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如何理解“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克罗奇在其专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提出的。对于克罗奇这句话很多人抱有不同的观点，其中比较被人所接受的是柯林武德的论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并非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即当代史意味着为期较近的过去的历史，而是在严格的意义上，即人们实际上完成某种活动时对自己的活动的意识。因此，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 。这段话恰当的说明了这一命题的重要内涵——当代史是自我认识在历史中的再现。而要把这种再现归结为历史本身，重心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当代史对历史的全面涵盖，这种涵盖需要对当代史做出一番新的诠释：“‘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做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 。当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更多的是一个思想概念。正如克罗齐自己所表明的，“当代”是对历史做出叙述时所出现的一种思考状态。这种思考无疑是思想的现实化和历史化，并通过思想的历史花进而发现了历史学的真谛所在，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历史就是过去与现在无休止的对话：我们在现实世界中，要了解当今世界的格局为什么会这样，要知道世界未来可能会有怎么样的发展，了解历史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说有一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同样的，历史其实是在一个不断重新构建的过程。因为我们所了解到的历史都是听别人说的（文献影片资料）。这些未必真实。所以说，历史其实是在不断地重构，可能这种重构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和当时的统治阶级有关。懂吗？封建社会宣扬孔孟，刚理伦常，社会主义社会就不会宣扬，甚至对有些持否定态度。这就是历史的重建，在古人眼中，朱熹是个圣人，但是现在很多书中介绍的来看，朱熹有很多让人诟病的地方，这就是一种历史古今的对话。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每个时代的统治阶级都需要塑造有利于自己统治基础。所以说，唐朝的李家要把自己认作是老子的后代，这就是一种改变历史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历史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到未必真实，特别是历史教科书上的。所以说，日本要修改自己的教科书。这个晓得撒。没有那个国家想让自己的人民认为自己的国家曾经是邪恶的。所以说有句话，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成王败寇。
B. 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何理解
他说：“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历史主要是思想行动，编年史主要是意志行动。一切历史当它不再被思考，而只是用抽象词语记录，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词语曾经是具体的和富有表现力的”。他还认为，“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 他的理论着重历史的现时性，其实就是着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
克罗齐的历史观是具有其重要意义，但确实属于唯心主义的，否定历史本身有其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把它归结为个别的、特殊的历史事件的集合。因此他不承认历史发展规律，而只强调对历史事件的主观评价，历史是精神的运动、发展的过程。因此分析“克罗齐史学思想的当代性”应该采取辨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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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怎样理解“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贝内德托•克罗齐(1866年-1952年)，是意大利少有的著名的学术大师之一，他是哲学家、美学家，也是20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政治家，更是享誉西方的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我们过去似乎只知道克罗齐是位美学家，实际上他在历史学上的贡献是卓越非凡的。他的历史著作有《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那不勒斯王国史》、《1871-1915年意大利史》和《十九世纪欧洲史》等。他的“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出自他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那么这句常被引用的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要看克罗齐本人是怎么说的。克罗齐有一个观念，就是要把“编年史”和“历史”区分开来。克罗齐说：“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历史主要是思想行动，编年史主要是意志行动。一切历史当它不再被思考，而只是用抽象词语记录，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词语曾经是具体的和富有表现力的”。他又说：“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历史与现实完全切割开，编年史可能是真的，但它是死的，只有当现实需要的时候，才会把它唤醒，是新的生活唤醒过去的历史。就像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把南宋的抗金斗争的历史唤醒，像延安整风运动中把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最终失败的历史唤醒，像上个世纪80年代初把“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运动的历史重新唤醒。总之，是活的现实把死的历史唤醒。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通过克罗齐发表这种思想时的历史文化语境来理解他这句话。在上个世纪初中期，克罗齐是意大利法西斯墨索里尼的死对头。克罗齐本来是一位在书斋工作的学者，但当墨索里尼对暴政对付人民时，他转而成为意大利知识分子反法西斯的精神领袖。他在1925年撰写了《反法斯西知识分子宣言》，征集签名，并发表于《世界报》，呼吁反抗法西斯的统治。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历史学家撰写了《那不勒斯王国史》、《意大利史》和《十九世纪欧洲史》等史学著作，以春秋笔法，针砭时弊，反抗法西斯的统治。就是说，克罗齐是以学术为武器，投入反抗现实的斗争。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他的“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重点是强调历史的“现代性”。克罗齐既然要强调历史的现代性，那么他撰写的历史著作就必然有倾向性，就必然对过去的历史有所突出，有所省略，有所建构，以便唤醒历史为现实的斗争服务。由此可见，他的历史真实观与兰克已经大不相同，他不强调什么历史书写“客观性”，他强调历史书写现实针对性。
由克罗齐开创的后来有科林武德等许多人参与表达的历史观，被认为是人文主义的历史观。
D. “一切历史归根到底都是当代史。”怎么理解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诠释
--读《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有感
1、 基本说明
对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武德曾这样评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并非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即当代史意味着为期较近的过去的历史，而是在严格的意义上，即人们实际上完成某种活动时对自己的活动的意识。因此，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 。这段话恰当的说明了这一命题的重要内涵——当代史是自我认识在历史中的再现。而要把这种再现归结为历史本身，重心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当代史对历史的全面涵盖，这种涵盖需要对当代史做出一番新的诠释：“‘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做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 。当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更多的是一个思想概念。正如克罗齐自己所表明的，“当代”是对历史做出叙述时所出现的一种思考状态。这种思考无疑是思想的现实化和历史化，并通过思想的历史花进而发现了历史学的真谛所在，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在这里，作为主词的历史与作为宾词的当代史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当代之所以能够穿透死亡的束缚而规定了历史的全部内涵，原因在于外在时间和编年史意义上的年代序列派生了历史思维的内在时间 ，这种与思维具有同一性的内在时间通过生活和实际行动达到了哲学和历史的合一，或者说是思想与历史的合一。“历史决不是关于死亡的历史，而是关于生活的历史” 。在克罗齐那里，历史重新复活了，而且是以生活的名义、并借助思想的当下性成为正当的历史。
然而，这种“关于生活的”当代史却很容易受到恶意的曲解和善意的误读，特别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成为人人皆知的口号之后，误解就更深了：似乎当代史的历史就意味着历史学家对于历史拥有绝对的权利，而不管这一权利的出生证明是什么；如果历史仅仅是当代史，历史学家似乎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书写历史，因为这也是当代史，而且是绝对肯定的历史。相反的错误观念也存在，富有历史正义感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想当然的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明显存在着对历史事实的猥亵，这是决不能容忍的轻率行为；退一步讲，即使当代史对历史事实的误解只是一个小错误，那么，当代史的提法也是缺乏历史感的，因为根据显而易见的字面阐释，如果历史只是当代史，那么还有什么历史进步、历史动因可谈？
对于上述诸种错误之看法，笔者是试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2、 历史叙述的权利
确实，当历史学家以思想的名义进行历史叙述时，历史学家是自由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没有权利对历史学家提出自己的要求。“毫无疑问，想象力对于历史家是必不可少的：空洞的判断、空洞的叙述、缺乏自觉或想象的概念，全是无用的；……，我们要求对我们所将叙述其历史的事件应有生动的体验，意思也就是要使事件作为直觉与想象重新被提炼出来。没有这种想象性的重建或综合是无法去写历史或读历史或理解历史的” 。简单的说，丰富的想象力是历史学家必须具备的品质，但仅仅有想象力还不够，还需要一种直觉，历史是“对个别事物的认识”，而且是对真实的历史的认识，“直觉的成分和逻辑的成分共同构成了历史判断。在历史研究中，自觉能力的高下就成其为历史学家历史认识能力高下的一个重要尺度” 。克罗齐之所以把编年史看作“假历史”，就在于编年史缺乏历史家的想象力和直觉对历史的当下构造，简言之，就缺乏了“当代”的、或者说是思想的在场。
想象力和直觉共同构成了历史写作的技术基础，但这种基础却不能保证想象力和自觉的恰当运用。如果历史学家凭空想象某种能够证明自己某种“主张”的乌有之物，或者让“我们的爱情、眼泪、蔑视”等等克罗齐称之为“情操价值”的价值左右对历史的思考，那么，历史也不是真历史，历史也就成为一种“诗歌性历史” 。比如对异教徒、对犹太人或者对某某阶级的仇恨融入在历史叙述当中，历史的价值就不是思想的价值了，这样的历史也不能称为历史了。要写一部真正的历史，“我们就要清除神话和偶像，清楚朋友和情人，一心注意历史问题，那就是精神或价值（如果爱用哲学味较少而较通俗的词说就是文化、文明、进步），我们就要用两只眼睛和单一的思想目光看待它们” 。历史的主观性不是个人情感的主观性，而仅仅是思想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不是为了张扬历史学家的爱恨情仇，而是为了实现思想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也就是历史的内在的一致性。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引人注目的另外一个误解是，既然历史是当代史，那么历史学家就有权利根据现实的需要进行历史写作。而所谓的现实需要，可以是政治的，比如爱国主义；也可以是个人目的，比如为了说服别人而专门引用某些有利于自己的观点，而有意无意忽略了那些也曾是事实的历史事实。克罗齐把这两种历史分别称之为“实用性历史”和“修辞学的历史”。
“实用性历史（但它并不是历史）作为一种实际活动是不受非难的：我们每个人都不仅想要探讨历史，而且想要探讨行动，在行动中很好的利用这一形象或者那一形象的重新召来去推动自己的或（结果是一样的）别人的工作。 ”当代史的提法决不是为了当前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历史学家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理想而任意切割的当代史，实用性历史作为一种对历史学（注意，不是历史本身）成果的一种生活化运用而受到作者的肯定（修辞性历史也是如此）。这并不在于这种历史所抱有的历史叙述目的具备历史学上的价值，而在于它的行动本身符合了历史的真义，这个真义就是历史是关于“生活的历史”，正如历史学家通过自己的思想来理解历史那样，实用性历史只是，而且也仅仅是作为一个当下的眼光看待历史时，它的实用性获得克罗齐的肯定，除此之外，实用性历史并无可取之处。
同样，“修辞学的历史”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我们无法攻击它而只能攻击它的理论”，这种理论就是“把历史看成是演说家的作品、……、或看成是心灵的教育（如果它是政治性的）、或看成是能引起愉快的”。这些都表明：“修辞性历史是以一种既存的历史为前提，至少要以一种诗歌性历史为前提，是抱着一种实际目的叙述出来的” 。这些实际目的主要是一种教化的目的，然而，“‘历史’就不仅会在一种形式之下而会在所有这些形式之下参与教育的过程。但就历史本身而论，它只会在一种形式之下参与教育的过程，那不是纯然抽象的道德教育的形式，而是思想教育或发展的形式” 。因此，把历史冠之以道德教育等等名义来进行思考，那还没有洞见历史，因为所这些功能或者目的，都是外在于历史的，比如为了爱国主义教育、比如为了证明某种天堂必然来临等等理想和预言。真正的历史，是内在的、是通过思想的发展而自然达到这些思想的价值和目的。这种思想的发展正如历史的发展，决不含有任何外在于思想的目的和价值。
那种把当代史视为一种可以供历史学家任意阉割和曲解的庸俗看法，实际上是侮辱了克罗齐的思想（或者哲学）的真正内涵。把历史看成是个人情感的发泄场所、或者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实用的教育工具或者是政治家的政治手段，都是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亵渎。
3、 历史的真实性问题
历史是真实的吗？一切对当代史提出质疑的看法都或多或少认为：如果历史就是当代史，历史的真实性就无法保证。虽然克罗齐反对以当下的任何实用性目的对历史进行“剪刀加浆糊”（柯林武德语）式的研究，但当代史本身就意味着历史的客观性无法保证。对于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克罗齐先从不可知论的观点入手进行剖析。
不可知论“并不绝对否认历史的真实性，但它否认历史具有完全的真实性” 。不可知论认为历史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至少历史的全部真相不能完全被历史学家所掌握，换句话说，不可知论否认历史具备真知识。不可知论以历史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真实性而否认历史的真理性品格，但是，如果不可知论面对历史所提出的无数个历史真相问题都得到解决，“如果全部疑问都得到满意的答复，如果我们掌握了所有的答复，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通向无限的道路跟通向地狱的道路一样宽广，如果它不导向地狱，它就必然会导向疯人院” 。企图解决所有历史问题的奢望是不必要的，而由于解决不了这些无穷无尽的问题而产生苦恼和失望是幼稚的，所以“即使无限的历史之全部特定的无限事物能给我们的欲望以满足，我们所该做的也只有从我们的心中把它们清除出去，忘掉它们，而只聚精会神于与一个问题相适应和构成活生生的积极历史、既当代史的某一点上” 。历史的真理品格不在于洞察真相本身，而在于思想本身。历史真实与否，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克罗齐把历史的客观性问题搁置起来，这个疑问也离开了克罗齐的视域范围。
既然历史的真实性不是核心所在，那么，克罗齐又是如何对待历史叙述中必然遇到的史料问题呢？克罗齐对于史料并不怀有在一般历史学家那里常见的尊重感，他曾这样评价史料学工作者：“可怜的学者、档案工作者和考古学家是无害的，是一些有用的小人物” 。不仅这些史料工作者是小人物，而且对于史料本身，他也认为“把想象的、虽则是以猜想形式想象出来的细节添到实在的材料上去也是可以被容许的” 。当然，这种想象性不是“要求历史把他们带回到中世纪的古老堡邸和市场中去”，而是“在想象中去重现过去，并从现在去重想过去，不是使自己脱离现在，回到已死的过去” 。克罗齐很诚实的道出了那些标榜以真实性为第一要义的历史学家所特有的虚伪性。既然历史的真实性是不能实现的一种理想境界，那么，历史学家的文学想象能力也是可以容许的，如此，历史学家何必要遮遮掩掩自己并不孱弱的想象力？当然，克罗齐对史料的漠不关心并不是对历史的无知，恰恰相反，这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内在逻辑使然。“以证据为依据的历史归根到底完全是一种外在的历史而决不是根本的、真正的历史，根本的、真正的历史是当代的和当前的” 。用证据来说明历史，而不是用思想来理解历史，历史就退化为编年体历史了，其中全无血肉和心灵，更无人类的意识，而只有死亡的过去。“任何过去有过的事情都不会返回，任何过去有过的事情都不能被取消；即使我们恢复了一种古老的思想，新的敌手也会使保卫变成新的，并使思想变成新的。 ”尽管克罗齐对于死亡的过于怀有一种体面的尊重，但历史的核心决不在于过去，而在于现在。苛求历史学具备完全的历史真实性无疑是苛求历史学对过去的全知全能，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为历史学的真正主题是当下的时代精神或个人心灵所指引的历史。
4、 哲学与历史的合一
思想本身是不断演进的，历史真实的记录了人类意识的演进，而且历史也从思想、或者哲学中得到了规定性内容。“精神就是世界，它是一种发展的精神，因而它既是单一的，又是分歧的，是一个永恒的解决，又是一个永恒的问题；精神的自我意识就是哲学，哲学是它的历史，或者说，历史就是它的哲学，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意识和自我意识是同一的，也就是说，意识和自我意识既有差别，同时又是同一的，就像生活和思想一样” 。在这样一种情境下，当代史有没有极具历史意识的“发展”可言？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能被看成是一种没有发展观、也没有历史感的历史命题。在克罗齐的眼中，历史和思想的内在性表明了历史的进步观念。正如思想的不断地辩证前行，历史也是如此。克罗齐坚持一种十九世纪以来的发展观念，这种观念坚信人类是不断前进的。在谈及黑暗的中世纪的史学时，他也认为中世纪也是有进步的 ，不仅如此，“甚至荒谬的人的毁谤和对人类良知得令人厌恶的错误批判的毁谤也是一种前进” 。
历史是不断前行的，这点毫无疑问，也合乎逻辑的包含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中，那么，这种前行有没有动力，它有没有一个预先设定好的目的因？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先从克罗齐认为历史必须具备的三点历史意识谈起，“这三点是，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叙述与文献的统一性和发展的内在性” 。如果历史和哲学互相分离，历史事件的完整性也没有实现；文献不与叙述历史、亦即思考历史的思想相统一，历史也不是历史；而发展的内在性则表明我们不能从历史之外寻找历史的发展。
在历史与哲学（或思想）相分离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只承认历史的动因只能从事实本身去寻找，先搜集历史，然后再从事实中寻找原因。这看上去很公正可靠，但这种被克罗奇称之为“实证主义”的做法却直接把各种庸俗的、陈旧的观念放逐于批判领域之外，他们“求助于求学时的记忆，求助于当时流行的哲学口号，求助于当时人们对于政治、艺术、道德的日常情操” ，并让这些观念毫无顾忌的引导历史学家编造一个关于历史原因的平庸传说。这看似尊重历史，实质上各种偏见、误解的大杂烩。 而那种以非历史的哲学思想与历史结合时，情况更为糟糕。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比如某种客观规律，他们博学而又自信的认为，历史有一个最高的终极原因，而且存在一个终极的目的，这种目的是外在于历史，比如天堂，比如共产主义社会。他们依据自己的需要，对历史进行人为的切割以至歪曲，然后采用这些所谓的历史事实比附他们的观念。这种做法与证明世上存在上帝的那些常用手法是没有多少差别的，他们既玷污了哲学的名誉，又使历史只能充当类似注脚的角色，甚至“把单纯的叙述性的历史当作身外的废物，而单纯叙述性的历史则应当作为道德家和政治家说教和教训的原料或脚本”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历史就可以完全取消，而单纯的奇思妙想就可以代替历史叙述了。这样思考出来的终极原因决不是历史的动因，同样，所谓的历史必然趋势也不是历史所渴求的天堂。
从上面可以看出，克罗齐既否认单纯从事实本身寻找历史发展原因的方法，也反对以观念的逻辑代替、说明历史的逻辑。如此，克罗奇所认为的历史动因又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克罗齐所定义的“哲学”一词谈起。克罗齐认为，真正的哲学，“只能是史学的方法论阶段，即，关于构成历史判断的范畴的阐述或关于指导历史解释的概念的阐述” 。没有任何哲学能够离开历史的基础，“一般研究历史事项的人都应当成为自觉的和有训练的哲学家，因而一般的哲学家，即纯哲学家在知识的专业化中应当是无立足之地的” 。从这个定义中，我们至少可以明白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哲学给予历史以叙述的意义，没有哲学，历史就不成为历史了；二是历史给予哲学实在的存在理由，如果离开了历史，哲学就不能叫哲学。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历史发展的动因问题——如果对于克罗齐而言可以构成一个合法提问的话——不能从历史之外的纯哲学当中寻找，当然也不能单纯中历史事实中寻找，而应当克罗奇的历史化哲学和哲学化历史、亦即思想中去寻求。正如克罗齐自己所说的，“思想从内部重整历史，它就是它自己的证据，它不承认不可思议的东西，因为那是不能想象的” 。
5、 结语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恰当的表明了克罗齐的史学思想，但我们决不能忽视它的内涵及其背后的观念预设，更不能把这一命题口号化。许多错误的理解都是从一知半解中产生的，如果我们不能从克罗奇的整体思想本身去理解这一命题，那当代史这一命题就无任何价值了，更谈不上后人还能从中获得什么新的启发，思想的进步也会由此停止，正如克罗齐所说，“当人们认为已经不能再学习时，当人们被教育成再没有接受更好教育的可能性时，生命就停止，再不能说还活着而应说已死亡” 。
E. 怎样理解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历史与现实抄息息相关。历史是袭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人类从事每个时段的社会实践，无不需要以已经具备的历史条件作基础，无不需要借鉴有关的历史经验。中国历代史学家和政治家，一贯认为历史之用在于以古鉴今。司马迁著《史记》意在“述往事，思来者”，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是要“鉴前人之兴衰，写当今之得失”，唐太宗李世民认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等等，表达的都是用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思想。
F. 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怎么理解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克罗奇被人引用到泛滥的一句话，然而如果因此望文生义的理解为这是歪曲历史以迎合现在，错过的就不只是克罗奇，还有这篇文章和作者在希腊罗马之间上下求索的意义。
对于克罗奇这句话的解读，可以从在两个方面：
从认识论的角度可以认为，历史正是以当前的现实生活作为其参照系，这意味着，过去只有和当前的视域相重合的时候，才为人所理解。一个在自己现实生活中完全不懂的爱情魅力为何的俗物，大概不能理解克拉奥佩特拉的眼泪如何使得一个王朝覆灭。他们最多只知道有如此这般的事情，但是不能领会它们。故此可以说，一个对中国民法典的体系毫无热情的人，就不能真正懂得希腊化的罗马法学在形式理性上的成就。
从本体论来看，其含义是说，不仅我们的思想是当前的，我们所谓的历史也只存在于我们的当前；没有当前的生命，就没有过去的历史可言。所谓“当代”，是指它构成我们当前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历史是精神活动，而精神活动永远是当前的，决不是死去了的过去。对克罗齐来说，时间本身不是独立的存在，也不是事物存在的外在条件；他只是精神自身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既不能把时间、也不能把过去看成是精神以外的事物。故此又可以说在大家看来早已消逝的古罗马的荣光，其实依然活生生存在于精神之中，存在于从萨维尼到徐国栋每一个热爱罗马法的人的精神和著述之中。只要它还影响着我们，就存在于我们之间。
G. 如何理解“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一切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克罗奇在其专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提出的。对于克罗奇这句话很多人抱有不同的观点，其中比较被人所接受的是柯林武德的论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并非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即当代史意味着为期较近的过去的历史，而是在严格的意义上，即人们实际上完成某种活动时对自己的活动的意识。因此，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 。这段话恰当的说明了这一命题的重要内涵——当代史是自我认识在历史中的再现。而要把这种再现归结为历史本身，重心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当代史对历史的全面涵盖，这种涵盖需要对当代史做出一番新的诠释：“‘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做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 。当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更多的是一个思想概念。正如克罗齐自己所表明的，“当代”是对历史做出叙述时所出现的一种思考状态。这种思考无疑是思想的现实化和历史化，并通过思想的历史花进而发现了历史学的真谛所在，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H. “一切经典都是当代经典，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历史”这句话怎么理解
简单来说就是任何历史的书写者都受到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文化价值观的左右回，因而书写的只是他们答在当代立场上所理解的过去，同样，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的读者对同一经典或历史事件的解读的深刻性与侧重点也会完全不同，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可能存在“真正客观”的历史，或者也可以说，历史及历史研究正因其主观性与阐释性才有意义。
克罗齐提出这个观点的初衷是质疑当时历史学界竭力追求”真实”的研究理念，认为对于历史研究而言，重要的不是去考证某个事件是否“真实”，而是理解人们对这件事的看法与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