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作品如何u叙述历史题材

㈡ 3000字红色经典征文怎么写

文艺作品中与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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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合作所的历史真相 》
一提起“中美合作所”，就令人毛骨悚然，因为臭名昭著著 专门迫害政治犯的白公馆 就是“中美合作所”指导的集中营。这一认识是长期宣传的结果，是小说《红岩》 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告诉人们的……
可是，最新读到《书屋》杂志2002年第7期何蜀先生《文艺作品中与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一文大吃一惊，原来文艺作品的“中美合作所”是虚构的，历史上真是的“中美合作所”绝不是什么集中营，而是中美两国为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战争而建立的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类似的机构当时还有“中苏情报合作所”“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但真正合作成功的要数“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尤其在合作进行对日军的电讯侦译技术研究，搜集日军在中国与太平洋沿岸及沿中国海岸的陆 海 空军事情报，掌握这些地区的气象 水文资料，对日心里战宣传核在敌占区进行破坏活动等方面都取得了成绩。比如美国空军一举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坐机，其中就有“中美合作所”的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按照协定分批回国，1946年1月“中美合作所”宣告结束。而白公馆 渣子洞集中营和“中美合作所”根本没有关系。其实，早在1988年第3期《美国研究》上就有学者发表了《简析“中美合作所集中营”》一文，以翔实的史料澄清了真相。
这真是开了一个历史的大玩笑。这一误传流传几十年，影响了不止一代中国人。由此想到，无论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还是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真是地宣传历史，而不要用文艺虚构甚至臆造来替代历史。
……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结果，导致当年一批作品对“中美合作所”的描写严重失真；中共中央倡导的实事求是，又恢复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即使对“中美合作所”问题也是如此。

㈢ 如何看待当代文学史中的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在当年文学生活甚至社会生活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且，逐渐被写进文学史回之内答。直到现在，我们的文学史也还要记录它们的，仍然是我们文学教育的内容之一，还是大学当代文学史教学的构成部分，也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对象之一。国家也一直重视红色文学传统的延续、传播，仍然希望文学能够起到社会教育的作用。 在50年代，文学承担着非同一般的历史使命，是国家构建意识形态、阐释自身存在合理性的一种工具。这种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视即使是今天，仍然具有明显的表现。比如，在当代文学研究之中，人们公认存在着三种文学类型或文学力量：精英文学（纯文学）；大众文学；主旋律文学。按今天的说法，“红色经典”就属于文学史中的主旋律文学。但是，毕竟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的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性，价值观念、文学观念都与发生了巨大的变异。整个社会对于“红色经典”的阅读态度，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单纯、统一，往往汇聚着各种不同的的社会心理、文化意图和文学精神，各种不同观念相互冲突。这反应了我们当今文化生活和文学生活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㈣ 红色经典的读后感要怎么样取题目

读《少年红色经典——雷锋》有感——尽自己一点力，为世界做点小事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片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片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抚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持着你的岗位？你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美丽？我想问你，为世界带来了什么？ ——题记雷锋——一个曾被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诸位名人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传奇人物。雷锋——一个人人皆知，人人向他学习的神话般的人物。雷锋——生命已不再，但精神却永存的伟人。而这样的一个人，自然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自打雷锋一生下来，厄运就缠上了他。家里没有温暖的炉火，没有香甜的乳汁，更没有大碗大碗的红烧肉。唯有的，只有那寒冷和饥饿。后来，爸爸被日本鬼子打死，妈妈被地主恶霸逼死，哥哥被资本家残害致死,弟弟贫病交加冻饿而死。小小年纪就受这样打击的他不但没有轻生的念头，反而会化悲伤为力量，全心全意为革命为人民服务，他心中沸腾的满腔热血不是一朝一夕便能熄灭的。记的最深的便是那次外出活动，天上突然乌云滚滚，豆大的雨点下有千斤重般，像箭一般射下来，重重地砸在人的身上。负责打队旗的雷锋吧衣服脱下来，将队旗和红领巾包起来，自己光着小脊梁任凭风吹雨打。同学说他傻，将队旗和红领巾洗下不就行了吗？可他却郑重地说道：“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和队旗一样，都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咱应该格外珍惜。”而这一句话，却深深地感动了那位同学，从此他也像雷锋一样，给于红领巾与队旗至高的尊重与崇敬。雷锋总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感动着周围的人们；雷锋总是这样，一心一意为着人民为着世界。看到雷锋这样，我不禁想起了我们学校门口那壮观的一面——每到中午，人山人海便涌入学校对面的小店买午饭，由于人过多，因此只能站着吃，人与人之间距离远则50公分，近则30公分，那个场面真让我不禁想到“百万雪师逼江而下”。而这样多的人，造成的危害也是及其巨大的。等人一走，那长长的街道上留下的竟是塑料杯、一次性饭盒、塑料袋、木棒、易拉罐……放眼望去，整个一条街似乎被朦朦胧盖上一层白色的面纱。说真的，要不是我亲眼目睹，我真不会相信这种奇观竟然会出现在我的眼前，而且还是反反复复，日复一日地出现。我们对世界做了些什么呢？污染罢了，糟蹋罢了。和雷锋比起来，我们又是如何呢？他一心一意为人民着想，可我们却为了自己一时的图方便，造成土质污染、空气污染，因而加深了温室效应，对地球对人们极大的伤害！我们虽然碰不上战争时代，碰不到民不聊天，不能为国家做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但我想，只要我们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不乱闯红灯，那也是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吧！只要把这一件件小地不能再小的事情做好，我们也就问心无愧了，我们就是伟人，就是英雄！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红色娘子军》观后感

在风光秀丽的万泉河边，青山绿水中有一块绿草坪。恰似仙境般的人间佳境，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就是娘子军连的驻地，一群花样年华的红军女战士，就在这儿落脚。看了电视中把红军置入如此美丽的地方驻防，真令人羡慕，让人会萌生出去当一回党代表的想法。后来因驻地被南霸天查知，娘子军连再度转移，这一次所到之地更美，俨然一个天然渡假村，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群朝气蓬勃的姑娘。洪常青和吴琼花被姑娘们有意地掇合到沙滩上散步，那碧水云天，佳人作伴的场景，看了以后谁都会为之心动。
《历史的天空》中饰演东方闻樱的演员殷桃，在《红色娘子军》中出演主角吴琼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青春偶像版的红色经典新形象，与电影中的吴琼花有着不同的气质，与样板戏中的吴清华则更是相去甚远，电视中的吴琼花总体表现得更是青春靓丽。
电视中新加入了一个角色，由南洋归来参加革命的姑娘，同伴们称她为南洋女。以我看，这个南洋女才是令人喜欢的角色。南洋女漂亮“洋气”见过世面，知书达礼，心胸宽阔，意志坚定，吃苦耐劳，懂得体贴，把整个娘子军连的姑娘们衬托得土气十足。她告诉姑娘们党代表常作的手势“V”代表着胜利，她理所当然地成为教员教姑娘们识字；她的射击技术因曾经在南洋常玩猎枪而技高一筹，她在南洋是游泳冠军，所以吴琼花与她比游泳技术时只得甘拜下风而“耍赖皮”。
南洋女在电视中虽然只是吴琼花的陪衬，但事实上更讨人喜欢，形象更为高大。当假特派员到来，派工作组把南洋女当作奸细抓了之后，她表现出的高风亮节实为一个女人很难做到的。后来被南霸天俘获，她与一同归来的未婚夫，在父老乡亲面前举行了一场类式于“刑场上的婚礼”而被杀害。南洋女的形象完整谢幕，令人唏嘘不已。
新版《红色娘子军》比以往的电影和样板戏好看，主要是摒弃了那种时代的“左”的影响。南霸天的角色也很丰满，以我看，如果说南霸天是一个开明绅士的话，则比以前所有影视作品的类似角色更饱满，一方面，他饱读诗书、举止风雅、仗义疏财，简直是不可多得的一个“人才”；另一方面，他财大势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不乏巧取豪夺，有着内心残忍和恶毒的一面，对其他乡绅势力也形成极大威胁。他为了笼络红军家属，施以怀柔政策，竟然能做到开仓放粮。电视中对南霸天的总体形象描述也显得极其自然，很少雕做的痕迹。吴琼花与南霸天结下不共戴天之仇，起因是南霸天的手下放火烧了吴琼花的家，事实上也是南霸天放任手下的所作所为，最终霸占了她家的地，欠下了烧死三个家人的血债。
吴琼花的形象，随剧情的进展，逐渐变得公式化了。开始阶段，她天不怕地不怕，敢作敢为，反叛精神强烈，表现得极为突出，是一个可爱可敬的角色。按南霸天的说法，她“杀人放火，无所不作，非常历害”。后来，在娘子军连表现进步，虽有很多冲动出格之处，但逐渐成熟，“进步”很大，也就磨平了她性格中那种桀骜不驯的棱角，成长起来。不过，由于演员殷桃的长相气质，后来的成熟总觉得缺乏某种成熟的韵味，而更像是难以脱离青春偶像般的表演。
新版《红色娘子军》在细节上有很多缺陷，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假特派员”的情节。也许这是当今所有的革命题材作品都无法逾越过去的原因，所以电视中也只能以“假特派员”来代替。实际上，同时期，全国苏区都在“肃反”。如果真象电视中所述，师长都被假特派员关了起来，那么整个红军独立师则完全被控制在这个“国军袁处长”手中，哪还需要“剿匪”，假特派员完全可以随便发一个命令就毁掉整个红军琼崖独立师。
够了吗？

㈤ 爱国主义红色经典影片有哪些

爱国主义红色影片有哪些，《十月围城》，《建国大业》，《建党伟业》，《辛亥革命》，《建军大业》等。

1，《十月围城》

《十月围城》由陈德森导演，陈可辛监制，甄子丹、谢霆锋、王学圻、梁家辉、李宇春、范冰冰、黎明等主演。

该片讲述了1906年10月15日的香港中环，一群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义士，商人、乞丐、车夫、学生、赌徒等，在清政府和英政府的双重高压下，浴血拼搏、保护孙中山的故事。影片于2009年12月18日上映。

2，《建国大业》

《建国大业》是2009年上映的一部中国历史电影，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作品。本片由黄建新执导，韩三平担任制片人，云集了华语影坛百余位明星客串（零片酬）的影片。

影片讲述了从抗日战争结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主线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筹备，突出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

3，《建党伟业》

《建党伟业》（Beginning of the Great Revival）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而制作的献礼影片。该片由韩三平、黄建新执导（海外部分由李少红执导，五四时期部分由陆川执导，战争场面由沈东执导），由刘烨、陈坤、张嘉译、冯远征等108位明星出演。

该片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开始一直叙述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为止共10年间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大体上由民初动乱、五四运动及中共建党三部分剧情组成。该片于2011年6月15日在中国大陆正式公映。

4，《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由张黎和成龙执导，赵文瑄、李冰冰、陈冲、孙淳、房祖名、胡歌、余少群、杜宇航等主演的革命战争片。该片讲述了晚清末年，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到了危亡之际。

改良派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决心以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体制的故事。该片于2011年9月23日在中国内地公映。

5，《建军大业》

《建军大业》是“建国三部曲”系列的第三部，献礼建军90周年的历史片。由刘伟强执导，韩三平担任总策划及艺术总监，黄建新监制，刘烨、朱亚文、黄志忠、王景春、欧豪、刘昊然、马天宇等主演。

该片讲述了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挽救革命，于当年8月1日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从而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故事。影片于2017年7月27日在中国大陆上映，8月3日在中国香港及澳门上映。

㈥ 跪求！大学校园红色经典情景剧，主题“重温红红色记忆，共庆九十华诞”……

赵一曼的故事

在1935年11月，赵一曼率领的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她要团长带队突围，自己担任掩护，左手手腕中弹负伤。她在村里隐蔽养伤被敌人发现，奋起迎战时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因流血过多昏迷而被捕。她被押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受刑后几度昏迷，仍坚贞不屈。她生命垂危时，日寇担心死去得不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负责看守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医院女护士韩勇义，都为她的英勇所感动，又听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于是决心参加抗联队伍。在二人帮助下，她于1936年6月28日深夜逃出哈尔滨，朝抗日游击区的方向走。

伪骑警队在第三天凌晨追上了她们乘坐的马车，赵一曼再次被捕。敌人反复折磨了她一个月，她只是怒斥敌人：“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
赵一曼负伤被捕解到哈尔滨后，日寇和伪满的警察头目立即对她进行审讯。此时，她伤口不断流出的鲜血湿透了棉衣，依然滔滔不绝地痛斥日寇侵占中国东北的暴行。负责审讯的日本特务恼羞成怒，竟用竹签从她的指甲缝中钉进去，用鞭子狠戳赵一曼的伤口，使她几次昏死过去。日寇将她送到医院，伤势刚好一点，日寇又在病床前审问，赵一曼依然坚不吐实，日寇拳打脚踢，她的伤口再度破裂，又昏迷过去。医护人员甚至包括看守的警察都对她产生了敬佩。

黄洋界保卫战

1928年8月，湘赣敌军乘红四军主力在湘南失利，欲归末归之际，大兵进犯，侵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平原地区，最后又以四个团的兵力进攻黄洋界，企图一举侵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听到敌人即将进攻的消息，一营营长陈毅安率一营的一、三两个连急行军回到黄洋界下的小井，召开会议，布置战斗，并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动员。后方医院的轻伤病员纷纷要求重返前线，儿童团、少先队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也全部动员起来，赤卫队、暴动队、青年妇女也积极组织起来，准备配合红军作战。红军和地方武袋还建造了竹钉阵、铁丝网、篱笆、滚木擂石、掩体工事，在黄洋界哨口筑起五道防线。整个井冈山严阵以待，准备狠狠打击来犯之敌。
8月30日，云雾散后，湘军吴尚部和赣敌王均部共四个团开始进攻黄洋界。红军指战员和地方武装凭借黄洋界天险，利用石块、滚木擂石、竹钉和手中的武器打退了敌人四次冲锋。下午四时许，敌人不甘心失败，重又组织了规模更大的进攻。就在这时，红军战士把二十八团留在茨坪红四军军械处修理的一门较好的迫击炮抬上了黄洋界，安放在红军指挥阵地附近。当时，只有三发炮弹，由于受潮，前两发炮弹成了哑炮，这时，第三发炮弹出膛了，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炮弹在敌群中炸响了。这时，埋伏在各个山头的少先队、儿童团纷纷点燃了煤油桶里的鞭炮，在树梢上挂起红旗。一时，黄洋界上枪炮齐鸣，红旗招展。敌人原先得到情报，是红军主力不在井冈山，这时，看到这种阵势，以为我红军主力已回到井冈山，吓得魂飞魄散，连夜逃回酃县境内去了。
事后，红军战士套用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的唱腔填词，编了一段唱词：“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蒋贼发来的兵。一来是，农民斗争少经脸，二来是，红军主力离开了永新，你既得宁冈、新城多侥幸，为何敢来侵占大小五井?你既来把山来进，为何在山下扎大营?你莫左思右想心计不定。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你来，来，来，请到山上来谈谈革命。”在黄洋界上唱起了《空山计》。毛泽东在率领红四军主力回井冈山途中，行至黄坳，闻听黄洋界保卫战大捷的消息，欣然命笔，挥毫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这首著名的诗篇，赞扬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毛委员多谋善断
曾有位拉美国家的司令官在参观井冈山后，意味深长地称赞：“井冈山是个令人神往的地方。毛泽东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他选择的这个地方，是一块藏龙卧虎之地---藏中国共产党之龙，卧工农革命军之虎。这个根据地的建立，与中国革命的胜利紧紧联在一起。”蛟龙不能困在沙滩，只有潜入大海才能翻腾波涛；猛虎，不能呆在平阳，必须依靠山林才能威震峰峦。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这“藏龙卧虎”的井冈山，经历四个多月的斗争。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实现了我党历史性的第一次伟大转折。
1928年5月，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红军力量大大加强，在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又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边界斗争进入全盛时期。这集中表现在：红军主力由两个团扩大到四个团；红色区域的范围，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和遂川、吉安、安福、酃县的一部分，并普遍建立了地方武装；各县、区、乡都建立了党和政府的组织，根据地成立了地方党政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工农兵政府；全面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农民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得到了实现。
这段时期的形势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些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进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毛泽东多谋善断，正确选择井冈山作为深人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据地，并非他有诸葛亮式的“观察天象”之异才和“锦囊妙计”，而是他善于从实际出发，在对井冈山的政治、经济、地理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
毛泽东认为，井冈山这个地方有许多的优势：一是有大革命以来党和群众工作的基础，二是有袁文才、王佐这批“绿林朋友”，三是有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四是这里的反动统治比较薄弱，五是有比较好的经济给养条件，六是这里的一举一动对湘赣两省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毛泽东确认井冈山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是发展革命的好地方。毛泽东同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始终坚贞不渝，即使是在受到高压和处分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当时说他率领部队举行秋收起义之后不去攻打长沙，把部队拉上井冈山是“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因而撤销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而这个决定传到井冈山时又走了样，说是开除了他的党籍，只能当师长，不得任党代表等，毛泽东仍无所畏惧。他不灰心、不动摇，坚定不移地建立农村根据地。
毛泽东是个“读千卷书，行万里路”的人。他在井冈山提出并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是一条有血有肉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的具体内容是：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准确地说，他是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为基石，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从而写下了马列主义的续篇----中国篇。
1928年6月，正当边界斗争形势日益发展的时候，从湖南来了一位名叫杜修经的人，他说湘南的敌军“十分动摇”、“恐慌万状”，要代表省委，强行把红军拉往湘南去攻打郴州。毛泽东向他了解有关湘南工农群众的发动、地方武装的组织、敌军力量的布防等情况，结果是一问三不知。连这样的一些最基本的情况都没有掌握，怎能轻易出师呢？！
对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6月底在永新县城召开的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上，毛泽东指出：“这时候把队伍调往湘南，远离根据地，有可能造成‘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危险。”会议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继续在井冈山开展巩固扩大根据地的斗争，并写报告建议省委重新考虑。
可是，省委代表不顾会议决定，不听军委的劝阻，乘毛泽东在永新分兵发动群众之机，将驻扎在酃县的两个主力团拉往湘南，攻打郴州。结果，两个团损失一半，边界各县全被敌军占领，被杀的人数和被烧的房屋不计其数，造成边界斗争的“八月失败”。
为了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毛泽东于8月底在桂东县召开了红四军营以上干部会，检查了主观主义的危害，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指出“敌情不明”、“盛暑远征”、“脱离红色区域”、“单纯军事冒险”是导致这次失败的重要原因。1929年底，毛泽东在总结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以来的经验时指出：“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
毛泽东自1920年起就孜孜不倦地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来到井冈山后，反复研究一些古典军事典籍。那时候，他最珍贵的家产是两个书篓，无论是转战边界各县，或是回到根据地“老家”，都不忘带上这对“伙伴”。尽管他过的是戎马倥偬的生活，依然争分夺秒地阅读各种书报。他给警卫排的战土明确规定这样一个任务：凡打下一个地方之后，必须趁机搜集各种书籍、报纸、文件。1928年5月，红军攻打下茶陵县的高陇圩，在国民党军阀谭延闿家里缴获了许多书报，其中恰好有一本毛泽东渴望许久的《三国演义》。毛泽东见后连声赞道：“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
毛泽东遍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但始终坚持一项原则，就是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现实斗争服务。他同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雄里出不来的人，同那些言必称希腊，对中国国情一点不懂的人完全不同，用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对准靶子放箭”。
毛泽东之所以有这样大的胆略和气魄坚决抵制湖南省委要红军冒进湘南的决定，就是由于对湘赣两省的敌军力量作了深入的调查和比较。当时，常驻湖南的国民党军队有六个军，另外还有六个师，不仅数量多，且战斗力强。红军曾与湘敌吴尚第八军有过四次交锋，结果只伤其一小部分，敌主力毫无损失。江西敌人虽然也有三个军，而参加“会剿”井冈山的只有三个师。其中除独立师第七师师长刘士毅是江西都昌县人之外，其余全是蒋介石从云南调来的军队。毛泽东经过这一番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他面对这个现实，制定和实行了“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的政策。也就是说，对湖南敌军只能防守，不宜主攻；对江西敌军可主动出击，积极推进；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分析是正确的。1928年上半年，井冈山红军先后在遂川、宁冈、永新与江西敌军较量多次，连战皆捷，累计歼灭和击溃敌军八个团，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把江西敌军打得乱毫无还手的能力。
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靠的是对敌我力量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他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井冈山的具体情况，以敏锐的政治跟光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领导井冈山的革命斗争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㈦ 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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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受戒》，阿城的《棋王》，韩少功《爸爸爸》，莫言的《红高粱》，余华的《活着》

㈧ 且看红色题材如何讲述革命历史

红色题材影视剧的一些表征，是以往的革命历史题材所没有的。如《长征》选用非特型演员，如《激情燃烧的岁月》讲述后革命时期的爱情、婚姻、家庭故事2007年以来，主旋律电视剧显示出一种贴近大众、彰显人性、引导励志的总体趋势。 《风声》的越狱化、《东风雨》的言情化、《听风者》的武侠化，以往老成持重的革命叙事在各种大众文化元素的掺入下产生了些许离解，呼唤我们以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红色的意味。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一说到主旋律、革命历史题材，总会令人首先联想到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意图，由此产生的疏离与成见往往会令收视率和票房打上折扣，自从有了红色题材之称，这种劣势渐趋扭转，新世纪以来，《长征》《激情燃烧的岁月》热播热议，《潜伏》《暗算》风头无两，《建国大业》《建党伟业》更如红色旋风席卷院线，红色题材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影视类型。为什么改称红色会产生如此大的魅力？不久前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主办的一期青年文艺论坛上，青年评论家们试图寻找答案。 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王磊所描述的那样，以红色取代革命，它的理论前提或价值指认是，红色是革命的颜色，红色等于革命，这种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在这个告别革命的时代，以红色取代革命，是一个语言策略上的调整，但不止于此，它本身暗含着30多年来我们文艺观念的变化，以及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改变。 在众多评论家的精读之下，我们注意到了红色题材影视剧的一些表征，是以往的革命历史题材所没有的。如《长征》选用非特型演员唐国强、陈道明分别饰演毛、蒋，随后以大众明星饰演革命伟人的选角思路在《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中被大规模地沿用；如《激情燃烧的岁月》讲述后革命时期的革命英雄与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爱情、婚姻、家庭故事，这一模式在《幸福像花儿一样》《金婚风雨情》等作品中亦有所延续。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冯巍指出，2007年《恰同学少年》热播后被称为革命青春励志剧，这是一部伟人前传，它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和青春偶像剧的风格很成功地杂糅在一起，讲述关于年轻人要有志向、要立志，怎么读书，怎么修身以及社会责任感的问题，还有爱情和理想的关系问题。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文化国际推广研究所李玥阳谈到，越来越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出现在红色经典中，在以前的革命历史剧中，组织交给的任务是否可以完成是不被讨论的，当这个任务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主角通过超越自己，完成了这个任务，故事就变成了关于个人主义的故事。李玥阳还表示，今天一些影片表现卧底为何要做卧底，不再以冠冕堂皇的理想、主义作为理由 ，而是诉诸极其简单而具体的原因，比如，获得爱情和婚姻、保护老婆和孩子等等。冯巍把种种转变概括为：2007年以来，主旋律电视剧显示出一种贴近大众、彰显人性、引导励志的总体趋势。 《风声》的越狱化、《东风雨》的言情化、《听风者》的武侠化，以往老成持重的革命叙事在各种大众文化元素的掺入下产生了些许离解，呼唤我们以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红色的意味。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祝东力进行了细致的对比：文革结束之前，文艺作品是以革命的趣味、逻辑和意识形态去叙述革命，内容和形式完全合一。而今天的红色题材影视剧，是用后革命时代，或者说，用消费时代的趣味、逻辑和意识形态重新呈现那些革命时代的人和事。与前一个时代对革命的呈现方式相比，红色题材影视剧的形式跟内容有一定的距离和矛盾，比如适应消费时代的特点，强调娱乐化、人性化，把英雄写得不那么高大全、红光亮，英雄都有些小毛病、都是普通人，等等。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红色题材影视剧和以往革命文艺的区别，用世俗的、大众化的、消费主义的眼光重新看待那些革命的人和事。这样的区别是怎样出现的，除了时代背景、文化背景的今昔巨变，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孙佳山进行了影视制作投资层面的解读，他认为，主旋律是一种特定的影视文化生产类型，不仅有一套固定的话语讲述模式，而且其生产运作的资金和发行渠道都与国家体制有着密切的关联。新世纪来临，随着文化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红色题材影视剧振兴的一个制度性的原因是，中国电视剧审批制度逐渐相对宽松，随着制度的改变，在投资方式和交换方式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往的国家投资或者企业赞助，不再是资金的唯一来源，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以商业投资、金融贷款甚至是股票融资的方式流向电视剧制作领域。在这种大环境下，现在我们国家电视剧生产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美剧、日剧、韩剧那样的发展过程，开始针对特定的阶层、年龄等，初步形成了程式化、标准化的类型模式。 纵向审视革命历史题材到红色题材的演变，这似乎是从记述和再现革命到消费和重塑革命的两代人的视角差异，而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张慧瑜横向联系新世纪以来荧屏人物及故事的变迁，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对影视作品背后的社会心理进行了梳理。他认为：《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意义在于塑造了泥腿子将军形象，随后的《历史的天空》《亮剑》《狼毒花》等都是泥腿子将军的故事，石光荣、姜大牙、李云龙都是没有文化但总能打赢的英雄。与此同时，《雍正王朝》《康熙王朝》《汉武大帝》等讲述中国历史上盛世王朝的作品，和《大宅门》《乔家大院》《闯关东》等家族商业传奇剧也在热播，在这三种类型的影视剧中，人们分享着草根的、白手起家的、开创一代伟业的成功者的故事，这些都伴随着新世纪以来大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而当《潜伏》《暗算》等谍战剧流行之时，也是《奋斗》《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杜拉拉升职记》等职场、励志故事热播的时候。这时荧屏上的主角讲述的已经不再是白手起家如何创业成为强者，而是处于底层如何找到自己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的故事，从泥腿子将军到无名英雄的降落，也反映了人们的自我期许和心态的转变。这些不同的叙事类型，肯定是随着社会、时代而变化的。张慧瑜说。 由此可见，革命的红色置换是与时俱进的，正如张慧瑜所言，大众文化是一个世道人心的晴雨表。关于革命的故事还会继续被讲述，而相同的故事未必都是同一个故事，重要的是讲述故事的时代和社会的底色，相较而言，故事中的革命被描绘成何种颜色，似乎不那么重要了。

㈨ 红色经典小说的社会意义！！！！～急救！！！！！！！！！！！！！！！

摘的论文呵呵，要什么自己找吧

红色经典小说的接受现状及意义
04级汉语言文学 李思

红色经典小说（以下称红色经典）特指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七年的文学，它是中国现代农民革命史诗的激情写作，又称为革命叙事，是文学“一体化”目标的实现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产物。在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他称这段时期为理想主义文学时期。基本特点是现实性，能反映整个时代风貌，气势雄浑。不仅情节有趣、充满英雄传奇色彩，思想也积极乐观，并反映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它“是以理想主义的艺术思维和浪漫主义的表现方式，全面去梳理和营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荣传统，并以史诗性的庞大气魄感染和凝聚新一代中国人对于现代政治革命理念的价值认同。”[1]不管后代对红色经典的批判如何强烈，不管它的文学艺术性如何缺乏，它的存在对我们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整个文学史及唤起民族记忆都有一定的意义。
一 当下环境中的红色经典
当下环境红色经典思想教育在学校渐趋空白，学生学习革命烈士爱国精神和了解共和国成立史已经不如以前浓烈。同时社会影视改编中出现一股改编红色经典的热潮和风气，《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小兵张嘎》等多次被搬上荧幕。但其内容却与原著出现很大差距，一般都趋向于娱乐性、低俗化，爱情取代了革命而成为中心，反响也并不尽如人意。面对这股改编热，一些专家学者已提出了反对意见，并给出了改编红色经典的基本原则：如尊重原著基本的主题、人物关系、故事结构；尊重原著的价值导向；创作改编从现实出发，尊重原著的时代背景。戏剧理论家郭汉城说：“现在的一些改编者把人性卑微化，认为只有七情六欲才是人性，英雄的人性就是七情六欲，这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是‘自毁精神长城’。”作为审美意识的某种反映，并非改编一定不行，而是得把握一个度。，红色经典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它不仅仅具有文学史上的意义，还承载着整整一代人的生命经验，包含着一种质朴的、丰厚的道德情感。因此，每一个改编，无论对于创作者还是接受者，都是一次历史意识、道德信心和生活趣味的考验。
北京大学的李道新、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祝东力以及首都师范大学的张志忠等都认为，“红色经典”中所包含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青春激情等精神性内涵对于今天这个时代仍然有重要意义。无论怎样改编，都不能把这些精神财富改没了。改编必须要尊重原著尤其是原著的精神内涵。《文艺研究》杂志社的陈剑澜认为，“红色经典”改编热持久不衰，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它抓住了当代人的怀旧情绪。他说，作为美学范畴的怀旧是历史意识退化的产物或替代品，弥漫在“红色经典改编剧”的生产、消费过程中的怀旧情绪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我们的“历史记忆的空洞化”。由于历史记忆的空洞化，在重述“红色经典”时就出现了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用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念、生活经验去演绎历史，仿佛不这么做，革命生活就得不到合乎逻辑的再现。这究竟是编导刻意迎合当代“大众”的口味，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理解历史的能力？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革命时代的经验和逻辑离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确实十分遥远，但是在“红色经典”重述中，差异没有理由成为我们理解的障碍，相反倒应该成为艺术创造的前提和动力。简单地以今天的人情世故“同化”昨天的历史，看似顺理成章，实际上表明了历史意识的缺失。
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质文明的进步，把红色经典小说进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表现。但改编过程中必须注意保持其内容的严肃性问题。虽然这个年代日趋个性化，灵动化，不固守一个或几个成规，但红色经典中那种爱国精神还是不应遗忘的。我们没有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仍然存在甚至更加激烈，我们仍需全民一致的爱国精神来保卫自己的热土，国家的强大才有自己个人的荣耀。中国没有自己的信仰，随着全球化脚步，传统逐渐消失殆尽。这是我们所有中国人该思考的问题。

二 红色经典对于文学史的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史自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斗争着向前发展，每个阶段都会有新的成果。20、30年代的鲁迅、巴金、老舍、矛盾、曹禺等；30、40年代的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都是名留文学史的大家。但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意识形态占主流，知识分子精英意识逐渐受到排挤而被边缘化。在政权的干预下，文学史由这批红色经典来填写，大部分作家纷纷响应国家的号召，投身创作赞颂革命的小说。就算有些仍坚持个人自由主义的创作精神的作家继续地下精英写作，可他的作品也很难进入文学史。因此，若完全否定红色经典，新时期的文学史将是一段空白。红色经典是一批经过时间考验的作品，过滤和淘汰之后留下来的肯定具有价值，尽管时代的局限性不可避免，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经典的理由。
1949年至1976年文革结束的27年间，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经历了一个波浪的形态，处于浪峰的正是那批史诗性的红色经典小说。小说艺术地展现了农民革命的全过程，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气势可以说是那个年代全国上下所有人的精神支柱，这就是他们的信仰。且不论这“信仰”本身如何，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有无信仰将会有质的区别。现在人们已普遍认识到信仰的巨大力量，没有信仰的民族决不是个强大的民族。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文学反映现实又高于现实。虽然作品中所反映的人物语言与思想过分崇高化，但这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也是那个时代的需要。新中国作家的创作源头是对革命胜利后中国如何走上革命康庄大道的历史复述或追忆，这些小说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社会发展的必然。从整个历史发展纵深看，缺失这阶段的文学，中国文学史便出现断裂现象。这时期小说所表现的内容就是其价值所在，而艺术性次之。冯雪峰在《论<保卫延安>》提到“从我们文学工作上说或从人民文艺生活上说，都是有重要意义的。”[2]丹纳《艺术哲学》也说种族、环境、时代是文学发生的动因，他认为艺术作品是一种社会现象。他还提出了判定艺术价值的标准。即，艺术作品再现种族、环境和时代特征的程度及效果。农民革命军的胜利必然决定文学得歌颂农民。建国后，农民英雄形象及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传奇故事，随着以农民为主体的现代革命政权的确立，被人为地加以神化：农民出身地革命英雄被作家赋予思想的绝对先进性（《暴风骤雨》、《保卫延安》、《红旗谱》），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被描绘成绝对主力军（《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描写土地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角，革命彻底；党员英明果断。都是反映当时现实并拔高农民形象，为当时意识形态服务；冯德英《苦菜花》表现共产党怎样领导农民走上革命道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贫民姜永泉在党的指挥下完成了对日本人的反扫荡；《山乡巨变》讲述的是清溪乡建立初级社和发展高级社的故事。文本中无私的党团员形象便是这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赵树理《三里湾》描写农村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小事，以邻里间人事纠葛为主要内容来表现农村社会变迁中农民的命运和思想变化过程。作者自己就希望他的小说“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除了这些写农民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小说外，很大一部分的红色经典是革命战争小说。《红日》讲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莱芜和孟良崮两场战役，打败了国民党的王牌军七十四师的故事。《保卫延安》则更直白地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如周大勇明确地说“我军能打胜仗，那是因为凭借着伟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们群众”。那个时代的爱国精神及那种集体主义思想全由作品中人物的语言和动作、神态表现出来。
所有这些作品都在政治意识形态下进行，充当着国家的喉舌，宣传党的宗旨。所取题材注重革命的历程性，“这种现象在过去时代或在其他国家小说创作中，是罕见的，所以是中国当代小说的特性之一。”〔3〕红色经典的作者们大部分放弃城市生活，扎根农村，全身心融入其中，对农村有了真实的感官体验，所写的东西也就不会出现逻辑错误。艺术真实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虽然有过分拔高共产党和农民形象，体现了人性完美的理想化追求，但人物还是有个生活原型的，而非作者凭空捏造。比如《夜之交流》就是作者梁斌根据1932年家乡发生的高蠡暴动改编而成，其中牺牲的小马同志就是主人公原型。梁斌说《红旗谱》“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是我母亲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只是没有我书中所写的那样强烈和完整。”[4]当下去看《青春之歌》的内容与思想会让人觉得升华得过分伟大和崇高，但作者杨沫在后记中这样说“这些人长期生活在我的心中，使我多年来渴望有机会能够表现他们。所以这书中许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5]因此无论怎么说，这批作品都真实记录了中国成立的艰辛与不易，成为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们的精神支柱。可以说生活在那个年代虽然物质生活很艰辛，但在精神上是充实的，从某些角度说我们当下的精神生活正趋荒芜，较之后退了。其次将按段历史以文本形式记录下来也是对那些革命者的一种精神奖励和鼓舞，有利于振奋士气；同时流传后世，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素材。最主要的是这十七年的红色经典，为中国文学史的完整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为文学史强调的就是它的连续性，而不是单以作品的文学艺术特性为唯一标准。当一部作品被拉入“史”的范畴来讨论时，就必须联系时间上（历史发展延续性）、空间上（各类文学样式共时性存在）的因素来考查、定性。
三 红色经典对于唤起记忆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的领导权还不稳定，仍面临着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问题。为了巩固政权，统一意识形态，增强凝聚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文艺运动，如整风运动、“反右”、以及后来波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所谓的文艺运动都是出于一定的政治需要，都是为统一思想、巩固政权而做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可以概括那个时期文学创作特点。文学的社会政治效用，是毛泽东的文学思想的核心问题。毛泽东不承认具有独立品格和地位的文学的存在，他认为“在现实世界上，一切文化和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而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和互相对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这样，从40年代的延安文学开始，文学写作、文学运动，不仅在总的方向上与现实政治任务一致，而且在组织上，具体工作的步调上，也要与政治完全结合。红色经典就是产物之一。
所谓“红色”，在我们中国就指共产党的范畴。红色经典大多描写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运用宏大叙事展示现实，缅怀革命战士，具有现代民族史诗的品格。“广而言之，从清末民初的民主与帝制之争(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大革命时代的风起云涌(欧阳山((三家巷)、《苦斗》)，红军时代的艰苦卓绝(梁斌《红旗谱》、王愿坚《党费》和《七根火柴》)，抗战八年的血肉长城(冯德英《苦菜花》、知侠《铁道游击队》、刘流《烈火金刚》)，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摧枯拉朽、风卷残云(杜鹏程《保卫延安》、昊强《红日》、曲波((林海雪原))，都在表现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方面，在文学范式的创建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6]红色经典里的积极乐观，理想主义，在现在看来是很不切实际，甚至有些浮夸，可那是时代使然。在那种艰难的战争年代，为了革命，为了自己的“信仰”，热情高涨，生命都可以抛弃，缺少理性的思考是必然。在付出血汗努力后终于获得了战争的胜利，获得了相应的权利，共产党的威信逐渐提高。在新中国成立出气出现这大量的红色经典小说，用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革命颂歌，讴歌了人民解放军英勇机智、勇于献身的精神和革命胜利后的全民狂欢。革命历史叙述是国家意识形态维护自身合法性与延续性的重要文学手段，因而各个时期均有国家体制约束及支持下的革命历史书写；另一方面，“革命历史小说”还以否定性的方式构成了所谓精英文学或“纯文学”的内在组成部分（刘再复《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当然除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外，用文字记住革命传统和历史、让后代铭记他们开国建业的丰功伟绩也是统治者的意图之一。
我们新时代的几代人，没有经历过革命，若没有这些红色经典系列，我们对祖国的历史将了解地更少，甚至断裂。我们都知道“前车之鉴”这个词，历史的苦难只有在它被记忆的时候，才有可能转化为积极的思想资源，为现在的事业所用。可对于战争，人们向来喜欢选择遗忘，忘记历史、忘记疼痛，自动回避让我们痛苦与尴尬的阶段。鲁迅一直深恶痛绝的也包括我们中国人缺少直面现实的勇气：“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7] 社会进程的高速商业化，使我们新一代轻易地推开了一切的历史重负，转而寻求心灵新的满足方式，陷于物质和欲望的旋涡不能自拔。在这种精神家园逐渐被欲望腐蚀的关键时刻应该以这批红色经典来鼓舞一下斗志。西方有位哲人雅克•德里达曾说“唤起记忆就是唤起责任。”无论红色经典是文本形式还是被改编成电影电视，都广为农民所喜闻乐道。《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农民抗日的片子，不仅上一代中国人喜欢，我们这80一代及90一代都对其有很大兴趣。它在一种拔高中国人、贬低日本人的氛围下宣传党的意识形态和爱国主义，无形中唤起了国人的爱国热忱。这比一味地用语言宣传要好的多。那个年代对于爱国、爱党都非常热情直白，是整体意识形态在起作用。然而如何，个性张扬，没有比较统一的意识形态，爱国主义的话题已被边缘化，处于被嘲讽的状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民族没有信仰，若再没有相对统一的国家意识来增强凝聚力，中国强大的出路在哪？时下漠视红色经典不说，甚至胡乱改编，完全违背原义，将之低俗化。这都是急功近利的商业心态的产物。我们需要重新拿起经典来沉静我们的心灵，唤起我们的责任意识，但不是用如此嘲讽和庸俗的方式，而需要一种颗严肃庄重的责任心。
四 结语
红色经典小说是现代农民革命史诗的激情写作，有着许多可以学习的精神和处事作风，譬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等等。虽然作品被政治意识形态占据大部分空间，出现艺术的缺席和人性的缺席，但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其潜在价值和对保证文学史、革命史的完整性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也维护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㈩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题目哦~~~~如何看待“红色经典”及其改编

红色经典最初（1980年代）被用来指称文革中出现的样板戏；后来（1990年代以后）推广到用它指称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编、翻拍“红色经典”成为影视剧艺术生产领域的一股潮流。这一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转型时期的中国多元话语意义相互影响的
结果。也有人认为改编“红色经典”之所以成“风”，是因为改编者发现了“红色经典”原本被掩盖的商业价值。因为“红色经典”都弘扬集体英雄主义，且本身是排斥商业话语的，而改编者的辩证法却认为从集体英雄主义中，可以挖掘出个人英雄主义，从“高大全”式的人物中，可以挖掘英雄多重性格的一面；从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中，可以挖掘出七情六欲。所以改编“红色经典”有卖点，有市场。
因此，“红色经典”经过如此这般的改编，“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问题也随之产生。一些“红色经典”开始“变色”、“变味”：革命故事与英雄事迹被大众消费文化的写手所改写，成为政治话语、革命话语与商业时尚话语的奇特结合物。在一部分人看来，“红色经典”不过是包装过的特种大众消费文化快餐而已，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如今，不少“红色经典”改编之作不成功，除了受经济利益的诱惑，创作者心态浮躁之外，受西方文艺思潮影响出现的文艺思想混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些改编者想当然地认为“红色经典”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因而“理直气壮”地对作品进行所谓的“修正与补充”，而不惜与这些作品诞生时社会大多数人的审美愿望唱反调。须知，这些红色经典是一个时代人们的理想追求、青春愿望，浸透了当时人们深厚的感情，要颠覆这些东西，自然与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不符。有些翻拍作品，一味为了收视率等所谓市场需求，而对原著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胡改乱编，想当然地杜撰所谓人性内容，随意增添爱情“佐料”，淡化甚至消解原作的精神立场，以达到纯粹消遣、娱乐，迎合市场的目的。如此这般翻拍的所谓“红色经典”已经变色、变味，自然要受到社会舆论和广大观众的抨击。
毋庸置疑，站在今天的历史角度，重新观照过往的“经典”，不失为成功的艺术之路。这些年对“红色经典”的改编，也不乏成功之作。这种改编不仅在内容上丰富了原作，还为传统的阶级叙事添加更多的人性叙事或文化叙事，通过叙事角度的改变，使原作的意义得到转移和深化。比如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青春之歌》，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电视剧《冰山上的来客》等，都获得了广泛的好评。2000年根据苏联著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很好地融汇了建构式改编的各种要素，成为名著改编的佳作，既得到了来自各方很好的口碑，又赢得了好的收视率。
“红色经典”是中国社会生活中一种独特的文艺现象，它包含了太多历史的记忆，也包含着一个民族视为至宝的精神财富。重拍“红色经典”是对红色原著的激活和重建，有利于新的历史背景下红色原著的传播，并对当下的意识形态格局、民众精神图谱和文化艺术生产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正如一些学者强调的，“改编者有责任尊重这种记忆”，在精神意义上保存经典的原汁原味。“红色经典”的改编应该在充分吸收原著精髓和美学内涵的基础上有所取舍、有所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艺术创新和商业利润的双赢，“红色经典”才能真正“红”起来！（据2009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作者：马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