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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军事理论论文 2500字
中国的军事战略和理论
"……坚决履行好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的神圣职责……"———胡锦涛概 述中国的军事理论家制订了一项实施理论推动下的改革框架,以建立一支能够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军队.这一理念强调现代信息技术作为力量乘数的作用,从而使解放军能够在中国边境以外更远的距离上实施精确打击的军事行动.通过汲取外国战争,尤其是包括"持久自由行动"在内的,美国领导的战役的教训,苏联和俄罗斯的军事理论,以及解放军自己尽管很有限的作战历史经验,中国的军事计划人员正在寻求改造整个中国军队.
这些改革的速度和规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然而,解放军仍未在现代战争方面经受检验.这种作战经验的匮乏使外界对解放军在实现其军事理论抱负方面进展的评估复杂化.中国的高级文职领导人当中的内部评估和决策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基本上缺乏直接的军事经验,因而在发生危机时更可能会做出错误的估计.这种失算同样会带来灾难,不论其所依据的是毫无作战经验的指挥官的建议,还是脱离现代战场现实情况的"科学"作战模型.
军事战略指针
中国并不发表与美国的《国家军事战略》相当的文件.因此,外部观察家对领导层有关动武的思考或影响到解放军兵力结构和理论的应急情况,都缺乏直接的洞察.对权威性的讲话和文件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依靠一系列总原则和称为"军事战略指针"的指导来计划和管理军队的发展和动用.
解放军并没有提供这些"指针"的内容供外界研究.学术研究表明,目前的"指针"很可能可以追溯到1993年."指针"反映出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和苏联解体对中国军事战略思维的影响,为10年来解放军的很大一部分改造奠定了基础.然而,一次次讲话,权威评论和新的军事训练指导方法都表明,1993年的"指针"的一些内容最近可能经过了修改.这些修正看来反映出中国对其所处的安全环境和现代战争(即"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性质的看法,中国军事现代化方面的进展和从中汲取的教训,从"建设"用于信息时代的现代战争的军队向为了"打赢"这种战争而训练的转变,以及中国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底色.
"指针"的作战或"积极防御"成分看来保持完好.按照"积极防御"所主张的防御性军事战略,中国并不发动战争,或者进行侵略战争,而是仅仅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战.
然而,北京有关对其主权或领土攻击的定义模糊不清.在中国现代战争的历史所充斥的实例中,中国领导人都声称,军事上的先发制人是战略防御行动.例如,中国将其对朝鲜战争(1950年—1953年)的干预称之为"抗美援朝战争".类似地,权威说法还把与印度之间的(1962年),与苏联(1969年)和与越南(1979年)的边境冲突称为"自卫反击".这种逻辑表明,如果动武能够维护或推进其核心利益,包括其领土要求(例如解决台湾问题和尚未解决的边界或海上的领土要求等),中国就可能会发动军事上先发制人的打击,也许是在远离其边境的地方.
中国正在制订一项先发制人的战略吗
10年来,随着解放军从一支以步兵为主和力量投射能力有限的军队转变成拥有远程精确打击资源的比较现代的军队,中国获得了武器系统,采纳了使之能够在周边地区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攻击(包括突然袭击)的作战理念.
·截止到2006年10月,解放军第二炮兵的武库中有大约900枚短程弹道导弹.由于获取了苏—30攻击机和F—10战斗机———两者都装备着各种精确制导武器———中国的进攻性空中力量得到了改进.解放军还正在加强信息战,电脑网络作战和电子战能力.而这些能力都可以用于先发制人的攻击.
·解放军的作者们说,当遇到更加强大的敌人时,先发制人是必要和合乎逻辑的.中国的军事理论材料强调,静态的防御不足以在现代军队的高速和破坏力基础上保卫领土.其结果是,解放军的作战理念寻求阻止敌军集结和利用进攻性打击来掌握主动权,从而使敌人不知所措.解放军的理论家们认为,有效的防御包括在敌人领土上,赶在其能够动用之前摧毁敌人的实力.
中国获得了力量投射资源,包括远距离的军事通信系统,空中指挥,控制和通信用飞机,耐久力很强的潜艇,无人战斗机(UCAVs),以及新的精确制导空对地导弹.这些都表明,解放军正在形成采取先发制人军事行动的更强实力.解放军的训练注重"出其不意的"远程打击训练或针对敌人海军舰只群的协调一致的空中/海军打击.这也可能显示出,它打算赶在本地区爆发危机之前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选择.
根据解放军的《战役学》文件(2000年),一旦敌对行动开始,"'积极防御'的要旨就是主动歼灭敌人.……虽然从战略上讲,要以积极防御为指针,但'在军事战役中'重点要放在掌握主动和积极进攻上面.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积极防御的战略目标".
除了开发歼灭敌军的实力之外,解放军还正在探索动用有限武力的选择方案.中国的战役理论把这种选择定义为武力的"非战争"用途———政治胁迫的延伸,而不是全面的战争行为.1995年和1996年在台湾海峡进行的两栖演习和导弹发射就是武力的"非战争"用途的实例.然而,这一概念还包括空中和导弹打击,暗杀和破坏等.这种文章突出显示了中国做出错误估计的可能性,因为任何这种行动的打击对象,即使不是范围更加广泛的国际社会,都会视之为战争行为.
有关战争的一项全面观点20年来,中国的文职与军事战略家一直就现代战争的性质问题进行辩论.这些辩论汲取中国战略传统及其历史经验内部的来源,以提供对"军事革命","非对称战争"和"信息化战争"的看法.这种辩论突出表明了中国对战争的非动能手段的兴趣,以及经济,金融,信息,法律和心理工具在中国的战争计划工作中的作用的增强.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文件《军事战略科学》(2000年)突出表明了中国军方全面和多方面的战争观点.文件说:"战争不仅是军事斗争,而且还是政治,经济,外交和法律战线上的全面竞争."
最近,中国的军事战略家对国际法越来越感兴趣,把它当作在战斗前对敌手产生威慑的一项工具.在台海背景下,中国可能会利用一场信息战,把第三方的干预描绘成按照国际法属于非法.中国还试图影响国际舆论,使之有利于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曲解,通过在学术意见和国家观点中放弃长期公认的航行自由规范,而接受有关在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其上空,可能还有外层空间享有更大主权的解释.
非对称战争
确认和利用非对称性是中国战略和军事思维的一个根本方面,尤其是作为一支较弱的军队打败比较强大的军队的手段.自从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和"联军行动"以来,中国的军事战略家一直注重采取非对称对策来利用技术上占优势的对手的弱点.1999年《解放军报》的一篇社论明确阐述了这一点:"占绝对优势的强大敌人当然并非没有较弱的一方可以利用的弱点.……我们的军事准备的直接宗旨必须是找到利用强敌弱点的策略."中国对非对称战争选择的探索可以在其大量投资于弹道和巡航导弹系统方面看到.这些系统包括先进的反舰巡航导弹,水下作战系统(包括潜艇和先进的水雷),太空对抗系统,电脑网络作战和特别行动部队.
中国军事战略中保密性和诡计的作用
中国军事战略中对在冲突中掌握主动权和使敌手不知所措的注重,带来了对在战略,作战和战术层次上采用诡计的重视.中国的军事理论材料把战略诡计定义为"引诱对方形成错觉……并在造成人力和物资方面的最小代价情况下,以一种有组织和有计划的方式产生各种假象,从而使自己获得战略上的优势地位."
除了信息战和常规的掩护,隐蔽和诡计之外,解放军还汲取中国的历史经验,并从战略和诡计在中国的治国之道方面所起的一贯作用中汲取智慧.最近几十年,解放军内部重新掀起研究孙子,孙膑,吴起和商鞅等中国经典军事人物及其著作的热潮.这些著作全都包含有关运用诡计的戒律.
中国共产党对保密性的严重依赖与军事上的诡计共同作用,限制了国家安全决策,军事实力和战略意图方面的透明度.然而,过度的信心可能是由于军事领导人迷恋于战略和诡计所带来的捉摸不定的好处.此外,指挥官用来对付敌手的技能也可以用于掩盖解放军系统内部的坏消息的传播.而这种传播是中国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因此,保密性和诡计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给中国的敌手,而且给中国领导人造成迷惑.
『叁』 求大一军事理论论文2500字
一、防务装备竞争性采购产生的原因
从武器装备的获得过程来看,采购费用合同本身可能带来的财务风险变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是防务装备竞争性采购产生的直接原因。武器装备采购过程的特点意味着防务装备市场不可能是一个传统的、古典化的市场体系,而是一种类似行政买卖关系的市场体系。由于缺乏普通意义上的市场动力,因而有效地采购武器装备要求采购的真实主体———政府———既要通过直接控制承包商,又要通过实施奖优罚劣措施来干预装备采购,降低装备采购的财务风险。防务装备竞争性采购中广泛使用的种种刺激手段就是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为有效达到上述目标而采取的具有契约约束性质的措施。
然而,导致防务装备竞争性采购产生的更为内在的原因应该是对于非竞争性采购的批判与扬弃上。在非竞争性采购条件下,装备采购的主体与客体分别处在相互对立的市场垄断地位两极上,他们通过某种性质的联系直接控制军事装备的生产和使用。一旦出现腐败、勾结贿赂等各种“道德危险”,那么军事装备的质量低下,技术含量递增速度降低及军事资源的无数浪费等问题将迅速出现,并可能导致该国军事实力及潜力的急剧下降,从而直接构成国家安全危机。为了防范道德危险,竞争性采购应运而生,它通过采购主客体的双向选择减少了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减少了生产装备企业的可能获得的租金,为进一步提高采办的稳定性与可信度打下了基础。
二、防务装备市场竞争的存在形态
防务装备市场无法用经济学家那种完美的竞争性模式来直接衡量,它通常以单一买主、少量大型武器装备供应商、无利润最大化追求的公司、信息不对称及市场进出壁垒等为特征。防务装备市场中竞争的目的往往集中于推进采购改革的转变以降低装备采购价格。尽管竞争这种手段本身固有的一些不利因素仍然无法完全回避和忽视,比如:竞争要求大量投入时间和精力;竞争增加了争论和对武器承包商的保护;竞争割裂了政府与承包商间长期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竞争需要不断评价参与竞争企业的能力,引发对有限资源的长期占用。然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武器装备的采购中运用竞争比不使用竞争更合适,特别通过采购实践活动,竞争的的确确被证明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手段。
在武器装备采购过程中,如果我们以价格为直接尺度,对一个项目按照其生命周期来分析其中竞争存在形态的话,可给出如下表所示的一般阐述:不同阶段的竞争形态
竞争可能存在的阶段主导竞争类型风险-不确定性
1.武器装备设计阶级无价格型最大
2.武器装备发展研究
-样本提供阶段
无价格型预算
限制型
样本制造阶段最大
3.武器装备生产阶段
小批量生产阶段
大批量生产阶段
有价格型
有价格型
小至没有
4.武器装备修、服务、
人员培训及中期改进阶段
有价格型一些至没有
5.武器装备消耗阶段有价格型大的没有
由上表可见,在武器装备采购过程中,竞争性的表现形式是不完全相同的。竞争一方面是减少了可能引起的道德风险危机,另一方面在其运用过程中又存在程度不同的不确定性。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竞争,所带来的风险性与不确定性也各不相同。因而,各种装备项目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仍存在引入和延伸进一步竞争的必要性和潜力。一般而言,防务装备采购竞争主要是围绕武器装备设计阶段和发展阶段的优劣比较而展开的,而这两个阶段的主导竞争表现为无价格型,也就是说采购代理机构考虑的首先是竞争者技术上的优势分析,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采购代理机构提出的技术设计要求的竞争者将进入下一轮筛选。在第二轮竞争中,采购代理机构将以价格和信誉等为主要因素进行比较,从而确定采购合同的归属。根据实践情况来看,这时的竞争结果往往会根据代理机构的偏好给予某个或多个竞争者最终的胜利。这种做法,既有利于保护采购方的既得利益,维持相对稳定的装备制造商;另一方面,还有利于采购方在装备制造过程中实施竞争延伸,进一步降低装备采购风险。
防务装备采购不仅仅表现在采购合同使用的竞争性上,在采购制度上同样存在激励性竞争。为了提高武器装备生产效率,通过竞争刺激及报酬诱导实施竞争规制。迄今为止,应用的主要制度有以下几种:特许投标制度(FranchiseBidding);区域竞争制度(YardstickCompetition);社会契约制度、成本调整契约(SocialContract);价格上限的规制(PricecapRegulation)等。
三、防务装备市场竞争的效果
通过装备采购过程中投标竞标、刺激手段及合同类型的多方面、多角度竞争,我们不难看到竞争所带来的明显贡献。
贡献之一,直接防范了参与竞争双方的道德风险。竞争性使定货方与交货方在长期生产关系中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有所降低。根据竞争所采取的不同类型,道德风险的消逝程度也有所区别。这为最终解决国家防务资源浪费危机提供了重要途径。
贡献之二,降低了装备产品的价格,减少了对资源的浪费。竞争性报价与竞价机制的建立,减少了竞争获胜的生产企业企图在其垄断领域内提高的租金,客观上节约了对军事资源的耗费。同时,也迫使军事装备生产厂商通过不断的技术进步增加武器系统技术含量,增强其在下一轮装备采购竞争的地位。
贡献之三,提高了国内防务生产企业的生产能力,促进武器采购政策的进一步改进。由于竞争性利益观贯穿于整个武器装备采购过程,国外防务装备厂商的竞争性报价或国内防务装备厂家在生产上存在的比较利益优势使武器装备的销售与购买体制发生深刻的变化。采购市场环境的变动,以“用户拉”和“技术推”双重作用促使国内防务生产企业为赢得并保持高比较利益地位而提高生产能力。
四、当前西方国家防务装备市场竞争机制运用的现状及趋势
西方国家武器装备采办工作的模式、规模、能力和水平虽不尽相同,但是,武器装备采办计划的组织实施却有诸多共同之处。武器装备作为军品,既有商品的一般属性,又具有自身固有的特性。这种特性主要表现在:军品按预先的订货进行研制和生产,并由政府独家采购;价格不完全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供需双方长期保持相当稳定的不即不离的关系。然而通过多年来的实践,各国逐渐注意到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有效地运用市场手段,对于军事装备采购工作能起到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大多数国家都开始或已经运用竞争方式来刺激军事装备品的采购,有的国家还专门从法律和法规上明确规定要最大限度地依靠竞争来采办所有物品和获取劳务,要把广泛开展竞争作为降低费用、提高武器性能和加强国防工业基础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美国,除了各主承包商要实行竞争外,国防部的有些指令还明确规定,主承包商在具体实施科研、生产过程中的层层转包时也都要广泛采用竞争机制,而且军方要把这些厂商过去在实行转包竞争中的成绩和实现充分竞争的潜力,作为评估和选择主承包商的一个依据。不过,在西方国家中,各国的国情不同,在竞争的做法上也很不一样。比如,法国国防部就不主张在主承包商一级进行竞争,而是引导有关企业进行合并,从而在武器装备各有关领域中基本上形成一家主承包商独家经营的局面,以此增加实力把竞争的对象由国内转向国防军工市场;但是,法国在主承包商实施转包的过程中强调要充分利用竞争,而且规定主承包商所选择的转包商要得到武器装备部的认可。西欧各国在武器装备合作研制、生产中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主承包商的确定,一旦确定之后则强调合作,而合作又是为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
西方国家防务装备市场中对于竞争机制这个问题,逐渐青睐于以竞争机制为广泛基础的有限市场化的运用。对于这种竞争机制的运用,一般具备如下特点:
1.军品市场的竞争有其固有的特点,军品市场的竞争在规模、方式、激烈程度等方面都同传统的自由市场的竞争有不同。70年代美国国防部通过竞争签订的采购合同仅占8%,到1987年达到58%。为了把参与竞争的厂家保留在军品市场内,竞争不是简单的优胜劣汰,竞争失利的厂家仍然有机会参与有关产品或零部件的研制与生产,还规定专门为小企业保留一定份额的研制、生产任务。有时为了竞争,还组织一些厂家合作充当竞争的对手。
2.周密的计划是实行竞争的前提,必要的行政干预是公正、合理竞争的保证。在武器装备采办的任何阶段,要实行竞争,军方首先要提出“招标书”之类的文件,内容包括性能指标、经费预算、进度要求等,这些都是开展竞争的依据。而且,竞争过程的组织管理、竞争结果的评估、各类样机和产品的试验与鉴定以及采办过程中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推进的阶段审查等,实际上都离不开军方的直接干预。
3.要充分开展竞争,还必须花大力气创造适宜的竞争环境和条件。这些环境和条件包括:有意识地培育竞争对手,有必要的法规条例,有适当的机构和人员(例如,美国国防部局以上各部门都设有“竞争代言人”),有充分的经费保障,有正确的评估、鉴定办法和手段等。否则,有开展竞争的愿望也难以付诸实现。
4.不是所有的武器装备项目都实行竞争,非竞争的合同要实施严格管理。诸如大型舰艇和军用航天器之类的武器装备的生产,因造价极其昂贵,产量又非常少,一般不展开竞争;有些风险大、时间要求紧迫、保密性强的研制计划,也不实行竞争。这些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一般是由军方请那些传统上业已证明确系经验丰富、实力雄厚而又稳妥可靠的企业来承担。但是,美国国防部的指令还规定,非竞争合同的申请要有根据和证明材料,要经上一级主管部门审批,而且要为后续采购活动尽可能实行竞争提出应有的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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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eorgeK.Krikorian:“-engineeredRules”NationalDefense,Feb1996,p39
『肆』 大学军事理论论文,2000字
论文一般有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组成(例如附录)可有可无,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正文:
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加快了发展步伐。美国学者昆西·赖特在《战争的研究》一书中指出:“和平乃是许多力量之间的平衡。”
多极化的趋势有利于维持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制约超级大国的霸权,从而为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创造了必要前提。
经济全球化把愈来愈多的国家联结为利益共同体,经贸投资和跨国公司的活动,使各大国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
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态势保持总体稳定,但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因素有所增加。
首先,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大国关系出现新的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增长,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各国相互依存加深,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但是,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也有新的发展,围绕战略要地、战略资源和战略主导权的斗争此起彼伏,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经济安全面临新的问题。
其次,军事因素对国际格局和国家安全的影响上升。随着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加速发展,世界军事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以军事实力为后盾谋取战略和经济利益的倾向突出。
最后,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严重。因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时起时伏,同时,国际恐怖势力活动频繁,环境污染、非法移民、毒品走私、跨国犯罪以及严重传染性疾病等跨国性问题日益突出。
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跨国性、流动性、复杂性、隐蔽性和突然性等特点,已成为影响世界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伍』 大学生军事理论论文4000字
思想支配行动,靠昨天的思想打不赢今天的战争,更指导不了明天的行动。指挥人员如果思想观念陈旧,那其指挥的军队也必然是落后的军队。美陆军原参谋长沙利文曾说:“21世纪部队必须体现出能用新的思维方式来设想战争形态”;“思想的转变要先于软件和硬件的改变”。面对信息化战争的挑战,各级指挥人员必须要改变传统观念,打破旧框框,树立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观念。
一、单靠组织人力物力已无法与信息化战争形态相“匹配”,应确立夺取信息优势、以信息制胜的观念
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战场信息源增多,信息流量、流速急剧增大,指挥人员所要处理的已不再仅仅是人流、物流,而更多的是信息流。因此,指挥人员必须改变以往的机械化战争观念,把信息作为比兵力兵器、物力财力更为重要的作战资源加以集聚、谋划和运用,努力提高作战信息的获取、处理、传输和利用能力。一是要把目光投向信息化战争形态发展需要,以信息制约能量,以信息配置资源,以信息沟通指挥。二是要把制信息权作为部队行动的“自由权”、“主动权”和“生命权”来对待,以夺取制信息权作为指挥活动起点,贯穿作战指挥的全过程。三是要把过去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注入信息内容,使之在信息化条件下作战中焕发新的活力。四是要用信息武装指挥人员的头脑。包括使用信息装备、信息系统,提高工作效率。指挥人员在运筹谋划、辅助决策、协调工作时,都要优先考虑对信息的利用与反利用等。
二、单纯注重“人谋” 已无法满足大信息量的战场要求,应确立人机一体、以机助谋的观念
决策是作战指挥活动的一项重要工作。传统观念认为,决策是人专有的主观思维活动,依靠的是人类所独有的思维优势。但是,在变量多、节奏快、信息量大、关系复杂的信息化战场上,作战行动对作战决策的需求,已经远远超出了人脑的生理极限。有关资料表明,随着信息化条件下作战信息量的剧增,如果使用传统的手段,通常只能处理情报信息量的30%以下,而指挥员所得到的还不到10%;相反,如果用先进的决策支持系统进行辅助决策,输入信息后,一般15分钟后就能给出1-3个经过可行性论证和功效得失权衡比较的模拟决策方案。信息化条件下作战中,指挥人员决策活动,正在走向人脑加电脑的智慧聚集型思维方式。计算机参与决策延伸了人脑思维,弥补了人脑在思维上的某些缺陷,指挥人员摆脱传统的“人谋”观念,走人机结合的路子成为提高其谋略思维效率的必然趋势。
三、单凭经验直觉的“粗放”型计划组织已无法适应未来作战,应确立精确计划、周密组织的观念
信息化战争中,战场越来越呈现精确化趋向。一是信息化条件下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各军兵种的兵力火力在相对狭小的作战空间和较短的时间内汇合,可能会造成“战场拥挤”,这就要求精确计划、周密组织。二是打击目标将由以往的面积目标、片状目标逐步向点状目标、精确目标转化,要求事先精确的计划组织。三是高效益的作战力求尽可能减少人员伤亡和物资消耗。要减少伤亡甚至实现零伤亡,要减少作战物资的浪费性消耗,作战计划组织就必须非常精确。这样,组织计划必须由过去那种重“物能”对比、重空间部署,转向重视快速、精确、周密地处理各种战场信息,单凭经验、直觉和悟觉来进行谋划决策的做法已不适应作战行动的时代发展,组织计划工作必须由“粗放”向“精确”转变,把主观能动性与科学方法、手段结合起来,通过周密的计划组织,充分发挥各种作战要素的整体效能。
四、单以预先运筹谋划已无法满足复杂的指挥控制,应确立随机协调、实时控制的观念
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战场的流动性非常强。无论是作战力量物理机动速度、射速,还是战场信息的传输速度,都达到了近似极限值。再加上敌对双方激烈的谋略对抗,使得战场非常灵活、多变,战机稍纵即逝,其结果很难事先预料,任何事先制定的周密计划,都不可能在具体的作战行动中如期实施,指挥人员必须适应战场实际变化情况,见机行事和临机反应。企图依靠事先周密、详细的计划去实现对所有作战行动的控制协调,在信息化战场上将很难实现。当然,强调指挥人员要具有随机协调、实时控制的观念,并不反对进行按计划控制协调。在情况明了,时间宽余时,则按预先运筹谋划进行控制协调比较合适;但情况复杂,时间紧急时,完全可以在战场情报部门初步判断的基础上,实施随机决策,对作战力量实时化指挥控制协调,替代预先的运筹谋划内容。
『陆』 求一篇5000字左右的中国军事的论文
坚持用科学发展观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必须切实找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着力点,用科学的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发展方法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
一、在发展基础上,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始终维护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是解决包括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在内的当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国防建设才会有更大的发展。用这一科学观念看待国防建设就会发现,国家经济社会的充分发展是实现国防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具体而言,经济发展将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的全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将从总量基础、技术基础、体制基础三个方面对未来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强大支撑。因此,要保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使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获得源源不断的资源保障,根本前提是确保国家综合实力提升过程的延续性。如果我国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受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因素的破坏和阻断,那么,这种损失对中华民族将是历史性的。
二、在发展模式上,积极探索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发展路子,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融合式发展”
必须依据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原则,全方位全过程地把国防和军队建设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体系之中,通过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共同建设,走出一条投入较少、效益高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新路子,实现经济效益、国防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具体来说,就是重点做好“七个纳入”:将国防和军队建设规划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将军队信息化建设纳入国家信息化建设体系;将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纳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将军事斗争准备需求和战场建设纳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体系;将军事人才基础教育培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将军队生活服务保障纳入社会服务保障体系;将国防动员纳入国家应急管理体系。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实行“融入”发展模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改革阻碍“融入”的体制,建立健全“融入”机制,制定有利于“融入”的政策法规,积极稳妥地解决国防和军队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脱节的问题。
三、在“三化”建设上,以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威慑和实战能力为根本出发点落脚点,实现国防军队建设的“全面发展”
坚持把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全面建设作为各项工作的基本要求。国防和军队建设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性、互动性和持续性都很强的实践发展过程。在“三化”建设中,任何一项建设的质量和效果,都有着影响全局、牵动整体的作用。
在处理这一重大问题上,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统筹好五个重大关系,即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与军事斗争准备的关系、机械化建设与信息化建设的关系、诸军兵种作战力量建设的关系、当前建设与长远发展的关系、主要战略方向建设与其他战略方向建设的关系。处理这些重大关系的核心点、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提高军队战斗力。在这方面必须具有强烈的紧迫意识。走在世界军事变革前列的美军提出:“像作战一样训练,像训练一样作战”,作战和训练是一体的。仅美军太平洋舰队所属部队一年在亚太地区就要训练和演习1500多次。为此,我们应当形成一套真正把作战训练作为中心工作的有效的激励和监督制度。
四、在战斗力生成上,依靠科技进步加快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重点提高国防科技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国防军队建设的“科技发展”
科学发展的巨大动力在于科技创新。要着力推进军事理论创新、军事技术创新、军事组织体制创新和军事管理创新。这是国防和军队建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提高国防科技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武器装备的关键技术特别是国防核心技术,靠花钱是买不到的。长期依赖于人必然会受制于人。事实说明,坚持自主创新,是实现我国科技事业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我们的国防科技工业建设,应当以能力建设为基础,完善体制机制,努力建成“小核心、大协作”、高水平、可持续的新型产业。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实施转型升级战略,提高国防科技产业的综合能力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着眼长远,必须使多数军工单位逐步、稳妥地融入社会,逐步实行依托整个社会的“大协作”,即完成从独立、封闭的“橄榄型”国防科技工业结构向寓军于民、高度开放的“哑铃型”结构的转变。
五、在建设主体上,坚持把以人为本作为重要的建军治军理念,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人本发展”
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之间的对抗。而这个体系对抗的背后,是军事人才质量和知识含量的对抗和较量,更进一步说,是人才制度政策的竞争和较量。在这方面,我们必须从国家安全、市场经济、军事变革、法制社会等重大时代背景出发,对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中“以人为本”进行准确定位和系统筹划。否则,要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是不可能的。
为此,应当根据部队建设环境的变化,准确把握军队贯彻“以人为本”的含义。必须看到,在现阶段,和平环境使官兵的价值作用问题凸显出来,信息化环境使官兵的能力素质问题凸显出来,市场经济环境使官兵的切身利益问题凸显出来。这在客观上要求部队建设更加关注人的因素,切实把“以人为本”上升到重要的建军治军理念来认识。
这就需要我们对“以人为本”有新的、全面的认识。其一,人是社会的人。我们党强调社会发展文明成果要惠及全体人民,其中也包括军人。尤其应当从收入上把军人看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其二,人是军队的人。在军队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必须体现军队的特殊要求。要防止这样的倾向:一讲关心,就放松管理;一讲严格要求,就忽视官兵需求。应当把爱护官兵生命与培养战斗精神统一起来,把关心官兵个人发展与从严治军统一起来,把尊重官兵权益与确保一切行动听指挥统一起来。其三,人是发展的人。现在官兵的岗位在变、需求在变、素质在变、思想在变,因而贯彻以人为本的目标、内容、方法也要跟上官兵发展的变化。
六、在解决深层次矛盾上,注重制度创新,依靠体制机制解决问题,实现国防军队建设的“稳定和有效发展”
国防预算制度的创新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创新任务。其核心涉及国防投入的两大问题:“规模适度”与“结构合理”。
“规模适度”,就是根据社会经济的承受力和国家安全需求确定国防建设投入的规模。首先,应以世界国防费的平均水平和多数国家的投入水平确定投入基准;其次,应以大国开支水平对基准投入水平进行适度矫正;最后,再以国家特殊安全需求对投入比重进行微调。这样确定的国防开支水平,既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又可为加速军队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提供相应的经费支持。据此,我国国防费占GDP的比重应当保持在2.6%—2.8%之间比较合适,最高也不应超过3%。
“结构合理”,主要是指现有的经费投入能够形成最具有战斗力的费用结构。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提高国防建设投入效益最本质的含义就是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能体现信息化国防建设的重点方向上去。这涉及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和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是:改变传统的“陆战型”、“近战型”、“本土纵深防御型”的力量结构及其相应的费用结构,按照立体攻防、远中近能力合理搭配和非线式、非接触、非对称作战要求,调整资源配置方向,逐步形成反映信息化战争需要的军兵种费用结构,实现军队建设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
实现“适度发展”和“有效发展”关键靠现代国防预算制度,这是解决制约军费效益的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的根本举措。国防预算制度是国家在资源配置及其管理上实现其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的基本手段。我国国防预算制度的目标模式应当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军情,体现军委战略方针,适应新军事革命趋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防现代化建设需要,以法制建设为基础,以需求牵引、程序决策、体系统一、规范运作、管理严格为基本特征的规划—计划—预算—执行制度。
『柒』 军事理论论文。。。。2500字
国防科技与军事是密切相关的两个领域。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军事上的需要促成了国防科技领域的形成与发展;国防科技的发展为军事提供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手段,在此同时还会促使军事领域不断发生变革,甚至导致出现军事革命;军事上的变革和战争提出了新的需要又会给国防科技发展以新的推动力。国防科技与军事之间相互关系的这种机制或逻辑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近几年来,新军事革命问题成为人们关心的热门话题。实际上,新军事革命正是上述客观规律在军事高技术迅速发展这一特定条件下的反映。当然,国防科技与军事的关系还会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
一、军事上的需要是国防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
社会的需要是科技发展的动力。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05页)。同样的,作为整个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防科技,则是社会的特殊需要———军事需要的产物,而且这种需要比任何力量都更能把国防科技推向前进。
自从国家产生以后,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以及维护和获取国家的根本战略利益,便产生了国防和国家间的战争。为了巩固国防或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各国都力图掌握更先进的军事技术手段,于是便组织专门力量研制武器装备,国防科技便由此产生。由于新的武器的发明和使用可以造成军事上的巨大优势,从而使得“最幼稚的公理论者”,也从“手枪战胜利剑”的铁的事实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防科技对于军事及战争的重要影响,因此国防科技便愈来愈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正如科学学创始人丁·贝尔纳所认为的:“自古以来,改进战争技术,一直比改善和平生活更需要科学。这并不是由于科学家具有好战的特性,而是因为战争的需要比其他需要更加急迫。各国君主和政府不那么乐于向其他研究工作提供津贴,都乐于向军用研究工作提供经费,因为科学界能研制出新的装备,而这种装备由于十分新颖,在军事上极为重要”。这里如实地指出了为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研制武器装备,是国防科技发展的动力和主要任务与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从50年代至80年代末,在长达40余年的冷战岁月,美苏两国进行了激烈的军备竞争,两国都执行优先发展国防科技的战略,并要求国防科技部门为军队研制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在战术技术性能上超过对方的先进武器装备。在军事需求的强烈刺激下,两国的国防科技发展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达到了极度的繁荣。许多其他国家在这种临战状态下也被迫采取相应的对策加速国防科技的发展。据统计,到80年代中期,世界各国每年的国防科研经费累计高达800~1000亿美元。就这样,在冷战的军事需求的推动下,国防科技发展进入了军事高技术时代。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主要国家都调整了军事战略,压缩了军费开支,军事需求从原先既追求武器装备的数量又重视其质量转向主要追求其高质量,国防科技也因此而进入注重发展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新时期,即进入了“打什么仗需要什么武器就能研制出什么武器”的新时期。
自90年代初开始,美国国防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及三军,每年都要研究并提出美军的军事需求,同时根据这种需求制定和调整其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计划。例如,1996年,美军又确定了新的未来11大军事需求,为满足这些军事需求还分别制定了国防科技“基础研究计划”、《国防技术领域计划》和《联合作战科学技术计划》,这些计划对所要研究发展的科学技术领域及武器装备所要达到的性能要求都有明确的规定。俄罗斯、日本及西欧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由于未来的军事需求主要是关于信息战能力的需求,因此有关国家的国防科技发展正紧密围绕夺取信息优势的信息战技术、C3I系统和精确制导武器等军事高技术开展研究工作。
综上所述,国防科技完全是在军事或国防的需要的推动下不断获得发展的。国不可一日无防,国防不可一日无科学技术。展望未来,世界各国的国防科技都将在军事需求的不断推动下,继续不断地获得发展,并随着军事需求的高技术化而日益走向高技术化。
二、国防科技发展对武器装备的影响
军事上的需要导致国防科技的发展,而国防科技发展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必须不断研制出新型武器装备,因而必然对武器装备,即对军事技术手段产生重大影响。
总体上看,直接从事武器装备研制的国防科技对武器装备发展的影响是全面的、决定性的。这集中表现在:使武器装备的原理和种类不断多样化、结构逐渐复杂化、性能日益得到提高。
由于国防科研的开展,使许多新的理论、原理和技术被用于武器装备之中,从而不断出现一批又一批概念全新的武器装备。从利用机械能杀伤敌人的冷兵器到利用化学能的近代火器(包括枪、炮、普通炸弹、氢弹、中子弹、激光武器、电磁微波武器),甚至是利用生物遗传密码对付敌人的生物武器等,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无一不是国防科研的重要成果。从种类上统计,国防科研大致已使武器装备从冷兵器时代的20多种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200多种,现在又进一步增加到1000种以上。
随着武器装备的种类越来越多、概念越来越新,其结构也越来越复杂。早期的武器仅由几个零部件构成,后来发展到包括数十个、数百个零部件,现在已增加到数千个、数万个甚至上千万个零部件,其复杂性增加了若干个数量级。
在武器装备的性能方面,集中表现在国防科技的发展使武器装备的作用距离和作用范围不断扩大,可靠性日益增强,射程、威力(精度和杀伤半径)、机动性和生存能力都在逐渐提高。
现代雷达的探测距离已达数十公里至数千公里以上,现代的侦察探测 装置可以在数百里之外甚至4万多公里的同步轨道上监视地面的目标。如美国的KH-12照像侦察卫星在几百公里轨道上对地面目标的分辩率为01米,一次照像即可覆盖数百平方公里的地面区域。
至于战斗武器系统性能的提高,更令人惊叹不已。例如,在作用距离或射程方面,采用增程技术可使火炮的射程从20多公里增大到50公里以上。在命中精度方面,采用制导炮弹可使射击精度达0.3米,各种导弹的射程则可依据需要任意控制,其中洲际弹道导弹的射程已达1万多公里,命中精度在10米以内;采用空中加油技术可使军用飞机作远距离的甚至是作不着陆的环球飞行等。在杀伤力方面,国防科技已使单件兵器的杀伤威力大得惊人。
武器系统杀伤力的提高,主要是由于新的国防科研成果被用于武器系统,使其各方面的性能都得到明显改进的结果。军事运筹学建立了一系列理论模型来确定武器的杀伤效能与有关性能之间的关系。比较典型的一个数学模型是:式中:a、N1、λ1、P1依次为一方武器的作战效能、数量(如火炮数或坦克数)、射速和每发弹的杀伤概率:N2、λ2、P2则依次为另一方武器的数量、射速和杀伤概率。从上式可见,只要提高自己所掌握的武器的性能,就可以明显提高其作战效能。通过采用精确制导技术、高爆弹药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完全可以达到这一目的。例如,美国的155毫米榴弹炮,由于采用了“铜斑蛇”激光制导炮弹,使其对坦克的命中概率比使用普通非制导炮弹提高了2500倍。现代坦克和大口径火炮由于采用了自动装填机、计算机火控系统,反应时间由数十秒缩短在10秒以内,射速提高了一倍以上。现在研制的坦克、飞机、军舰等的机动速度和战场灵活性都有了明显提高,而且普遍装备有电子对抗设备,甚至采用崭新的隐身技术来对付敌方的攻击,以确保自己的生存。
现代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对武器装备性能的影响是全面的,而且使其性能改进的范围之广、程度之高是过去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所研制的一代又一代的新式武器和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实践证明,为一种武器所提供的高技术含量赵多,其性能越好,战斗效能就越高。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等核武器的摧毁能力是众所周知的,各种高技术常规武器的打击能力也在海湾战争中得到了充争证明。现在,配备有先进电子设备和精确制导武器的6架F-111或3架F-15战斗机就能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300架B-17轰炸机才能完成的作战任务,而8架F-117A隐身战斗机只要配备2架空中加油机就能完成75架非隐身作战飞机和支援飞机才能完成的空袭任务。更有甚者,一艘现代大型攻击型航空母舰的作战能力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全部海军舰队攻击力的总和。
现代国防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正在并还将导致更多更新的高技术武器装备问世,如计算机病毒、电磁微波炸弹和炮弹等信息战武器以及天基和空基高能激光武器、无人作战航空器、微型侦察探测器、微型攻击机器人等。这一切将使未来的军事领域发生深刻的变化。
三、国防科技的重大突破导致军事上的变革
国防科技发展可为军事或战争的需要提供必不可少的武器装备。与此同时,国防科技发展所取得的重大突破,即战术技术性能得到极大提高的新技术或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成功往往会导致军事领域发生变革,或发生军事革命。这种变革涉及军事理论或军事学说的各个方面,而且接照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观点,军事理论的变革主要体现为作战方式的变革和军队编制构成的变革。
(一)新武器强制性地引起作战方式的变革
所谓作战方法,就是战争过程中的用兵方法,即组织兵力、兵器实施战斗的方式或方法。作战方法种类繁多,如按行动类型区分,有进功方法、防御方法等;按行动规模区分,有战略、战役和战术范围的作战方法;按军兵种划分,有空战、海战、陆战、坦克战、炮战、化学战等作战方法。军事史表明,所有这些作战方法都是由武器装备决定的,即有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就有什么样的作战方法。正如恩格斯所提出的:“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87)从古至今,要在战场上有效地杀伤敌人以及抵御敌人的进攻,必须依靠手中的武器并充分发挥武器的效能,因此作战方式、方法必然会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而变化。
当青铜器和铁兵器出现以后,远古时期没有队形的搏斗便被有严格组织的战斗队形———“阵”(如古罗马军队的方阵)所取代。
弓箭发明以后,较远距离的射箭便成为一种作战方式,而且使古代战车及骑兵受到威胁,于是出现了专门的步兵及步兵战术。
火药的发明,迎来了军事发展的一个新时代。使用火药的火枪、火炮发明并用于战争以后,先后出现了线式战术、散兵战术及线式和散兵相结合的战术。而且,随着军事技术的改进,巷战的方式方法也在发生变化。老式的建筑街垒和防街垒的方法被炮弹和炸药所粉碎。18世纪60年代以后,舰载线膛炮、无烟火药等伴随着蒸汽动力舰船技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从而出现了成一线纵列队形进行集火射击的海战方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坦克、飞机和航空母舰等一系列新式武器装备获得了迅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相继产生了飞机、火炮和坦克相配合、梯次快速装甲集群突击的闪击战术及大纵深作战方法,还出现了空中战役、空降作战、战略轰炸等新战法。战列舰在海战中的地位最终被航空母舰所取代,舰载机的制空作战讲座-35-中国国防科技信息1998年第3期和空中轰炸攻击作战成为争夺制海权的关键。由于多军兵种的诞生,多军兵种的联合作战逐渐变成了主要的作战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由于以探测技术、C3I系统、电子战技术等信息技术的精确制导武器等为代表的军事高技术的崛起和发展,正在军事领域引起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其中作战方式的变革尤为引人注目。海湾战争和波黑战争都表明,使用精确制导武器的中远程精确打击作战、空袭与反空袭作战、争夺电磁频谱使用权的电子战等已成为现代战争的典型作战方式。
现在已可以断言,随着国防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以计算机病毒等为手段的攻击计算机互联网络、通信系统、金融系统的信息战,以及用各种“软杀伤”武器或“硬杀伤”武器摧毁C3I系统的指挥控制战即将成为未来高技术战争的崭新作战方式。
(二)新武器引起军队组织编制的改变
随着武器装备的不断发展,军队的军兵种结构及规模(包括编制人数和武器装备的数量)也不断发生相应的变化。恩格斯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曾指出:“随着新的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展,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53)实际上不只是火器如此,各种新武器的发明也都会带来类似的变化。
新武器装备导致新军兵种的诞生和旧兵种的消亡,已是公认的历史事实。
从古代到20世纪初,军队一直由陆军和海军组成,而且以陆军为主,兵种也不多。步兵是最老和最基本的兵种。步枪发明以后,手持冷兵器格斗的步兵被步枪手所取代,步兵逐渐形成了班、排、连、营、团、师的组织体制。火炮用于战争,导致了炮兵的出现。随着化学武器、坦克、通信设备等各种武器和技术装备的出现,陆军中又增加了防化兵、通信兵、装甲兵、工程兵、侦察兵等兵种。机枪、坦克和装甲车辆大量装备部队使在战场上驰聘了几千年之久的骑兵退出了战争舞台。海军由于任务的特殊性一直是一个独立军种。潜艇、导弹、核武器及航空母舰的发展,使大炮巨舰主义成为历史。主要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海军航空兵这一海军新兵种的建立使海军舰队的构成由以战列舰为中心变为以航空母舰为中心。
飞机的研制成功并用于空战标志着空中战场的开辟。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步显示出飞机这一新装备的重大作用,随后空军这一崭新的军种在各国纷纷建立。军用飞机的发展又引起空降兵的出现,同时促进了高炮、防空导弹和雷达的研制,进而导致了防空兵的问世。此外,进入60年代以后,由于核弹头及其运载装置的发展,一些核大国还组建了战略火箭军或战略核部队这一新军种。
据预测,随着信息战技术和军用航天器(包括各种侦察卫星、作战卫星、军用空间站、军用空天飞机等)及空间武器系统(天基定向能武器、动能武器、电磁脉冲武器等)的发展,未来很可能出现全新的信息战和天战等更新的军兵种或作战部队。
为了合理地利用多军兵种的各种武器装备更有效地进行作战,以增强进攻和防御能力,许多国家又组建了包括多军兵种的合成军。新武器装备的出现除了引起军兵种类型的变化之外,还会引起军队中各国兵种构成比例和军队规模的变化。
一般而论,新武器装备的新技术含量高,性能较优异,但结构复杂,造价昂贵,因此各国只能根据需要和可能组建相应的军兵种,并随着国防科技和经济发展逐步增大技术性的军兵种在整个军队构成中的比例。以前苏军为例,20年代各军种的比例是:陆军98.6%,空军0.5%,海军10%,30年代末上述比例依次变为75.2%,12.8%,9.7%,其余2.3%为新组建的国土防空军。这种比例一直保持至50年代末。60年代以后,由于新武器装备的发展,战略火箭军组建,上述比例发生了重大改变。到80年代末,前苏军的军种结构为:陆军45.2%,空军10.7%,海军10.7%,防空军12.3%,战略火箭军7.1%,边防军5.5%,内卫军8?%。不但如此,陆军、边防军、内卫军等都是由多军种组成的合成部队。美军的技术军兵种比例也逐渐增大,80年代末,美陆、海、空三军的比例为35.9%、27.0%、27.9%,此外还有9.2%的海军陆战队。至于兵种的构成比例,也大致是技术兵种比例逐渐增大。如现在不少国家都组建了强大的装甲兵、电子战部队等。
由于新武器的性能发生了质的飞跃,从而使部队的战斗力越来越强。现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相比,取得同样的作战效果,所需兵器兵力只及第二次大战时的10~20%。另一方面,由于新武器的杀伤力、破坏力极大,使用大量兵器兵力容易造成更大的损失,并增大后勤保障的难度。因此,从必要性、可行性及减少不必要的损失等各方面因素出发,各国军队的规模及编制单位的构成就越来越小。
部队的战斗人员虽然在减少,但由于武器装备结构越来越复杂,维护保养任务和消耗量越来越大,因此军队的工程技术人员、后勤保障人员等均在增加。例如,战时美军部队的战斗人员和保障人员的比例为1:3,有时甚至达1:5。平时,美军正规部队中有一半为文职人员。
一方面部队的战斗人员在减少,另一方面部队的保障人员在增加,这似乎存在着矛盾。如果在保持部队拥有可靠的战斗能力条件下,尽量减少武器装备和战斗人员的数量,则技术保障和勤务保障任务量均可明显减少,保障人员数量也可减少,从而保证整个部队的规模缩小。这正是目前各国军队确定组织编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总之,随着国防科技的不断发展和武器装备的日益现代化、高技术化,军队的组织编制将进一步从数量规模型转变为质量效能型,从人力密集型转变为科技密集型。
『捌』 求军事理论论文,3000字
国防科技与军事是密切相关的两个领域。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军事上的需要促成了国防科技领域的形成与发展;国防科技的发展为军事提供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手段,在此同时还会促使军事领域不断发生变革,甚至导致出现军事革命;军事上的变革和战争提出了新的需要又会给国防科技发展以新的推动力。国防科技与军事之间相互关系的这种机制或逻辑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近几年来,新军事革命问题成为人们关心的热门话题。实际上,新军事革命正是上述客观规律在军事高技术迅速发展这一特定条件下的反映。当然,国防科技与军事的关系还会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
一、军事上的需要是国防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
社会的需要是科技发展的动力。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05页)。同样的,作为整个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防科技,则是社会的特殊需要———军事需要的产物,而且这种需要比任何力量都更能把国防科技推向前进。
自从国家产生以后,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以及维护和获取国家的根本战略利益,便产生了国防和国家间的战争。为了巩固国防或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各国都力图掌握更先进的军事技术手段,于是便组织专门力量研制武器装备,国防科技便由此产生。由于新的武器的发明和使用可以造成军事上的巨大优势,从而使得“最幼稚的公理论者”,也从“手枪战胜利剑”的铁的事实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防科技对于军事及战争的重要影响,因此国防科技便愈来愈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正如科学学创始人丁·贝尔纳所认为的:“自古以来,改进战争技术,一直比改善和平生活更需要科学。这并不是由于科学家具有好战的特性,而是因为战争的需要比其他需要更加急迫。各国君主和政府不那么乐于向其他研究工作提供津贴,都乐于向军用研究工作提供经费,因为科学界能研制出新的装备,而这种装备由于十分新颖,在军事上极为重要”。这里如实地指出了为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研制武器装备,是国防科技发展的动力和主要任务与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从50年代至80年代末,在长达40余年的冷战岁月,美苏两国进行了激烈的军备竞争,两国都执行优先发展国防科技的战略,并要求国防科技部门为军队研制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在战术技术性能上超过对方的先进武器装备。在军事需求的强烈刺激下,两国的国防科技发展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达到了极度的繁荣。许多其他国家在这种临战状态下也被迫采取相应的对策加速国防科技的发展。据统计,到80年代中期,世界各国每年的国防科研经费累计高达800~1000亿美元。就这样,在冷战的军事需求的推动下,国防科技发展进入了军事高技术时代。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主要国家都调整了军事战略,压缩了军费开支,军事需求从原先既追求武器装备的数量又重视其质量转向主要追求其高质量,国防科技也因此而进入注重发展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新时期,即进入了“打什么仗需要什么武器就能研制出什么武器”的新时期。
自90年代初开始,美国国防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及三军,每年都要研究并提出美军的军事需求,同时根据这种需求制定和调整其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计划。例如,1996年,美军又确定了新的未来11大军事需求,为满足这些军事需求还分别制定了国防科技“基础研究计划”、《国防技术领域计划》和《联合作战科学技术计划》,这些计划对所要研究发展的科学技术领域及武器装备所要达到的性能要求都有明确的规定。俄罗斯、日本及西欧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由于未来的军事需求主要是关于信息战能力的需求,因此有关国家的国防科技发展正紧密围绕夺取信息优势的信息战技术、C3I系统和精确制导武器等军事高技术开展研究工作。
综上所述,国防科技完全是在军事或国防的需要的推动下不断获得发展的。国不可一日无防,国防不可一日无科学技术。展望未来,世界各国的国防科技都将在军事需求的不断推动下,继续不断地获得发展,并随着军事需求的高技术化而日益走向高技术化。
二、国防科技发展对武器装备的影响
军事上的需要导致国防科技的发展,而国防科技发展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必须不断研制出新型武器装备,因而必然对武器装备,即对军事技术手段产生重大影响。
总体上看,直接从事武器装备研制的国防科技对武器装备发展的影响是全面的、决定性的。这集中表现在:使武器装备的原理和种类不断多样化、结构逐渐复杂化、性能日益得到提高。
由于国防科研的开展,使许多新的理论、原理和技术被用于武器装备之中,从而不断出现一批又一批概念全新的武器装备。从利用机械能杀伤敌人的冷兵器到利用化学能的近代火器(包括枪、炮、普通炸弹、氢弹、中子弹、激光武器、电磁微波武器),甚至是利用生物遗传密码对付敌人的生物武器等,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无一不是国防科研的重要成果。从种类上统计,国防科研大致已使武器装备从冷兵器时代的20多种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200多种,现在又进一步增加到1000种以上。
随着武器装备的种类越来越多、概念越来越新,其结构也越来越复杂。早期的武器仅由几个零部件构成,后来发展到包括数十个、数百个零部件,现在已增加到数千个、数万个甚至上千万个零部件,其复杂性增加了若干个数量级。
在武器装备的性能方面,集中表现在国防科技的发展使武器装备的作用距离和作用范围不断扩大,可靠性日益增强,射程、威力(精度和杀伤半径)、机动性和生存能力都在逐渐提高。
现代雷达的探测距离已达数十公里至数千公里以上,现代的侦察探测 装置可以在数百里之外甚至4万多公里的同步轨道上监视地面的目标。如美国的KH-12照像侦察卫星在几百公里轨道上对地面目标的分辩率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