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哪个朝代人才最多

『壹』 中国古代人才最多的朝代

春秋战国最多了：乱世出英雄啊！不论是武将还是文人，那是大把的多！

春秋战国之交，神州大地掀起了一场社会大变革的风暴。
在这场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大变革中，旧的奴隶主阶级没落了，新的地主阶级兴起了；旧的奴隶制度和道德伦理观念，被新的封建制度和意识形态取代了；一部分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尖锐激烈，兼并战争连年不断，整个社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大动荡大改组局面。
在这个时期，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应运出现了，这就是士。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地位虽然较低，但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政治、军事的杰出人才。其代表人物如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以及商鞅、申不害、许行、陈相、苏秦、张仪等，都是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或科学家。至于一般的出谋划策、谈天雕龙之流，以及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更是人数众多。
由于士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不同。他们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许多学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儒、墨、道、法四家，而《论语》、《孟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则是这四家的代表著作。其中，《论语》、《孟子》和《庄子》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贰』 历史上哪个朝代的谋士和武将最多都有谁

所谓的谋士和武将都是大争之世的产物，没有战争，谋士和武将就难以发挥他们的价值，也就不可能有青史留名的机会。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大动荡时代的谋士和武将是最多的。
此时期著名武将有：
春秋时期
1、先轸：《左传》第一名将。城濮之战是中国最早的诱敌深入的战例，淆之战是最早的包围歼灭战。晋国百年霸业的奠基人，先轸是中国兵家谋战的祖师。

2、荀罃：春秋中期难得的名将，晋悼公复霸的头号功臣。三驾服楚，是晋对楚优势最明显的时期。
3、伍员、孙武：这两人实在不好分开。五战拔郢，千里闪击，3W破20W，这样的战例在中国是空前的。其中，孙武著有《孙子兵法》，被奉为“兵圣”
战国：
1、吴起：战国第一牛人。军政一把抓，到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强大，哪个国家失去他就要元气大伤好一阵。吴起历来和孙武齐名，被奉为“亚圣”
2、白起：战国歼灭战第一人，杀人克敌无数，但没有打出过明显的以弱克强、以少克多的战例，稍逊吴起，政治能力也比不上吴起，屈居第二。
3、乐毅：以微弱之燕下齐70余城。诸葛亮的偶像。
4、孙膑：经典的“围魏救赵”，对手庞涓也绝对不弱。围魏救赵，几千年后来看依然是完美无暇的策略，难怪毛主席评：“围魏救赵，千古高手”
5、廉颇：老廉颇确实很厉害，攻必克战必取。长平之战后，靠着赵国残余的兵力竟然可以打到燕国国都！很厉害。
6、李牧：这个人应该很熟了吧。用奇计破匈奴十余W，然后数次打败强秦，是战国后期优秀的将领。
7、魏无忌：无忌公子两次合纵，让六国灭亡的时间推迟几十年。
著名谋臣有：
1宁越
战国时齐人攻打廪丘，赵国派孔青率领死士前往救援，抵御齐人，结果大败齐军，俘获齐军战车两千辆，将三万具齐军的尸首葬成两座大坟。
宁越对孔青说：“这些车辆、尸首若不加利用太可惜了。不如把齐兵的尸首还给齐人，在齐国境内再发动一次无形的战役，让战车能发挥另一种运输的功能，而齐国的府库就会因掩埋这些尸首而耗竭。”
孔青说：“万一齐人拒绝收尸，那该怎么办？”
宁越说：“率军出征作战，不能得胜，是罪一；只准百姓出征，不准百姓返国，这是罪二；不肯接纳战死沙场百姓的尸首，这是罪三。有这三罪，百姓就会怨恨君主，无心尽忠君主，君主无法驱使百姓效力，这就叫二次进攻。”
宁越可算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用武能以力取胜，用文能以德取胜。
2苏秦
效力于 昭王，表面上主张合纵，联合了除秦外的各国，实际上是挑拨各国与齐国的关系，长期蒙蔽齐愍王，挑唆齐国灭宋，消耗国力，最终导致乐毅联军伐齐成功，但他在伐齐前事情败露而被杀。《战国策》中涉及的36篇。
3杜赫
《战国策》中关于杜赫的文章有5篇。
杜赫想让东周重用景翠，就对东周君说：“您的国家很小，倾尽您的珍宝侍奉显赫诸侯的笼络人心的方法，不是太适合，应该好好反思一下。比如张网捕鸟，把网设在没有鸟的地方，永远也不会捕到鸟；把网设在鸟多的地方，容易使鸟惊觉，又会把使鸟惊飞。只有把网设在有鸟而鸟不多的地方，才会捕到很多鸟。如今您把钱花在声名显赫的人身上，可这些人却瞧不起您；把钱花在普通人身上吧，您对这些人指望不了什么、无所企求，又浪费钱财。君王只有把钱花在暂时穷困潦倒，现在并不显赫，将来一定成大器的人身上，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4齐名
东周臣，后来到楚、秦、韩寻求发展，纵横家。《战国策》中涉及的5篇。
5周最
周公子，侍奉秦昭王。其能力较强，但私欲也很重，时刻不忘为自己谋利，所以成不了大事。《战国策》中涉及的21篇。
齐国派周最出使韩国，胁迫韩国任命韩扰为相国，罢免公叔。周最为此很苦恼，他说：“公叔和周君的关系很好，派我出使韩国，使韩国废掉公叔而立韩扰为相。俗话说：‘人在家里生气，一定会把怒容在大庭广众之下表露出来。'如果公叔怨恨齐国，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可是他一定会和周君绝交从而痛恨于我呀。”史舍劝道：“您就去吧，我会让公叔尊重您的。”
周最来到了韩国，公叔非常愤慨。史舍见公叔说：“周最本来不想出使韩国，是我私下里强迫他来的。周最不想来，是为了您好；我强迫他来，也是为了您好。”公叔说：“请您说说您的理由。”史舍回答道：“齐国一个大夫养了一条很凶猛的狗，不能呵斥，呵斥它就要咬人。有一位客人想试试，先小心地盯住它，轻轻地呵斥，狗没有动；又大声呵斥它，狗竟没有了咬人的意思。周最以前有幸能够侍奉您，这次不得已才出使韩国。他将按照礼节慢慢地陈述齐国的要求，韩王一定以为齐王并不急于这样做，一定不会答应这个要求。如果周最不来，别人一定也会来出使的。来的人和您没什么交情，又想要讨好韩扰，出使肯定会很快，说话的口气一定很急切，那么韩王一定会答应他。”公叔说：“好。”于是就很敬重周最。韩王果然没有让韩扰取代公叔为相。
6陈轸
原先效力于秦惠王，但是几乎没有为秦国出过什么力，总是与张仪作对而对秦国不利，被逐后仕楚怀王，多次高瞻远瞩识破张仪计谋，却不被怀王采纳，是能力强而未能发挥效用的人。《战国策》中涉及的19篇。
陈轸离开楚国来到秦国，张仪就对秦惠王说：“陈轸身为大王的臣子，竟然经常把秦国的国情泻露给楚国。我不愿跟这样的人同朝共事，希望大王能把他赶出朝廷。如果他要想重回楚国，希望大王杀掉他。”惠王说：“陈轸怎么敢去楚国呢？”
秦惠王召见陈轸并询问他说：“寡人愿意尊重贤卿的意见，只要贤卿说出要到哪里，寡人就为你准备车马。”陈轸回答说：“我愿意去楚国！”惠王说：“张仪认为你必然去楚国，而寡人也知道你将去楚国，何况如果你不去楚国，又将在哪里安身呢？”陈轸说：“如此我离开秦国以后，必然故意要去楚国，以顺从大王和张仪的策略和判断，而且可以表明我与楚国的真正关系。楚国有一个人娶了两个妻子，有人去勾引他年老的妻子，年老的就骂起来明确拒绝；勾引年轻的妻子时，她就欣然顺从了。没有多久，这个拥有两个妻子的男人死了，有个客人问勾引者说：‘在这两个寡妇当中，你是娶那个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勾引者回答说：‘我娶年老的！’客人问：‘年老的曾经骂过你，而年轻的却服从了你，你为什么反倒喜欢年老的呢？’勾引者说：‘当他们做别人妻子时，我希望她们接受我的勾引；反之，如果做了我的妻子以后，我就喜欢当初不接受我勾引的那个。’现在楚王是位贤明君主，而宰相昭阳也是一位贤明的大臣。我陈轸身为大王的臣子，如果经常把国事泄露给楚王，那么楚王必定因为上述的道理不收留我，而昭阳也不愿意跟臣同朝共事。我如果离秦去楚完全可以表明我到楚国去不是要帮助他们。”
7昭滑：楚国谋士，较有远见，不知为何得到贾谊的特别推崇。《战国策》中涉及的3篇。
8苏厉
事迹不如两位兄长多，但是由于三苏（苏秦，苏代，苏厉）被后世称道，也同样闻名遐迩，也可能含有苏氏家族雄辩才能遗传因素的影响，主要为齐国服务。《战国策》中涉及的8篇。9乐毅
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率五国军队攻打齐国，攻下七十多座城邑，并把这些地方全部作为郡县划归燕国。只剩三座城没有攻下，燕昭王就死了。10张仪：效力于秦惠文王，主张连横，主要贡献是联合魏国等弱小投向秦国，破坏合纵，败坏楚国和齐国的关系，两欺楚怀王，个人品德遭到非议，惠王死后被排挤出秦国。《战国策》中涉及的53篇。
11公孙衍：可以说是战国最早的纵横家，起先侍奉秦惠王，地位被张仪取代后到魏国，受到陈轸触动而发动五国攻秦，一度号称掌五国相印，惠王死后企图回秦国任相而失败。《战国策》中涉及的32篇。
12甘茂：主要侍奉秦武王，聪明才智超过了号称“智囊”的樗里子和前辈公孙衍，而且很会“留一手”，多次战胜政敌，而且善于用兵，最终武王的逝世也结束了他在秦国的大好前程，却能借苏代的光而重获富贵。《战国策》中涉及的24篇。
3甘罗：继承了祖父的聪慧特质，年仅十二就善于用发问诱导等办法说服吕不韦、张唐，被少年所推崇。《战国策》中涉及的1篇。
14淳于髡：侍奉齐威王，他博辩而不逞辩，举动反常而淡言微中，而且巧设悬念，一语千钧，继承了滑稽派进谏的良好传统，有一批后继者。《战国策》中涉及的5篇。
5芒卯：能使诈，侍奉弱小的魏国，能在危险时刻挽回局面，或许还能获得小利。《战国策》中涉及的4篇。
16触龙：得见的仅《说赵太后》一篇，但一篇足以显示其高超的因应能力，和诱导分析能力，姜还是老的辣。《战国策》中涉及的1篇。
17鲁仲连：在比春秋还礼崩乐坏的战国，他显得那么的特立独行，只有那么少的几个人能像他那样深持高义，正是他的高义感化众人，得以不帝秦。《战国策》中涉及的5篇。
18李斯：他侍奉秦始皇，出了名的善于察言观色，极力逢迎主上的心意，深受始皇宠信，但是最后死于赵高手中，罪有应得。事迹不在《战国策》中。
19楼缓：前后侍奉赵武灵王和秦昭王两位著名的君王，活动时间跨度有四五十多年，多次损害赵国，将赵王的愚蠢暴露无遗。《战国策》中涉及的10篇。
20齐貌辨：善于讽谏的家臣，侍奉靖郭君使之重得厚待。《战国策》中涉及的1篇。
21邹忌：曾利用鼓琴、照镜讽谏齐威王，任齐相多年，后与田忌不和。《战国策》中涉及的6篇。
22虞卿：曾任赵相，能言善辩。《战国策》中涉及的7篇。
23范雎：能抓住秦昭王内心的突破口，废四贵以自贵，但太重私人恩怨，导致任人不当而死。《战国策》中涉及的16篇。
24蔡泽：他一样能利用时机寻找到对方的突破口，用日常比喻获得说服的成功，然而威望不足。《战国策》中涉及的2篇。
25吕不韦：以商人的眼光窥视这个时代，成败都因其货可居，也是杂家的代表人物。《战国策》中涉及的8篇。
26公仲侈：任韩相多年，为了这个弱小的国家能够在列强中苟延残喘费尽了心思，当然也有失误，但这怎能责怪一位国君并不言听计从的大臣呢？《战国策》中涉及的30篇。 27泠向：侍奉秦国，罕见的智者。《战国策》中涉及的7篇。
28昭奚恤：楚国著名辩士，能在这个腐坏的国家有所作为很难，受到他人攻讦是一定的。《战国策》中涉及的8篇。
29惠施：魏国的相国，也是名家中惠家创始人，主张“大同异”。《战国策》中涉及的9篇。
30墨翟：墨家的创始人，这位哲学家兼工程师本不该被定为辩士，但谁让他耐不住去止楚攻宋呢？《战国策》中涉及的1篇。

『叁』 史上名将最多的朝代，是哪个朝代

古往今来，无论是哪个朝代，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会有自己最强的将士出现。只不过在古代时期杰出的将士是比较少的。

在我国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个朝代，他名将辈出，不仅数量很多，还能超越宋朝10倍，更是清朝时期的20倍。大家猜猜看是哪个朝代呢？

读者们，你们觉得哪个朝代的名将能和汉朝比呢？欢迎在下方留言。

『肆』 中国人才最多的年代是那个年代

一般乱世出英雄
比如说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
三国时期
五代十国时期
以及朝代更替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伍』 中国各个朝代的人口 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的人口最多

清以绝对人口过亿，及数倍的人口增长，遥遥领先于其他各朝。二十世纪常说的“四万万五干万同胞”，就是清朝创造的人口数字。
中国自先秦至清道光二十年（1840）的人口发展状况。
中国是最早有人口记录的国家，史料丰富。但多是历代王朝征课赋役的户、口或丁数。这些数字有的比较接近实际存在的人口，有的则需估算才能成可比数字。而边疆民族人口多不列国家编户，不易估算，但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大。
先秦两汉时期 最早的人口数量可溯及公元前21世纪的夏禹时代，有1300余万人，但系后人追述，不足据。春秋战国之际,进入封建社会,特别是秦统一中国后，社会经济有较大发展,国土亦扩大,人口增长较快。至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记录在籍的人口有1223万余户,5959万余口，可视为中国人口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若以秦岭、淮河一带为界,当时北方约占人口总数的77.5％,南方占22.5％；黄河中下游的豫、冀、兖、徐、青五州土地面积只占全国的12.6％，人口则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东汉时期，南方人口略增，北方稍降。
魏晋南北朝时期 汉末至南北朝,战乱不已,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人口急剧减少。但这一时期的记录，多的也只有二三百万户,可能遗漏甚多;加以当时坞壁、田庄盛行，有所谓“百室合户，千丁共籍”者，丁口隐匿，所录户口数字自不足据。若参酌隋统一后的记录，则南北朝时在籍人口约有4000万,比汉代高峰减1/3。战乱中人口南迁，南方人口比重有增加之势。
隋唐时期 隋统一中国，经济恢复颇快，又曾大力检括户口,纠察隐匿。大业五年（609）记录在籍人口4602万。唐前期政治安定,生产发展，天宝十四年（755）记录在籍人口5292万，户数则不过 900万，每户平均五六人，以后大体如是。唐代幅员大于汉，边疆属国辽阔，又僧尼、军士、游民等均未包括在内，实际人口当超过汉代。安史之乱及唐末战争迄五代十国，北方人口再度下降。但江南经济有发展，并开始开发岭南，故整个人口损失不会太大，重心继续南移。
宋代 宋代政治上虽较弱,但经济上有较大发展,南方生产繁盛，农业、手工业以及科学技术都居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惟宋代记录户多口少，每户平均只有二口多，显系匿报。北宋元丰三年（1080）有在籍人口2383万，大观四年（1110）即增至 46735万。北方辽国无人口记录，至南宋绍熙四年（1193）有在籍人口2784万，金国明昌六年（1195）记录达4849万口。中外学者研究宋辽金人口，大多认为达到历史上第二个高峰,其估计自8000万至1.2亿不等，估算年增长率自0.5％至0.8％不等。总之，宋代中国人口已达一亿以上，其增长速度，在世界中世纪史亦属少见。按元丰三年之户数，北方约占37.3％，而南方占62.7％，人口重心已移至长江中下游。南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续有北人南迁，但总数增长不大。
元、明、清时期 宋末战争,及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国人口又一次剧烈下降。至元二十八年（1291）记录仅5985万口，比宋之高峰减少40％以上。但至元记录不实，不在编之户口众多，实际减少不会这样多。
明初曾注意整理户籍。洪武二十六年（1393）记录为6055万人，永乐元年（1403）增至6660万人，恢复颇快。惟宣德以后之记录逐渐减少，至万历时仍不过6000余万；大约是黄册制度破坏后，隐漏较多之故。明代垦田增加，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达，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学者估计万历时中国人口当远超过一亿,有谓达1.6亿者。明末战乱，户口有所减少，但减少不会很多。人口分布，则与宋代大体相同。
清代初期行编审制,人口计丁（16～60岁男性）,丁数亦有隐漏。顺治十二年（1655）记录仅1403万丁。康熙五十一年（1712）宣布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申报大增，康熙五十三年为2462万丁，按丁数占人口20％计，约有1.23亿人。乾隆以后人口记录用保甲法，乾隆二十七年（1762）已达2亿；五十五年超过3亿；道光二十年达4.13亿。乾嘉百年间人口年增长率在0.6％左右,形成中国人口发展的第三个历史高峰。此后步入近代，人口趋于停滞。
清代农业和工商业有普遍发展，华中丘陵地带和岭南都大力开发,并因农民人身自由，人口流动性增大,向西南移民尤多。四川人口记录，乾隆初不过数百万，道光时已逾4000万，实际恐不只此数。东北放垦较晚，但在光绪时已有一定移民。整个人口分布仍以长江流域为重心。按道光十至十九年之记录平均，北方各省只占总人口的30.3％，南方各省占69.7％；全国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5.3人，北方各省为45.8人,南方各省达104.6人；江苏、浙江密度尤大。
历代人口发展的特点 中国历代王朝大都采取奖励人口增殖政策，民间亦以生育人丁为家族兴旺的标志。在小农经济和多子继承制度下，每家都希望有较强劳动力，因而趋向早婚和多子女。古有男子30而娶之说，但汉制20岁授田,北朝、隋、唐均18岁授田,大体即成家之年；并有推早之势，如清代16岁即成丁（古为21岁）。以此，形成封建社会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10世纪以后，中国食物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长期性的人口增殖早于欧洲。然而垦田面积终属有限，到乾隆人口迅速增长时，人均耕地不过3亩余。

『陆』 中国历史上哪一个人历经的朝代最多

说道中国历史上经历朝代最多的宰相，那就非五代时期（907——960）的冯道莫属。一般我们说某人是几朝宰相、几朝元老大多都是说在同一个王朝里经历了几代皇帝，冯道是经历了五个王朝（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服侍了十一代皇帝。
冯道(八八二——九五四年)，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东北)人，唐末投刘守光作参军，刘败后投河东监军张承业当巡官。张承业重视他的“文章履行”，推荐给晋王李克用，任河东节度掌书记。后唐庄宗时任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明宗时出任宰相。后晋高祖、出帝时均连任宰相，契丹灭晋后，被任为太傅，后汉代晋后任太师，后周代汉后依然任太师。周世宗征北汉前，冯道极力劝阻，激怒了周世宗，因而不让他随军，令他监修周太祖陵墓。当时冯道已患病，葬礼完成后就去世了，被周世宗追封为瀛王。就是这位冯道，引起了千古毁誉。

尽管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的《冯道传》对他有不同的评价，但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一致的。冯道的不少好事，就是连称他为“无廉耻者”的欧阳修也没有否定，例如：他“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在随军当书记时，住在草棚中，连床和卧具都不用，睡在草上；发到的俸禄与随从、仆人一起花，与他们吃一样的伙食，毫不在意；将士抢来美女送给他，实在推却不了，就另外找间屋子养着，找到她家长后再送回去。在丧父后辞去翰林学士回到景城故乡时，正逢大饥荒，他倾家财救济乡民，自己却住在茅屋里，还亲自耕田背柴；有人田地荒废又没有能力耕种，他在夜里悄悄地去耕种，主人得知后登门致谢，他却感到没有什么值得别人感谢的地方；地方官的馈赠也一概不受。

后唐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比较安定，冯道却告诫明宗：“我以前出使中山，在经过井陉天险时，怕马有个闪失，小心翼翼地紧握着缰绳，但到了平地就认为没有什么值得顾虑了，结果突然给从马上颠下受伤。在危险的地方因考虑周到而获得安全，处于太平的环境却因放松警惕而产生祸患，这是人之常情。我希望你不要因为现在丰收了，又没有战事，便纵情享乐。”明宗问他：“丰收后百姓的生活是不是有保障了？”冯道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历来如此。我记得近来聂夷中写过一首《伤田家诗》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明宗让左右抄下这首诗，经常自己诵读。

另一次临河县献上一只玉杯，上面刻着“传国宝万岁杯”，明宗很喜爱，拿出来给冯道看，冯道说：“这不过是前世留下来的有形的宝，而皇帝应该有的却是无形的宝。”明宗问是什么，冯道说仁义才是帝王之宝，并说了一通仁义的道理。明宗是没有文化的武夫，不懂他说些什么，就找来文臣解释，听后表示要采纳。

冯道担任宰相后，“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即贫穷的、无背景的读书人和有真才实学、有事业心的人，都得到提拔重用，而唐末的世家显贵、品行不正、办事浮躁的人必定被抑制或冷遇。无论如何，这是值得称道的措施。

明宗年间，冯道还与李愚等委派官员，将原来刻在石上的儒家经典用雕版印刷。这是见于记载的首次以雕版印刷《九经》，是中国印刷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竟然发生在战乱不绝的五代时期，与冯道个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冯道最受诟病的是他的政治道德，欧阳修自不必说，司马光也称他为“奸臣之尤”，就是对他持肯定态度的《旧五代史》，在盛赞“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之后，也不得不对他的“忠”提出了疑问：“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直到范文澜作《中国通史》，还花了不小的篇幅对冯道大加挞伐，主要也是针对他的政治道德。这些批判看来都是大义凛然，但联系冯道所处社会和环境的实际来分析，结论却不是如此简单。

像欧阳修这样生在承平之世的人，又遇到一个优容士大夫的宋朝，实在是三生有幸的。所以他尽管也不时受到谗言的攻击，在宦海中几经沉浮，却能位致宰辅，死后获得“文忠”的美谥。他不必像生在乱世或改朝换代时的士人那样，必须在不止一个的君主或朝代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还可以从容地用“春秋遗旨”(见《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来审判冯道一类不忠之臣。

相比之下，冯道可谓不幸之极，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频繁的时期，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加上契丹、十一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辽太宗耶律德光)合计不过三十一年，平均每朝(含契丹)仅六年余，每帝仅三年余，最长的唐明宗和晋高祖也只有八年。如果冯道生在康熙、乾隆时，他的一生仕途刚刚超过皇帝享国时间之半，不用说换代，还等不到易君。而且这四个朝代都是靠阴谋与武力夺取政权的，契丹又是趁乱入侵的；除了个别皇帝还像个样，其余都有各种劣迹暴政，晋高祖石敬瑭更是靠出卖领土、引狼入室才当上儿皇帝的卖国贼。即使按照儒家的标准，这些帝王大多也够得上是“乱臣贼子”或昏君暴君。但事实上他们又都是统治了中原地区的君主，连欧阳修也承认他们的正统地位，一一为之作本纪。因此冯道除非住进桃花源，或者优游林下，“苟全性命于乱世”，否则总得为这些皇帝效劳，总得忠于这些皇帝或其中的某一人。逃避现实自然要容易得多，但如果当时的士人都是如此，难道真的要靠那些“乱臣贼子”和以杀戮为乐事的军阀刽子手治天下吗？

欧阳修在严厉批判冯道的“无耻”时，提供了一个懂“廉耻”的正面典型：

五代时山东人王凝任虢州(今河南灵宝县)司户参军，病故在任上。王凝一向没有积蓄，一个儿子年纪还小，妻子李氏带着儿子送其遗骸回故乡。东行过开封时，到旅馆投宿，店主见她单身带一个孩子，心里有疑问，就不许她留宿。李氏见天色已晚，不肯离店，店主就拉住她的手拖了出去。李氏仰天大哭，说：“我作为一个女人，不能守节，这只手难道能随便让人拉吗？不能让这只手玷污了我全身！”拿起斧头自己砍断了手臂。过路人见了都围观叹息，有的弹指警戒，有的流下了眼泪。开封府尹得知后，向朝廷报告，官府赐给李氏药品治伤，还给予优厚的抚恤，将店主打了一顿板子。

欧阳修明知此事不过是一篇“小说”，却认为“以一妇人犹能如此，则知世固尝有其人而不得见也”，然后教训冯道们：“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言下之意，从李氏的例子说明即使在五代这样的乱世，连一个女人都还是有廉耻之心的；不仅李氏，围观的人、开封府尹、朝廷也都是是非分明的；只是流传下来的事例太少了。李氏能断臂，冯道们为什么不能用自杀来避免“忍耻偷生”呢？读完这令人毛骨悚然的“节妇”事例，我非但不为欧阳修的良苦用心所感动，反而要为古人担忧了。从公元九○七年朱温代唐至九六○年赵匡胤黄袍加体，五十余年间换了六个朝代，皇帝有十个姓，如果大臣、士人都要为本朝守节尽忠，那就会出现六次集体大自杀；如果要忠于一姓，就得自杀十次；欧阳修效忠的这个宋朝在开国时就会面对一个没有文人为之效劳的局面，或许就永远不会有“宋太祖”和“欧阳文忠公”的称号。

相反，与冯道同时代的人对他就赞誉备至。冯道死时七十三岁，正好与孔子同寿，“时人皆共称叹”。宋初的名臣范质对冯道的评价是：“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引)显然这是由于范质等人至少都有历二朝、事二主的亲身体会，理解冯氏的苦衷，不像欧阳修只要说现成话那么方便。其实，欧阳修遇事也未必都效法李氏。治平二年英宗要追封自己的生父濮王为皇，当时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与宰相韩琦赞成，天章阁侍制司马光、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反对，结果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都被贬黜，而赞同欧阳修意见的蒋之奇被他推荐为御史，被众人目为奸邪。欧阳修的小舅子薛宗孺和他有怨，捏造他生活作风不正派。蒋之奇为了摆脱窘境，就上奏章要求对欧阳修进行查办。欧阳修闭门接受审查，因得到故宫臣孙思恭的辨释，蒋之奇等被黜逐，欧阳修也力求辞职，降任亳州知州。这一事件说明欧阳修并不那么光明正大，也不见得有李氏那样的廉耻之心。引经据典迎合皇帝的心愿，贬斥持反对意见的人，早已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围。蒋之奇的行为说明此人完全是一个无耻小人，但因为赞同自己的意见，就加以引荐提拔，显然已不是一般的用人不当。受人污蔑后并没有像他要求别人那样以死明志，只是老老实实接受审查，以降职为台阶，看来事到临头就不像议论别人那么轻而易举了。《宋史·欧阳修传》说他“数被汗衅”，但他的反应至多只是要求退职，说明他从来就没有李氏断臂的勇气。有人喝着参汤作发扬艰苦朴素光荣传统的报告，带着浩荡的豪华车队去访贫问苦，儿子拿了绿卡后再提议限制出国，挪用公款后却要公教人员体谅国家的困难；或者跑到海外去指责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独立人格，入了外籍后来教导我们应如何爱国；大概都深得欧阳文忠公的真传，继承了假道学的传统。

冯道另一个污点是对契丹的态度。范文澜写道：“他(晋高祖石敬瑭)要冯道出使辽国行礼，表示对父皇帝的尊敬。冯道毫不犹豫，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好个奴才的奴才！”(《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重印本，第400页)此事明见史籍，自然不能为冯氏讳，但全面分析冯道与契丹的关系就不难看出，他采取的是实用态度，与卖国贼石敬瑭还是有根本区别的。

冯道并没有参预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卖国勾当，他说这样的话，只是他“滑稽多智，浮沉取容”(《资治通鉴》卷二九一)的一贯本色。因为石敬瑭为了取悦于契丹，认为只有冯道才能充当使者，已经说了“此行非卿不可”的话，再说“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只是假惺惺表示关怀。老于世故的冯道自然明白自己的处境，索性表示得心甘情愿。据《旧五代史》所引《谈苑》，契丹主曾派人劝冯道留下，他回答：“南朝为子，北朝为父，两朝皆为臣，岂有分别哉！”话说得很漂亮，实际还是不愿留在契丹。他把契丹的赏赐全部卖掉，得来的钱都用来买柴炭，对人说：“北方严寒，老年人受不了，只能备着。”似乎作了在北方长住的打算。契丹主同意他返回时，他又三次上表要求留下，被拒绝后还拖了一个多月才上路，路上边行边歇，两个月才出契丹境。左右不理解，问他：“别人能够活着回去，恨不得长上翅膀，你为什么要慢慢走。”冯道说：“你走得再快，对方的快马一个晚上就追上了，逃得了吗？慢慢走倒可以让他们不了解我的真意。”可见他表面上的恭顺只是一种韬晦的手段。

契丹灭晋，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到达，辽主问他为何入朝，答复倒也直率：“无城无兵，怎么敢不来？”辽主又责问他：“你是什么老子(老东西)？”冯道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辽主听后欢喜，任他为太傅。有一次又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使他能在暗中保护汉族士人。契丹北撤时，他与晋室大臣被随迁至常山，见有被掠的中原士女，就出钱赎出，寄居在尼姑庵中，以后为她们寻找家人领回。耶律德光死后，汉兵起来反抗契丹军队，驱逐了辽将麻答，冯道等到战地慰劳士卒，军心大振。失地收复后，冯道又选择将帅，使军民安定。

冯道出使契丹的目的或许能推测为贪恋后晋的爵禄，那么他应辽主之召以及以后的行动就不能说是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当时契丹军只占领了开封一带，他所在的南阳并无危险，要投奔其他割据政权也不难，以他的声望和政治手腕，博取荣华富贵易如反掌。但他却甘冒风险去开封，在复杂的形势下减少了契丹入侵造成的破坏。当时的文武大臣中，一心卖国求荣，争当儿皇帝、孙皇帝的；趁机烧杀抢掠，大发战乱财的；对辽主唯命是从，不敢稍有作为的；比比皆是。冯道的行为自然算不上大智大勇，但似乎也不应苛求了。

前些年有人要为石敬瑭卖国辩护，说什么契丹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民族，所以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不是卖国行为，而是促进了民族团结。这种谬论不值一驳，因为当时契丹与后唐、后晋还不是一个国家，无论石敬瑭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都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可言。但如果认为卖给契丹罪孽深重，而卖给其他汉人政权就无所谓，那也是不公正的。尤其是到了今天，我们绝不能再用“华夷之辨”作为评判历史是非的标准，对冯道与契丹的交往也应如此。

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司马光与欧阳修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才算得上忠(《资治通鉴》卷二九一臣光曰，以下同)。但他也知道在“自唐室之亡，群雄力争，帝王兴废，远者十余年，近者四三年”的情况下，不能要求大家都在国亡时殉葬，所以又提出了一个“智士”的标准：“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你冯道纵然不能作忠臣死节，当一个智士，不做官或只做小官总可以吧！这话其实也是欺人之谈。且不说在乱世中有几个人能自由自在地“灭迹山林”，就是在治世，要是皇帝看上了你能逃得了吗？自从朱元璋创造了“不为君用”就有灭族罪的法律以后，士人连不服从、不合作的自由也没有了，天地虽大，哪里还有山林可隐？再说，大官、下僚本无严格区别，更无本质不同；当大官是失节，当小官就可保住“智士”身份，岂不是笑话？如果司马光生在近代，看到曾国藩对“粤匪”斩草除根，蒋介石剿共时实行格杀勿论，或者在文革中连一般国民党员、保甲长都要被揪出打倒，那就会懂得当“下僚”是再愚不过的事了。话说回来，冯道并不是绝对没有选择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的自由，不过冯道大概不愿意如此了其一生；他真这样做了，欧阳修、司马光和我们今天就没有冯道其人可评论了。但还会有张道、李道，因为知识分子总是要扮演自己的角色，实现自己的价值的。

现在可以讨论文章开头的问题了，要是冯道生在前南斯拉夫，在国家分裂、民族仇杀、宗教冲突时，他能做些什么？最容易的自然是“灭迹山林”，国内找不到，可以到国外去找，有钱就做寓公，没有钱也可以当难民，先在外国爱国，等天下太平了再回去爱国。在国内“灭迹山林”就没有那么方便，且不说在纷飞的战火中难保不中流弹，激烈的国家、民族、宗教情绪大概也容不得你置身度外，不过却能避免后人说长道短。另一条路就是当忠臣，选择一方后就竭尽全力，这样无论生前生后都能博得一部分人的赞扬。但旁观者已经可以看出，冲突中似乎没有一方握有全部真理，忠于一方的代价必定是是非参半，或者是更多的生命财产损失。这样的忠臣越多，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人民蒙受的损失也越大。如果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这样做的人或许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对人类的贡献无疑会得到整个文明社会的承认。

冯道走的就是第三条道路，尽管他没有走得很好，也没有最终成功，就像他在《长乐老自叙》中所说“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但与“灭迹山林”或效愚忠于一姓一国的人相比，他无疑应该得到更多的肯定。

这位冯道有个有名的故事，他曾使人读《老子》，自己卧而听之。其人开卷，以第一句中“道”字犯相公讳，乃读曰：“不可说可不可说，非常不可说。”

从中国的传统儒家道德来看，冯道这个人是应该为人所不齿的，但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他们个人的命运怎样能够超越那个环境加之于身的束缚呢？诚然，他们个人的性格在其中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是，后人和史书对他们的评价又将道德凌驾于历史现实之上。如何来看待历史，看待这些历史中确实曾经活生的人物，真的是一个问题。葛剑雄还计算了一个很有趣的“数目字”：从后梁肇造到黄袍加身，“五十余年间换了六个朝代，皇帝有十个姓，如果大臣、士人都要为本朝守节尽忠，那就会出现六次集体大自杀；如果要忠于一姓，就得自杀十次；欧阳修效忠的这个宋朝在开国时就会面对一个没有文人为之效劳的局面。”

『柒』 哪个时期人才最多

如果最强盛的应该是唐朝，最开放的应该是明朝，文学造诣，应该是唐宋，谋略人才最多的时候应该莫过于争论最多的三国吧，大家觉得呢

『捌』 历史上哪个朝代的人才最多

所谓“乱世出英雄”，也只有在国家分裂，朝代更迭的这个时期才有可能专出现这么多的英雄人物。如属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两汉交际，三国时代，南北朝，隋唐之际，五代十国，两宋之间，南宋末年，元末明初，明清交际，鸦片战争以后等等，都是中国英雄人物的舞台。
三国时期不过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小段插曲，只不过因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太深如人心，我们总以为三国是英雄最聚集的时代。

『玖』 中国哪个朝代才子最多

如果按照现在人的看法的话估计多半人会说是三国时期，毕竟这段历史时期因为一部小说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大朝代从来都不缺人才，像东周（其实就是春秋战国），两汉，隋唐，两宋，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