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鹤军事基地

❶ 《中国文化导论》简答题：8、简要根据秦汉时期出现中华文化大一统的局面的原因。

一、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方面的研究文章,在栏目中占有较重的分量。
政治制度与职官方面,简修炜的《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特点与农民的反封建斗争》(1988年第2、4期)一文,揭示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的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等历史特点与农民反封建斗争的密切联系,突出地显示了该时期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明显个性。方北辰《释九品中正制之一品虚设问题》(1989年第1期)一文,通过考察该制度的历史渊源,认为魏晋之际,儒家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并未根本动摇,三皇五帝、禹、汤、文、武、周、孔这些儒家崇尚的“圣人”,仍享有极崇高的地位,儒家的名教仍然左右着士大夫的思想,而当世活人要跻身于位至极品的圣人之列是不可能的。陈琳国《试论魏晋南北朝地方官吏的考课》(1991年第2期)指出,魏晋以后,秦汉时期通过上计来考课地方官吏的形式已名存实亡。东晋南朝未能建立起合理的考课制度,只以输入赋税的多寡来衡量地方官吏的政绩。北魏后期重新建立起考课制度。西魏、北周的考课卓有成效,因而地方吏治情况较好。赵昆生《曹魏侍中考释》(2000年第6期)对曹魏的侍中进行了考察,认为它是曹魏重要的权力中枢,构成了君权实现方式的核心。
关于政治事件,在司马睿对待祖逖北伐的态度问题上,刘伟航《司马睿对祖逖北伐态度之我见》(1988年第2期),不同意历代史家对司马睿的责难和批评,作者认为:自司马睿渡江直到祖逖北伐的七年中,南北形势并没有形成一个北伐的大好时机;东晋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也难以成为北伐的经济保障;东晋派戴渊节制祖逖的目的在于对王敦形成威慑,阻止其叛乱活动。王永平《曹爽伐蜀之目的及其失败原因考析》(1999年第3期)指出,历来对曹爽伐蜀的动机及其失败原因研究不够,认识停留于表面。作者认为,曹爽伐蜀不是“轻举妄动”,而是在军事力量远不及司马懿的条件下采取的一种政治手段。通过伐蜀,曹爽既可控制军队指挥权,又能在政治上排斥司马懿,专断朝政;他所以失败,也不仅仅因为军事准备不足及蜀国尚有抵抗能力,主要原因在于司马懿及其党羽的破坏,这种破坏在出兵、作战和退兵时都存在。孔毅《论曹魏之黜抑“浮华”》(2000年第1期)指出:魏武帝曹操之“破浮华交会之徒”,旨在打击政治上的异己,为改朝换代清除障碍;魏明帝曹睿之罢退“浮华之不务道本者”,旨在打击思想上的异己,最终却自毁家门。
门阀士族是魏晋南北朝史中经久不衰的论题,马欣在《士族新论》(1987年第2期)一文认为,研究“士族”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称谓复杂、概念混乱。不仅治史者深感棘手,也给后学者带来困难。根据名实相符和传统习惯的原则,该文对芜杂繁多的概念进行清理筛选,认为较妥贴而且适合魏晋南北朝官僚集团的名称,该是“士族”,其他都不规范。就士族的历史地位问题,文章指出,就整个士族来说,它趋向腐朽,那是在它取得了特殊的社会地位并把持了政权以后的事情,无视士族的演化过程,一概骂倒的做法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关于门阀政治的性质和历史作用,孟聚在《北魏孝文帝门阀制度论略》(1990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不能将作为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门阀制度与南朝的门阀制度相提并论。北魏鲜卑贵族是在长期战乱的废墟上建立起北魏政权的,北方以门阀大族为领袖的坞堡不仅维护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而且保留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较高水平的汉族文化。因此北魏统治者不能不依靠门阀大族谋划方略、制定政治礼仪、发展封建经济,因而也就不能不实行门阀制度。针对张承宗“吴四姓”为“东吴四姓”之说,张旭华、王宗广《“吴四姓”非“东吴四姓”辩》(2000年第4期)认为,“吴四姓”应是“吴郡四姓”,即吴郡之顾、陆、朱、张;其中张、朱二姓的代表人物就是吴郡张温、朱桓和朱据。
社会组织、成分方面,1988年第1、2期上连载章义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奴婢及奴婢制度研究》,是作者整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一是对这一时期奴婢来源和数量的分析;二是对奴婢社会役使范围的考察。前者的结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奴婢主要有战俘、价买、籍没三大来源,较之两汉,私属奴婢的数额显著增加。后者的结论是:这一时期奴婢的役使范围不仅与奴隶社会的奴隶的役使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而且与两汉时期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即该时期奴婢的绝大部分已由两汉时期的非生产者转变为社会的直接生产者,都被普遍地役使于农业、手工业等生产部门。周国林的《论蜀吴图籍中“吏”的身份》(1987年第2期),是具有考证辨析性质的文章。该文针对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多种看法,通过数据统计,文献、文物的印证,认为蜀吴图籍中的“吏”既不是指身份低贱的“吏”民,也不是指地位优越的士族,而是对包括上至三公、下至佐史之类的低级官员在内的所有国家官吏的总称。张敏《东晋南朝宾客述论》(1999年第2期)认为,东晋南朝宾客的构成成分比前代更为复杂,有门第低、学品高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有避难的北方人士,有所谓材力死士、门生故吏,也有江湖游客、隐士。宾客作为一个特殊社会阶层,没有与佃客、僮客等封建依附民合流,相反,一部分继续受到王侯大臣的礼遇和重视。不过,宾客的社会地位确实有所下降。
二、经济史研究
专栏文章中,篇幅较多,影响较大者当属社会经济史,1985年第2期学报刊发了施光明的《释曹魏屯田制中的“分田之术”》,文章涉及的是一个古老的课题。因为曹魏屯田制度为历代史家所关注,多有论述,但关于“分田之术”这个具体而重要的细节问题,几乎无人问津。作者认为,“分田之术”是一种授田之法,其具体内容是确定给屯田民屯田土地的数量,大约是一夫一妇一百亩。文章刊出后,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不少刊物或复印全文或转摘观点,并马上引起了争论。同年第4期,专栏又刊载了周国林的争鸣文章《“分田之术”是授田之法吗?》,该文指出,“分田之术”不是“授田之法”,而是有别于“计牛输谷”的征税方式。专栏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1988年第1期,长达三年之久,所发表文章均被《中国史研究动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三国史研究四十年》等文献转载。
历代史家关于曹操的研究文章多不胜数,但对他的整个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论述,尚不多见。张雷的《曹操经济政策述评》(1985年第4期)一文,从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认为曹操的经济政策有着丰富而广泛的内容,屯田政策是其核心,而租税政策、奖励政策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是紧密围绕屯田政策而展开的,在他整个经济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曹魏时期的屯田规模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郑佩欣的《曹魏许下屯田规模虫虫彖测》(1988年第3期),通过当时曹魏每年的地租所得和粮食总产量以及劳力的耕种能力等因素的层层分析剥离,得出建安初年许下屯田的大致规模———约拥有60万亩耕地,8000多屯田户,40000余人。
商业、交通贸易史研究方面,马志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海贸易的变迁与高涨》(1988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南海贸易得到巨大发展,奠定了广州的通商贸易口岸的重要地位,为隋唐以后海外贸易的进一步繁荣打下了基础,也为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郑敬高《论六朝的商业资本形态》(1994年第1期)认为,六朝商业发展,以小商人资本兴盛、官僚商业资本强劲、大地主侧身市场为特色,基本实现了商业资本的封建化,它导致了商业资本的饱和。这种饱和以盘剥小生产者取得丰厚利润为前提,是资本与特权结合的结果。超商业强制割断了商业与经济自由、竞争平等、法律秩序之间的必然联系,阻碍了商业资本的正常积累,构成了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致命弱点。刘汉东《水路交通运输与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的发展》(1998年第3期)指出: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与交通运输的关系相当密切。特别是大批量的货物运输,对交通条件的要求较高。水路运输既方便,载重量又大,沿途码头的设施以及较大船只的使用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水路交通比较发达,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江南经济逐渐赶上甚至超过了北方,水路交通是其重要因素。
区域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引人注目,牛润珍的《3—6世纪海河流域城镇布局的考察》(1991年第2期)令人耳目一新。该文不仅考证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海河流域县级以上的城镇数目,而且还从地形、地貌、气候、气象等其他学科入手,考察了当时海河流域城镇的布局及其特点。极具学术价值的是,它着眼于史学与现实的密切联系,体现了全新的选题角度,而且运用了不同学科相互交叉的研究方法。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问题的研究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重视。
韩国学者池培善先生的《就封裕上书论前燕慕容皇光时期的经济政策》(1999年第3期),通过分析慕容皇光在位时期,记室参军封裕的上书来探讨前燕的社会经济政策,试图从社会经济角度来解答北方游牧民族进出中原之后,异民族以何种形态发展国家。
三、思想文化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文化成就辉煌,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大批重要的文化史课题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施光明《论五凉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融》(1990年第2期)一文选题新颖,把当对许多人忽视的西北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代表着魏晋史研究的一个方向。作者指出,当中原动荡、文事荒落之时,在五凉统治的河西地区却出现了一个具有浓郁的西北风采和异域情调的学术文化空前兴盛的局面。他认为,这是西域与五凉之间学术文化双向交流和双向选择的结果。正是在众多不同的领域中各种文化现象的相互交流、相互选择、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瑰丽多姿的五凉文化。宗教问题仍然是文化讨论中的重点之一。程有为的《魏晋南北朝河南地区佛教的传播和兴盛》(1986年第3期)一文,将佛教在河南的传播和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汉末、曹魏时期初步传播;西晋十六国时期迅速传播兴盛;至北魏达到极盛,由此他认为,河南是佛教在中国最早传播的地区之一,其原因有四: 一、佛学东渐,河南居“天下之中”,为必经之地。二、其时作为都城的洛阳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河南地又在都城附近。三、佛寺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朝廷官府的赐予和富人的施舍,而京城及其附近的佛寺是近水楼台。四、河南地区战火连绵,人民苦难深重的现实,为以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为教义的佛教提供了肥田沃土。黄修明《魏晋南北朝佛教的政治化特征》(1992年第3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佛教传入中国后迅猛流播发展的时代,也是佛入中国而中国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其重要特征是受中国政治社会的改造和影响日益世俗政治化。无论是作为宗教形态的佛教或是作为宗教信徒的佛门僧尼,都没有超然于世俗政治之外独立存在,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附政治、参与政治、服务于政治。孔毅、李民《魏晋玄学的衰落及其与佛教的合流》(1997年第2期)认为,东晋初年的批判思潮是玄佛合流的先声,儒佛力量对比的变化是玄沸合流的关键,而魏晋玄学独立性的丧失标志着玄佛合流的实现,玄佛合流实现后,佛教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佛教的这种独立是相对的,它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始终不能也不可能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轨道而独立发展,只能是不断趋于中国化。至宋代,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形成理学。
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朱和平、白贵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特征及其历史影响》(1998年第4期)认为,魏晋时期的文化特征有三:其一、相对独立的区域文化格局;其二、传统文化改造与新文化创造相结合;其三、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特征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造了传统文化固有的颓废,创造了文化新精神,而且使中国文化呈现多样化和丰富性,在文化发展中缓和了民族地域纷争和敌对关系,出现了统一的要求。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以前较少有人论及。
梅珍生《中国魏晋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生观比较研究》(1993年第4期),作者指出,在东西方人学史上,魏晋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两个十分相似的历史阶段,在各不相同的历史系列中,这两个时代的功绩无论是因其对过去传统的反叛还是对未来的历史命运的昭示,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社会生活动荡不安,价值体系的崩溃,对古典的领悟,艺术的成就,世界的发现,人的觉醒……在这些改变了历史面貌的共同表象的背后,它们由于各自时代的历史条件的制约,人生的路向表现出了不同的旨趣:魏晋时代风靡士林的价值取向是玄学人生观,而意大利文艺复兴呈现的则是以人文主义为内涵的世俗人生观,而这种差异,又是他们对待人和自然的不同态度造成的。
四、军事、民族研究
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军事制度之一的曹魏士家制,古今论者,不乏其人,但在诸如士家的身份等具体问题上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分歧意见,刘汉东《论曹魏士家制的发展变化及其阶段性》(1988年第4期)一文,没有将该制度看成静态事物。他认为士家制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原因和时间,曹魏士家制经历了一个萌芽、确立和完备的发展演变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士家的身份地位也有相应的发展和变化。
张文强《南朝军制述略》(1998年第1期)指出,南朝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主要为中军和尚书省两个系统;地方军事领导机构为都督与州郡两个系统。南朝军队的编制序列为军、幢、队、什、伍等。兵种主要分水、步、骑。中军训练一般在京师建康进行,外军训练一般由各防镇都督刺史主持。当时的兵器是传统的弓、弩、刀、剑、矛,其制造由少府所属的尚方负责,保存管理的机构有南、北二武库。
关于战役,潘民中《汲、获之战是官渡之战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第4期)认为,汲县、获嘉之战与白马之战,延津之战及官渡决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是官渡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汲、获之战发生在建安五年二月袁军攻白马之后、四月曹操解白马围之前的三月间。汲、获之战的战略意图一是消灭袁军别营,解除侧背之忧,二是破坏袁绍军粮基地,陷敌于困境。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民族问题历来为史家所重视。程有为、吴少珉《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问题》(1996年第1期)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矛盾的形成、发展、激化和缓和的历史状况、统治者民族政策的优略得失、以及民族融合的进程。作者指出,曹魏、西晋时期是中原地区民族矛盾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十六国时期是爆发时期,北朝则趋向缓和。曹魏、西晋时期,允许少数民族内徙,有利于民族融合。但西晋江统提议将少数民族迁返塞外,则不利于民族融合,也是难以行得通的。十六国后期各国统治者的民族政策比前期为优。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民族融合的还有民族压迫、冲突、仇杀,最后到隋唐时期内迁少数民族已完全与汉族融为一体。
五、大族个案研究方面
家族、尤其是豪门大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影响,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有关这一时期某些著姓大族的个案研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上世纪90年代该栏目先后发表了多位学者这方面的学术论文,他们分别对家族的源流、婚宦情况、文化特征、家族兴衰原因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于婚媾特征:汉魏以来士族政治的建立与巩固,主要依赖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家族成员政治地位的升迁及其在学术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二是家族之间通过婚姻裙带关系的彼此提携与利用。因此,婚媾是士族,特别是东晋南朝侨姓士族维持高门地位的一种重要手段。同时,婚媾的变化也能反映某些家族社会地位的变迁。刘静夫《京兆杜氏研究》(1993年第3期)对京兆杜氏的婚媾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与颍川荀氏的婚媾情况作了比较,作者指出,二者的婚姻之家基本上属于高门大族,且都与皇室联姻。杜氏的婚姻之家,已知者有河内司马氏、京兆韦氏、河东裴氏、冯翊严氏、北地傅氏、太原与祁县王氏、河南元氏等,与荀氏相同,基本上属于高门大族。两族虽然都与皇室联姻,但对皇室的依赖程度不同。苟氏,

❷ 杨晖 简介

1.上海唯众影视传播有限公司总裁

简介
杨 晖（女）博士、资深传媒人，上海唯众影视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
TV2.0电视新思维理念倡导者，《波士堂》、《上班这点事》、《谁来一起午餐》、《大声说》、《洋泾一大帮》、《中国职场好榜样》、《我最时尚》、《魔力之城》创办人。 多年来坚持致力于电视创新实践和创新管理研究，擅长媒介战略管理、品牌策划和创意管理。先后被《外滩画报》评选为“城市之心”2007年度人物，被《Time Out上海》推举为“城市英雄”。2010年，被中国广播电视协会评为“中国十佳电视栏目制片人”，获得“世博城市之星” 称号，荣登“2010中国商界女性精英价值榜”。2011年，被评为《旭茉JESSICA》“年度成功女性”，《胡润百富》“潮流先锋人物”。
唯众传媒2008、2009连续两年被评为“中国最具投资潜力文化创意企业”。2010年，唯众传媒荣获“中国最具投资价值自主创新企业”。2011年，获得WABC“年度爱心企业”。
个人经历
湖南大学MBA，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历任湖南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CNBC中国区项目经理。曾成功创办湖南卫视《新青年》、《岳麓书院千年论坛》、《谁是英雄》、《男孩女孩》，CNBC《决策》，星尚频道《源来女人》，云南卫视《智赢天下》、东方卫视《我为创业狂》等知名电视节目。同时成功策划和推出了一系列大型论坛、晚会和会展活动，并积极尝试与新媒体的合作，成功与互联网合作制作《互联网的百万富翁》和《首届中国婴童产业创富大赛》等网络真人秀节目。
积极倡导TV2.0电视新思维理念，曾受邀为CCTV、上海文广、江苏广电、浙江广电、天津广电、广东电视台、南方电视台、深圳广电集团、云南电视台、大连广电集团等十余家电视媒体机构，以及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华东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进行授课和演讲。曾获“中国广播电视奖”、中国少儿电视“金童奖”等国家级、省级政府专业大奖60余项，撰写专业论文20余万字，主编电视图书20余册。
节目荣誉览表
2010年，《大声说》荣获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第十届百家电视文艺节目栏目类一等奖。主持人孙国庆荣获优秀主持人大奖。
2010年，《波士堂》荣获SMG传媒人大奖。
2010年，《谁来一起午餐》荣获《综艺》2009年度节目大奖，并入围“中国电视榜”年度最佳财经节目榜单。
2010年，《波士堂》和《上班这点事》荣获“中国创优栏目奖”。
2010年，《波士堂》荣获2009年度SMG“传媒人”奖。
2010年，《互联网的百万富翁》荣获“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广告节2009中国媒介创新营销大赛优秀奖”、“DMA (Digital Media Award)亚太区数码传媒大奖Best Loyalty Program铜牌奖”、“2008-2009年度艾瑞效果营销奖”和“2009年中国企业营销创新案例特别奖”。
2009年，《波士堂》获得“2008中国最具网络影响力十大省级卫视栏目”排行榜第一名。
2009年，《大声说》获得SMG总裁奖，并入选上海十大文化事件榜单。
2008年，《波士堂》获得胡润百富榜best of the best访谈电视节目最佳表现奖。
2008年，《上班这点事》入围2008中国电视榜年度最佳脱口秀节目。
2008年，《《波士堂》、《上班这点事》双双荣获“中国创优栏目奖”。
2007年，《波士堂》荣获SMG2006年度电视节目创新奖，入围2007年中国电视榜年度最佳创富节目榜单。
2007年，《谁来一起午餐》获SMG传媒人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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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围棋女棋手

简介
杨晖，女，前国家围棋队主力，世界冠军。上海人，1963年5月12日生。是著名棋手曹大元九段的妻子。曾与孔祥明、芮乃伟、张璇被称为中国女子围棋“四大天王”。
战绩
10岁学棋，12 岁进体校 15岁进集训队。获6次全国围棋个人赛女子冠军，1983年“新体育杯”围模 赛第三名，1987年“国手战”围棋赛第五名，1994年首届中国“王位战”亚军。在第六届“富土通杯”世界职业围模大赛中，战胜日本超一流棋手武宫正树九段。1982年定为五段，1991年升为八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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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书画家

杨 晖（男）汉族 1956年正月生。 幼名云中，笔名寿石，室名云鹤轩。
工艺美术师职称，曾历任内蒙古恒利制毯公司总工艺美术师职务。图案设计曾两次获日本普丽伟尔株式会社设计奖。
1988年毕业于中国书画函授大学，89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图案研修班，1994年结业于中央美院工笔人物画研修班，先后从师著名画家白铭、姚有多、黄均、范曾教授。
作品入选中国函大《校友风采录》、《当代书画家作品集》、《中老年书画家作品集》，典载《世界名人录》、（第3卷999页）和《杨氏名人录》等大型辞书。
作品曾获建国45周年海内外书画大赛银奖，建国50周年内蒙古美术家协会作品展三等奖，和建国50周年民族书画优秀奖。作品《山高流水》被国务院选中制成大型壁挂，作为赠送内蒙古成立50周年礼品。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内蒙古分会会员，徐悲鸿艺术研究会会员，内蒙古青年书画家协会理事，2000年迁居桂林，任桂林美术学校副校长，桂林中外美术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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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摄影艺术家

杨 晖（男）
上海人笔 名：巴 海
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2006年10月底，在淮海路热闹地段的爱普生影艺坊为杨晖举办了《茶馆里的老头》摄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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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江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杨 晖（1964年—），男，江苏无锡市人，江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研究，全国文学理论学会会员，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协会会员，无锡市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山东社会科学》、《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贵州社会科学》等期刊发表文章二十多篇，并合著《郁达夫：感伤的旅程》（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参加过三部教材的编写，完成江苏教育厅课题，先后获得无锡市哲学社会科学二、三等奖。现正主持四川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一、科研论文目录1、《“大音希声”释义——读道德经笔记》《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4
2、《“赤子之心”一说———读〈人间词话〉札记》《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5/3
3、《西方学者对周作人民俗思想形成的影响》《宜宾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3
4、《浅谈高等院校教学模式的改革》《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9/4
5、《严羽“气象”说评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哲版）1999/4
6、《试论郁达夫的成名与上海文化的关系》《山东社会科学》1999/5
7、《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无锡教育学院学报》2001/3
8、《走近“走进鲁迅”》（合著）《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哲版）2001/6
9、《论汪曾祺散文的美学特色》《宜宾学院学报》（社哲版）2003/5
10、《倾听孩子的心声——黄蓓佳<心声>析》《学语文》2004/1
11、《创新与“还原”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社哲版）2005/3
12、《文学性：文学理论研究走向的一种可能》《江南大学学报》（社哲版）2005/4
13、《“地方经验”：一个重要的美学元范畴》《文艺报》2005/5/31
14、《“语言是文学之家”—汪曾祺语言本体观及创作中的验证》《贵州社会科学》2006/3
15、《中国传统“变易”观念的萌芽与确立》《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5期
16、《想象：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学元素》《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社哲版）2007年3期
17、《古代文论原创性的当代意义》《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社哲版）2007年4期
18、《文学经验：一个难以言说的话题》《名作欣赏》2008/1
19、《试论刘勰“通变”与叶燮“正变”的可比性》《船山学刊》2008/1
20、《〈原诗〉正变思想研究的追溯与反思》《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哲版）2008/1
21、《试论许学夷〈诗源辨体〉的正变思想》《阜阳师范学院》（社哲版）2008/1
二、获奖
1、《感伤的旅程----郁达夫》（合著）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年10月版
2001年无锡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
2、《严羽“气象”说评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哲版）1999/4
2001年无锡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
三、科研项目
1、“鲁迅与九十年代文学研究”，2001年江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参与）
2、“江曾祺文艺思想研究”，2003江苏省教育厅社会科学项目（主持）
3、“李劼人文艺思想研究”2007年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主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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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编

杨晖，男，陕西人。南浩制药化工设备网主编，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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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南京军区参谋长

杨晖，1963年出生，山东青岛人。197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参谋长，少将军衔，副大军区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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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

1978年，考入南京外国语学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1984年，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学习，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
1988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
201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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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历

曾先后在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前苏联使馆、俄罗斯使馆和哈萨克使馆工作；
2001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技术侦察部（三部）副部长；
2005年，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2006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31集团军（代）副军长；
2007年，晋升少将军衔；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二部）部长；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
2011年0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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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及研究方向

长期从事俄罗斯和东欧、中亚地区的情报分析研究，先后撰写和主编了《俄罗斯思考》、《俄罗斯21世纪前沿军事理论丛书》、《反恐启示录――世界重大反恐怖战例评析》、《信息恐怖主义》、《新军事变革与未来战争译丛》等专著，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当前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怖斗争研究》的基础上，公开出版了《反恐新论》一书。并有多部译著。

❸ 广州有哪些革命遗迹或者历史名胜

1、中山纪念堂

奉化总理纪念堂前身为中山纪念堂。奉化老城北部的锦屏山，宋代起即为民众踏青优游之地。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原有的锦屏山宋家坪公园改建为中山公园，并着手增建中山纪念堂、县立图书馆（后称中正图书馆）等公共建筑。

“无论是破土动工，还是落成，奉化中山纪念堂都堪称第一。”裘国松在1994年出版的《奉化市志》中找到了依据，“1934年1月由陈布雷堂兄、近代宁波文化名人陈训正撰写的《奉化中山公园记》，明确记载奉化中山纪念堂是在1925年6月，也就是孙中山辞世满百日的时候动工兴建的，并历经三个寒暑于1928年落成”。

❹ 岳飞的生平

1、简介
岳飞（—1142），字鹏举，宋相州汤阴县（今河南安阳汤阴县）人，南宋抗金名将，中国历史上著名军事家、战略家，民族英雄 ，位列南宋中兴四将之首。
他于北宋末年投军，从1128年遇宗泽起到1141年为止的十余年间，率领岳家军同金军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所向披靡，“位至将相”。1140年，完颜兀术毁盟攻宋，岳飞挥师北伐，先后收复郑州、洛阳等地，又于郾城、颍昌大败金军，进军朱仙镇。宋高宗、秦桧却一意求和，以十二道“金字牌”下令退兵，岳飞在孤立无援之下被迫班师。在宋金议和过程中，岳飞遭受秦桧、张俊等人的诬陷，被捕入狱。1142年1月，岳飞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与长子岳云和部将张宪同被杀害。宋孝宗时岳飞冤狱被平反，改葬于西湖畔栖霞岭。追谥武穆，后又追谥忠武，封鄂王。
2、历史评价
宋孝宗：“卿家纪律、用兵之法，张（俊）、韩（世忠）远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
文天祥：“岳先生，我宋之吕尚也。建功树绩，载在史册，千百世后，如见其生。至于笔法，若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尤足见干城之选，而兼文学之长，当吾世谁能及之。”
朱元璋：“纯正不曲，书如其人。”
孙中山：“岳飞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代表，也就是民族魂。”

❺ 关于北洋军阀时期府院之争的详细过程

府院之争指民国五至六年(1916年至1917年)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权力斗争。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原第一任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段以北洋正统派首领自居，依附日本军阀，掌握军政大权，与黎元洪分庭抗礼。
先是在国务院秘书长人选问题上，黎元洪和段祺瑞发生了争执，最后由徐世昌出面了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要不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这个问题上，双方斗争更趋激烈。
为了达到主战的目的，段祺瑞将其手下的十几个督军叫到北京，组成“督军团”，对黎元洪施加压力，但未获成功；后来段祺瑞又叫人写了对德宣战书要总统盖印，黎元洪为了平息风波，勉强在文件上盖了章。即使这样，段祺瑞仍不满足，在国会开会讨论时，又大肆干涉，终于触动了众怒。
恰在这时，段祺瑞私自向日本借款一事被揭露。1917年5月21日，黎元洪瞅准时机在这时下令撤销了他的总理职务，段祺瑞愤然离京去津，并且指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无权撤销总理职务，不承认黎的免职令。因一方为总统府，一方为国务院，所以它们间的争斗被称为“府院之争”。
之后黎元洪请督军团团长张勋于6月14日入京调解。张勋入京后，拥立宣统复辟。事件为段祺瑞所镇压，黎元洪于事后辞去总统职，总统改由冯国璋担任。府院之争告一段落。

❻ 为什么说秦汉是我国封建社会会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时期

一、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方面的研究文章,在栏目中占有较重的分量。
政治制度与职官方面,简修炜的《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特点与农民的反封建斗争》(1988年第2、4期)一文,揭示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的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等历史特点与农民反封建斗争的密切联系,突出地显示了该时期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明显个性。方北辰《释九品中正制之一品虚设问题》(1989年第1期)一文,通过考察该制度的历史渊源,认为魏晋之际,儒家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并未根本动摇,三皇五帝、禹、汤、文、武、周、孔这些儒家崇尚的“圣人”,仍享有极崇高的地位,儒家的名教仍然左右着士大夫的思想,而当世活人要跻身于位至极品的圣人之列是不可能的。陈琳国《试论魏晋南北朝地方官吏的考课》(1991年第2期)指出,魏晋以后,秦汉时期通过上计来考课地方官吏的形式已名存实亡。东晋南朝未能建立起合理的考课制度,只以输入赋税的多寡来衡量地方官吏的政绩。北魏后期重新建立起考课制度。西魏、北周的考课卓有成效,因而地方吏治情况较好。赵昆生《曹魏侍中考释》(2000年第6期)对曹魏的侍中进行了考察,认为它是曹魏重要的权力中枢,构成了君权实现方式的核心。
关于政治事件,在司马睿对待祖逖北伐的态度问题上,刘伟航《司马睿对祖逖北伐态度之我见》(1988年第2期),不同意历代史家对司马睿的责难和批评,作者认为:自司马睿渡江直到祖逖北伐的七年中,南北形势并没有形成一个北伐的大好时机;东晋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也难以成为北伐的经济保障;东晋派戴渊节制祖逖的目的在于对王敦形成威慑,阻止其叛乱活动。王永平《曹爽伐蜀之目的及其失败原因考析》(1999年第3期)指出,历来对曹爽伐蜀的动机及其失败原因研究不够,认识停留于表面。作者认为,曹爽伐蜀不是“轻举妄动”,而是在军事力量远不及司马懿的条件下采取的一种政治手段。通过伐蜀,曹爽既可控制军队指挥权,又能在政治上排斥司马懿,专断朝政;他所以失败,也不仅仅因为军事准备不足及蜀国尚有抵抗能力,主要原因在于司马懿及其党羽的破坏,这种破坏在出兵、作战和退兵时都存在。孔毅《论曹魏之黜抑“浮华”》(2000年第1期)指出:魏武帝曹操之“破浮华交会之徒”,旨在打击政治上的异己,为改朝换代清除障碍;魏明帝曹睿之罢退“浮华之不务道本者”,旨在打击思想上的异己,最终却自毁家门。
门阀士族是魏晋南北朝史中经久不衰的论题,马欣在《士族新论》(1987年第2期)一文认为,研究“士族”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称谓复杂、概念混乱。不仅治史者深感棘手,也给后学者带来困难。根据名实相符和传统习惯的原则,该文对芜杂繁多的概念进行清理筛选,认为较妥贴而且适合魏晋南北朝官僚集团的名称,该是“士族”,其他都不规范。就士族的历史地位问题,文章指出,就整个士族来说,它趋向腐朽,那是在它取得了特殊的社会地位并把持了政权以后的事情,无视士族的演化过程,一概骂倒的做法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关于门阀政治的性质和历史作用,孟聚在《北魏孝文帝门阀制度论略》(1990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不能将作为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门阀制度与南朝的门阀制度相提并论。北魏鲜卑贵族是在长期战乱的废墟上建立起北魏政权的,北方以门阀大族为领袖的坞堡不仅维护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而且保留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较高水平的汉族文化。因此北魏统治者不能不依靠门阀大族谋划方略、制定政治礼仪、发展封建经济,因而也就不能不实行门阀制度。针对张承宗“吴四姓”为“东吴四姓”之说,张旭华、王宗广《“吴四姓”非“东吴四姓”辩》(2000年第4期)认为,“吴四姓”应是“吴郡四姓”,即吴郡之顾、陆、朱、张;其中张、朱二姓的代表人物就是吴郡张温、朱桓和朱据。
社会组织、成分方面,1988年第1、2期上连载章义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奴婢及奴婢制度研究》,是作者整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一是对这一时期奴婢来源和数量的分析;二是对奴婢社会役使范围的考察。前者的结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奴婢主要有战俘、价买、籍没三大来源,较之两汉,私属奴婢的数额显著增加。后者的结论是:这一时期奴婢的役使范围不仅与奴隶社会的奴隶的役使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而且与两汉时期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即该时期奴婢的绝大部分已由两汉时期的非生产者转变为社会的直接生产者,都被普遍地役使于农业、手工业等生产部门。周国林的《论蜀吴图籍中“吏”的身份》(1987年第2期),是具有考证辨析性质的文章。该文针对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多种看法,通过数据统计,文献、文物的印证,认为蜀吴图籍中的“吏”既不是指身份低贱的“吏”民,也不是指地位优越的士族,而是对包括上至三公、下至佐史之类的低级官员在内的所有国家官吏的总称。张敏《东晋南朝宾客述论》(1999年第2期)认为,东晋南朝宾客的构成成分比前代更为复杂,有门第低、学品高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有避难的北方人士,有所谓材力死士、门生故吏,也有江湖游客、隐士。宾客作为一个特殊社会阶层,没有与佃客、僮客等封建依附民合流,相反,一部分继续受到王侯大臣的礼遇和重视。不过,宾客的社会地位确实有所下降。
二、经济史研究
专栏文章中,篇幅较多,影响较大者当属社会经济史,1985年第2期学报刊发了施光明的《释曹魏屯田制中的“分田之术”》,文章涉及的是一个古老的课题。因为曹魏屯田制度为历代史家所关注,多有论述,但关于“分田之术”这个具体而重要的细节问题,几乎无人问津。作者认为,“分田之术”是一种授田之法,其具体内容是确定给屯田民屯田土地的数量,大约是一夫一妇一百亩。文章刊出后,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不少刊物或复印全文或转摘观点,并马上引起了争论。同年第4期,专栏又刊载了周国林的争鸣文章《“分田之术”是授田之法吗?》,该文指出,“分田之术”不是“授田之法”,而是有别于“计牛输谷”的征税方式。专栏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1988年第1期,长达三年之久,所发表文章均被《中国史研究动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三国史研究四十年》等文献转载。
历代史家关于曹操的研究文章多不胜数,但对他的整个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论述,尚不多见。张雷的《曹操经济政策述评》(1985年第4期)一文,从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认为曹操的经济政策有着丰富而广泛的内容,屯田政策是其核心,而租税政策、奖励政策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是紧密围绕屯田政策而展开的,在他整个经济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曹魏时期的屯田规模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郑佩欣的《曹魏许下屯田规模虫虫彖测》(1988年第3期),通过当时曹魏每年的地租所得和粮食总产量以及劳力的耕种能力等因素的层层分析剥离,得出建安初年许下屯田的大致规模———约拥有60万亩耕地,8000多屯田户,40000余人。
商业、交通贸易史研究方面,马志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海贸易的变迁与高涨》(1988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南海贸易得到巨大发展,奠定了广州的通商贸易口岸的重要地位,为隋唐以后海外贸易的进一步繁荣打下了基础,也为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郑敬高《论六朝的商业资本形态》(1994年第1期)认为,六朝商业发展,以小商人资本兴盛、官僚商业资本强劲、大地主侧身市场为特色,基本实现了商业资本的封建化,它导致了商业资本的饱和。这种饱和以盘剥小生产者取得丰厚利润为前提,是资本与特权结合的结果。超商业强制割断了商业与经济自由、竞争平等、法律秩序之间的必然联系,阻碍了商业资本的正常积累,构成了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致命弱点。刘汉东《水路交通运输与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的发展》(1998年第3期)指出: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与交通运输的关系相当密切。特别是大批量的货物运输,对交通条件的要求较高。水路运输既方便,载重量又大,沿途码头的设施以及较大船只的使用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水路交通比较发达,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江南经济逐渐赶上甚至超过了北方,水路交通是其重要因素。
区域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引人注目,牛润珍的《3—6世纪海河流域城镇布局的考察》(1991年第2期)令人耳目一新。该文不仅考证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海河流域县级以上的城镇数目,而且还从地形、地貌、气候、气象等其他学科入手,考察了当时海河流域城镇的布局及其特点。极具学术价值的是,它着眼于史学与现实的密切联系,体现了全新的选题角度,而且运用了不同学科相互交叉的研究方法。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问题的研究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重视。
韩国学者池培善先生的《就封裕上书论前燕慕容皇光时期的经济政策》(1999年第3期),通过分析慕容皇光在位时期,记室参军封裕的上书来探讨前燕的社会经济政策,试图从社会经济角度来解答北方游牧民族进出中原之后,异民族以何种形态发展国家。
三、思想文化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文化成就辉煌,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大批重要的文化史课题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施光明《论五凉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融》(1990年第2期)一文选题新颖,把当对许多人忽视的西北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代表着魏晋史研究的一个方向。作者指出,当中原动荡、文事荒落之时,在五凉统治的河西地区却出现了一个具有浓郁的西北风采和异域情调的学术文化空前兴盛的局面。他认为,这是西域与五凉之间学术文化双向交流和双向选择的结果。正是在众多不同的领域中各种文化现象的相互交流、相互选择、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瑰丽多姿的五凉文化。宗教问题仍然是文化讨论中的重点之一。程有为的《魏晋南北朝河南地区佛教的传播和兴盛》(1986年第3期)一文,将佛教在河南的传播和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汉末、曹魏时期初步传播;西晋十六国时期迅速传播兴盛;至北魏达到极盛,由此他认为,河南是佛教在中国最早传播的地区之一,其原因有四: 一、佛学东渐,河南居“天下之中”,为必经之地。二、其时作为都城的洛阳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河南地又在都城附近。三、佛寺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朝廷官府的赐予和富人的施舍,而京城及其附近的佛寺是近水楼台。四、河南地区战火连绵,人民苦难深重的现实,为以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为教义的佛教提供了肥田沃土。黄修明《魏晋南北朝佛教的政治化特征》(1992年第3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佛教传入中国后迅猛流播发展的时代,也是佛入中国而中国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其重要特征是受中国政治社会的改造和影响日益世俗政治化。无论是作为宗教形态的佛教或是作为宗教信徒的佛门僧尼,都没有超然于世俗政治之外独立存在,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附政治、参与政治、服务于政治。孔毅、李民《魏晋玄学的衰落及其与佛教的合流》(1997年第2期)认为,东晋初年的批判思潮是玄佛合流的先声,儒佛力量对比的变化是玄沸合流的关键,而魏晋玄学独立性的丧失标志着玄佛合流的实现,玄佛合流实现后,佛教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佛教的这种独立是相对的,它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始终不能也不可能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轨道而独立发展,只能是不断趋于中国化。至宋代,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形成理学。
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朱和平、白贵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特征及其历史影响》(1998年第4期)认为,魏晋时期的文化特征有三:其一、相对独立的区域文化格局;其二、传统文化改造与新文化创造相结合;其三、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特征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造了传统文化固有的颓废,创造了文化新精神,而且使中国文化呈现多样化和丰富性,在文化发展中缓和了民族地域纷争和敌对关系,出现了统一的要求。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以前较少有人论及。
梅珍生《中国魏晋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生观比较研究》(1993年第4期),作者指出,在东西方人学史上,魏晋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两个十分相似的历史阶段,在各不相同的历史系列中,这两个时代的功绩无论是因其对过去传统的反叛还是对未来的历史命运的昭示,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社会生活动荡不安,价值体系的崩溃,对古典的领悟,艺术的成就,世界的发现,人的觉醒……在这些改变了历史面貌的共同表象的背后,它们由于各自时代的历史条件的制约,人生的路向表现出了不同的旨趣:魏晋时代风靡士林的价值取向是玄学人生观,而意大利文艺复兴呈现的则是以人文主义为内涵的世俗人生观,而这种差异,又是他们对待人和自然的不同态度造成的。
四、军事、民族研究
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军事制度之一的曹魏士家制,古今论者,不乏其人,但在诸如士家的身份等具体问题上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分歧意见,刘汉东《论曹魏士家制的发展变化及其阶段性》(1988年第4期)一文,没有将该制度看成静态事物。他认为士家制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原因和时间,曹魏士家制经历了一个萌芽、确立和完备的发展演变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士家的身份地位也有相应的发展和变化。
张文强《南朝军制述略》(1998年第1期)指出,南朝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主要为中军和尚书省两个系统;地方军事领导机构为都督与州郡两个系统。南朝军队的编制序列为军、幢、队、什、伍等。兵种主要分水、步、骑。中军训练一般在京师建康进行,外军训练一般由各防镇都督刺史主持。当时的兵器是传统的弓、弩、刀、剑、矛,其制造由少府所属的尚方负责,保存管理的机构有南、北二武库。
关于战役,潘民中《汲、获之战是官渡之战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第4期)认为,汲县、获嘉之战与白马之战,延津之战及官渡决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是官渡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汲、获之战发生在建安五年二月袁军攻白马之后、四月曹操解白马围之前的三月间。汲、获之战的战略意图一是消灭袁军别营,解除侧背之忧,二是破坏袁绍军粮基地,陷敌于困境。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民族问题历来为史家所重视。程有为、吴少珉《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问题》(1996年第1期)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矛盾的形成、发展、激化和缓和的历史状况、统治者民族政策的优略得失、以及民族融合的进程。作者指出,曹魏、西晋时期是中原地区民族矛盾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十六国时期是爆发时期,北朝则趋向缓和。曹魏、西晋时期,允许少数民族内徙,有利于民族融合。但西晋江统提议将少数民族迁返塞外,则不利于民族融合,也是难以行得通的。十六国后期各国统治者的民族政策比前期为优。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民族融合的还有民族压迫、冲突、仇杀,最后到隋唐时期内迁少数民族已完全与汉族融为一体。
五、大族个案研究方面
家族、尤其是豪门大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影响,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有关这一时期某些著姓大族的个案研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上世纪90年代该栏目先后发表了多位学者这方面的学术论文,他们分别对家族的源流、婚宦情况、文化特征、家族兴衰原因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于婚媾特征:汉魏以来士族政治的建立与巩固,主要依赖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家族成员政治地位的升迁及其在学术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二是家族之间通过婚姻裙带关系的彼此提携与利用。因此,婚媾是士族,特别是东晋南朝侨姓士族维持高门地位的一种重要手段。同时,婚媾的变化也能反映某些家族社会地位的变迁。刘静夫《京兆杜氏研究》(1993年第3期)对京兆杜氏的婚媾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与颍川荀氏的婚媾情况作了比较,作者指出,二者的婚姻之家基本上属于高门大族,且都与皇室联姻。杜氏的婚姻之家,已知者有河内司马氏、京兆韦氏、河东裴氏、冯翊严氏、北地傅氏、太原与祁县王氏、河南元氏等,与荀氏相同,基本上属于高门大族。两族虽然都与皇室联姻,但对皇室的依赖程度不同。苟氏,

❼ 武汉云鹤军事训练基地

1.一般的来 军事宿舍一个班为基源准 大概10个人左右
2.洗澡基本是公共淋雨
3.大锅饭 一般你们军训伙食不会太差
4.图片没有 你说的 武汉云鹤军事训练基地军训 我并没有去过 只是大部分情况都是如此 此回答仅供参考使用

❽ 武汉中学新生军训的时间

高一新生军训在江夏区. 去年我们就是在那里军训的. ~ 武汉云鹤军事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