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十大军事原则是什么其精神实质是什么
十大军事原则是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原则。
十大军事原则全文593个字,毛泽东用精辟的语言,把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原则讲得清清楚楚,既易懂又易记,全然不同他的对手蒋介石那样长篇大论,莫衷一是。人民解放军灵活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瑰宝,并最终依靠这一瑰宝,彻底打败了八百万国民党军队。
从十六字诀到十大军事原则,标志着人民军队战略战术理论的日臻完善,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①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②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③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④ 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
⑤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⑥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⑦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⑧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⑨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⑩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㈡ 先秦军事思想的发展脉络有哪些
作为观念形态的军事思想,其起源与形成要略微滞后于战争的起源。一般而言,它的起源至少取决于三个前提条件,一是文字,二是一定数量战争经验的沉淀与积累,三是人类思维能力达到一定的水平。从这个背景出发,并考察先秦军事发展历史的实际,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军事思想萌芽于夏商时期,初步成型于西周时期,渐趋成熟和繁荣于春秋战国时期。
早在夏商时期,军事思想即已孕育并开始萌芽。甲骨卜辞中有布阵(“立”)、打伏击战(“陷”),派遣先头部队打开通道与侦察敌情(“启”),申明军事律令(“师惠[惟]律用”)等思想内容,有关文献中也有对当时人们“取乱侮亡”、“修德抚众”,“因重而抚之”、“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等思想言行的追叙。这些思想,虽然仍零碎不系统,然而毕竟为后世军事思想的发展开创了先河,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西周是奴隶制礼乐文明的全盛时期,武王伐纣,周公东征,昭王南下,穆王西巡,宣王中兴等一系列战争、给军事思想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而礼乐文明的繁荣,也为军事思想的进步提供了合适的温床。在这种背景之下,军事思想在当时送进入初步成型阶段。这既表现为金文、《尚书》、《易经》、《诗经》、《逸周书》等典籍对军事问题均有程度不同的探讨和总结,也反映为当时已出现了一些以专门记载和论述军事问题为宗旨和主体内容的书籍,包括《军志》、《军政》、《令典》、古《司马兵法》等等。它们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原则。如《周易》主张“师出以律”,强调严肃军纪;重视地形地貌与征伐作战的关系,“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易·复·上六》);重视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众允,悔亡”(《易·晋·六三》)提倡战术上引诱敌人和打伏击战,“需于泥,致寇至”(《易·需·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易·同人·九三》);讲求师出有名,主张积极防御,“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易·蒙·上九》)。又如《军志》重视辩证处理战争中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的关系,“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引);强调吊民伐罪,德主兵辅,“有德者不可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引);主张在战争中知彼知己,适可而止,“允当则归”、“知难而退”。再如,古《司马兵法》、《尚书》均提倡运用大方阵战法,“成列而鼓”“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逐奔不远,纵绥不及”。这些军事原则在指导当时的军事实践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后世军事思想的构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随着战争活动的频繁,战争方式的变化,战争规模的扩大,战争激烈程度的提高,以及文武殊途、将相分职等新情况的出现,当时军事思想也进入了全面繁荣、高度发达的阶段。这方面的外在标志,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典籍中,对军事问题予以大量的记载和高度的重视,就战争观念、治军原则、作战指导等军事理论内涵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独到的军事理性认识。第二,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如伍子胥孙武、范蠡、吴起、商鞅、孙膑、尉缭子等等。他们的军事实践和兵学理论创造,为春秋战国时期军事思想的繁荣和成熟,规范了基本的面貌,注入了盎然的生机,充当了卓越的代表。第三,在儒、墨、道;法等重要思想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战国黄老学者、商鞅、韩非、管仲等学者的著作中,对军事问题的思考和论述,占有重要的篇幅,曾就战争观、战争指导、治军思想、作战原则提出了重要的命题,丰富了中国古代有关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换言之,诸子论兵之作的风行,反映了军事思想在当时整个思想领域中处于显学的地位。第四,也是最为重要的,在这一时期诞生了许多著名的兵书,如《孙子》、《伍子胥》、《孙膑兵法》。《吴起》、《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公孙鞅》、《庞煖》、《儿良》、《魏公子》等等。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七部兵书——《武经七书》,有五部面世于这个时代。兵家作为独立的思想流派,与儒、墨、道、法等学派共同成为当时思想领域中的主要角色,大显身手,各领风骚。军事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成熟,就其内涵而言,则表现为对战争认识的系统化、理性化,建军治军理论的进步化、丰富化,战略、作战指导思想的全面化、深刻化。尤其是《孙子兵法》的出现,奠定了中国古典军事理论的坚实基石。规范了古代军事文化的基本特质及其主导倾向,标志着中国军事思想的基本成熟和兵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成型。
㈢ 十大军事原则的十大军事原则
十大军事原则是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原则。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主要内容是: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守备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坚固的据点和城市等待条件成熟时夺取之;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分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
这就是人民解放军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全部军事奥秘所在。
十大军事原则全文593个字,毛泽东用精辟的语言,把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原则讲得清清楚楚,既易懂又易记,全然不同他的对手蒋介石那样长篇大论,莫衷一是。在以后的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阶段,人民解放军灵活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瑰宝,并最终依靠这一瑰宝,彻底打败了八百万国民党军队。
从十六字诀到十大军事原则,标志着人民军队战略战术理论的日臻完善,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由此,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曾是留学日本军校的优秀士官生、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最终败在没上过一天军事院校的毛泽东的手下。英国军事问题专家巴特曼评价道:“毛泽东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部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
㈣ 治军的原则是什么
先秦军事思想家把治军的优劣与战争的胜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治军是制胜的前提,而制胜则是治军的结果。早在孔子那里。治军就被看成是成就“武功”的基本环节:“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礼记·仲尼燕居》)。而在《孙子》那里,“将”和“法”也被列入制胜五因素之中,指出“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将就有能”。“士卒孰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
孔子、孙子以降,先秦兵家关于治军重要性的阐述更是不胜枚举。《司马法》认为“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天子之义》)。《尉缭子》主张严格治军,“制必先定”。《孙膑兵法》提出“治兵延气”的观点,强调制胜取决于治军。《管子》指出“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兵法》)。等等,均是这方面典型的反映。
当然,就治军与战争胜利关系的阐述之全面深刻而言,在先秦兵家中首推吴起。《吴子》一书最早使用了“治军”这一名词,并明确提出了“以治为胜”的治军原则。《吴子》认为军队能否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夺取胜利,关键不在于其人数的众寡,而在于是否做到治理严格,“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治兵》)。而严格治理的具体标准,反映为军队在驻扎时有严格的纪律,展开行动时威武雄壮,震慑敌胆,投入进攻时敌人无法抵挡,实施退却时敌人无法追赶,前进和后撤时秩序井然,向左向右运动时听从命令,即使被敌人分割阵势也不混乱,即使被敌军冲散战斗行列也能迅速恢复。其将领能与士卒同安乐,共危难,做到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而不可分离,连续作战而不会疲沓。一旦达到这些标准,军队就能称为“父子之兵”,就可以“投之所往,天下莫当”(《治兵》)。
先秦兵家关于治军的又一个基本原则,是主张文武并用,恩威兼施。这在《左传》那里,是提倡德、刑并重,即把礼作为道德手段,法作为强制手段,用来经武治军。即“礼以行义”,用“礼”的道德原则来规范军队的思想和行动;“刑以正邪”,用“刑”的强制性能确保道德规范的实行。以礼系法,以法明礼。在《孙子》那里,是主张“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行军篇》)。既要做到“视卒如爱子”“视卒如婴儿”;又要避免出现“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的现象。由此可见,文武并用,刚柔兼济作为治军的基本原则,是为先秦兵家所一贯坚持的。
㈤ 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中把什么作为治军的重要原则
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中把严明军纪作为治军的重要原则。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步形成时期--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夏商西周时期)
军事思想的主要特点:
1、以天命观为核心的战争观。
2、以“礼”和“刑”为治军基础。
第二阶段:迅速发展时期--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末(春秋战国时期)
军事思想的主要特点:
1、形成较完整的战争观。
2、提出了若干普遍的战争指导原则。
3、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结合。
第三阶段:丰富发展时期--公元前3世纪末至13世纪(秦至五代时期)
军事思想的主要特点:
1、由创造学派向综合各家之长转化,对军事思想进行了整理。
2、对先秦所提出来的一些军事思想有所发展。
3、战略思想趋向于完善和成熟。
第四阶段:体系完善时期--14世纪至19世纪40年代(明至清朝后期)
军事思想的主要特点:
1、武学开始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并确立了兵书的正统地位。
2、兵书数量繁多,门类齐全,军事思想研究向体系化发展。
3、火器对军事思想的影响,在组织指挥方式上、军事训练方式上也有了相应的变化。
(5)先秦的军事原则是什么扩展阅读:
公元前21世纪,中国建立了奴隶制的夏王朝,从此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此时,尽管人们对于战争的认识处于低级阶段,还是产生了以靠天命观指导战争为中心内容的军事思想。
奴隶主对外族发动掠夺战争,或用武力镇压本族奴隶的反抗,都是以征讨“违天命者”、“吊民伐罪”、“敬天保民”相号召,并用占卜手段,假借神的旨意和严刑厚赏驱使士卒作战。作战方式是集团列阵正面冲杀。到商代以后,作战逐渐以车兵为主。对军队指挥,要求行动统一,严厉管理。这种思想,指导着夏、商、西周几个王朝的军事斗争。
通过这一时期的战争实践,人们已初步认识到审势而动,量力而行,众可以胜寡,强可以胜弱,反映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念。传在西周时期,已出现《军志》、《军政》等军事著作,虽早失传,但在后来问世的《左传》、《孙子兵法》等书中,还保留着一些片断的引文。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中国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各阶级、集团及其军事家和军事论著者对于战争与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它随着社会的前进、战争的发展而不断深化。
㈥ 先秦军事思想的阶段性特色有哪些
更具体地说,先秦时期军事思想的发展,先后呈示了四个依次交替,逻辑嬗变的阶段性特色。一是以甲骨卜辞以及《周易》为代表的披着神秘迷信外衣的前理性文化阶段。它借助占卜筮问的方式,开展原始的军事预测活动,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人们相对肤浅甚至臆断的军事认识。
二是以《军志》、《军政》、《令典》、古《司马兵法》等典籍为主要载体的创始与初步发达阶段,也即以“军法”为主体的初始阶段。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兵学,其载体形式主要表现为“军法”,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兵法”。所谓“军法”与“兵法”的区分一也即“广义的军事艺术”和“狭义的军事艺术”之别。“兵法”主要是指“用兵之法”,而“军法”则多带有条例与操典的性质,包括军赋制度、军队编制、军事装备、指挥联络方式、阵法与垒法、军中礼仪与奖惩措施等等,它一般属于官修文书的范畴。由于它是西周礼乐文明在军事领域内的集中体现,所以又可以称之为“军礼”。这一阶段军事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在战争观、治军理论、作战指导原则上,反映和贯彻“军礼”的基本精神,提倡“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主张行“九伐之法”,“不鼓不成列”,“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服而舍人”;贵“偏战”而“贱诈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呜鼓而战,不相诈。”这就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中所总结揭示的:;“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
三是以《孙子》、《伍子胥》、《范蠡》的出现为标志的转折发展时期,其后《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以及诸子论兵之作属于这一阶段的延续。换言之,即以“兵法”形成并占主导地位为标识的高度成熟繁荣阶段。随着整个战争环境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原先反映奴隶制社会军事礼乐文明的“军法”、“军礼”传统渐渐趋于式微而代表新兴势力兵学诉求的“兵法”则蓬勃兴起,成为军事思想领域中的主导力量。这决定了该阶段兵学的基本特征是军事思想摆脱“军礼”的束缚,对过去那种“鸣鼓而战”的堂堂之阵战法予以了坚决的否定,确立了“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基本原则,更准确地体现了军事斗争的自身规律和特点。对此,东汉班因也曾有过洗练而准确的揭示:“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
四是以《六韬》、《管子》成书为显著标志的综合融会、全面总结阶段。在战国中晚期,中国古典兵学的发展又出现了一次新的飞跃,呈现出崭新的特点,这就是当时的兵书战策充分汲取诸子百家的政治伦理学说,并开始进人兼融综合的阶段。考察《六韬》、《管子》等典籍后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识,即学术综合倾向在其身上表现得十分显著,兵学本身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军法”或“兵法”,而是大量汲取了儒、墨、道、法的政治伦理观念,呈现出政治主导军事的时代特色。换言之。讲求军事理论体系构筑上的完备性、系统综合性,凸显当时会政治思潮对兵书的广泛渗透和高度规范,乃是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
㈦ 先秦军事思想的发展概貌及其特色是什么
从炎黄文明的奠基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天下,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是通常所称的先秦时期。它历经原始社会末期、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等重要历史阶段,时间跨度三千余年,是中国原始社会解体和奴隶社会产生、发展、繁荣并最终衰亡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萌芽和初步确立的时期。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军事活动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之相应的,是当时的军事思想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幼稚到逐步成熟的发展阶段。
先秦时期军事思想是深深植根于当时的社会土壤的,它是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大氛围条件下的产物,更是丰富多姿军事实践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影响先秦军事思想的萌生与嬗变的最为重要的条件,无疑是当时的战争实践。先秦历史上次数频繁、规模巨大(斗争激烈、空间广阔、形式多样的战争实践,乃是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先秦军事思想作为整个思想文化形态的有机构成,它的发生和发展,与当时的思维总体演进之间,有着深刻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当时社会思潮特别是哲学思维的发展,是先秦军事思想渐趋成熟的重要因素。此外,不断演变之中的先秦社会形态、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民族构成、民族文化心理乃至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该时期军事思想的发展趋势和文化特征。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占据了先秦时期社会活动的显著地位,成为当时社会政治、时代文明的焦点和枢机。在先秦约300年的时间里,见于史籍记载的800余次大大小小的战争及武力冲突,此起彼伏。在当时的社会舞台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先秦时期的战争种类已相当齐全,有商汤伐桀、武王伐纣为代表的新旧王朝更替战争;秦始皇攻灭六国为典型的统一战争;周公东征一类的平叛巩固统治秩序的战争;华夏诸侯与周边少数部族的战争;诸侯争霸与大国兼并的战争;下层民众反抗暴政的武装斗争,等等。除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和反抗外敌入侵战争之外,已基本包举了古代战争类型的方方面面。
先秦时期的作战方式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夏、商时代,以步战为主,车战为辅。到了西周,车战替代步战成为作战的主要样式。自春秋中后期起,随着“野人”当兵而产生的军队成员的改变,弩机等新式兵器的使用,战争区域由中原腹心地区向周边的扩展以及对“戎狄”步兵作战的需要,步兵重新崛起,步战再次渐渐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水军与水战在南方地区开始出现。至于骑战,最早在边疆少数民族中间兴起,战国中期起,被引人中原地区,成为新的作战样式。至此,步、车、骑、舟诸兵种基本形成,奠定了冷兵器时代作战的基本样式。
先秦时期的战争,大多表现为堂堂之阵的正面会战。其作战特点最初为大正面的密集方阵进攻,继之以车兵为主、步兵为辅的疏散方阵进攻,进而演变为纵队进攻。其战术运用,则由早期的保持队形,徐缓推进,“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尚书·牧誓》)向后期的“车驰卒奔”快速进攻的方向过渡。此外,城池攻守战、要塞战、伏击战、奇袭战、火攻、水淹、地道等战法,在当时也陆续出现,各领战场上的风骚。
除战争外。先秦时期的军队建设也不断处于发展之中,进步迅速。这包括军权集中趋势日益强化,亦兵亦农的族军制向郡县普遍征兵制的过渡,国人当兵制向国、野共同当兵制的递嬗,军事训练上由早期的“蒐猕”田猎习武制向单兵、多兵合成正规训练制的演变,军事法规上较严格的成文法取代临事而设的习惯法,等等。
先秦时期丰富的战争实践活动与军队建设成就,使当时的军事思想家对军事理论的研究和建树具备了可能性,而各个阶级、阶层与政治集团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也急切需要拥有为自己服务的军事学家,为从事战争实践活动提供理论的指导。因此,军事思想在先秦时期的形成并高度繁荣,乃是历史的必然。
先秦军事思想的发展与当时社会思潮的演进同样有密切的关系。殷商至春秋前期,社会生产力较为落后,与之相应,是社会思潮呈示出较浓厚的宗教迷信特色,“天命观”占据思想界的主导地位,卜筮吉凶以指导战争以及其他社会活动的做法普遍流行。在学术活动特征上,则表现为“学在官府”的基本模式长期存在,文化仅仅是极少数王室贵族的专利品,普遍民众没有独立从事学术文化研究和著述的条件。在这种社会思潮氛围制约规范下,殷商至春秋前期的军事思想,突出表现为带有明显的神秘迷信色彩,如甲骨文的有关记载和《周易》的筮占方式;是官方文书而非个体创作,如古《司马法》、《军志》、《军政》、《令典》等等;是记载制度规章多而抽象阐说原则少,将日后的《孙子》与古《司马法》相比较即可看清楚这一点。然而从春秋中后期起,直至战国末,中国古代社会思潮的发展进入了第一个高峰。这突出表现为“学在官府”走向式微,“天命”观念受到冲击,学术下移,私学勃兴,诸子百家先后登场,孔子、老子、墨子、韩非子、庄子等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各领风,开创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崭新局面。
这场深刻持久的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改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一是与以往的“天命观”基本上划清了界限,“重民轻神”、“重民轻天”思潮占据了主导地位;朴素唯物主义成为一些进步思想家观察世界、认识社会的理论工具;二是朴素辩证法思想得到一定的发展,道家、儒家、法家等具代表性的思想学派,已普遍重视用朴素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的因果关系和逻辑联系,从中探究事物运动的动因与条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朴素辩证思维的哲学观点,如“中庸”、“道术”、“节度”、“和同”、““奇正”等等;三是社会政治思想的长足进步与高度成熟,各种治国安邦主张纷纷提出,互竞胜场。儒家提倡”德教仁政”、,法家主张“集权法治”,道家鼓吹“无为而治”,墨家强调“兼爱非攻”,共同促进了古代统治理论的系统化、精致化。而早期民本主义思潮与君主本位倾向互为激荡、双重变奏的结果,使古典政治思想呈示出复杂多元的价值取向特点。
先秦时期社会思潮的嬗变,使当时的军事思想家在研究总结兵学理论时。能够汲取其他思想家的相关理论,如西周时期的“礼乐”文化观念,春秋时期的民本主义精神,战国时期的战争与政治关系认识等等,从而使得自己的军事理论建树能反映时代文化思潮的趋势,富有哲学底蕴与实用理性。
㈧ 十大军事原则
化敌为友,为己所用。嗯嗯,我兔非常腹黑。
㈨ 十大军事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十大军事原则是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原则。
内容
①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②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③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④ 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
⑤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⑥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⑦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⑧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⑨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⑩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㈩ 先秦的战略战术思想是什么
战略战术思想在整个军事思想体系中处于主干的地位,也是中华传统兵学文化的专精髓之所在。由属于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战略战役战术的层次区别并不清晰,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们合称为作战指导思想,或更简单地称作制胜之道。
先秦是中国古代作战指导思想全面发展、基本成熟的重要历史阶段。当时兵家与诸子对作战谋略、作战原则的总结阐发,揭示了先秦战争活动的一般规律,指导了先秦军事实践的开展,并规范和决定了整个中国古代有关制胜之道的基本架构以及嬗递轨迹,即所谓?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武备志·兵诀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