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哪里读书历史的变迁

Ⅰ 中华民国地图的历史变迁，那段悲剧的历史应该怎么去读

民国时期是内有不绝外患不断的特殊时期。我个人觉得其根本原因在于"攘外必先版安内"这句话权.蒋介石政府在当时只是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实际上各地军阀诸侯林立,地方对中央的命令多因涉及派系利益争斗阳奉阴违.所以战斗意志涣散,很多官员对内只图自身荣华,对外只保身家,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因此日本,苏俄才有机可乘,并且苏俄先后吞并东北的飞地,控制蒙古并使之独立.其实根源就是国家不团结,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和稳定.所以攘外必先安内,国家统一稳定,国力强盛才不至于受他国欺凌

Ⅱ 简述图书形式在中国历史上的几个主要的变化。(200字以下）

1、绳串联
中国的书籍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书籍的装帧形制，也是随着书籍的生产工艺和所用材料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演变着。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书籍是商代刻有文字的龟甲或兽骨，距今已有3000余年。当时，为了便于保存，将内容相关的几片甲骨用绳串联起来，这就是早期书籍的装帧形式。
从商代后期开始，出现了青铜器铭文，统治者将重要文书铸于青铜器上。特别是到了西周，铭文可以容载较多的文字。西周的毛公鼎的铭文达500字，因人们多把古代这种铸之铜器上的铭文看作古代“原始书籍”形式之一，故多数书史家认为，它也是古代书籍装帧的一种形制。
2、竹简
竹简是纸发明前最具代表性的书籍形制。它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任意确定简数，一简书字一行，最后用上下两道绳编串起来，卷捆后保存，还有苇编和丝编两种，考究者用织物缝袋装入。竹简约起源于西周后期，一直延用到公元4世纪。竹简除以竹制成外，也有用木者称木简。与竹简
并行的还有木牍，制成长方形木片，用于书写短文。
3、帛书
帛书是略晚于竹简的一种书籍形式，它是将文字书写于丝织品上，其装帧形制是缝边后成卷存放，由于材料昂贵，多为统治者书写公文或作绘画用，一般书籍使用较少。
4、石经（石碑）
石经也是古代书籍的一种形制。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经》，它开刻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将儒家七经刻于46块石碑上，总字数20多万字。它立于洛阳太学门前，供人们阅读、传抄和校正，它的功能超过了一般书籍。其形制是双面刻字，文字竖向阅读行列整齐，碑呈U字形排列。其它如隋代开刻的房山云居寺佛教石经，虽年代晚于《熹平石经》，但其影响更大，价值亦高。
5、拓印（卷轴）
纸张发明后，出现了一种拓印形式。它可以将各种石刻文字复制在纸上，经裱装成卷后便于保存和阅读。后来这种方法又用于青铜铭文的拓印和陶文的拓印。从南北朝到隋代的宫廷藏书中，各种拓印件是一个重要的类别。
纸发明于公元前二世纪；从公元二世纪起，纸才较多地用于书写；公元二世纪，纸的使用才更为普遍，成为书籍载体的主要材料，纸质写本书籍的装帧形制有多种变化，最早的写本书延用了简策和帛书的形式，即卷轴装。唐代初期，在卷轴装的基础上，又出现一种旋风装，过去，由于只见记载，未见实物，因而对旋风装的形制众说不一。宋代张邦基称这种装帧为“逐页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清代叶德辉称其为“鳞次相积”；也有人认为是将经折装首尾相连即为旋风装。后来发现了唐代《唐韵》写本，是将所写书页逐张依次错开贴于卷轴底纸上，阅读时打开逐页翻阅，读毕仍卷为一轴，其外观与卷轴相同，从而证明前两种说法是正确的。
6、经折装、旋风装和蝴蝶装（印刷术发明初期、辽金时代的书籍装帧）
经折装起源下南北朝，其形制是将所写书页按顺序裱贴在一起，再一正一反连续折叠，再裱以前后护封。
印刷术发明前，书籍的装帧形制，一般只有上述几种。印刷术发明后，卷轴装、经折装仍在继续使用，但在使用材料，开本的大小，装潢工艺等方面，仍不断有新的发展。并且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新的书籍装帧形式也不断出现，先后有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
印刷术的发明，标志着书籍的出版进入了新的时期。由于生产手段的改变，使书籍能够快速大量地生产，使更多人能有读书机会；书籍需求量的增加，又促使了出版印刷业的繁荣和发展。出版者对书籍的装帧形制则越来越重视，从开本的选用、版芯的大小、字体和行格、装帧形式、封皮的用料等，都体现了完整的古代书籍装帧艺术。
印刷术发明于隋未唐初，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刻印于公元704年前后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敦煌发现的《金刚经》。刻印于公元868年，都为卷轴装。由此可知，卷轴装为印刷术发明初期最常用的一种装帧形式。最早印刷的一般书籍是《唐韵》，其装帧形式可能是旋风装，约印于唐晚期。
从唐到五代，印刷还不普及，只有西安、四川、淮南、汴京、吴越等地有印刷记载。到宋代，出版印刷业才逐渐普及，政府印书、民间印书、学校印书、寺院印书都发展起来，印书的地域也更为广阔。与此同时，北京也出现了出版印刷业。过去对辽代北京印刷的书籍，多数只见于记载，实物留传的很少。例如：辽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年）燕京僧行均编的《龙龛手镜》，乾统年
间（公元1101～1110年）刻印的医书《时后方》、《百一方》，以及辽代刻印工程浩大的佛经总集《契丹藏》。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四层佛像胸中，发现了一批辽代印刷品，大部分为北京所刻印，其中刻印年代最早的是辽统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的《土生经疏科文》一卷，最晚的为天庆年（公元1111～1121年）刻印的《菩萨戒坛所牍》一书。其他书籍有《契丹藏》及辽代刻印经卷47件，辽刻书籍8件，雕印着彩佛像6件，其刻印年代为公元990～1121年之间。从这些印刷品的题记中，我们还知道了一批辽南京（今北京）的刻印单位，其中有“燕京仰山寺前杨家”、“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大吴天寺福慧楼下成家”、 “燕京悯忠寺”、“燕京圣寿寺”等。由此可以看出，辽代北京的印刷业已十分兴盛。
北宋最早刻印的书为开宝五年（公元972年）的《尚书》和《经典释文》，《开宝藏》则刻印于开宝四午《公元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而北京最早刻印的书籍，比北宋只晚18年，由此可见北京出版印刷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
从这些辽代北京的印刷品来看，多数为卷轴装，也有蝴蝶装和经折装。有的书籍还经过染潢防虫处理。其中《契丹藏》是最具代表性的辽代北京印刷品，纸墨、刻工、装帧都十分考究。每卷卷首都有图画，代表了我国古代书籍重视插图的优良传统。从辽代现存书籍的刻印、装帧水平来看，北京的书籍出版印刷的历史，似应再向前推移。
在应县木塔中，还发现几件雕版印刷着彩佛像，它是采用雕版方法印刷线条轮廓后，再用手工涂染成彩色。这是距今发现最早的印刷涂彩张贴挂图。
公元ll27年，金灭辽，定燕京（今北京）为中都，这里成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海陵王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政府设立秘书监和国子监，专门从事书籍的收集、出版、印刷。金军占领汴京后，又将那里的大批书籍、印版运到北京，汴京的一批刻版、印刷、装订工匠也来到北京，使北京的刻印装力量又进一步扩大，由于金政府的重视，北京出书的品种大大超过辽代。据统计，金代北京出版刻印的书籍有经史子集。医学、道藏和佛藏，总计超过200种。
金代北京的书籍装帧形制，大约与南宋相同，北京的印刷品中卷轴装已很少使用，佛藏和道藏多用经折装，一般书籍多用蝴蝶装。
蝴蝶装是印刷术发明后新出现的书籍装帧形式。有人推断，五代冯道组织刻印儒家经典，使用的就是蝴蝶装，但无实物留传，还难以确定。北宋初年，所印经、史著作，都用蝴蝶装，并很快在全国通行。从辽代开始，北京也使用蝴蝶装，其进程大体和中原一带相当。蝴蝶装的应用，是书籍装帧形制的一大改革。是书籍从卷轴、经折向册页的转变，从而确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书籍基本装帧形制。
7、包背装（元代、明代的书籍装帧）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迁都燕京，改名为大都，此后近百年间，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元朝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例如，印书的品种超过前代；木活字的首创和应用，朱墨双色套印书籍以及包背装的推行和广泛应用等。
元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编修所、秘书监、经籍所主要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兴文署、艺文监、广成局、国子监等机构，也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历书编印机构、每年出版印刷大历、小历、回回历三种，印量达300多万册。由于政府的提倡，京城民间的印刷业也十分繁荣，他们编印的多为戏曲、话本、诗词等书。
元代北京出版书籍的装帧形式，以蝴蝶装、经折装为主，蝴蝶装多用于一般书籍，如政府编印的经史类书籍。经折装则多用于佛经。在字体方面则多选用赵体，民间出现的话本中，使用了较多的简化字。
元代的蝴蝶装书籍中，出现了一种开本较大、版芯较小的书籍装帧形式，这是前代所少见的。如元大德年间刻印的《梦溪笔谈》一书，开本为高416毫米，宽280毫米，而整版版芯的尺寸只有高152毫米，宽200毫米，版面的四边留有很大的空白。两空白面之间垫一张白纸，并与两白面粘连在一起，克服厂一般蝴蝶装在阅读时需翻过一空白页的缺点。封皮用硬纸裱以织物。这种装帧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开始，书籍多用包背装。色背装的工艺特点是：本页齐中缝文字向外折叠，配页后，撞齐，订口在书页空白边，用纸捻穿订扎平，订口外裁切，书背刷糨糊，贴上封皮后，裁切上下书口。一般书籍多用厚纸作封皮，宫廷用书，则用纸裱以黄绫。元代北京印刷的《秘书监志》一书中，记有表背匠焦庆安的打面糊物料配方：黄蜡、明胶、白矾、白芨、藜篓、皂角、茅香各一钱，藿香半钱，白面五钱，硬柴半斤，木炭二两。这个配方中，包括了粘合剂、防腐剂和芳香剂三大部分，可见当时书籍装帧的用料是很科学的，它可以使书籍长久保存。
包背装较蝴蝶装有很多优点，一是阅读方便，二是书籍更为坚固耐用。也是书籍装帧形式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更接近于今天书籍的装帧形式。
明代是我国古代出版印刷业最为辉煌的时代，而只有到了明代，北京才真正成为全国出版印刷的中心。
明代的中央很多机构，都从事出版印书活动，而印书的内容按其职能各有侧重，北京国子监主要印刷教育用书（如经史类书），钦天监以印历书为主，礼部主管地方政府的印刷，此外如都察院、太医院、史局、兵部、工部、顺天府等机构，也都从事过印书活动。有的部门还设有印刷所。
明代在北京设立的司礼监经厂，是一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印刷厂，其总人数为120O人。其中从事书籍装帧的工匠就有700多人。明代北京的民间印刷业也很繁荣，分布在京城的印刷作坊有十几家。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是历代集大成者。书籍的开本大小、开本比例形式多种多样，历代的书籍装帧形式，都有使用，而工艺则更为考究。
明代北京所印书籍的装帧形制，以经厂本最有代表性。它所印的经史类书籍，版面行格疏朗，字体楷书端正，大黑口、双鱼尾、注释用双行小字，多采用包背装。藏书家多称“监书天下第一”。经厂印刷的《大统历》，有两种装帧形式，一种是包背装，一种是经折装，印刷有墨印和蓝印两种。凡经厂所印的各种书籍，封皮用料有几种不同的档次，以黄绫裱纸包皮者，多供宫廷使用；以素色绫绢裱皮者，多供官员使用；以厚纸包皮者，可供一般官员使用或向民间出售。经厂印装的《大藏经》（北藏），为经折装，长度约一尺，封皮用硬纸裱以黄绫及各色彩绫，其装潢十分考究。明代北京的巨帖写本书《永乐大典》，共11095册，书高一尺七寸，宽一尺，为历代开本最大的书，也近似于黄金比例。该书为包背装，封皮裱以黄绫，是历代书籍装帧中最为壮观者。
线装是明代兴起的一种新型书籍装帧形制，也是我国古代最完美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线装书的加工流程为：折页、配页、撞齐、订纸捻、配
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线、包书角等。明代线装书的封皮，多数为纸面，选用较厚的纸，或几层纸滚贴而成。较为考究的书皮，则在厚纸上滚
以布、绫、锦、绢等织物，包角是在书的订口上下两角裁切边处贴以细绢，以使其美观坚固。有的书还有书根，即在书的下切口靠订口处写上书名
及卷次，以便于阅读时查找。线装的订眼是为了穿线，随书的开本大小和设计要求，有四眼、六眼、八眼不等。订线多用白丝线穿双道，书要压
实，线要拉紧。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订线用清水白绢线双眼订结，要订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脱而紧，如此订书乃为善也。”
8、线装书（明清时代的书籍装帧）
线装书的封皮文字称书笺，只有书名和卷次，印或写在长条纸上，贴于封面的左上角。扉页所载内容较详细，有书名、出版印刷者名、出版年代等。更详细的出版情况，多印于书后。有些政府出版的书籍，还在书的第一页或封面盖有印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经厂印刷的《大统历》，不但盖有政府公章，并有政府文告，申明不得私自翻印。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还包括函套，以便将一部书的各册包装为一个整体。函套多用厚纸板外裱以蓝布（也有用绫锦者），随书的大小、厚度而制。函套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四面包裹，露出书的上下口，称半包式；另一种是将书的六面全部包裹，称全包式。除厚纸布面函套外，还有夹板和木匣两种外包装，夹板式是用两片与书同大小的木板，夹于书的上下，再用布带捆牢。木匣则是按一部书的大小，制成木匣，将书装入。
明代北京的版本中，还有一种书页内衬纸的装帧形式，这多用于较薄的纸张，有一种罗纹纸，薄如蝉翼，透印严重，衬纸后不但克服了透印现象，也增加了书页的强度。
由于刻版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为书籍的装帧艺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中包括版面艺术、字体艺术，插图艺术和文字的多色印刷。明以前的印书字体，多选用颜、欧、赵等名家书体。明初开始，书籍用字一改传统风气，改用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匠体字，这就是现在书籍常用的宋体字。宋体字萌芽于宋，由还不成熟而未能推广。成化年间，国子监、经厂的版本中，开始使用宋体字，从而很快在全国推广，字体的风格也有粗体、中粗体和细体几种。这种印刷专用字体的广泛应用，标志着古代书籍版面艺术的新发展。我国古代书籍的插图艺术，有着优良的传统。唐代的佛经印刷中，就配有卷首图，宋代有插图的书籍就更多了。到了明代，书籍的插图艺术达到很高水平，在民间刻印的戏曲、话本中，使用较多的雕刻精美的插图；官方出版的科技书、医学书、方志书中，也使用了较多的插图，特别是宫廷使用的启蒙读物中，出现了短版彩色印刷的插图。
出于书籍产量的大增，使社会的中下层人士也有读书机会，从书籍的装帧形式来看，也分成不同的档次。就是经厂本，也分为不同的装帧档次，既有供上层使用的豪华本，也有供中下层人士使用的普通本。民间作坊的印本，主要供社会一般人士需要，从刻印到装帧，也力求简朴实用，成本较低，在开本上，既有较大的开本，也有中小开本。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这代表了明代人对书籍装帧的一般要求。
公元1644年，清政府在北京建都，这里仍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清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出版印刷，并设立了专门从事书籍出版印刷的机构--武英殿。
康熙年间，集中了一批知识分子，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并制造铜活字25万个，印刷了这一大部头丛书。乾隆年间，武英殿在金简主持下，又刻制枣木活字大小各一副，共计253500个，乾隆皇帝亲自将活字版定名为“聚珍版”。除用这套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外，还印了其他一些书籍。清政府除用活宇版印书外，也用雕版印刷了较多的书籍，以《耕织图》、《南巡图》等质量最高。
清代北京印刷的一大特点，是民间印刷作坊的兴盛，据统计最多时有120多家，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厂两处。在这些作坊中，也有专门从事书籍装订和字画裱装者。
清代最通用的书籍装帧形式是线装，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和包背装等，都有使用。卷轴装在清代多用于字画的装裱，其装裱工艺十分精致考究。底面多用上等宣纸，画芯四边裱以素色彩绫，轴外裱以锦缎，轴头用料则分为不同的档次。经折装除用于佛经及字帖外，也用于一般书籍，宫廷印刷的《耕织图》，《南巡图》等，刻印十分精良，其装帧采用经折装，所不同的是开本约一尺见方，封皮用厚纸板裱以黄绫。康熙、雍正年间刻印的《龙藏》，共720册，全为经折装，书皮裱以黄绫，10册一函，规模巨大。蝴蝶装在宫廷印刷的书籍中也有使用，曾有过清代中期的蝴蝶装书，用上等宣纸印刷，版边留有较大空白，封皮用硬纸板裱以黄绫，并有前后环衬页，一边裱于封皮内侧，装帧平整，裁切跟齐，属于宫廷书籍装帧之上品。包背装在清代也有较多的使用，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一套共36315册，为著名的写本，共抄写七部，共计254205册，全为包背装。全书封皮用厚纸外裱绫衣，四库分别用不同颜色，其经库用绿绫，史库用红绫，子库用蓝绫，集库用灰绫，最后分别用木函装书。线装为清代书籍装帧的主要形式，除皇家用书的封使用料有特殊要求外，一般的线装书则力求“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四大要素。其封皮有纸面和市面两种，封面多贴书签，书本部较薄，一部书装于函套。清代线装书的前面多留有一、二张白页，其后才是扉页，内容有书名、刻印者名及年代、地点等。函套多用半包式，底口多有书根字，写有书名、卷次等。
从开本大小来看，清代则是多种多样，政府出版物的开本都较大，民间出版物多为中小开本，有一种称为夹带本的，是历代最小的开本，约相当于今天的128开，字很小，但印刷装订都很精致。
清代出现了一种连续性出版物，一种是《晋绅录》，一种是《京报》，《晋绅录》按季出版，内容为中央、地方官员的名录，以红纸为封皮，称为红皮书。《京报》相当于今天的报纸，但也装订成册，每期二三页或六七页不等，封皮有白纸，黄纸不等，封面盖有红色“京版”二字，有刻版和木活字两种，由于有时限性，印装都十分粗糙。但作为连续性出版物，在出版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从18世纪初期开始，西方的印刷技术逐渐传入我国，近代出版印刷业开始兴起。随着新型印刷技术的应用，书籍的装帧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今天所使用的册页装及矩形开本等基本形式，则起源于我国的宋代，约公元14世纪，逐渐传向西方。虽然在材料、工艺方法等方面有阶改进，但其基本形式，仍为中国古代所首创。

Ⅲ 新华书店的历史

新华书店是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4月24日在延安创立并领导的文化企业，成立以来始终传承红色基因，为推动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最强大的实体书店品牌。

1937年4月24日，新华书店在革命圣地延安的清凉山创立 。半个世纪来，它在抗日的烽火、解放的硝烟里成长，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展壮大。

从1957年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开始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十年期间，新华书店的管理体制先后进行了两次变动。总店成为文化部指导全国图书发行工作的职能部门，着重抓了基本业务建设，总结推广经验，安排图书市场，清仓核资等项工作。

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总店盲目提倡高指标，片面强调扩大发行数量，忽视发行质量，是个很大的失误，给全国新华书店的工作带来了损失。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包括总店在内的全国新华书店也遭到了空前浩劫。2018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天，新华书店网上商城正式上线运营。

(3)去哪里读书历史的变迁扩展阅读：

后续情况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我们的国家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国新华书店经过拨乱反正和组织整顿，各项工作重新蒸蒸日上。

从1977年到1986年，是新华书店的发行网点、事业规模、职工队伍和进销业务得到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在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和国家出版局的正确领导下，新华书店总店着重抓了企业整顿、队伍培训、发行体制改革、业务建设、经验交流、表彰先进和推广现代化设备等方面的工作。

十年期间，总店的领导班子曾作过多次调整。1979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王璟为总店经理，汪轶千、赵国良、程刚枫、鲁明为副经理。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命郑士德为总店副经理。1983年，王璟、程刚枫离休，国务院任命汪轶千为总店总经理；文化部任命赵国良、鲁明、郑士德为总店副总经理。1986年，赵国良、鲁明离休，文化部任命高起成为总店副总经理。

Ⅳ 请详细介绍一下近一百年图书的变迁

摘要：中国的编辑出版活动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积淀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从出版传播与复制技术、编辑出版物与社会文化建构、近代新式传播媒介与社会变迁等方面，综合考察中国编辑出版活动从古代到近代的发展，梳理其中所显现的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这对于新旧媒介的比较研究以及书籍史和文化传播史的研究，都具有参照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编辑出版史；媒介演变；文化传播；基本规律；
http://www.pcrc.cn/rbase/hc/resources/20080109235330559.doc
全文网址，希望能帮到你。
参考资料：http://bbs.obpo.com/ShowForum.asp?ForumID=13

Ⅳ 最近想了解中国每一个一个朝代的演变和每个朝代重要的事情 有没有可以推荐的一本通读中国历史的书

资治通鉴的白话本。
上下五千年。
历代帝王。
袁腾飞的中国史。
高中教科书。
如果这是宋史。
明朝那些事。

Ⅵ 求是书院的历史沿革

浙江最早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由杭州知府林启提出建议，经浙江省巡抚廖寿丰奏报清廷批准，于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5月正式开学。校址在杭州蒲场巷（今大学路）普慈禅寺。该院当年招收“举贡生监”30名。次年扩充学额，分设内、外两院，以原有30名为内院生，另招外院生60名，以有志于讲求新学者为合格。课程分必修课与选修课，必修课有国文、英文、算学、历史、地理、格致（物理）、化学及体操等课，选修有日文、外国史地、音乐等，肄业以5年为限。杭州知府林启兼任书院总办，聘请美国人（E.L.Mattox）为总教习,并延聘各科教习。为避免当时保守势力的阻挠，故不称学堂而称书院。院里有藏书楼，学生可去借阅读。指定的必读书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船山的《黄书》及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等。书院不仅在院培养学生，而且首创派学生出国留学。1898年至1902年就资送何燏时（爕侯）、许寿裳等32人赴日留学。1901年11月，各省有设大学堂之议，故将该书院改为浙江省求是大学堂。次年去“求是”两字改称浙江大学堂。1904年遵照“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更名为浙江高等学堂。1912年按中华民国教育部的有关规定，改名浙江高等学校，又奉命停止招生，至1914年维持到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学校完全停办。1927年在原校址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由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和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改组为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和劳农学院）,学生数达174人。1928年4月1日改名为浙江大学，1928年7月1日起，冠以“国立”两字，称国立浙江大学，下设工、农、文理3个学院。
求是书院旧址于1997年被列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仍耸立于杭州大学路原址。

Ⅶ 生活书店的历史沿革

创建于1925年10月。1932年7月，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社基础上成立了“生活出版合作社”，对外称生活书店。生活书店是解放前重要的进步文化机构。前后出版发行了大量进步的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达1000多种。生活书店一直自办发行，有健全的发行机构。除发行本版书刊外，还经售外版的进步书刊，从而成为新出版业的发行中心。生活书店刚成立时还没有门市，1933年年底，《生活》周刊被迫停刊，生活书店迁移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桃源坊后，才在那里建立了最早的门市。1934年生活书店迁到福州路复兴里。1938年初，生活书店将福州路复兴里的门市部结束，另在福州路378号用“远东图书杂志公司”名义开设门市，继续营业。1940年又将“远东图书杂志公司”改称“兄弟图书公司”。1943年春又将“兄弟图书公司”改组为“新光公司”，经营图书、文具和百货。翌年新光公司也告歇业。抗日战争胜利后，生活书店迅即在重庆南路6号公寓大厦楼下建立门市，于1945年10月开业。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情况下，1947年12月2日，重庆南路门市部被迫结束，迁至福州路复兴里四楼继续营业。1948年2月12日，国民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发出查封生活、读书、新知三书店密令的前夕，生活书店等三书店紧急撤离上海，迁往香港。邮购工作是生活书店的重要业务。1937年上半年，生活书店拥有邮购户6万多户，邮购户在书店的存款余额近10万元。生活书店的批发业务也颇具规模，全国经常有300多个代销单位分布在各大中小城市。生活书店在全部营业额中，本外版的出版物各占百分之五十。生活书店在1935年下半年还在上海建立了电话购书服务业务，直到日军侵占上海才停止，读者称便。抗战前生活书店只有武汉、广州两处分店，后来又陆续在西安、重庆、长沙、成都、桂林等地开设分店，共达55处。生活、读书、新知三书店于解放前夕同时撤离上海后即在香港实行合并。1948年10月26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在香港成立，三店合并任务正式完成。全国解放后，1951年4月，三联、中华、商务、开明、联营等5单位的发行机构联合成“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上海成立分公司。1954年起，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并入新华书店，中图公司上海分公司并入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上海分店。

Ⅷ 关于勤奋读书的历史故事有哪些

1、悬梁刺股

悬梁的故事发生在楚国一位名叫孙敬的贤士，到洛阳求学，为了勤於学习， 怕受睡眠困扰，因而把头发绑住悬於梁上，如果读书疲累，眼睛一合上，头低下 来，那悬在梁上的头发一拉，必定痛得醒过来，而后他苦读有成。

刺股的故事发生在战国苏秦身上。他在鬼谷子那儿学合纵连横之术，学成后 到秦国游说，不被采用。旅费用完只好回家，但家人皆不理他，他很羞愧难过， 於是发愤苦读。读累了打瞌睡，就拿一把锥子在腿上戳，把睡意赶跑，又继续苦读。

后来，再出发游说诸侯时，无不成功，身挂六国相印，好不威风。

2、囊萤读书

车胤，晋代南平人，年轻时就爱读书，好学不倦，但因家境贫苦，没钱买油 点灯。日子久了， 车胤觉得长久下去，将不知浪费多少宝贵时光，一定要想办法 解决才行。一晚，他见一群萤火虫， 一闪一闪的飞来飞去，立刻想到，如果捉十 几只萤火虫放在袋中，不就可以藉它们所发出的光来读书吗?

此后，他就每晚靠着萤火虫的光来读书，有时甚至看到天明。

3、映雪读书

古时有一读书人名叫孙康，也因家贫，冬夜经常在雪地借助雪光返照来读书。 随月读书 南齐有一读书人叫江泌，他白天要作工，只有晚上有时间读书，但家贫买不 起灯，只好利用有月光的夜晚读书。他每当读到月光西斜时，就搬一张梯子搁在 墙脚下，站在梯上读，月光逐渐下坠，他也一级一级升高，一直爬到屋顶。

有时 ，读累了，一不小心从梯上掉下来，他连忙爬起来，连身上的泥土也不拂掉，又 爬到梯上，继续读下去。

4、画荻教子

北宋时期，有个杰出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叫欧阳修。文章写得很出色，在文学上有很高的成就。他四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家里生活非常困难。他的母亲一心想让儿子读书，可是，哪里有钱供他上学呢？她左思右想，决定自己教儿子。

她买不起纸笔，就拿荻草秆在地上写字，代替纸笔，教儿子认字，欧阳修就这样在母亲的教导下在地上用荻草秆在地上写字，终于学有所成。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画荻教子”的故事。

5、凿壁偷光

汉朝元帝时的匡衡，从小喜好读书。可是家里很穷，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上学读书呢?他只好白天干活，晚上自己学习。家里没有钱买灯油，怎么办呢？匡衡没有向困难屈服，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墙壁上凿了个小洞，借邻居家照射过来的微弱灯光看书学习。他勤奋刻苦，学到了许多知识，后来做了宰相。

Ⅸ 想了解下中国的历史该从哪方面入手

同学你好！

1.历史方面是有规律的。

任何重大事件都包括【背景或者原因，导专火线，过程属或者主要内容，影响或者意义】

回答内容或者意义类题目从【经济，政治，文化或者思想】等入手。

要做好自己的【基础积累】是很重要的，不然上面说的都无意义了。

【基础积累】包括：对历史线索的了解，也就是能掌握主体历史长轴，对历史框架顺序有详细了解，每一年发生哪些事~~~。

2.我个人认为每天早晚半小时，主要看书，看试卷，做错题。

3.可以几个相关的事件结合来记，也可以相互比较，例如【明治维新，彼得大帝改革】。

4.可以和朋友一起【答题】，相互问答，增强兴趣，也可以抢答，激发潜力。

5.对于近代史和世界史，建议看些关于近代发展的电影，推荐《甲午风云》《大清帝国》《火烧圆明园》等，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将自己的茫然无措，转变为爱国意识，同时培养起对历史的兴趣】。

6.还有就是【“答题时多审题，结合材料”】加油！！

加油！要相信自己，坚持不懈！我就是这样曾经历史全校第一！！

希望帮到你！！

Ⅹ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历史沿革

三联书店的前身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中国出版界的三家著名出版发行机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
生活书店成立于1932年7月，创办人是邹韬奋、胡愈之、徐伯昕等，前身是创办于1925年的《生活周刊》。读书出版社成立于1936年，创办人是李公朴、艾思奇、黄洛峰等，前身是1934年创刊的《读书生活》半月刊，1937年更名为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成立于1935年，创办人是钱俊瑞、徐雪寒、华应申等，前身是《中国农村》月刊。
从1928年6月《生活》周刊社开始出版图书，至1948年10月三店正式合并为止，三店共出版图书2000余种，先后共编辑出版期刊约50种。三店先后在上海、汉口、广州、西安、香港等地开办过百余家分店。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店合并。1948年10月三家书店全面合并，在香港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1949年3月，总管理处迁至北京。
1951年8月，三联书店并入人民出版社，仍保留“三联”名义出书，按需要出版“非马列”或“力图运用马列但还不纯熟”的著作。1954年4月，三联获中央批准有了自己的编辑室，下辖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地理等六个编辑组。
1979年，《读书》杂志创办起。
1986年1月1日，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
80年代以来，出版界面临着巨大的市场诱惑，书店始终保持三联版图书的品位和特色，同时对开拓和发展市场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成立了三联读书俱乐部，恢复了《读书》杂志和《生活周刊》，创办了《爱乐》杂志。
自2003年年底以后，三联书店的运营出现了与“三联传统”不协调的声音，为了经济利益大量出版教材教辅图书，违反国家规定，以一号两刊形式发行《三联财经竞争力·人才与财富版》、《读书·中国公务员》两本杂志，与杂志原有的学术品位大相径庭。三联书店主要领导人的行为引起了公愤，众多员工为此联名起草公开信，表达了他们对“三联”现状及前景的忧虑。
2004年3月一号两刊的违规操作及员工公开信经媒体报道后，三联风波在学术界、出版界引起巨大震动。杨绛、陈乐民、许纪霖、葛兆光、陈平原、资中筠、邵燕祥等作家学者先后不约而同地写文章回忆老“三联”，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对“三联风波”的看法和关注。
2004年4月，北京万圣书园、上海季风书园等全国42家民营书店联名递呈《致三联书店暨中国出版集团的公开信》，要求对三联书店总经理兼总编辑进行“弹劾”，此举引发了中国文化界的“三联保卫战”。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9月14日三联书店召开了全体员工大会，正式宣布总编辑汪季贤调离，历时180天的“三联保卫战”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