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睿政治上依靠什么军事上依靠什么

A. “天下”格局形成的政治基础是什么

两晋之际，中原地区战乱频发，动荡不安，不少士家大族携家带口南渡以躲避战乱。这些南渡的士族，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雄厚资本，使得他们不仅在江南地区得以成功立足，同时还可以左右江南地区政局的变化，对当时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形成了皇权与士族共治天下的政治局面，即所谓的“王与马，共天下”。

一、“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产生的背景

“八王之乱”结束后，东海王司马越胜出，一时之间时权倾朝野，随着权力的不断加大，他与晋怀帝之间的矛盾也在进一步加深，双方争斗不止，都在积极争取其他势力，以稳固自己的地位。双方的争斗，对江南地区的人事变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永嘉元年七月，司马越为加强对局势的控制，派出了大量亲信出镇战略要地，其中，琅琊王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邺。出镇建邺期间，司马睿利用琅琊王氏家族的声望，大量拉拢江东士族，成功地在江东地区打开了局面，为他积累一定的政治资本。

司马睿在出镇建邺之后，随着南北局势的不断变换，其独立性越来越强，野心也越来越大，开始积极营造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团体，对江南地区其他势力的发展则予以打压。琅琊王司马睿积极争取琅琊王氏等氏族的支持，为自己在江东地区打开局面，立足江南。其中，尤以和琅琊王氏的王导来往最为密切，王导为其谋划众多，出镇建邺一事，就是王导司马睿出谋划策的结果。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王导一直在司马睿身边出谋划策，随即成为其心腹之人。

永嘉三年，王敦被任命为扬州刺史，受到了司马睿的重用。与此同时，司马睿为了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拉拢大量江东士族代表为官，得到了江东士族的认可。司马睿通过与江东士族的合作，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势力，一个以司马睿为中心的集团正在慢慢成型。

永嘉五年三月，司马越病逝，其辛辛苦苦建立的军事体系崩塌，司马睿失去了掣肘，获得独立的状态。同年六月，洛阳被刘聪攻破，晋怀帝被俘。当时的司空荀藩为挽救濒临灭亡的西晋，以琅琊王司马睿为盟主，此时身处江南地区的司马睿开始受到朝臣重视，将其视为挽救西晋统治的重要力量。

司马睿掌握大权之后，抓住机会，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在扩张的过程中，却受到了当时江州刺史华轶阻挠，对于华轶的阻挠，司马睿先礼后兵，先是劝华轶投降，加入自己的阵营，但华轶却一心忠于朝廷，拒绝了司马睿。

建兴元年，司马睿趁华轶内部出现分裂，外部又无支援势力存在时，抓住时机，以左将军王敦为将，率军征讨华轶，华轶战败被杀，江州随即落入司马睿手中，取得了对江州的控制权，其势力范围由扬州扩展至江州，其权势地位大大加强。

华轶之乱后，王敦居功至伟，得以进驻豫章，逐渐取得了对军事力量的掌控，而王导则迁丹阳太守，加辅国将军，琅琊王氏家族中的王导居中辅政，王敦专事征讨，琅琊王氏在司马睿阵营中的势力越来越大，司马睿虽然在江东构建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集团，但随着琅琊王氏在其集团内部的势力不断扩张，“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已经基本开始出现。

二、“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确立

王敦自加入司马睿阵营之后，为司马睿独掌大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随着王敦军事权力的不断扩大，司马睿随即对王敦产生了戒备之心，于是采取措施加以制约，导致二者的矛盾冲突不断加深，而这也为以后政治格局的变化埋下了伏笔。

王敦自进驻豫章后，再次平定了流民起义杜弢之乱，平定杜弢之乱之后，王敦权力再次大增，被任命为江州刺史，封汉安侯，掌握六个州的军事指挥权，他与身处中央的王导互为声援，使自己家族的权势和地位不断增高。到司马睿登基称帝后，琅琊王氏的势力已经遍布朝野，掌握着地方和中央的军政大权。

司马睿起初由于声望不足，需要借助琅琊王氏等士族的力量，为自己赢得一定的政治资本，但是由于御下失法，使得琅琊王氏在朝中的势力逐渐坐大。甚至当司马睿登基之时，当着百官的面，命“王导升御床共坐”，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琅琊王氏的权力有多大，以至于社会上都流传“王与马，共天下”之语。这种局面，对于热衷于皇权独揽的司马睿来说，无疑是极为不利的。因此，他决定采取措施，企图扭转皇权与士族之间不平衡的局面，以保证皇权的独尊地位。

司马睿与琅琊王氏的矛盾冲突就此展开。

为了进一步强化皇权，司马睿在朝中开始启用新人，刻意打压、削弱琅琊王氏在朝中的势力，架空并疏远王导。与此同时，司马睿又进一步借助宗室的力量，控制湘州，加强对王敦的监控。太兴四年五月，司马睿经过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已经对王敦形成了包围态势，而王敦也不是坐以待毙之人，随即起来反抗，二者的矛盾已经势如水火。

永昌元年（322），王敦以“清君侧”为名，在武昌起兵，进攻建康。王敦起兵后，身为梁州刺史的甘卓占据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有极大可能将王敦之乱镇压下去，却犹豫不决，态度不明，使得王敦轻而易举攻入建康。王敦进入建康后，司马睿本人含恨而死，而梁州刺史甘卓也被王敦的亲信所杀害。这场争斗以江州刺史王敦的胜利而告终。

王导之乱后，东晋的门阀政治初步形成，朝野之中的门阀势力不断膨胀，“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得以确立。

三、琅琊王氏权力的衰落

永昌元年（322年），司马绍继位，是为晋明帝。琅琊王氏权倾朝野，尤其是王敦，手握精兵，是皇权稳固的一大重要威胁。于是晋明帝积极采取措施，开始削弱王敦的军政大权，并取得一定的效果，皇权开始出现复兴的迹象。

王敦把持朝政之时，为了扩大自身的家族势力，大肆杀戮与其利益相左的士族群体，破坏了其他士族的利益以及士族之间的平衡，逐渐失去了士族集体的支持，与此同时，琅琊王氏的内部也出现了分裂，这为晋明帝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来铲除王敦在朝中的势力。

王敦随着权势的不断增长，野心也逐渐增大，企图与钱凤图谋篡位，但二人的计划却在一次酒后泄露，被晋明帝得知。晋明帝得知王敦意图谋反，一边稳住王敦，一边积极联合南北士族进行抵御，大胆引用流民势力参与战事，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军事力量。在晋明帝的全力准备下，王敦的第二次起兵很快被镇压了下去。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王导的第二次起兵虽被镇压，但晋明帝并未对其赶尽杀绝，而是对琅琊王氏在朝中的势力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同时继续让王导担任一定的官职，如此一来，既平衡了朝堂中各方的势力，又加强了皇室的权力，使得“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松动，打压了士族势力，强化了皇权。

总结

“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形成，可以说是晋元帝司马睿一手推动的，起初，他为了提高自己在江南地区的影响力，遂重用江东士族，江东士族虽然在其登基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却在司马睿登基称帝后权力日增，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最终使得司马睿自掘坟墓，死在了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江东士族手里。

随着晋明帝的继位，在晋明帝的打击下，琅琊王氏的势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使得这一时期的皇权得以加强。尽管如此，“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还是未彻底消除，而是呈现出了此消彼长的政治状态。

参考资料：

《两晋南北朝史》

《两晋之交江东政局变迁》

《东晋门阀政治》

《两晋南朝政治史稿》等相关资料

B. 司马睿,怎么死的

司马睿于318年即皇帝位,改元太兴，据有长江中下游以及淮河、珠江流域地区，史称东晋。东晋初年政治上由王导主持,军事上依靠王敦，时人谓之“王与马，共天下”。司马睿对大权旁落不满,引用刘隗、刁协、戴渊等为心腹，企图排斥王氏权势。素有野心的王敦于永昌元年(322)以诛刘隗为名，在武昌起兵，直扑石头城（即建康）。王导为保全王氏家族利益，暗助王敦。王敦攻入建康，杀戴渊等，刘隗投奔石勒。同年闰十一月己丑（初十）日（323年1月3日），司马睿忧愤病逝。

C. 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在许多人看来，门阀政治是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然而并非如此，门阀政治是东晋特有的政治现象，曹魏不是、西晋不是，南朝和北朝都不是。严格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尽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拥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然而只有在士族门阀势力的巅峰-东晋政朝时才形成了门阀政治。可以说，门阀政治是东晋最显著的标签，那么东晋门阀政治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说门阀政治是东晋所特有的呢？

门阀政治的形成，有两个条件：一是皇权不振，二是士族专兵。如果出现皇权重振而士族丧失兵权的情况，那么门阀政治必然会走向崩溃。这一点从淝水之战后门阀政治没落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晋孝武帝提拔自己的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进入中枢，录尚书事，以相权佐皇权，促使皇权复兴。另一方面，东晋后期最后一个登上历史舞台的士族门阀-太原王氏，也因为无力掌握北府兵而覆灭。此后，门阀政治迅速土崩瓦解，至刘裕篡晋立宋时，门阀政治正式宣告终结。由此可以看出，当皇权不振和士族专兵这两个条件不复存在时，门阀政治必然走向终结。

首先来讨论皇权不振。东晋皇权不振是学界共识，而东晋的皇权不振，是从东晋建元之初就存在的。东晋建立后，皇权虚弱的现象一直延续到晋孝武帝重振皇权之时。皇权不振的根源出现在东晋第一任皇帝-司马睿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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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更谈不上门阀政治了，因为北朝连门阀制度都不存在。如果说曹魏、西晋和南朝虽然不是门阀政治，但至少是有门阀制度，那么北朝连门阀制度都没有了，自然不存在门阀政治了。北朝和南朝一样，也是典型的皇权政治。稍有不同的是，南朝士族能凭借门阀政治的余波，在一定程度上对抗皇权。北朝的士族完全是皇权的附庸，根本无力无力对抗和制约皇权。北魏初期曾发生过轰动一时的国史案，北魏太武帝借国史案对北朝首屈一指的士族-清河崔氏进行灭族处理，牵连甚广，以清河崔氏为代表的北朝士族损失惨重，彻底被边缘化。可见，北朝也不是门阀政治。

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需要满足特定的历史条件。东晋门阀政治的出现，根源在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身上，有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特别是西晋后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助推东晋的建立，而让门阀政治在特殊条件下上演。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曹魏、西晋、南朝和北朝都不是门阀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异变，是古代政治制度演变的一种回流。门阀政治的特殊性，导致了它无法长期存在。门阀政治的存在只是是暂时性的和过渡性的。门阀政治由皇权政治异变而来，又在一定条件下回归皇权政治。如东晋被南朝宋取代，就象征着门阀政治回归到了皇权政治。

D. 开国皇帝司马睿的性格特点

中国东晋皇帝。庙号中宗，谥号元皇帝。司马懿曾孙，司马觐之子。字景文。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
15岁嗣琅琊王位。八王之乱后期依附于东海王司马越，越以其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汉主刘渊举兵后，中原局势恶化，司马睿用王导之谋，请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朝廷遂于永嘉元年（307）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九月南下。他在王导王敦辅助下，优礼当地士族，压平叛乱，惨淡经营，始得在江南立足。
建兴四年（316）汉刘曜陷长安，俘愍帝。西晋亡。次年三月，司马睿即晋王位，始建国，改元建武。司马睿于318 年即皇帝位，改元太兴 ，据有长江中下游以及淮河、珠江流域地区，史称东晋。东晋初年政治上由王导主持 ，军事上依靠王敦，时人谓之“王与马，共天下”。晋元帝对大权旁落不满，引用刘隗、刁协、戴渊等为心腹，企图排斥王氏权势。王敦于永昌元年（322）以诛刘隗为名，在武昌起兵，直扑石头城（即建康）。王导为保全王氏家族利益，暗助王敦。王敦攻入建康，杀戴渊等，刘隗投奔石勒。同年闰十一月，晋元帝忧愤病逝。

E. 司马睿建立东晋的政治基础是什么

司马睿在建康建立政权形式的时间实际是在公元311年，当时西晋处于崩溃边缘，但没有明确灭亡。东晋建立的时间一般被视为司马睿称帝的时间。东晋政权维持了长期的偏安统治， 疆域大体上局限于淮河长江流域以南。相应地，北方基本处于分裂状态，先后出现了16个“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的国，故将该时期泛称为十六国，而与东晋合称即所谓东晋十六国。
东晋虽然是司马氏政权的延续，但本身司马氏在政治上威望不高，整个朝廷都由世族大家把持，最先的一个乃出身琅琊王氏的王导，其后又有陈郡谢氏的谢安、谢玄、王敦等等。而世家大族中，代表者，有南下的王、谢、袁、萧等侨姓，和本身居于江南的朱、张、顾、陆的吴姓。最初东晋有赖权臣王导主持大局，一方面拉拢江南士族，一方面又安排予从中原南下的士族，并以司马家族作为共同拥戴的对象。
但世家大族本身并不真正忠于司马氏，尤其是他们本身都拥有大量田地，以至拥有自家部队（即所谓“部曲”），有足够实力抗衡司马氏政权。最初有王导主持大局，东晋政权得以稳定，故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但晋元帝以降则内乱频生，如有早期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后期又有孙恩、卢循之乱等。
东晋也曾多次试图北伐，但由于内部不团结，除了最后篡晋的刘裕取得一定成果外，其余都无建树。祖逖本有希望恢复旧土，但他被司马睿挟制，郁郁而终。桓温的北伐则被慕容垂击败。
383年，前秦苻坚率兵南侵，东晋宰相谢安力主抗击，派谢石谢玄率军，在淝水之战大获全胜，苻坚只身逃回北方，南北分立之势从此而成。后有桓玄叛乱，废安帝，自立为天子，后为大将刘裕所平，拥恭帝，然大权落裕。

F. 东晋及南朝时期绍兴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地位的崛起有着怎样的关系

东晋朝的开始——正当八王混战、匈奴、羯起兵反西晋、黄河流域陷入大混乱的时候，长江流域算是较为安静的地方，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众开始渡江来避乱。三○七年，晋怀帝任命琅邪王（邪音牙yá）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邺（晋愍帝时改称建康）。司马睿有了这个职位和地盘，来投靠的士族也就多起来，成为长江流域的中心势力。三一六年，晋愍帝被俘，西晋灭亡。三一七年，司马睿被推戴为晋皇帝（先称晋王，三一八年称帝），建立起东晋朝。晋元帝（司马睿）向来缺少才能和声望，在晋宗室中又是疏属，他能够取得帝位，主要依靠王导的支持。王导出身中原著名的高级士族，是老练的政治家，是东晋朝的实际创造者。长江流域建立起汉族政权以后，有利于抵抗北方少数族的侵入，经济和文化也逐渐发展。自东晋至陈亡约三百年间，南方经济上升，文化更是远远超过北方。这是东晋和南朝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首先创立东晋政权的晋元帝和王导是有功的。

王导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就是收揽一批北方来的士族作骨干，联络南方士族作辅助，自己作为南北士族的首领，在自己的上面，安置一个姓司马的皇帝。这个措施说来很简单，可是做起来却完全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北方来的士族间、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间、王氏势力与司马氏势力间都存在着矛盾。不能调剂这些矛盾使之处于相对的平衡状态，便不可能建立东晋朝。王导的事业就在于调剂这些矛盾，造成苟安江左的局面。

王导劝晋元帝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做属官。这些名士避乱南来，得到官职，算是有了安身地。其中有不少人怀疑晋元帝能有什么作为，例如桓彝，初到时见晋元帝势力单薄，对人说，我到这里避乱，原想得个安全，不料如此不济，看来难有前途。和王导谈话以后，知道他有些办法，才安心任职。大部分名士更是失望悲观。例如，有一次诸名士在江边一个亭上宴会，周

G. 为什么司马睿素无北伐之志

司马睿素无北伐之志，只以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之头衔，仅拨付千人食粮，三千匹布，却不给铠甲兵刃，使之自己召募。祖逖将其部曲百余渡江，中流之际，击楫而誓: “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一样有去无回)! ”此即“中流击楫”之成语的出处。渡江以后，驻扎淮阴，冶炼兵器，又招募了二千余人后继续前进。这支孤军冒死北进，多少牵制了石勒一军的部分队伍，对西晋之灭亡多少起到了减缓的作用。

H. “琅琊王司马睿”中的“琅琊王”是什么意思

琅琊是地名（位于今安徽省），
王是爵位。（爵位从上至下为王公伯子男）
琅琊王就是被册封在琅琊的王爵。
爵位是官僚系统之外的一套封建贵族等级体系，从汉朝以后，爵位就渐渐失去了神圣的地位。受到册封的贵族的俸禄一般同所封地的赋税相关，但往往只在名义上拥有对于所封地的管辖权，行政权大多掌握在中央的官僚体系手中。贵族如果不仕官，一般没有实权。

I. 晋元帝司马睿是怎样登基建立东晋的

司马睿 东晋的开国皇帝。字景文。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司马懿曾孙，司马觐之子。在位六年。十五岁嗣琅邪王位。八王之乱后期依附于东海王司马越，越以其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汉主刘渊举兵后，中原局势恶化，司马睿用王导之谋，请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朝廷遂于永嘉元年 (307)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九月南下。他在王导、王敦辅助下，优礼当地士族，压平叛乱，惨淡经营，始得在江南立足。建兴四年 (316)汉刘曜陷长安，俘晋愍帝。西晋亡。次年三月，司马睿即晋王位，始建国，改元建武。他广辟掾属以为辅佐，有“百六掾”之称。六月，孤悬在北方的晋地方长官刘琨、段匹、刘翰等汉、胡一百八十人上书劝进。司马睿于318年即皇帝位,改元太兴，据有长江中下游以及淮河、珠江流域地区，史称东晋。

J. 关于晋朝司马睿的资料

晋元帝
中国东晋皇帝。庙号中宗，谥号元皇帝。司马懿曾孙，司马觐之子。字景文。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

15岁嗣琅琊王位。八王之乱后期依附于东海王司马越，越以其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汉主刘渊举兵后，中原局势恶化，司马睿用王导之谋，请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朝廷遂于永嘉元年（307）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九月南下。他在王导王敦辅助下，优礼当地士族，压平叛乱，惨淡经营，始得在江南立足。

建兴四年（316）汉刘曜陷长安，俘愍帝。西晋亡。次年三月，司马睿即晋王位，始建国，改元建武。司马睿于318 年即皇帝位，改元太兴 ，据有长江中下游以及淮河、珠江流域地区，史称东晋。东晋初年政治上由王导主持 ，军事上依靠王敦，时人谓之“王与马，共天下”。晋元帝对大权旁落不满，引用刘隗、刁协、戴渊等为心腹，企图排斥王氏权势。王敦于永昌元年（322）以诛刘隗为名，在武昌起兵，直扑石头城（即建康）。王导为保全王氏家族利益，暗助王敦。王敦攻入建康，杀戴渊等，刘隗投奔石勒。同年闰十一月，晋元帝忧愤病逝。

《世说新语》“夙慧篇”的“举目见日，不见长安”：晋明帝年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洛阳）消息，潸然（流泪貌）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显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这个故事除了说明晋元帝（司马睿）的儿子聪明外，没有明写晋元帝流泪原因。但根据历史知识我们知道：晋朝 的都城原来在洛阳，匈奴兵攻占洛阳后又于公元316年攻占长安灭掉西晋。317年晋朝皇族司马睿不得不逃到江南的建康（今南京）重建晋朝，史称东晋。现在有人从长安来，晋元帝自然会向了解长安特别是故都洛阳的情况。但这时洛阳已在异族统治下而且破坏不堪，想到这里，晋元帝自然会"潸然流涕"。

三国鼎立时期，司马睿曾在滁州西南摩陀岭避难，琅琊山因此而得名。

他的陵墓建在建平陵（今江苏江宁县鸡笼山）。
公元316年，西晋灭亡。谁来执掌危局，谁来力挽狂澜，就成为极为迫切的问题。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世袭琅邪王，结交了琅邪郡大族王导。从此，马与王被推到历史的前台。
西晋末，司马睿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并接受王导建议，移镇建康。初到建康，江南世族很瞧不起这位外来的王爷，魏晋是靠大士族支撑的王朝，大士族根基深厚，傲视王侯，若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很难在江南立足。
在王导的谋划下，三月三禊节这天，司马睿盛装去观看官民过节，王导、王敦兄弟簇拥着司马睿的轿子。江南头等名门望族顾荣、贺循等人见王氏兄弟对司马睿如此拥戴，也赶快到路边拜见司马睿，司马睿趁机招他们做官。一时江南世族纷纷归附，从此司马睿在江南站稳了脚跟。
在南北士族的拥立下，司马睿偏安江南建立东晋，拜王导为丞相。与那些清谈误国的前辈高官不同，王导虽善清谈，但更重务实。他一方面让司马睿广纳贤才，另一方面积极为国家复兴做准备。他看到连年征战，国库空虚，便以身作则，在清明春游之日，丞相布衣简行，轰动江左，有效扼制了西晋以来的奢靡之风。
王导在政治生涯中面临的最大一次挑战就是其兄王敦的叛乱，正是王导的从容应对，使东晋渡过了第一次危机。
《世说新语》上有一则非常有名的故事：“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虽然王导始终也没有北伐，但他在稳定江南人心方面，却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东晋建立之初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北方的异族，而是南渡的侨姓士族和当地的吴姓士族之间的矛盾，王敦叛乱就是这种矛盾的第一次集中大爆发。王导很敏锐地看到这一点，可以说，他后半生都在为维护南北士族的团结而努力。年老之时，他对上奏的折子看也不看就批准，并且意味深长地说：“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正是这样，东晋渡过了建立之初的艰难，慢慢走上正轨。
史载，司马睿登基之日，竟要拉王导同坐御床接受百官朝拜，王导坚决推辞，言道：“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以仰照！”因此，时人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王不能离开马，离开马，王将失去权势；同样马也不能离开王，离开王，马将无法立足。两人配合默契，稳定了西晋末混乱的局面。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次“马王配”已经过去将近1700年。王导以他的深谋远虑和远见卓识，终成为一代名相；而那次成功的“马王配”，也至今为史家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