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题中如何改变农村的面貌

A. 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是改善、还是改变和改观

改变。

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改善：意思是为追求更快、更好、更加内简洁地达成工作目标而通容过"手段选择"或"方法变更"，把事情或动作往好的方向修正或调整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改变原有情况使好一些。
例如：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改观：改变原来的样子，出现新的面目。
例如：河流水质大为改观；昔日荒山大为改观。

B. 一道简单的历史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十一五”期间，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主要是考虑：一方面，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目标的难点和关键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体现了农村全面发展的要求，也是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发展和改革已进入了新的阶段，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加大各方面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这样才能较快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要求，可以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二十个字，内容丰富，涵义深刻，全面体现了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突出抓好以下几个重点方面：一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加强农业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二是全面深化以农村税费改革为重点的综合改革。加快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体制、农村金融和土地征用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三是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加快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重点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明显改善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四是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要采取综合措施，广泛开辟农民增收渠道，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引导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继续完善现有农业补贴政策，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必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艰巨和长期的任务，各地要制定科学规划，注重因地制宜，加强分类指导，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防止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扎实稳步地推进。
参考资料：http://www.gov.cn/ztzl/2005-10/19/content_86221.htm

C. 怎样才能改变农村的面貌

农村怎样才能富？少生孩子多种树。农村怎样才不穷？少生孩子喂狗熊。

D. 建国六十年来农村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发生在农村。变化主要体现在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加强、农村面貌不断更新等三个方面。

一、农民收入不断提高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百废待兴到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一路栉风沐雨、一路蒸蒸日上，农民收入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不足百元增加到1996年的千元，再到2018年的接近万元大关，收入不断跨越新的台阶。

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加强

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级党委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始终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位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尤其是近几年，以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为抓手，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型生产经营主体新产业新动能，农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农产品供给水平不断提升，现代农业融合创新发展，农业转型升级速度加快，农业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迈上了新台阶。

三、农村面貌不断更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的土地问题得到了解决，到如今农村的面貌又得到更好的改善，农村的环境不像以往那样脏乱差了。

国家在农村也开始大力推行环保政策，尤其是展开了对农村污染企业的治理，凡是对环境有影响的企业都必须缴纳环保税，并且不允许随意向河流中排放污水。在农村生活区一定范围内禁止举办养殖场，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改善农村的环境问题。

(4)历史题中如何改变农村的面貌扩展阅读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农民素质，推动“物的新农村”和“人的新农村”建设齐头并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一个新概念，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曾多次使用过类似提法，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和更加全面的要求。新农村建设是在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后面临的崭新课题，是时代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在农村，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工业化有了一定发展基础之后都采取了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战略。

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已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根据国际经验，我国现在已经跨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因此，我国新农村建设重大战略性举措的实施正当其时。

E. 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哪些巨大的变化

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华夏儿女们安居乐业。青藏铁路，一条几乎不可能的铁路，中国人民做到了；火车多次提速，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奥运场馆建设，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举国上下一片欢呼雀跃……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完成着一个又一个壮举！
六十年里，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文明古国成为了一个和谐的大家庭。1998年，南方特大洪水，淹没了许多楼房，淹没了许多人民，却淹不灭中华儿女的爱心；2007年年底，当春节来临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雪灾，阻碍了人们回家的道路，却阻碍不了中华儿女救灾的决心；2008年5月，里氏高达8.0级的汶川大地震一度牵动了世界各地的心，地震震倒了一座座楼房，震碎了一颗颗逝世者家人的心，却震不倒中华儿女突破重重困难的热情。我相信，再大的困难除以13亿，会变成小小的烦恼，再小的帮助乘以13亿，会变成大大的扶持。炎黄子孙会手挽手，心连心，克服一切困难！
六十年来，中国的航天事业迅速发展，中国在历史上刻下了辉煌的一页。2003年，神舟五号发射成功，杨利伟叔叔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2008年，中国的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飞上太空，到月球上去拜访嫦娥和玉兔；同样是2008年，神舟七号升空，翟志刚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进行太空行走的宇航员。中国的科技技术蒸蒸日上，为发展中的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六十年来，中国建设新农村的脚步越走越快。以前，农村人知识很少，只知道劳作。现在，“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越来越普遍，连许多老年人都发奋学习。农业不仅用上了力气，同时也充分运用上了智慧。越来越多的农村人上了中学、大学，成为了建设祖国新一代的智囊团；以前，农村生活是吃不好，穿不暖，过的都是苦日子。现在，农村人的经济能力越来越好，纷纷过上了小康生活。手机、彩电、冰箱……这些曾经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一样样成为了现实。以前，农村给人的印象是又脏又乱。一下雨，小路便成为了“水泥路”，山上杂草丛生，无人问津……现在，一提到农村，人们想到的是清新的空气，美丽的青山绿水……改革开放，让农村展现出了勃勃的生机，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加幸福。
我坚信，中国将会迎来更美好的未来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28 16:35 2009年，我们的共和国已经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回顾过去，我们豪情满怀；放眼未来，我们信心百倍。

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从北京天安门升起，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新中国成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第一，表明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了国家的主人。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纪元。第二，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的道路，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第三，宣告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一，建国六十年来，社会主义制度已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开花，结出累累硕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没收了大官僚垄断资本，通过土地改革，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就从根本上铲除了阶级剥削的根源，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现象；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

消灭了剥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优点，从此全体人民有了共同的根本利益。人民利害相同、休戚与共，每个人的利益都依赖于国家、集体事业的发展。人们在生产中建立起了同志式的协作关系。尽管在人民内部还有矛盾，但这种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是局部的、暂时的，只要正确处理，就不难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根本利益一致，因此人们有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是我国人民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它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符合我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它经过全体人民的奋斗，一定能实现。对于这一点，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有着坚强的共同信念，并由此迸发出无穷的力量。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能够高速度地向前发展。建国60年来，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工业的发展上，我们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程。我们的农业、交通运输、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实现“四化”创立了可以依靠的前进阵地。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新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是新生的制度，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它还不完善，在成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挫折，出现反复，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有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同时吸收世界各国的进步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在日益显示出来，它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必将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扭转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左”倾路线，标志着“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结束，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那时以来的30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斗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文明古国，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30年，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在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上走过了辉煌的历程，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年，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性活动的30年。我国人民在建国以后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30年的改革开放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给中国带来了持续快速的发展。文革中一度濒临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到今天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老百姓从温饱不足到吃饱穿好，不少人还买房买车，到国外旅游。从抗震救灾中，从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中，从神七飞天太空行走中，我们进一步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30年的基本经验告诉我们，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论断，高度概括了改革开放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就是要让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古老的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实现伟大复兴。

三，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

胡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胡书记指出：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党中央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集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制定和作出了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在又为我们提出了振奋人心的奋斗目标，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一代接一代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F. 关于1949到1979年中国农村面貌的文章 快!!!!

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
徐勇/徐增阳
根据现代化经典理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意味着城市和乡村的中心—
边缘、支配—被支配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乡村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生存还
是毁灭，衰败或是复兴，遗弃抑或重建……任何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然面临并必须解
决这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正是在现代化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
社会改造和发展问题。在古代，社会是乡土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民众主要是农民，
以农耕文明为特质的均质性社会按照自身的逻辑演绎和发展。因此，在古代，农村、农
业和农民并没有构成社会和政治问题。只是随着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城市和工人
等现代文明因素的出现，与传统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的农村和农民便构成了社会和政治问
题。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其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启动的，在此
情景中，作为传统因子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便格外突出。自本世纪以来，在西方工业文明
裹挟的大量现代因子的冲击下，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日益凸显，成为知识界和政府十分
关注并致力于解决的重大问题。由此，本世纪关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研究便具有了明显
的“问题导向”的特性。

20世纪上半期：农村的衰败与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自19世纪60年代晚清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作为现代化“弃儿”的农村和农民一直
在衰败和危机中挣扎。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不仅没能遏制农村衰败、克
服农村危机，反而全面激化了自晚清以来乡村社会中所凸现出的全部矛盾，酿成20世纪
上半期农村空前的社会与政治大动荡。日益严重的农村与农民问题，引起了当时的知识
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试图寻找治病的良方，由此在三四十年代形成了本世纪中国农村
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在这次研究高潮中，国内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一种是出于救国救民的
政治需要而研究农村和农民问题，其中以毛泽东和梁漱溟为代表；另一种是从学术上研
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并为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提供了思路，其中以费孝通为代表。
1.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道路”。由于现代化造成农业和农村的衰败，引起
一批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梁漱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中国最
后一个儒家”，梁漱溟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浸染，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使梁漱溟洞
识到，西化道路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自19世纪后期的自强运动以来，中
国经历了一次次社会变革，领导变革的知识分子都认为通过学习西方可以使中国富强。
但是，这些运动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造成无序和混乱，是农民群众而不是知识精
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财富和机会集中于城市，农村一步步遭受劫掠，特别是以都市文
明为载体的西方文化破坏了传统的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这一中华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
以西化为目标的现代化给农村造成苦难这一事实证明，一味仿效西方都市化、工业化文
明无济于事，中国只能复兴“以农立国”的中华文明，知识精英只有转向受西方文明浸
染较少且受西方苦难最多的乡村，才能找到中国的出路。他认为：民族自觉的头一步，
便是觉悟到乡村，从这一步，就可以觉悟到一切，觉悟到我们原来的社会构造的特殊，
觉悟到我们自有我们的前途。所以，乡村建设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起点和基础。
梁漱溟之所以提出“乡村建设”，而不赞成共产党的农民革命，是基于其对中国国
情的独特理解。他从文化本位出发，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人伦关系为本位，只有职业之别
，而没有阶级之分，因此只有建设之任务而没有革命之对象。中国的问题虽然包含政治
经济问题，但实则是近代西方文明冲击造成的文化失调问题，其出路是改良文化而不是
制度革命，解决乡村问题进而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是通过乡村建设复兴中华文明。
乡村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依靠乡村自治，创造一种以理性和伦理为基础的新团体组织，
由此推动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此，在国民党地方派的支持下，他及其同事
身体力行，先是举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有志于乡村建设的知识精英，后又直接
到山东省邹平从事社会实验。可以说，乡村建设运动带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是以知
识精英为主体的文化改良运动。
梁漱溟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和实践有独到性，但是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其独
到性在于：一是不同意西方道路的普适性，而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梁漱溟独具慧眼地看
到了以城市化、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两大弊端，即物欲横流和乡村遗
弃，认为中国不能走西方的老路，力图以文化重建复兴乡村，进而改良中国；二是强调
知识精英必须到农村去，主张知识精英与农民结合。其局限性在于：一是过分强调中国
特殊性，从而否定现代工业文明的普适性，这必然妨碍他正确认识、分析中国和乡村的
根本问题；二是文化本位的分析方法忽视了农民贫困化的根源；三是将乡村居民等同于
农民，无法改变农村固有的社会阶级关系，无法激起下层农民的热情和向往。梁曾为之
叹息：“工作了九年的结果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梁漱溟希望造就乡村领导精
英推动乡村建设运动终于流于空想。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探索。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对现代化启动
后农村的衰败和农民的苦难有着更为真切的感受。从青年时代起，他就致力于寻求救国
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使他的探索获得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根据马克思
主义经济分析方法，毛泽东将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根源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
压迫。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即不合理的地权关系。因此，只有充分动员广大贫
苦农民改变旧的统治秩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在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
题的认识上，毛泽东形成了一些不同于马克思等人的独到思想。
其一，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大批破产农民被转化为城市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人
数最多、受压迫最深的阶级，因而，工人阶级是改造旧社会，重建新制度的阶级力量。
而在中国，现代化是在外部力量侵入下启动的，传统社会的主要社会成员——农民作为
一个阶级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所受苦难最深重，“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
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
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1]（p631）。 只有解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制度
革命才能成功，从而为现代化重建制度基础。
其二，在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看来，农民不过是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弃儿”。即使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也估计不足，恩格斯认为：“我们的小农
，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2]（p487）在中
共创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也认为只有城市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动力。陈独秀
等人更是以城市知识精英自居，轻视和忽视农民的历史主动性。而毛泽东通过实际调查
，对农民的历史主动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将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作为检验是否是革
命者的标志。毛泽东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正是农民成就了多年
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
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没有贫农，便没有革
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3]（p21）。之后，毛
泽东又多次强调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
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结合，才能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由此将被
视为消极存在的农民阶级提升到革命主体的地位。
其三，西方现代化理论将人口、资本、知识、技术集中的城市作为社会历史变革的
中心，分散的乡村则处于边缘地位。以西方国家经验为基础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认
为，革命的中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集中居住的城市。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城市
主要是政治统治的堡垒和消费中心，中国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农村是消费品的主要
生产地。为此他提出，要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在农村造就革命力量，以取得革命的成
功。
其四，由于农民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农民是革命的动力，农村成为革命根据地
，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即不
合理的地权关系。只有实行“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解
放农村生产力。解决土地问题的实质是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实现其物质利益。这正
是农民作为历史变革动力的持久源泉。显然，它与简单地消灭私有和遏制个人利益追求
的思想和做法有显著的差别。这反映了毛泽东对农民的深刻了解和认识。
在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上，毛泽东既注意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普适性，又能
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因此他创造性地探索出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并领导中国革命取
得成功。
为探索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出路，毛泽东十分重视实地调查，如20年代对湖南农
民运动的考察，30年代江西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40年代主持的陕西省农村调查
等等。这些调查不仅为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了直接依据，而且在调查方法方面也作出了重
要贡献。
与此同时，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了
研究，并批判了梁漱溟等人的观点。主要代表人有陈翰笙、薛暮桥、千家驹、孙治方等
人，他们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中国农村》杂志上，因此又被称为“中国农村派”。他们
认为梁漱溟等人看到了农村问题，但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因此不可能有医治问题的良
方。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实际从事社会调查，正
确认识到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有效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正确思
想，从而产生了20世纪上半期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最辉煌成果，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
3.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的研究。本世纪上半期，一些学者从学术上研究中国农
村和农民问题，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并为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提供了思路。这一研
究由于属于纯学术研究，因此被称为学院派。1926—1927年间，李景汉就曾指导燕京大
学的学生对京郊挂甲屯等四村160户家庭进行调查，并于1929年出版了《北平郊外之乡村
家庭》一书。1933年李景汉又根据自己以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调查部的同仁进行的定
县调查出版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当然，在这些人中，最典型的是费孝通，其主要
著作是《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1936年出国留学前，费孝通在家乡江苏吴江开弦
弓村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细致调查。此后，在其导师人类学功能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
的指导下，写出了题为《中国农民的生活——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的博士论
文。这本译成中文后改称《江村经济》的著作不仅从社会学角度深入细致地描述了中国
一个村庄的农民生活，而且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观点：以恢复中国农村企业，增加农民
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
开弦弓村是一个农业加手工业的典型社区。费孝通通过调查注意到农村中农业、家
庭副业和乡村工业的关系。在他看来，传统中国农村经济具有工农相辅的内涵，农业和
手工业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时间。现代化不是凭空而来的，要在传统的底子上建设。
中国农村的发展必须注意到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
的产物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归，其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人民如何去解
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的乡土重建既不能复制西方，也不能复归传统，而应
在传统力量和新的动力相互作用下依靠民众去解决。
通过一个村的深入调查和研究，费孝通准确地把握住农村的基本问题，认为“中国
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4]（p200）。 从这一意义上，费孝通赞成中国共
产党以制度革命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但他认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平均地权
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问题，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
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恢复农村企业是最根本的措施”[4]（p202）， 即走乡村工
业化之路。这种农村企业就是深藏于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中的“草根工业”。

回国后，费孝通与张子毅等人一起，调查了昆明滇池附近的禄村、玉村和易村，并
先后写出了《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乡土重建》等以农村社会学为主题的理论
著作。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深入解读了中国传统社会，认为中国是乡土性社会，
乡土社会的核心是“土”，人和土地的关系构成中国的特殊性。他总的思想是，以工业
重建乡土，进而解放农民，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并最终解决中国问题。改革开放
后的实践证明，其思想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国外力量的介入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世纪上半期，一些外国人也开始涉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这种研究也可分为
两类。一类是学术性研究。这主要是当时一些在大学任教的西方学者运用西方社会学理
论对中国乡村进行的学理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1920—1925年，金陵大学农科教授卜凯
对中国7省17县2866个农场进行了为期五年的详细调查。1933 年他出版了《中国农家经
济》一书。他通过调查发现，中国的贫困在于农场面积的零细，生产力的薄弱，总根源
是人口过剩，人口过密。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实行人口节制。 1925 年上海沪江大学
的美国学者库尔普（ DanielKulp）带领攻读社会学的学生对广州潮州凤凰村的家族进行
了调查，并撰写了《南部中国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
另一类研究是为本国制定政策提供依据。从研究角度看，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费
正清。费正清是个“中国通”，在中国居住过很长时间。在《美国与中国》这部书中，
他将中国视为两个不同的社会，一个是都市，一个是乡村。在中国乡村社会与国家的关
系中，乡绅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国家与农民的中间人，是乡村社会的实际统治者。其研
究成果对美国政府从主要扶持中国中央政府转而关注地方实力派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
，早在1907年日本就在大连设立了“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其主要目的
是搜集中国的社会经济情报，从而为制订侵华政策提供依据。在他们看来，中国社会的
主体是乡村，是农民，要真正征服中国，就必须征服农民，要征服农民，就应该了解农
民。因此，他们将调查的重点放在对农村的调查上，其调查范围和内容也随着侵华范围
的不断扩大而扩大，涉及全国大多数省份。主要调查方式是在全国不同地区抽样调查村
庄，包括村庄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获取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据
统计，目前在日本及美国的大学里保存的满铁调查报告和文章有10514种之多。 现已出
版《中国农村惯行调查》（6卷）。关于这些资料的学术价值，国内外学术界有争议，
有的认为这是日本为侵华的需要进行的，缺乏科学性；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虽然满铁
的调查是为日本侵略服务的，但是这些资料是值得重视的，是了解和研究20世纪上半叶
中国乡村社会的宝贵资料。美国著名的华裔学者黄宗智先生就认为，满铁资料不失为用
现代经济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的一组数量最大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资料。它们的
质量，甚至可能高于本世纪前半期世界任何其它小农社会的有关资料。现在国内外有不
少学者正在利用这些资料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社会进行研究，有的成果在国内外已
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当前国际上影响很大的杜赞奇的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
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就是利用满铁在华北调查的几个村的资料写作的，朱德新也利
用满铁在山东和河南的资料分析保甲制度，出版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
制度研究》（1994），曹幸穗撰写的《旧中国东南农家经济研究》也是在满铁对江苏调
查的基础上撰写的。总之，满铁的调查资料是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的研究20世纪上半叶
中国乡村的很有价值的资料。
50—70年代：国内研究的停滞与国外研究的进展
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由于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
在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之后，迅速转入农村集体化。从此一直到70年代末，对中国农村
和农民问题认识的主线是围绕农业集体化展开的，并由此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重大分歧和
争论。
土地改革后的农业集体化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增加生产，解决日益增多的人口吃
饭问题；二是为工业化提供积累；三是实现大体均等，避免两极分化。集体化对中国来
说的确是一场革命。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都是以户为单位，既不同于西方
的个人本位，也不同于苏联有村社集体共同生产的传统。但是，受苏联模式影响，我们
对集体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认为集体不仅是生产资料的集合，而且是劳动的集合，以致
集体的规模愈来愈大，由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一直到人民公社。由此就
脱离了中国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以户为单位生产的国情和传统。先是1955年左右出现
了所谓“生产力暴动”，农民以破坏生产工具等消极方式反抗急剧加快的农业集体化。
但这种反抗是无力的，因为农民的土地是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取得国家政权后分给农民
的，加上相当多数的农民对党的号召寄予厚望，有要求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所以，集体
化进程总的来说比较顺利，生产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特别是通过人民公社这种集中
劳动和集体分配的方式，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近7千亿元的资金，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
程， 做到了大体均等。
但是，人民公社一成立，就面临着致命的弱点，即无法解决劳动管理和生产动力问
题。在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下，受“不劳动不得食”的铁的规律支配，人们自觉
劳动。进入集体以后，许多人共同劳动，劳动态度和贡献有所差别，但这种差别却难以
通过报酬体现出来。由于报酬的平均化和科层制管理，势必出现集体性偷懒和少数人占
便宜现象，从而影响生产的持续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
邓子恢率先提出 “集体劳动必须包工包产” 的责任制主张，1957年浙江省永嘉县兴起
“包产到户”。由于反右，这一试验受到激烈批判而中止，直到1959—1961年，全国非
正常死亡人口达3千万， 才引起我们党对农村政策的深刻反思和高度重视。为此出现两
种不同的思路。
一是包产到户的探索。由于粮食生产和供应的日益紧张，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
并得到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
二是坚持人民公社体制。毛泽东起初支持包产到户，是将其作为权宜之计。他的基
本思路是坚持人民公社体制。认为人民公社的主要问题是一平二调，核算单位太大。主
张通过调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
解决劳动和报酬脱节的问题。随着党内愈来愈多的人赞成和支持包产到户，特别是毛泽
东的秘书田家英由过去坚决反对到支持包产到户，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认为这与人
民公社体现的平等理想背道而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可以大体平均；包产到户一小二
私，会出现两极分化。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将包产到户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
道路斗争的高度，不仅激烈批判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
路线，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
由于这一时期农村和农民问题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除了农民革命和农
民战争的主题外，到1979年前，在中国境内有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基本停顿下
来。
与国内研究的基本停滞相比，在这30年中，国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倒是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 ）旅美华人杨庆kūn＠③根据自己50年
代初在广州郊区鹭江村的调查写成的《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1959）。
（2 ）威廉·韩丁根据他对人民公社时期陕西长弓村的再度调查，出版了《身翻：一个
中国农村的继续革命》（1983）。（3）1975—1978年， 美国汉学家陈佩华（Anti Cha
n）、Jonahan Unger和Richard Madsen 对广东陈村的研究。他们三人对26位流入香港
的陈村知青和村民进行了223次深入访谈， 撰写了《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国农民社
区的现代史》（ 1984 ），Madsen 还利用这次访谈的资料撰写了《一个中国村落的道
德和权力》（1984）。这两本书对陈村的社会权力结构和干部权力的道德基础等进行了
深入的分析。
此外，由于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对中国大陆乡村的实证研究受到很大限制，一些西方
学者如裴达礼、王斯福、马丁和帕斯特奈克等人，便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台湾和香港地
区，对这些地区的乡村进行实证研究。1964年和1969年帕斯特奈克（Burton Pasternak
）对台湾南部两个社区进行了调查，并于1972年出版了《两个中国村庄的血缘和社区》
。英国人类学家华德（Ward）在对一个香港渔村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出版了《多样化的
意识模式》。
80年代以来：农村的改革开放和第二次研究高潮的出现
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得以恢复和发展，并形成了本世纪第二次高
潮。这次高潮的出现是有其深刻背景的。首先，1978年开始发动的农村改革，揭开了中
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帷幕。20年来，我国农村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和农民的精神
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包产到户，到乡镇企业，再到村民自治，新事物新现象
层出不穷。同时，此前在农村中掩蔽和积累的各种问题、矛盾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也逐
步显露，甚至激化，这些都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为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创造了宽松的意识
形态环境；其三，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大量引入，为研究提供了可资
借鉴的广阔理论资源。在此情景下，在学术界和政府政策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农村
和农民问题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形成了本世纪第二次高潮。
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学术兴奋点，这次高潮大致可以分为有机衔接的三个波浪段：
1.80年代早中期主要是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的农村经济研究。这一时期研究的
主题多与1979年开始推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关，许多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或积极
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与呼，或是调查论证改革开放给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各
种变化，其论证政策合理性的色彩较多。
2.8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和人口流动及其所引起
的社会变革而进行的农村社会研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解决了生产动力问题
，使生产得以迅速发展，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粮食紧张问题。但是，随后而来的
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日益突出。数亿农民堆积在有限的土地上，这种“过密化”使
我国农村依旧没能摆脱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状态。可贵的是改革开放后
农民身上迸发出来的巨大创造力和想象力并没有就此打住，农村剩余劳动力以“离土不
离乡”的乡镇企业和“离土又离乡”所形成的席卷全国的“民工潮”形式，开始了中国
农民反“过密化”的历史进程，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两大热点。

其中关于农民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当前农村人口流动的基本状况和总体特征，
如袁亚愚的《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条件和原因，如黄平的《
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农村人口流动的组织化问题，如
王春光的《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如
杜鹰等的《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农村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如
辜胜阻等的《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尽管关于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成果汗牛充
栋，然而从学术分科来看，已有的努力基本是由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学者所作的，
而这与农村人口流动之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全方面的影响是不相称
的。
3.90年代开始围绕村民自治兴起的农村政治体制研究。村民自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
革中一个较深入的领域。村民自治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授权方式，由自上而下授权变
为自下而上授权，体现了现代法治和民主精神。村民自治推行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后
农村经济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农民成为利益主体。干部由人民公社时期的给农民转为向
农民要，因此，干部必须重建合法性权威，即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向群众负责；二是
在集体经济背景下，基层干部掌握着一定资源，由于意识形态控制力的松驰，干部可能
利用政府和集体名义搭便车，从而造成干部与群众、国家与农民关系紧张化。为此，国
家实行村民自治，运用民主方式重建国家权威，并通过民主所动员的民间力量监督基层
干部。这样，在农村基层，国家的体制性权力

G. 思考题140年前,我们通过农村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40年来,我国乡村发生了哪些巨变

应该是这个啦
40年来，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是农业现代化建设跃上新水平。国家粮食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粮食产量由6000多亿斤提高到1.2万亿斤，肉蛋菜果茶鱼等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依靠自己的力量，比较好地解决了历朝历代困扰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农业发展方式深刻转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7.5%，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68%，农民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正在成为历史。农业经营方式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各类新型农业主体超过300万，新型职业农民超过1500万人，带动广大小农户迈向农业现代化。
二是农民生活水平踏上新台阶。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由130多元增长到1.4万多元，实际增长17倍多。农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67.7%下降至31.2%，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增加近40平方米。脱贫攻坚成效举世瞩目。农村贫困人口由当年的7.7亿减少到目前不到3000万，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
三是城乡融合发展迈出新步伐。农村基础设施显著改善，社会事业加快发展，农民社会保障从无到有，并与城市逐步并轨，农村基层党建和乡村治理不断加强。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城镇化率比1978年提高40.6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就业占比由70.5%下降到27%，城乡居民收入比由3.3∶1下降到2.7∶1。
农业农村发展持续向好，保证了国家大规模城镇化、快速工业化对农产品和劳动力的需要，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化解各种风险挑战提供了坚强保障，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H. 历史题：中国农村五次土地改革有什么启示

第一次土地改革：

1949年后，中国确立了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这就形成了旧的国有土地使用制度的主要特征：一是土地无偿使用，二是无限期使用，三是不准转让。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于30日公布施行。《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到1953年春，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省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农民真正获得了解放。我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此被彻底被摧毁，地主阶级也被消灭。

第二次土地改革：

1953年到1956年。在保留农民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农业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的土地改革，这次土地改革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大改造”之一。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叫农业合作化运动，仿照苏联建立合作社。从1951年12月开始，中共党中央颁发了一系列的决议，规定了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到1956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阶段后基本完成，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自此，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制度。

第三次土地改革：

1958年到1978年。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改革。

虽然新中国在第二次土地改革中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制度，但是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中国国内生产的有限性，尤其是粮食供给的有限，中国出现了粮荒，为此有人将原因归结为国家对土地控制的力度不够，所以又进行了第三次土地改革。这次土地改革的目的被宣传为加强发挥集体生产的优越性。这一次土地改革后的土地制度在中国存在了25年。

改革开放前，中国城镇国有土地实行的是单一行政划拨制度，国家将土地使用权无偿、无限期提供给用地者，土地使用权不能在土地使用者之间流转。

第四次土地改革：

1979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土地公有，由农户家庭经营的土地改革。

新中国的第三次土地改革后的土地制度在中国并没有发挥出优越性，直到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一群农民违法结束了这种土地制度。这次土地制度改革的目的，用农民的话说就是求温饱，求生存。而官方推行目的是解放和发展农村的生产力，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

1979年中国开始以场地使用权作为出资兴办中外合资企业或向中外合资企业收取场地使用费。土地使用权可作为合资企业的中方合营者的投资股本。

第五次土地改革：

2008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中提到，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这是建国以来首次提出农村土地可以流转。

同时决定中也指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I. 如何改进农村面貌改造提升行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目前，农村面貌改造提升行动在各地农村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如何通过改造提升行动让村庄更加干净整洁、宜居靓丽，让百姓幸福指数得到提升，需要注意以下十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要解决好点面结合、自主推进的问题，在抓好重点村的基础上向面上推进，坚持点面结合、分类指导，全面推开。
二是要解决好规划水平不高的问题，围绕15件事做规划，不能贪大求洋，突出每个村的特色，严格执行规划，一张蓝图绘到底。
三是要解决好工作进度不快的问题，发挥统筹作用，加强工作调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完成今年的工作任务。
四是要解决好标准不高的问题，积极对标先进，严格落实规划，坚持表里兼顾，加强项目监管，提高项目质量。
五是要解决好资金不足的问题，加快对接拨付进度，强化县级资金统筹，加强资金监管。
六是要解决好重点项目技术支撑问题，破解厕所改造、垃圾处理、民居改造、农村能源替代、村庄绿化和污水处理等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
七是要解决好发动群众的问题，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让群众积极支持、主动参与、投工投劳。
八是要解决好工作组作用发挥的问题，严格管理，加强监督，强化考核。
九是要解决好推进方式创新的问题，强化县委书记和分管领导的责任，尽快成立乡镇规划管理办公室，创新统一招标、实物支持等推进办法。
十是要解决好长效机制的问题，积极探索农村保洁、公共服务设施运转以及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J. 农村革命的历史面貌主要保留在苏区文艺中，革命民歌的发展有怎样的重要性

农村革命的历史面貌主要保留在苏区文艺中，特别是革命民歌中。由于使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歌形式表现最现代的内容，因而对新诗的民族化、群众化也是很有启发的。特别对后来民歌体新诗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革命民歌因为运用了极为丰富的民间文学传统，在艺术上达到很高水平，许多优秀民歌比起当时诗人的作品并不逊色。它们大多五言、七言，整齐押韵，采用民歌、民谣、快板的形式。艺术手法十分丰富，大量使用比兴，有许多精巧的比喻。有的用排比，从各不相同的角度形容、描绘自己的歌唱对象。有的还运用流传民间的神话故事来歌颂红军。许多诗都能在朴素浅淡中寓深沉的情感。如湖北苏区一首歌颂贺龙的诗:睡到半夜深，门口在过兵，婆婆坐起来，顺着耳朵听。不要茶水喝，不惊老百姓，只听脚板响，不听人作声。“伢们不要怕，这是贺龙军，媳妇你起来，门口点口灯，照着大路上，同志们好行军。”这里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强烈的音调，只用非常平易的语言，写活了一个老年农妇。既写出了由于旧军队残害百姓造成人们对“兵”的恐惧心理，又写出他们对红军的崭新认识。最后几句话表现了这位婆婆对红军的信任、热爱之情，把这位从强烈的新旧对比中认识了人民军队本质的农民形象完整地显现出来。而透过这个形象，反射出红军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从而达到歌颂的目的。多么丰富的内涵又表现得多么凝练、多么朴素。对于作家创作来说，革命民歌提供了多么新鲜的艺术天地。可惜这一支新诗中突起的异军，受反动派的阻隔，一时还不能对新诗创作发生应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