人选择走陆路，1938年2月，湘黔滇旅行团组建，共有300名学生和11名带队老师（闻一多、曾昭抡等），开始奔赴昆明，4月到达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陆路全程3342里，除了常德到芷江段，晃县到贵阳段外，其余都是步行，共计2600里。步行第一天，走了46里，第二天大家脚上都起泡了。过程中最为艰难的是1938年2月24日，其时为农历春节前后，天气极为恶劣，进入常德境内，一天走了50里，就有一半同学倒下。另外陈岱孙、冯友兰等10位教师走长沙-桂林-柳州过镇南关，再乘滇越铁路，冯友兰在车子经过凭祥隧道时，探臂窗外，遭受骨折。不过，这一队教授还前往桂林采风，闻一多在路途中还发挥其美术特长，到处写生，学生还收集了几千首民歌，增添不少乐趣。

内迁高校落根生芽

大学要内迁，不仅是迁到为止，还要在后方的“落根”和“发芽”，重建教学和研究秩序。各大学从大城市迁往后方后，总体还是在不断发展的。如浙江大学在竺可桢带领下，辗转建德、吉安、泰和、宜山、遵义多处直到最终落脚于湄潭，在战火中成长壮大，一度成为最好的大学之一。世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到贵州，惊讶地发现这么贫苦的地方居然有这么好的大学，称赞其为“东方剑桥”。

内迁西南的61所院校，有48所集中在渝、蓉两地，以致形成了一些学府毗邻的学苑区，像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即为名噪一时的大后方“文化四坝”。伴随着大学内迁的是大学的合并，受战争影响，有些学校设施毁坏严重，学生失散比例高，适当减少数量可以使得师资力量更加集中，形成一定的学科优势，大学合并的比例占高校内迁的25%左右。除西南联大之外，安徽大学因学生失散并入武汉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组成东南联大；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北平艺专、国立杭州艺专合组国立艺专。在颠沛流离中，为解决书籍教材匮乏的燃眉之急，许多学校纷纷自编教材，经过教学实践与修订，逐渐锤炼成科学系统的教科书,内迁大学也最终完成了落地生芽。

❼ 抗日战争为什么学校都跑昆明

其实抗战末期，小日本没有那么多武力了。
抗日战争期间，云南没有全境被日本占领过,但部分边境地区被占领过,是中国在云南边境的抗战挡住了日军的进攻.
在中国沿海省份相继被日本占领后,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主要通过两条路进行:其一是新疆,主要是苏联的支援,其支援主要在抗战初期,苏德战争爆发后,就停止了;其二是滇缅公路,主要是英美等国的支援.为切断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并从侧翼包围重庆,实现大东亚共荣圈,日军登陆缅甸,占领了滇缅公路,切断中国与国际上的联系;并以缅甸为基地向云南进攻.但盟国划分了远东战区,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和中国本土皆为中国的作战范围,为保持交通线并反击日军的进攻,1942年有中国发动滇西战役,不仅收复日占云南领土而且从云南进入缅甸与日军作战，隔怒江与日军对峙数年.直至抗战胜利.

❽ 抗日战争爆发后，很多高校西迁避战，大多迁到临时首都重庆，西南联大则迁去昆明，为啥不迁去重庆呢

史记：1937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岳麓山下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开回学一个月后，答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危及衡山湘水，师生们于1938年2月搬迁入滇，4月，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从历史看，西南联大先在湖南长沙办了校，后因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而搬迁入滇。这和日军入侵有直接的联系；还有一点是，从地图上看，重庆也刚好在长江线上，这时的重庆和长沙的境况是差不多的。云南的地理优势和相对安静，应该说是成了西南联大选择的主因。
从后来取得的教育成效看，这选择很好。
联大8年，前后任教的教授有朱自清、闻一多等300余人，他们都是各个学科、专业的泰斗、顶级专家。学生有8000人，毕业生3343人(1938-1946年）。 联大师生担任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年）27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54人（学生80人）、工程院院士12人（全是学生），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物理学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宋平、彭佩云、王汉斌等人成为国家领导人。

❾ 抗战时期 大学还有人吗

有呀。比较有名的有抗大、联大等 。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内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容，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高校内迁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校庆日）。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经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❿ 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各地多刑场，为何建国后学校会选择这些刑场建校

因为学生血气方刚，身上阳气足，可以把阴气镇压下去，所以建国后学校才会选择在这些刑场建校。其实不管怎样这些土地都是要利用起来的，就算不是学校，也会是其他的建筑。

学校阴气重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建立在坟场、刑场、乱葬岗上，所以每天晚上阴气特别重，不过由于学生大量的阳气可以将其镇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