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论历史如何体现文学批评

Ⅰ 哪位法国哲学家在他的名著《性历史》中，对于劳伦斯关于性的观点进行批评

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生平

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1872年——1970年），20世纪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一生著作达40余部，论文或其他文章更多。他在多方面的建树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哲学。

1872年5月18日，罗素出生于英国蒙茅斯郡特雷莱克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祖父约翰·罗素伯爵两次出任首相，是争取1832年英国改革法案通过的领导人。罗素两岁时他的母亲死去，大约一年后他的父亲也谢世了。祖父祖母自愿承担了抚养孩子的责任。罗素的祖母具有自由主义政治观点，常教导罗素要反思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罗素性格内向，具有勤于思考的习惯，这无疑受其祖母的影响。

罗素11岁时，跟着他的哥哥学习欧氏几何学，当时他只能接受定义，却怀疑公理的可靠性。这种怀疑决定了罗素哲学生涯的风格和目标，即以怀疑主义和谨慎的风格，探求“我们能知道多少以及具有何种程度”的确定性和可疑性。

1890年10月，罗素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从而进入空气清新、思想活跃的教育园地。然而老师对他影响不大，倒是与同学的交往使他受益颇深。不久，他同学校的著名人物怀特海、莫尔、麦克塔格特、经济学家凯恩斯等人结识，很快他便成为他们中间最受欢迎的一员。在第三学年时，罗素虽以优异成绩通过学位考试，却发誓再也不念这种只注重技巧而不重视基础理论证明的数学了，改学哲学。他立志要像黑格尔那样，建立一套哲学体系，献身于哲学事业。

罗素大学刚毕业时，深信黑格尔、康德的哲学。1893年他写了数学哲学论文《论几何学基础》，试图修补康德所谓的时空形式是先天综合判断的理论。这使他获得了剑桥大学研究员的资格。

当时德国的数学理论非常先进，正酝酿着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当罗素深入掌握了这些理论之后，他断然放弃自己推崇已久的唯心主义观点，转向实在论，决心寻求一种正确的数学理论。

1900年7月，遇到象征逻辑创始人皮诺。罗素读了皮诺的著作，他感到许多问题突然都有了答案。同年10月，他同怀特海合写《数学原理》，并于1910年、1911年、1912年分三大卷出版。这部书在逻辑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从此，逻辑脱离哲学而独立，后来德国的大学就把数理逻辑归入数学系。凡此都证明了罗素的特殊地位。

罗素发现人们力图用逻辑学为数学奠定理论基础的过程中，有一个常常用来说明其他概念的基础概念“总类”是自相矛盾的，由此他建立了“悖论”学说，又称“罗素悖论”。为了证实“罗素悖论”，许多数学家和逻辑学家提出各种理论方案，都解释不通。罗素本人也中断《数学原理》的写作，对此作进一步研究。后来他提出“类型论”来解释这种现象。“类型论”的影响也很大，它促使数学家认识某些词语和语义研究的重要性，也孕育着罗素本人的另一种哲学思想，即逻辑原子主义的原理。

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的基本论点是，世界是由一些简单的特殊事实构成的，它们只有简单的性质和相互之间的简单的关系，因此了解任何事物或主题的实质的途径是分析，直到无可再分析的“逻辑原子”为止。逻辑原子并不是小粒的物质，而是构成事物的所谓观念。罗素的这一套理论，对20年代中叶出现的维也纳学派以及30年代出现的逻辑语义学有着巨大的影响。

罗素哲学思想中比较重要的，是他的“中立一元论”。大意是构成世界的材料既不是纯粹的心，又不是纯粹的物，也不是心物的二元对立，而是一种非心非物、对于心物都取中立态度的东西。这种中立的事物有时指事件，有时又指感官和材料，这种“世界材料”是构成心物最原始的东西。这些观点都体现在他1921年完成的《物的分析》和《心的分析》两部著作中。

罗素一向热衷于政治理论的探讨，并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早在1895年，他第一次结婚之后，同妻子一起旅游了欧洲大陆，他研究了经济和德国社会的民主，并盛赞《共产党宣言》和三大卷《资本论》都是极富文采的伟大名著。当时他与社会民主党领袖、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李卜克内西都有往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从事反战活动。他参加了禁止征兵协会，发表了一系列呼吁和平的演讲，对拒绝参加罪恶战争的人给予真诚帮助。1916年因为撰写反战传单被罚款100英镑，由于其拒付，法庭就拍卖了他在剑桥大学的图书作抵押。随后三一学院也解除了他的教职。1918年，他又给反战报纸写社论，因“侮辱同盟国”而被监禁6个月。鉴于其名声，他被判决在布里克斯顿监狱中的一个小屋中写作和研究。战争结束后，罗素访问了苏联，会见了列宁、托洛茨基和高尔基，他对共产主义者信仰的目标表示同情，但也对苏联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方式表示忧虑。1920年8月，罗素访问了中国。他一贯同情被压迫民族。在英布战争中，他站在布尔人一边，为此他在英国贵族中极为孤立

1934年，他的《自由与胆识：1814～1914》问世，在书中他具体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提出政治、经济和历史人物是社会政治史的三个重要方面的观点。1938年，他又撰写《权力》一书，主张实现“驯服权力法”，以限制某些政客的权力欲望。

随着希特勒的上升，罗素反对纳粹方式，但他也同时反对导致战争的任何步骤。他的态度于1939年有所改变，认为“反对纳粹的战争是必要的”。1949年，他被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50年代以后，罗素成为保卫和平的英雄战士。1953年，美国试验了一颗氢弹，这改变了他的政治观点。他主张与其打一场战争，毋宁在独裁下生活，表现了他对未来战争的担忧。1954年12月，罗素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人类面临的危险》的广播讲话，严厉谴责比基尼氢弹试验。1955年初，又起草并发表有各国科学家签名的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禁核声明。1961年为反对美国政府发展核武器，89岁高龄的罗素偕夫人参与了伦敦游行示威。后来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他极力呼吁美苏首脑举行高级会谈，避免战争。

罗素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直到1953年斯大林死去，他一直没有放松对苏联的批评。后来态度有所缓和。但在越南战争期间，他提供资金，组织了对美国领导人战争罪行的模拟裁判。由萨特和艾特克·多伊彻主持的战争法庭于1967年5月在斯德哥尔摩开庭，并对美国军队的活动提出详细公诉。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罗素提出强烈抗议。他作为一名国际和平战士，成为西方许多国家左派学生和群众的一面旗帜。

罗素的婚姻生活充满传奇色彩。

罗素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同漂亮的美国姑娘皮尔索尔·史密斯结婚，她比罗素长5岁。这次婚姻从1894年持续到有过几次爱情经历，包括与艳丽的奥托莱恩·莫雷尔夫人、康斯坦斯·马勒森夫人以及有名的演员科利特·奥尼尔私通。1921年他同威尼弗雷德·布莱克结婚，1936年又同海伦·斯彭斯结婚。16年以后，他第四次结婚，妻子是伊迪丝·芬奇。

罗素年轻时枯瘦，一头黑发。中年时期，他变得更加消瘦，明亮的眼睛，微微的笑容，一头白发，一幅哲人形象，给人一种冷淡而又善良的感觉。

罗素是一个温和甚至羞怯的人，作为一个朋友、伙伴和健谈者，都令人感到愉快。

罗素很幽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从没写过文学作品的罗素，竟开始写起小说来。第一部小说1951年匿名发表，并悬赏猜测作者何人，结果无一人猜中，因为谁也不会相信，这位年近80岁，负有盛名的哲学家还有写小说的雅兴。

1970年2月2日，罗素伯爵以98岁的高龄死于威尔士的家中。他的一生迭宕曲折，以致人们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但他确实是极大影响世纪的人。罗素是这样描述自己漫长、刺激、复杂生活的动力的：“三种简单而又极度强烈的情感支配着我的一生：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他也说过，只有一种情感即对爱情的渴望得到了完全的满足。当他第四次结婚时，他已80岁高龄了。

1970年2月2日，罗素在老家威尔士逝世。

二、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的文学历程：

在《往事追忆》(1956年)一书中，罗素指出：“一种文风除非它是作家个性的直接的、几乎是无意识的表露，同时这种个性又是值得表现出来，否则不是好的文风。”经过一些探索之后，他选择了自己的文风，这种文风要求在把结论直接、自然地写下来之前，首先要通过他的思考得出结论。他断言：“在我看来，福楼拜和佩特是最好应被忘记的。”体现于明显值得表达的个性之中的这种写作方式，使罗素的著作具有文学的价值，而不是哲学思想的一般表述。虽然他的专业著作对未受专门训练的读者来说不易于接受，但他那相同的犀利的文风明显地贯穿于所有著作。当然，乔治·桑塔耶纳认为罗素的著作中唯一真正有价值的是那些最抽象的著作。尽管桑塔耶纳对罗素著作的文学价值存在异议，但大部分评论家都赞扬罗素的散文简洁、明畅。

在罗素论文的广泛视野中，有许多题目按常规足以使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不仅是数理哲学家、研究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学者、经济评论家和现代科学的解说员，他还是个道德哲学家和教师，历史、宗教和语言哲学家，对人类持久的愚蠢行为的讽刺评论家——而且所有这些都足以造就他成熟的文学生涯。

罗素许多对道德论点的阐述——有些最早写于20年代——今天看起来已经过时，然而，很容易理解当它们出现的时候，为什么激怒了这么多的道德家。他谴责人们存于宗教信仰和性蒙昧状态中残忍的天性，听起来很像鞭挞迷信和愚昧的最新启迪者，但罗素与具有许多相同激进观念的英国文学贵族集团处于同一时代。他对惯常于残忍的基督教讨伐，与文学批评家威廉·艾伯森反对基督上帝的残暴的严词谴责相类似。罗素认为性关系中唯一的先决条件是忠诚和相互吸引，这一主张得到D．H．劳伦斯的赞同。因此，可以把罗素看成反传统的孤独的叛逆者：也许最好被看作到处漂泊的小牧人。现代避孕用具已使性自由成为可能，甚至远远超过了他所说的范围，同时仍存在着权力崇拜和宗教复仇的前哨，当罗素是个年轻人时候，有组织的宗教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所有这些都使罗素被视作改变民众思想的道德家之一。

在他所有著作中，没有哪一部比1925年出版的《我信仰什么》这本小册子在道德问题上引起这么大的冲突，它成了1940年纽约听证会上认为他不适合在市立学院任教的重要依据。该书第一段就宣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非单独的实体；接着将人解释为一种副现象，这种副现象的生理可以完全由物理学来阐明，这样，罗素立即就在所有的道德家面前成了众矢之的。在罗素看来，关于上帝的存在问题是“超于知识可能达到的范围之外的”。恐怖的宗教裁判已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对取代基于恐惧无知的神学，罗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好的生活是由爱来激励，由知识来指导的。”

罗素倾向于决定论，至少他相信所有的行为都有其动机。他又认为人类在一定范围内有自由意志，如除了他们愿意干的事情之外，他们还可能做些别的。但他否认动机对意志的作用无益于影响其他人的行为的尝试，因而决定论的主张必定是对的。所以按常规看，罗素对自由意志的定义太无力，我们无法给予褒贬。他自己也承认：这种褒贬可能成为其他行为的原因，但没有真正的道德意义。

罗素对人如何行动这一问题的回答可概括为：经过适当的考虑后，听从良心的指令。一个特定行为可能最终从客观上来说并不正确，这个事实无法避免：道德受明达的良心支配。这两点——关于自由意志和良心——在《伦理学基本原理》(1910年)和《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1954年)中得到了阐述。

罗素对教育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不仅开办学校，而且经常写一些关于如何教育孩子的著作。他的思想接近于卢梭的学说，反对教会和国家的义务是“浇铸”年轻人的思想。相反，正如他在《教育》(1916年)中所说，对教育最至关重要的是老师对学生的尊重。老师应该“主要从孩子身上感觉到一些神圣、模糊、无限的东西，一些个别的特别宝贵的东西，逐步发展中的生活准则，还有这个世界无声无息的竞争状态的具体片断”。学校教育的危险是培养把历史搅混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向年轻人灌输宗教信仰。同样有害的是，在年轻人中反复灌输浅薄的“好的礼貌”观念，这种“好的礼貌”观念对自身的正确性确信无疑，并且认为合适的礼貌比才智或者艺术创造、或者生命力、或者世界其他任何进步的源泉更值得去期望和“追求”。

在《教育的宗旨》(1926年)一书中，罗素阐明了他关于好学校和好教师的看法。他区分了可视作理想品质的四个基本特征：活力、勇气、敏感和智力。例如，活力能使人们摆脱逐渐过时的旧思想，扩大他们对世界的了解和兴趣，由此减少他们对其他人取得成就的不恰当的忌妒。

勇气的最高类型——不是仅仅建立在抑制的基础上——要求有两个方面的精神特征：自尊和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人生观。自尊必须避开谦恭的不诚恳的自卑，应该建立在对自己的目标有个真正了解的基础上。最重要的是，勇气必须面对现实世界，因为“勇气完善的典型出现在有诸多兴趣的人的身上，他感到自我仅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这不是通过鄙视自己、而是通过看重许多非他自身的东西而达到的”。

良好教育的第三个特征是敏感，尤其是那种罕有的但却是重要的抽象的同情。这种同情有助于减轻那些远方和看不见的痛苦。罗素说，在个人交往中，友善和慷慨的人，有可能是依靠剥削许多穷人的工业来赚钱的人，他从未目睹过这些穷人的苦难。他写道：“那就是为什么大规模的工业主义是如此的残酷以及为什么对隶属民族的压迫被容忍的基本原因。”

最后，在学校教育中，智力必须得到发展。这种智力的培养不是通过向孩子们灌输信仰，而是建立在孩子对世界本能的好奇心上。一旦开明、耐性和工业结合，好奇心将造就一个由有教养的公民组成的社会。

罗素的纯文学能力——以一种流畅的文风表述的讥讽和讽刺的天才——在《智力垃圾素描：关于组织和个人的蠢行有趣的目录册》(1943年)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乔纳森·斯威夫特如果在世，一定会自豪地宣称这是他的杰作。《智力垃圾素描》对存在于许多宗教信仰、民族主义者的自我吹嘘和性行为的概念中的不一致性和非逻辑性进行了诙谐的揭露。它充分体现了罗素思想中的最优秀的特性和这位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数学家对文学艺术的鉴赏力。

三、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

1946年，罗素的巨著《西方哲学史》问世时，他本人已经74岁，从他巨著中的各种深沉的功力来看，我们才了解他是经过多么艰难困苦的努力才有了这一成果。如在谈到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时，他说：“在研究某个哲学家时，正确的态度应是不卑不亢，先为他们的立场设身处地地想想，直至了解他的思想，才尽可能地放弃先前的偏见，采取正确的批判态度。”

在这部书的另一处，他又写道：“忘记哲学所讨论的问题，或在心目中存在着各种先入为主的、固定的哲学答案，都是不好的，教我们如何学会生活在疑问中，但又别让疑问搞得麻木不仁，这可能是我们当前那些研究哲学的人的最主要的课题。”

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罗素个人思想的高超，使他一直成为全球瞩目与争论的中心，他自己除了固定的写作与研究以外，也随时准备迎接任何战斗，未曾一日懈怠。在人类知识和数理方面，他的研究成果可以与牛顿在力学上的成就相媲美。但并不是由于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是因为他能够把一般性的哲学思想成功地介绍给人们，他这样做，是对哲学家始终保持兴趣的最成功的范例。

他的一生的著作，主要是为公众的良知作辩护。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追求的是以洛克和休谟为代表的英国经验哲学路线，对于那些观念论的信条，他从来没有为之动心，而且还是激烈的反对者。对于欧洲大陆的那套哲学思想，他认为应该从英国的立场冷静地去审视和探讨。他就是这样，在严谨的态度中，不忘记发挥自己的敏锐，冷静和机智，使他的著作充满这些特性而成为非凡的作家，即使从纯文学的观点看，他的作品也是属于永存的不朽之作。诸如《西方哲学史》(1946年)、《人类的知识——它的极限和范围》(1948年)以及《我的心路历程》(收于1951年出版的《罗素哲学思想》中)，无不如此；当然，他的其它很多讨论社会问题的著作也同样是伟大不朽的作品。

罗素的观点和意见的形成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对此不能简单加以归纳。他的家族在对待英国政治的立场，一直受到辉格党传统的影响。他的祖父约翰·罗素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宫廷发言人。所以，在他年少时便受到自由主义的熏陶，后来又遇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使他成为事事都权衡轻重、擅长独立思考的社会批评家。他自始至终热心地告诫我们，新官僚主义的危害，他强调个人的权利，反对集权制度，对工业文明的日益发展而造成的对人类简朴的生活情趣的威胁，深感忧虑。1920年，他访苏归来后，便对共产主义表示失望和厌恶。相反，在中国的旅行中，他却深深地为中国的文化所吸引，对道家那种清静的和儒家那种各任教化的精神，他认为可以作为平衡西方文化中存在的略带激进和野蛮的作风之用。

罗素的很多著作都招致了不少攻击，与其他哲学家不同的是，他认为作为一个作家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很紧迫的事。当然，他的理性主义不可能解决所有棘手的问题，也不可能当作万灵药使用，即使是哲学家们愿意将“药方”开出来也无济于事。不幸的是，世界上存在着而且永远存在着一种神奇的力，使你脱离理性的分析或驾驭。这样，对罗素的著作，那怕从一种纯粹实用的角度看，也没有让他的思想在两次大战期间受到很大重视，看来，主要是被完全抛弃了，但是，对他那种满怀自信、敢于以乐观坚决的态度力排众议、说别人不敢说的话的思想家，我们是特别敬佩的，每次读他的作品，如同听萧伯纳喜剧中那心直口快的主人公说话时一样舒服，因为那讲话向来是以高昂的语调和伶俐的言辞而令人折服的。

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说：罗素的哲学具体地体现了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先生当初设奖的动机，他们对人生的看法是十分相似的。两人同样相信怀疑论和“乌托邦”的理想，并对于当代世界的格局的悲观看法而共同强调了人类行为的理想化。瑞典学院确认为他把诺贝尔先生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所以，在本奖设立50周年之际，决定将该奖颁发给罗素，以奖励他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倡导者和当之无愧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解放的巨擘。

我的天——就在整整200年前，让一雅克·卢梭由于在回答“艺术和科学能否有助于人类道德”问题时，说了个“不”字，而获得了第戎学院的颁奖，虽然这个否定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举动，也没有什么重大结果，况且第戎学院也不存在什么革命性的目的，但今天，我们也以同样的敬意，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您，因为您的哲学著作毫无疑问地表现了道德文明，并且是对诺贝尔的精神的极其完美的发扬光大。所以，我们表彰您这位人道主义和思想解放的翘楚人物，同时，对于您亲临诺贝尔基金会 50周年庆祝大会，使我们深感荣幸。现在，请您上来从国王陛下手中接受195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四、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被审判的个人观点：

1940年，世界著名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收到了纽约市立大学邀请他到该校哲学系讲学一年的聘书，但未等他到任，就被剥夺了这一机会。他被指控是“不道德性关系的倡导者”，被迫忍受诽谤性的、侮辱人格的法院审判。

现在看来罗素的罪行实在是荒唐可笑的。1925年——1929年，罗素以普通读者为对象，写了4本有关家庭婚姻问题的著作，即《我的信仰》、《教育与幸福生活》、《婚姻与道德》、《教育与现代世界》。在书中，罗素措辞巧妙而客观地评论了现代婚姻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并最终建议：“试婚”或许会降低时下不断增长的离婚率。

罗素的婚姻家庭观念招致了社会保守势力的一致反对，纽约大主教、布鲁克林天主教会、狂热的宗教组织、许多爱国团体、民主党地方领袖及各大报纸，都成了传统道德的卫道士，罗素成了它们联合攻击的对象。

漫骂、侮辱、人身攻击铺天盖地向这位世界知名的学者压来。“道德败坏者”、“异教教授”、“堕落的、十恶不赦的、背信弃义的、性杂交倡导者”、“邪恶的根源”、“性解放的毒瘤”等等，一时成了罗素的诨号。最后，罗素的观点又毫不例外地被说成是“亲共产党”的。

布鲁克林的一个妇女，因害怕她未成年的女儿成为罗素的学生，指控他不仅道德败坏，而且信奉异教，要求取消他到纽约市立大学任教的资格。这位夫人的律师用恶毒的言词诽谤罗素，并向法庭提出起诉。由于起诉性质不明确，罗素才摆脱一次侮辱性的法庭诉讼。但受理此案的法官公然违背公正原则，决定进行重审。由于受律师的唆使，法官明显地偏袒原告和社会舆论。法院的行为表明，美国法院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的操纵。(由于该法官的行为过分露骨，法律界曾对其进行了批评。1971年发表的“伯特兰·罗素一案始末”一文，详细分析了这一事件。)

重新举行的审理纯属摆摆形式，法官不许罗素为自己辩护，出示无人证实的事实，拒绝讨论罗素书中的“色情”描写，攻击被告人的人格，并且把道德准则作为审判的依据。这位法官根据一条适用于中小学的准则，宣布取消罗素到纽约大学任教的资格，并且阻止罗素的律师举行听证会和提出上诉，蛮横地宣布罗素没有资格享受这种权利。

保守势力的恶毒攻击诽谤，终未能击垮罗素。纽约市立大学虽未去成，但哈佛大学给他发了聘书。1950年，瑞士学术委员会投票决定，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与罗素。

五、评论界对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获诺贝尔奖的反应：

1950年11月10日，当罗素得悉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消息时，他正在普林斯顿大学准备作题为“心和物”的演讲，在座的听众中有许多知名学者，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的演讲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时罗素评论说：“我很高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我已经获得两次最高荣誉之一，另一次是大不列颠帝国荣誉勋章。”

在某种意义上，罗素不得不和威廉·福克纳分享人们的注意。由于1949年授奖延期，福克纳获194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通知和罗素同时发出。而且195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是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五十周年纪念年，瑞典文学院选择了一个从未发表过一首诗或一部文学作品的作家，通过把诺贝尔的信念等同于罗素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来表示对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纪念。

这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却是作为一个数学家而闻名于世的，尽管这有点明显的奇特，但瑞典文学院对罗素和福克纳的选择却获得了好评。《纽约时报》(1950年11月11日)的社论称福克纳和罗素是奇特的“诺贝尔伙伴”，但罗素是一个理应获奖的“思想真正开明的人”，他的《西方哲学史》是“极富魅力的”著作。《时代》杂志的评论认为这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并指出：“他有时敏锐地但又很多地论述了道德、政治、中国、婚姻、原子、布尔什维主义和世界政治。”

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许是轻而易举的，这不仅是由于他的自由主义，还由于他作为文体家的特殊声望，他把他的非专门化的著作表述成适合于一般有思想、理解力强的读者，而不是为脱离实际的教士们写的。奥尔德斯·赫克斯利赞扬罗素避免了“风格上的抑制作用”——不是以无法理解的僧侣式的文体来表达他晦涩的思想。

罗素获奖的消息给他带来很高的声望，使他能在1950年11月继续他的巡回演讲。继普林斯顿之后，他又去了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吸引了大批听众。朱丽叶·迈德洛克这位精通文学的经纪人被选为向导，带着罗素环绕纽约城旅行。报道说，“一路上人们里三层外四层地站在街道两旁，希望奇迹发生，使自己能挤进去，或者至少能听到他口叼烟斗说话的声音，或者一睹罗素爵士的风采”。

Ⅱ 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历史性角度分析毛诗序的文学批评理论

毛诗序
主要阐述观点有，教化说；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版曰雅，六曰颂权”；还有“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文学批评理论中看毛诗序，文学作品可以起到为统治者教化 百姓所用。
诗六义，在对诗歌风格上，感情上，问题上，加以分化，分述作品。

Ⅲ 时期文学批评情况是怎样

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文学批评的篇章和著作有： 曹丕《典论·论文》 、 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 钟嵘《诗品》、萧统《昭明文选》。
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许多品评诗文的篇章和著作，综观此时文艺理论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可窥见文学创作发展、演变的过程。
第一节 曹丕《典论·论文》
《典论》是曹丕的学术专著，作于他做太子时期。全书已不传，今只存《论文》和《自叙》二篇。《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的一篇文学理论与批评专论，在文学批评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篇制虽短，但已涉及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几个重要方面。
一是关于文学的作用，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充分肯定了文学的价值和文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二是提出了“文气说”。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所谓“气”，指的是作家的气质、才性及其在文章中的表现。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的关系，是文艺理论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曹丕最早触及这一问题，指出文章不同的风格源于作家具有不同的“气”，这是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
三是提出了文体论。首先区分了不同文体的特征：“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一划分方法虽比较粗疏，但大体划定了后世通行的广义的文学的范围。而其中特别标举的“诗赋欲丽”的主张，强调了文学对华丽形式的要求，既是曹丕本人诗赋实践的理论反映，也代表了建安文人共同的文学观念。

Ⅳ 简述历史上的文学批评论

刘勰《文心雕龙》的创作目的是反对当时文风的「浮诡」、「讹滥」，纠正过去文论的狭隘偏颇。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突出贡献是：

①初步建立了文学史的观念。他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他在《时序》篇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并在《时序》、《通变》、《才略》诸篇里，从上古至两晋结合历代政治风尚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来探索文学盛衰的原因，品评作家作品。比如他说建安文学「梗概而多气」的风貌，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而形成；东晋玄言诗泛滥，是由于当时「贵玄」的社会风尚所决定。注意到了社会政治对文学发展的决定影响。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了文学演变的继承关系。并由此出发，反对当时「竞今疏古」的不良倾向。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

②分析论述了文学创作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关系，主张文质并重。在《风骨》篇里，他主张「风情骨峻」；在《情采》篇里，他强调情文并茂。但在二者之间，他更强调「风」、「情」的重要，他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

③从创作的各个环节上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应该避免的失败教训。他指出，在创作上，作家「神与物游」的重要，强调了情与景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他还指出，不同风格是由于作家先天的才情、气质与后天的学识、习染存在着差异的结果。针对当时「近附而远疏」、「驰骛新作」的风气，他提出了继承文学传统的必要，论述了文学创作中「新」、「故」的关系。此外，他对创作中诸如韵律、对偶、用典、比兴、夸张等手法的运用，也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④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在《知音》篇里，他批评了「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各执一隅之解」的不良风尚，要求批评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六观」的批评方法：一观位体，看其内容与风格是否一致；二观置辞，看其文辞在表达情理上是否确切；三观通变，看其有否继承与变化；四观奇正，看其布局是否严谨妥当；五观事义，看其用典是否贴切；六观宫商，看其音韵声律是否完美。这在当时是最为全面和公允的品评标准。

《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巨大的奠基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是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在中国，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注释、翻译著述颇多。现存版本有影元至正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另有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

1 文章修辞方面

传统修辞学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方面：消极修辞包括语音修辞——讲究平上去入、阴阳清浊、音节对应、叠字双声、合辙押韵；语汇修辞——在同义近义词语中，作适合语境的意义选择与搭配选择、作适合感情和语体的色彩谐调选择；语法修辞——在同义表达中，对句式的长短整散、主动被动、肯定否定、常式变式、陈疑祈叹等作最适合语境的恰当选择；篇章修辞——文章的酝酿构思、选材布局、情感事理、风格详略、修改评析等。积极修辞——特指经过长期修辞实践而形成的固定而公认的修辞格。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这两方面都有精当而深刻的论述，尤其对消极修辞的论述，不仅论及文章技巧，而且深入到心理活动和思维规律与语言生成关系的层面，不仅当时直至今天也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汉字以建筑式方形结构为独立个体单位，一个个体单位为一个音节，音节又多具备阴阳上去不同调值，这种特点，为汉语语音修辞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语音修辞方面，刘勰没有沿习名人沈约的“八病说”，而着重提出了“飞沉”问题、“双声叠韵”问题。

在《神思》中，刘勰就提出了“寻声律而定墨”的主张，在《声律》中又说：“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意思是字调有阴阳清浊平声仄声之分，词之声韵之中有双声叠韵之别。（当时平仄之说，故以飞沉言之。此前借用音乐术语宫商角徵羽指称声调高低。《文镜秘府论》讲到调声三术：指出宫商是平声，徵是上声，羽是去声，角是入声，上去入是仄声。此处飞指阴清，平声；沉指阳浊，仄声）阴阳清浊之字，应平仄穿插交替，若连用仄声，就有声气沉沉欲断之觉，若连用平声，又有声气升飏飘飘不降之感。（如曹植《美女篇》：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潘岳《悼亡诗》：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而双声叠韵之词，必须连用，若两词之间插入他字，或将一词分用于相邻两句，则会造成“吃文”——拗口的毛病。这确为卓见，诸多绕口令不都是故意运用这种穿插而造成“必睽”之“吃文”嘛。一旦产生了这种毛病，则须“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刘勰认为，作韵易而选和难——异音相从谓之和——平仄声调配合得当叫和谐，同声相应谓之韵——相应位置上同韵字遥相呼应叫押韵。足见刘勰不但非常重视而且准确把握了汉字汉语的语音特点，对语音修辞在理论上作出了可贵贡献。如何用韵，《章句》有论：“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折中的主张，是符合声韵运用美学的。

2.语汇修辞方面

在语汇修辞方面，刘勰提倡慎重遴选词语。

《指瑕》凡举用词四疵，皆碍美文。——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有当乎！——以指称微小虫豸之词而施于尊长，确属搭配对象失误。

潘岳为才，善于哀文，然悲内兄，则云感口泽，伤幼子，则云心如疑。礼文在尊极，而施之下流，辞虽足哀，义斯替矣。——感口泽只能用来唁念辞世的母亲，心如疑只能用来悲悼故去的父亲，——潘岳用其哀挽同辈和小辈，分属词义运用错误、搭配对象错误，又是感情色彩分配失当。

所举另两种瑕疵，有左思反对孝道的思想错误和崔瑗把虞舜误比不出名的李公，虽属思想和比类之误，然毕竟要通过遣辞用语表现出来，归为语汇修辞亦非不当。

语汇修辞中，还涉及用字，刘勰在《炼字》提出用字“四要则”：……是以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诡异，生辟险怪之字，如汹呶；联边，相同偏旁之字，如峥嵘；重出，同字相犯即同一个字在句中重复使用；单复，字形肥瘠笔画多寡。——仔细想来，均有道理：读文时遇诡异之字，犹赤足行于怪石每现之途，必耗神费力坏心绪；联边相集，如寄寓客家牢守寒窗空寂寞，迷途远避退还莲迳返逍遥之类，也会呆板乏目；重出之弊，字之音形无不单调乏味；字形肥瘠笔画多寡如若不加调配，则会或失之于纤疏，或失之于垒重。无怪刘勰叹曰：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

语法修辞部分，刘勰在《章句》中提出了要按内容安排章句和按情韵安排章句的主张。按内容，要“控引情理，送迎际会”即根据表达的情理，有时枝蔓扶疏旁征博引，有时紧扣题旨不蔓不枝；据情韵，则“若夫章句无常，而字有枚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裕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刘勰主张，句式的选择上，用长用短，或长短穿插，整散结合，完全要符合情韵需要，情韵急，少音节短词句，情韵缓，可用舒曼之长句，情韵起伏跌宕，则可长短并用整散结合，以收荡气回肠之效。

3.篇章修辞方面

刘勰修辞美学最为璀璨的部分，在篇章修辞。

重涵养，立风格。《体性》之体，文章体貌，《体性》之性，人之性情，《体性》即论文章风格和作者个性的关系。文有“八风之议”即穷列文章八种风格——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又据不同标准分为四组：思想内容——雅与奇反，情理义蕴——奥与显殊，题材表达——繁与约舛，体象气韵——壮与轻乖。凡为文者，均望尽快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刘勰指出文章风格和作者涵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而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性情所烁，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有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由是观之，文如其人，理应不错。作者的内心情理外化为语言文章，作者的才学、气质、性情、习惯所陶染而成的个性，必然盈溢为文章风格。因此，要熔铸自己独特文风，必须注重修养才学，涵性怡情完善个性品质。无怪刘勰在《神思》中提倡“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也只有如是，才有助于文章风格的形成。

文章有风格，更有风骨，才煽情动人，辞采焕然。什么是风骨呢？“《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ch o悲愤）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简言之，风就是充盈于作品中的情志和才气，是感化的根本力量。骨则是切中肯綮、言简意赅、恰如其分、流畅和谐的语言。风骨指向了感人才情和生动语言的修辞美学。要使文章含风树骨，则须“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刘勰还进一步指出有无风骨对文章的不同效果：“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徵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相如赋仙，（作《大人赋》）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 如是观之，白居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之论，与刘勰风骨之议，均为至言也！

感人的才情和生动的语言固然重要，但一定要为情而造文，而不要为文而造情。要写真情实话，不要假意虚言。“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刘勰之论，对匡正无病呻吟、言不由衷、矫揉造作、空假俗媚之流，不啻当头棒喝警钟长鸣。

重熔裁，明隐秀。文章长短、内容详略、语意显隐、精警庸凡，亦为文之必虑。《熔裁》指出：“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辞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简言之，熔是炼意，提炼中心，裁是炼辞，锤炼语言。因为“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所以，刘勰提出了“三准论”—— “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赊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献：可，替：否。即根据需要调节文字），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三准论”提出了写好文章的三部曲、三准则：首先根据情理确定文章体裁；其次分析素材遴选典型题材；再次简言要义提纲挈领。然后加工润色，处理详略，条贯首尾，敲定全文。

语意显隐、精警庸凡，义涉隐秀。《隐秀》云：“夫心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ch ng）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今日言之，隐即弦外余音，秀即篇中警语。文章浅白直露固无余香满口，通篇俗语庸言亦难振聋发聩。文有余音，犹“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润”；篇纳秀语，似月依日而夜明，树沾春而林翠。

文章秀句，或自出锦心，或得益援引。《事类》认为：无论是“引古事而莫取旧辞”的化用暗引，也无论“取旧辞万分之一”的择要精引，还无论“颇酌诗书传记”的综采博引，只要是为“以其据事类义，援古证今”，则无可指责。而《指瑕》认为：“若掠人美辞，以为己力”，则“宝玉大弓，终飞其有。全写则揭箧，傍采则探囊。然世远者太轻，同时者为尤矣。”由是观之，刘勰并非反对引用，而是反对抄袭。引用乃明借，旨在助己之文，抄袭是明抄，旨在当己之章。全抄无异开箱抢劫，小抄亦如掏腰绺窃，抄袭前代的贼味稍轻，同代相窃则堪堪致罪了。

评析

透过鉴赏论的有关内容，也可看出刘勰篇章修辞的观点。他在《知音》中指出鉴赏作品要从两大方面六项内容入手，提出了“六观说”——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即体裁情志），二观置辞（即铺饰辞采），三观通变（即通古变今适应时代）四观奇正（即语言态势是雅正通畅还是奇诡怪诞），五观事义（即据事类义，指典型题材）六观宫商（即调声协律，安排语调辞气）。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以上六观，位体、通变、事义属于作品内容，置辞、奇正、宫商属于作品形式。从上论看出，只有从内容到形式作通盘考虑，这六个方面都熨烫妥帖恰到好处，才可以使文章“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

在积极修辞即辞格的运用方面，刘勰也予以了诸多观照。《丽辞》专讲对偶，将对偶分成相容的两组四种——以内容分，言对、事对为一组；以意义分，正对、反对为一组。言对事对各有反正，两组互相包容。在具体运用方面，刘勰指出“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

刘勰生活在殊重骈俪的时代，本人又对其青眼有加，一部洋洋大观的《文心雕龙》，通体骈俪为文，足证其爱。故所倡之法，可谓独得神髓，深谙三昧 ——骈散间出，方显错综之美，长短杂用，乃有灵动之活。

《夸饰》专讲夸张。刘勰没有像今天这样从形式上将夸张分为扩大式、缩小式、串前式等加以研究，而是抓住夸张得是否合乎事义情理这一关键，将夸张分为两类并指出其不同效果：“然饰穷其要，则心声蜂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如果夸张得合情理得神髓，就会引起强烈共鸣，反之，就会违背事实不合情理。

今天，我们如果面对这样的夸张——“麦秸粗粗像大缸，麦芒尖尖到天上。一片麦壳一片瓦，一粒麦子三天粮。秸当柱，芒当梁，麦壳当瓦盖楼房，楼房顶上写大字，社会主义大天堂。”“玉米稻子密又浓，遮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谁能不深切地感到刘勰所论，切中要害而又至关重要呢！

此外《比兴》讲到比喻，《事类》讲到引用，都有不刊之论。兹不赘述。

刘勰能在距今1500余年之遥，提出这如许之多的至今难超其苑囿的精辟修辞理论实为难能可贵。其修辞之论，既有理性的阐释，又有言证、事证，既涉文章内容形式，又关作者思维、气质、涵养、才情。他能从美才、美德、美情与美辞美文的关系方面，阐释情动而辞发、因内而符外的修辞美学观，他承认“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尽管当时还没有堂皇的辩证唯物主义之说，然而在今天看来，这完全符合这种观点。在这种观点指导之下，他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认识出发，建立了系统的剖情析采理论，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唯物主义的认识出发，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种选择继承、据时创新的修辞观，这种服务于时代的“时文”修辞观，时至今日，也是必须遵循的一条修辞美学原理。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深文周纳，拙文仅就修辞而蜻蜓点水，掠影浮光。若成引玉之砖，亦幸遂微愿矣。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部，各二十五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主要部分。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五篇，论 “文之枢纽”，阐述了作者对文学的基本观点，是全书的纲领和理论基础。从《明诗》到《书记》的二十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可称是文体论。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二十篇，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四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进行专门探讨，可称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的精华所在。最后一篇《序志》说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文心雕龙》从内容上说虽然分为四个方面，但理论观点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体大思精，具有严密的体系，在古代文学批评中是空前绝后的著作，是我国文学理论遗产的瑰宝，对于我们现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文艺批评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研究由上古至南齐以前我国文学的发展，更是不可或缺的依据，值得我们重视和好好研究。其成就是杰出的、空前的、是举世公认的。

然而，由于刘勰身名未显，当时的学术界还不大知道他，《文心雕龙》问世后，这部心血的结晶却得不到文坛的重视，名流的首肯。当时沈约名高位显，在政界和文化界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刘勰想首先取得他的承认，却没有机会接近他。一次，刘勰把书背着，像一个卖书的小贩似的，在大路边等着沈约。当沈约坐车经过时，便拦住了他。沈约好奇地把《文心雕龙》拿来阅读，立即被吸引，认为此书“深得文理”（《南史·刘勰传》），大加称赏。后来又常常把《文心雕龙》放在几案上随时阅读。经过沈约的称扬，刘勰的名气才大起来，《文心雕龙》终于在士林中传播开来。同时，三十八岁的刘勰，也告别了居留十多年的定林寺，“起家奉朝请”，踏上了仕途。

刘勰所撰《文心雕龙》五十篇，是我国古代第一篇文学批评著述。他主张文学作品应有“风骨”（充实的内容）、华美的形式（文采），并提出文学批评的六条标准（“六观”）及其必须具备的修养，系统阐述先秦以来文学批评理论，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Ⅳ 罗素在历史方面的著作和成就

绝大多数分析哲学家缺乏历史感，忽视历史问题和历史研究，而罗素却对历史和历史理论终生嗜之不倦。他写过几十篇历史论文和散布历史专著，这三部是：《自由和组织》、《1902－1914年协约国政策》和《西方哲学史》。其中，《西方哲学史》是一部脍炙人口的哲学史著作，其全名是《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力图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哲学思想和发展，其引人入胜的原因在于作者的历史眼光不亚于作者的哲学见解。该书出版后很快成为西方读书界的畅销书，确立了罗素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正是被这本书的独特魅力所吸引而走上了哲学道路。
罗素认为，我们不能忽视历史知识的价值和意义，其原因在于历史学能“开阔我们的想象世界，是我们在思想上和情感上成为一个大的宇宙公民，而不仅仅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公民而已。它以这种方式，不仅有助于知识，而且有助于智慧。”哲学不仅追求知识，而且追求智慧。历史在这个根本点上与哲学是相通的。
罗素的历史哲学或他对历史的解说，既不是思辨的历史哲学，也不是分析的历史哲学。一方面，他并不凿空立论，想要为历史构造出一套思辨体系来；另一方面，他并不对历史命题进行逻辑或语言分析，也从不讨论历史认识的性质、可能性和客观有效性等问题。历史对于他只是朴素的事实，他经过对这些事实进行反思后，得出自己的理论和理解。像心理分析学家解释梦一样，罗素对历史学所做的工作，就是把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用人心之中最深邃的欲望作为一把钥匙来解开。因此，他对历史的理解，是根据他对人性的理解的一种看法，基本上是常识性的看法。他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前进的，由专制而民主、由愚昧而启蒙、有残暴而宽容、有迷信而科学，他的这个基调乃是得自反思的信念，而不是从某种思想体系或逻辑分析推导出来的结论。因此，罗素的历史哲学被悉尼·胡克称作是“反思的历史哲学。”
多元的人性论是罗素历史观的核心部分。他认为，研究历史就是研究人性，即人性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而历史作为一门学科，乃是人性动力学或人性发展史。罗素把人类的天性最后分解为三个不可简约的组成部分：占有欲（物质财富）权力欲（统治权力）和创造欲（智力活动）。在其多元论的历史观中，罗素特别强调权力欲的作用。在《权力：一个新的社会分析》中，他认为，“正统经济学家假设经济的利己主义可以当作是社会学的基本动机......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人类不但纯是受着物质享受的欲望的驱使的，往往“他们所要追求的是权利，并不是财富”，这时“他们的基本动机不是经济的”。因此罗素自称：“我所关心的是要证明，社会科学上的基本概念是权利”，而“权力也想能力一样，有许多形式”，它们“没有一样可视为附属于其它东西，没有一种形式是导源于其他形式的”。这就是说。权力欲和占有欲一样是根本性的，我们不能用其中的一个来解释另一个。所以，历史不能看成只是物质财富运动的一个函数。
在罗素看来，历史生命的内容是如此之丰富，乃至不可能被纳入到任何一个人理论框架内。人生的各种因素，如饮食、男女、贪婪、追逐享乐、权力斗争、虚荣心、创造欲等，都是本能，都在起作用，所以就都是人的行为的动因，从而也就是历史的动因。他无异于并且认为也不应该把这些都归纳为一个一元的理论结构。

Ⅵ 有关罗素《西方哲学史》的看法

牛津西方哲学史》是一部具有权威性和综合性的单卷本哲学史，充分体现了牛津版思想史著作的特点。该书包括古代哲学、中世纪哲学、从笛卡儿到康德的近代哲学、康德之后的欧洲大陆哲学、从密尔到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以及西方政治哲学。其作者皆为一流的哲学史家，以清晰精练的文笔，深入浅出地勾勒了博大精深的西方哲学的历程和重要思想。与充斥着“柏拉图说……”、“康德说……”的常见叙事方式不同，本书着重严格而清晰的分析，对厌倦了教科书式的表述方式的读者来说是相当有益的读物。无论是对思想史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还是专业学者，都会从中汲取到知识和灵感。

作者简介 ······
安东尼·肯尼（Anthony Kenny）爵士系牛津大学常务副校长，曾任贝列尔学院（Balliol College）院长和罗德学院（Rhodes House）院长。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肯尼一直是牛津大学哲学系成员，北且是许多美国大学的客座教授。他是英国科学院前任主席和英国图书馆馆长。

我对哲学了解有限。在我读过的哲学书中，罗素《西方哲学史》是最好的。这套书（共两本）讲道理，不武断，分析缜密，思路清晰，文笔劲健优雅，既是哲学史，也是罗素分析哲学的示范。这本哲学史注重源头，前苏格拉底和古希腊部分的分量很重。罗素说：“严格的说来，全部的西方哲学就是古希腊哲学。”

我很感谢这本书给我的启迪。从1981年到现在，我总是时不时翻一翻这本书。有时候我自以为独立地有了一点新看法，一翻罗素的书，发现他早就讲过了。不佩服不行。

罗素还有一本《西方的智慧》，成书时间比《西方哲学史》晚，内容也是西方哲学的历史，可以说是《西方哲学史》的简写本。但是罗素自己认为那是一本独立的新书。主要是附了不少图，很多时候用几何图形来阐述问题，以补文字论述的不足；另外就是补上了《西方哲学史》没有写进去的几个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如罗素的学生维特根斯坦。

如果你数学好，可能会更容易理解罗素。顺便说说，《西方的智慧》里面证明勾股定理的方法是我见过的最简洁的方法。

罗素的《人类的知识》我没有读完。我承认自己理解能力有限，只能读懂其中的一部分。

罗素对于现代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对于极权主义政治，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问题，对于马克思，对于现代科技特别是现代技术的危险性等等，都有清醒的认识。罗素有专著论述这些问题，不过他这些方面的思想也可以在《西方哲学史》里面读到一些。

楼上讲到的梯利《西方哲学史》我没有读过，希望以后能读到。

现代的欧洲大陆哲学似乎完全被黑格尔派统治了（当然也有例外）。这一派人有一种把简单事情复杂化的能力，他们每个人都乐于发明一套只有自己能懂的名词体系，以便使自己和读者晕头转向，从而显得深奥。我对现代欧洲大陆哲学家总的印象是：其中有些人不好算是哲学家，如罗兰巴特之类，他们只能算是文化批评家；而另外一些人简直就是在胡扯，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讲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相信维特根斯坦的那句话：“凡是可以讲的就可以讲清楚，对于不能讲的东西我们应该保持沉默。”

供你参考！

Ⅶ 如何评价哲学家罗素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这位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也是诺比尔奖获得者，一生的荣誉和赞誉无数，1949年，被授予勋章。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55年，以其为世界和平所做的工作被授予银梨奖杯。这些奖项和荣誉至高无上，也是他在青年时期和中年时期的早期所完成的著作而赢得的。1970年，在威尔士的家中去世。

Ⅷ 文学发展史在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有着怎样的联系

文学发展史和文艺学及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相互补充，相互佐证的关系！回文学发展史是文答艺学和文学理论的有机再现，换言之文学理论和文艺学依托文学发展史进行自我论证，参展文学发展史得出有力的理论概念。
而文学发展史又是文艺学和文学理论的客观表现！就好比电影和剧本，电影是在剧本的基础上演绎，而剧本的创作也是为了电影的演绎有目的，有针对性的撰写。

Ⅸ 文学批评的文学批评方法

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着力于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歪曲的揭露，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倾心于以女权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到8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尔瓦特的著作就以《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为题。从诗学的视角展开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成为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从文学语言、叙述方式、文体类型等视角，研究女性文学特有的表达方式。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努力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的“女性诗学”，在接受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诗学传统，努力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努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既关注女性的社会性地位和角色，也不放弃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性的研究；既强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诗性的分析与探究，又加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化的关注。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形式都不能是截然独立的，它与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正如肖尔瓦特所说的：“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它的另一对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肖尔瓦特《新女性主义批评》)既不能忘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妇女运动的背景，也不能无视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一、在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与理解中，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内涵、特征等有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奠定和拓展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在摆脱男权意识统治下的文学史写作传统中突出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三、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观照与研究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尤其注重对新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在关注女性意识和女性文本中，呈现出一道新的靓丽的风景线。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影响了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与显现，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
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缘于妇女解放运动不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在意于通过文学批评为争取女权的政治运动提供思想武器，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其说是对男权意识、男权政治的颠覆，倒不如说是意在对女性意识、女性文学的强调、推崇与展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始终基本囿于文学的范畴之内，并未走向文化学、政治学的视阈之中，在“双性同体”、“躯体写作”、“性别政治”等话语运用中，却也常常潜在地、不自觉地陷入了男性的视阈与价值体系的规范之中。
综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与现状，我们也看到其中存在着的一些不足之处：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中国的理论与话语。由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基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话语、方法基本沿用西方的，有时甚至可以说全盘照抄。由于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立足点等不同，由于东西方文化与女性文学本身的不同，在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中，常常有与文学实际的脱节疏离之处，甚至有时成为隔靴搔痒难以贴肉。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是基于对女权政治的关注，对妇女解放的关注，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某种视阈看是一种政治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因此大多忽略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很少从文学特性的角度研究女性文学，而往往仅从女性意识、性别抗争、女性命运、婚恋主题等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而甚少从文体特征、叙述方式、语言风格、象征隐喻等视阈展开批评，以致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疏离了诗性观照，仅仅成为了一种社会学的批评。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更为深入的文化观照与探析。女性文学的创作是深刻地烙着民族文化烙印的，每一个民族的女性文学总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一定的文化也规范着影响着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嬗变。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关注文化，从文化视阈观照女性文学，从女性文学视角探析文化的特性与流变，才能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加走向深入。 一种批评视角和方法，具有学理性而且具有可操作性才有意义。历史观作为文学批评的角度和方法，怎样以自己的独特性进入文学，抵达文学本身。以此来考察它的可操作性。
第一，依据历史观与文学中的结构处于同构状态的原理，将历史观作为概括和总结宏观文学现状的路径。
历史观作为对于历史的哲学思考，会渗透和辐射到各个精神层面。法国文学理论家戈德曼认为，社会精神结构是某些社会集团的精神框架的系统性的有规律性的精神表现。社会精神结构会映照到文学作品中，因为“作品世界的结构与某些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是同构的”(注：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页。)。怎样将社会精神结构与作品结构相联系呢?戈德曼在方法论意义上提出了“世界观”概念，他说：“世界观并不是直接的经验材料，相反它是理解人的思想的直接表现中那必不可少的概念的工作方法。”(注：戈德曼：《隐蔽的上帝》，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戈德曼自己说，他之所以关注帕斯卡尔、康德和拉辛，是源于从一种世界观出发考察的结果，“如果说构成帕斯卡尔、康德和拉辛著作的梗概结构的大部分主要因素是类似的，并且尽管这些作家作为活生生的经验的个体彼此各有不同，那么我们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即存在一种不再是纯个人的，并且通过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来的现实。这就是世界观，从我刚才提到的作者的具体情况来说，这就是悲剧观”(注：戈德曼：《隐蔽的上帝》，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在《隐蔽的上帝》史，戈德曼就是用“悲剧观”这一特定的世界观作为方法，来研究帕斯卡尔和拉辛的。“世界观”作为方法，对于作品及其体系有方法论意义，戈德曼自己说：“把世界观运用到本文上可以帮助他得出：1.所研究的一切著作中主要的东西。2.整部作品中各组成部分的意义。”(注：戈德曼：《隐蔽的上帝》，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第一点是说世界观的作用在于对作品的选择，第二点是说世界观对于进入作品的方式的意义。将历史观作为概括和总结宏观文学现状的路径，也就意味着以历史观作为筛选原则，在复杂纷繁的文学事实中，筛选出与历史观具有潜在联系的作品，作为“所研究的一切著作中主要的东西”。
第二，历史观可以在承续性、整体性的背景中研究文学，同时，也能够发现文学现实中断裂性和偶然性因素。也就是说历史观可以激活一些现在处于隐蔽状态，而在未来可能成为显现状态的因素，这是一种发现的功能。对这种功能的意识可以转换为操作方法。
比如，在表现知识分子的小说里，出现了知识分子彻底地回归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充斥于他们的心灵，从而断开了中国文学传统尤其是五四文学传统中“兼济天下”、“天降大任于斯人”的链条，这一现象横向地与当代生活的欲望化世俗化相吻合。如果我们将历史观作为如福柯所谓的功能概念，来探寻文学的谱系，那么，文学中这样的无法进入历史传统链条的、没有因果性和必然性的现象就会浮出历史地表“非常态”就呈现出来了。诚然，就我国当代文化乃至文学的知识型的现实状况来看，还是以追求意义为其主要特点。但是，在常态中也有“非常态”。历史观能够帮助我们发现飘散在文化空间中的这些脱出常轨的文化碎片，更接近文学的真实面目。
第三，分解历史观的多层内涵，并注入在“包括一切的某种结构”中的各个层面，作为分析的途径。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提出，文学作品乃至一切艺术品，“是一个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7页。)。这个符号体系是个多层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历史观作为方法可以分别在“意象和隐喻”、“诗的特殊的世界”等层面切入。
首先，在“意象和隐喻，即所有文体风格中可表现诗的最核心的部分”(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65页。)，依据戈德曼社会精神结构与文本结构同构的思路，分析历史观中诸如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观念与“意象”和“隐喻”的复杂关系，就是以社会精神结构作为理解“意象”和“隐喻”的框架与背景，将“意象”和“隐喻”与社会精神结构联系起来思考。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大的隐喻系统，任何“意象”和“隐喻”都可以置于文化本身的大的隐喻系统之中。从历史观角度嵌入，对于“所有文体风格中可表现诗的最核心的部分”，从新的维度，提出新的理解，这是横的方面。当然，也可以提供纵向的思路，分析“意象”和“隐喻”演变的轨迹(注：这里所用的“宏隐喻”的思想，即文化学意义上的隐喻，参见季广茂《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高等教育出版杜1998年版。)。
其次，在“存在于象征和象征系统中的诗的特殊‘世界’”的层面，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认为这个特殊“世界”的层面是某一个“观点”看到的世界，“观点”就隐含在这个世界中，而且，“形而上性质”也不是独立在这个“世界”之外的，恰恰是这个世界可以引申出来的。这个思想体现出对“看出”或者“听出”的主体作用的重视，也就自然地将问题引向了主体方面，那么，就可以引申出主体的相应的历史观念，历史观念决定了从什么角度“看出”世界。这种历史观念给作家提供“看”的自觉性，“看”赋予了空间以题材的意义，给出了形象的可能性。例如，藏族作家阿来写作《尘埃落定》，他的历史观念是，人，无论是藏人还是汉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人或者“人的过程”的特殊性和普遍意义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人类的意义远远大于民族的意义。依据这样的历史观所创造的“尘埃”这一意象，笼罩了全篇，成为他的藏族土司世界的“缩影”。这个意象的寓意是：人是尘埃，人生是尘埃，战争是尘埃，情欲是尘埃，财富是尘埃，历史进程的某些环节也可能是尘埃，像尘埃那样升腾、飞扬、散落，始于大地而最终回归大地……这便是宇宙的无休止的歌唱，往复循环，苍凉而又凄楚。而人的过程就融化在这普遍的历史感之中。
现象学家茵伽登在当初提出文学作品存在的四个层次思想时，在第四个层次，也就是一个由艺术作品的内在结构所建立起来的“另外的世界”的层次，茵伽登认为，这个世界“需要一整套特定的主观过程，这是读者、表演者或观众在客体化的过程中所要完成的事情，这一过程要求这些人的积极参与，把他们的全部经验能力都汇合在一起，按照有意识的形式进行意向性的综合活动”(注：转引自朱狄《当代西方美学》，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4页。)。这种“共同创造”的理论对后来文学的结构主义理论有很大的影响。我想提出的是，这个“共同创造”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证明，我们从历史观的角度分析文学作品的可行性，这确实是一个新的文学批评维度。 印象批评是一种依据审美直觉，专注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创造性地表现批评家的主观印象和瞬间感受的批评方法。
一、西方印象批评
（一）西方印象批评渊源
1、印象主义文艺思潮
印象主义绘画、音乐、文学等。
2、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和审美直觉理论
叔本华：“直觉是一切证据的最高源泉。”
柏格森的审美直觉理论
艺术家对自然的认识不是通过类型化的、共性的、静态的符号和概念，而是在具体的、生动的、独特的和直接的感受中获得的，这种感受就是直觉。
（二）西方印象批评的确立
1、印象批评的萌芽（18世纪末19世纪初）
代表人物：[英]：兰姆、赫兹利特
[法]：勒美脱尔、圣伯夫
赫兹利特：“我说我想的，我想我感觉的。我无法不从事物采取某些印象；而我有足够的勇气说出（多少有点唐突）我的印象。”
勒美脱尔认为，批评家力所能及的就是“说出具体的艺术作品在一定时刻给我们留下的印象”。
圣伯夫认为文学批评是“间接吐出藏诸内心的诗”，“我所期望与实行的文学批评，是发明与永远创造。”
2、19世纪末印象批评的确立
代表人物：法国作家法朗士
法朗士《文学生活》“序言”中很坦白地说，批评家应该声明：“各位先生，我将借着莎士比亚，借着拉辛来谈论我自己”。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 。
二、中国传统印象式批评
（一）中国传统印象式批评的特点
1、意会体悟
“熟读玩味，自见其趣”
“不落言荃，自明妙理”
2、以形象说诗
采用比喻的方式，取譬引喻，将幽微的心理体验化为某种感官形象。
悲慨：大风卷水，林木为摧
典雅：白云初晴，幽鸟相逐
金圣叹：“前文何等匆遽，此文何等舒缓，疾雷激电之后，偏接一番烟霏云卷之态，极尽笔墨之致”
3、批评主体：
品评者大多集作、赏、评于一身，如严羽、司空图等人。他们这种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具有比一般人更为敏锐、细腻的艺术感悟能力和体味能力。
三、印象批评在中国的发展
（一）中国现代印象批评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
周作人：真的文艺批评，本身便应是一篇文艺，写出著作对于某一作品的印象与鉴赏，决不是偏于理智的论断。
李健吾：批评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是一种体现自我价值或意义的创造性活动。自我是批评的最高准则。
（二）中国当代印象批评
1、中国当代印象批评特点：怀疑精神、个性意识。
批评不是指令性的，而是描述性的，不是评判性的，而是创造性的。批评与其说是对文本的阐释，不如说是对文本的自我认识、自我发现、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吴亮《文学的选择》
文学批评是一门艺术。——贺兴安《评论：独立的艺术世界》
四、印象批评的基本特征
推崇主体的创造性和个性色彩、强调批评过程中的印象和直觉、突出批评的审美特性
（一）推崇主体的创造性与个性色彩
批评标准
什么是批评的标准？没有。若有的话，不是别的，便是自我。 ——李健吾
批评的个性化：
当批评主体面对作品的时候，可以自由地舒展自己的个性，将自身的独特感受、内心体验、个性气质融入到批评过程中去，只有充满个性化的批评才是真正的批评。
批评与对象的关系：
在描述印象的实践中，批判对象已经不重要了，文学作品不过是批评者借以表现自我的材料。
“在王尔德的文章中，批评不再与它的对象有着必然的关系；批评变成了生平传略、即兴发挥、随意幻想。”——韦勒克
（二）强调批评过程中的印象和直觉
1、批评是一种直觉的鉴赏。
所谓直觉，是一种接近本能的感性活动。它可以完全不通过概念、推理等任何逻辑中介而在瞬间把握事物的本质，具有直接、迅速、综合的特征。
2、注重个人对作品的瞬间反应
“ 批评一篇作品，不过是一个心地率直的读者喊出他从某作品所得的印象而已。”——《茅盾文艺杂论集》
3、强调对作品的整体把握。
“临到欣赏一件作品，一个批评家首先应当注目的，不是字句，却是全体。”——李健吾
4、对批评中的理性认识持排斥态度。
批评中最有价值的是批评者在对艺术作品的感觉经验的刹那间所获得的美感，而不是某种理论概念或理论体系。
诗人的彩虹：用感觉去描绘彩虹的神奇和瑰丽
牛顿的彩虹：用光谱和折射率来分析彩虹的。
（三）突出批评的审美特性
1、把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作为突出的甚至唯一的考察对象。
2、批评的任务就是发掘作品的审美内涵，进行美的再创造。
“要使事物显得美好动人，这比道出事物的真相永远重要一百万倍。”——门肯《批评的过程》
3、在感受对象的审美特性时，特别注重作品的艺术形式之美，如情调之美，境界之美，结构之美，语言之美，较少关心作品所揭示的社会生活。
“ 诗的真正特质，诗歌的快感，决不是来自主题，而是来自对韵文的独创性运用。”——王尔德
五、印象批评的应用
（一）描述印象的基本步骤
要求批评主体主要凭艺术直觉捕捉对批评对象的印象和感受，并把这种印象用美妙的词语描述出来。这种批评实践尤其强调批评主体的艺术感受力。
获取印象：获取的不是一般印象，应是具有某种独特性的印象。
理性表述：批评主体须对印象加以条理化，使之具有理性内涵，其中包括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和发现。
（二）描述印象的方式
1、整体感受
例证：
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小说其中爱情的痛苦、迷恋、残酷、执著，曾经如此令人吃惊地描述出来。《呼啸山庄》使我想起埃尔·格里科的那些伟大的绘画中的一幅，在那幅画上是一片乌云下的昏暗的荒瘠土地的景色，雷声隆隆拖长了的憔悴的人影东歪西倒，被一种不是属于尘世间的情绪弄得恍恍惚惚，他们屏息着。铅色的天空掠过一道闪电，给这一情景加上最后一笔，增添了神秘的恐怖之感。——毛姆
2、边评边述
例证：
首先，这里没有巍峨的高山，没有一望无际的远景，没有激流，也没有瀑布，只有内心柔和而平静的悸动，……小路蜿蜒的平平常常的丘陵，炊烟袅袅的茅屋，在睡莲下潺潺而流的小溪，红果点缀的树丛，玫瑰下摇曳的雏菊。一片浮云在麦田下投下阴影，一只鹳鸟在哥特式的塔楼上栖息。这就是一切。尔后，为使画面生动，一只青蛙在灯心草间跳动，一位少女在阳光下嬉戏，蜥蜴在午间取暖，云雀在垅间飞起，乌鸦在篱笆下啁啾，蜜蜂在嗡嗡地采蜜。过去六个月的美丽的乡间之忆。凡此种种，就像是青春时代的晨曦，像是一种欲望，一行泪水，几句情话，像是一位淑女清晰地被勾画出的轮廓，像是一首胖墩墩圆乎乎的孩提诗，但缺少肌肉。继续往下读，画面变得更加稳定，棱角分明，骨骼突出，最后到达一个半魔怪、半时髦的传说，名为阿贝杜斯。——[法]戈蒂耶：《〈阿贝杜斯〉序言》
六、印象批评评述
（一）印象批评的优势
1、印象批评强调批评的主体意识，主张批评中的自由心态，追求批评的独立品格，从而提高了批评的地位。
2、印象批评突出批评家的直觉和个人感受，而直觉的介入将使其批评见解获得某种生动性和尖锐性，增加了批评的活力。
3、印象批评对审美特性的注重和追求将促使文学批评更好地把握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同时使批评本身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二）印象批评的主要流弊
1、印象批评过分强调印象，易产生随意性否定文学作品客观性的倾向。
2、印象批评排斥理性因素，因此评论往往停留在艺术的表面，很难深入系统地研究作品以把握作品的内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