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分析一个战争

㈠ 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在当代军事领域有何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于先秦时期,与当时社会思潮的演进有密切关系.古代军事思想中义利兼顾 的战争观,文武并举的国防观,德法并用的治军观,奇正结合的制胜观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作为传统军事文化的宝贵遗产,对建设当代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及 社会文化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㈡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战争观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战争观 无古不成今。“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是军事家、名将增加知识、开发智力的重要途径，是丰富、深化和发展军事理论的必要条件。 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社会的战争观，因其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战争样式及作战方法的巨大差异，必然受到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制约。但是，中国古代兵家的战争观念，是我国军事文化的源头和起点，它凝聚着古代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对阶级社会战争的基本认识，有着很强的生命力、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其中的思想精华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其理论的光辉。可以说，当代战争观问题上的主要思想及观点，都是对古代战争观的继承和发展。这些思想，对于在现代信息化条件下继承、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深入认识、研究和指导未来战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战争，广泛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心理、地理等因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系统工程。从有阶级社会以来，由于国家、阶级、统治集团之间以及统治集团内部利益的激烈冲撞和争夺，普遍存在着因各种矛盾及利益之争而引发的暴力对抗。研究、准备和应对战争，成为各国统治阶级的头等大事。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不仅着力研究怎样应对面临的战争威胁及夺取战争的胜利，而且非常重视从宏观上认识和把握战争，以充分发挥经济的、政治的、外交的、心理等综合力量，来准备、驾御和控制战争。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出现以后，战争随之产生并连绵不断。战争，在给统治阶级带来利益得失的同时，也给广大人民和社会带来数不尽的劫难和动荡。渴望和平、希望安定、反对战乱，是广大人民的普遍要求和愿望。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作战工具、能力的不断增强，阶级社会的战争却以不同的形态不间断地持续着，而不以人们的良好愿望为转移。这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兵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吕氏春秋·卷七·孟秋纪·荡兵》）。战争由来已久，人们既不能禁绝它，也不可制止它。所以古代贤王，有为正义而进行战争的，而没有废止战争的。开始认识到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同时也逐渐懂得，战争的社会作用具有双重性。它除了具有残酷、掠夺、杀戮、战乱的负面作用之外，还具有破旧立新、消除邪恶、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因而也是一种革命手段。因此，对于战争不能简单地以好坏而论，更不能凭借人们的善良愿望而废止。自有阶级社会以来，“有以用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焉，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吕氏春秋·卷七·荡兵》）。历史上有人因发动战争而导致亡国，但却不能因此就废止天下的战争，幻想废止不仅是荒谬的，更是不可能的。战争就象自然界里的水和火一样，善于运用它就能造福于国家和人民，不善于运用它就会遗患无穷。又好象用药一样，得到良药就能使病人起死回生，吃了毒药就会被毒死。毒药是要不得的，但任何人也不会因为世界上存在毒药，而拒绝良药。（二）兵不可黩战争不可禁绝，就要随时准备应对，并要建设强大的专业武装。但一味穷兵黩武、好战喜斗，也是绝对不可行的，必须审慎的对待，两个极端都是错误的。对此，《孙子》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篇》），这是现存兵书中，人们最为熟悉的、中国古代最早的慎战思想。“兵不可以黩，黩则玩，玩则败。苟不察国之虚实，不谋敌之强弱，而唯战是务，则国危矣”（《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二·永乐七年五月·庚寅》）。因为战争毕竟不是目的，军队决不可滥用，否则就会招致祸患。出师兴战要审视时事、考量国力，否则只想以战争解决问题，那国家就要面临危险了。因此，“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孙子·火攻篇》）。《老子》更进一步指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三十章》）。一个国家，仅靠兵力的强大而逞强天下、滥施暴力、滥杀无辜、频繁发动战争，那样是很危险的，那样做的结果必将走向事物的反面，于人于己都是不利的。 一味轻率好战，片面追求军事上的优势和战争的胜利，穷兵黩武，就会四面树敌，导致国力的衰竭和政治上的被动，甚至于亡国。《孙膑兵法》指出：“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而后动。”（《孙膑兵法·见威王》）。认为轻率好战的人会导致亡国，一味贪求军事上的胜利反而会受挫被辱。因为战争不是可以随意喜好的，胜利不是可以随便贪求的。必须事先周密、详尽地审视利弊，充分做好准备，而后才可采取行动。不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只根据军事上的需要南征北战、东争西讨，其结果必定是“国虽大，好战必亡”（《百战奇法·好战》）。历史上“隋之炀帝、国非不大，民非不众，嗜武好战，日寻干戈，征伐不休，及事变兵败辽城，祸起萧墙，岂不为后世笑乎？吁，为人君者，可不慎哉！”（同上）。这种教训，在历史上是不少见的，对后人的启示也是颇为深刻的。《吴子兵法》以历史的教训，指出穷兵黩武的巨大危害：“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是说天下各国之战争，战胜了五次（意指多次）仍不得善其后、不能解决问题的，必有灾祸来临；战胜四次的，必是疲惫不堪；能够以三次决定局面的，可以称霸；能够以两胜而使对方心悦诚服的，可以为王；一战而胜的则可以为帝。能够屡战屡胜仅依靠战争胜利而得天下的，是少之又少，因此而致亡国的，却比比皆是。以此告戒人们：应该审慎地对待战争，动辄采用暴力手段，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即便是多次取得战争的胜利，却不一定是好事。所以“古者封国于天下，尚者以耳之所闻，近者以目之所见，以攻占亡者不可胜数”（《墨子·非攻》）。言天下治国，年代久远的耳目所闻，年代近的亲眼所见，由于发动战争而亡国的数都数不清，战争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好途径和手段。“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蓄药以治疾病，不以无疾而用药。”（《明太祖宝训·卷五·谕将士》）这正象医生治病，医治了一万人，而只医好了几个人，大多数人治死了，决不是好医生。打起战争，国君无法朝政，官吏无法处理事务，农民不能耕田，妇女不能纺织，而且要以人的生命和物资财富作为代价，其结果是“夺民之用，废民之力”，得不偿失。 兵不可黩，表现在作战目标和行动上，就是“允当则归”。这句话，出自我国最早的兵书《军志》，意思是说当迫不得已采用军事手段时，战争的目标要适当，作战行动要适可而止，不求过分。要懂得“知难而退”（《军志》）。要“提正名以伐，得所欲而止。”（《经法·称》）。既要是统率正义之师讨伐不义之兵才可兴兵，又要在达到预期的目的时适时罢兵收战，才是明智之举。（三）忘战必危 兵实不可黩，但亦不可废、不可无备。慎战，决不是不战，更不是忘战。古人一方面指出，“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同时又指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第一》）。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盐铁论·卷九·险固第五十》）。好战必亡，是黩武所致。而止戈忘战，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同样会因疏于戒备而导致亡国。由于长期的和平环境和人们一相情愿的善良愿望，会使一些人产生和平麻痹思想、放松警惕，认为战争离我们很远，强调国防、军队建设和备战意识，是劳民伤财，多此一举。止武忘战思想，是相对和平时期一种极为有害的思潮和容易出现的通病，它严重地麻痹着人们的思想、涣散着人们的斗志，直接危害着国家的安全稳定与生存环境，因而是要不得的。古人曰：“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同上）。当社会矛盾用正常的方法不能解决时，就需采用变法，这种变法就是战争。当战争迫在眉睫时，任何中间人去劝说、斡旋都是没有作用的，战争的方式往往成为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因此，为了维护本国、本阶级的根本利益，战争手段是不可或缺的，战争准备是不可忽视的，止武忘战的思想是极其危险的。 古兵法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由于社会的发展和世故人情的变化，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要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仅靠“道德”和“仁义”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历史上，“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商君书·开塞第七》），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儒家无数次地强调“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章句上》），痛斥“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子不志于仁，而求为强战，是辅桀也”，“兵者，不详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老子·道经》）也无济于事。“当今争于气力”，更能深刻说明阶级社会局势的发展和演变、国家的兴衰、聚合和强弱。所以，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必须加强军备，准备战争，“治兵然后可以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筹海图编》），才是合乎时宜的明智之举。古人认为，“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管子·立政第四》）。如果废止军备的言论占了上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言武事，即使有地理上的险阻之利也是守不住的。不分敌我的“兼爱”言论占了上风，士兵就会丧失战斗意志，不愿意作战。一个国家只有常习“武事”，才能避免“战事”，充分搞好武备，才能拥有和平。“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曷冠子·卷上·近迭》）。常讲武事、长于戒备，而又不穷兵黩武，才能使国家、民族立于不败之地。

㈢ 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理论分析一场战争 上军事理论课，老师留了一个作业，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理论分析一

拿孙子兵法，随便分析战争，比如海湾战争，斯大林保卫战等等

㈣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及详解

战争复最大的问题是不确定性，西方制军事理论的特点是使己方确定，代表思想是克劳塞维兹的《战争论》。中国古代乃至现代的军事思想是加大敌方的确定性，也就是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代表战役就是孙膑的减灶增兵，通过减灶给敌人造成败退的假象，诱使敌人进攻，最后庞涓只带少量精锐轻装快速追击孙膑。结果被孙膑以优势兵力消灭。

㈤ 论文 “用一场战争实例说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指导意义作用”

中国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各阶级、集团及其军事家和军事论著者对于战争与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它随着社会的前进、战争的发展而不断深化。
产生时期公元前21世纪(一说公元前22世纪)，中国建立了奴隶制的夏王朝，从此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此时，尽管人们对于战争的认识处于低级阶段，还是产生了以靠天命观指导战争为中心内容的军事思想。奴隶主对外族发动掠夺战争，或用武力镇压本族奴隶的反抗，都是以征讨"违天命者"、"吊民伐罪"、"敬天保民"相号召，并用占卜手段，假借神的旨意和严刑厚赏驱使士卒作战。作战方式是集团列阵正面冲杀。到商代以后，作战逐渐以车兵为主。对军队指挥，要求行动统一，严厉管理。这种思想，指导着夏、商、西周几个王朝的军事斗争。通过这一时期的战争实践，人们已初步认识到审势而动，量力而行，众可以胜寡，强可以胜弱，反映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念。传在西周时期，已出现《军志》、《军政》等军事著作，虽早失传，但在后来问世的《左传》、《孙子兵法》等书中，还保留着 一些片断的引文。
迅速发展时期约从公元前 8世纪初至前 3世纪末，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逐渐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引起了士兵成分的变化和兵器的改进，军事制度和作战方式也随之变化。为适应这些新情况的需要,产生了统率军队的专职将帅,涌现了许多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家和兵书著作。著名的《孙子兵法》，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军事思想的成熟。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而全面的军事理论著作，揭示了一系列指导战争的规律，并奠定了中国军事思想的基础，指导着后代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的研究，在国际上也享有极高的声誉。《孙子兵法》提出，军事斗争必须巧妙地运用权谋，即"上兵伐谋"，"必以全争于天下"，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高明的军事家所期求的最理想的战争结局。它打破了奴隶社会的天命观，以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想,指出战争获胜不取决于鬼神,只要能够做到"知彼知己"，就可以"百战不殆"。它提出了"以正合,以奇胜"和"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作战思想。《孙子兵法》还指出，战争胜负是由政治、经济、天时、地利、人事等因素所决定的，所以封建统治阶级要修明政治，顺应民心。这些思想，也为《孙子兵法》同时代的其他兵书和论及军事的著作所重视。战国时期，人们对战争的认识又进了一步。例如，传为军事家吴起所著的《吴子》，就探索了战争的实质，论及战争发生的根源，并把战争分成几种类型，赋予定义，提出对付各类战争的方略。军事家孙膑所著《孙膑兵法》，更主张抛弃"责仁义,式礼乐"的思想,要求用战争手段解决社会混乱局面；其作战思想则特别强调"贵势"和以奇制胜。这些主张，都是对《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丰富和提高时期从公元前 3世纪末至公元13世纪，中国经历了秦、汉、晋、隋、唐、宋、元等几个大的王朝的统治和更迭。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先秦的军事思想对军事斗争仍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战争的发展，军事思想也进一步得到丰富和提高。就战争种类而言，有建立封建王朝的统一疆域的战争，有多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民族起义的战争，又有国内诸民族贵族为了争夺中央统治权而进行的战争。就军队发展而言，兵种和兵器装备有了较大的变化。不但有了独立的骑兵，而且舟师水军参战的数量也更多了。这就要求作战指挥必须加强步、骑、水军等的配合作战，使得战略战术运用和指挥艺术都得到高度发展。在这一时期,通过战争实践,造就了许多著名的军事家和将领，出现了许多总结军事斗争经验的兵书。秦始皇的大规模筑长城、修驰（直）道、重兵戍边等军事措施，对后世建设边防的战略思想，有重大影响。在著名的楚汉战争中，张良为刘邦决策，收揽民心，分化对方，争取同盟，孤立项羽，取得了战争胜利。西汉王朝在对北方匈奴贵族的反击作战中，由名将卫青、霍去病率独立的骑兵集团主动出击，快速机动，远程奔袭，以 及正面冲击，翼侧迂回等作战行动，创造性地发展了大规模使用骑兵的战略战术。兵书《六韬》，针对频繁的战争,提出了爱惜民力、休养生息的思想,并对作战指挥机构以及步兵、骑兵的协同作战等作了论述。兵书《三略》，进一步阐述了"柔能制刚，弱能制强"的朴素的 军事辩证法思想，并指出最高统治者必须广揽人才，重视民众与士卒的作用。从汉到隋曾多次发生过从黄河流域向江南进军的大规模战争，大都是步、骑兵和水军多路并进的多兵种大集团的配合作战。其中，东汉末年的赤壁之战，晋灭吴之战，东晋苻秦的淝水之战，以及隋 灭陈之战最为著名。在这些战争中，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结合，谋略与决策，以及作战指挥艺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李卫公问对》一书，联系唐代初期的战争经验，对以往兵书进行了探讨，对《孙子兵法》提出的虚实、奇正、攻守等原则及其内在联系，作了比较 辩证的论述。李筌的《太白阴经》认为，战争的取胜决定于国家政治的优劣、力量的强弱以及谋略的运用。到了辽、宋、西夏和后来的宋与金、蒙古等几个民族政权并立的统治时期,互相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战争频繁。这时期，随着生产发展和战争的需要，出现了火器和复杂的装备器材，对作战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宋王朝，由于政治腐败,军权由皇帝绝对控制,军队作战能力低下，造成屡战失利。统治者为了教习文臣武将熟悉军事,命曾公亮等编纂《武经总要》,总结古今兵法和本朝方略，并颁布《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三略》和《李卫公问对》为《武经七书》，官定为武学教材。这时，许洞的《虎钤经》和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均对皇帝绝对控制军队指挥权及其危害提出了非议。南宋名将岳飞提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他率"岳家军"突破皇帝"钦定"的作战旨意，采取步、骑配合的灵活战法，击败了金军强大的骑兵。陈规在《守城录》中，记录了军队开始使用火器和改进城防工事进行防御作战的方法，主张"守中有攻"，对城市防御战法有所创新。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辽、西夏、金等政权，均以骑兵见长，特别是后来兴起的蒙古族，建立了兵牧合一的制度，充分发挥其骑兵优势，以高度的机动灵活制敌，并善于学习和利用敌方先进技术，不断改进其军队的装备。蒙古贵族和后来建立的元王朝战胜南宋时，采取远距离的战略迂回和步、骑、水军联合多路进军，实施大集团军队的战略进攻。以上的实践经验和兵书内容，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古代的军事思想。
在革新与守旧的矛盾中继续前进的时期大约从14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约从明朝至清朝后期,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没落的境地，不但有连绵不断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民族起义战争和统治者的平叛战争等，而且外国也开始入侵中国。这一时期，由于火器的改进和从外国引进部分先进兵器，出现了独立的水师、炮兵、工兵及其他技术兵种，加以作战对象发生了变化，因而在建军和作战指挥等方面都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时，一方面出现十分保守的只求守城保寨单纯防守作战的思想；另一方面，从实践中总结出的带有强烈革新内容的军事思想，也在不少兵书中出现。明代杰出抗倭将领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就是这种革新思想的代表作。他根据沿海复杂的地形条件和倭寇火器装备的特点，对阵法作了重大改革。 他制定了以 12人为单位的"鸳鸯阵"，把它作为战斗队形的基础。何良臣的《阵纪》一书,对于军队组训和战法的论述,也具有革新的内容。孙承宗主编的《车营扣答合编》，反映了在大量火器装备部队后，编制和战法的改革。茅元仪编纂的《武备志》，则试图从军事理论、建军作战、兵器制造使用、天象地理、江河海防诸方面，提出实行军事改革的依据，以求振兴明王朝的武备。清王朝建立以前,后金(清王朝前身)与明军发生萨尔浒之战,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夏允□《幸存录》）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充分发挥其步骑协同作战的长处，对明军的多路进攻实行各个击破，反映了军事指挥上的新思想。乾隆以后，统治者局限于骑射为满洲之根本的思想，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在军事上逐渐趋于保守落后。但是,也有不少人针对这种状态,提出了某些革新思想。例如,惠麓酒民的《□□百金方》，主张团结民心，实行兵民联防；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提出京城要建立多层次设防的思想；年羹尧的《治平胜算全书》，强调平时对军队严格训练，战时才能取胜等，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㈥ 求一篇军事理论的论文,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对现代战争的指导意义,要原创的!谢谢!

中国军事专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认为，联合搜救演习显示了中美军事合作的空间日益拓展、层次更加广泛、方式越发务实的新趋势。
合作空间日益拓展。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李亚强大校认为，中美两国作为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在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方面承担着许多共同的责任，有许多共同利益交会点。这次演习以海上搜救为主要内容，显示了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正在朝非传统安全领域拓展。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拉夫黑德上将在访问湛江期间也表示，这样的演习，将提升中美两国联合应对海啸、地震、火山等自然灾害和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的能力。他认为，人道主义救援已成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越来越重要的一项任务。中美之间在人道主义救援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非常广阔。美方将积极寻求并不断扩大双方在这些领域的合作。
交流层次更加广泛。“联合搜救演习，是双方军事合作成果的体现，它背后所蕴涵的是双方在各个层次、多个渠道开展的深入交流。”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彭光谦少将说，一场演习，需要双方从最高军事领导人到最底层士兵之间的交流。此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是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关于加强领域交流共识的重要举措，也是今年中美两国军事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为了确保此次演习成功举行，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拉夫黑德上将率领“朱诺”号两栖船坞运输舰访问湛江，并与中国南海舰队司令员顾文根中将进行了会谈。双方的舰艇指挥员已经就第二阶段海上联合搜救演习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三轮会谈和磋商，确定了演习的预案和细节安排。双方士兵除了相互参观舰艇外，还举行了足球、篮球和拔河等体育比赛。来访的“朱诺”号两栖船坞运输舰，还举行甲板招待会，邀请中国海军官兵共叙友谊。
合作方式更加务实。军事关系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自中美两国建交以来，双方军事关系先后经历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的“蜜月期”、９０年代的“跌宕起伏期”和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调整期”。“在目前的情况下，中美两军之间还很难进行中俄之间那样大规模的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演习。”彭光谦表示，选择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海上联合搜救作为中美两军演习的课题，反映了两军合作更加务实的特征。“先在‘低端政治’领域的搜救演习方面取得突破，才能为下一步更深层次的合作与交流打下基础，才有可能一步步上升到‘高端政治’领域的武器装备技术合作、传统安全领域军事演习等。”彭光谦说，中美军事合作方式更加务实，还表现在双方高层互访、人员往来、安全磋商等已经形成机制，用制度性的安排来保证两军关系排除外界干扰，稳步健康向前发展。此次演习在中美军事交流史上意义重大，至少有三大值得关注的看点
看点之一：救援能力体现中美两国海军参演部队协同程度。对于成熟的大国海军来说，执行以人道主义为目的的海上搜救，并不属于高难度的动作。但是，对于不同国家的海军联合执行搜救行动来说，最为关键的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双方如何协同。李亚强说，最终决定联合搜救演习效果的，并不是中美海军各自装备和实际作战能力，而是双方的协同程度。中美两国海军参演部队需要在通信、装备、指挥程序、战术行动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密切协同，才能保证在最短时间内发现目标，并及时展开有效的救援和损害管制行动。
看点之二：实际使用兵力推动中美军事交流实现新突破。李亚强认为，近年来中美军事关系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双方在高层互访、人员交流、防务磋商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进展。虽然中美两国也都邀请过对方军事官员观摩过本国的军事演习，但双方军队实际使用兵力，共同执行演习任务在２００６年９月首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之前还是空白。“实际使用兵力，提高双方军队共同完成某项任务的能力，在军事交流中具有无法替代的独特地位。”我说，“从‘纸上谈兵’到实际使用兵力的这一突破，必将推动中美军事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
看点之三：高密度演习体现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从２０００年开始，中国军队开始有选择地逐步参与双边与多边联合军事演习。仅就海上联合搜救演习而言，中国海军就先后与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印度、澳大利亚等国海军举行过。“但是，像中美两国海军这样，在短短两个月之内，接连举行两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的高频率还是没有的。” 我认为，军事关系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高密度演习体现了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㈦ 大一军事理论考试 从中国角度看利比亚战争 简要分析

1、从经济和军力的角度看，落后就要挨打；
2、从政治的角度考虑，进行多元外交，平衡关系，避免自己孤立无援；
3、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缔造者，应时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重要事

㈧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蕴含的战争观

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作业，那么我告诉你，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其中最核心的就是:

兵法千万条，核心第一条：上兵伐谋。
兵法千万条，核心第二条：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这一条，在唐代被唐太宗李世民、卫国公李靖特别推崇，记载于“李卫公问对”】
至于什么“水无常形，兵无常势”，“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不战而屈人之兵”，“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避实击虚"，‘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等等等等，都是上述两条的衍变展开。

最有影响力的古代兵圣兵法，孙子十三篇，孙子兵法：
“始计”（庙算的第一阶段，敌我比较，估算胜负，战略推演，战略筹划和战略想定，确定战略突破方向和战略突破重点，制定全盘战略部署、战略性战争计划、大战役构想）第一；

“作战”（作而将战，实际是讲战前的粮秣后勤储备调度、战时粮秣取用于敌的预案和战前的整体准备筹划，其实应该算是庙算的第二阶段）第二；

㈨ 军事理论分析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和中原野战军一部在河南省开封及睢县、杞县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城市攻坚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役。亦称开封睢杞战役。

国民党军调集重兵至鲁西南寻求决战，华东野战军决定先打开封再歼援敌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陈（赓）谢（富治）集团和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挺进中原，以“品”字形阵势完成战略展开，并挫败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根据地的围攻。1948年5月上旬，国民党军统帅部为摆脱中原战场被动局面，部署13个整编师30个旅担任中原地区重要点线的防御，其中7个整编师16个旅位于沙河以南及豫西地区，其余位于商丘、开封、郑州、菏泽、阜阳、蚌埠等地。另部署12个整编师27个旅、4个快速纵队担任机动作战任务，企图寻中原野战军主力或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留置黄河以南的第3、第8、第10纵队决战，并监视和堵击在濮阳地区整训的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第1、第4、第6纵队南渡黄河。

中共中央军委为进一步开展中原战局，针对中原战场国民党军的分布情况，赋予中原野战军（1948年5月由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和华东野战军的夏季作战任务是：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以求歼国民党军整编第5军（亦称邱清泉兵团，辖2个整编师及1个快速纵队）于陇海铁路（今兰州－连云港）开封至徐州段及其南北地区为主，力争在4～8个月内歼国民党军6～12个旅；中原野战军在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南段寻机歼敌，牵制敌军北援，配合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作战；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分别在津浦铁路（天津浦口）徐州至济南段及陇海铁路东段发动攻势，对中原地区的作战进行战略策应。5月中旬，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到濮阳视察，号召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努力学习战术，用“钓大鱼”的办法，寻机歼灭以整编第5军为主要对象的中原国民党军。西线兵团各部队深入进行动员，开展军事民主，反复演练战术技术，为战役作了充分准备。

此时，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暂时到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由副司令员粟裕任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并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第1、第3、第4、第6、第8、第10纵队和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及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在中原作战。粟裕依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于5月23日下达求歼整编第5军的预备命令：首先以位于平汉铁路许昌附近的第3、第8纵队向淮阳方向挺进，吸引商丘地区的整编第5军南下；以在濮阳地区的第1、第4、第6纵队和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一部乘机由张秋镇、旧县之间南渡黄河，前出定陶、城武（今山东成武）地区，会同原在该区的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力求割歼临时归整编第5军指挥的整编第75师一部，开辟战场，调动整编第5军北返；在该军北返时，第3、第8纵队立即尾随北上，协同南渡黄河的各纵队南北夹击，歼灭其于鲁西南地区。5月24日，各纵队开始行动。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获悉华东野战军第1、第4、第6纵队渡过黄河，大为震惊，急令已经南下的整编第5军由淮阳、扶沟地区北返堵截，并从苏北地区增调整编第83、第72、第25师和整编第63师1个旅到鲁西南，企图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粟裕鉴于国民党军兵力集中，鲁西南地区狭窄，地形不利，不易达到歼灭整编第5军的目的；开封是中原战略要地、河南省会，攻克该城，对全国政治影响大，整编第5军等部必定增援，可为在运动中歼敌创造战机；国民党军驻开封仅1个正规师及一些保安部队，战斗力不强，攻占比较有把握；第3、第8纵队正进至通许、陈留地区，距开封仅1日行程，就势转进，可收奇袭之效。因此立即改变计划，决心先打开封，如果整编第5军西援，再歼援敌。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决心。直接参加豫东地区作战的有华东野战军8个纵队、中原野战军2个纵队、冀鲁豫军区和豫皖苏军区部队各一部共20万人。国民党军有12个整编师、3个快速纵队，以及特种兵部队、保安部队共25万人。

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出其不意攻占开封，全歼守军开封位于河南省东部平原，北濒黄河，南倚陇海铁路，城周约20余公里，有六门四关。守军为国民党军整编第66师师部率第13旅、整编第68师1个团及河南省保安第1、第2旅和3个保安团共3万余人，由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担任总指挥。其部署是：第13旅担任城区及曹关、西关防御；整编第68师1个团位于城南作预备队；保安第1旅1个团担任省府警卫，其余保安部队在南关、宋关担任防御。华东野战军以刚到通许、陈留地区的第3、第8纵队组成攻城集团，由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指挥，准备采取奔袭手段占领城关，尔后实施攻城；以中原野战军第9纵队楔入郑州、开封之间，阻击郑州方面国民党军增援；以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旅于巨野地区，自北向南牵制整编第5军；以华东野战军第1、第4、第6纵队楔入定陶、曹县、民权、考城地区，阻击整编第5军西援；以冀鲁豫、豫皖苏军区部队相机攻占东明、兰封（今兰考），并破袭陇海铁路兰封至野鸡岗段，阻止国民党军西援。

战役于6月17日发起。攻城集团展开攻击后，占领了南关、宋关、曹关。18日23时，第8纵队首先突破新南门，但突破口很快被守军封闭，后续部队未能跟进。已突入城内的部队以城楼作依托，抗击反扑。19日1时，第3纵队经炮火准备后，对宋门实施攻击，突入城内，迅速向两侧及纵深发展。9时，第8纵队肃清新南门外地堡群，再度控制突破口，与先期登城的部队会合，随后相继突破大南门和西门。各入城部队多路向纵深穿插，经激烈巷战，至20日23时，攻占了除核心阵地古龙亭、华北运动场以外的全部市区。21日17时发起最后攻击，至23时全歼守军。

在攻城集团围攻开封期间，蒋介石亲临开封上空督战，组织多路增援，严令空军昼夜轰炸，整编第5军等部全力增援。华东野战军第1、第4、第6纵队和两广纵队、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进行了顽强阻击。中原野战军第9纵队在豫皖苏军区部队的配合下袭占中牟，阻止了郑州整编第47军（即孙元良兵团）东援。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及中原野战军第1、第3纵队在上蔡及其以北地区阻击整编第18军（即胡琏兵团）北援。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包围津浦铁路线上的兖州，苏北兵团攻克陇海铁路线上的阿湖，保障或策应了攻克开封的作战。

开封之战，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共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这是人民解放军在中原战场上继洛阳战役后又一次成功的攻坚作战，也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攻克国民党军据守的省会的作战，为尔后攻占大中城市和制定城市政策提供了经验。

在睢杞地区歼灭区寿年兵团主力，挫败国民党军寻求决战的计划开封失守，使蒋介石十分惊慌。为挽回败局，急令邱清泉兵团并指挥整编第83师星夜向开封攻击前进，令刚组建的区寿年兵团（辖整编第75、第72师和新编第21旅）由民权经睢县、把县迂回开封，企图与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在开封决战。粟裕依据国民党军动向，鉴于区寿年兵团刚组建，战斗力较弱，作战经验少，围歼把握性较大，经报请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决心放弃开封，集中兵力歼灭区寿年兵团于运动中。遂以华东野战军第1、第4、第6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组成南北两个突击集团，隐蔽集结于睢县、杞县、太康之间和民权地区，准备对区寿年兵团实施夹击；以第3、第8、第10纵队和两广纵队组成阻援集团，在杞县以西地区阻击邱清泉兵团东援；中原野战军第9纵队除负责阻击郑州援军外，从侧后牵制邱清泉兵团等部；冀鲁豫、豫皖苏两军区各一部兵力破击陇海铁路徐州至民权段，并直接配合野战军作战。此时，中原野战军主力仍在平汉路南段西平、上蔡与商水间阻击胡琏兵团等部。

6月26日晨，华东野战军第3、第8纵队撤离开封向通许方向转移，第1、第4、第6纵队向把县以南傅集地区转移。邱清泉兵团即以先头1个旅占领开封，主力向通许方向尾击第3、第8纵队。区寿年兵团在进抵睢县、把县后徘徊不前，与邱清泉兵团形成40公里的间隙。华东野战军突击集团乘机于27日晚开始对区寿年兵团进行合围，至29日晨，将其兵团部及整编第75师包围和分割于龙王店、常郎屯、杨拐、榆厢铺、陈小娄等地，并将整编第72师包围于铁佛寺周围地区。第3、第8、第10纵队迅速插入把县、齐砦、高阳集、王崮之线，隔绝了邱、区两兵团的联系。29日晚，突击集团以一部兵力包围整编第72师，主力围攻龙王店外围各村落，至7月1日中午，将整编第75师所属第6旅及新编第21旅全歼。接着向龙王店守军发起猛攻，激战至2日凌晨3时，将区兵团部、整编第75师师部及第16旅1个团全歼，俘区寿年。西线阻援集团在杞县西南和以东地区对邱清泉兵团进行顽强的阵地防御战，连续击退其在飞机、坦克、大炮支援下的轮番进攻，保障了突击集团围歼区寿年兵团作战的胜利。

在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围歼区寿年兵团的作战开始后，国民党军统帅部于6月29日将进至山东省滕县（今滕州）的整编第25师回调，与第3快速纵队、交警第2总队组成一个新的兵团，由黄百韬任司令官，立即增援豫东，7月1日到达帝丘店附近。粟裕根据黄百韬兵团经长途跋涉，立足未稳，利于围歼；在帝丘店附近铁佛寺的整编第72师已伤亡较大，无力出援等情况，决心先求歼黄百韬兵团，然后再围歼整编第72师。部署是：以第3、第10纵队及第8纵队一部继续担任对邱清泉兵团的阻击任务；以第8纵队主力及第6纵队1个师围歼榆厢铺、何旗屯的整编第75师残部；以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监视整编第72师并作预备队；以第1、第4纵队和第6纵队主力及两广纵队东移，围歼黄百韬兵团。7月3日，各纵队到达帝丘店西北曹营、谢营，同时全线出击，达成合围并迅速歼灭2个团。接着增调第8纵队参战。5日晚发起总攻，至6日晨，克王老集、孙庄等地，又歼灭1个团。此时，黄百韬兵团的2个旅已被歼灭了一个半，但东援的邱清泉兵团已由杞县以北柿园、谢砦地区到达帝丘店右侧，并正向东南方向迂回；由阜阳向北的整编第74师（系在孟良崮战役中被歼灭后重建）经商丘西援已到达宁陵以西地区；沿平汉铁路北援的张轸集团（包括胡琏兵团）已达淮阳、商水地区。在此情况下，华东野战军如继续围歼黄百韬兵团，势必被迫与多路援敌作战，将陷入被动。同时，战区久旱无雨，井枯河干，饮水困难，又兼盛夏酷暑，疫病流行。为保持主动，粟裕当机立断，决定结束战役。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和中原野战军各部队于7月6日晚撤出战斗，向睢县、杞县以南及鲁西南转移。睢杞之战，共歼国民党军5万人。

在此期间，中原野战军主力牵制了平汉铁路沿线的孙元良兵团、张轸集团；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扫清了津浦铁路济南至薛城段国民党军据点，并围攻兖州；苏北兵团攻克涟水、泗阳、宿迁等城镇，均有力策应了睢把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