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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如何看待历史上的灭佛运动

发布时间:2021-02-08 02:36:13

Ⅰ 佛教以慈悲为重,历史上为何有四位帝王先后进行灭佛运动

这四位帝王之所以进行灭佛,是因为当时佛教号召力太大,威胁到他的统治,老虎在睡觉,岂会允许他人在一旁打鼾。这四位号称“三武一宗”,“三武”是指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北周的武帝宇文邕、唐朝的武宗李炎;“一宗”指的是后周的世宗柴荣,他的谥号带有一个"宗"字。历史界学者一般统称他们为"三武一宗"灭佛。而这四个人之所以要和佛教打压或者灭掉佛教,都是有各自原因的,共性特点就是维护自身统治地位,增强统治力。下面我们分别细说各自的原因:

首先是北魏的拓跋焘,拓跋焘是个穷兵黩武的皇帝,喜欢到处征伐,攻城掠地,这就需有一定人力和物力作为后盾。当时佛教的实力比较雄厚,经常会有宗教派系之间斗争,因而他们会藏有一定量兵器,并且各自的武装队伍逐渐壮大。僧兵逐渐变多,实力强过普通军士,他们还不用交税,不服兵役及徭役,这就让皇帝急了,人和财都少了,遂开始灭佛。

柴荣灭佛就比较直接,政权刚建立,百废待兴,需要钱,佛教信徒多捐的也多,并且寺庙里有大量铜像,这就等于是钱财,是只大肥羊。综上而言,这几位灭佛都是为了巩固自身地位。

Ⅱ 中国人明明非常信仰佛教,为什么古代有那么多次灭佛事件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庞大的信徒数量,而作为两千年前就引入佛教的中国,自然也深受其影响。

在中国,人们一提到佛教,往往就会想到檀香缭绕的寺庙、剃发修行的僧人,以及各种清规戒律,而中国的佛教又是经历过本土化的佛教,与别处有不少差异。可以说,佛教在中国就是清净、禁欲的代名词。

Ⅲ 历史上发生了那么多次灭佛运动,我看过一个人说的,感觉有点道理,佛教的这些东西会不会有的是错的

一百个人心中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任何宗教这开宗立派的时候都是不完善的,内经过几代人容的努力日臻完善,佛教也好,其他宗教也罢都是在不断自我完善的,因为他们要去适应时代的发展。

至于是被推崇还是被灭完全取决于是否对掌权者有用,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是当权者推崇佛教,那么灭佛运动的兴起就是掌权者不喜欢佛教的理论,或者与当时的国家政策不符。

现在的社会太浮躁,人人向钱看、向厚赚,认真解读经典的人有几个?即使是出家人又能有几个真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都会或多或少的沾染俗世的铜臭,因此不是教义有错而是人心有错,解读的人传承者的能力都是参差不齐的,那么往后流传的过程中能否正确也是未知数,但是主旨把握好了(导人向善)就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Ⅳ 历史上三次灭佛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不仅有曲折,而且劫难甚多。据“中国通史”等资料记载“太武帝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4年)”的四次灭佛运动,即称为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

首次法难是在北魏灭掉北凉后,北魏统治者面对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道武帝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屯田、发展农业、注意改善民族关系等,对佛教也较为宽松,故使佛教在较短的五六十年间,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好景不长,后因太武帝听信了道教的片面言词,说佛教是外来宗教,不可信之,不如本土道教好而真,再加上其它多种因素,他就断然放弃了对佛教的支持而转向道教,将年号也改为“太平真君”,并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3月,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其运动之惨烈,着实令人可怕,逢寺庙就烧,见僧人不是被残杀,就是赶出庙门,强行还俗。当然,五台山寺庙也难逃此劫,同样被焚烧殆尽。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次法难。
太武帝的灭法,从表面上看,已完全被禁绝,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公民的个人信仰问题,仅靠暴力行动或是简单的行政命令手段去打击是根本不可能如愿以偿的,往往是事与愿违。请看:时隔不到六年,文成帝继位后的第三年,就将太武帝的灭法措施全部废除,同时,推行了复兴和发展佛教的举措。他首先在北魏的都城平阳(今大同)附近,大规模地开凿石窟,接着在五台山被烧毁寺庙的废墟上大兴土木,如对五台山的大孚灵鹫寺(今显通寺)首先动工新建,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即位后,对灵鹫寺又进行了扩建,在该寺周围又新建了善经院、真容院等十二个院。他不仅在台内大修寺庙,而且在台外,也新建了不少寺庙,如佛光寺、嵌岩寺等。故而佛教发展之快、规模之大、僧人之多和寺庙经济的急剧增加,实令世人惊叹。据史料记载,到北齐时,仅五台山寺庙就增到近二百余处,到了隋朝隋文帝又下诏在五个台顶各建一寺,使佛教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高峰。

第二次法难,是在周武帝建德三年,因黄帝宇文觉年幼,大权掌握在堂兄宇文护手中,次年宇文护立宇文邕为帝,即太武帝,建德元年,新帝宇文邕杀了堂兄,自己独掌朝政,他为维护其统治,在兵制、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后,即首先向佛教开刀,后亲率六万大军进攻齐,齐亡后,北周统一了北方大部;周武帝(公元578年)死后,子继位,杨坚辅政,又宣布恢复奉行佛教。次年(公元581年)逼帝禅位,杨坚自立为帝,建立隋朝。

第三次法难,盛唐时期,佛教发展很快,寺庙由政府赐田,并给以免税、免役等特权,从而使佛教的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高峰,如五台山的寺庙就猛增到近三百六十余座,僧尼人数最多时近万人,这时的五台山就已成为我国最著名的名山之一,也是名符其实的佛教圣地。尤其武则天执政时期,更是佛教的黄金年代,佛教居其它宗教之上,此时,社会上几乎形成了崇佛学佛热,社会人士大多数信佛,甚至有的弃官出家当了和尚。寺庙经济也急剧增加,据史料记载,寺院和地主财富,几乎占天下财富的十之七八。面对寺院经济和地方势力的恶性膨胀,致使国家财政吃紧,正当唐武帝束手无策之际,反佛代表人物唐奕站出来,用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揭露和批判佛教宣扬的唯心史观,并一针见血地说:人的“生死寿天”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他还把魏晋以来的反佛代表人物编为“高识传”作为反佛斗争的武器。唐武帝本来对佛教就很厌恶,这样下来,就更助长了他灭佛的决心,接着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四月,下令清查全国寺院及僧侣人数,八月又令限期拆毁全国寺庙4600座和私立僧居四万多所,如五台山仅留下一个偏僻小庙南禅寺,命令僧尼全部还俗回家,使佛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这就是佛教徒称之为的“会昌法难”。

第四次法难,是“五代十国”末期的公元954年,后周世宗继位后,他吸取了历史上前三次的灭佛经验教训,在经济、政治及军事方面进行了整顿、改革后,对灭佛没有采用暴力手段,而是通过行使政府职能下令废除全国寺院30360所,僧居两万多处,迫使僧尼还俗回家,自谋出路,并令将寺庙铜佛全部熔毁铸钱,国家铸钱是为了利于商品交换和促进经济发展。总之,后周世宗的这些重大举措,对当时经济发展和加强中央集权都有重大意义。但由于这位封建君主正处在大势将去的“五代”末期,执政不到六年,就被(宋)赵匡胤灭亡了。
那么我们从佛教史上的“四次”法难和其它一些相关的问题应如何看待呢。
从封建君主的灭佛看,都有因有果,并非无缘无故,也非一时心血来潮。客观些讲,也是形势所逼。但对我国众多文物古迹的严重破坏,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从这一点说,也是华夏民族的一大劫难。

Ⅳ 历史上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灭佛,他们为什么要灭佛

1,北魏为了一统北方,推行全民皆兵制度,然而和尚一向是免除赋税、兵役。北魏太版武帝下诏书,凡是低于五权十岁以下僧众全部还俗。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天师道,最后逐渐发展为“灭佛”行动。宰相崔浩奉劝北魏太武帝信奉道教,并且前去嵩山祭祀。后来北魏太武帝又自称太平真君,并且修改年号为太平真君。直到六年后,北魏太武帝驾崩,北魏文成帝继位,才重新恢复了佛教地位。
2,北周武帝灭杀宇文护,将大权归拢在自己手上。然后在第二年,召集百官、僧道讨论“儒、佛、道”三者地位。最后得出“以儒为先,道教次之,佛教最后”,然而这些只是灭佛的前奏。北齐灭亡后,佛教才算是迎来真的灭顶之灾。摧毁四万多座寺庙,强制命令300多万僧侣还俗。
3,唐朝武则天作为第一个女皇帝,为了能够名正言顺的登基,曾经借助佛教的影响稳固了局势。从这个时候开始,佛教算是到了辉煌时刻。佛教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唐穆宗、唐敬宗等人,其人数大规模上升,但是也加重了国家负担。唐武宗即位后,为了重整国务,收复失地,决定展开“灭佛”行动。他认为废佛是恢复国家强盛的唯一办法,然而佛教之所以在唐朝这么盛行,其中武则天的推动作用不可被忽略。

Ⅵ 南北朝时,为何会出现灭佛运动佛教对中国到底有没有贡献

历史上的几次灭法(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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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儒佛道三教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不断在变化,有时是儒教居首,有时是道教在先,有的时是佛教领头。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看,儒教一直稳居主导地位。佛教确实有过几次大发展时期,在某个一定时期还占据了优势地位。但是由于儒家的特殊性,不论佛教怎样发展,总是要遭到抑制,历史上就发生过四次由朝庭严厉限制佛教的活动,从毁像、破庙、焚经、令还俗、收寺产、乃至对僧人处以极刑等等。
晋后,在朝庭的提倡下,佛教超大膨胀,寺庙里有他们的法律——僧律;有自己的武装组织——僧兵;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寺产;僧人不交捐纳税不服兵役也不出劳役;俗人犯了罪,逃入寺庙中削发为僧,政府就奈何不得他了,寺庙成了无数个国中之国。
从北齐始,皇家崇佛,全国有寺庙四万所,僧尼三百万人,占全部人口的七分之一还多。如此状况使朝庭财税大量流失,征集兵员,征用劳役人员也成了问题,佛教也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
第一次大规模的灭法发生在南北朝的北魏时期。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二月(公元 446 年)长安发生兵变,太武领兵亲征,部队在长安不远的地方驻营,附近有个佛寺,兵士们没事时,到寺里看玩,发现寺里有很多刀枪甲盾,回来就给他们的头头讲,这头头去看了确实如此,于是报到一个叫崔浩的官员那里,崔浩上报太武帝,太武下令搜查。这一搜可不得了,搜出了大量武器,和长安叛军的往来信件等,更有甚者是还搜出多个暗藏在密室中,供僧人淫乐的年青妇女。太武帝大怒,下令:毁长安一切佛像胡经,凡暗藏武器淫乐妇女的,无论老少一律活埋击杀。其余罚为奴。并召令四方用长安之法,自此魏境寺不复存,由于太子南安王的保护,有些沙门得以逃走,只留下一条性命。
太武灭法不久,正当壮年的太武突然病故,反对灭法的人找到了借口,说是灭法而得罪了菩萨,故遭此报应。大家把这股恶气发泄在那个替罪羊崔浩身上,说是他蛊惑皇上灭法,罪该万死,结果车裂。佛教在魏境也得以死后复生。
第一次灭佛不到一百年,佛教又超常规发展,到了南北朝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当政时期(公元 561 年至 578 年在位),周武帝灭北齐后,召五百大僧人入宫,宣布废佛,令僧尼还俗,并允许辩论。有叫慧远的僧人与武帝辩论,最后慧远词穷理屈,只能拿出所谓的阿鼻地狱(佛经中描述的极为残暴的地狱)相威协,武帝灭佛意坚决,回答说,只要百姓得乐,我也愿意受地狱之苦。这次灭法只毁像破塔烧经,令僧尼还俗,不杀僧人。共还俗僧人 300 万 人,退寺院 4 万座,这是历史上的第二次灭法。
唐太宗李世民倡道教,高宗李治和武则天两口子都崇佛,玄宗李隆基也崇佛,按照佛教的教规,他不能和杨玉环同床欢乐的,为了搞到杨玉环才改信道教,封杨玉环为太真人。大家熟知的唐朝的安史之乱发,太子李亨自登帝位,称肃宗。在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的军事打击,和安禄山内部争斗两个原因的作用下,安史之乱得以平息。可是这个肃宗皇帝始终认为是他手下一个叫不空的僧人念经,求得佛祖的保佑,才使得这场大乱平息,真是莫名其妙。
后来的宪宗皇帝李纯竟然在皇宫中迎佛骨,有名的大文学家韩愈,因为上书反对迎佛骨进宫,结果被削职发配到岭南的潮州。途中写下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千古传诵名句。
公元 840 年唐武宗李炎即位,这个人坚信道教,偏偏不信佛。在位时多次下令抬高道教地位,限制佛教活动。显德二年四月(公元 845 年)下诏陈佛教之弊,毁寺还俗僧尼,收寺产良田。凡欲出家的需有家长之命。惟两京、大名、京兆、青州可设戒坛。禁僧俗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带钳之类幻惑流俗。令两京及诸州每岁造僧帐,有死亡归俗皆随时开落。是岁天下寺院仅存 2694 所,废30336 所,留僧42444 人,尼 18756 人。
第四次灭佛发生在公元 955 年,这时历史已经发展到了五代十国的后周,后周世宗柴荣在位。这年的五月,世宗下诏:恶僧尼耗硕天下,非敕额者悉废之。上都、东都两街各二寺,每留僧 30 人,天下节度使、观察使治所,及同州、华州、商州、汝州各留一寺,列三等,上留僧 20 人,中留 10 人,下留 5 人。余僧、尼、大秦穆护、妖僧皆勒归俗。寺非留者,令立毁撤,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茸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还俗僧尼261000 人,收寺院奴婢 15 万人。
这四个灭佛的皇帝中,有三个皇帝的帝号带武字,另外一个皇帝是周世宗,史家将这四件事联系在一起,称“三武一宗灭法”。
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后来有些僧人创立了丛林制度,僧人不再以化缘为生活主要来源,寺庙开田种地自给自足,过去啥事不干的和尚们,也卷起僧袍下地干活,渐渐缓和了寺庙与政府的矛盾,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发生灭佛的事。
唐中期以后,历朝都严格控制僧尼数量,凡剃度出家都得政府批准,得拿钱向州县政府购买度牍,才是合法的专业神职人员。清乾隆年间,废除了这一制度。职业僧人由此大增。朋友,你的提问很久了,该选个答案了.

Ⅶ 中国人信仰佛教,为什么在古代还有那么多次灭佛事件

佛教是我国三大宗教之一,在民间有很广泛的影响力跟深厚的群众基础。甚至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有很多家庭都信奉佛教。可是我们翻阅历史,会发现有好几次灭佛事件,其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帝王并不信奉佛教,或者信道信儒。而且佛教子弟可以减免赋税徭役,随着僧人增加,对国家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战乱期间僧人从中谋取暴利,损害国家的利益。

政治利益是一切的出发点

古代之所以对佛教兴起灭亡的运动,其原因还是佛教在一定时期损害了国家利益,而政治利益又是国家的一切的出发点。而且通过观察可以发现统治者灭亡佛教不是想针对宗教而是那些从中牟利不法的僧人。

Ⅷ 历史上的灭佛运动

中国历史上四次由封建帝王发动的禁止佛教事件。这四位帝王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后周世宗柴荣。又称三武一宗法难。
北魏太武帝禁佛太武帝在位期间锐志武功,统一江北诸地。他初崇佛法,后因受道士寇谦之等的影响,转奉道教,并亲受符箓,于440年改元为太平真君。认为佛教系“西戎虚诞”,“为世费害”。太平真君五年,诏禁王公以下至庶人私养沙门,九月杀僧领玄高、慧崇等。七年,太武帝西征到达长安,见佛寺内藏有兵器,又查出“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窟室,与贵室女私行****”。司徒崔浩因之上疏请诛天下沙门,毁诸寺院经像。三月,帝下诏诛长安沙门,并命留守平城的太子晃下令废除全国佛教。诏曰:“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太子素信佛法,缓发诏书,使远近皆有所豫闻。因此四方沙门多亡匿逃脱,金银佛像及经书被秘密收藏,仅有一部分僧人被戮,而魏境内寺宇建筑却多被毁。太武帝死后,文成帝继位,诏复佛法。佛教又得以恢复。
北周武帝禁佛北周武帝即位之初,循例事佛,但更重视儒术。天和二年(567)因寺僧日多,滋生是非,国库收入骤减,还俗沙门卫元嵩上书请删寺减僧,谓“国治岂在浮图”?复谓“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此论深合帝心。武帝为禁抑释道,制造舆论,从天和至建德年间(566~578),曾七次召集百官及沙门、道士等辩论儒释道三教先后;甄鸾、道安等屡上书驳斥道教,纷纭不息。天和三年,武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门、道士,亲讲《礼记》,欲以儒术治天下。建德三年五月始议禁佛,诏僧道大集京师,斥佛教不净,下诏禁佛道二教:经像悉毁,并令沙门、道士还俗,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予王公。其他奉祀崇拜,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当年六月,设置通道观,选佛、道名士120人,普著衣冠,为“通道观学士”,并置官吏统管。建德六年灭北齐,周武帝入邺城,在原齐境内推行禁佛之令,沙门慧远与帝争论不果。禁佛后,北方寺像几扫地悉尽,僧众多逃奔江南。武帝死后,宣帝、静帝先后继位,佛法又兴。
唐武宗禁佛因发生在会昌年间,故又称会昌法难。武宗好道术,开成五年(840)秋,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亲受法箓。宰臣李德裕等亦恶佛法。会昌二年(842)十月,勒令僧尼戒行不精者还俗,财物入官,僧许留奴一人,尼许留婢两人。三年,查点外国僧人,并禁摩尼教等流传。令两街功德使疏理京城,公案无名者还俗,递归本贯,诸州道府皆同斯例。四年,诏禁供养佛牙,毁焚长生殿内道场经像,换为天尊老君之像。但毁佛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寺院所属庄园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减少。加以僧伽腐败,僧侣不事生产,蠹耗天下。会昌五年三月,勘检天下寺舍奴婢,八月,敕毁佛寺,勒僧尼还俗,下令并省寺院。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载:“秋七月,……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磐以铸钱。”诏行之后,全国共拆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收膏腴上田千万顷。又将寺院奴婢改为两税户15万人。但当时藩镇权势已重,有些地方并未遵旨禁佛。武宗死后,宣宗又复佛法,但佛教势力已衰,元气大伤。
后周世宗禁佛世宗在位时,北方五代更迭,兵革时兴,僧尼管理功令渐弛,以致寺僧浮滥,直接影响国家赋税、兵役。显德二年(955),诏令整饬寺院,沙汰僧尼。凡无敕颁寺额之寺宇并皆停废,亲无侍养者不许出家。规定若要出家,男年十五以上,诵经百纸或读五百纸,女年十三以上,诵经七十纸或三百纸,陈状呈上,本郡考试以闻,祠部给牒方得剃度。禁止烧身、炼指等眩惑世俗、残害肢体的行为。存留寺院之外,民间的铜佛像全数没收入宫,用以铸钱。此年共废寺3336所,存者为2694所,僧尼系籍者61200人。此后,中国北方的佛教日益衰落,而南方佛教仍继续发展。

Ⅸ 佛教劝人向善,为何历史上却出现“三武灭佛”

灭佛原因:

首先,佛教寺院大兴土木,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统治者信奉佛教提倡佛教的主要原因是:佛教和僧众可以帮助他们麻痹人民,佛教不但可以“敷居导俗”,而且其“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踨遗轨,信可依凭”。

可以说,统治阶级对寺院的布施,实际上是支付宗教为其统治服务的报酬。参与布施者,上至皇帝,下至王公贵族,构成了寺院经济急剧膨胀的输血队伍。

其次,寺院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严重影响了国家土地政策的实施。寺院经济主要以田产为主,而寺院一般靠施舍和兼并与掠夺两种手段来获得土地。无论国家还是王公贵族兴造寺院,一般都随之施舍一些土地。

比如唐高祖时,少林寺因助唐平王世充而被赐田40顷。除皇帝外,大量的王公贵戚也争营佛寺。另外,自南北朝以来,由于社会动荡和王朝更迭频繁,阶级矛盾尖锐,为寻求精神寄托,士族地主和普通民众也将田产大量施舍给佛教寺院,使寺院田产大增。寺院除靠施舍获得土地外,还大肆兼并和掠夺土地。

第三,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严重影响了政府的税役。

寺院经济的突出特点即寺院在占有大量土地的同时,还拥有大量的依附人口。人民之所以愿意投身佛教寺院,主要是因为寺院有免疫调租税的特权。僧尼不但“寸绢不输官府,升米不进公仓”,而且“家休大小之调,门停强弱之丁,入出随心,往返自在”。

(9)佛教如何看待历史上的灭佛运动扩展阅读

从“三武灭佛”的结果看,“灭佛”确实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增强国家的财政军事实力。大量僧尼还俗,并被编入民籍。

不仅为社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从而利于发展生产,而且为封建国家的税收提供了不竭之源,而国家的征兵之源也得以保障。同时,大量的寺院财产被没收充公,给国家提供了不少资财,这就增强了国家的的财政军事实力。

“灭佛”在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好处的同时,却使佛教事业惨遭重创。魏太武帝灭佛,将 “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后来虽消息泄露,沙门逃匿,佛经秘藏,但“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

北周武帝废佛道,“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北周武帝灭齐后,继续推行灭佛政策。《历代三宝记》卷十一曾载:“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司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

三武灭佛”主要与当时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间日益突出的经济利益矛盾有关,也大多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汇相关。也就是说“三武灭佛”一方面是佛教的发展已对社会经济正常运转产生负面影响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是佛教与中国儒家正统文化和道教文化争夺思想统治权的结果。当然,“三武灭佛”更直接与统治阶层,尤其是最高统治者个人的意志和决断密切关联。而在封建专制集权机制的运作下,皇帝对佛教所持的态度,对佛教的兴衰程度甚至可起决定性作用。

Ⅹ 如何看待历史上灭佛的三武一宗

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之厄,称为“法难”。指中国历史上北魏太武帝版、北周武帝、唐武宗、权五代周世宗等四位皇帝排斥打击佛教的事情。
所谓“三武一宗”四次“法难”,原因很复杂,且各不相同。要把它们都归结为宗教排他性的体现,更是十分荒谬、无知而浅俗的无稽之谈。三武一宗之厄中,也可以说含有宗教之争,但它们直接起因是皇权与宗教之争。
佛教的发展,给寺庙和僧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加上佛教寺庙往往享有免税、田地、女婢、奴隶等特权,这造成了社会财富向佛寺的极大集中,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唐朝会昌灭佛时就说“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另外,僧侣不事生产不服劳役,还拥有大量仆役、女婢,在人力资源匮乏的古代,这一现象对社会经济和军事造成的影响更加明显。寺院经济力量的过分发展,终于引起了世俗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而僧侣不守戒律霸占田产鱼肉百姓的行为更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种种交织在一起的矛盾激烈时,导致统治阶级通过政治手段加以解决。中国佛教史上所谓“三武一宗”之难,也就是这种矛盾斗争激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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