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如何评价历史之父希罗多德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前424年)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史学家，西塞罗称之为“历史之父版”。对于西方史学而言，希罗权多德无愧于这一称号。他的代表作《历史》(又称《希波战争史》)奠定了古希腊史学的基础。希罗多德的名字是和历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首先创立了西方历史编纂学上的一种正宗体裁，并开始运用历史批判的方法撰述历史。希罗多德在西方，希罗多德第一次在传闻与信史之间划出界限，使西方出现了真正的历史学，在西方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了“历史之父”以外，西方学者还常常给他戴上“考古学之父”、“人类学之父”、“地理学之父”、“散文学之父”、“民俗学之父”、“旅行家之父”等一大串桂冠，被称为这些学科的权威或鼻祖。
㈡ 希罗多德的历史体现了怎么样的历史观
希罗多德在搜集史料和考证史料方面是一位严肃认真、态度严谨的学者，而在叙事抒内情方面又表现出诗人的容风范，兼有学者和诗人两者之长。他用爱奥尼亚方言、采取散文的形式进行写作，词汇丰富、文笔华美；叙事简明扼要，文章晓畅可颂且有韵致；同时他还巧妙地运用了对比和故事插叙的描写手法，堪称语文大匠。特别是他对温泉关战役和萨拉密战役的描写，真是气势恢宏、有声有色，是古典历史名篇中的上乘佳作。因此，《希波战争史》一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还开创了西方历史写作中的叙述体体裁，成为西方历史著作的正宗
㈢ 大家有看了希罗多德的《历史》的吗看完之后有什么感想
希罗多德历史
希罗多德的《历史》是西方史上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故事的精彩和丰富性可以和《史记》相比较的。这本书开篇就说,“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采”,而《史记》则只在最后的太史公自序才很谦虚也很骄傲的说“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世圣人君子”。
这里有这样的比较,《历史》关注人类,为人类的功业赞叹不已,认为应该使这些功业为人传诵。《史记》则要传达“一家之言”,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已经有孔子的《春秋》臧否人物,“修旧起废”,使“学者则之”的气概。这是不是可以说是一种“主题先行”呢？
因此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有一些有趣的论题,可却没有被《史记》涉及。例如《历史》中说,埃及人相信自己是全人类当中最古老的民族,普撒美提科斯成为国王的时候（公元前664年）,埃及人曾经想知道这一点,于是普撒美提科斯找了两个婴儿,一生下来就交给一个牧羊人,叫他把他们放在羊群当中哺育,但不许任何人在这两个婴儿面前说一句话,为的是知道他们一生下来第一次说出的话是什么。两年过后,牧羊人把孩子领到国王面前,结果听到这两个孩子说着一个“倍科斯”的音,国王于是调查这是哪个民族的话,结果发现这是普里吉亚人的“面包”这个词,于是埃及人就放弃先前的说法,转而认为普里吉亚人是最古老的民族。这种关于人类的好奇心的记载,在中国相类似的可能是关于纣王的传说。传说中纣王为了知道怀胎的是男或女,而下令将妇女剖腹,为了知道老人和年轻人的骨质区别而将两个人的腿骨砍开。而且普撒美提科斯的这场实验也带有无视这两个婴儿的权益的成分,还有更为冷酷的版本说,他是叫一些被割去舌头的妇女来哺育婴儿的。这是希罗多德记录的埃及人自己的故事了,而希罗多德本人为了证实埃及人是最古老的民族,还来到埃及的邻居,了解到埃及的纪年,月份的划分等等都是“最先的”。而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很少看到类似希罗多德那样的对于人类的好奇心的记载。是中国历史上缺乏好奇心这种东西吗？也许是两个地方的历史学家兴趣不同而已。
在对埃及的地理和历史的考察中,还提到了希腊人对尼罗河每年泛滥一次从而给埃及带来灌溉水和肥沃土地的现象所做的解释,这一记载有这些可以注意的特点,第一,这些观点并不是希罗多德的,第二,他记载了不同的说法,尽管他认为有的不值得相信,第三,这纯粹是关于自然现象的,并不是任何“究天人之际”,“可以知得失”的努力。第四,在提到这些观点之后,他自己也忍不住着手来解释这个现象。这使得这场解释进行得就象一个学术论文一样：收集关于这个事物的观点并加以评判,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这种情形多次出现。但在埃及的记叙中,希罗多德并没有罗列和追究埃及历史上国王的谱系,而《史记》在开篇的黄帝本纪则不然。尽管希罗多德曾经造访祭司并听说了埃及王国的起源。我想这并不是希罗多德不相信这个谱系,只能说是希罗多德对这个谱系不感兴趣,也许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埃及人的缘故？而对于太史公,我想是因为其家世可以追溯到“昔在颛臾”的被黄帝族系任命为司天或司地的“南正重”“北正黎”,则很难克制对旧日主子--黄帝家族的兴趣。
《历史》中还有一个精彩故事,说的是冈比西斯死在远征埃及的征途中之后,大流士等波斯贵族行刺纂位的玛哥斯僧,夺回波斯的统治权。故事的精彩部分在当七个起义的贵族平定局势之后,讨论波斯的统治权的时候,一个名叫欧塔涅斯的贵族说,“我认为应该停止使一个人进行独裁的统治,因为这既不是一件快活事,也不是一件好事当一个人愿意怎样做便怎样做而自己对所做的事又可以毫不负责的时候,那么这种独裁的统治有什么好处呢？把这种权力给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他也会脱离他的正常心情的...相反的,人民统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它那美好的名声,那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那样也不会产生一个国王所易犯的错误...,任职的人对他们任上所做的一切负责,而一切意见均交给人民大众加以裁决。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废掉独裁政治并增加人民的权力,因为一切事情是必须取决于公众的”。美伽比佐斯则反对民主制,主张实行寡头统治,他说,“没有比不好对付的群众更愚蠢和横暴无礼的了,把我们自己从一个暴君的横暴无礼的统治下拯救出来,却又用它来换取那肆无忌惮的人民大众的专擅,那是不能容忍的事情...民众既然不知道,自己也不能看到什么是最好的和最妥当的,而是象一条泛滥的河流那样盲目向前奔流,那他们怎么能懂得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还是让我们选一批最优秀的人物,把政权交给他们罢,我们自己也可以加入这一批人物”,大流士则主张独裁,他说,“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最优秀的人物的统治更好的,他能够完美无缺的统治人民,为对付敌人而制定的计划又可以隐藏得最严密”,他在论证民主或者寡头制由于互相争斗都会最终导致独裁之后,说“总而言之,请告诉我,我们的自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谁赐予的--是民众,是寡头,还是一个单独的统治者？...再说,我们也不应该废弃我们父祖的优良法制”,结果,大流士的意见以4：3被通过,在决定这个独裁者应该是谁的时候,七个贵族还约法三章：一,首义者欧塔涅斯,他明确表示他及他的后代不能被未来的国王支配,每年将得到奖赏,二,七个人可以不经通报就进入皇宫,除非国王正在和一个女人睡觉；三,国王必须在同谋者的家族里选择妻子。
他们进行了一次比试,他们在一个清晨来到市郊,结果大流士的马首先嘶鸣起来,据说是因为马夫在那个时候把摩擦过母马阴部的手放到了大流士的马的鼻子上。按照约定大流士当上了国王。
这个故事看了之后,让人很想知道波斯人自己是怎么记载自己英明神武的君王登基的。我想他们的记载应该象《史记》那样庄严华丽,“大流士者,苏撒人也。其母梦与神遇,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宙斯于其上焉。已而有身,遂产大流士”。“大流士生而神灵,弱而能言,成而聪明”等等。
关于人类适合的政治制度是什么,人类能有选择权的时刻非常的少,波斯人的经历是一次。那一次争辩激烈,却都很有君子之风。还有一次是华盛顿在建立美国时的“为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中国可以相比较的时刻也不多,可能是1911年,当清朝皇室表示“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时,国内势力一致赞同共和民主,却纷争不止,充满暴力,龌龊之处远胜大流士马夫的手,这也是深可诧异的。
转引自:http://www.wsjk.com.cn/gb/paper19/37/class001900005/hwz1934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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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介绍一下希罗多德
在古罗马时代,希罗多德就被誉为“ 历史之父 ”。所著《历史》一书,共9卷。1～5卷第28章，叙述西亚、北非及希腊诸地区之历史、地理及民族习俗、风土人情。第5卷第29章起，主要叙述波斯人和希腊人在公元前478年以前数十年间的战争。书名和分卷方法均出自希腊化时代的学者之手。该书也是一部文学作品，书中众多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亦作《希腊波斯战争史》。 希罗多德在欧洲史坛最先对史料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分析批判态度，而不是盲目相信一切传闻。他创造了叙述历史的新方法，把记载史实和加以阐释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历史事件，希罗多德并没有首尾一贯地解释发生的原因，时而诉诸神的意志和命运，时而认为取决于个别人物的才能，也有时借助于对历史或地理情况的分析。希罗多德虽然推崇雅典民主，但充分肯定古代亚非人民的文化成就。 公元前四百多年，意大利南部的塔林敦海湾岸边高地上，一座新的坟墓面向着大海。经过的人，都会在坟前默默地站立致敬。墓前的石碑上刻着这样的铭文：“这座坟墓里埋葬着吕克瑟司的儿子希罗多德的骸骨。”他是用伊奥尼亚方言写作的历史学家之中最优秀者，他是在多里亚人的国度里长大的，可是为了逃避无法忍受的流言蜚语，他使图里奥伊变成了自己的故乡。” 这位客死异乡的人，是伟大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他因《历史》一书得到了人们无比的崇敬。
㈤ 如何评价西方古典史学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及其贡献
西方古典史学的奠基人有两个：
一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希罗多德，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希专腊诸属城邦和第一波斯帝国两大文明碰撞的时代；
希罗多德在游历了地中海沿岸和近东地区后，写出了西方史学的不朽名著《希腊波斯战争史》，简称《历史》，此书记述了希腊波斯的战争历史以及两国的风土人文，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
希罗多德同时也是开创历史事件记述和批判史料的第一人，因此被尊为“历史之父”，其在西方史学上的地位和我国的司马迁相近；
二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修昔底德，“尽管修昔底德比希罗多德只晚生了25年，但他们两人对历史的理解却大不相同；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
㈥ 如何评价古希腊史学
一、城邦文明与航海文明
西方古典史学，主要指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史学，它们是整个西方史学，尤其是近代以来的西方史学的母体。而拥有“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古希腊史学更可以说是西方古典史学的核心，整个西方史学的本源。
古希腊的范围大致包括了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沿岸，既没有宽广的大河，也没有广袤的平原，纵横的山脉、交错的水网，造就了希腊与大河文明和草原文明截然不同的城邦文明。
古希腊的城邦文明在世界历史上都是非常独特的。这些小国寡民的城邦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大部分实行主权在公民的民主政治。在这种具有明显自治性质的城邦中，每个公民都有高度的自我意识，这导致了古希腊人本主义的诞生，但是这种自我意识与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完全没有冲突，而是高度地结合在了一起，产生了被希腊人普遍推崇的爱国主义。人本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结合，是古希腊史学产生的重要因素。人本主义促使古希腊人更多地思考人事，探究社会，爱国主义则直接促进了一些历史著作的诞生。
如果说城邦文明是古希腊文明的静态载体的话，航海文明则是古希腊文明的动态特征。多山、多水、少良田、三面临海的地理环境，促使古希腊人勇敢地走出希腊半岛，向隔海相望的小亚细亚、北非开始了贸易和殖民的开拓历程。早在希腊文明兴起前三千年，古代的埃及人、印度人、希伯来人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文明，也有了自己的史学。希腊接触到了先进而古老的东方文明，经过了东方阶段，在文化上实现了巨大的进步，也为史学的产生做好了文化水平的准备。
二、从神话到史话
对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来说，神话都是史学的前身。
古希腊神话是世界文明宝库中的瑰宝，其宏大的构架、丰富的人物、瑰丽的幻想，另无数读者为之赞叹，其中“神人同形同性论”是古希腊深化的重要特色。与许多民族的神话相比，希腊神话中的众神少了几分庄严与神圣，褪去了神性的外衣，展露出了丰富的人性，这是希腊人文主义在希腊意识形态领域的早期反映，对后来的希腊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与神话同样傲视世界的，是古希腊的史诗，与神话相比，它更多了几分“史”的内涵，是史学产生前的一个重要阶段。古希腊《荷马史诗》的地位，无论是在文学、史学、民族学等方面，都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具有重要的价值。而贯穿全诗的对历史的探究精神，是史学产生的重要条件。
经过了本土文化的发展以及东方化的影响，古希腊的史学已经是呼之欲出了终于，在公元前4世纪诞生在了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地区。
爱奥尼亚地区是希腊人中的一支爱奥尼亚人在小亚细亚建立的殖民地。那里土地肥沃、交通便利，因此商业、手工业发达，成为了感受东方文化的一个窗口，也成为了希腊文化兴起之地，享誉后世的泰勒斯、赫拉克利特都是爱奥尼亚地区人。
随着文化的发展，到公元前6世纪，爱奥尼亚地区出现了许多用散文写作的记事家，他们的作品多是神话传说、家族谱系、风土人情等等，有的纪事家甚至已经把他们的作品冠以“史”名如《波斯史》、《希腊史》等等。但是这些作品大多是作者的见闻记录，半真实、半故事，还不是真正的史学作品，因此后人有的称其为“史话家”。
米利都人赫克泰阿斯便是一名杰出的史话家。他曾经说：“只有我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我才它记载下来。”这里已经包含了史学辨伪求真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事实上，史话家和史学家之间已经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只要向前再突破一下，就可以完成向史学家的质变，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有一个史话家这么做了，他，就是希罗多德。
三、古希腊三大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斯，色诺芬。
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的古罗马政治家、文学家西塞罗用“史学之父”这个词，最简洁地概括出了希罗多德在西方文明史中的历史地位。
希罗多德（前484年—前425年）出生于哈利卡纳苏斯的一个贵族家庭，自幼接受良好教育， 30岁左右，他开始游历各国，收集了不少地方的风情、传说、历史资料，这些后来成为了他《历史》一书前半部分的重要来源。公元447年前后，希罗多德来到雅典，此时的雅典经过了希波战争的胜利，正走向全盛时期，受到那里气氛的感染，希罗多德决定写一部希波战争的历史。到前425年他逝世之前，这本《历史》基本完成。《历史》一书描述了当时希腊所接触到的“世界”以及战争的原因，战争的过程。全书内容丰富，体例宏大，比较完整地记载了古代世界近20过国家、地区的社会状况，也确立了后来成为西方历史著作编纂体例的叙述体。更重要的是，希罗多德在该书中已经能够初步运用史料批判方法，对于他认为不实的或者不能肯定的内容，他总会声明：“我是不能相信这个说法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其事”。这说明希罗多德已经把求真作为写作的重要原则，这也是史学与史话的根本区别之一。除了确立了求真的原则以外，《历史》一书中还着重探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修昔底斯（前460年—前396年）是雅典的贵族子弟，曾当选十将军成员，但由于被控通敌而遭长达20年之久的流放。
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修昔底斯就开始收集各种资料打算写一部战争史，并为该书耗费了毕生精力，遗憾的是到他去世时，这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仍然没有完成。修昔底德能将持续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看成一个整体，这已经超过了同时代许多大家，可以看到他出众的史识。与希罗多德创立了包罗万象的社会史体例不同，他集中叙述了整个战争的过程而将与战争没有关系的内容完全删除，突出事件和任务，开创了政治军事史的传统。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史料批判方面，他重视辨析和考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完整的方法，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为真正的具有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在史观方面，修昔底斯的作品中人本精神拥有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他试图用人事而非天命去探究战争的成败得失、前因后果以及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方面无疑比仍然残留着大量天命因素的《历史》又有了进步。
色诺芬是古希腊的多产史学家，他的代表作主要有《希腊史》和《长征记》。
《希腊史》是他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写的续作，不过与修昔底德不同，他在政治上是倾向斯巴达的。他的《长征记》更有特色，也更有价值。该书，记载了他带领希腊雇佣兵参加波斯的王位之争后征战回过的经历，并记录了沿途的见闻和风土人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由于该书记录了大量的战术内容，也被认为是西方历史上最早的军事理论著作。从史观上来说，色诺芬尤其重视社会经济生活的作用，在其作品中花了不少精力来论述相关问题，“经济”一词也是他最早使用的。
四、希腊时代的落幕
在色诺芬之后，“修辞学派”一度成为希腊史学的主流，该学派的特点是重视文字优美，但是在求实和严谨上却大为逊色。但是其“泛希腊”观念的提出，突破了城邦的束缚，是西方史学观念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在马其顿时期，希腊的史学随着马其顿的征伐传播到了更远的地区，同时也接触到了广大地区的文化，出现了研究印度历史的著作。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时期一直没有出现堪称巨匠的历史学家和堪称巨作的历史学著作。直到公元2世纪时，才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波里比阿。
波里比阿（公元前201年—前120年）希腊麦加罗城人，有“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的称号。年轻时，他作为希腊送往罗马的人质，以他的才学和人品得到了罗马人的尊重，尤其得到小西庇阿的优待，以后他又在罗马国内和周围游历，扩展了视野，又获得进入罗马国家档案库的权利，获得了许多珍贵的资料，为他写《通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波里比阿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历史视野的扩大，将原来的希腊世界扩大到了范围更广泛的罗马世界；历史思想的发展，尤其是非常重视历史的实用性；历史方法的进步，提出了相当合乎科学要求的史学方法。
在波里比阿生活的公元前2世纪，希腊成为了罗马版图的一个部分，希腊文明也逐渐被纳入了罗马文明的体系中。
虽然波里比阿是希腊人，但是回顾他的一生，他的主要经历更多的是与罗马有关系，他的成就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罗马的经历，甚至他的《通史》也有《罗马史》的别称。
波里比阿是古希腊时期最后一为伟大的史学家，也是罗马时代的第一位希腊的大史学家。波里比阿或许是一个界标，在这之后，希腊的时代终于结束了，罗马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㈦ 居鲁士大帝的历史评价是怎样的
居鲁士在位29年（约公元前558——前529年），但最后究竟是怎样死去的，却回始终是个历史答之谜。
据古代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居鲁士在占领巴比伦之后，转而向东北进军，以降服中亚的游牧民族。
希罗多德说，这是“蛮人”（非希腊人）所进行的“最激烈的一次战争”。
波斯军队大部分战死，居鲁士本人也战死在疆场。
战斗结束后马萨革泰女王托米丽斯为报子仇，用革囊盛满人血，然后在波斯阵亡者的尸体中间找到居鲁士的尸体，将其首级割下放在她那只盛血的革囊里。
然而虎父无犬子，他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很快打败了马萨革泰女王，并抢回了父亲的遗体。
居鲁士的遗体归葬故都帕萨尔加迪（位于今伊朗法尔斯省），他赢得了永久的尊敬。
200年后，灭亡波斯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从希腊东征到此，不仅没有毁坏他的陵墓，相反还下令加以修葺。
居鲁士陵2500年来屹立不倒，在陵墓旁的一根柱子上，一段铭文至今仍清晰可见：“是居鲁士王，阿契美尼德宗室。
”
㈧ 谁有希罗多德的《历史》 ，急求~
希罗多德与《历史》
生平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5—425年）是早期希腊史学家中最具代表性的，这主要是由于他写的《历史》或《希波战争中》一书是第一部完整流传下来的古希腊史著，因此为后世史家提供了一个模仿和遵循的范式。古罗马政治家和大学者西塞罗曾高度评价他的贡献，称其为“历史之父”。但古代也有一些权威对他很不以为然，谓之“谎言之父”。著名史家普鲁塔克专门撰写一文《论希罗多德的阴险》，指责他任意歪曲事实真相。从现代史学发展的水平看，历史之父与谎言之父的评定都不准备。
希罗多德个人生平材料很少，从他的著作和后人零星记载中可知他是小亚细亚南部多利安人殖民地邦哈利卡纳苏（现土耳其西南部的伯德鲁姆）人氏，出身殷实家庭，母亲是当地卡里亚人。哈利卡纳苏的希腊人同当地人结亲是习见的现象。这种民族杂居和融合或许是希罗多德毫无民族偏见的原因之一。早年的希罗多德看来生活在一个有教养的家族中，其父母给了他良好的教育条件，他的叔父帕尼阿西斯(Panyassis)是诗人和史家。家庭背景往往影响一个人一生的选择，小希罗多德后来所显露出的对诗歌和历史两方面的造诣与此不无关系。青年时期的希罗多德曾参与城邦政治斗争，反对僭主吕格达米斯，失败后遭放逐。他的这一政治经历似乎决定了他对希腊政体的价值评估。在他的《历史》中始终对民主制持肯定态度，对自由充满感情。这样的政治立场在古希腊思想家中并不多见，因为大多数思想家是古希腊民主政体的批评者和贵族共和制的拥护者。可能在放逐时期，也可能在此前后，希罗多德进行过广泛的旅游，到过埃及、巴勒斯坦、两河流域、南俄、希腊半岛等地，并长期在雅典居住，同雅典著名民主派政治家伯利克里过从甚密。据说在伯利克里建议下，他参加雅典开发南意大利殖民地图利依的活动（公元前443年），从而又去过西西里和意大利半岛。他的去世时间和地点目前也属悬案，仅可以肯定他死于伯利克里之后，即公元前429年以后。他动笔写作《历史》大概是在雅典逗留期间，挂笔则已是图利依的居民了。
著述
希罗多德选择希波战争为自己调查研究的课题不是偶然的。他的大半生、尤其是他人生观形成的整个少年和青年时期都处在那场战争的巨大漩锅之中。哈利卡纳苏是参战邦，被裹胁进波斯的入侵大军。战争旷日持久，影响到东地中海地区整整两代以上的希腊人，形成他们一生难以解脱的情结。因此经历过战争的早期希腊史家都对战争表现了浓厚兴趣，相当多的选题围绕着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希罗多德当然不会例外。他肯定很早便蓄志为战争作史并在各地云游期间有的放矢地收集相关史料。如果不是久已立志，《历史》中那样广博集中的史料是不可能得到的。他的自觉、他的记史责任心鲜明地写在《历史》的首页上：“这里发表的是哈利卡纳苏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发表它们是为了记住希腊人和异邦人所创造的令人惊异的各个成就，不致因年代久远而湮没无闻。特别要说明他们发生冲突的原因。”在这里希罗多德第一次提出史学的基本任务——记载和解释，即记住人类的创造活动，揭示重大事件的因果关系。他特别指出《历史》是经过他头脑思考加工的产物，不是简单的记忆。
现今流传的《历史》共计9卷，各卷内的小结构显得松散，具体叙述常常走题，但大结构仍能坚持探询希波战争的原因与记述人类功业的主题。9卷之间始终维持着一种比较紧凑清晰的逻辑关系。头4卷和第5卷前27节是关于战争的背景介绍，占去全书一半篇幅，好象戏剧中冗长的开场白，绕来绕去，不厌其详，透着希罗多德追根问底的苦心。所幸希罗多德有高超的叙事技巧，摆脱了束缚手脚的编年手法，运用史诗和戏剧变换时空的特长，晓畅生动的语言，引人入胜的史事情节，克服了冗长可能带给读者或听众（古希腊因书写材料和复制书本技术的局限，一部著作的发表并得到社会的承认往往取决于作者在公共场合的朗读）的烦闷。读《历史》似乎在和希罗多德一同漫步，眼睛注视着他的面孔，耳际盘桓着他的声音，随他漫游地中海世界，徜徉在遥远的过去。史诗和戏剧手法给全书涂上了一层艺术色彩，从而引起了不少人对希罗多德作为史家的非议。
《历史》的正文是从希腊人与异邦人的第一次冲突开始的。然后发展到小亚强国吕底亚征服爱琴海东岸的希腊城邦，牵引出吕底亚的历史，国王克洛索斯与波斯国王居鲁士的恩怨及战争。从居鲁士又自然而然地转入波斯史，由居鲁士的传奇经历到波斯的崛起和扩张。随着波斯版图的延展，希罗多德的笔穿行在埃及、黑海沿岸、阿拉伯半岛、利比亚等广大地区，绘声绘色地讲说各地的政治沿革、地理风貌、人文景观、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政治史和社会文化史信息，从而托出希腊人将要与之对阵的波斯帝国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反衬希腊人“令人惊异”的功业之伟大。在第5卷第28节，希罗多德的笔锋一转，开始叙述战争的近因，即以米利都为首的小亚希腊人发动反波斯暴动，雅典和埃列特里亚的出兵，大流士的无情镇压，波斯三次入寇希腊半岛，从马拉松会战、温泉关血战、萨拉米海战、普拉提亚会战到公元前479年米卡列海战希腊联军转守为攻，一反前半部的疏散，集中描绘出一幅又一幅关于战争的瑰丽画卷。第9卷结尾，也是全书的结尾十分唐突，再次在小范围内脱离主题，旁生出有关居鲁士的一段掌故。若按先前的经验，穿插的内容结束后会再次返回主题，但希罗多德出乎意料地终止了叙述。
希罗多德在史学史上的地位首先取决于他再现历史的可信程度。而判断其所述真实与否又取决于他使用的史料性质和对史料的处理方法。《历史》运用的史料有三类：口头传说、直接印象、文字记录，其中口头传说用量最多，可以说俯拾皆是。
收集口碑材料是散文记事家创立的传统，因为当其时人们刚从口头记忆上升到文字记忆，文字史料极为有限，只有少量史诗、长诗、抒情诗、城邦名年官和体育赛会胜者名录、一些重大事件的编年记录，如地震、日蚀之类。初期的历史家欲恢复各地、各民族的历史便不得不象蜜蜂采蜜般四处收集民间传说，致力于将口碑转化为文字记录。希罗多德实际也是散文记事家，在收集史料上自然也承继了早期史家们确立的这一方法。
然而，口头传说是质量最差的史料，极易无中生有和有中生无，特别是世代口传，反反复复生有、生无，即使有一颗真实的内核，也难于同世代积淀的附加之物分离开来。这是原始记忆的最大缺陷。所以《历史》中许多间接的口头传说，尤其是有关非希腊人的传说难以置信，比较突出的例子如雅典改革家梭伦与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的会见及有关人生哲学的交谈，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与合作者在夺取政权后关于取何种政体的讨论，居鲁士神话般的出身等等。一个细心的读者在阅读《历史》中那大段大段栩栩如生的关于波斯国王、埃及法老、小国君主、部落领袖们言谈行止的描述时，尤其是那些关于最高军事会议、宫廷秘谋、枕边对话之类生动描述时，必定会提出疑问：希罗多德的这些信息是从谁手里收集的？作为一个不懂近东语言的普通旅行者，他难道成了波斯波里王宫或巴比伦王宫里的客人？显贵大臣们的秘书？在《历史》中他有时指出消息提供者的名字，都是当地社会一般成员。但在大多数场合，他只泛称消息的供给者为“埃及人”、“吕底亚人”、“波斯人”、“科林斯人”、“雅典人”、“马其顿人”、“西西里人”等，显然多半是中下层的小人物。因此类似的口头传说实际如同民间的小道消息，有些纯属向壁虚构，如埃及法老胡夫的大金字塔在修建时竟需其女儿卖淫来筹金，某地鸽子会说话，某民族每年要变成一次狼等民间奇闻。有些虽可能有些风影，甚至确有其人其事，但也掺杂着或多或少的演义成分。在希罗多德的口头传说史料中，最有价值的是一些事件目击者和参与者的回忆，如关于希波战争的几次大战役的记述可信度相对较高。
对于希罗多德所用史料的局限不应苛责希罗多德本人，因为他自己对此有清醒的头脑和明确的原则。他在《历史》中两次指出他并不完全相信自己收集到的口头传说。如在卷2第123节中，他说：“任何人都可以相信这些埃及人的故事，如果他是轻信的人的话。至于我本人，在这部书中保持那个总的规则，就是把各国的传统按照我听到的样子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在卷7第152节他更明白地表示：“我的职责是记录人们讲的一切。但我决无义务相信它们，这适用于整个这部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希罗多德报道失实，那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听到的传说内容的缺陷，传说本身是实实在在的。在不少地方，希罗多德还列举两种以上不同的说法，并不时做出自己的判断，“我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是他在《历史》中使用率颇高的一句话。这是一种朴素、客观的处理方法，它不在于误导读者，夺走读者的判断权力，而在于真心实意地介绍和说明真理，并客观上存储了大量的民间传说，为后人了解前人的所思所想提供了第一手史料。
希罗多德在各地旅行期间因直接目睹而得到的印象是《历史》的另一重要史料来原，它们多属于社会文化史范畴，如各地各民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礼仪、节日庆典、古迹名胜、雕刻绘画等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呈示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特殊性，相对可靠可信。这是《历史》最迷人的部分之一，也是和《历史》主题最无关联的内容之一。
尽可能利用文献史料是希罗多德超出前人和同代史家的一大特色。《历史》中的文字史料主要有石刻碑铭、神喻记录等第一手史料和成书（前代或同代的著作）等第二手史料。希罗多德曾指出他引用的碑铭均为他亲眼所见，当然也为他亲笔所记。在多数情况下他的话是真实的。近现代的考古发现业已证明希罗多德关于雅典同哈尔基斯冲突的铭文、温泉关战役牺牲将士纪念碑惊人的准确。书中也有部分铭文并非希罗多德亲见，而是出自当地人的口传，不足凭信，如关于胡夫金字塔底部的铭文等。神喻记录则是神庙祭司为求神问喻者编造的神灵对某件行为的指示或预言。《历史》中的这类史料多来自中希腊特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由于神喻影响希腊人的实践活动，因此它们在历史解释中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当然也需看到，希罗多德接触的神喻有可能已经过祭司们的编辑加工，以便证明神或勿宁说祭司预言的准确，但这同希罗多德无关。另外，希罗多德有扎实的书本知识，熟悉已流行的各种著作。在《历史》中他熟练地征引荷马、赫希俄德、梭伦、赫卡泰乌斯等人的作品，介绍爱奥尼亚哲学家的思想，充分表现了一个优秀史家掌握和运用史料的能力。
希罗多德在史学上的地位其次取决于他对历史因果关系揭示的深度，而这又牵涉到他的历史观。《历史》对希波战争的由来与发展，即他在前言中所说的“原因”进行了非常艰苦细致的探询和“研究”。他的探铲一开始就挖向希腊人与异邦人战争的历史根源，然后用长达5卷的篇幅追踪调查，可谓用心良苦。据希罗多德介绍，在当时的希腊人和波斯人中间，流行着对战争初因的相同解释，即亚洲人和欧洲人为争夺女人而积下了怨恨。先是腓尼基商人在南希腊经商时动手抢走了伊奥等希腊女子，这是不和的第一因。反过来希腊人到亚洲又抢夺了腓尼基女子欧罗巴，于是双方一报还一报，亚洲人又拐走了海伦，希腊人发兵特洛亚，首开战端，造成战争的第二因。从此亚洲人便把希腊视为仇敌。由于波斯人认为自己是亚洲的主人，因此他们继承了这一根深蒂固的仇恨。希腊多德并不相信这种流行的说法，他用赫卡泰乌斯式的批判态度对待成说，指出“波斯人和腓尼基人的说法就是这些，我不想去判断它们的真伪。我宁愿依靠我个人的知识来指出到底是谁事实上首先伤害了希腊人”。他的解释是从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征服小亚希腊城邦开始的，他个人实际上认为战争最初起因于克洛伊索斯。克氏又向居鲁士寻衅，居鲁士灭吕底亚，接管小亚。因果的位置继续转换，后果变成前因，希腊人不满波斯统治而起义，雅典和埃列特里亚出兵相助，触怒大流士一世。于是波斯攻打希腊半岛，战争展开。
希罗多德对原因的解释显然要比流行的解释高明得多，但从二者的质上讲，都是单线单因的解说，这同希罗多德对“原因”概念的理解有关。在他看来，原因意味着人们的行为与社会或宗教、伦理方面的一般规则发生冲突之后所应受惩罚、报复的根据或理由。他不仅对希波战争的原因持这种观点，对《历史》中的其它事件也抱着同样的看法。比如，克洛伊索斯因误解了神托的意思而与居鲁士交恶，克里斯提尼家族因违背不得在神殿中杀人的禁忌而遭放逐等等。那么导致人们做出错误行为的动因又是什么呢？希罗多德用特尔斐女祭司的话说就是“甚至神也不能逃脱的命运”。在希罗多德看来，命运与神是有区别的，神只是命运的传递者和力量的执行者，并以这样的身分活跃在他的著作中。例如他借历史人物的嘴说神的功能之一是对一帆风顺的人进行打击，因为神同人一样有一种坏的习惯——嫉妒，“神是非常嫉妒的，喜欢干预我们的事情”。在这种时候引起神干预的原因总是人的自负之类不谨慎行为。从而使自己实现注定的命运。神的另一功能是惩恶扬善，证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背信弃义残害巴尔卡人（割去妇女乳房）的库列涅女统治者佩列提玛不久便暴病死去。希罗多德评论道：这是“因为神忌恨那些过分残忍报复的人”。另外神以神托方式通知人们活动可能的运行方向。在这些地方，神实际是命运的使者，命运如同现代人眼中的规律、法则，不依人也不依神的意志为转移。这一点十分有趣，因而值得玩味。
《历史》对神的处理与荷马史诗、悲剧等文学作品有显著差别。史诗中的英雄都是半人半神，因为连他们的具体活动都是具体的鬼使神差的结果。《历史》中的人物却不然，他们一举一动的后面缺少雅典娜和阿波罗等具体的奥林匹亚诸神的指导。作者在就神的作用谈个人意见时总是用一个抽象的概念“神”，这样的神通常并不干预人的具体活动。即使出现具体的神名，那也往往要借他人之口，希罗多德对这种神并不十分崇拜和尊敬。例如在《历史》卷7第129节中报道北希腊帖撒利有条河流穿越的峡谷，人们归之于“神的事业”，系海神波赛冬鬼斧神工所造。但希罗多德大胆否定这一说法，认为“显然是地震的力量才使这些山分裂开来的”波斯水军远征希腊途中遭遇风暴，随军的僧侣连日向神灵贡献牺牲，诵念镇风咒语。第四天风暴过去，波斯人的诚心似乎感到动了上天。希罗多德却从直观的事实公然对此表示怀疑，指出暴风雨可能是自己停下来的，和神没有关系。他在说明希腊胜利的原因时甚至突破神和命运的观念束缚，完全彻底地从理性出发分析问题，认为坚决抗战、敢于违背阿波罗神托的雅典是希腊的救主。他在卷7第139节说：“在这里，我不得不发表一个见解，我知道大多数人反对它。然而由于我相信它是真实的，我决不会把它压在心里”。然后他谈到如果不是雅典人在海上与波斯对抗，希腊就毫无希望了。雅典人“即便是令他们感到恐怖的来自特尔斐的可怕神托（让雅典人在波斯进攻前远逃外乡——作者注）也没有说服他们逃离希腊，而是坚定不移地承受对他们国家的入侵”。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雅典人不惜违背阿波罗的预言，象悲剧中的英雄勇敢地面对城邦毁灭的命运挑战，这种普罗米修斯和俄狄浦斯式的精神正是古希腊精神最可圈可点的部分之一。希波战争在希罗多德眼里完全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胜利，是一首人格力量的颂歌。希罗多德为“真实”力排众议，也使自己的历史观提升到一个科学的高度，逼近了自己确立的真实目标。这样一来，希罗多德的历史观便有了双重性。一方面人的历史活动受到难以把握的超自然力量的影响，另一方面人是自己的主人，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中的这两种史观的界线虽然不甚分明，但可以确定人本史观的分量要大大胜过神本史观。
希罗多德是一位善于驾驭语言的历史家，他不仅形象地、艺术地描述史实，而且艺术地、思辩地评判、说明和解释史实，从而把原始传说、史诗中经常运用的叙述与评价相结合的再现记忆的方法从粗糙发展到精致。在他的书中常常出现一些充满智慧的希腊哲学家式的对话和评论，比如他用居鲁士的嘴说“温和的土地孕育出温和的男人，任何一块土地都不能既出产良好的作物又产生优秀的军人”。这段话便有存在决定意识的认识。又如他在写波斯国王薛西斯的叔父在劝戒薛西斯放弃入侵希腊的想法时讲了不少人生经验的总结，象“高大的建筑和树木总是受到雷电的打击”，“愿意倾听良好忠告的人和能提出良好忠告的人同样是聪明人”等。一般而言，他的评判标准是希腊人判断是非的一般准则，主要是道德、正义的准则。但在评判政治制度的时候他则依从个人的价值标准，并不以一般看法为转移。最显著的例子是对雅典民主制的评价。希罗多德的时代是希腊民主制的繁荣时代，雅典民主已臻于完善，成为希腊民主政体的模板。但对于拥有文化优势的贵族总体来说，理想的城邦政治体制仍是贵族共和制。即便在雅典也存在着反民主的政治势力，像伯利克里的政敌客蒙、修昔的底斯等。希罗多德却是民主的热情歌者。古希腊作家当中，只有他把雅典兴起归之于民主制度，认为它使广大公民获得自由，调动起他们的政治积极性，尽心竭力表现自己，从而增强了雅典的实力。如果联系希罗多德关于雅典是战胜波斯的关键的认识，也可得出民主是希腊取胜的重要原因的推论。
评价
希罗多德在西方史学上既是结束希腊幼稚的早期史学的最后一位散文记事家，又是希腊史学进入成熟期的第一位历史大家。半是非定型的散文记事，半是以过去重大事件为严格主题的《历史》为这种界碑式的特征做了最好的说明。
希罗多德不是第一位史家，但他是第一个为早期史学活动进行理性总结的人物，正确提出了史学的研究对象——人类的“功业”，即有意义的历史活动；史学的基本任务——“真实”记载过去，正确解释过去，即寻找“原因”。
实现这一艰巨任务需要科学的方法。希罗多德不是第一位倡导历史批判方法的史家，但却是自觉地运用这种方法集中研究特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人物的第一人，为希腊人科学地观照自己，认识自己的历史而不是神的谱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当然，科学地反省自己、认识自己的过去是一篇人类始终在作、并且永无结尾的大文章，希罗多德的方法较近现代的史学方法还简单幼稚得多，运用其方法得出的结论也还存在着许多谬误，但又有哪一种方法科学到尽善尽美了呢？希罗多德毕竟在西方人科学地认识自己历史的万里长征中迈出了艰难的第二步（如果第一步属于赫卡泰乌斯的话）。
希罗多德不是第一位赋予历史记载和研究以一定体例的史家，但他却是第一个给它们以适当体例——纪事本末体的人。这就是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详细叙述事件的全过程，解释过程之间的必然和偶然联系。在必要时它可以不顾时序的限制，以说明事件过程为前提。
希罗多德的历史观是天命观和人本观的混合体，这反映了古希腊先进的知识分子思想的矛盾性。提出并实践追求真实的目的和批判过去的方法是对原始宗教世界观的突破，是真正认识自己过去的开端。希罗多德是早期希腊史家在这方面的最杰出代表。囿于历史条件，他虽没有挣脱原始宗教的束缚，却显然是他同代史家中朝着人本的、现实的正确道路走得最远的人。后来的修昔底德实际是站在他的肩膀之上才取得辉煌的史学成就，把希腊史学推到了高峰。
㈨ 如何评价古波斯的居鲁士大帝
居鲁士在位29年（约公元前558——前529年），但最后究竟是怎样死去的，却始终是个历史之谜。版
据古代希腊历史学家希权罗多德的记载，居鲁士在占领巴比伦之后，转而向东北进军，以降服中亚的游牧民族。
希罗多德说，这是“蛮人”（非希腊人）所进行的“最激烈的一次战争”。
波斯军队大部分战死，居鲁士本人也战死在疆场。
战斗结束后马萨革泰女王托米丽斯为报子仇，用革囊盛满人血，然后在波斯阵亡者的尸体中间找到居鲁士的尸体，将其首级割下放在她那只盛血的革囊里。
然而虎父无犬子，他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很快打败了马萨革泰女王，并抢回了父亲的遗体。
居鲁士的遗体归葬故都帕萨尔加迪（位于今伊朗法尔斯省），他赢得了永久的尊敬。
200年后，灭亡波斯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从希腊东征到此，不仅没有毁坏他的陵墓，相反还下令加以修葺。
居鲁士陵2500年来屹立不倒，在陵墓旁的一根柱子上，一段铭文至今仍清晰可见：“是居鲁士王，阿契美尼德宗室。
㈩ 希罗多德怎样评价希腊的地理位置
希罗多德在《历史》第一卷中指出，希腊人已在全世界我们所知道的气候和季节最优美的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城市。因为伊奥尼亚周边的任何地方，不管是北方、南方、东方还是西方，都不像它那样得天独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