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锁国在历史课本哪里出现

㈠ 中国历史上都有哪个朝代闭关锁国

闭关锁国政策，又称洋禁、海禁，指闭关自守，不与外界接触的一种国家政策，是典型的孤立主义。严格限制对外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交流，也因此中国的整体国力及发展落后予西方国家。

中国曾实行海禁四百多年。明朝在明成祖至明宣宗的郑和下西洋(1405-1433)后，实施海禁，是明朝锁国的象征。

1723年(雍正元年)，因与罗马教廷间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白热化，雍正帝禁止天主教，不许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国内传教，并限制贸易，被视为锁国的开始。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西洋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

清代实行了“闭关自守”或“闭关锁国”政策的观点源于当时试图向中国推销其商品(特别是鸦片)的英国商人，马克思曾在他的文章中接受了这一观点，后来这一观点于20世纪50年代纳入了当时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写入了教科书，并且形成了一个观点认为“明清时代闭关锁国”。学者指出，从“海禁”、“一口通商”和其他限制性政策这三个方面看，即使是明清官方的政策也不是长期“闭关锁国”，从相关政策执行中实际的微观行为和宏观效果上看，同样不是。另外，明清两代，明朝虽然在明前期至隆庆开关时期近乎全面海禁，但仍然在十六世纪中期隆庆开关时开放了漳州月港一处口岸。明代禁海时期约占75%，开海时期约占25%。在鸦片战争前的清代，禁海时期约占15%，开海时期约占85%。

㈡ 中国近现代史有关闭关锁国问题

闭关政策不是禁绝中国对外贸易，事实上清朝也和外国经商，只不过限定在广州一个口版岸，而权且要经十三洋行办理，就是严格限制。闭关也不是一概排斥西方事物，西方国家送的自鸣钟等礼物，皇室照收不误。至于封闭边界固守疆域，确有这个含义，但内涵太窄，不能概括全部含义，而且也不易真正做到。所以，准确的解释应是严格限制对外交往，答案：B。

㈢ 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闭关锁国的，哪个皇帝

明朝在明成祖至明宣宗的郑和下西洋（1405—1433）后，实施海禁，并在北方修建明长城，是明朝锁国的象征。

早期海禁的主要对象是商业（商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进贡除外）。明永乐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放开的只是朝贡贸易，民间私人仍然不准出海。

而后随着倭寇之患，海禁政策愈加严格，虽起到了自我保护的作用，但大大阻碍了中外民众知识交流发展。当时国人对于“知识”的认识还停留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孔孟书的程度，认为“知识”是一种静态的，稳定的，积累的，可以被归纳于某种二次元等级结构之内。

真实情况是“知识”包括产生“知识”的体系是动态的，变化的，自我挑战和调整的，也是需要及时反馈和改革的。

所以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如果不能满足理性讨论和言论自由，阻碍了信息的自由流动，那么“知识”就会开始腐化，变质，堕落——也就是说，癌症化的“知识”所产生的臭气，远超过产生的营养。

(3)闭关锁国在历史课本哪里出现扩展阅读

在明朝人看来，全天下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中国，一个大漠。全天下共有两个国家，一个大明，一个蒙古。全天下只有一组国际关系，那就是明蒙关系。明朝初年，对蒙古实施的是“犁庭扫穴”。所谓犁庭扫穴，就是要把对方的势力连根拨起，彻底扫除。

传说罗马击败迦太基之后，再用海盐把迦太基城的土地全都犁了一遍，令其寸草不生。这个就是典型的犁庭了。但问题是犁庭扫穴只对定居民族有杀伤力，而蒙古以游牧为主，居无定所。所以虽然明军多次攻破、毁灭蒙古王庭的所在地，然而终究不能令其完全屈服。

永乐大帝北伐身死之后，明朝改变了策略，开始对蒙古实施贸易禁运。这也就是人们通常理解的“闭关锁国”。蒙古高原物产稀少，盐、铁两样尤其紧缺。可是明朝人的禁运措施十分严格。就连蒙古人想要买一口铁锅都不行，怕你拿去融化了做兵器。

不过明朝人搞制裁也讲究“人性化”。如果确实是拿去炒菜，把锅用坏了。那么只要把旧锅交还，就可以买一口新的，维持“控锅限额”不变即可。事实证明，闭关锁国的战略效果远胜于犁庭扫穴。蒙古经济被搞得奄奄一息，蒙古各部也分崩离析，内乱不止。

把明蒙关系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海禁政策也就容易理解了。在明朝人看来，海外诸国都是一个个“像素”级别的小岛。根本用不着制定任何政策来针对它们。实际上，海禁政策是用来对付海贼的。比如戚继光打击的倭寇，就属于海贼。

《明史》称这些海贼“乘风往来，瞬息千里”，跟游牧骑兵颇有相似之处。而且他们的巢穴孤悬海外，茫茫波涛，犹如大漠，因此极难剿灭。同时他们与蒙古一样，许多物资都有求于明朝。因此，犁庭扫穴既然不行，那么以闭关锁国对之，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㈣ 闭关锁国的中国历史

18世纪，由于中外贸易往来日趋频繁和人民反清起义不断发生，清朝统治者担心外人和汉人会结合起来反对清朝。1717年，清政府下令不许中国商船到欧洲人控制下的南洋地区进行贸易。清政府在对贸易范围实行限制同时实行禁教，减少中外之间的往来。17世纪末，清政府允许天主教在中国传播。随着教会在中国影响的扩大，它开始直接干涉中国的内政。尤其是1704年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订立“禁约”，禁止中国教徒尊孔祭祖。康熙严辞拒绝了这项要求。1720年清政府开始实行禁教政策。1727年又明确规定外国商船只能到广东的虎门和福建的厦门两处。1757年正式实行闭关的政策，乾隆皇帝宣布西洋商船只准在广东的虎门一处停泊贸易。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准皇帝颁布了《防范外夷条规》，根据这一文件建立了“公行”机构。公行是由官方特许的商人组成的垄断性外贸组织。外国人来广州做买卖必须经由公行，其行动也由公行的行商负责约束。外国商人只准在规定的时间，即每年的5月至10月间来广州进行贸易，期满必须离去。在广州期间他们只能住在由公行所设的“夷馆”内。外商在华只能雇用翻译和买办，不能雇人向内地传递信件。中国人不准向外商借贷资本。条规还规定要加强河防，监视外国船舶的活动。这些规定在以后的嘉庆和道光年间屡被重申。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防范西方殖民主义者。但这种自卫措施是非常被动的 。
1757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又称广州十三行）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这一命令，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乾隆的这道圣旨常被视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原因之一。
原因清朝统治者期望维护极权统治的心理观念是“闭关锁国”的根本原因 。
基于保护传统文化。事实上是对本国国民的愚民政策。
保障本地经济发展，免受外来力量的影响。清朝封建统治时期经济上自给自足，不依靠同时也很抵制外来商品。
国防安全的出发，防止中外反清势力的联合和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渗透，以免有间谍盗取本国资料。
清朝政府对自己经济和政治实力的过分盲目自大。
闭关锁国这一政策推行了200多年。它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动，起到一定自卫作用。但是，当时西方国家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跨入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新时代。清政府闭关锁国，与世隔绝，既看不到世界形式的变化，也未能适时地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使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落伍了。
明朝以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技术（不是科学）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是东方的一大强国。然而，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为止，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仅有200公斤左右，美国已接近1000公斤；中国年产铁约2万吨，不及法国1/10，英国1/40。中国的造船业和航海业历来比较发达，从此也迅速没落下去。往日出没于东南亚海面的中国船队，随之销声匿迹，被其它国家的船队取代。中国的各项发明和技术，在明朝中后期较西方仍互有长短，但到1840年已全面落后于西方了。 闭关的目的主要在于隔绝大陆人民与台湾郑氏抗清力量交通，防范人民集聚海上；以后则着重防禁“民夷交错”，针对外国商人，以条规立法形式，严加限制对外贸易。
顺治初年，清廷对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沿袭明朝成规，不许进入广州，只准于澳门交易。随后，由于东南海上郑成功抗清力量的存在，清廷愈严出海之禁。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闽浙总督屯泰请于沿海省份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于是清政府下令禁止官民人等擅自出海贸易，如有“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往番国，并潜通海贼（指郑成功）”，“或造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治罪”。但仍有人暗通线索，贪图厚利，继续与郑氏贸易往来。顺治帝认为此乃立法不严所致，于十三年，下达“禁海令”，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违者不论官民，俱行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文武各官失查或不追缉，从重治罪；保甲不行首告，论死。沿海可泊船舟处，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如有登岸者，防守官即以军法从事，督抚议罪。顺治十八年，清廷进一步下达“迁海令”，以保证“禁海令”的施行。强迫海岛和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不得逾越。又在法律上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棉出境贸易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官吏庇纵者同罪。“禁海令”和“迁海令”使沿海居民流离失所，谋生无路，并严重地影响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以致沿海三十至五十里内，满目荒凉。
清朝禁海期间，沿海官民仍在进行走私贸易。康熙帝曾说：”向虽严海禁，其走私贸易，何尝断绝“。据统计，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间，赴日商船每年平均有三十艘左右。三藩战后，1681年春，福建巡抚吴兴祚，即奏请”应定西洋、东洋日本等国出洋贸易，以便收税“。当时派往广东处理三藩善后事宜的刑部侍郎宜昌阿，奏请留用原来为尚之信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沈尚达、周文远等130人。但在廷议时，满洲大学士明珠与内阁学士李光地等均持异议，以为”海舡不宜入大海“，”皇上富有四海，宁少此项银两，何用奸人重为地方之累“。康熙帝因”海寇未靖“，台湾郑氏尚未降附，暂停此议。1683年台湾郑氏降清，次年七月，康熙帝决定废止海禁，开海贸易。对奉差福建广东回京后的内阁学士席柱说：”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所何待？“又说：”凡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总督巡抚自图射利故也。“（《圣祖实录》卷一一六）九月，康熙帝在给大学士等的诏谕中，曾对开海的目的有所说明。他说：”向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民生有益，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圣祖实录》卷一一六）。
1684年，清朝对海上贸易先后作了若干具体规定：一、沿海广东、福建、江南、浙江、山东与直隶省，听百姓装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预行禀明该地方官登记名姓，取具保结，发给印票。二、在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设海关，管理来往船只，并征收税银。外国贡船所带货物不再收税，其余私来贸易者，听所差部臣照例收税。三、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各省，先定海禁处分之例，尽行停止。若有违禁将硫磺、军器等物，私载在船出洋贸易者，仍照律处分。
当时海外贸易发展到日本、东南亚，远至欧洲。东洋即日本，在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中居于首位。据日本长崎交易所的记载，清朝沿海城镇，包括上海、宁波、南京，福州、泉州、厦门、漳州、潮州、高州、广州等地，先后都有商船前往贸易。日本在长崎设”唐人馆“，专供中国商人居住。到长崎贸易的华人商船，康熙二十三年为24艘，次年增为85艘，康熙二十七年多达192艘，商人船夫共一万余人。日本政府为了限制白银外流，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颁布”亨贞令“，对中国商船的数量与商品额进行限制，因而此后略有减少。每艘商船到长崎后都要写一份简要报告，后来被辑为《华夷变态》一书。据该书统计，从1685年至1714年的30年间，赴日本长崎的”唐船“共计2500多艘，平均每年85艘多（包括部分南洋商船，大部分是华侨商人）。比前此每年平均30艘左右增加二倍多。
东南亚包括巴达维亚（雅加达）、暹罗、吕宋、柬埔寨、越南、爪哇、麻六甲等国。明末清初有大批华侨来到这里垦荒经商。清朝开海后，沿海商人及东南亚的华侨商人，不仅往返交易，而且在中国——东南亚——日本之间，从事海上贩运，转手买卖。其中以雅加达的贸易最为发达。1685年，从福州、厦门开赴雅加达的商船”十余艘“，1703年增加到二十艘。到其它国家的商船，每年为三、四艘或五、六艘不等。总计每年赴东南亚的商船，大约为三十艘到四十艘左右。
顺治至康熙初年，欧洲国家，首先是荷兰，接着是英、法、葡萄牙等国，相继与清朝建立贡市贸易关系。1656年，准荷兰”八年一次来朝“，1663年，”着二年来贸易一次“，1666年又定，”其二年贸易，永着停止“。英法等国的贡市贸易，1668年题准，”船不许过三只，每船不许过百人“，但无时间限制。1685年废止海禁后，与西方国家的海上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次年议定：荷兰”应准五年一次，贸易处所止许在广东福建两省“。1684年，在厦门设立”洋行“，1686年在广州设立十三行，实有四、五十家。分别经营进出口贸易，并代纳税银。英法等国商船，除以澳门为居留地外，1688年又在”定海（舟山）城外道头街西，建红毛馆一区“，作为商船停泊与中转贸易之地。
清朝的海外贸易，输出品主要是生丝和丝织品，其次是茶叶、瓷器、药材、皮革、白糖、纸张、书籍等。《华夷变态》载有1686年一份赴日商船载运的货物清单，计有”白丝三百担，重绸五百捆零（每捆一百尺），人参六百零斤，中绸纱二百捆，红绡五十捆，剪绒二百八十笼，什物不数，白糖四千担，冰糖二千担，药材二百零担，毛边纸三百捆“。其中白丝三百担，丝织品六百五十捆，合六万五千匹。同年，有四艘荷兰商船，在福州购买白丝五万斤，以及大量丝织品。福建省管辖的台湾府，每年输出红糖二万担，鹿皮九万张，在海外贸易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输入商品，日本主要是铜，是清朝铸钱必需的原料，1685年，海关共办铜二百九十六万九千二百二十八斤，动支税银二十九万六千九百二十二两八钱。后来不断增加。铜一向是日本对中国的主要输出品。其次是海产品，包括海参、鲍鱼、鱼翅、统称”表物“。从东南亚输入的商品，除海产外，主要是胡椒、香料、牛角等。西欧商船带来了一些工艺品，还贩运南洋海产，并载运大量白银，到中国购买生丝、绸缎、茶叶、瓷器等特产。据广东巡抚杨琳奏报：1716年到广州的法兰西船六只、英国船二只，俱系载银来广置货。全年统共到有外国洋船11只，共载银约有一百余万两。广东货物不能买足，系各铺户代往江浙买货。可见其贸易也有相当规模。
清朝在海外贸易中一直处于有利的地位。据佚名《东倭考》记述，”大抵内地价一，至倭（日本）可易得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二“。据日本长崎交易所的统计，从顺治五年到康熙四十七年间，日本外流金额为二百余万两，银额为三千七百多万两，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流入清朝。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东南各省手工制造业与沿海城镇的兴起。厦门是对南洋的主要港口，广州是对西洋贸易的主要港口，宁波是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康熙时期，苏州、杭州、南京、广州的丝织业，苏州、厦门的造船业，福建、广东的制糖业，佛山的冶铁和制锅业，景德镇的制瓷业等的发展，都与海外贸易密切相关。康熙帝曾说：”朕南巡时，见船厂问及，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康熙时任明史馆编修的姜宸英曾对康熙二十三年开海后的情景有过一段生动的描述：”民内有耕桑之乐，外有鱼盐之资，商舶交于四省，遍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剌加、悖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琉球诸国。凡藏山隐谷方物、镶宝可效之珍，毕至阙下，积输入于内府，于是恩贷之诏日下，积泽汪 ，耄倪欢悦，喜见太平，可谓极一时之盛。“（《姜先生全集》卷一）姜宸英的描述，显见有意歌颂升平，但清朝开海后，海外贸易日渐发展，则是事实。
自开海禁之后，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担心“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并认为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于五十六年复行南洋海禁，严禁与南洋往来贸易，严令沿海炮台拦截前往船只，水师各营巡查。南洋海禁之后，本来一度繁荣的对外贸易，又复萎顿。沿海经济日趋萧条，给当地居民造成严重后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而生活无着之穷民，被迫逃亡海上，或铤而走险，“或为犯乱”。为此不少人奏请开禁。雍正五年（1727年），即南洋海禁十年后，清政府再开南洋海禁。限令出洋贸易之人三年内回国，否则不许回籍。
至乾隆时，清政府再次厉行限制对外贸易。当时，英国人为了向北方推销其纺织品和接近产茶、丝地区，力图在广州以北扩张海口。英国通事洪任辉偕同英国武装商船多次驶至浙江定海、宁波。英国武装商船的到来，引起了清廷的重视。 为了整肃浙省海防，乾隆二十二年，清廷下令：“（夷船）将来只许在广州收泊贸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这是清廷对外贸易政策的一大转折，即针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而厉行闭关政策，只准在广州一口贸易。
在对外贸易中，清政府又实行商行制度，即广州十三行，以进行垄断。清政府只允许少数殷实富商设立“公行”，负责与外商从事进出口贸易，并代表清政府与洋商交涉。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制订《防范夷商规条》，规定“防夷五事”。即：永行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必须冬住者只准在澳门居住；外商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禁止中国商人借领外商资本及外商雇请汉人役使；严禁外商雇人传递消息；于外国商船停泊处拨营员弹压稽查。“防夷五事”将对外贸易严加管理，有了明确的法规，使闭关政策形成为制度。嘉庆十四年（1809年），清政府又颁布《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1831年），先后制订了《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这些章程，除重申“防夷五事”的规定外，又规定外国兵船只许外洋停泊，禁外国商人携带妇人以及在省城乘坐肩舆，等等。其中有关严拿贩卖鸦片人船等项，则是针对外国侵略者鸦片贸易的正确禁令。 第一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的起因：一、受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和清政府闭关政策的影响，英国对华贸易一直处于严重的逆差，不利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资金积累。二、英国商人借助鸦片贸易取得大量利润，而伤害中国的财政和社会稳定，清政府不得不派林则徐去禁烟。三、长期中英就贸易问题交涉未果，一些英国商人不断地对政府施加压力，鼓吹对中国采取武装侵略政策。四、林则徐禁烟过程中，清帝下令把英国商船全部驱逐出境，断绝中英贸易关系。这个作法激化了中英矛盾，给英国殖民者入侵中国提供了借口。 1840年6月，英国发动了对华战争。清政府无抵抗之力，在英军逼近天津的时候，便试图通过“磨难”政策来拖延时间，在广州同英方举行谈判。在谈判中，英方提出高额鸦片赔款、开放三处口岸和割让海岛的要求。中方虽表示妥协，但不能完全接受。1841年1月底英军先攻占沙角炮台，后强占香港岛。1月27日，无可奈何的清政府对英宣战。然而，在清军完成调集之前，英军迅速占领了广州，随后沿海岸北上，在一年的时间里接连攻克清军守城，直逼南京城下。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代表耆英在英国军舰上同英方代表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鸦片战争给中国历史进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战争的失败归咎于落后的体制、腐败的清朝统治、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和错误的战争对策。战争的结果使中国逐步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被迫向西方打开大门。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一、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由于中国仍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外国商品依然难以进入中国。二、清政府仍然坚持闭关政策的作法。三、列强以修约为名，要求开放中国沿海各口岸及内地各城市，准许外国人自由出入进行贸易，以及准许外国使节常驻北京。对此清政府无法接受。于是，英法两国分别为发动战争制造了借口，一是亚罗号商船事件，一是法国传教士被处死的事件。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采用了时战时和的对策。1858年战败后同英法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接受了外国公使驻京等一系列要求，商定一年后在北京正式交换条约批准书。1859年来华交换批准书的英法代表试图率舰闯进大沽口，被清军击退。这次胜利使清政府盲目乐观。1860年7月，英法联军的大批舰只集结在大沽口外，但清政府竟以为对方是求和而来。英法联军趁机在北塘登陆，攻占大沽和天津。英法联军继而攻入北京。清政府同英法代表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 在这次战争中，清政府的态度时强时软。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虽然清朝统治到此时已经显著衰弱，但统治者决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外敌入侵不仅威胁到中国领土完整和经济利益，而且直接伤害了大清统治者的尊严。所以，咸丰皇帝总想把外国人拒之京都之外，越远越好。另一方面，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朝统治者害怕列强，尽量避免得罪洋人。这种双重性导致其政策上的机会主义和最终的失败。《北京条约》的签订最终决定了清政府闭关政策的破产。

㈤ 高中人教版历史闭关锁国是哪个章节

必修二
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第四课第三幕

㈥ 历史闭关锁国

清政府试图通过“闭关政策”，对内加固自身的统治，对外进行民族“自卫”。这种政策作为一种消极防御的手段，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外侵略的日益迫近和愈加狂暴，曾起到过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但它更大的影响是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前进和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它使中国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严重阻碍国内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日益落后于西方；它“作茧自缚”，不利于中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的正常交往，不利于中国人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学习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被动挨打。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中国经济没有发生大的变动；②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中国仍然是清朝的封建统治，洋务运动只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而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科学技术，并且很快失败；外国资本主义设备的引入，反而通过战争和资本输 出在中国继续掠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极其缓慢；③第三次科技革命时，由于帝国主义国家长期敌视、封锁、包围，中国没有发展科技革命的和平环境，也缺乏正常的交流；建国后受苏联高度集中政治经济体制影响，“左”倾思潮泛滥，没有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教育发展经常受到冲击，科学技术失去了发展的好机会。
闭关锁国政策阻隔了清朝的对外贸易往来，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清统治者以天朝大国自居,固步自封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进步；与世隔绝即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也未适时地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使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落伍了。清朝的闭关锁国，严重地阻碍了其他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科技的落后导致军事力量的落后。清朝处于封建社会的衰弱时期，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开始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先进的制度难以进入。

㈦ 中国历史：清朝的闭关锁国十五年，是从哪年至哪年

1、顺治十二年之前，并没有海禁。
2、顺治十二年海禁，顺治十八年颁布版迁界令，直至康熙二十三权年才开海。这段时间的海禁，主要是为了对抗郑氏的海军。康熙二十三年开海后，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四地作为对外通商口岸，称为“四口通商”。
3、康熙五十六年部分海禁（禁止与南洋贸易），雍正五年开禁放洋。这段时间的海禁，主要是由于康熙担心米谷的大量出境会造成不良后果。
4、乾隆二十二年（1757），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三口，只允许广州一地为通商口岸，称为“一口通商”。
5、1842年，《南京条约》，“广厦福宁上”，五口通商。在这之后，清朝的门户就逐渐打开了。
由此可见，清朝全面的闭关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不过话说回来，清朝对出海贸易控制十分严格：
限制外国商人的行为（例如乾隆二十四年颁布的“防夷五事”）；
限制中国商民的出海贸易（例如禁止私人出海）；
限制出口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例如乾隆二十二年起，严禁粮食、五金、书籍的出口）；
推行牙行制度和公行制度，垄断对外贸易（例如广州“十三行”）。

㈧ 闭关锁国的影响（课本原话）

闭关政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①一定程度上对外采侵略有某种民族自卫作用版，保护了封建自然经济。权
②严重阻碍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阻碍了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③影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造成了经济技术的落后，导致近代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方，造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
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消极防御的政策，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政策，最终导致清朝脱离世界潮流．进一步导致了闭塞、停滞、倒退。

㈨ 闭关锁国的历史

清朝统治者担心国家领土主权受到外国侵犯，又担心沿海人民同外国人交往，会危及到自己的统治，因此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闭关锁国的含义
“闭关政策”的含义：“闭关政策”是明清政府实行的严格限制对外交通、贸易的外交政策，包括对来华外人的商务活动、居留期限、华夷交往等作出限制，实行“禁海”。但是仍留有广州一带同外国通商，因此，要注意这里的“严格限制”不等于“绝对禁止”。
“闭关政策”实行的原因：首先，“闭关政策”是落后的、闭塞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封建统治者自我满足并昏睡在这种自然的庄园中，他们既昧于世界大势，又盲目排斥外国的一切东西。其次，“闭关政策”是清朝统治者民族狭隘性的表现。由于满清贵族与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斗争，满清统治者便企图通过“闭关”的办法将国内的汉人与外界隔绝，以防止外国人支持汉人形成反清力量。同时，明朝中期以后，日本倭寇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和西方殖民者向东方的殖民扩张，也是明清统治者实行“闭关政策”的客观原因。
闭关锁国的评价
清政府试图通过“闭关政策”，对内加固自身的统治，对外进行民族“自卫”。这种政策作为一种消极防御的手段，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外侵略的日益迫近和愈加狂暴，曾起到过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但它更大的影响是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前进和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它使中国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严重阻碍国内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日益落后于西方；它“作茧自缚”，不利于中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的正常交往，不利于中国人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学习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被动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