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袁世凯是什么人物
袁世凯（1859年—1916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北洋军阀领袖。字专慰亭（又作慰廷），属号容庵、洗心亭主人，汉族，河南项城人，故人称“袁项城”。
袁世凯早年发迹于朝鲜，归国后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清末新政期间积极推动近代化改革。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溥仪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同年当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此举遭到各方反对，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归葬于河南安阳。
⑵ 中国近代史刚要人物述评袁世凯
事实上，许多知名人士和历史学家通过对袁世凯的了解和研究，对袁世凯冷静分析、客观评价，采取了有褒有贬的评价方式。这些评价的共同点是：袁世凯本质上是擅长权术的旧派人物，同时也是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重要贡献，而他最大的败笔在于称帝。
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旅居美国时所撰回忆录如是评价袁世凯：“袁世凯是军人出身，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总办，僚属中也有像唐绍仪先生那样受过新式教育的秘书和顾问，但他完全属于旧派。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的那一套。他以创练新军和任直隶总督知名，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但不知为何他却不喜欢旅行，从未到过长江以南。他为人精明，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从未想过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65] 此外顾维钧通过自己在外交谈判中的亲身经历以及对袁世凯的观察，指出袁世凯“是一个爱国者，即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日关系中，唯恐丧失中国的主权。”[65]
加拿大华人历史学家陈志让认为“袁世凯公开的目标就是要创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如果这意味着无视共和国的民主原则的话，那么，他正是准备往此方向发展。袁世凯设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由他统一的强国的愿望，是他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本质的反映”，同时又说：“如果他在1911年结束其政治生涯，也许我们对他的评价还不至于那么苛刻。然而，就史实而言，他既不能作为一个政治家、也不能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而受到我们的尊敬。甚至袁世凯为其自身的利益所作的努力亦遭失败，这就是一个铁腕人物的结局。”[66]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价袁世凯说，“虽然袁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冷酷无情，为了政治目的杀人如草菅。而他个人的种种工作联系却是亲切、随和的。他重视下属在政治上对他的忠诚，但并不鼓励对他个人的广泛崇拜。作为总统，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67] 至于袁世凯为何迟迟不能认识到决定称帝是一件无益的事，这“既可以归咎于受到野心的蒙蔽，也可以归咎于顽固坚持对中国国情的独特分析，两者都一样恰当。”[67]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治世能臣，乱世奸雄’的曹操型的人物”[54] ，评价他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大小政务一把抓。事必躬亲。其为人也，虽乏远大的政治理想，然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产。虽妻妾众多，然并不沉湎于酒色。对诗词歌赋，他也颇能哼两句，但不搔首弄姿，以咏吟自傲；更无玩物丧志的恶习，收藏甚么骨董字画，品箫吹笛，风流自赏。平生所好，唯抓权秉政；纵横捭阖，他确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对政敌的斗争，也你死我活，初不稍让。”唐德刚写道：“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68]
⑶ 袁世凯是什么人物
袁世凯早年发迹于朝鲜，归国后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清末新政期间积极推内动近代化改革容。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溥仪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同年当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此举遭到各方反对，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归葬于河南安阳。
袁世凯的荣辱功过各有评说，有人说他是“独夫民贼”[1]、“窃国大盗”，也有人认为他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贡献，是真正的改革家。总之，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⑷ 袁世凯同期人物有哪些
岑春煊（1861年—1933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人物。字云阶，号炯堂老人，曾用名云霭、春泽，广西西林人 。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1885年考取举人，以恩荫入仕。甲午中日战争时前赴战场，1898年因力主变法维新而得光绪帝青睐，提拔为广东布政使，1899年调甘肃布政使。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岑春煊率军至北京“勤王”，并护送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至西安，因功擢陕西巡抚，次年任山西巡抚，创办山西大学堂。后署理四川总督，旋署两广总督，任内积极推行新政，大举惩办贪官，有“官屠”之称，与直隶总督袁世凯并称“南岑北袁”。1907年入京任邮传部尚书，与军机大臣瞿鸿禨等发起“丁未政潮”，反被庆亲王奕劻、袁世凯一派弹劾而罢官，遂以养病为名，寄居上海。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岑春煊被清政府任命为四川总督，未赴任。中华民国成立后，岑春煊曾任袁世凯政府的粤汉川铁路督办，1913年，他支持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并被推为各省讨袁军大元帅。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南洋。1916年初，广西都督陆荣廷派员迎归上海。5月，被推举为护国军都司令，并与梁启超等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任副抚军长，代行抚军长职，投身护国运动。1918年排挤孙中山，任广东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主导南北议和。1920年粤桂战争后军政府解散，岑春煊通电辞职，隐居上海，1933年逝世，著有《乐斋漫笔》。
⑸ 袁世凯为清末民初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袁世凯（1859年—1916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北洋军阀领袖。字慰亭（又回作慰廷），号容答庵、洗心亭主人，汉族，河南项城人，故人称“袁项城”。
袁世凯早年发迹于朝鲜，归国后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清末新政期间积极推动近代化改革。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溥仪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同年当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此举遭到各方反对，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归葬于河南安阳。
袁世凯的荣辱功过各有评说，有人说他是“独夫民贼” 、“窃国大盗” ，也有人认为他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贡献，是真正的改革家。总之，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⑹ 袁世凯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或者是袁世凯相关的历史资料
在晚清半个世纪的坎坷历程中，有三位人物举手投足都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走向，而这三位人物在历史上却都留下万世骂名。这三个人就是慈禧太后、李鸿章和袁世凯。而袁世凯尤其特殊，他不止在晚清政局中一柱擎天，他还一手开创了民国的政治版图。
曾几何时，袁世凯是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强有力的象征，不管是土崩瓦解的大清王朝还是嗷嗷待哺的中华民国，都将他视为自己的救世主，但转瞬之间，他又成了“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既是大清朝的“乱臣贼子”，又是中华民国的“不赦罪人”；想当年，他以孔武有力、深谋远虑的民族英雄的刚健姿态登上了大清帝国的政治舞台，但到谢幕的时候，他已经是“卖国求荣”、“不惜以一己之私害及天下”的无耻政客的活标本了；在他晚年十多年诡谲多变的政治生涯中，他真正谋取了足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极峰地位，但即使在他处在权力最颠峰时，对他的恶毒诅咒也和对他的赞颂之词一样多；每一个见识过他手段的人，不管这些人多么刚愎自用自视甚高，都不得不或明或暗地佩服他的领袖才能和超凡魅力，可是，即使那些不遗余力赞颂他的人中也从来没有人敢于公开称颂他是一位真正“德配天地”的“伟人”——因为，据说，他实在是“不讲道德”。而这位根本不符合儒家正统史笔弘扬标准的大人物，却恰恰是弘扬孔孟之学最为热心的一位政坛巨头。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对这样一位以建立不世“事功”自勉而自诩的人物，后世史家却一再以道德判词来痛砭，对他的事功不屑一顾，对他的败笔却一书再书。他是一个“阴谋家”，是一个“伪君子”，是不折不扣的“窃国大盗”，——先窃清朝代以民国，后窃民国代以洪宪王朝，但是，在他的时代，又有多少叱诧风云、精明超卓的伟人如孙中山、黄兴，如梁启超、章太炎之辈，都被这个五短身材的小个子玩弄于股掌之间！更不用说那些在他死后横行一方、胡作非为的军阀巨头在他面前多么恭顺了。
他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居然有如此惊人的“骗术”和“盗术”？当世和后世的人众口一词地断定袁世凯“善作伪”，然而，如果人人都说这个人“一生作伪”，那么，什么样的袁世凯是“真正”的袁世凯？又有谁“认识”“真正的袁世凯”？这真是历史老人给我们这些后人开的一个大玩笑。
“历史”，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我们赋予了它多得数不清的任务：我们习惯于从事针对领袖的造神运动，结果我们很自然地以拥护还是反对领袖作为是非标准来编撰历史、臧否人物，——当矗立城头的“大王”走马灯似的换，那城头的“大王旗”就不得不一日日花样翻新；由于执掌史笔的文弱书生没有言论自由，他们被迫寻章摘句借古讽今，按照政治斗争的需要去塑造历史。结果，“历史”就成了政治风云中的“如意金箍棒”，可长可短，宜细宜粗，还可以附会上五彩缤纷各种细节。但不管怎么变，它总之还是一根被人不断挥舞若有所指的棒子。
“袁世凯”这个名字就是一根绝好的棒子，它横扫那些“独裁专制”的“民主对头”，猛戳那些私欲膨胀的“政治野心家”，更直指那些“卖国求荣”的“民族罪人”。比如，在八年抗战时期，袁世凯的“恶名”日益昭彰，多多少少和他签订丧权辱国的对日“二十一条”有些关系，而僻处延安的陈伯达这时候拎出这位早已作古的总统来鞭挞示众，就不无影射当时的国民政府“消极抗日”之嫌。
在活生生的历史人物成了别人笔头或红或黑的墨水的时候，在这大棒飞舞之际，还有多少人去探究，袁世凯为什么要签下这么一个臭名昭著的条约？他从这一票卖国买卖中又得到什么好处？又有多少人还去计较袁世凯一生为抵挡日本对中国的侵蚀和侵略而付出的心血，还有多少人记得他曾经也是声名显赫的“抗日英雄”？因为戊戌政变中的角色，也因为洪宪帝制的复辟，袁世凯成了开惯了历史倒车的 “捣蛋司机”，再也没有人关心，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有资格操纵中国这辆大车，当然更没有人去关心他开的是一辆什么样的破车老车、这破车是行驶在怎样崎岖曲折的路上。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偏颇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如果今天我们说袁世凯其实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开创者”，会有为数不少的人斥之为谬论，而如果有人说他其实还是一个“爱国者”，那就更是“颠倒黑白”。
然而，历史本来就不是一幕幕黑白影片，相反，它是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彩色照片。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历史图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色盲”，也取决于我们怎么剪辑和解释这些彩色的图片。
袁世凯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王朝。
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
历史曾经以他为分界线。可是，多少年来，对这样一位历史大人物，我们实在谈不上有多少真正的了解，我们对他留下的 “历史遗产”不加审视地唾弃，甚至视而不见。我们已经习惯了袁世凯僵硬的漫画式的脸谱，对他的生动表情已经感觉陌生而奇特。那么，让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位如此重要的历史演员卸装后的面目吧。
一、大泽龙方蛰 中原鹿正肥
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有一些所谓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是历史进程的里程碑，是历史变革的关节点，影响和制约着整个历史变迁的方向。比如甲午中日战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等等大事，长久以来都是一般人注目的焦点。在这些大事件炫目光彩的掩盖下，很多“无足轻重”的事件就滑落出我们的历史视野了。
不过，当我们将镜头切入到细微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会发现历史远远比“大事件”展示出来的脉络复杂的多。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事件却很可能是长时段的重大变革的起点。
1882年，在大清帝国的属国朝鲜发生的“壬午兵变”，就是这样一件不起眼却影响深远的事件。在这场发生在海外异国的兵变中，却令人惊异地出场了好几位在此后三十年的中国政局中呼风唤雨、颠倒乾坤的大人物：袁世凯，在平定这场兵变中一役成名，从此青云直上；张謇，晚清的名状元，在身历事变后以一纸《朝鲜善后六策》赢得朝野注目，为以后的政商大业打下牢固根基，而后在辛亥年领导立宪党与革命党和袁世凯鼎足而三瓦解了大清朝的二百六十年基业，这时候他却不过是进兵朝鲜的淮军将领吴长庆的一介幕僚；唐绍仪，中华民国的开国总理，1882年兵变之后随即以税务帮办的身份来到朝鲜，扮演一个小角色；朱尔典，这段时期是英国驻朝鲜公使，到清末鼎革之际已升任英国驻华大使，操纵掌管英帝国对华政策，对中国政府的更替实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我们会看到正是这几位人物几乎支配了当时的全局。
更加意义深远的是，这一场事变其实是中日这一对百年冤家真正的民族和国家较量的开始，在这一场冲突中展示和逐渐形成的两国不同的国家对外战略深刻影响到此后两国的命运——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不同的命运实多肇端于此役。
这诸多此后声明显赫的人物风云际会于如此逼仄的“三千里江山”，实在也算是命数。而袁世凯来到朝鲜，也是因缘凑巧。要明白为什么袁世凯最初是在朝鲜建功立业，甚至要理解袁世凯一生的命运和整个近代中国的命运，都不得不说及中日朝三边关系。要知道，1894年正是朝鲜问题引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再过五十多年后的1950年，又是朝鲜问题引发了震惊世界的朝鲜战争，这后一场战争的后果到现在也还没有消受完结——朝鲜半岛分裂，中国统一台湾受挫。而就袁世凯个人际遇来说，是成也日本，败也日本。
此时的朝鲜还是大清帝国的藩属国，向中国称臣纳贡，内政自理而接受中国保护，对外没有独立主权。当政的朝鲜国王李熙12岁登基，以生父大院君李罡应为摄政。待李熙成年，性情怯懦，在艳丽聪颖而权欲旺盛的朝鲜王妃闵妃操纵下，罢李罡应之权，从而演出一幕父子翁媳争政的戏来。李罡应保守而亲华，此时的闵妃却主张开放亲日。不过闵妃当政后却是政局败坏，结果予李罡应可乘之机，唆使欠饷的兵士作乱，而乱兵愤于日本历来的侵扰而烧杀日本使馆，日使花房义质狼狈而逃，仅以身免。朝鲜承平日久，乱起则无宁日，不得不请“天朝上国”派兵敉乱。日本则因侨民被杀迅速出兵朝鲜，结果这一场兵变变成了中日两国的明争暗斗。
1882年六月兵变发生时，向来主持中外交涉和北方军政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正因母丧而丁忧去职，由另一名淮军将领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七月，张树声接到朝鲜驻天津官员金允植的求援要求，迅即议定出兵朝鲜平乱，由驻在山东登州的吴长庆率六营淮军乘北洋水师丁日昌的军舰前往朝鲜。而弱冠之年的袁世凯此时就在吴长庆军中帮办文案——个小小文书科员。他谋到这一职位是因为吴长庆和他叔父交情匪浅，吴袁两家是世交。
簪缨世族中的纨绔
袁世凯祖籍河南项城，叔祖袁甲三是剿捻名将，袁家也算簪缨世族，所以袁世凯未成就一番功业前，认识他的人大都目之为“纨绔子弟”。
袁世凯少年时也的确没有辜负这一名头——他随居官南京的叔父（袁世凯年幼时即过继给叔父）住在这六朝金粉地时，日日以跑马闲逛为乐事，到叔父逝世他困居乡里时，照样以啸聚林泉为乐。不过，袁世凯有一种天生的本领，就是不管他怎么胡闹，他总能甜言蜜语哄得大人开心。这副本领对他以后的飞黄腾达真是太重要了——看看他后来交结满清权贵如权相荣禄和庆王奕劻的手段，尤其是巴结那拉氏不遗余力且总能得其欢心这一点，就会明白袁世凯的天赋对他的发迹多么重要了。袁世凯因为过继给叔父为嗣，所以他有两位老娘需要伺候，而这两位都对他溺爱无已。他周旋于两位妇人之间而左右逢源，这等经验想来对他伺候那拉氏不无裨益。
除了天生讨人喜欢这一点，袁世凯别的特征可就很难合乎规矩了。袁在家乡时间不多，因此一直没有好好读书，而且他对八股文章实在不感兴趣。据说他的爱好是饮酒和驰马，每饮酒必豪饮数斗，骑马则驰骋郊原。袁少有大志，这大志出自黄口小儿之口，自然被大人目之为“自幼好大言”了。他归里守制时，有空即泛览兵书，虽不能通晓其意，但对客谈兵，每侃侃无作色。他也曾经以制艺为业，还在家乡组织过文社“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但终究不是这块料，到十九岁时他两次科场蹭蹬，一怒之下尽焚历年所作诗文，从此立志效命疆场，对科举不再抱希望。
其实，袁世凯对科举制艺的心态真是“爱恨交加”。恨，是因为自己才不及此，有心无力。在家书中他愤愤地说，所以，到他在清末新政的惊涛骇浪中成为改革领袖时，力排众议废除科举，恐怕和早年的这一段心病有点关系；爱，则是因为在中国，文章到底是“千古事”，以文抒志自古以来是中国历代英雄的传统。岳武穆留下几阕名词，曹孟德也曾横槊赋诗，哪怕造反作流寇的黄巢，还有“我花开尽白花杀”、“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样霸气冲天的菊花诗，更不用说汉高祖的“大风歌”和楚霸王的“垓下歌”了。袁世凯既然胸有大志，想成就一番功业，当然也希望自己有“传世之文”，哪怕这文以事传也好。而文章写得好不好，先得过了科举这一关再说。所以袁世凯对有科举功名的人是“徒有羡鱼情”。也正因为有这一份心绪，袁世凯在以后权位愈高，对文人学士、硕学鸿儒则态度愈尊，对其笼络不遗余力，以至于到他当上民国大总统时，居然规定只有前清有过州县官为官资历的人才能当民国的民政长（省级官员），也就是变相规定民国的民政长都得有前清的科举功名。这一条后来是被归为袁世凯“倒行逆施”的“罪状”了。凭心而论，这措施主要还是为了保持地方政局稳定。
文人不足以成事，无文人则不足以成大事
纵观中国历史，有个贯穿古今的、纠缠不清的话题，就是“文人”和“事功”的关系。毛主席常嘲弄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所谓的“臭老九”一脸的鄙夷，有时甚至出愤激之词，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坑得好，然而，自古以来，手摇羽扇、头顶纶巾的文弱书生，却又一直是中国土地上苍黄翻覆的种种惊天伟业中少不了的厉害角色，春秋战国时凭三寸之舌横扫六合的苏秦、张仪不说，大名鼎鼎的诸葛，不就是“文人参政”奠定宏图大业的绝好“案例”？司马相如一篇大赋可让汉武帝回心转意，骆宾王一纸檄文让武则天胆战心惊。说起来，在纷纷如走马灯上台倒台的帝王将相背后，何时少得了几个摇笔吟哦的文士？的确，有时候“文人”不足以成事，但关键时刻“文人”却足以坏事，所以若想真正成事，还得仰仗文人；有时候武人固然能够成事，可若想经营天下，没有笔接千载、文驰瀚海的几个精彩文人指点江山，却也不易成功，所以，真正的帝王之才，必少不了文人“助仗”。
袁世凯是否看到了这个惑人的历史“怪圈”？从他一生行事看，他的确天生异禀，居然年纪轻轻就深明此中五味。他一生在政海的惊涛骇浪中争雄，使将出来的“帝王”手段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很少为人觉察的就是这“优容文人”的一招，这是他真正臻入化境的“帝王术”。
我们考察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历任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则不能不惊异鲁迅早年的批评不无道理，他说这中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利，相形之下，后来的统治者识见浅薄不足道。袁氏当政的时候，革命如章太炎，守旧如王闿运，背信如刘师培，保皇如康有为，善变如梁启超，颓废如严复，有个人野心如杨度，这诸公无一不是文名震天下的狂放之士，性情各歧异，政见相抵牾，而袁世凯都能包容优待并为己所用，这种气派和手腕是后起者如段祺瑞、蒋介石之流望尘莫及的。
民初章太炎以袁世凯所颁勋章作扇坠，于袁世凯的总统府大厅中摇扇叫骂袁世凯半日，袁世凯竟不敢出来置一辞，而且终了也没有加害于章氏。史学大师湘潭王闿运，当袁世凯复辟邀他作劝进之举时，开出“王闿运”三字一字十万元的高价卖名，正处在登基前亢奋中的袁世凯大喜过望慷慨答应，并且电湖南都督汤芗铭先付十五万。未几洪宪帝制垮台，王闿运居然还惦记那未到手的十五万元，派自己的“贴身”老仆周妈来北京要帐。袁世凯此时万事不顺，哪肯再付这冤枉钱，以皇帝没做成现在也没钱婉拒，说是让她先回，钱随后汇到。哪知这周妈竟精明透顶，不依不饶，日日到袁世凯居处缠讼不休，说我家老王当初在劝进书上具名可没有保证你做成万世皇帝，你堂堂一国之君说好价码怎能出尔反尔，再说你为当皇帝花的钱数都数不清，怎好意思卡着我家老王这点小数目。这样一说，袁世凯大窘。而当袁恼羞成怒威胁这老太太时，老太太干脆撒起了泼，坐在堂前地上大哭说这死没良心的老王让我到北京来送死，你袁世凯一个大皇帝怎么好意思杀我这手无寸铁的老太婆。这位杀人无算的枭雄袁世凯居然毫无应对之策，只好把周妈安顿在家里，让自己最宠爱的姨太太陪她闲聊游玩，翼图动之以情。可玩完吃喝完，周妈照样要债不误。在纠缠了十几天后，袁世凯终于不得不付完那剩下的一半“劝进费”。
这一段民国著名的讨债公案，大家都是当笑话看，笑话袁世凯复辟不成的丑态。其实转念一想，要不是袁世凯优容大度，哪有什么周妈讨债这样精彩的戏——十个周妈也成了泉下之鬼了。再想想段祺瑞射杀街头学生，张作霖绞杀教授李大钊，和蒋介石暗杀杨杏佛、李公朴、闻一多，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袁世凯对文人学士向来采取笼络办法，但他还是担了不少摧残文化的恶名。这其中有些当然是他为了攫取政治权力而不得不为的手段，但也有些是冤枉的。比如民国初年，暗杀名记者黄远庸的著名案件。黄远庸是民国初年和梁启超、章太炎齐名的舆论界领袖，“新闻界之巨子”，著名记者，所写专栏“远生通讯”在当时政界有极大影响。他对政界各种内幕和丑恶现象大加笞伐，得罪了不少要人，因此于1915年远避美国，却于当年12月27日被人暗杀于旧金山。一时舆论大哗，均认定这是袁世凯指使，因为袁氏称帝，黄远庸批评得非常厉害。前有宋教仁一案，这次轮到黄远生了，袁世凯实在无以自解。
待到暗杀黄远庸一案真相大白，已经是袁世凯作古七十多年以后了。1980年代，当年的凶手在台湾临死前道出真相，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挥，命令则出自中华革命党党首，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孙中山为何要暗杀区区一记者？原来，黄远庸的报道不止批评袁世凯，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也冷嘲热讽，加上黄远庸文笔了得，影响广泛，孙中山大恚，必欲去之而后快。结果袁世凯为他背了这个“黑锅”。就这一案来看，孙中山对文人的肚量是比不上袁世凯的，袁氏此时已宣布洪宪帝制，以“中华帝国皇帝”之尊，尚能容得下黄远生，孙中山在野之身，竟容不得一介报人。袁氏能得天下，毕竟有其过人之处。
袁世凯任用文人，推崇文人，这一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他能够成就功业的不二法门。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编撰一部“步兵操典”，请他一位很器重的幕僚张一麟（字仲任）修改，修改完了，他又叫过来一位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的高材生，督练公署教练处的总办何宗莲审核，一天他当着张一麟的面问何总办这部操典怎样，这何总办不知深浅，说，“回大帅的话，这部操典由日文译过来后，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提出修改的地方有点吹毛求疵，只好逐条驳回。”袁世凯当下就沉下脸来，“你们武夫，懂什么文墨！”“你们知道修改的人是谁？就是这位张仲任先生！张先生经济特科一等第二名，文字一道，难道你们还不服？”他毫不留情面地教训这位总办，“越是肚子里有墨水，人越谦虚。唯有半瓶醋，才会晃荡、你把稿本拿回去，仔细再看！看完了好好向张先生请教。”何总办退出去后，张一麟倒不好意思了，说大帅的词色太严厉了。袁世凯说：“对此辈不能假以词色，尤其不能让武的压倒文的。否则，必有惹祸的一天。”袁世凯一死，他的话不幸言中了。
后来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段祺瑞组阁，非得要求自己的心腹，也是军人出身的徐树铮，来当国务秘书。袁世凯大发雷霆：“什么官都给挎东洋刀的当去了，总得留几个给学文的当吧！”为此不惜得罪段祺瑞。袁世凯深明武人干政终将乱政的道理，所以终其一生，他都将文人的地位摆在武人之上，虽然武人才是他基业的真正柱石。这之间的微妙平衡，没有高度的智慧，难以达成。
晚清著名封疆之中，张之洞以幕府中人才鼎盛出名，但张之洞之“事功”，虚张声势之事所在多有，论起真正实绩，袁世凯高出侪辈甚多，其原因，主要就在于袁世凯手下有不少文人“能员”，比如帮他兴办新式教育的严修，甚至袁世凯还极力任用清朝派往美国留学的第一批留学生，为这些稀缺人才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如帮他主持修建交通的詹天佑、帮他打点海关的唐绍仪、梁如浩、梁敦彦，帮他创办巡警的曹嘉祥，这些人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中国现代化先驱。
再看看后来袁世凯谋称帝，锣鼓震天响，真正响到点子上的还是那几个文人敲出来的鼓点。文人的确帮了他的大忙，不过复辟一事，文人卖力是卖力，却无异于将他往祭台上送，这可是帮倒忙了。
当然，袁世凯做到这样大肚能容，对文人高看一眼，也是在官场上滚打了几十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吴长庆营中的袁世凯，他初出茅庐时却是大大咧咧，锋芒毕露，杀人不眨眼，让人不寒而栗。两相对照，不能不感慨造化弄人。
⑺ 如果把袁世凯和历史上的人物相比，和谁最像
冈比西
⑻ 古代历史上袁世凯是怎样的人物
在中国人心目中，袁世凯可能是同汪精卫差不了多少的角色。专制统治、复辟帝制、订立二十一条出卖主权，这些理应谴责。可是，他还有另外一面。 从1895年开始的变法维新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戊戌政变，另有因由，他负不了主要责任。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 大清王朝最后十年推行新政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废除科举，实行新的教育制度。促使朝廷当机立断，在1905年开始永远废除科举的就是他和张之洞。而兴办学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辖的直隶（今河北省）。 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方面，直隶也走在全国前列。全国首次地方选举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选举。义和团事件后，规定中国不准在天津地区驻军；精明的袁世凯的建树之一，是训练3000警察进驻这个地区，维护了主权和地方治安。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在建立和推广这个制度上，袁世凯功不可没。同时，他对清末的立宪是支持的。 在经济领域，发展工商企业也用力很勤，成绩显著；有的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中国人今天仍热情传诵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的功绩，但往往不了解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等主要是袁世凯的功劳。
⑼ 袁世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复袁世凯（1859年—1916年），中国近代史制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北洋军阀领袖。字慰亭（又作慰廷），号容庵、洗心亭主人，汉族，河南项城人，故人称“袁项城”。
袁世凯早年发迹于朝鲜，归国后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清末新政期间积极推动近代化改革。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溥仪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同年当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此举遭到各方反对，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归葬于河南安阳。
袁世凯的荣辱功过各有评说，有人说他是“独夫民贼” 、“窃国大盗” ，也有人认为他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贡献，是真正的改革家。总之，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