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老汇大厦历史去哪里查

① 谁能找一些上海在1848-1937之间的历史

（1900～1999年）

大规模越界筑路。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大规模越界筑路。

复旦大学创办。 1905年，马相伯在吴淞镇行辕旧址创办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

整治黄浦江航道。 1906年，黄浦河道局聘用荷兰人奈格为总工程师，整治黄浦江航道，设计并建造吴淞口左导堤、右顺堤。又治理高桥内沙。黄浦江水深由—2.4米增至—5.8米。

同济大学创办。 1907年6月3日，德文医学堂（今同济大学）创办。

上海电话局开业。 1907年9、10月间，由邮传部拨款3万银元筹建的上海电话局，在南市东门外新码头里街建成开业。

广慈医院开市。 1907年10月13日，天主教江南教区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开设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

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通车。 1908年1月21日，英商上海电车公司的有轨电车从静安寺车栈驶出，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上试行。3月5日，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建成通车。

沪宁铁路通车。 时间为1908年4月1日。

中国首家电影院建造。 1908年12月22日，中国首家正式的电影院——虹口活动影戏园（今虹口区文化娱乐厅址）由西班牙商人安·雷玛斯在海宁路、乍浦路口搭建。

沪杭铁路通车。 1909年8月13日，沪杭甬铁路上海至杭州段建成通车（今沪杭铁路）。

华山医院创办。 1910年，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今华山医院）落成。1911年10月14日正式开业。

中华书局创办。 1911年（清宣统三年）初，陆费逵等集资创办中华书局。

上海光复。 1911年11月3日上午，闸北民军起义。巡警总局骑巡队提前起义，占领巡警总局。下午5时，敢死队、商团齐集沪军营。5时，陈其美率部攻打江南制造总局受阻，陈其美进局劝降被扣。第二天早晨3时，民军再次进攻制造总局，守军溃败，陈其美脱险。至9时许，民军占领制造总局，上海宣布光复。

裁撤上海道、松江府。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权决定撤道，裁府、州、厅，留县。上海地区废除上海道，裁松江府，改隶江苏省。1913年1月，民国政府宣布存道县，实行省、道、县三级行政区划体制。道官改称观察使。上海地区自1914年始恢复“道”制，设“沪海道”，至1927年撤销，成立上海特别市。

上海县城墙开始拆除。 1912年，上海县城墙开始拆除。至1914年冬全部完工。

摄制完成中国首部故事片。 1913年，张石川等人承包美商“亚细亚影戏公司”编导演业务，摄制完成中国首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

《新青年》创刊。 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任主编的《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1920年9月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1926年7月停刊。

《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出版。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陈独秀、李汉俊校勘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新青年社发行。是为中国出版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虹桥机场兴建。 1921年3月10日，虹桥机场正式兴建，同年6月29日基本竣工。

中国共产党创立。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明、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和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代表全国53名党员。7月30日晚，望志路106号遭到法租界巡捕房搜查。31日，大会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继续举行。

最早的无线广播电台创办。 1923年1月23日晚8时，美国新闻记者奥斯邦创办的无线电广播电台（通称奥斯邦电台）正式播音，此为上海也是中国境内最早正式播音的无线广播电台。至同年4月停止播音。至解放时，上海先后有各种广播电台234家。

五卅惨案发生。 1925年5月30日，上海工人、学生万余人在南京路抗议租界当局非法逮捕工人、学生，英国巡捕开枪打死群众十余人，伤无数，是为“五卅惨案”。

上海总工会成立。 时间为1925年5月31日。

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1926年10月24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闸北、南市、沪西三处同时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因准备不足，遭军阀镇压而失败。1927年2月22日，上海36万工人总罢工。下午6时，总罢工转为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又因发动起义时间过迟而再次失败。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战斗分闸北、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七个区进行。经过激烈战斗，起义取得胜利，成立罗亦农、汪寿华等人组成的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并立即派人去新龙华车站迎接北伐军进驻上海。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指使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雇用流氓，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队部，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藉口“工人内讧”，强行将工人纠察队缴械，并打死打伤工人三百余人。翌日，十万余工人群众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发还武器，在闸北宝山路三德里附近遭军队镇压，死伤群众数百人。随即，蒋介石下令封闭上海总工会，大肆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

农民举行武装暴动。 1927～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沪郊农民先后举行了西沙（崇明县，1927年8～11月）、枫泾（1928年1月）、六里乡（嘉定县，1928年3～4月）、庄行（奉贤县，1929年1月）、新街（金山县，1929年2月）和泥城（南汇县，1930年8月）六次农民武装暴动。

左联成立。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至同年7月，又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

中共临时中央在沪成立。 时间为1931年9月下旬。至1933年1月，撤往江西革命根据地瑞金。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1932年1月21日，日驻沪总领事村井以日僧到三友实业社寻衅被殴事件为借口，向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中方于28日下午6时前作出答复。1月28日下午1时45分，吴铁城答复日本总领事，所提四项要求全部接受。4时，日总领事通知驻沪各国领事团，对上海市市长答复表示满意。晚11时30分，侵沪日军突然进攻闸北，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战，蒋光鼐、蔡廷锴星夜步行到真如车站设临时指挥部指挥作战。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2月，淞沪抗战激烈进行。中共发表一·二八事变决议，号召工农兵武装起义，进行民族战争。3月1日，侵沪日军海陆空兵力达9万人以上。当日，向闸北、江湾、庙行、吴淞发起总进攻。中国守军在沪实数不足5万人，孤军无援。十九路军总部于21时下令全军后退到黄渡—方泰、嘉定—太仓第二道防线。3月20日，据国民政府中央统计处初步调查：一·二八淞沪抗战全市损失逾15亿元，有18万户居民受到损害，死伤失踪者1.8万人。

侵沪日军总司令被炸毙。 1932年4月29日，侵沪日军在虹口公园举行日本天长节庆祝会和阅兵典礼，朝鲜抗日爱国志士尹奉吉向主席台投掷手榴弹，侵沪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重伤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辞海》出版。 1936年，《辞海》由中华书局出版。1965年4月，经修订的《辞海》（未定稿）内部出版发行。此后，在1979年9月、1989年9月和1999年9月，《辞海》又出版了三个版本的修订本，基本做到“十年修一典”。

全面抗战爆发。 1937年8月9日，两名日本兵驾车强闯虹桥中国军用飞机场进行挑衅，被当场击毙。8月13日上午9时15分，侵沪日本军舰重炮轰击闸北，日本陆战队一小队向驻守在西宝兴路附近的保安队射击，中国守军予以抗击，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全面抗战爆发。8月20日，中国政府成立以蒋介石为首的大本营，划江苏长江以南（包括京沪）及浙江为第三战区，兵团防区划分：苏州河以北，沿黄浦江以西，属第九集团军，张治中为总司令；苏州河以南，浦东及杭州湾左岸，属第八集团军，张发奎为总司令。9月12日，国民政府军队放弃第一道防线。9月21日，上海战区防务进行调整，分右翼、中央和左翼三个作战军：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辖第八集团军及第十集团军；中央军总司令朱绍良，辖第九集团军和第十八师；左翼军总司令陈诚，辖第十五集团军及第十九集团军。10月27日，国民政府军队放弃南翔以东、苏州河北岸全部阵地。11月5日，侵沪日军于杭州湾北岸金山卫附近登陆，国民政府守军陷入夹击困境。至11月8日，第三战区长官部向上海战区部队下达转移命令。11月12日，上海沦陷。

“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 1937年10月27日，国民政府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团附谢晋元奉命率领该团一营（实有452人，号称八百壮士），坚守闸北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退却。与敌战斗四昼夜后完成任务，所剩398人奉命退入租界。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在孤军营被刺遇害，十余万人前往吊唁。

在中国文化中，海派文化是近代崛起的一种地域文化，它也可以代表上海的近代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实质，能在上海的近代建筑形象中得到显现。

上海文化的原型，其实是江南文化，这种文化表现在建筑上，现在还可以在上海郊区的一些遗留建筑中见到。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上海的建筑也就有了更多的城市化，如今上海南市豫园一带的小街店铺，明显地表现出当时的上海文化形态。但是，近代的上海是新的文化时代，当时西方文化大举东渐，西方列强在此建立租界；而随着经济和商业的发展，上海便逐渐变成一座近代的大城市了。它的文化特征就是“海派”，即吸收许多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共存共容，不拘一格。这些文化特征反映在建筑上，其特点是多方面的，有住宅方面的，商业建筑的，以及其他建筑形态的等等。

上海近代的住宅，可以说是以里弄房子为主。这种形式是：一条弄堂进去，两边都是住宅，叫石库门房子(门框用条石筑成)，一个门就是一家，但现在已是三、四家合住。门内是一个小天井，正中客堂问，室内后壁有一扇门，里面是楼梯间及灶间等，然后是后门。门外仍是弄堂，也是一家家的石库门房子，如此形成一片住宅区。这种住宅一般为二至三层，楼上是卧室、书房等，屋顶上有晒台，可以凉晒衣、被等。这种建筑适合上海的一般市民居住。客堂间可作起居室、会客室等。有的喜欢中式，八仙桌、茶几椅子，墙上可挂山水画、对联等；有的喜欢西式，则圆桌、沙发、写字台、转椅等，墙上挂的当然是西洋画了。大门形式利用传统的江南民居形式(石库门)，但门上门边，也可以装饰西方古典建筑上的浮雕图案，可谓中西结合。

中国传统的住宅是按社会等级来分类的，按官品的大小来确定住宅的大小和式样，官品低微或平民百姓，就不许用斗拱、画龙凤、堂屋的大小也有规定。而上海的近代住宅就不是以这种关系来分类，而多是从经济条件出发。有钱的可以住别墅小洋房，没钱只好住得差。能住上别墅的多是洋行、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等；略差一点的如中等公司总经理、大律师、大学教授等，则住花园里弄，如凡尔登花园(今长东新村)，或高级公寓，如毕卡地公寓(今衡山宾馆)；再次一等的如小公司或商店的老板，高极职员等，则住里弄房子。比这更差的，如浴室、理发店等服务性行业者，一般的工厂工人、小店小摊的等等，则住老式里弄住宅或大杂院，这些人家房子小、条件差，所谓“七十二家房客”(一出滑稽戏)。更差的就是棚户，两边砖墙，找一些木条搁置，上铺油毡。这些人多为北方逃荒来上海谋生者，如黄包车夫、打短工的等等。还有一些从皖北、苏北来的灾民，以拾荒糊口，住的条件更差，找几根竹竿，弯一下，两端插入泥地，上盖破油毡，称“滚地龙”。地面很潮湿，只铺些破席，蜷居在内。有的灾民还找不到睡的地方，只好露宿在金陵东路的人行道上，因为这里有骑楼，即上面有楼屋，可挡雨。但他们多为只身出逃，没带御寒之物，冬天寒潮袭来，饥寒交迫，总要冻死一些人。这可见近代上海的贫富差别。建筑，活生生地描述着上海近代社会。

上海近代建筑，其性质当然也有“海派”性。“海派”一词是褒词还是贬词?也许有人以为海派是一种无规无矩、随心所欲之义。其实，海派的最大特点就在其“活性”。中国古代文化到了晚清，已行将终结，但出路何在呢?在近代中国，海派文化独树一帜。上海一埠，固然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必然有许多污泥浊水，这里有鸦片、荡妇、赌场，这是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疯歌狂舞，颓废没落，这是社会的阴暗面。可是，上海却更有另一面：上海的近代文化充满活性，充满欣欣向上、富于想象、敢于冒险、敏于领悟、善于接受新事物的气质。因此近代上海就成为全国经济的最大实体，在科技、文教诸方面都走在前列。上海的近代建筑，不仅是这些内容的“容器”，而且表述着这种精神。

从商业性建筑来看，海派还体现着它的竞争机制。上海南京路，在中国近现代称得上是全国第一繁华的商业街了。这条街两边的大小商店鳞次栉比，数也数不清。其中先施公司(今为时装公司)建造得较早，1915年，其形式和规模十分引人注意。后来在它的对面又建造了一座大型的商业建筑，永安公司(今为华联商厦)，他们想方设法要超过先施公司，所以在屋顶上造了个“倚云阁”，起到招徕作用。从此，先施公司的生意受到影响。于是先施公司也设法在建筑上动脑筋，便在南京路浙江路口加建一座三层高的屋顶空塔，不但高度超过永安公司的倚云阁，而且名字也更妙，叫摩星塔。于是生意又回到先施。但后来永安公司又做大动作，他们在浙江路对面建起一座高达20层的塔式高楼，称“新永安”，不但高，而且形式新颖，使永安公司在上海滩上大放光彩。后来由于抗战爆发，城市经济和商业大受影响，故这场竞争也就此作罢。这些现象，也就是上海近代文化的建筑表述了。

上海的“海派建筑”，更表现在建筑形式上，上海的近代建筑形式多样，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西班牙的、美国的、荷兰的、挪威的、日本的、印度的等等，应有尽有，而且古代的和近代的也都有，外滩江海关大门口的四根柱是最标准的古希腊陶立克柱式，而大光明电影院则是当时最“摩登”的建筑了。以上海外滩为例，北起苏州河北岸的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南至金陵东路外滩，这里的建筑形式丰富多彩：东方汇理银行是法国巴洛克式的，中国银行是近代中国式的，沙逊大厦是近代美国式的，汇中饭店是文艺复兴式的，江海关大楼是折衷主义的，汇丰银行是罗马复兴式的，英国总会是英国古典主义的等等。这些建筑虽然风格多样，但从外滩建筑整体上看，却又显得是那样的协调、美观，真可谓难能可贵了。

上海近代建筑的海派特征，具有积极向上、不拘一格和追求发展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但对今天的建筑，而且对今天的社会文化也都是有益的。

② 上海苏州河的历史

苏州河是吴淞江进入上海市区段的俗称。在任何正规文件中，苏州河的大名还是叫做吴淞江。 据上海市档案馆研究员马长林介绍，苏州河属于太湖水系，上海开埠前，苏州河一直叫吴淞江，只是上海开埠后，由于外国人发现可以乘船从这条河到苏州，所以叫它为苏州河。但是中国官方资料一直叫这条河为吴淞江，所以吴淞江这个大名一直没有改变。不过根据习惯，以北新泾为界，吴淞江上游称为吴淞江，当地百姓也是这么称呼的，而北新泾以东为吴淞江下游，进入上海市区，上海人称之苏州河。

苏州河水由西向东流入黄浦江。但上海的都市化则是从东头的河口开始，溯流向西延伸的。沿河两岸曾经错落地散布着农田、湿地、芦苇、沟汊，冷僻的地方野气愈重，“秋风一起，丛苇萧疏，日落时洪澜回紫”。在都市化的铺展之势面前，这些土生土长的东西已不能与膨胀的经济共栖，它们不得不一步一步地向后退去。在它们腾出来的空间里，参差地立起了英国领事馆、礼查饭店、百老汇大厦、文汇博物院、新天安堂、光陆大戏院、公济医院大档、邮政局大楼、自来水厂、天后宫、河滨大楼、自来火房、圣约翰书院（后为圣约翰大学）等等各擅胜场的建筑。这些楼群临水而立，时人譬之为“连云楼阁”。它们以商业繁华为扩展中的都市画出了一种侧面的轮廓，流经其间的苏州河就此成了一条城市的内河。 一百多年来，城市长足发展的过程是与人力影响和支配苏州河的过程连在一起的。人力的影响和支配，使苏州河日甚一日地被两岸的社会经济构造所笼罩，也使苏州河在不息的流淌之中一点一点地失去了自然本色。 20世纪中期那一场改造中国的革命，使许多东西都发生了变化，但这一条流过城市的河流却仍然在视野之外。40多年前，小学课本描述工厂里的烟囱冒出来的浓烟，是以盛开的黑牡丹为比喻的。其夸张和遐想既显露了文人浪漫的不着边际，又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工业化的理想与期望。 在21世纪到来的时候，沿河两岸正在新播绿色。绿色延伸促成了希望和憧憬的延伸。我们期待着新世纪的苏州河重现烟雨中的灵秀，夕照下的妩媚；水里鱼游，岸上鸟鸣。有万千心愿的牵动和盼望，这天已经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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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百老汇大厦的简介

百老汇大厦（Broadway Mansions），位于北苏州路20号（上海大厦）。因傍百老汇路（专今大名属路）顶端，故名百老汇大厦。由主楼和副楼组成的上海大厦位于外白渡桥的北侧。这是一幢早期现代派风格的八字式公寓结构。外部处理与内部装修简洁明朗，外观气势宏伟。主楼原名“百老汇大厦”。副楼又名“浦江饭店”。现为四星级宾馆，饭店设有中、美、英、法、日、阿拉伯六国特色高级套房，曾接待许多国家元首及中外游客。

④ 周恩来在上海的故事

周恩来在上海

一、“周公馆”
1946年，在我党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期间，上海思南路107号（现为思南路73号）的大门上，钉有一块铜牌，上镌有三个大字：“周公馆”。铜牌下端还有一行英文字，直译就是“周恩来将军官邸”。

这所当时为中外舆论界十分关注的住宅，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上诲办事处的所在地。“周公馆”，是为适应蒋管区具体情况的对外公开名称。自1946年5月初随着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而由重庆东迁，一直到同年11月19日因谈判最后破裂而撤返延安，在这风云变幻的7个多月中，周恩来同志--当时我们称他“副主席”，外国人称他“周将军”--经常奔忙往返于南京--上海--南京之间，同国民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谈判。思南路107号，就是他受党中央、毛主席之重托，在国民党盘踞下的上海指挥战斗的总部。那些战斗的日日夜夜，今天回想起来，还感到那么亲切！

“周公馆”是一幢座北朝南的一底三楼独立式花园洋房。南面，隔花园与梅兰芳公馆相望。自1946年三四月间我们一些先遣人员“顶”下了这所房子后，除面向梅公馆的这一面外，其它三面，都被国民党特务的眼睛盯上了。这里过去是法租界很安静的高级住宅区，没有店铺，更没有叫卖的小摊小贩。可打从我们一住进，门前突然热闹起来了。马路对面设了个从不见有人光顾的皮鞋修理摊。一些拉三轮的，装作候客总停在门口。卖香烟的小贩，剃头挑子，也在我们门前晃来晃去，一眼就看出是些最蹩脚的演员。周公馆周围有好几家房子，被特务机关强“租”下供作监视点。他们在对面思南路98号上海妇孺医院设立了秘密监视据点，并根据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的密令，黄埔分局派去的人每天要详细上报记录当天情况的《监视专报》。在正对我们大门的一间屋内，还设有摄影机，拍下进出周公馆的每一个人。

周公馆靠北的一面住着陈家康、徐克立（南方局妇女组）夫妇。他们窗外下面是一条僻静的小巷。这条小巷，也是有眼睛盯着的。我们的人从市区回来，首先看到的是家康、克立房间的窗台。为了安全计，我们在这个窗台上摆着一盆菊花作为信号。每当有敌特或他们雇佣的地痞流氓要来捣乱时，就把花盆撤掉。外出回家前要先打个电话问问，到家时还要先抬头看看这个窗台，见花盆还在，才能揿铃进门。

周副主席、董老他们极重视安全保卫工作。每当接见一些过沪的地下党员时，除了谈形势、谈工作外，总要详细地、具体地指导他们躲避特务盯梢的方法。有些相识的当时地下党的同志，日后和我们聊起这些情况时，深为领导同志对敌区干部这样的关切、爱护感叹不已。

二、和谈--“教育人民的一课”

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主要在南京进行，但副主席在短短的半年里四次来上海，在他的“公馆”里小住。有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时则住得时间长些。

对于旧上海，各式各样的评论多矣，什么“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滩”等等，都生动地表述了它阴谋、黑暗、无耻的一面。它是反动、黑暗势力的大本营，蒋介石就是在这里起家的。但上海又是中国工业和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它同时也是革命、进步的大本营，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文化、科学、技术最为发达的地区。可以说，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都集中在那里。据当时看到的材料，那个时期国民党统治地区百分之八十的黄金贮存在上海，国民党政府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也来自上海。上海那时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命脉，也是我们党在国统区开展外事工作、统战工作、社会工作、宣传工作、文化工作等的一个重要基地。

周副主席来上海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即谈判斗争的需要。谁都知道，那时国民党蒋介石毫无和谈诚意，它只是利用和谈作为部署全面内战的烟幕。要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和平，就得向中外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揭露国民党假谈真打的阴谋。周副主席把这叫做“教育人民的一课”。他说：我们明知马歇尔、蒋介石是在搞欺骗，明知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不能不和他们谈判，因为人民不了解，我们不谈就会孤立。我们一定要通过事实，也通过我们的努力，完成这“教育人民的一课”。

国民党一方面在美国的全力帮助下，运用一切手段通过陆、海、空加紧运兵、运军火，蒋介石本人也特意飞往庐山牯岭避风，让下面将领放手大打，妄图造成以武力消灭我党我军的“既成事实”；另一方面采用政治欺骗手段，制造和谈空气，散布和谈幻想，企图冲淡其在军事上大举进攻解放区的严重事实，诱使舆论误以为它还是愿意谈判，谈判还是有希望的。

每当这种时候，恩来同志就从南京来到上海。他气愤地对我们说：我不能继续呆在南京，去客观上帮助蒋介石制造一种谈判还在继续，谈判还有希望的假象。蒋介石和美国方面在谈判中蛮不讲理，施加压力，以为我们是怕他们的，逼我们割地求和订立城下之盟。可我们偏不吃那一套。所以，我干脆离开南京了。我来上海，就是要让全国、全世界都知道，和谈受到了挫折，正处于僵局、停顿状态。我一天不回南京，就表明谈判还没有恢复。

恩来同志在接见外国记者时曾说，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保证停战，他已暂时退出南京谈判，不再与政府及美方代表进行毫无意义之磋商。除非同意重开唯一有权讨论停战问题之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否则他将不返回南京。至于司徒雷登大使主持的五人非正式小组，讨论范围仅以改组国府委员会为限，值此内战正继续进行之际，此五人小组成就如何，实无任何实际意义可言。

那时，我们在时事政策学习中，曾争论过一个问题：蒋介石最终会选择战，还是和？

有的同志认为：对蒋介石来说，不打，还可以拖它若干年；打，则明摆着迅速导致彻底毁灭。蒋介石是个聪明人，他总不至愚蠢到自找死路吧？

后来听乔木（即乔冠华，以下同）同志谈，副主席听到这个说法后，笑了笑说，不要替蒋介石设想他是打聪明些，还是不打聪明些。他是不可能按我们共产党人的逻辑办事的。他站在极端反动的立场上，只能妄想消灭我们，只能打。他在别的事情上可能是聪明的，但在这样历史性选择的大问题上，他不可能聪明，只能是愚蠢的。

三、扣人心弦的中外记者招待会

周公馆里，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副主席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了。

招待会上，副主席那铿锵有力，带点儿淮安口音的普通话，至今仍回响在我们耳际，遥远，然而清晰。

他指点着地图，面对挤满会场的百余名中外记者，满腔义愤地揭露蒋介石在各个地区挑动内战的详情。他分析形势，讲我们必胜的根据。有时讲得慷慨激昂了，就离开翻译章文晋同志，一面指着作战形势图，一面直接用英语讲起来。翌晨，翻阅英文报纸时往往可以发现，外国记者在报道时，常喜欢特别说明哪些段落是“周将军”亲口用英语讲的。副主席就这样努力通过中外记者之笔、之口，向全国、全世界阐明事实真相和我们党的立场。

周副主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之激动人心，还因为这种场合往往要与国民党特务面对面斗争。

招待会在周公馆一楼大客厅举行。但因到会的记者太多，大客厅里坐不下，还有许多人要坐到一楼平常用来吃饭的廊厅里。因此副主席总是站在大客厅通廊厅的门中间，一半身子在客厅，一半身子在廊厅。大门敞着，以便让尽量多的记者来参加。这样，便可以从大门外望见站在客厅与廊厅之间的周副主席的半边身子。一次，副主席正在向中外记者发表讲话，管保卫的同志悄悄告诉他，大门口站着好几个带枪的特务，请副主席站进客厅里，不要让半边身于暴露在外。副主席一听大怒，干脆走到直通大门的平台上，大声向门外带枪的人喝斥道：“你们谁是特务？站出来让大家看看！我是你们的政府请来谈判的，你们竟敢对谈判代表采取这样卑鄙的手段！”副主席这种凛然正气和大无畏精神，竟把那几个特务给吓跑了。

四、“周公馆”里的座上客

我们后来称之为民主人士、爱国人士的，当时他们自称为“第三方面人士”，意为既非国民党一方，亦非共产党一方之“第三方面”也。迨1946年底，马叙伦先生在上海《文汇报》撰文《再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指出：自国民党当局公然推翻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非法国大之后，中国便只有民主和反民主两个方面，不容许在这两个方面之外还有个第三方面，因此“第三方面”这个名词以后在争取民主时期应不再出现。马叙老这篇宣言性的文章发表之后，才基本上不再见有人自称或被称“第三方面”。

周副主席是做统战工作的模范。他尊重、理解朋友们，这些朋友们也很尊重他，信赖他。他有时同朋友们聚谈，讨论，有时做耐心的解释。

我们素所敬重的孙夫人宋庆龄先生曾与副主席在上海多次会面，亲切晤谈。我们也曾见宋庆龄先生亲临周公馆访问副主席。郭老那时是经常来的客人。他那时还不算老，身手还很矫健。一次，他一纵身跳过园子里的一汪雨水，随即向同来的几位老先生吹说：“看！我一个箭步就过来了！”

张澜、沈钧儒、马叙伦、马寅初、谭平山、柳亚子、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陶行知、周建人、梁漱溟、许广平、沙千里、史良、包达三……这些后来参加了政协、人大或人民政府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也经常或有时在周公馆里看到。“混入又混出”的青年党人，那时还混迹于“第三方面”，有时也出现在我们的大客厅里。后因参加伪国大而被民盟决议令其“退盟”的民社党领袖张君劢，在“动摇”过去之前，也常来作客。

1946年7月25日，民主战士、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突患脑溢血溘然长逝。周副主席遽闻噩耗，是多么悲痛啊！他含着眼泪说：在韬奋去世之后，我们党又失去了一位最知心、最可靠、也最可贵的朋友！一位党外布尔什维克！这真是我们党、我们人民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他当天在致党中央电中称誉陶先生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并关照在上海工作的潘汉年、伍云甫等同志，要对进步朋友多加照顾。

周副主席一向很重视文化界的工作。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和电影戏剧演员经常应邀来座谈。其中有田汉、阳翰笙、胡风、夏衍、于伶、黄佐临、刘厚生等，还有电影明星白杨、秦怡、张瑞芳、丹尼等。

一天，我们正出门，看见门口徘徊着一位身穿黄丝绸长衫，头戴礼帽式草帽，腋下夹着一根手杖的约有四十来岁的男人，他一见有人出来，忙摘下草帽，用夸张的京腔京调，一板一眼地问：“请问，这儿是周公馆吗？”这样的衣着风度，这样清晰洪亮的舞台京白腔，实党惊异！我们定睛一看，原来是京剧“麒派”创始人做麟童--周信芳先生！后来知道，他是应副主席之邀，来周公馆参加文艺界人士的座谈的。

周副主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早上，往往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刻。那时，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等各老朋友往往早早就来了，他们到得差不多了，副主席就依惯例叫于产（于土当时名于产）把当天早晨所有英文报纸上关于他头天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的报道，关于对我们党的反应、评论，当场翻译给他和这些客人一起听。什么报，写消息的记者是谁，他讲的哪些话报道了，哪些没报道，哪些话报得真实，哪些歪曲了，都要一一介绍清楚，否则他就要问。有时，连当日有什么有影响的外国人士过往上海、南京，周副主席也要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外事组对外联络组工作任务的一部分。周副主席和客人们边听边谈论，那空气就象是一家人一样。

记得当四平激战时，有少数民主人士曾劝我们主动“让出”四平。当我们主动放弃张家口时，也有少数民主人士以为我们顶不住了。还有的责怪我们的土改政策“损害”了“群众”利益。甚至认为我党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的战略方针，不过是“战败”的遁辞而已，等等。当时我们这些年轻同志中有不少人对此很气愤。但周副主席却一方面向这些民主人士指出：在谈判桌上，蒋介石还没敢向我们提出“让出”四平街的要求，想不到我们的朋友竟向我们提出了，另方面又以事实，从道理上耐心说服他们。他还教育我们这些沉不住气的青年同志说，不要着急，等将来我们实行大反攻了，他们就会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想法的。

事实的发展果然如此。1946年11月，民盟严正宣布拒绝参加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之后，副主席曾总结说：民盟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这个目的达到了。这是八年抗战和最近一年来谈判的成果，第三方面大部分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着我们这条路走了。

形势发展很快。周副主席离开上海前，在1946年11月17日夜写给郭老、于立群夫妇的信中曾说：“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到了1948年秋冬，前线上早已见分晓了。这些老朋友从香港坐船去东北解放区的心情已与在上海时完全不同了。

这里，我们觉得有必要提一提一位“洋”座上客--加拿大著名和平人士文幼章先生。

文幼章先生算是周公馆的老朋友了。他和周副主席谈论形势，和家康等人谈论事务，还帮助我们年轻同志润饰英文稿。在周公馆里，他象在家里一样。

美国著名女记者、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她前往延安之前，副主席曾在上海周公馆里会见她。那是1946年7月下旬，领导上告诉于产，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来上海了，住百老汇大厦（今称上海大厦），要于产立即带些吃的东西先去看看她，向她表示热烈欢迎。她若提出什么要求，尽量都答应，因为她从没提过不合理的要求。

于产遵照领导的指示去拜访她，表示热情的欢迎。她提出的唯一要求便是：会见周恩来将军！

于产当即回答：我将立即报告将军。我认为将军会很高兴见到您的。具体时间、地点，由将军和您共同决定好吗？斯特朗很通情达理：“完全听周将军方便吧！”

第二三天，于产就又去百老汇大厦，去接她来周公馆与周副主席会面。后来听乔木、文晋同志说，副主席就着一幅新绘制的战场形势图，不厌其详地向她介绍了国民党军队进攻我解放区的情况，以及我必胜、蒋必败的根据。

斯特朗女士在上海会见了周恩来将军后，很快就取道北平飞延安采访毛泽东主席去了。

五、“周恩来瘦了”

邓大姐1946年7月在回答上海记者们的问题时说：周恩来为中国的真正和平而忙碌不堪。午睡根本不可能，夜间也睡得极少，而且寝不能安。周恩来瘦了，不象往日那样健壮了。这时，我们也都发现我们的副主席消瘦了。

他怎么可能不瘦呢？

健壮固然健壮，可人毕竟不是机器人呀。在那些处于“突击”状态的日日夜夜里，中午从不见他午睡，晚上，按一般情况，总要工作到翌日清晨四时左右才能休息，而早晨七时半左右起来，立即又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工作。这样的生活，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一天晚上，都下一点了，家康转告于产，副主席要于产立即整理一件特急材料给他。于产整好，已经快凌晨四点了，便从自己所在的二楼，蹑手蹑足下到一楼周副主席办公室兼卧室。一看，辛劳了一整天的周副主席还坐在桌子前，戴着眼镜，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上面写满了极小极小字体的材料呢！

我们工作当然也忙，但都有明确分工：管内部工作的只管内部工作，管外事工作的只管外事工作。除有时需作必要的协作外，一般互不涉足他人工作范围。但副主席就完全不同了。他什么都得管。作为中共中央南京局书记，他还负责指导我国南部国统区地下党的工作。在实践中，他把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党内与党外既严格分开又紧密配合，工作有条不紊。许多党员，许多情况，他都很熟悉。他经常接见地下党的

他如此繁忙，还时刻关心每个同志的安全。

周公馆的同志们不是为了工作是不随便外出上街的。一天，单独外出工作的广东籍年轻干部关振群同志（因为长得象，大家都叫他“莫洛托夫”）到晚上10点，过了预定回来的时间很久了还没有回来。副主席知道后非常着急，亲自在一楼用作饭厅的廊厅里把大家召集拢来，在作了分头去找的部署后，一直在廊厅里焦急地踱来踱去，当着大家的面批评有关负责同志不该让一个刚来上海不久的年轻同志晚上单独外出工作，若有必要也得有人陪伴，去前要说明所去地点和预定返回时间。

副主席正说着，那个小广东自己回来了。原来，他在回来的路上，发现有人跟踪，他花了好大力气才脱了“梢”回到家。他一进门，看到周副主席正为他的安全问题那么焦急，他感动得涌出了热泪！

上海工委青年组组长刘光同志，因病，化了名，填了友人家的住址，住进了上海第四医院。副主席忙成那个样子，竟曾三次亲往医院去探视。7月16日晨，刘光同志终于永远停止了呼吸。副主席和邓大姐闻讯急速赶到医院，他悲痛得说不出话来，邓大姐则抚尸大哭。每一个同志，哪怕是青年同志，是多么牵动着副主席的心啊！

周副主席工作繁忙，吃饭极简单。在家里，他总坚持和大家同桌吃一样的饭菜。那时，管炊事的陈姐对日理万机的副主席，总觉得饭菜太单调了，于心不忍，有时就偷偷炒盘鸡蛋端上。细心的副主席一看另外一桌上没有，就告诉管行政的同志，以后不许对他“特殊”，并把炒蛋推到桌子中央，要大家一起吃。

附带说一句，副主席瘦了，我们大家绝大多数也并没有长胖。试想，副主席那么忙，每天做那么多事，他的那些秘书，以及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谁又能不踏着这快速的节拍起舞呢！

多么辛劳的日日夜夜啊！可是，我们多么渴望再过过这种虽然辛劳，但却没有扯皮，没有歪风邪气，真正全心全意扑向工作的日日夜夜啊！

六、人鬼之间

一度，领导上传达说：据地下党可靠情报，国民党C.C.派特务机关，计划派出大批特务，并雇佣一批流氓、打手，打着“苏北难民”（苏北的还乡团、逃亡地主之类，国民党就叫“难民”）的旗号来我周公馆“请愿”，对我土改政策进行“抗议”，并在混乱中趁机砸周公馆，杀害我方工作人员。传达中还说，国民党特务新制订了一系列暗杀手段，其中包括：佯装一般车祸，伺机用汽车将我方人员撞死在大街上；跟踪我方独行人员，于僻静处于以绑架；制造个人原因的假象，对我方某些人员实行枪杀，等等。虽然我们都是正式登了记、办了户口的中共人员，于理是不能加害的，但国民党一向反共不择手段，它哪管什么理不理！

为此，副主席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愤怒地指出：从沧白堂扔石子，校场口打伤人，到捣毁《新华日报》，到处进行暗杀，现在竟发展到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这一连串事件都是有计划的，其严重性不亚于内战，因为这是打击大后方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工业家、新闻记者和文学家，这真是无耻之极！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上列有许多民主人士，准备逮捕、殴打、绑架和暗杀他们。民主人士的名字都在陈立夫手上，更不要说我们共产党人了！副主席大声疾呼：现在已经不是抗战以前的时候了，我们要伸雪！我们要控诉！希望记者先生们用笔和口来控诉，以制止这种卑鄙无耻的暴行！

一次，副主席乘车外出，发现后面有一辆中统特务汽车紧紧尾随。副主席的车停它也停，车开它也开。周副主席叫司机停车，自己下来走向特务汽车，大声斥道：我周恩来是你们蒋委员长和美国马歇尔请来谈判的，你们知道吗？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快给我走开！那几个特务只好灰溜溜地掉头开跑了。事后，副主席还曾当面向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侦提出抗议，要他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吴国侦只好作了保证。

自国民党撕毁政协会议决议，悍然于1946年11月15日片面召开非法的“国民大会”，最后关死和谈大门，而完成了教育人民的一课。周副主席于这年11月19日飞返延安之后，周公馆改称“中共代表团上海联络处”，由董老坐镇，国民党对我们的骚扰迫害，更加变本加厉，明目张胆了。

七、“民主死不了！”

先后惨遭国民党特务枪杀的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的追悼大会，1946年10月4日上午在上海四马路天赠舞台（现名劳动剧场）举行。领导上派我们二人前去参加大会，并观察情况。

会场附近，“民主死不了！”的大幅张贴画赫然在目，一下子攫住了大家的心！会场大门口，架着两排美制机关枪，从大门一直排到楼下内门。会场四周的军警宪特，一步一岗，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他们守在门口盯着进入会场的每一个人，一一检查入场证，就连新闻记者，也不准自由入场采访。

会场里布满了特务和“短衣客”（打手），臂上都一色儿缠着黑纱（凶手给殉难者戴孝，真是莫大的讽刺！），还有不少花钱雇 来的流氓、无赖以及一些还不懂事的小学生模样的孩子。这些 人把会场四周和后排的位子都占去了。据邻座的与会者介绍，这帮人清早六点就抢先来占位子，说好开会时特务一带头鼓掌， 他们就跟着紧鼓掌，特务一带头起哄，他们就跟着大起哄，不许 自作主张。报酬是除管一顿早点外，每人还发“五只角子”（五毛钱）。我们进会场时，这帮人正在补进早点--大嚼包子、面包。有个被哄骗来的女工对别人说：“叫我来，说是有好戏看。怎么还不开锣呀！”这帮人也真象是来天蟾大舞台看戏似的，从始至终嗑瓜子，嬉笑打闹，旁若无人。

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须首先致词，接着上海市议长潘公展讲话，他们说什么上海是“全国民主与自由的楷模”，“允许人民发言，批评”，但“要有分寸”，“要负责任”，“要顾及对国家、民族、社会、世界之影响”，云云。特务带头，那帮人鼓了掌，稀稀拉拉。有趣的是，他们中有人可能以为在捧歌星呢，竟高呼“安考儿！”“安考儿！”（英语“encore”之音译，意即“再来一个！”）有的则象听戏捧名角似地大喊：“哟，哟，好！”“哟，哟，好！”真令人哭笑不得！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一上台讲话，特务就带头鼓噪：“共产党的尾巴！”“共产党的尾巴！”那些被雇来的人也就跟着大吵大闹，乱成一团。但郭沫若、史良、罗隆基、楚图南诸先生的讲话，仍赢得了群众热烈的掌声。

就在郭老讲话的掌声未落的时候，忽见邓颖超大姐出现在讲台上了！她神态严肃、庄重，大声宣告：我谨宣读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亲笔书就的悼词：

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周恩来

邓大姐庄严的正义的声音震彻全场。她每念一句，台下就热烈鼓掌一次。只念了短短几分钟就戛然结束，从容走下讲台。这时，全场又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久久停不下来，我们见此情景，激动得热泪盈眶。

那些被特务雇来的人在此情势下，也跟着拼命鼓起掌来。过了一阵，几个特务才明白过来，忙打着手势大声喊：“错了！错了！不要拍手！不要拍手！”但是，一帮特务是扭转不了局势的，广大群众以雷鸣般的掌声，一直把邓大姐送上了汽车。民主与独裁斗争的这一重要回合，我们胜利了！

两天后，10月6日，周副主席亲自出席了在静安寺举行的对李、闻两烈士的公祭。人们望着李、闻两烈士的遗像，眼前总浮现着那幅巨大的招贴画：“民主死不了！”是的，这次追悼大会的情景证实，以后的历史发展更证实：民主是死不了的！

八、撤退前夕的不眠之夜

我们两人是当时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的干部中很年轻的两个，都是代表团的外事组（外事委员会）组员和外事组对外联络组组员。

在蒋介石最后关死和谈大门，我代表团人员被迫作紧急撤退时，哪些同志回解放区，哪些同志去香港工作，哪些同志留在上海转入地下，周副主席都是根据每一个同志的具体情况，和有关负责同志一起，一个人一个人地亲自进行研究并作出决定的。1946年10月14日晚上，我们外联组组长陈家康同志叫我们二人晚上不要睡觉，听候命令，随时准备出发。半夜里，他来通知我们准备去香港。我们马上把箱子里所有“土”的东西都拣出来，只剩些“洋”的。隔一两个钟头，又通知我们有变动，要回解放区。于是我们又把“洋”的全倒出，箱子里全装些“土”的。又隔一两个钟头，又通知我们还是要去香港，又把箱子倒腾了一番。到天已蒙蒙亮时，才最后通知我们：立即上船出发回解放区。这时，家康同志郑重告诉我们，这是副主席亲自下的决心。按我们的专业，理应去香港工作的，但副主席考虑到我们即将有一个小宝宝出世，怕在香港万一有危险不好办，才最后下决心把我们安排到回解放区的行列中。当我们得知敬爱的副主席在这样危急的时刻，竟为未来的一个小生命而通宵考虑再三，我们怎能不感动，怎能不感到浑身是力量？

翌日，10月15日清晨，我们登上了由上海开往我解放区的登陆艇，顺利回到了山东解放区的烟台。

⑤ 谁知道上海苏河湾的变迁历史

苏州河水由西向东流入黄浦江。但上海的都市化则是从东头的河口开始，溯流向西延伸的。沿河两岸曾经错落地散布着农田、湿地、芦苇、沟汊，冷僻的地方野气愈重，“秋风一起，丛苇萧疏，日落时洪澜回紫”。在都市化的铺展之势面前，这些土生土长的东西已不能与膨胀的经济共栖，它们不得不一步一步地向后退去。在它们腾出来的空间里，参差地立起了英国领事馆、礼查饭店、百老汇大厦、文汇博物院、新天安堂、光陆大戏院、公济医院大档、邮政局大楼、自来水厂、天后宫、河滨大楼、自来火房、圣约翰书院（后为圣约翰大学）等等各擅胜场的建筑。这些楼群临水而立，时人譬之为“连云楼阁”。它们以商业繁华为扩展中的都市画出了一种侧面的轮廓，流经其间的苏州河就此成了一条城市的内河。
一百多年来，城市长足发展的过程是与人力影响和支配苏州河的过程连在一起的。人力的影响和支配，使苏州河日甚一日地被两岸的社会经济构造所笼罩，也使苏州河在不息的流淌之中一点一点地失去了自然本色。
20世纪中期那一场改造中国的革命，使许多东西都发生了变化，但这一条流过城市的河流却仍然在视野之外。40多年前，小学课本描述工厂里的烟囱冒出来的浓烟，是以盛开的黑牡丹为比喻的。其夸张和遐想既显露了文人浪漫的不着边际，又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工业化的理想与期望。
在21世纪到来的时候，沿河两岸正在新播绿色。绿色延伸促成了希望和憧憬的延伸。我们期待着新世纪的苏州河重现烟雨中的灵秀，夕照下的妩媚；水里鱼游，岸上鸟鸣。有万千心愿的牵动和盼望，这天已经来到。

⑥ 上海有哪些著名建筑师或者事务所设计的建筑

坐917路 到同济大学门口下 有这站的 ，五角场附近， 具体位置你丁丁下啦，很好找的，其他的优秀建筑不内一定让你进去的 ，像Z85这种，一般不能随便进的吧 ，看其展会的门票也不菲额， 同济大学的那个校区有很多不错的建筑，特别是建筑系的楼，空间手法貌似很值得探究（以上都是同学灌输的思想，具容体我也没去过额）

上海科技馆建的也比较华丽，在造型上看的挺舒服的

其他的一时还想不出，平时看到不错的单体建筑一般都是有其商业用途的，不花钱进去消费想去看还真说过不通

其实还可以去看看 上海那些一个个的文化创意园区

⑦ 十月围城的拍摄地在哪捏

电视来剧《十月围城》主要讲源述清末民初的省港地区，一个草根小人物——车夫阿四误打误撞做起革命青年李重光替身，从而串起整个家族以及周边人投身革命的故事。

电视剧版十月围城拍摄地点——上海，拍摄地点：北苏州河沿岸的一些古旧建筑、浦江饭店，还有市中心的一些老洋房等。

⑧ 上海大厦曾经的历史事件有什么

各国政要入住

⑨ 上海大厦百老汇大厦的介绍

上海大厦原名百老汇大厦，1934年为英商所建，至今70多年历史。上海大厦坐落于上海外滩外白渡桥旁，外滩金融街、南京路商业街近在咫尺，据地铁二号线步行仅12分钟，据地铁十二号线（在建）步行仅7分钟。

⑩ 理查饭店的历史是什么

查饭店

礼查饭店（英语：AstorHouse）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上海的主要外资旅馆之一。1959年以后改名为浦江饭店。

• 1地理环境
• 2历史
  • 2.119世纪
  • 2.220世纪上半叶
  • 2.3衰落
• 3现状
• 4其他
• 5参见
• 6注释
• 7参考资料
• 8外部链接

礼查饭店座落在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外白渡桥北堍东侧，今虹口区黄浦路15号。在礼查饭店的繁盛时期，其西侧百老汇路[1]对面是百老汇大厦[2]，南侧隔苏州河与上海外滩建筑群相望，紧邻的黄浦路边，集中了美国、德国、日本、苏联等十余个国家的领事馆。沿百老汇路向东直到提篮桥，当年是英资和日资的轮船码头，如公和祥码头、汇山码头。

礼查饭店始建于1846年，当时上海开埠只有三年时间。英国商人阿斯脱豪夫·礼查（Richard）在英租界与上海县城之间、今金陵东路外滩附近[3]，兴建了一座以他名字命名的旅馆，名为Richard'sHotelandRestaurant（礼查饭店）。这是上海最早的一所现代化旅馆[4]。

1856年，苏州河上外白渡桥的前身“韦尔斯桥”建成，1857年，礼查看好此处的发展前景，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买下桥北侧河边的一块面积为22亩1分的荒地，在此建造了一座东印度风格的2层砖木结构楼房，将礼查饭店从原址迁移到这里，[5]。不过，由于当时该处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初期的经营状况不佳。

1860年，英国人史密斯（HenrySmith）接手经营礼查饭店，改名为AstorHouse。在史密斯的管理下，礼查饭店除了客房外，又开设了弹子房、酒吧、舞厅及扑克室，楼下大厅常有歌舞、戏剧演出，以招徕顾客。于是，旅馆开始出现转机，外国旅客明显增多。

在19世纪后期，礼查饭店经常是中国最早接受现代事物的场所：1867年，该店在上海最早使用煤气；1882年7月，在此安装中国首批的电灯，曾引来好奇参观的人潮；1883年，这里成为全上海最早使用自来水的地方。

1906年，因外白渡桥改建钢桥，须让出部分饭店土地，同时，另一家外资旅馆汇中饭店（PalaceHotel）已经开始新建六层楼房，由于它位于南京路外滩的黄金地段，给只有2层楼、又位于苏州河北岸的礼查饭店带来生存压力。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同年礼查饭店也拆除旧楼，重建为一座5层砖木结构的楼房，建筑面积为8100平方米（今金山大楼）。由于仍难以与汇中饭店媲美，于是紧接着又在该楼前面再建造一座豪华的6层大楼。这座大楼在1910年竣工，四面临街，占地4437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5011平方米，钢筋混凝土和砖木混合结构，风格为新古典主义式样，拥有繁复的大弧形拱窗以及成排的爱奥尼立柱，灰色外墙，转角处屋顶上建有塔楼，拥有维多利亚时期的回廊式中庭，采用开放式的天窗进行上采光。新的礼查饭店共设有客房200多套。礼查饭店的历任经理大都有过做船长的经历，所以该饭店的许多设施都仿照船上的式样，如饭店的走廊，油漆得好像客轮上通向睡舱的通道。

礼查饭店是当时远东设备最现代化的豪华饭店之一：24小时供应热水、每间客房一部电话、中国最早的电梯之一、上海最早放映半有声电影（1908年）和有声电影（1913年12月29日）。

礼查饭店的顶层大餐厅（孔雀大厅）十分宽敞豪华，可容纳500人就餐或跳舞。晚上，交响乐队在此演奏，晚上8点，穿得衣冠楚楚的客人来此进餐。“这时，你可以看到这个港口城市的大部分外国头面人物[6]”

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礼查饭店是世界各地的名人来到上海的钟爱的下榻地，他们的名单包括：英国爱丁堡公爵、美国南北战争中著名的五星上将、第十八任总统总统格兰特将军（UlyssesS.Grant，1879年入住礼查饭店410房间）、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1920年）、科学家爱因斯坦（1922年）、喜剧大师卓别林（1931年、1936年）、《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夫妇（1931年）等。

礼查饭店走向衰落的转折点是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的爆发。战争期间，由于礼查饭店所在的虹口属于日本势力范围[7]，和上海公共租界其他地区分开，不列为战时中立区，住在虹口的西方侨民迅速离开，迁往较为安全的上海公共租界中区、西区及其越界筑路地带[8]，以及上海法租界[9]。西方侨民撤离虹口后，礼查饭店因失去服务对象，无法经营下去。于是英国人将该饭店转让给日本人经营。抗战结束后，英国人收回礼查饭店，交由建华地产公司租用经营，底层大厅被分割成23间，改建成沿街店铺，开设咖啡馆、酒吧等，楼上由美军俱乐部等单位租用。

1949年以后一段时期，礼查饭店仍由英国人管理。1950年租约到期，建华地产公司将房屋交还英商。这时出现中国政府与英商之间的修缮费问题的纠纷。最后在1954年4月19日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曾先后作为华东纺织管理局和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等单位的办公楼。1958年6月25日划归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1959年5月27日，礼查饭店更名为浦江饭店正式对外营业，负责接待外籍和华侨旅客。

浦江饭店在文革中又受到较大破坏，顶层大餐厅面目全非，昔日的豪华饭店逐渐衰老式微。1988年，浦江饭店随上海大厦一同划归上海衡山集团。1995年，原礼查饭店差点就被拆除改建，衡山集团总裁吴怀祥在发现饭店的历史渊源后，决定保留老饭店，计划逐步恢复其原貌。2002年重新装修后，浦江饭店列为三星级酒店，共有客房总数116间套。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昔日礼查饭店的底层大厅挂牌成立。[10]

1846年12月22日，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召集了在上海租地的外侨，租用礼查饭店，召开大会，成立“道路码头委员会”（CommitteeonRoadsandJetties），即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前身。

1897年，上海道台蔡钧在礼查饭店舞厅举办大型舞会，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应邀出席舞会的有各国驻沪领事和旅沪的外国富商。

20世纪初叶，礼查饭店首次在周六及周日的晚上举办“交际茶舞”，从此，交谊舞会开始在上海盛行起来。

1919年，礼查饭店的侍应生周祥生意外拣到一大笔卢布，兑换了500银元，跳槽在邻近的百老汇路、武昌路口开办了祥生汽车行，后来成为上海滩的出租汽车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