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哪个皇一受搞文字狱

A. 历史上因文字杀人最多的是哪个皇帝

秦始皇，，，，焚书坑儒。

B. 清朝文字狱较为严重的三个皇帝统治时期是什么时候

1、中国的文字狱：
大约自有文字以来，就有文字狱。历朝历代，史不绝书。只是文网之密，处刑之重，规模之广，古代却远不及近代。古代也有暴君，野蛮更过于近代，但是史料保存，比近代少，所以近代特别是清代的文字狱便显得突出了。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曾编印《清代文字狱档》一书，共出九辑，收六十五案，多为乾隆年间之事。乾隆口口声声说：“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然而这本档案，却血雨腥风，透过纸背。

文字狱是封建统治者树立权威、维护政权的一种手段，帝王们拿士大夫开刀，为的“杀鸡吓猴子”，迫使全体臣民慑服。每一文字狱的构成，总要扣上“叛逆”的帽子，好像有好大的“敌我矛盾”。只要看一看案情，就能明白，那是用做借口的护身符，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文字狱的案件，几乎全部是冤案、假案、错案，罪名是由于罗织而成的。

一般狱讼，总是先有犯罪嫌疑或行为，然后据以判处的。文字狱却不是这样。文字狱往往是先有特定的对象，而又无法(不能或者有所未便)定他的罪名，于是就从他的文字作品中找证据。明代诗人高启，做了一首《题宫女图》，中间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静有谁来”这样的句子，皇帝被讽刺帷薄不修，很受不了，又不愿意张扬其事，这就借着他代友人魏观作《上梁文》，处刑腰斩。《上梁文》有什么毛病呢？是因为屋基是吴王宫殿旧址，硬说他有造反的企图。清代皇帝雍正，猜忌年羹尧，因为他的功劳大，难下毒手，这就指责他在奏折里，把“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是“大不敬”，有该死的罪。清代皇帝乾隆，自称“古稀皇帝”；有个不识相的大官名叫尹嘉铨，也自称“古稀老人”。乾隆认为他佞妄，又不好治罪，于是造了一个“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这个文字狱，把他绞杀。

C. 八股文,文字狱是哪个皇帝设立的

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

文字狱是指封建社会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皇帝和他周围的人故意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严重者会因此引来杀身之祸,甚至所有家人和亲戚都受到牵连,遭满门抄斩乃至株连九族的重罪.文字狱历朝皆有,但以清朝最多,据记载,仅庄廷鑨《明史》一案,“所诛不下千余人”.从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就有10多起较大的文字狱.
http://ke..com/view/42507.htm
八股文也称“时文”、“制艺”、“制义”、“八比文”、“四书文”,是中国明、清两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
http://ke..com/view/9573.htm
大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1328年-1398年6月24日），字国瑞，原名重八，后取名兴宗。汉族，濠州钟离人（今安徽凤阳），明朝开国皇帝。
朱元璋幼时贫穷，曾为地主放牛。1344年（元至正四年），入皇觉寺，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元朝，1356年（至正十六年）被部下诸将奉为吴国公。同年，攻占集庆路，将其改为应天府。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后，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后结束了蒙元在中原的统治，后平定四川、广西、甘肃、云南等地，最终统一中国。
朱元璋在位期间，下令农民归耕，奖励垦荒；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组织各地农民兴修水利；大力提倡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和果木作物、他还徒富民，抑豪强；下令解放奴婢；减免税负，严惩贪官；派人到全国各地丈量土地，清查户口等等。经过洪武时期的努力，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了，史称洪武之治。1380年（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废丞相，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三司分掌权力，进一步的加强了中央集权。
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于应天，享年71岁，庙号太祖，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葬明孝陵。
朱元璋聪明而有远见，神威英武，收揽英雄，平定四海，纳谏如流，求贤若渴，重农桑，兴礼乐，褒节义，崇教化，制定的各种法规都很相宜，自古以来，前所未有，但性格严明，晚年偏好诛杀，使得一代开国元勋很少有善始善终者，这是朱元璋的缺点。

D. 历史上文字狱的故事

中国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借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明文字狱始见于洪武版七年（权1374）。时苏州知府魏观将新府衙建于张士诚宫殿旧址，高启作《上梁文》中又有“龙蟠虎踞”四字，因此触犯明太祖朱元璋忌讳而被杀。洪武十七年以后，又先后发生多起因上贺表、谢笺引起的文字狱。据载因当时勋臣不满于朱元璋重文轻武，遂进谗言“文人善讥讪”，朱元璋从此对天下章奏动生疑忌。洪武二十九年礼部颁行谢表式后，才不再发生以贺表、谢笺获罪之事。但洪武三十年南北榜案中，考官因所进试卷中有“一气交而万物成”及“至尊者君，至卑者臣”，被认为讥讽朝廷，有凶恶字而获罪。明初文字狱贯穿洪武一朝，是明太祖朱元璋为推行文化专制统治所采取的极端手段，并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效法。
清代文字狱，一般以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

E. 各朝各代的文字狱有哪些分别在哪个朝代由哪个皇帝发起的用的是什么手段历史背景是怎么样的

文字狱 文字狱，何代无之[1]？即如明太祖，甫一开国，便因文辞细故砍掉不少头颅[2]。清代制度多法明代，文字狱的操作手法，如定罪易、量刑重、株连广，等等特色，自然也继承下来。然清代文字狱以康、雍、乾三朝为最，而三朝文字狱各有特点，又不可一概而论。 康熙朝文字狱，如最著名的庄廷鑨《明史》案[3]和戴名世《南山集》案[4]，俱因流露“排满复明”之意而得罪。二案之定罪量刑，虽有悖于后世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主张，然其撰述明、清之际史事，公然不书清帝年号，谓三藩未平、明祀未绝之时，顺治不得称“正统”，云云；此种论调，在极力强调“我朝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的玄烨看来，无疑是对其执政合法性进行恶毒攻击，是可忍孰不可忍，怪不得以“开明”、“宽仁”著称的他也要痛下杀手了。 雍正朝有两件大案，其表现形式虽为文字狱，醉翁之意实不在酒。一为年羹尧案，一为曾静案。前者，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乃芟削功臣之借口；后者则是借题发挥，以消泯汉族对满洲的成见。 胤禛在诸皇子中脱颖而出，继承大统，年羹尧、隆科多实为功臣之首；然二人必死，又为不可避免之事。王锺翰论曰： “盖年、隆皆反复无常之人，非得共力，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有戒心，用毕即杀之除之，早已预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顺自矢，亦决难免祸”[5]； 不论是夺嫡还是夺天下，事成后，帝王藏弓屠狗，继续革命（革人之命），是必然之理。惟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主动放下屠刀，稍存人性，洵为难得一见的佳话。帝王屠狗，其法因人而异，然吹毛求疵至于匪夷所思的程度，则未有如胤禛者。年羹尧在奏摺中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不过次序颠倒，如山清水秀写作水秀山清、柳暗花明写作花明柳暗之类，胤禛乃借机发难，谓“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归之于朕矣”，“则年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6]。八个月后，遂有议政大臣、刑部等衙门同奏年羹尧“反逆不道”，“请皇上将年羹尧立正典刑”之事，得旨：“年羹尧令自裁”。厕身“年党”者，亦多被谴责诛戮，其中，钱名世一案之处理最为有趣。当年羹尧犹是胤禛跟前红人之时，名世尝作诗赞颂，胤禛谓其“文词谄媚”，“为名教所不容”，但是，却未将他拉去砍头，而只是革去职衔，发回原籍。胤禛亲书一匾，上写“名教罪人”四个大字，令名世悬于己宅，以为谴责；同时，命在京官员出身举人、进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文，纪其劣迹，以儆顽邪”[7]。诸臣诗文写毕，经胤禛评定甲乙，再交付名世，令其“刊刻进呈”，“凡直省学校所在，各颁一部”，“欲使天下臣工，知获罪名教，虽腼颜而生，更胜于正法而死”。这种惩罚，可称“谑而虐”，此在有清二百馀年专制历史中固为仅见，然在上世纪文革时期，类此之事则数数见矣，孰谓吾乡某公专研明史哉？前后对照，知其于清史亦尝用功揣摩也。 曾静，湖南人，遇得一个偶然机会，读到浙江人吕留良的遗书，了解了一些明清易代之际的史事，不由深慨乎亡国奴族之痛，遂萌武装颠覆之心。当时民间传闻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岳飞后裔，世代与金为仇；曾静乃致书钟琪，历数胤禛杀父、屠弟及辱戮功臣诸罪，劝他举事造反。然时异势变，岳钟琪不是吴三桂[8]，曾静不啻自投网罗。按律，曾静当以“谋反”罪予以凌迟；但是，胤禛对他的处理，再度出人意表。他不仅不杀曾静，反而将他请到北京，就双方关心的各类问题交换意见，并相互辩论，最终取得共识，曾静“心悦诚服，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9]。胤禛更将谈话记录（审讯笔录）及相关谕旨、奏摺汇编成一部奇书——《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胤禛此举，实为极具自信之举，因为，书中最重要的主题，即为乾隆以后清廷最为忌讳的华夷、满汉之辩[10]。 但是，弘历对他老爸的处置不以为然。登基后，他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收回、销毁《大义觉迷录》，并将前经赦免之曾静诸人处死。弘历此举可谓不孝不信。胤禛当时不杀曾静，并有“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之谕；孰知尸骨未寒，弘历便悍然违背遗命，将其父“辩友”凌迟处死。此谓不孝。《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其书开诚布公，就满汉、华夷、关内关外等种族、文化和地域的敏感问题进行辩正；先不论其说理立言是否足以服天下人之心，单是这种不人为设立言论思想禁区的做法，便值得称赞。弘历收回并销禁其书，在己，固有做贼心虚的怯懦，在人，则有言而无信的观感。此谓不信。清廷统治，最好标榜“敬天法祖”四个字，而实际操作，不尽如此，弘历对曾静案之“拨正反乱”，即为显例。然对弘历此举，除了不孝不信的批评，我们还可进行一次专制君主的心理学研究。 如前所述，在思想言论的控制方面，玄烨之风格可以“宽仁”二字概括；胤禛稍嫌“操切”，但非全不讲理者；弘历则一味采取高压政策，不讲道理，不讲诚信，谥之为“恐怖主义”，亦不过分。然则，祖孙三代何以每下愈况如此？难道是个性迥异所致？曰：非也，时势使然也。康熙之世，版图尚不稳固，帝王心力所注，除了军事上的胜利，还须尽量笼络人心，因此，对文字思想上的“出轨”，不遑吹求。雍正之世，征伐稍定，则以整顿吏治为执政之关键问题，其被人诟病之“特务政治”（以设立军机处和密摺制度为表现形式），所针对者不过是官僚系统，并未过度扰民；至于屠戮功臣及宗室，那更是所谓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无庸后世论史者为之寄托情感。而他处理文字狱的手法，如曾静案，固然不能排除个性上争强好辩的因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他对执政合法性的隐忧。一方面，儒家学说为满洲入主中原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资源，如“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另一方面，儒家学说中的一些内容又可以动摇其合法性，如华夷之辨、正统之争。胤禛认为，光靠禁绝异议、杀戮士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争端，因此，才会不顾身份悬殊，与曾静进行“平等辩论”。然欲在君主专制的框架内解决此一思想争端，仅凭论战，收效绝不乐观，他若能切实恢复传统政治中的宰相制度，或有可能做到本末兼治；有关宰相制度的讨论，详后，此不赘言。弘历无疑察觉到其父以辩服人之术收效不大，故改弦更张，一变而为严禁辩论。他能够这么做，得力于时代背景，亦即前述之“盛世”。乾隆治下，虽有所谓“十全武功”，然较诸康、雍时代之军事，实为易了；文官系统，经康、雍二帝整顿刷新，渐至帖服；民众生计，在“永不加赋”、“耗羡归公”之后，亦趋安康。正是在“盛世”的背景下，弘历方有可能肆无忌惮的“摧折士气”而不致害怕引起除士人以外的反弹；此即钱穆之所以控诉清廷“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也。乱世无所谓文字狱，昏君也缺少兴办文字狱的“学养”，只有在“盛明天子”治下的“盛世”，才会有文字狱的繁荣。乾隆一朝是“盛世”，弘历亦自诩为“盛明天子”，然则，乾隆朝文字狱蔚为盛况，在二千年帝制史中独占鳌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对乾隆朝文字狱的评价，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仍以龚自珍举例。他并非认识不到文字狱的负面影响，否则不会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咏史》）；但是，他对乾隆朝的文字狱，似又不甚介意，否则不会说“乾隆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今人研究清代文字狱，有与之同调者，如喻大华就认为文字狱之认定不易宽泛：一、公开以文字鼓吹推翻清政权者而获罪者不宜认定为文字狱；二、虽不鼓吹颠覆政权，但故意触犯忌讳者，亦非文字狱；三、表面上是文字触讳，实为行为触讳者，不应定为文字狱；四、个别“大狱”，应逐事逐人具体分析，不应一刀切[11]。窃谓所列四条，第一、三、四条不为无见，惟第二条大可商榷。吾国历史之政治忌讳，盖皆来源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春秋之义”[12]。“讳”字有二解，一曰“隐”，一曰“避”。隐讳者，“隐其恶”也，与书写历史的“直笔”相悖；避讳者，“避其名而逊其辞，以示尊敬也”，则是史册中惯见的“曲笔”。[13]尊、亲、贤三者，都不是神，都是人；是人，就会犯错，就会作恶；三者所犯过恶，在国史中如何表达，在追悼会上如何措辞，颇费思量。直笔无讳，难能可贵，毋庸赘言；曲笔之不得已，则人情所难免；惟以“隐其恶”为“讳”，以缺笔不书为“春秋大义”，则是乡愿、德贼一派的作风，毫不可取。“避其名而逊其辞”，虽是换了说法，但事实自可考见，是非亦可重估。隐讳缺笔，则事实已泯然不见，是非公道何从判定？然则，吾人研读历史，欲从中获取鉴戒，最欢迎也最敬佩的是秉笔直书的作者，其次，不得已的曲笔，我们也能体谅，而对那些隐恶不书乃至造伪粉饰的“秽史”，则深恶痛绝。因此，喻氏标举之“虽不鼓吹颠覆政权，但故意触犯忌讳者”，俱应算作因直笔、曲笔得罪的文字狱，而不应另安罪名——喻氏之言曰：“至少是思想罪”——以为帝王开脱。譬如，曾静图谋武装颠覆，推翻现政权，触犯刑律（“谋反”），实为刑事犯罪，自不应列入文字狱；而收藏明末史料、撰述明代史事[14]，或对满汉区别稍作怨言，一为学术兴趣，一为制度批评，并无颠覆政权的企图，却也因此革职获谴乃至身死破家，这自然是文字狱，而毋庸以是否触犯忌讳为定罪标准。至于因诗文字句触犯忌讳，如“一把心肠论浊清”（胡中藻）、“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徐述夔）、“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沈德潜）之类，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其必为文字狱无疑。近人论史，鉴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研究造成简单粗暴的二元化批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利于获得对历史的清醒认识，或以“同情之理解”为辞，为古代皇帝及帝制时代有关史事进行翻案，有的案翻得好，有的则因“同情”太过，造成“过度诠释”，不知不觉，反而成了帝王代言人，为尊者隐，为尊者辩，为尊者饰。即自帝王而言，他何尝不知道文字狱是一个缺德的恶法，他何尝没有不为已甚的念头？如戴名世《南山案》，玄烨以牵连太广，“览奏恻然”，谕令除名世外，议死者皆改流放，于是，“得旨而全活者，三百馀人”。又如屈大均《大都宫词》案，廷议收藏屈氏诗文者俱拟斩决，弘历不允，谓“不过毁其书而止，并无苛求”，屈氏族人“毋庸查办”。然则，后人何必曲为之辩，说什么其人罪有应得，并非受了文字狱的迫害？ 此外，乾隆朝文字诸狱中还有一些案例，则既非统治者借刀杀人（如雍正年羹尧、乾隆胡中藻案），亦非文禁严密，因寻章摘句得罪。此类案例，借用周树人的术语，乃因“隔膜”而得罪。他说： “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鲁迅《且介亭杂文·隔膜》）； 他并举“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为例。冯起炎，山西临汾县生员，闻弘历将谒泰陵（胤禛墓，在河北易县），便身怀著作，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他的著作，实为不学无术、信口开河之作，固无足论，惟末附一段“自传”文字，煞是有趣，略谓： “臣之来也，不愿如何如何，亦别无愿求之事，惟有一事未决，请对陛下一叙其缘由。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方当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时，乃原籍东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乃本京东城闹市口瑞生号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其东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再问：‘东城闹市口瑞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然臣之来也，方不知陛下纳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强乎？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 冯生要跟皇帝讲平等礼，故告诉弘历，臣“字是南州”，希望皇帝不要直呼其名，而宜“字之”。他还认皇帝做“老友”，请他顺手帮个忙，解决自己的终生大事——将两个表妹（张三姨家小女，杜五姨家小凤）娶进家门。不仅此也，他还很有襟怀，表示，即算皇帝帮不上忙，他也不会怪他（“必以此等事相强乎？”），也就那么一说而已（“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 冯生冲突御驾、以意解经、请天子做大媒，正是前揭周树人语所谓“卤莽”、“迂儒”和“不识忌讳”。他也因此稀里糊涂堕入文字狱（“核其情罪，较冲突仪仗为更重”），遂被“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15]。其人可悯，其遇可悲，然其事不无可议。冯起炎之所以这么做，自有其逻辑：帝制时代有两个词，一曰“君父”，一曰“臣子”，这是将君臣关系比喻为父子关系。冯起炎既自认为臣，则不妨事君如父，作儿子的请父亲做主搞定一桩婚事，恰又符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这就是他的逻辑。然为君者是否真以臣僚黎庶为子，则未必然。于是，周树人才会用“隔膜”二字定义此类文字狱。 由此可知，文字狱之构成，略有三端：一则因君主欲加诸罪，何患无词，乃挑剔文辞细故，借刀杀人；一则士人遣词造句，有意无意触犯忌讳，因而得罪；一则因上下“隔膜”，情形睽格，造成惨案。然谓此即能摧折士气以至于无，从而造就乾隆以降“万马齐喑”的“衰世”，则犹嫌说服力不够。略以乾、嘉学术之兴盛为例说明。乾、嘉之际，为近代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学者们通过整理、复原古籍的方式对中国文化的承继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人讲求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直到今天还发生影响。有探究其故者，常谓此因专制政权禁锢思想、大兴文字狱，导致学者对现状噤声，竞相埋首于故纸堆，阴差阳错，这才出现一个学术上的“盛世”。文字狱倘有如此功效，则战国、宋、明等代，并未出现大规模文字狱，何以也能造就学术昌盛、迈前启后的局面？上世纪文化大革命，文字狱之频次、力度远超乾隆之世，何以学术界反而出现凋敝荒芜的现象？难道，后世之人，不仅其心不古，连智商也降低，学不会乾、嘉时代的“学术避祸法”？对文字狱和学术的这种关系，余英时提出“内在理路”说，认为自明末清初以来，学者越来越重视“道问学”，而不再一味关注“尊德性”，因此才有乾、嘉之际的学术“盛世”。思想禁锢、政治打压固然是外因，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也很重要[16]。窃谓此论极有道理。清代文字狱之成因，固有前述三个原因，清代学术之兴盛，自应有其内在的逻辑，而非全部因应政治上的变化而出现。然则，自乾隆至道光，约近百年，形成一个士气低迷却学风大盛的“怪现状”，存不存在一个“内在理路”？若有，那这个“理路”又是什么？窃谓，此一“内在理路”，便是宰相制度的废弃。兹请述其究竟。 -------------------------------------------------------------------------------- [1] 秦代坑儒凡四百馀人，似可视为文字狱之滥觞。汉代，司马迁婿杨恽，因在私人信件中发牢骚被腰斩（《汉书》卷六十六）；宋代，苏轼“以诗托讽”，被逮治，后酿成“乌台诗案”；秦桧以文字狱打击政敌，牵连数十人（《宋史·高宗本纪》）；明代，高启代人撰《上梁文》，太祖见之，“因发怒”，腰斩之（《明史》卷二八五）。这都是历代文字狱中较为著名的案例。概言之，宋代以后，文字狱较前为频繁，盖文字狱亦随“文明”之不断发达，而水涨船高。 [2] 明初文字狱，残暴之馀，尤令人啼笑皆非。如“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按即明太祖）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又如：“僧来复《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俱见赵翼《廿二史箚记》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祸”条（世界书局民国二十八年本，中国书店影印，1987年）。然陈学霖撰《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认为，此类案件，明初文献并无记载，嘉靖以后，才出现于野史稗乘，万历末《国朝谟烈辑遗》据此，踵事增华，绘声绘色，至赵翼《箚记》则已集大成，俨然定谳。据其考证，徐一夔寿终八秩，并未死于太祖刀下；来复以胡惟庸党而死，亦与文字狱无关。 [3] [4] [5] [6] 《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三年三月辛酉。 [7] 《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四年三月壬戌。 [8] 吕留良尝与吴三桂通信。 [9] [10] 此序即雍正七年九月十二日上谕。其中要论，如：“《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又如：“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终以“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为结论。胤禛此谕甚辩，虽有偷换概念的嫌疑——以地域概念，偷换文化概念（华-夷）和种族概念（满-汉），但是，他强调君天下者以德，并就民心向背立言，以“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这种民本理论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标准，终属难能可贵。 [11] 喻大华《清代文字狱新论》。 [12] [13] 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九“讳义例”条，略谓：“旧说：隐、讳也，乃隐其恶耳。若隐其恶，何名为直笔乎？葢讳、避之也，避其名而逊其辞，以示尊敬也。今言他人之遇屯否罪戾死丧耻辱，则正言之；至于所尊所敬，则婉顺言之。此盖是人情常理，《春秋》讳避之道亦尔。凡恶事必须书者，则避辞言之。赵子曰：‘凡君之过恶，以讳为示讥，见其避讳亦足以知其不当为也’；《公羊》曰：‘外，大恶书，小恶不书；内，大恶不书，小恶书’；殊非也。立教之体事无巨细皆论其可否，何得论其小大乎？”总之，强调避其名而不隐其实。 [14] 如段昌绪收藏《吴三桂檄文》，彭家屏收藏明末野史《豫变纪略》等书，俱得罪。全祖望作《皇雅篇》，本意为歌颂“（清）世祖得天下之正”，“前古无有伦比”，却因涉及明季史事得罪。 [15] [16] 参考资料： http://paowang.com/cgi-bin/forum/viewpost.cgi?which=qin&id=8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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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康熙有没有搞过文字狱

首先，明确一点：康熙皇帝真正意义上的亲政，是从康熙8年开始的。这回一年，康熙皇帝擒拿了鳌答拜，夺回了实权。所以，发生在康熙8年以前的一些事，例如康熙2年的文字狱 “明史案”，与康熙皇帝无关。明确了这一点之后，从康熙亲政到康熙五十年（1711）《南山集》案爆发，这四十几年间康熙都是宽文网。可以说当时的思想界还是相当活跃的，不少被称道为“胜国（指明朝）遗民”的著作都陆续结集出版了，僧函可《千山诗集》就是一例。此外，康熙年间刊行的顾炎武诗文集中所谓“违碍”之处可以说触目皆是。顾炎武记了庄氏《明史》案，记了自己如何以死相拒参加官修《明史》，他的“北去（按原抄本作“胡装”）三百舸，舸舸好红颜”之类的诗句更是对清朝初年满洲贵族暴行的无情鞭挞。王夫之的民族情绪较之顾炎武犹有甚者，他在《读通鉴论》中说，天下之大防有二，首先就是“华夏”和“夷狄”。在他看来，“夷狄”乃“异类”，“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这简直在公然号召汉族人起来造满洲的反，然而在当时都未予追究。

G. 清代“文字狱”事例，越多越好

1所有描写鞑子（包括匈奴，契丹，女真等）不好的文字，不是删了，就是回改了；
2所有描写汉人抗答击异族英雄人物（冉闵等），事迹的文字，不是删了，就是改了；
3所有描写宋朝，明朝等和异族对抗时期的汉人皇朝的政权，皇室优秀的文字，不是删了，就是改了；
4包括以上内容的正史，野史，小说，话本，技术生产类书等（天工开物等）全部删改；技术类书籍里面有大量人物图画，里面有人物穿汉服，没辫子；
5关于军事技能方面的书籍（战例双方兵力对比，伤亡人数，获胜战术特点，相关兵器等），全都删改，防止汉人了解军事知识；

6满鞑子现在搞“金源文化”，要找回鞑子丢失的文化，笑话！还要来花汉人的钱，去找回摧毁汉人文化的鞑子垃圾！中华浩劫还没停！

汉人什么时候把满鞑子文字狱毁掉的书籍找回来？！？！！？
国家应该立项“找回文字狱被毁书籍”！！！

H. 康熙皇帝弄文字狱杀了几个人

二、康熙年间的文字狱

清朝，康熙皇帝统治期间发生的文字狱案共有11起，比较典型的，有下面五起：

1．《明史》案

《明史》案发生在顺治十八年，决谳于康熙二年。

明朝天启宰相朱国桢退休后曾著《明史》一书。业已衰落的朱家将稿以千金卖给湖州富户庄廷鑨。该书讲了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尊南明弘光、隆武、永历正朔，有指斥清朝词句。庄廷鑨是个瞎子，效法“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将该书作了一些增补，当作是自己写的书。修订完后便于顺治十二年病死了。其父庄允城将书易名《明史辑略》，请崇祯十三年进士，在南明弘光政权中担任过礼部尚书的李令皙作序，又邀江南18位名士列为参订。

庄廷鑨的岳父朱佑明是大富豪，顺治十七年以庄廷鑨之名将该书印行于世。

好些人都想利用书中违碍之处向庄允城敲竹杠。庄允城都用钱财堵了他们的口。康熙二年（1663），归安县（在今浙江吴兴县）吴之荣，罢了知县，想借告发立功，以图东山再起，将此事报告杭州将军松魁。松魁与巡抚朱昌祚讨论了这事后，朱昌祚以书面形式报告督学胡尚衡。庄廷鑨知道后，通过贿赂免于起诉。之后，庄廷鑨将指斥清朝的话稍加修改重刊。吴之荣看到他第一次告密失败，但未死心，便买了初刊到京师直接告到司法部门。吴之荣向来怨恨南浔（吴兴县东）富人朱佑明，他乘机嫁祸于朱，他说庄书中所称“旧史朱氏”指的就是朱佑明。刑部于康熙元年派人到湖州调查，认为此书有8大罪。主要罪名是扬明朝，毁本朝。庄允城、朱佑明被逮至京城。

当时正是鳌拜等四大臣当政，利用此书大做文章，下令严审，给那些怀念明朝的人一点颜色看看。庄廷鑨被掘墓戮尸，其弟庄廷铖（24岁）与李令皙杀头。李令皙四个儿子也处以死刑，朱佑明有五个儿子，都被杀。参校该书的茅元锡（刚任命为朝邑县令）与吴之镛、吴之铭两兄弟与江楚诸名士列于书中者吴炎等人都被处死，查伊璜、范文白、陆丽京虽受牵连，但因为合词检举，加上广东提督吴六奇的救援，才没判罪。松魁因为事先没有禀报，带上脚镣手铐解赴京师。同时解赴京师的还有其幕客程维藩。松魁以其有免刑特权仅仅免了官，而程维藩被杀了头。湖江太守谭西闵到任才半个月，案发后，他与推官李焕都以隐匿罪处以绞刑。刻书、印书、订书、送板的与买书的也都斩首。浒墅关（吴县西北）货物专卖主事李希白听说阊门（吴县西北门）书坊有此书，派人去买。李希白和他派的人以及书商都被杀头。李希白所派之人因在书商邻居朱家等了一会，朱某已70多岁，与其妻遣送边远地区。此案处死的共70多人，受株连的221余人。罪犯妻子都遣送边远地区给人家做老婆。

吴之荣得到庄家与朱家家产各一半，起用为右佥都御史，后来死于寒热。《私史记事》云：康熙四年七月，“吴之荣归自闽中，行至半山，狂风骤起，雷电交加，之荣随成疟疾，寒热夹攻，两日而死，人皆称为天雷击死之。”

2．《南山集》案

戴名世《南山集》案是发生在康熙时的一个大案。

此案须先从方孝标说起。方孝标，桐城（今安徽）人。本名玄成，因避康熙（名玄烨）讳，以字行。顺治时，中进士，官至内弘文院伺读学士。顺治十四年（1657），族人方猷主持江南考试，与他有勾结作弊行为，结果均被免官戍边，流放到宁古塔，后遇赦。方孝标到云南，当了吴三桂的翰林承旨。吴三桂反清失败，方孝标先迎降，得免死罪。他写有《钝斋文集》、《滇黔纪闻》二书。《滇黔纪闻》中有关于南明抗清事实，用南明诸帝纪年。
戴名世，桐城人，字有田，号褐夫，别号忧庵，康熙进士，任编修。他立志修明史，认为南明永历朝不能称伪朝，对《滇黔纪闻》十分重视。听了学生余堪口述南明永历朝一个叫犁支的所言，感到该书符合事实，于是在他所写的有关明史文章中采用该书材料不少。

戴名世在《与弟子倪声》一信中论及修史之例，认为“本朝当以康熙壬寅（按：即1662年）为定鼎之始，世祖虽入关十八年，时三藩未平，明祀未绝，若循蜀汉之例，则顺治不得为正统。”

戴名世学生尤云鹤从方孝标的集子中选出部分材料，以《南山集偶抄》之名刊行。同时刊行的还有《孑遗录》，记述桐城地区地主、豪绅抵抗农民军之事，署名宋潜虚，因为戴姓出于宋后，所以讳戴为宋。此书由尤云锷、方正玉捐款印行。他们俩再加上汪灏、朱书、刘岩、余生、王源都作了序。印刷版藏于方苞家。

1711年武进人都谏赵申乔（字慎旗）向刑部告发了此事。九卿会审，《南山集》定案。《南山集》案，实际上就是《南山集偶抄》案。此书只不过是为南明争正统，揭露南明隐事而已，但刑部大做文章，株连竟达数百人。戴名世寸磔，方孝标已死戮尸。他们的祖父、父亲、子孙、兄弟、以及叔伯父、兄弟之子，凡16岁以上都被杀头，母、女、妻妾、姊妹、儿子妻妾、15岁以下子孙、叔伯父、兄弟之子给功臣为奴。朱书、王源这时已死，免于判罪，汪灏、方苞以诽谤朝廷判斩立决。方正玉、尤云鹗发往宁古塔。方孝标儿子方登峰、方云旅，孙子方世樵一并斩首。方家中即使还在居丧守孝的人都处死，尚书韩菼、伺郎赵士麟、御史刘灏、淮扬道王英谟、庶吉士汪汾等32人另议降职。康熙闻奏改刑。戴名世斩立决，方孝标之子免死，与其家人流放黑龙江。汪灏、方苞免死，入旗为奴。尤云锷、方正玉免死罪，其家迁徙边远地区。韩菼以下这些平日与戴名世只因议论文章而被牵连的人，都免于治罪。

3．徐骏案

翰林（相当今科学院士）徐骏在写公文时，将“陛”误写为“狴”，被审查。有人在他的诗作中发现“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诗句。这本是徐骏在晒书时，见风刮翻书页，即兴而作。却被专案组的人认定“清”是满清当局，“不识字”是指影射满人没文化；“乱翻书”是影射乾隆征书编四库全书，徐丢了脑袋灭了族。

4．朱方旦案

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有朱方旦之狱。朱方旦，汉阳人，自称二眉道人，秘密刻书。书中有言：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山根和两眉本是指大脑之功能，非为异说。但是康熙认为是“诡立邪说，煽惑愚民”。

5．王锡侯案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印行的《康熙字典》，是奉旨编纂的，而且以康熙年号命名，足见政府之重视。可是有个书呆子叫王锡侯的，竞敢批评《康熙字典》，说它收字太多，难以贯穿。他自己编刻了一部《宇贯》，意是说，这本书可以用字义把零散的字贯穿起来，正好弥补了《康熙字典》不足。此案主犯的发落不说，还连累了两江总督，因查办不力受到降级的处分，江西的布政使按察使（都是副省长）受株连被革职治罪。其实，王锡侯写《字贯》是想贡献自己一得之见，想不到竞落得这样的下场。

关于康熙皇帝的后宫和继承人等种种谜案，我们等到下本书中再在来给诸位朋友们揭示！

I. 清朝文字狱发生在哪个皇帝在位时

康熙朝 南山诗集案 雍正朝的最严重 乾隆朝的就比较多但 觉得不怎么靠谱了

J. 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事件

农民和尚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特别忌讳人家说僧、盗、光等字，连同音同意的生内、道、亮、秃等也不行容。他登上帝位后，凡章表中有这类字的，即诛杀作者。因他被元朝骂之为贼，贼及贼的近音字则，责，择亦怒之。

有一个和尚写诗谢恩，诗中有一字“殊”，朱元璋看了这首拍马谢恩诗认为：殊是“歹”“朱”而合，这和尚是变着法子骂人，杀。

洪武三年（1370年）下令禁民间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为名。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又禁用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等为名。

(10)历史上哪个皇一受搞文字狱扩展阅读：

文字狱的概念和文字狱的盛行

文字狱是因著文作字而获罪的政策。要使你因此而获罪，很容易，找出你的章表诗文，然后寻章摘句，旁牵侧引，罗织罪名，这样你就死得成了。

文字狱由来有两千多年历史了。明洪武年间，清康雍乾年间文字狱间极为盛行。而清康雍乾三朝对这案件捕风捉影之荒唐，牵强附会之怪异，株连之广泛，处理之残酷，无以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