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神话和传说的历史价值神话和传说有什么历史价值
神话传说和民间传说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文学史上有着很重内要的地位。它容的题材内容和各种神话人物对历代文学创作及各民族史诗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它丰富奔放、瑰奇多彩的想像和对自然事物形象化的方法，与后代作家的艺术虚构及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它为后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不仅如此，神话还具有丰富的美学价值与历史价值，与远古的生活和历史有密切关系，是研究人类早期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原始宗教、风俗习惯等很重要的文献资料。
2. 简述传说具有怎样的历史价值
所谓无风不起浪，一般传说都有一定的史实根据，在真正的历史内基础上加以修饰以更利于容传播，所以虽然真实性不高，但是仔细分析还是可以分析出许多东西的，比如关于女娲造人的传说，根据这个传说可以推断的是女娲是远古母系氏族公社的一位女性领袖，还有西王母的传说，在《穆天子传》中有说到，也可推断出在周穆王时期，西部少数民族有一位被称作西王母的领袖。
3. 神话和传说的历史价值
远古口头文学作品，反映了当时的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征服自然的愿望。这些用奇丽的幻想来组织的故事，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
神话的基本特征：
一 神话都是想象或幻想的；
二 神话是远古人类对所观察或经历的自然界或社会现象的解释和说明，只是它经过了“幻想”的加工，成为了想象中的“神化”了现实生活；
三 神话反映着远古人类解释自然（或社会）并征服自然（或社会）的愿望；
四 神话只能产生在史前的远古时代，它是人类还没有能力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时代的产物。
我国古代神话神话与传说的区别：
一 神话的产生要比传说早；
二 神话是传说的故事原型，传说是神话的社会历史化；
三 神话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的神异色彩，而传说则内含着人间的行为原则。
我国古代神话对后世文学发展的影响
一 神话的艺术规则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提示了方向。神话所开创的为人生的主题，事实上成为了我国文学发展的主流。神话富于情感、富于形象、富于想象的特征，也极大地影响着后世文学的发展。
二 丰富多彩的神话作品，成为后世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源泉。如：屈原的楚词、庄子散文、李白诗歌等；明清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演义》等。
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大家庭，除汉族之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在中华文化史上同样有重要的地位。
4. 神话和传说的历史价值神话和传说有什么历
神话传说和民间传说也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文学史上有着很重要回的地位。它的题材内容和答各种神话人物对历代文学创作及各民族史诗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它丰富奔放、瑰奇多彩的想像和对自然事物形象化的幻想，与后代作家的艺术虚构及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它为后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不仅如此，神话还具有丰富的美学价值与历史价值，与远古的生活和历史有密切关系，它是研究人类早期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原始宗教、风俗习惯等很重要的文献资料。
5. 神话和传说的历史价值是什么
神话传说和民间传说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文学史上有着很重要的版地位。它的题材权内容和各种神话人物对历代文学创作及各民族史诗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它丰富奔放、瑰奇多彩的想像和对自然事物形象化的方法，与后代作家的艺术虚构及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它为后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不仅如此，神话还具有丰富的美学价值与历史价值，与远古的生活和历史有密切关系，是研究人类早期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原始宗教、风俗习惯等很重要的文献资料。
6. 神话传说存在的历史意义
神话的基本特征：一。
神话都是想象或幻想的；二。
神话是远古人类对所观察或经历的自内然界或社容会现象的解释和说明，只是它经过了“幻想”的加工，成为了想象中的“神化”了现实生活；三。
神话反映着远古人类解释自然（或社会）并征服自然（或社会）的愿望；四。
神话只能产生在史前的远古时代，它是人类还没有能力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时代的产物。
7. 神话和传说对研究历史有何价值
有些神话跟传说并非凭空想象的，无风不起浪嘛，现实变成历史，历史变成传说版，传说变成神话，权是有一定规律的，神话跟传说都有哪些古人的信仰和宗教的文化，可以根据那时候的一些事得出某些结论的，是有很多价值的，比如考古学家来说，有些神话跟传说说不定包含真实的历史。也算是一种古人文化的遗产啦。
8. 你认为神话和传说在历史研究中有什么作用
有个影子的作用。神话传说总是有原型的，可以给后人提供一个大概的方向吧。
9. 谈谈中国古代神话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
神话是人类以幻想的方式 ,按照一定的心理、愿望对所接触的各种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人类自身所作的最初的想象和描摹 ,是人类对这些现象所作的经过艺术加工的解释。有史以前的口头文学 ,由于没有文字记载 ,流传下来的不多 ,但其中神话部分却是相当的丰富。中国古代神话内容极为丰富,但流传下来的古代神话数量不多,篇幅较短,呈现出零散且非系统的特色,也没有专门记载神话的古籍,而古希腊神话自成体系,数量众多,篇幅较长,内容丰富,并且高度地完整、系统,对欧洲文学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对两族神话文本差异成因的探讨,一直吸引着不少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解读也仁者见仁.本文侧重就中国原始神话之所以具有片断化、零散化的特征原因进行探讨. 神话是远古人民表现对自然及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的故事。它是人类早期的不自觉的艺术创作。早在公元前的先秦古籍中，如《山海经》、《左传》、《国语》、《楚辞》《吕氏春秋》等，中国著名的古典神话已得到记载。汉代及三国的《淮南子》、《史记》、《汉书》、《吴越春秋》、《三五历纪》等，以及魏晋六朝的《搜神记》、《述异记》等书中也有许多古典神话的纪录。神话是对中国各种文学创作较早发生影响的一种体裁，其题材内容和各种神话人物对历代文学创作及各民族史诗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它丰富的想象和对自然物形象化的方法对后世作家的艺术虚构及浪漫创作方法的形成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它的口头叙事形式也成为叙事文学体裁如小说等的先河。不少神话直接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创作题材。其中不少著名神话，还成为人们经常授引的典故。神话伪美宇价值、历史价值与认识作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了解人类童年生活和。理的钥匙。它对研究古代社会婚姻、家庭制度、原始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神话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中国大网络全书》。丰富多彩，斑驳灿烂，奠定了我国两千几百年文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先秦文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上古歌谣和神话、《诗经》、先秦散文以及楚辞。
上古歌谣是一种口头文学，不可能全部保存下来，现在只是在一些古代典籍中还能看到零星记载。
上古歌谣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文学样式，是我们的祖先在进行生产劳动时歌唱的口头丈学。它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和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源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类的各种劳动和生活，为我国后代的文学创作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础，并以无比灿烂的光芒照耀着我国的文学史。
神话是远古时代的人民，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幻想出来的具有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述的集体口头创作。它是通过幼稚的幻想故事，把自然力和古代英雄神化，表现远古时代人民的斗争精神和可贵的探索精神的一种原始时代的文学形式。中国神话大多保存在《山海经》、《淮南子》、《楚辞》、《左传》、《列子》、等古籍中，在所有的古代文献中，以《山海经》最有神话学价值，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这些神话按题材大致可分为：创世神话、始祖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发明创造神话等，其中著名的有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黄帝擒蚩尤、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等。
神话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极为深远。神话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对后世作家有积极影响，为后世作家提供了丰富的文学题材和艺术形象，它的乐观主义，英雄主义对后世作家的浪漫主义创作起了积极作用。
文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学才脱离了传说时期。甲骨文字和部分青铜器上的铭文，是现在所知最古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产生为口耳相传的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学提供了条件，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
上古歌谣导引出中国诗歌的最早源头，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产生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共分风、雅、颂三大类：“风”有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大都是国土之音；“雅”是“正”的意思，分大雅七十四篇，小雅三十一篇，共一百零五篇，主要是朝廷之音；“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共四十篇，是宗庙之音。《诗经》灵活运用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诗经》中的篇章大都是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反映了西周至春秋中叶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及人民的思想感情，奠定了我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基础。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先秦散文分为叙事散文与说理散文两个部分。
先秦叙事散文是史官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渐进产生并成熟起来的。先秦叙事散文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具有奠基的意义。孔子编著的《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是编年体史书之祖，其体例和“笔法”对后世散文都产生了经典式的影响。
第二阶段以《左传》和《国语》为代表。《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也是先秦历史散文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最为突出的著作。《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是由各国的史料汇集而成。
第三阶段以《战国策》为代表。《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叙的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们的言行。
先秦叙事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文的成熟，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叙事文学的传统。
先秦说理散文是在先秦理性精神觉醒的背景下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形成并繁荣起来的。先秦说理散文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春秋战国之交：以《论语》、《墨子》、《老子》为代表。《论语》以语录体的形式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早期儒家的思想和活动。《墨子》是一部墨子及其后学的著作的汇编，反映的是墨家学派所代表的小生产者的思想。其艺术特点是文质意显，富于逻辑性。《老子》基本上是道家创始人老子的著作，它以玄深的哲理思辩和精妙的诗一般的语言相结合，显示着独特的艺术风格。
战国中期：以《孟子》、《庄子》为代表。《孟子》孟子及其弟子的著作，反映了战国中期儒家思想的面貌。《孟子》的散文体现着语录体向专题性论文的过渡，其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高超的论辩艺术。《庄子》是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亦是道家的又一部经典。其文章以独特的艺术造诣绝响于先秦诸子之中，奇妙的构思、汪洋恣肆的语言、浪漫的风格，都体现了在诸子散文中的独特地位和辉煌的文学成就。
战国末期：以《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为代表。《荀子》一书多为荀子自作，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是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文章多为结构严谨、论说周详的专题性论文，标志着先秦说理散文进入了完全成熟的阶段。《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文章峭拔锋锐、质朴无华，体现着法家文章的基本特色。《吕氏春秋》是吕不韦集门客的集体创作，体制宏大、内容博杂、兼收并蓄是先秦学术思想的一次大规模的总结，也具有较强的文学性。
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思想的深邃，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重要源泉。
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楚辞”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楚辞》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南方楚国文化特殊的美学特质，以及屈原不同寻常的政治经历和卓异的个性品质，造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并使屈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
楚辞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价值：
女不仅在生产上起主要作用，而且成为原始聚落中胞族的轴心。她们常常被说成是人类及万物的创造者。父系氏族社会建立之后，原始艺术中又出现了男性神话人物形象，而在许多神话人物之间，也便相应地出现了辈分和谱系。氏族间的聚居和合并出现了部落或部族。部落、部族及联合部族的出现，带来了部落或部族间的争战，构成了反映不同部落或部族间关系神话的产生基础。家长奴隶制、部族军事民主制及部落间的争战，为古代神话及英雄史诗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艺术想象的土壤。中国神话中的共工与蚩尤之战，黄帝与蚩尤之战，以及黄帝集团与炎帝集团间争战的神话，大都具有这种性质。其表现则是借助人类早期的幼稚的想象和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理解。构成幻想的情节，并被认为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存在。
神话中充满了神奇的幻想，它把远古人民的认识和世界万物的生长变化都蒙上了一层奇异的色彩。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大多具有超人的力量，是根据原始人的自身形象、生产状况和对自然力的理解与提高自身能力的要求而想象出来的。从一些神话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处于狩猎经济的部落所创造的神话人物，大多与狩猎有关；处于原始农耕时期的部落，其神话人物大多与农业有关。当时的人以弓箭刀斧为武器，神话中的人物也就成为创造和使用这些工具武装起来的能手。
神话中的主人公（神）尽管常常是人间奇迹的创造者，但他们也常常遇到挫折和厄运。它反映了神话幻想的现实制约性。
原始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特有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原始人对自然和社会的一种认识形式。它反映了人类早期的思维活动。处于蒙昧时代的远古人民，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不能超越其生产力低下的状况和对自然抗争的无力状态。因而在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观察中，便多是直观、猜测和臆想。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类智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原始神话一般不再产生。但由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文化知识程度的不平衡，在一些实践上还不能有效地控制自然，和在认识上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起源和自然现象变化等的地区和民族，神话性的幻想仍不可避免，或不能完全避免。但这些作品与原始神话是有着一定的区别的。
神话中有远古人民种种幼稚的思索和追求，多方面地反映了原始人的宇宙观。其中往往寓含着原始科学、原始哲学、原始宗教的因素。相信有超自然的主宰，相信万物有灵，相信灵魂和神灵的存在等种种原始观念和意识，以及图腾崇拜、巫术信仰、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组成远古人民世界观的因素。在神话中，一切自然现象乃至某些社会存在都被看成是有生命的，都被赋予人的特点和超自然的能力。神话中的奇禽奇兽、怪神怪物以及氏族神、部落神、雷神、雨神等夸张与想象的形态，都不能和这些观念分开。神话中对于人和动物、人和自然、自然与自然之间的某些因果联系的认识与想象，是作为处于神话时代的人们意识形态的种种表现而存在下来的。
中华民族的文学，是以汉民族文学为主干部分的各民族文学的共同体。中国文学有数千年悠久历史，以特殊的内容、形式和风格构成了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审美理想，有自己的起支配作用的思想文化传统和理论批判体系。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紧接着兴起的一种新的诗体为楚辞，《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以创作方法而言，国风和《离骚》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汉魏六朝，出现了新诗体 —— 乐府，强烈的现实感，是乐府的重要标志。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与诗词并列为文学正宗的是散文。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记叙文和议论文的集子是《尚书》。而小说常被当作街谈巷议之言；戏曲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因此，小说和戏曲起步较晚，直至元、明、清才迅速发展起来。中国古代文学虽然在不断发展着，但却表现出异常稳定和凝固化的特点。因为中国文学大部分在封建社会的小生产土壤中产生，几乎一直在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在重视文化思想、并对之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发展。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凝重稳健的性格。
五、中国古代神话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神话源远流长，它不仅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为中国文学史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神话在人民口头创作史上，甚至是在文学创作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神话是对中国各种文学创作较早发生影响的一种体裁。它的题材内容和各种神话人物对历代文学创作及各民族史诗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它丰富的想象和对自然事物形象化的方法，对后世作家的艺术虚构及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中国古代神话的口头叙事形式也成为叙事文学体裁,如小说等的先河，不少神话直接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创作题材。其中有些著名神话，还成为人们经常援引的典故，如“盘古开天地”。神话的美学价值、历史价值与认识作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了解人类童年生活和心理的钥匙。它对研究古代社会婚姻、家庭制度、原始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神话在中国古代即受到一些先哲、史家、学者的注意。他们不仅在著述中加以记述和援引，而且还对神话提出过一些片断的见解、解释和说明。但更多的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排除其虚幻想象的成分，企图从中寻找历史的根据。
在文学中，我们能看到神话精神的延续、光大。神话对文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 一是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欣赏效果等。
神话除了被后人直接载录之外，还为各类文学作品提供素材。如《逍遥游》之鲲鹏变化，《应帝王》之“凿破混沌”，这两则神话为全文抹上了变幻奇诡的浪漫色彩。至于曹植采用洛水女神宓妃的形象，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洛神赋》，更是利用神话素材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创作。用神话入诗的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比比皆是，如《诗经，大雅，生民》描述了后稷的种种神迹，楚辞《离骚》中各种神灵纷至沓来。此后的诗人，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常常以神话入诗，如李商隐《瑶池》诗云：“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就是对神话意象的妙用。小说、戏曲采用神话作素材的也很多，它主要是借助于神话的奇特的想象，利用神话形象或神话情节进行再创作。如唐代李朝威的小说《柳毅》，创造了一个优美的爱情神话。明清神魔小说对神话的采用和重塑，达到了此类文学的最高点，其代表作为《西游记》，从孙悟空身上，我们不难看到“石中生人”的夏启、“铜头铁额”的蚩尤、“与帝争位”的刑天以及淮涡水怪无支祁的影响。此外，如《聊斋志异》、《镜花缘》、《封神演义》、《红楼梦》中也有不少发人深省的神话情节。可以说，古代神话作为素材，遍布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每一个角落，它经文学家的发掘、改造，在新的作品中重新散发出光芒，使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的思考和感受，包孕着浓郁的情感因素。这些神话意象在历史中固定下来，通过文化积淀，在一代代人的心底流淌，并总是不失时机地通过各种形式，在后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神话对于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文学家的素材，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神话原型的作品，都可以把作者或读者领入先民曾经有过的那种深厚的情感体验之中，从而缓释现实的压力，超越平凡的世俗。神话作为原型的意义要比它作为素材的意义更为重要。当屈原在现实世界中屡遭打击而悲苦无依的时候，他就毅然地转向古老的神话：龙凤结驷，巡游天界，四方求女。是神话世界巨大的力量，使他从现实世界中超越出来，支持他的人格，抚慰他心灵的创伤。同时，由《离骚》所抽象概括的某些意象，由于它深沉的神话背景和屈原创造性的提炼，而成为一种稳固的神话原型，在中国文学史上，在一代代作家的笔下传递。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不仅是将神话看作素材，而是当成全部的精神寄托，是对这个不公平的世界的厌弃和对神话感情、神话世界的皈依。正如荣格所说的那样，“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他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他在我们身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过漫漫的长夜。”可以说，屈原、蒲松龄等作品都体现了神话原型的精髓和力量。
综上所述，中国神话在构造上和基本意识上的特性，成为决定中国文学的构造和风格的最根本要素。中国神话在中国广大人民口头创作史上和文学创作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它一方面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另一方面通过丰富的想象和对自然事物形象化的方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欣赏效果等。所以也可以说，中国文学起源于中国神话，而神话来源于劳动生产，并且在中国神话的影响下，中国文学进行了升华。使中国文学以优秀的历史、多样的形式、丰富的作品、独特的风格、鲜明的个性、诱人的魅力创造出独具中国特色的灿烂、伟大的篇章，并成为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的文学之一，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0. 你认为神话传说在历史研究中有什么作用
神话传说是普遍存在于各文明发展初期的现象。在现代人看来，神话传说是荒谬可笑和非理性的象征，但在古代人眼里，它却曾经是真理的象征。“神话”一词发源于古希腊，它在古希腊地位的变化也最能说明问题。1940年，德国古典学家涅斯特尔在《从神话到逻各斯》一书中指出，代表神话的mythos和代表理性的logos都指“说”和“话”。只不过， mythos为“讲故事”，是具体的，有情节的；而logos为“讲道理”，是直接表达的，理论性的。在形式上，mythos一般以“诗”的形式出现，它们往往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播；而logos则一般以“散文”形式存在，更易于以文字形式流传。从mythos到logos的转变，大约发生在公元前6一前5世纪。当时，寓言、拟人故事、诗歌和宗教逐步让位于逻辑学、抽象概念、雄辩术和哲学。这正是西方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英国历史语言学家缪勒指出，神话传说的荒谬性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中国虽然也有神话，但“神话”一词最初却是通过日本而从西方引进的。1903年留日学生蒋观云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是中国的第一篇神话学论文。此后，王国维、梁启超、夏曾佑、鲁迅、周作人、章太炎等相继把“神话”概念作为启蒙新工具引入到文学和历史研究领域。
不仅如此，我们今天翻开词典仍然可以看到，神话不仅指“远古人类公认集体创作的神异故事”，还用来指“不真实，荒谬的言论”。②然而1996年，美国宗教史学家林肯却对这种将神话与代表理性的逻辑对立的关系提出了质疑。从mythos到logos的转变不应该简单地被看作从迷信的故事向理性的命题的转变。mythos与logos只是两种言说的“策略”，是表达真理之不同方面的手段。③ 那么，从历史学的研究需要出发，神话传说中是否包含着历史的真实?为了方便讨论，本文设定两个前提，旨在使问题简化而清晰。前提一，我们区分“真理”和“历史真实”，并且只讨论“历史真实”。虚假的故事也可以反映真理。
前提二，我们暂且把“神话”、“传说”看作“未知项”，而把“历史”看作“已知项”，即只有“信史”才被视作“历史”。在这两个前提下，对神话传说与历史的关系，以往的回答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类观点认为，神话和传说就是历史。例如，意大利宗教史学家贝塔佐尼就认为，神话讲述的是“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创造过程”，诸如事物的起源、世界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生与死的起源、动物和植物(含蔬菜)的起源等。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极为远古的时代，但人们现在生活的源头和基础都是由此而来，整个社会的结构也是以此为基础的。⑤近年来，研究《山海经》的中国学者刘宗迪也主张在传说故事和历史之间划上等号。
另一类观点认为，神话传说中包含着历史事实，或者历史记载中包含着神话传说。早在大约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欧赫墨鲁斯就提出，希腊神话其实都有史可寻。在至今仅存残篇的《圣史》中，他对诸神和英雄做了索引式的考证，指出每个神祗都可以落实到远古时代曾经存在过的某个人物。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在论述五帝所处的时代时也指出，虽然由于年代久远，很多流传下来的记载显得很不合理，但它们并非完全凭空捏造。他对这些神话传说的态度是：一方面，将前人的各种记载进行比较；另一方面，又实地调查五帝活动过的区域，发现了很多风俗习惯与文献记载有相近之处，从而证明了前人的记载并非完全捏造。于是，他选择那些较为可信的记载，编纂成了《五帝本纪》。⑦当然，也有很多神话学家认为，流传至今的历史记载中包含着神话传说。这一类观点与前一类观点很接近，但它强调的是，很多流传下来的文献记载很大程度上是神话传说的一种表现形式。总之，对于夹杂着神话传说与历史事实的古代文献，历史学家们倾向于将它们看作包含着神话传说的历史，神话学家们则倾向于将它们看作包含着历史的神话传说。
第三类观点认为，神话传说并非历史或完全与历史无关。美国民俗学家拉格兰主张，神话来源于仪式，与真实的历史完全无关。拉格兰根据自己的经验指出，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任何事实都不可能在发生150年后还为人们所记住。换句话说，口头传统无法保存历史，历史只能依赖于文字记载。原始人没有文字，因而也就没有历史。“当然，大部分没有文字的共同体都有传统故事，而且这些故事也许貌似对历史事件的记忆。……但这些故事实际上却是神话。”①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古史辨派也认为，先秦典籍中有关三皇五帝的记载，实际上并非历史，而是战国至两汉的人们编造的神话和传说。古史辨派历史学家顾颉刚极力倡导“用故事的眼光看古史”。② 认为“神话传说并非历史”的看法虽然仍旧影响巨大，但大部分学者还是承认神话传说与历史有一定的关系。只不过怎样具体看待这种关系，则往往只存在一些经验性的习惯做法，很少有学者从理论的高度进行总结和归纳，尤其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提出系统的看法。因此，这个问题仍旧有探讨的必要。 然而，由于神话传说的形态纷繁复杂，如何界定“神话”就成为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争议的问题。美国人类学家巴斯科姆从情节发生的时空、可信性、神圣性和角色性质等方面出发，对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进行了区分，他的看法为大多数民俗学家所接受。他的区分方法虽然针对的是民俗学研究，但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也具有借鉴意义。首先，相对于虚构的故事而言，神话和传说“最初”都被视作真实的(这里的“最初”，不太准确地说，是指创作和传颂神话传说的时代)。③其次，相对于虚构的故事而言，神话和传说都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当中，主要的角色也都是人类。换句话说，以上两点表明，神话传说与历史似乎没有根本的区别，即它们讲述的都是“‘真地’发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人类活动”。当然，巴斯科姆主张，神话与传说的区别在于它们所发生的时间和空间不同。不过由于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如何看待神话、传说的信实性问题，因此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将神话与传说相提并论而不加以区分。但在讨论到神话时代时，我们会发现这一区分也是具有借鉴意义的。④ 除了巴斯科姆之外，尚有许多学者从各自的角度给“神话”下过定义或对神话进行过研究。缪勒首先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着手解读神话，对各文明的神话起源做了研究。他认为，只有通过语言分析的方法，才可以揭示当时的历史面纱，证明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个充斥着神话的时代，而这种研究却不是通过历史研究即文明史能够揭示的。⑤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对世界各文化中的原始祭祀和神话做了考察，提出了交感巫术在印欧民 族神话起源中的重要作用。①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把神话看作与梦境类似的心理反常现象，认为它们都是人类意识和潜意识互相作用的结果。②弗洛伊德的学生德国心理学家容格发展了导师的研究，提出神话是集体无意识的反映。例如，他认为《启示录》中的基督形象是某种英雄生活的原型，反映的是个人无意识的集体生活。③此外，尚有许多人类学家将神话与仪式联系在一起，通过研究仪式来解释神话，这就是所谓的“神话一仪式论”。例如，英国学者哈里森女士主张，神话与仪式是一组平行的表达方式，神话的意义或功能都源于它的社会性，与仪式密切相关。④相反的是，法国人类学家列维一斯特劳斯并不关注各类神话动机或主题，而是注意那些将各类因素联合在一起的结构。1955年，他发表了《神话的结构主义研究》一文，指出所有的神话都可以还原为一些对立的关系，如自然／文化，自我／他者等。他在结论中甚至指出，“神话的目的就是为解释情节矛盾提供一种逻辑模式”，“用于神话思维的那种逻辑与用于现代科学的逻辑一样精确严密，神话的逻辑与现代科学的逻辑在思想过程上并没有质的区别，它们的区别只在于这种逻辑所应用的对象不同罢了。”⑤这篇论文后来成为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神话的理论指导。此外，20世纪50年代以来，法国思想家罗兰·巴尔特以符号学的基本概念来分析现代事物及其表现媒介中所包含的信息，创造出一种新的神话学理论。⑥他认为，“神话是一种言说”。我们可以讨论任何事物，因此任何事物都有可能成为神话。巴尔特大大扩展了神话概念在现代的含义，神话不再仅仅被原始人创造和传颂，而是充斥在现代社会中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⑦至于我们所关心的神话与历史的关系，巴尔特认为，现代神话无非“是一种去政治化的言说”。所谓“去政治化”，也就是历史记忆或现实事件在表述过程中被简单化、意义复杂性被抽空的过程。因此，人们不关心神话是真是假，而是关心它有用无用，换句话说，人们只不过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创造神话罢了。⑧ 从上述神话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神话或传说进行了研究或阐释，但他们对神话传说与历史的关系大都抱着消极的态度。有的不主张用历史学的方法研究神话，认为这样只能无功而返。有的认为神话本身就是对历史的抽空，研究神话无助于获取历史真实。有的认为神话对于制造和传播的人而言，其真实性问题是无足轻重的。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第一类神话传说包含着部分信史，并且可以找到确切的年代证据。例如，司马迁记载的中国夏商帝王世系，长期以来只是被看作传说，不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然而20世纪上半叶以来，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和识别，《史记》中商代帝王的世系很多都在甲骨文中得到了印证。王国维在《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中经过考证得出，《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帝喾是确有其人，《史记》记载的商朝世袭也是可信的。①这样，被古史辨派一度推翻的夏商世系传说，自此重新获得了可信的证据。可以说，此后很少再有学者怀疑商朝存在的真实性了。钱穆先生因此指出，既然司马迁关于商朝的记载是真实的，那么夏朝的世系也很有可能是真实的。②另外，古本《竹书纪年》中曾记载着这样一则神话：“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意即“一天之内太阳升起了两次”。根据文献考证，“郑”的地望在西周都城(今西安)附近的华县或凤翔。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天文学家通过理论研究，建立了描述日出时日食所造成天再旦现象的地面区域，并对公元前1000年—前840年问的日食进行全面计算，得出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日食可以在西周郑地造成天再旦现象。1997年3月9日，在新疆北部实际观测到了天再旦现象，理论上的假设得到了实际的印证。③上述两个有关中国神话的例子表明，古代文献中确实包含着这样一类神话传说，它们或许表现为历史的样貌，或许披着神话的外衣，但其中都包含着可靠的信息。我们运用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学等方法，就可能将历史事实从原本半真半假或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中还原出来。
第二类神话传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包含着历史事实，我们无法为它们在历史上找到直接对应的年代或事件，但却可以找到多少与之有关的物证或古文字记载。众所周知，在世界很多地区都流传着“大洪水”的传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考古学家伍利在两河流域对苏美尔王国都城乌尔的王族墓地进行挖掘时，发现了厚约十英尺的淤积层，一度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证实“大洪水”存在的一处考古遗迹。然而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乌尔的“洪水坑”由于遍布的时间和范围都相对有限，并不能直接对应于《圣经》中记载的洪水，但它却为洪水神话的由来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19世纪中期，英国考古学家在尼尼微挖掘出了记载着苏美尔人史诗《吉尔伽美什》的泥板文书，其中记载着巴比伦人的洪水故事。19世纪末，考古学家又在巴比伦古城锡帕尔所在地发现了有关洪水的残片，并根据文末日期将其断代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苏美尔人古城尼普尔出土了更早的洪水故事残片，时间至少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④时至今日，“大洪水”的存在虽然没有得到直接的证明，但越来越多的证据却日益揭示出这一传说的形成和传播过程。总之，由于利用了“洪水”的神话进行考古和历史研究，我们对这一神话产生时代的人类生存状况也了解得更加深入了。
第三类神话传说由于现有证据的缺乏，尚不能被当作信史接受下来，但即便如此，它们还是能够为年代相近或文化范畴相当的考古文化提供某种程度的参照。以中国古史中的夏朝记载为例，早在1960年，考古学家徐旭生就提出对夏文化可以做两种解释。一是可以指史书中记载的夏代的文化，其地域范围较广，时间跨度则比较确定，起自禹而终于桀。二是指夏族文化，其地域范围相对有限，时间还应包括禹以前、桀以后。中原地区有两个地域与夏的关系特别密切，一是豫西地区伊、洛、颖水流域；二是晋南地区汾、浍、涑水流域。①为了弥补考古学上夏文化这一大空白点，20世纪60年代，他根据文献中有关夏代地名的资料亲自到豫西传说的“夏墟”实地勘察，调查了二里头等几处重要的遗址，在他的影响下，以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得到了挖掘。②尽管目前学术界对二里头文化是否就是夏文化还存在争议，但正如考古学家朱凤瀚所说，由于二里头文化所覆盖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都与夏文化有重合之处，在材料不足的前提下，完全否定二者的关系也是十分武断的。今后随着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有关的猜想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成立的。③
第四类神话传说以现代人的理性眼光来看，可以认为大部分是由荒诞臆造的情节构成的。这类神话传说虽然在直接证明史实方面缺乏可靠性，却可能包含着对原始时代风俗习惯的记述，或以某种方式反映了原始人的思维观念或生活状态。它们同样有助于我们了解创作、传颂以及记载它们的时代。例如，日本上古史学家津田左右吉为了反对把日本建国神话当作历史事实的传统“皇国史观”，对最早记载日本神话传说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德川时代的学者们或者抱着一种肤浅的理性主义，将实际上不存在的或不合理的记载都当作虚假的、荒唐的，认为没有任何价值；而另外又有人抱着一种崇古的态度，对上述记载充满了崇敬，认为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荒唐的成分。④津田左右吉则从人类学的角度提出，日本历史上有关高天原的神话世界和邪马台定都的传说“并不是实际上的事实，而是思想上或心理上的事实”，它们反映的是这些观念形成时代的人的想法。他强调，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就不会以为高天原是海外的某个地方了。⑤同样地，美国科学家斯托塞斯对广泛流传于中世纪的“巨龙”的传说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认为它们是由生活在古典时代的真实动物蟒蛇和鲸鱼与原始时代的神话相结合而产生的形象。他尤其发现，公元前327—前325年亚历山大远征印度和公元前256年罗马军队在北非巴格拉达斯河流域遭遇巨型爬行动物的事件对“巨龙”传说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动物学方面的证据既证明了“巨龙”的传说并非完全属实，又揭示了传说产生的集体心理过程。⑥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有些神话传说与历史关系密切，有些则相距历史较远，但这种联系或多或少地是存在的。首先，在这种关系中，信史位于中心，被不同层次的神话传说所包围。这表明，我们是从历史学角度考察神话传说与历史的关系，信史是我们考察的出发点和目的所在。同时也表明，我们主张任何神话传说都包含着历史的内核。
其次，以信史为中心，离真实历史的范畴越近的神话传说，其信实性也就越高，反之，离真实历史的范畴越远，神话传说在历史考证上的可信度也就越低。这表明，我们认为信实性是衡量神话传说与历史关系的准绳。
第三，从外向内，神话传说与历史构成了一种包含的关系。这就是说，我们认为大部分神话传说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历史的真实。随着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研究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证据会不断被发现，位于外圈的神话传说有可能向内圈移动，一步一步接近历史的真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