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军事顾问李德是哪里人
李德（1900年～1974年）抄，奥地利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1900年9月28日生于德国慕尼黑，1974年8月15日卒于柏林。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笔名华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德国共产党。1918年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1926年被德国政府逮捕监禁。1928年越狱逃往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毕业后，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因与王明较熟,被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东北收集日军情报。1933年9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在指挥红军作战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反对游击战，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致失败。红军长征开始时，是军事最高领导三人团成员之一。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被撤销指挥红军的权利。后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抗日战争初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军事研究编委会主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授。1939年夏去莫斯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加入苏联红军。1941至1948年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任教。1949年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定居，潜心著译。1964年任德国列宁著作德文版主编。对中国革命历史事实有一定程度的歪曲[2]
2. 请问，抗战期间国民党为什么使用的都是德国装备
一、魏玛共和国时代早期的中德关系
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使德国从世界一流强国的位置上跌落下来，海外市场与殖民地被以英法为首的战胜国剥夺殆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由于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代表的强烈反对，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对巴黎和会和《凡尔赛和约》的共同不满，使德国积极谋求与中国、美国等非凡尔赛和约国家接近，试图重塑昔日的大国地位。1920年7月，德国前驻华总领事卜尔熙（von Borch）作为政府代表，来华与中国政府谈判恢复外交关系、重建两国通商关系事宜。德国方面表示，尽管中国未签署《凡尔赛和约》，德国仍将承认和约第128~134款中关于德国完全放弃前帝国在华特权的规定。1921年5月20日，中德两国正式签订《中德协约》，宣布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恢复友好和商务关系；德国放弃了在华领事裁判权，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原则。
在政治关系改善的推动下，中德经贸关系很快得到了相当的恢复和发展。到1925年，德国自中国的进口达2.29亿马克，远远超过战前水平；出口为1.18亿马克，恢复到战前水平的90%，其中以军火贸易最为兴盛。据中国海关统计，仅1925年，德国船运来华的武器总价值就达1300万马克，超过全部外国武器进口值的一半以上，而这还不包括走私和通过第三国转口的武器。德国公司也获得了一些兵工厂的建设合同，云南昆明兵工厂、沈阳化学兵工厂均是由德国人设计建立的。
1921年9月，德国拟在广州重开领事馆。副领事瓦格纳（Wilhelm Wagner）于9月25日对孙中山作礼节性拜访，谈话中，孙中山提出了与德国合作问题，希望能得到德国的承认和支持。尽管瓦格纳对孙中山抱有好感，并对其联德思想十分感兴趣，但他认为：“从整体考虑，特别是考虑到同北京政府的关系，对此我们要妥善处理。”卜尔熙亦认为，与孙中山的南方政权只能保持非官方关系。对孙中山在德国招募顾问和游说德国企业家等活动，德国也表示不会给予“官方支持”，以免引起“我们已经承认的北京政府的误解”。
1921年~1924年间，孙中山积极联德，三派代表赴德游说，并与前后三位德国驻广东领事反复交涉，却都收效甚微。德国官方一直未接受孙中山的倡议，只是在非官方的框架内对其经济设想提供了有限的支持。尽管孙中山的联德构想未获实现，但其这一主张却“为后来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发展对德关系定下了基调，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二、20世纪30年代的中德关系
1925年2月28日，魏玛德国第一任总统艾伯特因病去世。4月26日，兴登堡当选为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1928年8月17日，魏玛德国宣布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中德双方的关系亦从此迈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928年11月，德国陆军前上校马克斯·鲍尔（Max Bauer）率领一个由他组织的25人的顾问团来到南京，以私人身份受雇于蒋介石政府，协助中国进行军事现代化建设。这个25人的顾问团包括10位负责军事训练的军官、6位军械后勤军官、4位警政专家和5位经济、市政管理、铁路管理、医疗、化工方面的专家，以“帮助蒋介石消灭各地军阀，把中国变成德国的市场”。
从1928年鲍尔来华任职至1938年希特勒德国撤回所有在华顾问为止，总共有135名德国军事顾问受到官方的认可，被派往南京国民政府任职，其中还不包括8名文职顾问和许多省级军事、技术专家。这些德国军事顾问大多数是普鲁士帝国军队以及后来的国防军参谋总部的军官，他们的在华活动与德国的经济、政治领导集团利益紧密联系，在重新恢复德国自《凡尔赛和约》以后失去的在华经济和政治影响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对华政策还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因而当时军事顾问团的活动也没有完全同国防军或德国政府的官方政策结合起来。第一任军事顾问鲍尔上校对于国民政府的军队现代化起了很大作用，在其建议下，南京政府成立了一个教导队，辖有一个步兵队、一个重兵器队、一个炮兵队和一个通信队，装备德国兵器，并以德国顾问指导训练，是国民党军队中多兵种现代化部队的胚胎。教导队初建时为一个团，1930年扩为教导师，尔后又扩编为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三十六师，不仅武器，甚至连军乐队的鼓号都由德国提供，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中坚力量。
鲍尔不仅在国民党军队现代化上做出贡献，还在德国钢铁和化学工业对华贸易的增长上起了重要作用。在鲍尔率领的顾问团中，经济与技术专家占据了核心地位。他在给蒋介石的“整理中国陆军建议书”中就申明，中国“必须先有完整的军火工业、交通、电讯、邮政，甚至市政与卫生设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现代化之国军均将受其阻碍”。鲍尔利用自己的顾问身份，多次与在华的德国法本化学公司、史蒂夫斯道夫辛迪加等著名大公司的代表直接会谈，商讨拓展两国贸易问题，并使德国大垄断财团直接与蒋介石取得了联系。1929年3月，德国工业家协会主席、法本公司总裁杜伊斯博格来华访问，同蒋介石进行会谈，表示德国工业界乐于同南京政府直接打交道，共同发展两国贸易。在鲍尔的建议和陪同下，蒋介石派出了陈仪为首的中国考察团，专赴德国考察政治、军事及军工技术，并与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签订购买了价值近100万德国马克的武器和军需品的意向性合同。
1929年10月开始的经济危机在美国首先爆发。美国在战后将大量资金借给急需经济复兴而资金匮乏的欧洲各国，一举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为了应付经济危机，美国开始从欧洲抽回资金，由此使得欧洲的经济基础产生了动摇。欧洲的经济危机便于1931年5月率先在严重依赖美国资金的奥地利和德国爆发。在此之前，德奥曾拟建德奥关税同盟以共同应付经济危机，但遭到法国的坚决反对。5月11日，占奥地利银行业务近2/3的奥地利信贷银行宣告破产；7月13日，德国三大银行之一的达姆斯达特银行宣布倒闭，至8月5日，德国所有银行均关闭。德国国内工人运动迭起，魏玛政权摇摇欲坠，极端政治力量纷纷登场，布吕宁政府被通货膨胀、财政崩溃和大规模失业等社会问题搅得焦头烂额，此一时期德国的外交政策带有较为明显的“保守合作，低调参与”的色彩，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也刻意地保持了中立态度。10月10日，德国外交次长毕楼（Bernhard Wilhelm von Bülow）在日内瓦对德国驻国联公使莫提乌斯（Gerhard von Mutius）说：“德国对待满洲事变的态度原则上应该在华盛顿九国公约的框架内，应尽量少参与。”
从艾伯特总统时代起，魏玛德国对中日一直采取的是等距离外交的政策，不愿开罪其中任何一方，以保证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尽管德国政府小心翼翼地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国际舆论中保持中立，甚至通过舆论将公众支持中国的思想导向中立，1932年初，日本各大报纸还是猛烈抨击了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参加了中国方面一二八抗战的军事行动，使得德国政府不得不在外交上讨好日本。
1932年3月1日，由日本关东军扶植的伪满洲国建立，日本驻德国大使小幡酉吉多次造访德国外交部，在不同场合提议建立两国在满洲的纪念馆及合作关系。德国方面表示接受提议，但又“绝不采取任何特别的主动”，很显然，德国不想因承认伪满问题而得罪中国这个从经济上来说更为有利的亚洲伙伴。以1930年来说，德国与中日两国的贸易总额分别是3.475亿帝国马克和2.34亿帝国马克，德国的油脂工业几乎完全依赖中国满洲里的大豆出口。9月14日，小幡酉吉又向德国外长牛赖特（Konstantin Freiherr von Neurath）提交了一份关于请求德国承认伪满的备忘录，牛赖特推说要经外交部商议才能答复，但此事随着巴本内阁的倒台而不了了之。
1933年1月，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巴本为副总理组成新内阁。随着希特勒的上台，德国的内政外交亦有了新的变化。在自传式的作品《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提出要为亚利安民族争取“生存空间”、土地、资源，德国必须向外扩张，而扩张的手段就是对外战争。无疑，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无战略构想的消耗战对德国是相当不利的，希特勒设计了一种新的不同类型的战争——闪电战争。这种战争需要做两件事：迅速重整军备和把潜在的敌国一一孤立起来，利用暂时的军事优势来进行一场短期的对敌各个击破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将扩大德国的人口和工业基地，使德国军队取得有用的经验，并把潜在的敌国吓唬住，从而加强德国，以便进行下一场这样的战争。
在希特勒的战略构想中，中国和日本均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作为德国在远东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原料供给者，是德国许多重要战略资源诸如钨、锑、锰、铅、大豆、棉花的来源，也是德国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同时德国可以从对华贸易中得到其缺乏的大量外汇。而日本则是德国借以牵制苏联势力、吸引英国在远东注意力的重要筹码，德日双方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共同不满使得日本成为德国一个潜在的盟友。另外，希特勒的外交重心主要放在欧洲，只要中日两国保持和平关系，德国与这两国的关系就不构成难题。因而在希特勒掌权初期，德国对中日两国仍然实行魏玛政府的“等距离外交”原则。
1933年夏，前德国陆军上将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访问中国，随后又于次年4月受聘于南京国民政府，担任蒋介石政府的局势总顾问。塞克特曾任德国国防军参谋长、总司令，在《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只能保有10万陆军的情况下保佑并整顿了德国国防军，并因此获得了“国防军之父”的称号。包括丘吉尔在内的很多人认为，战后德国的大裁军事实上是欧洲安全的一个隐患，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德国军队的精英化，而塞克特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塞克特同德国军界、政界和经济界上层人物关系密切，他将中国军队的重整工作交给自己的副手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处理，本人则致力于军事工业及军火贸易，在其1933年6月30日递交蒋介石的《陆军改革建议书》中就大肆鼓吹武器的作用，但中国兵工厂目前提供的装备远不能满足需要，“在欧洲军火公司的帮助下”，中国将能顺利建立起军火工业。1934年5月，蒋介石做出决定：今后将只购买德国军火，并授权塞克特与军政部工兵署署长俞大维磋商决定购买军火的种类和数量。不久，塞克特将德国在华军火商汉斯·克兰（Hans Klein）引荐给蒋介石，有意使其作为援华建军计划的执行人。
1934年1月24日，克兰在柏林创办私人有限公司合步楼（Hapro，“工业产品商贸公司”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strielle Prokte的德文缩写），总资本20万马克，克兰独资19万马克，主要贸易对象是发展同中国的军火和战略性原料贸易。早在与蒋介石政府就合作问题谈判之前，克兰已经就军火贸易与粤系军阀陈济棠签署了《中德交换货品合约》和《浥江口各兵工厂建筑物承建合约》，分别价值5490800港币和657000港币。事实上，合步楼公司的成立是得到德国军政部（后改称国防部）的暗中支持的。一个间接的证据就是，随着《德华信用借款合同》的签署，克兰及其合伙人将合步楼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军政部，同年，德国超越英、法、日，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8月23日，经过历时4个星期的谈判，克兰与国民政府代表孔祥熙在南京秘密签订了《中国农矿产品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开始了以德国的工业产品、武器装备、机器设备、技术、人员等换取中国农矿产品和原料的易货贸易。但由于克兰与陈济棠的秘密协约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在1936年3月底德国军政部停止向广东当局运送军备后，中德双方遂于4月8日在柏林签订了《德华信用贷款合同》，德国政府给予中国政府以货物信用借款1亿马克，并且规定德国政府将1亿贷款交由德意志银行与中国中央银行执行双方货物互换的付款业务。从此，南京国民政府由资源委员会筹集钨、锑等矿产，中央信托局筹集桐油、生丝等农产品，来交换大批的德国军火、兵工厂及重工业设备。
中德易货贸易对德国的意义是深远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疆界内，煤炭是德国唯一能够自给自足的战争原料，85%的石油、80%的铁矿、70%的铜、90%的锡、95%的镍、98~99%的钨和锑，以及20%的粮食来自国外。随着德国于1933年10月相继推出国际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希特勒扩军备战的意图也日趋紧迫，为了赋予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缺乏的那种经济持久耐力，必须对国家的生产能力进行有计划的、长期的动员，并为应付一场突发的持久而“全面”的战争贮存原料，而《中国农矿产品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的正式实行则为德国达到了这个战略目的。合同签订之后，希特勒通过塞克特致函向蒋介石转达谢意，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国防部长布隆堡也致函蒋介石等人表示祝贺。自此，中德关系进入了所谓的“蜜月时期”。英国报纸对此评论道：“同其他列强关系相比，中国同德国关系更加密切，无论在经济、政治上，还是军事关系上，德国人都独占鳌头。”30年代晚期，英国外交部一位官员这样评论德国的对外贸易：
德国用计帐结算方式从瑞典买进一千吨铁砂，来炼出五百吨铁。德国用易货方式从中国买进十吨钨，又用计帐结算方式从土耳其购进二十吨铬砂。德国用这些没有花一分钱现金买来的材料炼出五百吨优质钢。德国用本国的辅助原料、燃料、电力、劳力和技能造出（譬如说）十辆坦克、两部涡轮机和一百台打字机。坦克投入现役；德国（因为它的坦克几乎已足够了）就把去年型号的四辆坦克调出来供出口。其中两辆卖给中国，两辆卖给土耳其；德国人不仅付清了钨和铬的价款，而且还换得十大捆棉花和一百吨黄豆。涡轮机卖给瑞典，抵偿了铁砂的价款之后还有余。九十九台打字机在英国出售，得二百英镑，用以购买无法用记账结算方式购得的较少量原料，如椰仁等。这样一来，德国陆军就获得十辆崭新的坦克，以替换四辆过时的旧坦克；德国工业获得十大捆棉花、一百吨黄豆、一架打字机（困难时期，力求节约）和二百英镑的椰仁，买了这一切而不损失任何外汇。诚然，德国就不需享用土耳其软糖和中国燕窝汤，因为土耳其棉花和中国钨对德国更为重要。但它增加了六辆坦克，能使一千名工人有两个月的工作；既然瑞典要收取铁砂的代价，就不得不购进德国的涡轮机，而瑞典也许更想买英国的涡轮机。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德政府之间的密切合作与往来也为中国的抗战准备做出了贡献。德国的军事顾问团帮助国民政府整军建军，加快了国民政府军事现代化的步伐，增强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素质，提高了国民党军队的综合作战能力。至抗战爆发前夕，全国大约有30万军队经过德国顾问的训练和重新武装——其中绝大部分是蒋介石的直属部队，其中又以在塞克特建议下组编的“德式中央军”（Germantrained Chinese Central Army）最为精锐，其余176个师团大多仅由轻步兵组成，装配的武器也仅有来复枪、轻机枪和迫击炮。在抗日战争中，这些新式部队构成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主力和中坚力量。
另外，德国军队事顾问直接为中国抵抗日本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战略和战术提议，并部分参加了中国的对日作战。尤其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对抗日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35年8月20日，他不顾德国外交部的反对，专门写成《法肯豪森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呈送蒋介石，对中国抗日提出了若干建议。甚至在1938年5月德国政府勒令所有在华的德籍顾问返国时，他也拒不从命，直至希特勒政府以其在德国境内的家人安全为要挟，才于同年7月离华。
最后，德国对华输出的大量军火，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武器装备落后的状况，增强了中国的抗战实力；德国还为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提供了机器设备、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为中国持久抗战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三、七七事变后中德关系的转变
1936年11月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一事曾经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关注和不安，蒋介石以各种方式和渠道多次向德国询问德日协定中是否有关系到中国的秘密条款，并得到德国方面的保证，即德日协定仅仅是防共反苏性质，不会影响中德贸易和合作关系。1936年12月28日，德国国防部长布隆堡还专门致电蒋介石，祝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6月孔祥熙访德时向希特勒否认中国存在共产主义威胁的说法，希特勒向前者表示德中之间仅是商业关系，德国在远东没有任何政治上领土上的目的，德国唯一的愿望就是开展商业活动。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这一重大事件上，德国事先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任何消息，因而感到十分困惑和震惊，一时在外交政策上无法达成一致。最初，德国附和英美，发表声明指责日本违背了《非战公约》，希望中日两国尽快谈判，解决争端。7月20日，德国外交部公开宣称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并且私下对日本直言“不要期望德国会赞成日本的行动”。就这一问题，德国政府内部也有分歧。大致说来，国防部长布隆堡、外交部长牛赖特和经济部长沙赫特是亲华的，里宾特洛甫及其所辖的“里宾特洛甫办事处”是热烈亲日的，对外政策部的兴趣只集中于阿富汗，纳粹党国外组织部对这一问题甚至没有明确的倾向和方针，戈林本人是同情日本的，但又对在华贸易的巨额利润很感兴趣，因而举棋不定。就希特勒本人来说，他对日本毫无预兆地同中国开战感到恼火。德国不愿支持日本，尤其在蒋介石向德国表示了坚定的抗日决心之后，希特勒害怕偏袒日本会把中国推向苏联的怀抱，从而增强后者的力量；而如果中日战争变成一场持久战，则无疑会减少日本对德国的价值，西方诸国和苏联就有可能在欧洲自由采取行动。此外，德国也不愿因为支持日本过早地同英美发生冲突，因此仍寄希望于双方通过协商解决冲突。
7月22日，日本再次向德国提出停运军火来华并撤回在华军事顾问，德国政府则表示这些贸易和雇佣关系都是私人身份的，政府无法阻止。德国官方向中国表示，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与中日冲突没有任何关系。8月10日，沙赫特在柏林对再次来访的孔祥熙说，“只要中日部正式宣战，中德间的所有合同继续有效”。
8月13日，日本进攻上海，中日间的全面冲突不可避免，德国开始意识到调和政策无济于事。但此时德国内阁中，牛赖特、布隆堡和沙赫特等人均认为德国挑起世界大战的时机尚未成熟，公开联合日、意对抗英美苏法未免失之过早。因此希特勒的对华政策尽管有了调整，但在远东仍继续推行中立政策。8月16日，希特勒在会见牛赖特与布隆堡时表示，他“原则上坚持同日本合作的观点”，但将继续对中国提供武器，由中国用德国所急需的原料和外汇来偿付。据统计，抗战初期中国对日作战军火的80%左右来自德国。
1927年8月21日，苏联主动与中国缔结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成为在抗战初期唯一公开援华抗日的国家，它给蒋介石政府以物资、技术、人力等方面的抗日援助后，蒋介石对苏联政府表示了热诚欢迎和赞誉。中苏的接近使得希特勒极为恼火，同时也同日本合作的观点更加坚定，因为“远东问题并非首要，德国也没有必要冒险支持中国，得罪日本”。9月3日，孔祥熙直接致函希特勒，为中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解释，声明此举只是中国抗日战略的需要，中国绝不会倒向共产主义。但是，这番解释没能打动希特勒。
随着战争的持久化，日本迫于形势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企图利用外交手段押赴中国。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表示愿意同中国谈判，并希望德国能从中斡旋。于是，从1937年10月下旬到1938年1月中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中日之间奔走，充当“传信人”的角色。在陶德曼调停期间，日本先后三次提出所谓的和平条件，而与此同时却并没有放松对华的军事侵略。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提出的和平条件如内蒙自治、华北特殊化、上海交由国际共管等均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对此，德国政府不仅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反而力劝中国接受。1937年11月26~29日，陶德曼接连三次会见孔祥熙，劝说中国接受日本条件。12月2日，他又亲自会晤蒋介石，劝其投降。另一方面，德国也遣使赴日，提醒日本适可而止，不要采取过急行动，以配合陶德曼的劝降。
但是，日本的态度随着其在战场上的胜利而相应变化。他们最初提出的条件在上海陷落之后出乎意料地于12月3日被蒋介石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但在南京的进一步胜利促使日本更进一步提出令中国无法接受的条件。具体条款如下：
第一条，中国应放弃容共和反抗日“满”政策，与日“满”合作，共同实行防共政策。
第二条，设置非武装地带，并在必要区域成立特殊政权。
第三条，在日“满”华之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
第四条，中国向日本作必要的赔偿。
没等陶德曼和蒋介石的进一步商谈得出任何实质性的结果，日本方面便于12月16日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说谈判已经结束。东京方面对德国“提供的斡旋”正式表示感谢，并且撤销对国民政府的承认，因为日本已经在华北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在南京扶植了一个“维新政府”。此后，虽然日本方面又于次年1月装模作样地提出了第三次和平条件，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的努力实际上已告失败。
在陶德曼调停期间，德国的政策已经明显倒向了日本，希特勒希望通过压制中国做出巨大牺牲，部分满足日本的侵略要求，结束中日战争，实现两国和解，以维持德国的远东利益。调停期间，日本屡次向德方提出承认伪满、撤回在华军事顾问、停止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等要求，德国政府均未付诸实施。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德国政府必须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实际上是不难做出的。此时，东西方局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在远东，中日战争将继续下去。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和中国大部分国土的沦陷，德国认为中国在远东战略中的地位及德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已变得无足轻重，相反，进一步发展同日本的经济、政治关系却显得越发重要了。
另一方面，在欧洲，希特勒于1937年11月5日召开“领袖会议”，要求三军将领迅速做好战争准备。自从1936年9月实行四年扩军计划以来，德国的军备已经日趋强大。丘吉尔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他写道：
根据德国官方材料所公布的数字，从1933年3月底到1935年6月底的主要账目开支是：1933年接近50亿马克；1934年接近80亿马克；1935年接近110亿马克——总共240亿马克，大约20亿镑。请看这些数字，三年中的比数是5:8:11。这些数字很准确地给你提供充分发展军火生产所常有的支出累进情况。
同时，与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友好关系”使得希特勒能从西班牙得到他所需的铜、钨、铅、锰等战略原料。希特勒已经做好向东扩张、并发动世界大战的准备，在此时，日本的价值亦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在1938年2月5日，日本外相广田召见狄克逊，强硬要求德国停止一切对华军事合作，否则日本将考虑废除《反共产国际协定》。为此，希特勒于1938年2月对德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原国防部长布隆堡因与一名“身世可疑”女子的婚姻而被撤职，由希特勒自任国防部长，布劳希契任陆军总司令，里宾特洛甫代替牛赖特任外交部长。至此，德国政府中以布隆堡、牛赖特为首的亲华派全部被替换或排挤，希特勒为他的新远东政策消除了一切障碍。
2月23日，德国承认伪满。4月22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到柏林的指示，必须终止在中国的工作，立即返回德国。5月3日，德国政府下令对华实施军火禁运。21日，德国政府正式下令，所有受雇于中国的德籍顾问一律返国，否则以叛国罪处理。7月5日，全体德国军事顾问离华返国。中德合作至此宣告结束，两国关系基本破裂。
3. 二战为什么中德有合作
错了，兄弟，中德合作到1937年就停下来了
按照历史学界的算法，二战时1939年爆发的
20世纪中前期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德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让中华民国与德国结成了一个联盟。亲密的合作关系使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军备迅速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在第二次日中战争之前。从清王朝遗迹上站起来的中华民国，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军阀割据，列强环绕的环境下艰难的生存着。国民党通过北伐，在1928年从名义上统一了军阀动荡之中的中国。此时，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日益昭现。鉴于此，中国迫切需要实现军备和国防工业现代化以获得自卫生存的能力，而德国则需要稳定供应的原料供应。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期，这种关系将中德两国紧紧地维系在一起。虽然合作的蜜月期自33年纳粹当政开始到37年中日战争爆发结束只持续了不到四年时间
1933年，因大萧条的影响，中德贸易比30年和32年略有下降。[7]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而陷于困顿，但是德国工业，进出口商和国防军都想从发展中获得利益。直到奉天事变前，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并不顺利。奉天事变让满洲里变成了日本的傀儡国，并直接导致中国的工业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为目的的军事和军备工业发展。它刺激中国经济走上一条以国防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巩固了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1933年，纳粹党掌权使中德政策走向变得清晰。在此之前，德国的对华政策是充满矛盾的，魏玛政权的外交大臣极力鼓吹政府应在东亚地区保持中立，并反对国防军工业体系直接和中国政府进行合作。那些进出口商因为担心中央政府会在他们的生意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自然也是鼎力反对。但纳粹政权推行的是战时经济政策，动员全社会扩大生产并对诸如钨、锑等重要的军需材料以及各种原材料进行战略储备。而这些原材料中国都可以大量供应。因此，从这个时代开始，对各种原材料的需求成为了德国对华政策的推动力。 1933年5月间，汉斯•冯•希克特将军到达上海并担任资深顾问为经济和军事发展提供建议。同年6月，他在给蒋介石的《给元帅的备忘录》（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绘了他对中国工业化和军事化规划的大纲
4. 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是哪国人
德国人。
李德（1900年～1974年），奥地利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1900年9月28日生于德国慕尼黑，1974年8月15日卒于柏林。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笔名华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德国共产党。1918年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1926年被德国政府逮捕监禁。1928年越狱逃往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毕业后，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因与王明较熟,被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东北收集日军情报。1933年9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在指挥红军作战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反对游击战，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致失败。红军长征开始时，是军事最高领导三人团成员之一。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被撤销指挥红军的权利。后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抗日战争初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军事研究编委会主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授。1939年夏去莫斯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加入苏联红军。1941至1948年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任教。1949年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定居，潜心著译。1964年任德国列宁著作德文版主编。对中国革命历史事实有一定程度的歪曲。
5. 坚持留在中国抗战的德国军事顾问都有哪些人
连同济大学的德国教职人员都被撤得一个不剩，军事顾问作为军人怎么敢违抗军令不回去？
6. 民国时期的德国军事顾问是谁，帮助中国做过那些事情。
一开始是德国的十万陆军之父，冯*西克特将军，1933年到1935年他来到了中国，担任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在西克特担任团长期间，德国顾问对中国统治集团和蒋介石本人的影响力之大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比起中国工农红军的顾问李德，他为蒋介石设计的“围剿”方案显然高明得多（这就是军事素养的差距）。他曾担任委员长委托人，代表蒋介石本人处理军政事务。星期二、五上午十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军校官员预约登记与西克特会面的时间，由于过时不候，大小官员们提前排队，成为一大景观。他为蒋介石提出的建军三大思想影响了蒋的一生。这三条是：1）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2）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3）军队之作战潜能在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
他于1936年12月27日死于心脏病。
西克特将军病逝后，由法肯豪森将军来代替他成为顾问团的团长，他协助中国发展自给自足的军火工业，帮助建立了长江以南防御体系， 法肯豪森对抗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拟订了抗日的战略总蓝图。这位正直的军人，对中国的军事训练，改革及部队装备、海空军、防空设施等方面投入了满腔心血，尽心尽责地做了大量工作。 由于中国和苏联签定友好协议，使得中德关系“蜜月期”到此结束。德国政府下令停止对中国的一切无偿军事援助，但德国将领法肯豪森坚持留在中国，继续为中国的军事，国防无私奉献着。直到希特勒以法肯豪森的家人来要挟，他才被迫离开中国。
1935年7月，他拟就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二年后爆发的抗战的大致走向，有相当准确的判断，并起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
在建议书中写道：
“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当然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迟延其实现。”“设想则政府有坚忍意志，断无不抵抗而即承认敌方要求，沉默接受。鄙意民气即是造成抵抗意志，故不容轻视。苟领袖无此种意志，则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抵抗意志必须有实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础，目前中国陆军，故不能担任新式战争，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抗敌，迫使其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过于成立虽小而极端新式之国防军。”
“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直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于罪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敌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心点，直至武汉一带，则中国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据，于是至内地，中国截分为二。”
“目前国军主力，俱集中于南部、西部，宜速抽调可以节省之兵力，分驻各区，使能应作战之用。凡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北方则掩护陇海路及沿路有关生存之设备，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是以沧县、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个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联带关系。次之为武汉、南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
他主持了长江江阴要塞的布防，凇沪线、吴福线、澄阴线的构筑。在中德军工间的合作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尽量使买卖双方互惠互利，各持所需。“极力介绍于中国最有利益而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价格，而不顾虑到原产地的情形和商号。”以致于有些德国公司气恼地骂他“是不是德国人？”
抗战爆发后，德国顾问的身影始终在最前线出现。华北、凇沪、徐州等等。德式样板师、德式装备在抗战初期，对支撑大局功不可没。
二战开始后，由于日德的特殊关系，1938年，德政府严令顾问团回国。甚至以不归国以叛国，取消国籍没收财产，要挟家人为胁。7月8日，冯法肯豪森等顾问在广州挥泪登船。
在作为法国北部及比利时德军最高长官时，冯法肯豪森在“中国辛特勒”的策应下了，依*自己的官职，尽力救助比利时被纳粹逮捕的地下反抗人士，使比利时并没有发生向法国那样的惨剧。
他是卡尔弗里德里希歌德勒和陆军元帅埃尔温·冯·维茨莱本两个反希特勒的同谋者的亲密朋友，而且很快开始憎恶希特勒与纳粹政权，并开始支持维茨莱本的一个有计划的军事政变。1944年7月20日的密谋失败后，冯法肯豪森就从一个集中营被转移到另一个集中营，直至1945年被盟国给以自由之身。
法肯豪森在1948年被送往比利时受审，并在1951年3月，他被控驱逐25000名犹太人以及处死比利时俘虏并被判处12年苦役。然而，他却在被判决3个星期之后无罪释放，因为有压倒性的证据证明法肯豪森曾尽力挽救犹太人和比利时人。法肯豪森死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拿骚。
但在中国他干的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36年他指导蒋介石掘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了千里黄泛区，华北人民民不聊生，但是也有力的阻力了日军的进犯。
7. 蒋介石解放战争时期的日本军事顾问是谁
是日本军事顾问？
应该是德国的军事顾问吧
德国军事顾问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斯-鲍尔（MaxBauer）、赫尔曼-克里拜尔（HermannKriebel）、乔治-魏采尔（GeorgWetzell）、汉斯-冯-塞克特（HansvonSeeckt）、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vonFalkenhausen）……这些璀璨的将星、德军的精华，销声匿迹地来到了中国。他们以日尔曼人特有的方式，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军事领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犹如一柄柄深藏鞘内的利剑，随时都会有惊人的一击。
中德两国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了“蜜月期”：一方面德国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工业品、军火的市场，中国所拥有的丰富的战略物质——钨、锑、锰等更是他们称霸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蒋介石醉心于德国的军事化、工业化、中央化，对领袖崇拜、个人独裁有浓厚的兴趣。他希望能从德国输入军队的管理方法、先进的战略战法、战斗技能，尤其是让那种“德意志精神”能灌输到他麾下军队的脊髓，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对内捍卫其统治、对外抵抗侵略。
德国军事顾问于是就应运登场了。十年间，共有135位德国顾问在华任职。他们积极地参与了中国的“安内”与“攘外”。帮助国民党政府训练军队、采购军火、出谋划策。“蒋桂大战”、“中原大战”、“五次围剿红军”都有他们的身影。另一方面他们以高超的素质、踏实的工作、严谨的作风，在帮助中国军队提高战斗力、提高军事素质和向现代化过渡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对后来的抗战也有巨大的影响，例如法肯豪森总顾问就拟订过抗战的总蓝图。“一-二八”抗战中，德国顾问亲手训练的87、88师打得威风八面。而“八-一三”抗战，更被日军称为“德国式的战争”。
马克斯-鲍尔（MaxBauer）
蒋介石聘请的第一个德国顾问是马克斯.鲍尔。
鲍尔是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炮兵专家。他头脑精细，目光锐利。著名的兴登堡计划和总体战的战略构想都是出自他的头脑。时任总参谋长的鲁登道夫对他言听计从。故有人比喻：鲁登道夫是敲响德国战鼓的大槌，而鲍尔是大槌手。他是炮兵专家，一战中他发明的重炮出尽了风头。柏林大学为此而授与他名誉博士学位。在参加1920年3月旨在推翻魏玛共和国的卡普政变失败后，他浪迹于奥地利、西班牙、阿根廷。甚至在苏联红军中也担任过顾问。
1927年，他来到中国开始了他的顾问生涯。蒋介石与其关系融洽。鲍尔主张将军政大权集中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大刀阔斧手段铲除一切离心力量，进行一切加强中央权威的必要改革。此外他对军队的裁减、重建、整训及经济的发展，重工业、航空运输业、农业、矿业的建设和中国财政体系改革等多方面都有有价值的意见。这深得蒋的赞许。在“蒋桂战争”中，他居间调度，计划周密得体，使蒋在军事指挥上觉得异常轻松。
但1928年5月，他突然因病在上海去世。（对其死因有一种传闻：由于他在“蒋桂战争”中，一直建议蒋对桂系除恶必尽，因而遭到西南实力派人物的嫉恨，在一次宴会中被下毒而死。）鲍尔来华时间不长，但他组建了顾问团，创立了顾问团的工作模式，规划了工作方向，为未来十年的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
赫尔曼-克里拜尔（HermannKriebel）
鲍尔推荐的继任者是希特勒啤酒馆政变的共同参与者和一起入狱者赫尔曼-克里拜尔。蒋对这位前八国联军的中尉并无好感。双方在作战的战略思想上矛盾重重。蒋认为内战中军事和政治并重，实力和阴谋并重。而克里拜尔则对蒋“炮弹”、“银弹”甚至“肉弹”齐上的手法很为鄙视，认为胜之不武。加之他的威望远不如鲍尔，很难服众。因此一直同国民党官方和顾问团内部关系紧张。虽然在军事指挥上，他也称得上兢兢业业，在“中原大战”中亲赴前线筹划布防，协助蒋拟订作战计划，但1930年5月终被换马。
乔治-魏采尔（GeorgWetzell）
前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乔治-魏采尔接任顾问团第三任总顾问。这位一战名将，拟订作战计划、实施作战指挥的能力很强。在作战方面是对蒋帮助最大的一个顾问。“中原大战”、围剿红军、“一-二八”抗战他都出力颇多。整军建军方面他也有所建树。
“中原大战”反蒋军70万之众，兵分四路——津浦、陇海与鲁西南、平汉、湖南，来势汹汹。魏采尔指挥若定，攻敌之必救，将焦点锁定在平汉、陇海战场。在平汉战场上以杂牌军和空军牵制反蒋军。尤值得一提的是空军，在德国顾问的调教下，空地协同作战初具威力。德国顾问要求很严格，规定空军在陆军发动进攻以前，必须全力轰炸对方阵地。在发起攻击后，部分飞机必须在阵地上空掩护陆军的迅速攻击，晚上才允许返航。冯玉祥部第八方面军总司令樊钟秀亦死于容克式飞机的轰炸中。反蒋军不得不从主战场抽调兵力。在陇海主战场上，蒋军投入重兵。其中德式装备、训练的教一师、教二师、十一师很是发挥了战力。如教二师被西北军勇将吉鸿昌重兵被围在管村，面对以勇猛善战、吃苦耐劳而勇冠各军之首的西北军，教二师的火力配备、防御组织相当出色，令阵地前尸横遍野，吉鸿昌虎目流泪。整个大战期间，德国顾问不顾生死，穿梭于前线。魏采尔更是下榻于蒋的专列上，蒋的每个决策无不先咨询在先。蒋对其的忠诚、勇敢、勤勉，甚为嘉许，给予了“功不可没”的评语。
在对红军的围剿中，魏采尔也积极出谋划策，给红军造成了相当的危害。如第三次围剿，蒋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在第二次围剿失败仅过一个月后，乘红军分散各地之时，闪电般地驱军长入，从各角度直切苏区腹地，占领了广昌及前二次围剿从未染指的宁都，一时气焰嚣张，红军暂时陷入被动。但英勇的朱毛红军最后仍赢得了胜利。毛泽东主席后来评价到这是“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朱毛手握指南针亲自带领部队穿插前进，这在以往和后来的行军中，如此紧张慎重是绝无仅有的。
“八-一三”抗战中,德式样板师第五军所辖87、88师，全部投入战斗，重创日军。如“庙行大捷”，日军精锐之第九师团、米久留师团受重挫，遗尸三四千具。让我们看看日方的评论。日方断定他们遇到了德国顾问训练的样板师。在前线观察家发回国内的报道中称：“德国人在公然违背‘凡尔塞和约’，但必须承认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是有效率、有成效的。在沪战中支那军队的表现已说明，他们在战争理论和战术运用方面，已接近了战争的精髓。在某些局部的配合，可以窥出平时训练的有素。自动武器的配备率也普遍高于国内其他的部队，这是一个可怕的趋向。”蒋在给张治中（时任第五军军长）的电报中也赞誉到：“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第五军的声价由此大增，为以后厕身五大主力打下了基础。
魏采尔对军事教育的加强起了很大的作用。先后协助创立了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等学校。在教学上，屏弃了过分拘泥的日式成法，采纳“专在切合战用之实地工作”的德国典范令。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为特种兵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在他的大力倡导下，陆军的合成化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新型的炮兵、航空兵、骑兵部队初见雏形。大量的特种兵器材列入采购计划。他的整军建军计划，虽然加强了蒋的反共实力，但也充实了中国的国防力量。
尽管他对蒋帮了不少忙，但蒋与他关系一般。他对蒋手下的军队批评太多，而且往往不太客气，激动时指手画脚，为蒋所恶。德方的解释是“头脑不够灵活，对经济事务缺乏兴趣”，所以与蒋交恶。1934年4月11日，他终于离职。
汉斯-冯-塞克特（HansvonSeeckt）
接替他的是蒋最喜欢、最钦佩、在华待遇最高的、来华地位最高的德国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德方评价说，在他来华期间，德国顾问对中国统治集团和蒋本人的影响达到了异乎寻常、令人惊奇的地步。
塞克特在华期间，不仅担任总顾问，还被委以前所未有的职务：“委员长委托人”——即蒋的代理人。他以此身份出面，可以代表蒋与国民党政府各机关首脑谈话，地位仅次于蒋。军政部长、陆军训练总监等高级官员，也须亲自到蒋的官邸向他请教。而且规定每周二、五上午，10时——12时，还需事前登记，过时不候。
塞克特不是浪得虚名。在德军中，人们把他和传奇人物毛奇、史里芬并举。认为毛奇从最基本点铸造了德国现代战争的模型，并奠定了指挥原则。史里芬展望并设计了宏伟的计划，给德国带来了无比的光荣。而塞克特则在一战的灰烬中，呕心沥血重建了德国陆军。建立起了森严的小型军事武装，其中每一分子和细胞的安排极近完善与充实，一旦时机适当即可无限制地扩充。他把每个士兵训练成可领导和指挥作战的骨干，每个军官培养成未来的统帅。在濒临灭亡中保存了火种，故被誉为“国防军之父”、“国防军的杰出缔造者”。
他给蒋的帮助主要不是在军事指挥上，而在德国的军国主义的建军方针和思想。他明确地提出所谓的“中国建军的三项中心思想”：一、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二、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三、军队之作战潜能，基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他专门使蒋认识军事强权在国家政治中的巨大作用。他提倡“坚强的、一心一德的领导”，声称只有这种一元化的领导才能够“对涉及经济、财政，首先是民众教育与宣传等每一项国家措施加以通盘考虑。”这使崇尚铁腕和独裁的蒋有了顿开茅塞的感觉。
在整军建军方面，他提出以有限的物力财力，尽快建立一支小型核心武力——模范军。先编成6—8个师，然后扩展到18个师（约30万人）。此外在帮助中国发展军火工业，开展军事技术研究，设计未来抗日整体战略，引进科学技术人才方面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无奈繁重的事务使他精力不支，卧病在榻。1935年，蒋只能依依不舍地送别他回德修养。临行时，他以“最诚恳的心情”推荐他的得力助手法肯豪森为继任者。
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vonFalkenhausen）
法肯豪森对抗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拟订了抗日的战略总蓝图。这位较正直的军人，对中国的军事训练，改革及部队装备、海空军、防空设施等方面投入了满腔心血，尽心尽责地做了大量工作。
1935年7月，他拟就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二年后爆发的抗战的大致走向，有相当准确的判断，并起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
在建议书中写道：
“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当然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迟延其实现。”“设想则政府有坚忍意志，断无不抵抗而即承认敌方要求，沉默接受。鄙意民气即是造成抵抗意志，故不容轻视。苟领袖无此种意志，则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抵抗意志必须有实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础，目前中国陆军，故不能担任新式战争，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抗敌，迫使其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过于成立虽小而极端新式之国防军。”
“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直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于罪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敌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心点，直至武汉一带，则中国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据，于是至内地，中国截分为二。”
“目前国军主力，俱集中于南部、西部，宜速抽调可以节省之兵力，分驻各区，使能应作战之用。凡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北方则掩护陇海路及沿路有关生存之设备，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是以沧县、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个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联带关系。次之为武汉、南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
他主持了长江江阴要塞的布防，凇沪线、吴福线、澄阴线的构筑。在中德军工间的合作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尽量使买卖双方互惠互利，各持所需。“极力介绍于中国最有利益而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价格，而不顾虑到原产地的情形和商号。”以致于有些德国公司气恼地骂他“是不是德国人？”
抗战爆发后，德国顾问的身影始终在最前线出现。华北、凇沪、徐州等等。德式样板师、德式装备在抗战初期，对支撑大局功不可没。
二战开始后，由于日德的特殊关系，1938年，德政府严令顾问团回国。甚至以不归国以叛国，取消国籍没收财产为胁。7月8日，法肯豪森等顾问在广州挥泪登船。
8. 为什么中华民国有那么多德国军事顾问
1911至1941年间，中华民国和德国之间的合作对20世纪中前期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一定程内度上，容中德合作使两国结成联盟，亲密的合作关系使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军备迅速实现现代化，这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之前尤甚。中华民国的创立虽然使中国从衰败清王朝重新站起来，但国家一直在军阀割据与列强环绕的环境下艰难地生存着。1928年，中国国民党完成北伐虽在名义上统一了军阀动荡之中的中国，不过于同时期，日本对外扩张，主张对中国发动战争的鹰派势力却在该国政坛抬头。有鉴于此，中国迫切需要实现军备和国防工业现代化以获得自卫生存的能力，而德国方面则需要原材料的稳定供应。这种关系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末期间，将中德两国紧紧地维系在一起。虽然合作的蜜月期自1933年纳粹当政开始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而结束，只持续了不到4年时间；而且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改革也到1936年才开始，但中德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着深远的影响。同样，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的能力。
9. 中国在1927年的军事顾是那个国家的人
1927年蒋介石进行清除党内共产党势力的行动、驱逐苏联顾问并终止联俄政策，蒋对专德国本来素属有好感，此时对引进德国军事顾问协助中国军事现代化是相当积极的。经过多次接触，1928年底德国方面派来鲍尔上校应聘来华担任军事顾问，开启了中德军事交流的第一步。从1928 – 1938年，共有五位德国军人来华担任顾问，其任职时间如下表，这些顾问实际上都得到德国政府的同意与支持。
鲍尔，上校，第一任总顾问，1928年11月～1929年5月，成立教导队、储备编译人才、倡议中国军火工业的建立
柯利伯尔，中校，代理总顾问，1929年05月～1930年5月，实际军事训练与教学
佛采尔，中将，第二任总顾问，1930年05月～1934年4月，实际军事训练与教学、担任中原大战“第五次围剿”的作战顾问
塞克特上将，第三任总顾问，1934年05月～1935年3月，促进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增强陆军的素质与战力
法肯豪森，上将，第四任总顾问，1935年03月～1938年7月，加强国防
10. 红军时期的苏联军事顾问李德，请祥细介绍，
李德(1901-1974)，德国人来，原名源奥托·布劳恩，又名华夫，还曾用名李特罗夫。李德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大名鼎鼎、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是最高三人团成员。
长 征初期，李德军事指挥错误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损失惨重。
遵义会议后不久，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而正式结束了李德、博古对红军的军事指挥。
此后的长征路上，李德虽然不再拥有军事指挥权，1935年10月，李德随红军到达陕北。1939年8月李德离开延安返回莫斯科。
回到苏联，l李德随后被派到出版社工作：1949年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马克思列宁研究所工作，把苏联的一些政治和文学著作翻译成德文。一度担任过东德的文联主席，作家协会第一书记。 1974年8月15日，因病在东德逝世，终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