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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所处历史方位有哪些变化

发布时间:2021-03-07 01:43:47

⑴ 党的历史方位与执政党建设

期党的作用和价值,才能深刻理解和把握为什么要建设党。

首先,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政党才能确定特定历史时期党的奋斗目标和中心任务。从根本上说,一个政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维护和发展它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但在各个历史时期,由于时代特点和主要矛盾不同,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又有自己的具体奋斗目标,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也必然紧紧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但由于政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奋斗目标和中心任务往往随着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奋斗目标和中心任务必然有其特定的内涵。比如,取得政权是一个政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前提条件,一个没有获得执政地位的政党,总是把它的奋斗目标定位在取得政权上,党的中心任务,自然就是为取得政权而奋斗。但是,如果政党已经获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就成为利用政权推动社会发展。党在这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就转变成为协调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设法把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力量集中起来,造成一个和谐的局面,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因此,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这是政党明确各个历史时期党的奋斗目标和中心任务的基础和前提。
其次,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政党才能确定党的基本功能。政党的奋斗目标和中心任务是通过政党基本功能的发挥来实现的。政党之所以掌握或参与国家政权,在政治社会生活和国家事务及其体制运作中处于中心地位,是因为它在现代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政党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利益表达功能。政党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总是要把这些被代表者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表达出来。二是利益综合功能。政党要把它所代表的那部分民众的意见和要求加以综合,变成党的政治主张,通过制定路线、方针、政策,集中体现本阶级的意志,对政治权力的运作产生影响和压力。政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不同,这些功能的表现形式也有很大不同。比如,在夺取政权时期,政党履行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功能,往往是为了把本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与执政党和其他政党的对抗,以争取和维护本党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在执政条件下,由于掌握了超越社会各种利益之上的公共权力,政党要更好地代表特定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必须整合方方面面的利
益,减少不同阶级、阶层、集团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
冲突。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公众支持。因此,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这是政党明确各个历史时期的党的基本功能的基础和前提。
第三,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政党才能确定科学的活动方式。政党功能的发挥受制于党的活动方式,党的活动方式同样随着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而变化。就拿中国共产党来说,在夺取政权时期,由于党处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法律体系之外,可利用的资源非常之少,活动的渠道和途径也非常狭窄,因此形成了那个时期党特定的活动方式:以武装斗争作为夺取政权的主要方式,辅之以合法与非暴力斗争作为夺取政权的必要方式。但在执政以后,党手中可利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大大增加,党发挥作用的渠道和途径更加多样化。其中最重要的渠道,就是通过运用权力来实现确定的目标。实践表明,这一优势,只有在党采用科学的、符合政治运作规律要求的活动方式时,才能够表现出来。适应这一时代变化的要求,党在活动方式上必须努力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当然,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各异,一个执政党如何正确地开展活动,如何正确地利用掌握政权这一优势,以及如何在政党和公共权力之间建立科学的互动机制,一直是各国执政党都在不断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准确地把握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这是政党明确各个历史时期的党的活动方式的基础和前提。
二、党的历史方位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核心问题。在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中,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是怎样建设党所围绕的基本主题和根本目的。明确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党的建设才会有正确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在解决了为什么建设党的问题之后,一个政党为实现、维护和发展它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必须想方设法把自己建设成为适应这一要求需要的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说到底就是政党通过把自己建设成为适应时代要求需要的党,使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由于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体的根本利益并获取他们的支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决定着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解决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是党得到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的根本条件。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在内容上包含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一是如何保持党自身内在素质的先进性问题;二是如何保持党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地位和作用的先进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其建党思想时强调:“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实际上就是从以上两个角度阐述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保持党自身内在素质的先进性是确立党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地位和作用的先进性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党自身内在素质的先进性,就谈不上党的地位和作用方面的先进性。反之,党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地位和作用的先进性是党自身内在素质的先进性的外在体现。一个政党内在素质是否具有先进性,归根到底是通过实践的先进性来体现的,这种实践的先进性,就是党在社会发展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的先进性。没有这种实践的先进性,一个政党内在素质的先进性就无从谈起。
实践表明,无论是一个政党自身内在素质的先进性,还是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地位和作用的先进性,都与特定历史时期党的历史方位紧密相连。党的历史方位发生变化了,党自身内在素质与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地位和作用的先进性的内涵就要发生变化。这是因为,不论是一个政党自身内在素质的先进性,还是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地位和作用的先进性,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都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定历史条件紧密相联。讲党的内在素质的先进性,一定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党的内在素质的先进性;讲党的地位和作用的先进性,一定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党的地位和作用的先进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党的历史方位不同,时代对党的内在素质和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先进性的要求也不一样。正确定位党的内在素质和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先进性,必须紧密围绕特定历史时期党的历史方位对党的奋斗目标、中心任务、基本功能和活动方式提出的要求,紧紧扣住党的历史方位的脉搏。惟有如此,党才能正确认知和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党才能正确定位并保持党的内在素质的先进性。党的内在素质的先进性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的核心内容。党的内在素质的先进性,指的是一个政党相比较它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基础、其他群众团体和政党,在组织的内在本质和特征方面的长处和优势。它集中表现为科学理论武装下的思想统一和健全组织规范下的行动一致。其中,思想统一是一个政党内在素质先进性的首要标志。只有思想统一,才会有行动一致。行动一致是一个政党自身素质先进性的根本特征。只有行动一致,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二者关系是,思想统一是行动一致的根本前提,而行动一致是思想统一的必然结果。实践表明,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无论是科学理论武装下的思想统一,还是健全组织系统形成的行动一致都与准确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密切相关。一方面,理论作为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实践发展了,理论也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只有准确把握党的历史方位的发展变化,才能形成正确科学的理论。有了正确科学的理论,才会有在此基础上的思想统一。另一方面,健全组织系统需要根据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在组织原则、成员吸纳、干部任用、组织设置和纪律约束等方面做出及时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达到行动一致。
其次,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党才能正确定位并保持党在社会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先进性。党在社会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先进性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最终落脚点。党在社会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先进性,指的是一个政党相比较它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基础、其他群众团体和政党,在组织的外部表现方面体现出来的长处和优势,集中表现为政党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这些要求都是动态的概念,必然随着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在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和进步的时候,“三个代表”要求就集中体现为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因此,一个先进的政党就需要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只有这样,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当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基本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三个代表”要求就集中体现为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时,一个先进政党的先进性就体现为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业,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三、党的历史方位与怎样建设党
在正确回答了为什么建设党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之后,怎样建设党就成为一个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中,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为什么建设党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两个基本问题的逻辑展开。怎样建设党与为什么建设党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一起支撑着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基本框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主要的和基本的问题。
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内容相对应,怎样建设党也涉及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从对内的角度看,它所面对的是如何提高改造内部主观世界的能力问题。从对外的角度看,它所面对的是如何提高改造外部客观世界的能力问题。前者着力解决的是如何通过党的建设来提高党自身的内部素质问题,后者着力解决的则是如何通过党的建设来进一步发挥党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问题。上述两个方面,构成了怎样建设党必须回答的两个主要问题。它们都与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紧密相连。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党才能根据时代的要求,确立改造内部主观世界和外部客观世界的基本内容,从而卓有成效地加强党的建设。
首先,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党才能确立改造客观世界的基本内容,从而卓有成效地提高党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党的历史使命是时代所赋予的,一个先进政党,为体现其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必须解决党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处的历史方位提出的时代课题,肩负起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赋予的历史使命。为此,就必须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着力提高党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就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在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时期,由于旧政权代表了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领导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推翻旧的反动统治阶级的统治,就是党改造外部客观世界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内容。从这样一种历史方位和时代要求出发,党的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就集中体现为提高党领导革命的能力。在这个历史时期,党的建设的中心任务就是努力提高党领导革命的能力。而在夺取政权斗争取得胜利之后,当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执政党,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就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领导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基本任务和最主要内容。从这样一种历史方位出发,党的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就集中体
现为提高党领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即执政的能力。在这个历史时期,党的建设的中心任务就是努力提高党领导执政的能力。就中国共产党来说,自1949年执政以来,还经历了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到在对外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环境的改变,时代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前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及时追踪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才能把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内涵。
其次,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党才能确立改造主观世界的基本内容,从而卓有成效地提高党改造主观世界的能力。由于党的内在素质的先进性,集中体现为一个政党全体党员思想的高度统一和行动的高度一致,党的建设相应地形成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内容。党的思想建设的实质就是通过理论建设和思想武装,形成党的组织共识,凝聚党员共同的意志,达到全体党员在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党的组织建设的实质就是通过落实党的组织原则,建立健全党的组织体系,使全党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保证全体党员在行动上的高度一致。党的作风建设的实质是,通过党内文化建设,形成党的组织稳定的风格,保证党的组织在更高层次上承担党的使命。制度建设的实质就是通过建章立制,在党的建设的一切工作中形成稳定的规范和程序。从党的建设的上述内容来看,无论是思想建设,还是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都与对党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密不可分。比如,要使思想建设取得成效,必须根据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进行理论武装的前提。要使党的组织建设取得成效,必须根据党的历史方位的需要,及时调整党的组织原则、吸纳党员的标准、选拔干部的标准、党的纪律的内容等等,不这样就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形成严密的组织体系从而做到行动一致。

⑵ 单选:13,经过八十多年的发展,我们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肩负的历史任务等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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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党的报告中,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时期的“历史”是什么意思

这里指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进程。

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历史意味着一种看问题的角度、一种新的站位。

一开始,历史哲学仅仅关心如何改进历史研究的方法,但认为被研究和记录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在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对自身的认识过程有了重新的理解,哲学家开始重新定义历史学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认为往事只有在当代人生活中发挥作用才成为历史,否则是“死的历史”,即编年史。因此,同样的历史在不同的时期会被不断的改写。

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又进一步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即历史是历史学家思想的反映,不仅因时代而异,也因人而异。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事件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则是历史学家主观对客观的历史事件的认识。

由于人主观的局限性,对客观的历史事件的认识是有限的,主观的认识不能完全符合客观的历史,因此只有不断改进逐渐逼近,这一过程同自然科学的过程一致。

(3)党所处历史方位有哪些变化扩展阅读

历史性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第一个根据。既指“经过长期努力”,“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它也指“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这些历史性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

历史性变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第二个根据。这种变革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国内到国际全方位地展开。

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会产生历史性影响。历史性影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第三个根据,也就是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三个意味着”。这“三个意味着”都是解决好了“欠发展”时期所存在的根本问题,从而为我国发展起来以后进入新的历史方位提供了立论依据。

⑷ 党的历史方位的变迁分析。求高手帮忙~

所谓历史方位,是指我们党在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地位、环境和条件。科学判断一个政党的历史方位,从纵向看,必须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从横向看,必须把握现今时代的世情、国情和党情
执政党的历史方位是现实的,又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领导人民开展斗争。80多年来,我们党历经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现实的中国由于人口多、资源缺乏、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前还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国内外的形势对我国的发展有利,但也面临许多新的困难和挑战。这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判断执政党历史方位的基本立足点。
执政党的历史方位是会发生变化的。因此,必须按照执政规律,及时调整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80多年来,我们党所处历史方位的变化,最显著的有两回,这就是党的十六大所概括的: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是两次总体性的历史方位的大变化,是我们党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依据。同时,我们党在执政的不同阶段上,为适应国内外形势和环境的变化,不断提出新的具体目标和任务,这就属于党的历史方位的较小范围的调整和变化
(我这个是复制黏贴的,节选的)

⑸ 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要求我们党必须改革和完善什么

执政观念和执政方式

⑹ 党的历史方位转变对思政工作的影响

1、党的历史方位转变
经过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我们党发生了“两个根本性转变”,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历史方位的这种变化,使党面临着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从国际来说,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从国内来说,随着改革的深入,长期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现,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日益加大。从党内来说,党的执政能力相对于党担负的执政使命而言,还存在不适应的地方。世情、国情和党情表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这是立足于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方向,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向全党提出的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时代课题。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实现国家繁荣、人民幸福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83年建党历史、55年执政历史的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党的领导和执政为全国人民所拥护、所认同。历史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和执政,中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实践表明,我们党始终重视从各个方面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全党共同努力,有力地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党的执政能力同党所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也要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6800多万党员的党,是一个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领导一个有13亿人口、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这就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仅对党自身的发展,而且对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党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人民,对人民负责。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要求和期望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作为执政党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自身能力。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要解决党在执政过程中不适应时代要求、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需要的问题,解决执政过程中不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不完善的问题,又有一些党员干部思想理论水平不高、执政本领不高的问题。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必须勇于创新,开拓进取,使党的执政理论和执政实践能够真正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真正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民的要求。
2、对思政工作的影响
(1)积极方面
A、增强对党领导和执政的认同
B、开拓视野,放眼全球
C、三个代表提供了思想指南
(2)消极方面
A、党内腐败现象的影响
B、西方的和平演变
C、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出现的问题的影响,如贫富差距,道德滑坡等

老兄,你也赏点分呀!这个问题消耗了俺不少脑细胞呢!

⑺ 经过90年的发展,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是什么(历史方位),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

我可以按照两种方式替你解答
1.教科书方式
2.大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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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党的历史方位和两大转变

历史方位:由计划经抄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两大变化:一是“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二是“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这两大变化,集中地反映了我们党80多年历史发展所取得的全部胜利、成就和进步;另一方面,又集中地反映了我们党今天所面临的全部挑战和考验。这种考验,说到底,就是我们党能不能在新世纪,在前面所说的世界情况、中国情况和党的情况的历史方位上,真正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以利于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胜利实现党在新世纪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

⑼ 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给执政党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

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我们党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面对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国情、事情、党情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对我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都带来重大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面临的挑战和考验主要有:一是如何教育群众和扩大党内民主。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条件下,生产日益趋向分散化、个体化、小型化,人们的工作内容、工作场地、工作方式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如果不做好联系群众的工作,群众与党的联系的紧密程度将被削弱,群众对党的离心倾向会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逐步形成了集体领导制度,但党内民主不足的现象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克服,以至于不少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兴趣下降,不少地方的党员活动和党内组织生活缺乏吸引力。二是如何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以网络化、数字化技术为依托的信息化迅猛发展,人们更容易表达、传播自己的要求和看法;随着人们自我意识尤其是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增强,无组织的民意表达力量和民间舆论压力越来越大。其结果是,政党的意识形态愈来愈中间化,中间阶层成为各政党意识形态最大的群体支持者。人们尤其是从事新经济的青年企业家、青年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极端的意识形态愈来愈缺乏认同,对过去的“大政治”愈来愈不关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快速准确反映民意,寻求最大群体的支持,构建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增强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吸引力和说服力,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不可回避的挑战。三是如何处理各个利益集团的关系。所谓利益集团是指有某种共同利益、共同愿望和共同需求的人们形成的集合体。自1979年起,继8个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后,我国新成立了许多合法的社会团体和行业协会、学会、基金会,这些团体组织实质就是当代中国利益集团的雏形。面对社会阶层细化带来的利益变化,中国共产党必须表达众多利益集团的利益要求,尽快调整党对政府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方式,准确定位执政党的领导职能与政府机关行政职能之间的关系。转换党的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来源于网上资料, 仅供参考 参考文献: www.dwzx.net/system/2003/08/14

⑽ 新时期党的历史方位是什么,请指点

对新时期党的历史方位问题的若干思考http://www.wanfangdata.com.cn/qikan/periodical.Articles/llgc/llgc2003/0304/030414.htm

试析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与“左”倾右倾表现的同异(戴茂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须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这是党的十六大对新时期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要做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就必然要克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而战胜“左”右倾错误干扰的前提,是对“左”倾右倾的本质属性和不同时期的表现形态有着清醒的认识。

一、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内,“左”倾右倾的表现形式存在差异

“左”倾、右倾,是在党的历史上和现时党内生活中都频繁出现的概念,似乎属于不需要辨析的常识。然而,何为“左”倾?何为右倾?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内,“左”倾右倾的表现形式有何不同?对于这些问题,如果按照熟知的常识去解释,还不能给人以心悦诚服的回答。

通常,人们是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超越或者是落后客观发展阶段作为区别“左”倾与右倾的标准的。超越,就是“左”倾;落后,即为右倾。以“左”倾为例,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连续发生过三次“左”倾错误,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和王明教条主义错误。虽然这三次“左”倾错误的程度不同,表现也有区别,但共同特征都是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超越革命发展阶段,“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1]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政治生活中爆发了在执政党内部搞“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左”倾错误的基本特征,也都表现为急躁冒进,超越阶段,背离客观实际。

但是,进入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党内出现的“左”倾错误则主要表现为固守旧体制,保守僵化,反对改革开放,不能够与时俱进,与此前的“左”倾表现形式出现了较大的不同。而且这种表现形式的差异也引起了人们认识上的一些困惑,有人甚至提出,应当把保守僵化、反对改革开放的错误倾向认定为右倾,把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倾向认定为“左”倾。

虽然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但应当承认,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内,“左”右倾错误的表现形式确有不同。“左”倾右倾在不同环境下的差异是本质特征的变化还是表现形式的不同?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从“左”倾右倾的本质属性谈起。

二、“左”倾右倾的本质区别在于如何对待旧形式

“左”倾与右倾原出于“左”派与右派。“左”派与右派一般指政治上激进或保守的派别或政党,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派与保皇派。中国共产党是从俄国共产党那里引进“左”倾右倾概念的。1918年初,俄国共产党在是否签订对德和约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列宁提出的尽快同德国媾和的建议,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观点,指出:“必须善于估计力量的对比,不要在社会主义力量还薄弱、作战时机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时候同帝国主义者作战,便于他们反对社会主义。”,[2]1920年4—5月,列宁撰写了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在批判“左派”幼稚病时,对何谓“左”倾与右倾作了原则上的界定。提出:“右倾学理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结果破产了。左倾学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左”倾右倾的概念逐步引入党内。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中,认为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出现了“左倾或右倾的错误”。左倾的主要表现,是“主张继续做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反对加入国民党,甚至反对参加国民革命,以为这是和资产阶级妥协,使我们的党变成黄色”;右倾的主要表现,是“忘了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及党的工作”,“忘了民族运动中无产阶级的经济争斗”,“忘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革命之准备。”[4]

从上述考证中可知,无论从列宁对“左”倾右倾的界定还是从中国共产党引入“左”倾右倾的原意来看,“左”倾右倾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超越或者落后于客观发展阶段,而在于如何对待旧形式,也即如何对待与自身有重大区别的团体、政权和制度。右倾的本质特征是“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左”倾的本质特征与此相反,“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超越或者是落后于客观发展阶段,只是这种本质特征在具体条件下的表现形式。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发生的各次“左”右倾错误,对这种界定的科学性已经做出了证明。大革命时期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右倾与“左”倾,就是在如何对待国民党的问题上,前者“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后者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

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在路线方针政策上都表现为超越或者是落后于革命发展阶段。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是在与国民党合作时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而三次“左”倾错误的共同表现是急于在民主革命阶段就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但是,虽然“左”倾右倾主要表现为超越或者是落后于革命发展阶段,究其实质,都是在如何对待国民党和民主革命任务的问题上出现了偏差。右倾,是在与国民党合作时过分依赖于国民党这个旧形式,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想向社会主义前进;“左”倾,则是看不到国民党这个旧形式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认识不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经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所出现的“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虽然也都表现为急躁冒进,超越阶段,但其实质也是“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甚至连农民的小块自留地都要铲掉,幻想让“小生产在中国绝种”。

改革开放后的“左”倾错误虽然主要表现为固守旧体制,在形式上与以往的“左”倾错误出现了差异,但这种差异仅是现象上的区别,其本质特征并没有发生改变。因为固守旧体制,反对改革开放,实质上是反对借鉴资本主义的旧形式来巩固和发展自己。而且“左”倾错误所固守的“一大二公”的旧体制,本身就是一个急躁冒进的、超越客观发展阶段的“左”倾体制。所以,不管是主张在这个体制的基础上继续冒进也好,还是僵化地固守这个超越客观发展实际的体制也好,“左”倾的实质并没有改变。

三、“左”右倾表现形式的差异源于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

虽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不同表现形式的“左”右倾错误都有其共同的本质特征,但改革开放前后“左”右倾错误在表现形式上的差异,终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而且这种变化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并进而克服“左”右倾错误的干扰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分析这种变化的原因,对于我们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理解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着现实的意义。

“左”倾与右倾,虽然源于党外的“左”派与右派,但自引入党内后一般指党内偏离了事物客观发展规律而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主张。在战争年代,党的政治目标是领导人民推翻旧政权的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由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只能是先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并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首先完成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就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不到这一点,企图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左”倾;如果看不到民主革命必然要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使党的奋斗目标仅仅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就是右倾。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前所发生的“左”右倾错误,往往表现为超越或者是落后于客观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变化,党的政治目标已经由推翻旧政权转变为建设新国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在实现这一任务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对待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对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成为“左”右倾错误产生的主要原因。拒绝学习吸收资本主义的合理成分为我所用,以姓“社”姓“资”划线来判定先进与落后,就是“左”倾;主张全盘西化,看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忘却共产党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就是右倾。因此,党执政后所发生的“左”右倾错误,主要表现为保守僵化还是全盘西化。

但是,既然党执政后的“左”右倾错误主要表现在保守僵化和全盘西化,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前的“左”倾错误却表现为急躁冒进、超越阶段呢?

中国共产党经过八十多年的艰苦奋斗,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阶段,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这种历史方位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党内“左”右倾错误表现形式的差异。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是党和国家政权关系的改变;从封闭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到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是党的执政环境的改变。如果比较一下这两次变化就会发现,第一次变化与第二次变化具有质的不同,是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而第二次变化是在执政党地位不变的情况下执政环境的改变。因此,改革开放之前出现的“左”右倾错误,本来应当与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左”右倾错误具有更大的相似性。但是,由于我们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因素一概排斥,而且仍然采用革命战争年代的习惯方法搞经济建设,所以,此时出现的“左”倾错误在表现形式上反倒与革命战争年代的“左”倾错误具有了更大的相似性,而与改革开放后的“左”倾表现有了形式上的差异。

四、要立足于党的历史方位来研究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新特点

“左”倾与右倾,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顽疾。由于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必须不断地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也就必然地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左”倾与右倾认识。因此,不断地克服“左”倾右倾错误的干扰,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项长期任务。在当前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进程中,在反对党内错误倾向问题上,特别应当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正确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前提下,认清不同环境下“左”右倾错误的不同特点。党的十六大全面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执政以来的经验教训,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明确提出,我们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这种历史方位的重大变化,是我们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立论基础,也是我们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客观依据。新时期的所有党建工作,都必须紧紧把握住党的历史方位的这个变化来展开。反对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斗争,更要研究随着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而出现的新情况。既要认清“左”倾与右倾的本质特征,更要看到随着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左”倾右倾在不同的时期内会有不同的表现特点。做到不为现象所迷惑,不犯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把“左”倾当作右倾来反对的错误。

第二,根据党的主要任务的变化来确定反对错误倾向的重点。在正确区分“左”右倾错误在不同时期表现形式同异的基础上,还必须认识到,伴随着党的主要任务的变化,反对“左”倾右倾错误的斗争也会有不同的重点。改革开放之前,党在计划经济和封闭的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没有融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交流范围局限于苏联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自然难以认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经济政治文明,党内的“左”倾错误易于成为主要倾向。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既要破除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所造成的思想僵化,又要防止打开国门后放弃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倾向,出现了“左”倾右倾错误交织在一起的新情况。

虽然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会交织出现,但是,由于党的主要任务是不断地扩大开放和深入地进行改革,必须正确地认识和借鉴资本主义和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因此,防止和反对“左”倾错误,仍然是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主要任务。而且,伴随着每次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无论是初期的改革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都必须克服“左”右倾错误的干扰,特别是“左”倾的影响。这是我们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的进程中,应当加以特殊警觉的。

参考文献:[1]毛泽东选集[M].(3)人民出版,1991.972.[2][3]列宁选集[M].(3)(4)人民出版社,1995.514、211.[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27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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