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美国历史及其现状简介。
美国的高校历史教育和历史研究侧记
作者：徐国利
2005年8月下旬到月上旬，我随“安徽大学高级教育行政管理人才赴美培训班”到马里兰大学进行了为期3周的培训和考察。马里兰大学是一所州立的大学，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乘地铁便可到达华盛顿。马里兰大学在美国大学综合排名约位居40名左右。期间，除了倾听美国学者和管理人员讲授美国高等教育基本状况和管理外，我还结合自己的专业，注意考察和了解美国高校的历史教育和历史研究发展的一些问题。为此，我采访了马里兰大学历史系的高峥博士[1]，和他进行了两次较深入的交谈，以期尽可能地了解马里兰大学乃至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的一些状况。这里，便结合自己的历史研究专业和历史教学，重点介绍和总结我所了解到的美国高校的历史教育、美国历史研究现状和历史研究的致用性等方面的几个问题。当然，由于考察的时间短，了解的面很小，因此文章所谈只是个人一孔之见，而且也未必就很正确。之所以写出，是认为此一孔之见或许能对我们高校历史教育的发展和历史研究的开展有所启示。文章不当之处，欢迎同仁批评指正。
一、重视人文和历史教育
美国的高等教育十分重视人文和历史教育，人文历史学科的院系在美国是较普遍地设置的。如，马里兰大学是一个由马里兰州办的州立高等教育系统，由十三所大学组成，我们培训所在的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是这一大学系统中最主要的大学，它拥有师资和研究力量雄厚的历史系，所开设的历史课程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对于一所综合性大学，拥有这样的历史系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当我问高峥博士马里兰大学系统的其它院校是否孝有历史系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都有。”而马里兰大学系统中有些是工科或自然学科类的大学，如，University of MD Biotechnology、University of MD Environmental Science等。这在中国大陆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香港和台湾地区拥有人文系科的高校的比例也是相当高的）。现在，我们拥有历史系等人文系科的高校并不多，主要是综合类大学和师范类院校。而且，目前或缩小招生规模，或是将历史系易名，或是将其改为其它系科，中国的许多高校是唯恐有历史系和哲学系等人文系科。同时，在美国的大学中，人文历史学科的课程是大学生必修课的重要内容。而中国高校的人文历史课却基本是面向各自专业的，非人文专业的学生学习人文课的很少。当然，这种状况目前已经得到改善，我们的许多大学都在采取各种措施来努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包括科学素质。如，许多非综合性大学开始设立人文学院等。但是，与美国大学久成体系的人文历史教育机制相比，我们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美国的大学为什么会如此重视人文和历史教育呢？究其根源，是由于美国高等教育（实际上是整个的美国教育）以“通才”教育为根本理念的教育精神和原则决定的。而人文历史教育是“通才”教育的基本内容。所谓的“通才”教育，即，不论是文科、理工科还是其它学科，都把全面培养大学生的人文与科学知识及其思维方式作为办学的宗旨和主要内容，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大学生对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较为系统和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养成学生兼具人文和科学的思维方式。由于美国的大学是将向大学生全面传授各种知识作为重点，因此，专业技能和技术的教育在美国的大学教育中是第二位的。这在其大学教育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体现。高峥博士说，美国的大学一般不将自己视为培养技术专家的地方，所以在美国从来没有哪所大学以自己是“工程师的摇篮”一类的荣誉来自诩。美国大学十分重视人文知识的培养在专业与技能学习中的基础地位，不少专业性和技能性较强的学科和专业在本科阶段是不设置的，必须要等学生在本科阶段打下较为合理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才能去学习。如，律师是美国最吃香的职业，学习法律的人自然也相当多。但是，美国的大学本科没有法律系和法学专业，只有修完了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大学生才有资格去进一步学习法律。我认为，这种思路和做法是相当有道理的。因为，法律是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的一种规范，它是附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形成的，现实社会的法律是对历史上法律的继承与发展。因此，如果一个人缺乏对人类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深刻认识，那么，法律对他来说只是一堆机械的条文，他也就不能真正很好地懂法和执法。
美国的大学都普遍设有人文历史学科的院系，也与这些院系的毕业生就业不难，而且往往能在社会竞争中出类拔萃直接相关。高峥博士介绍说，在美国历史学毕业生不仅就业领域相当广泛，而且不少人成为美国社会的中坚人才，如，美国国会中有不少议员是历史系毕业的，美国总统也不乏历史系出生的。历史系学生如此，其它人文系科也不例外。因为美国是一个讲实用的社会，如果一个专业的学生毕业生找不到工作，那它在美国社会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当然，美国人文历史毕业生就业容易，与他们大学期间所学的知识结构和内容全面合理有关，因而具有较为全面的学科知识有关。上面已说，美国大学讲“通才”教育，也就是说，大学生是文理科的知识都要学的，人文历史系科的学生则必须学许多其它学科的知识，因此，美国的人文历史毕业生往往既掌握了较为全面的人文历史知识和思维方式，又兼具科学知识和思维能力。如，以马里兰大学的历史系，学生四年所修的120个学分中有一半左右是非历史类的，其中包括不少自然学科的课程。那么，人文历史学科的学生怎么能听懂理工科的课程呢？高峥博士说，美国大学的自然学科课程有不少是讲基础性知识的，而不是讲某一学科很专深的知识。加上美国中学阶段也没有中国高中教育阶段的那种文理分班的作法，因此，学生听课并没有什么困难。美国大学重视人文历史教育，不单在于让学生掌握基本的人文历史知识，更关键得是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历史思维能力。实际上，现代社会知识的更新是很快的，大学所学的不少知识往往会过时的，但是，人文历史精神和思维方式的培养却是最根本的，是不容易过时的。由此反观中国大学的人文历史院系和专业不受重视，反差何其鲜明啊！我想，究其根源，除了社会上不重视人文历史专业毕业的学生，以致学生就业难外，更深层和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许多人包括学生都没有真正意识到人文历史知识和素质的学习和培养对人自身的发展和参与社会竞争的决定性意义。其次，也与我们国家目前人文历史学科教育内容的教条、僵化和脱离现实生活及教育方法的落后等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它并没有真正起到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作用。
我们的大学经常说要培养大师级的学者，要成为世界级的大学；我们的学生也经常立志在走向社会之后要成为激烈社会竞争的佼佼者。那么，如果对中美大学人文历史教育理念作一个比较的话，我们从中是否能反思和悟出一些有益的东西呢？
二、美国的史学硕士和博士的教学和培养
美国和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培养也有其特点。这里，就我所特别关注、并了解的情况作一简介。
关于硕士的教育。高峥教授说，美国的硕士课一般不由导师满堂讲授。每门课（1学期）一般由老师指定12—13本专业书。一般是要求学生每周读一本。然后，下周进行讨论。上课时，就上周所读的书的问题进行讨论，一般是要求学生提出二、三个问题。由于美国的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并不限于导师自己的学生，感兴趣其它方向和专业的学生都可以选，因此，一般一门课有十几、二十个学生上。那么，一、二十个学生提的问题就会很多，为此，老师一般是选择学生最为关注、提的最多的问题来讨论。讨论是由学生发言，阐述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最后，由老师作总结和点评。课后，则由学生根据所讨论的问题，写成一篇小论文。一般是每学期写2到3篇这样的小论文。学生的课程成绩多是根据这些小论文的成绩来评定的。也有在学期末，由学生写一篇比较长论文来考核其学习成绩。
美国研究生教学的这种模式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或是长处，一是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一点我们已经注意到，也不同程度地做了，但是做得不够。二是，养成学生大量和快速阅读专业书籍的能力，养成学生快速把握所读书籍主要思想和观点的能力。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因为，现在是一个知识快速增长的时代，即便是专业领域，知识和学术的增长和更新也是相当快的。而学术研究的基础便是在了解和把握前人的已经形成的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因此，如果不能养成快速了解和把握专业领域知识和学术研究背景的能力，便难以很好地从事学术研究。对此，我们重视不够。当然，我们要做到这一点也面临着实际的困难，一是我们的图书馆和院系资料室无法向学生提供这么多的专业图书资料，学生常常无书可读；二是，我们的研究生素质总体上呈下滑趋势，阅读专业书籍的能力和知识背景都不够，要大量阅读这些书也难以全面做到。但是，美国研究生教学和培养的这种模式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关于博士的培养。美国的博士培养制度全国并不统一，名牌大学和公立学校之间的要求有相当的差异，但是，总体上说比我们要严格，至于名牌大学的博士培养则十分严格。像耶鲁大学这样的世界著名高校，培养一个文科博士往往要8年左右的时间。具体到历史学博士的培养而言，一般是第一年了解自己博士论文选题在学术界的研究状况，然后用二、三年时间来搜集相关的资料。在这两个阶段，学生往往要作田野调查，也就是到外地、甚至是国外相关的学术科研机构、院校和地域进行资料的采访、搜集，以最大限度地掌握相关史料。然后是作开题论证报告。最后的三、四年时间用来进行博士论文的写作。美国的一般大学，博士生在读时间也需要四到五年，如马里兰大学是四年。美国对博士生导师所带的学生数量一般没有限制，但是，导师在带博士生方面却比较慎重，多量力而行，这既是因为带博士生的许多工作，如指导学生阅读，看、改和评学生的论文等都不算是教学工作量，是“义务劳动”；其次，也是由于美国的导师重视学生的培养质量，带一个学生就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指导工作，因此，为保证培养质量，一般情况下只带一到二名学生。由此可见，美国的博士培养制度和方法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现在的博士培养往往不重视质量，博士在读时间太短，培养制度也不规范，执行不到位，对导师的监督不力，一些专业招收的学生过多过滥。有些导师一届博士生就有四、五个，甚至七、八个，而在带学生时又是放羊式的管理和指导，根本承担起导师应有的职责，而却可以多拿许多好处。这既有我们的博士培养制度的问题，也有导师的职业道德水平问题。我们在博士生培养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导致了我们的许多博士生毕业后，难以真正从事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与国外、特别是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博士相比，总体水平存在相当差距。
在美国的高级历史研究人才中，十分重视史学理论的教学。如，美国的硕士研究生阶段，史学理论课是历史学专业所有研究生必修的课程，而不是史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才学的。其目的是培养研究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和研究问题的方法论意识。正如下文所说的，美国目前的史学研究，以重视理论架构和方法论意识的科学派史学十分盛行，这种史学自然要求研究者要有良好的理论修养和方法论的自觉意识。
三、美国的历史研究的两大流派
通过这次访问，使我对美国的历史研究发展状况有了一些新的了解，与我在国内所接触的书报资料所说的不尽相同。高峥教授介绍说，目前美国的历史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流派或是两种方法，一种是历史研究的科学派，一种是历史研究的艺术派。
科学派主张历史研究要有理论框架，问题意识很强，认为通过历史研究可以发现历史的规律、本质和真像。据我所知，这一派在中国很有影响。如，目前介绍到中国的美国研究中国史和中国问题的学术著述，多是这方面的著述。美国有关中国史研究的“范式”和方法论问题近20年来一直是中国史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和重点。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柯文的讨论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转换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一直受到中国史学界的关注，时常为人提及。而且，这一派的研究方法也对当代中国史学形成了相当的影响。当代中国史学研究有一种倾向，即重视所谓的“历史研究模式（或范式）”的建构，不能不说是受到了美国历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不过，中国大陆史学界目前所提出的“史学科学性”或重视历史的实证性研究，实证史学成为主流，又与美国的科学派史学有不同，中国的许多主张实证史学的人往往主张让史料自己说话，倾向于中国传统的乾嘉史学和近代的新考据派史学，而不强调甚至是反对史学理论构建在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先导性与方法论意义，认为这种重视“范式”的史学往往是不科学的。
而艺术派则重视历史研究的语言叙述，强调历史语言叙述的生动和优美。但是，艺术派并非不重视史料，而是在阅读和理解史料的基础上来叙述历史。这和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史学是艺术的主张是有差异的。我们通常所讲的史学是艺术，往往是强调历史认识的非科学化，主张以直觉等所谓人文学的研究方法为根本。极端者还包括为求历史叙述的生动和优美而牺牲历史的真实性，如19世纪的英国史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而高峥教授所说的美国的史学艺术派却并非如此。他在谈到自己的导师，美国著名史家、耶鲁大学的中国史研究专家、现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史景迁教授时，说史景迁教授的著作文笔生动，能将枯燥的档案文献史料变为生动的历史。他的《曹寅和康熙皇帝》（1966）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书中使用的基本是宫廷档案史料，但却写的生动入微。华东师范大学的史学史研究专家朱政惠教授在其新近出版的《美国的中国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也说，“史景迁的研究特色则在于，以潇洒和生动的笔触，将前人的史事重现于纸笔。这一特色使他的研究深入浅出，既有趣味性，又有知识性。他的著作洛阳纸贵，拥有很多西方读者，因而深受他们的尊敬。”（P183页。）由此可见，美国当代的这种史学艺术派更像是中国传统史学中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史学著述风格，而与近代以来西方史学所主张的艺术派史学不尽一致。
四、历史研究的致用性问题
通过这次考察，使我对美国的历史研究的致用性有了一些新认识。在我与高教授的交谈中，虽然没有直接和专门讨论美国历史研究的致用性，但是，从我们所谈的以下两个问题却可以看出美国的历史研究是重视致用性的。而目前国内却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主张历史研究不应当过于强调其致用性，过于强调或不适当地主张历史研究的学术独立性，反对史学的致用。而且，往往是拿西方史学研究崇尚学术独立自由作理论和实际的依据。
我们较多地谈到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及其范式的转化问题。这是一个备受国内学术界关注的问题。高峥教授说，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十分发达，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在20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发展产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印度同样是亚洲和世界的一个大国，也是一个文明古国，但是，印度史的研究在美国却远不如中国史研究受到关注，原因即在于它不如中国在现当代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影响大。由此可见，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的发展鲜明地体现出“史以致用”的原则。不仅如此，我认为其中国史研究范式的转化实际也说明了这一点。高峥教授将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模式演变概括为四种模式，亦即四个发展阶段。首先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开拓者费正清及其时代的一批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其研究解释方式被概括为“冲击——反映”模式。后来，这种模式被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内部动力”模式所取代，因为，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发展使不少美国学者认识到“冲击——反应”模式的在理论上的解释力存在相当局限和不足。到了20世纪80—90年代，美国的近现代中国史研究又出现了“革命模式”，因为，中国的近现代革命在许多美国学者看来具有世界影响力，有独特的魅力。到了90年代以后，又被“现代化模式”所取代。因为，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的体会是，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模式的转换固然在其内在的学术动力，即前一种历史解释模式出现了“危机”——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近现代和当代历史发展了，发展了中国现当代历史和世界现当代史迫使他们要提出新的中国近现代史解释模式，但是，同时也正说明，旧的历史研究和解释模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所以，要建立新的历史研究和解释模式。“冲击——反应”模式的提出实际反映了一种西方历史中心论，适应了当时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需求。而当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后，这种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近现代历史，从而为其现实服务时，便被另一种研究和解释所取代。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现代化研究”模式的兴起正是为了适应中国当代新形势发展，为满足美国与中国的更好的交往需要而提出的。这不正是历史研究的致用性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的一种反映吗？可以说，重视历史的致用性是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又一推动力。
关于美国的历史研究课题经费的申请。高教授说，美国的史学研究经费的申请主要有两个对象，一个是向私人的基金会申请；一个是向学校申请。而经费的申请便导致了以“研究问题”为主的科学派史学的盛行，即，要申请到经费，研究者必须要提出你所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以什么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研究。当然，这种理论和方法应当是当时的史学界流行的主导理论和方法。如果你的申请研究课题或项目不在这种理论或方法之内，研究者就会被视为“不入流”，从而被排除在主流的学术圈之外，便得不到学术的资助。高教授认为，这也与研究项目申请的评审制度有关。因为，研究项目申请的评审往往并不都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专家，因此，专家在评审申请者的研究项目时，最关注的就是申请的研究项目明确提出了什么问题，用什么理论和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们从美国历史研究经费的申请中，也可以看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史学研究必须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也就是说必须是能够致用的，历史研究不仅要讲学术价值，还要发挥其社会价值。否则，你就得不到研究经费的资助。
当然，我们对历史研究的致用性不能作狭隘的理解，将历史研究的致用性简单地等同于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曾主张过的史学为政治服务、为革命服务，历史研究致用应当是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全民族的进步服务，而不仅限于某些政治集团或社会群体。而且，讲历史研究的致用决不是否定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决不是牺牲学术研究的首要目标：求真性（科学性）。其次，美国的学术研究也受到联邦或州政府各种形式的、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科学性往往受到影响。马里兰大学教育学院的Bob Berdahl教授便指出了国家科研基金与学术自由之间的矛盾。他说，美国学者的研究经费有联邦政府或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这样，其研究必然要受到政府及相关部门政策和利益的左右，由此便影响了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和科学性。不过，由于有了一系列制度的保障和长期形成的学术独立的传统，总的说，美国学术界对学术的求真性（学术价值）和致用性（实用价值）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
注：此文略经修改发表于《安大史学》第二辑，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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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峥，浙江杭州人，曾为北京大学助教，后毕业于耶鲁大学，师从美国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攻读博士生，1994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出版专著两部：《面对技术的进步：铁路时代中国和津巴不韦的社会变化》（Meeting Technology's Advance: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and Zimbabwe in the Railway Age ）（1997），《共产主义接掌下的杭州：城市和干部的改革（1949—1954）》（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2004).（2004），主要论文有：《从农村革命到城市革命：鲁中南的个案研究》，《战争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运动：1850—1853》、《17世纪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文化革命中的两个敌人》、《英雄士兵的神话和敌人的形象》等。
❷ 美国的本质怎么样
人、不仅仅是一根消化管道，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按马克思的解释是因为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而更大的区别是在于人有思想。活着总得有所追求，有所理想，有一个信仰支撑着的生活才会有质量与意义。其实中国人从古就有信仰，封建帝制前信仰的是儒家文明，学而优则仁，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当时每个读书人为此奋斗一生的的目标。到了新中国前夕，那一代老革命继承苏联共产党的共产主义信仰，做梦也想着输出共产主义思想，建立全世界的共产社会。毛泽东信誓旦旦要解放那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世上三份之二的人民,便是这信仰支撑着他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并其乐无穷。到了如今，连共产党员都不再相信共产主义，就甭提普通老百姓了，大伙心里晓得共产主义只是一乌托邦，只是嘴里没说出来罢了。尽管官方一直宣传我们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其实说到底，美国与中国的大不同就在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意识形态的形成则在于信仰的不同。如果我们了解早期苏联人那对共产信仰的狂热时，其实就很容易能了解如今美国对民主信仰的狂热。那时的斯大林、毛泽东梦想全球大同，建立全世界共产社会与如今美国不遗力输出民主自由制度如出一辙，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我们被格式化过的头脑未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存在诸多的不同见解，乃至于误解。信仰不同，思维也就不一样。作者于哥在《美国的本质》里从1630年五月花号英国殖民者的清教信仰开始捋，一直到美国两百多年后由基督信仰而成形的意识形态，并为此而主宰的制度、经济、外交原理，给人以醍醐灌顶的感受。其实美国并非我们以往想的那么复杂，美国人某种角度来讲，他们还很单纯。 这是一部2007年度最值得阅读的书，并值得一读再读。 扩展阅读： 《圣经的故事》作者：房龙 人民文学出版社 《美国人》三卷本 《殖民地历程》、《建国的历程》、《民主的历程》作者：丹尼尔·J·布尔斯廷 上海译文出版社 《近距离看美国》四卷本 《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个梦想》、《如慧星划过夜空》作者：林达 三联出版社 http://powerfulee.skycentre.cn
❸ 美国政治制度的实质是什么
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美国政府属于美国的上层建筑，那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就是美国的经济基础。因此，美联储才是美国政府的真正老板！因为美联储不属于美国政府，而美元的发行权在美联储的手中，美国其实是金融封建制度，美国总统只是一些大老板手下的总经理。这样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美国频繁更换总统依然超级稳定的原因所在，因为美国有高于美国政府的某种存在。
美国政府其实就是其幕后金融寡头，犹太财团的代言人。从2016年的美国大选就可以看懂美国所谓的民主，《今日美国》2015年4月10日预测“大量金钱对美国政治的操纵将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为美国政治体系已经扭曲成为一种基于庞大资金支持的“寡头政治”体系，该体系“将有能力但却缺乏经济后盾的参选者拒之门外”；8月4日，民主党提名人希拉里·克林顿指责共和党候选人“系统和故意地”阻止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投票，以达到其竞选获胜的目的。2016年4月2日，上千美国民众举行了“民主之春”的抗议活动，来自33个州的抗议者队伍从象征美国1776年独立的费城独立钟出发，步行200多公里达到华盛顿，11日聚集在国会大厦前静坐，要求国会立即采取行动，“结束政治中的金钱腐败，保证自由公正的选举”。400多名抗议者因“非法示威、集会、妨碍司法”被逮捕。13日，国会山警方再次逮捕了85人。该运动的组织者凯·纽柯克表示：“我们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回一个能够代表所有人的政府，而非只是为亿万富翁服务的政府，也非只为那1%服务的政府。”
巨额捐助者通过金钱控制美国大选，成为美国大选的最大受益者。据统计，91%的美国国会选举都是由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的候选人赢得，其结果便是美国的政策反映政客及其资金提供者的利益，却对广大国民造成损害。普林斯顿大学对1779份政策资料的分析得出结论：经济领域的精英以及代表了经济利益的团体对美国政府的决策有着实质性影响，而普通大众及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团体没有或者仅有很小的影响力。据美国财经博客网披露，2007年至2012年期间，在政治方面最为活跃的200家企业共耗费58亿美元用于联邦游说和竞选捐款，而这些公司却从联邦政府的生意和支持中得到了4.4万亿美元的回报，占美国个人纳税者向联邦政府所缴6.5万亿美元税款的2/3。这意味着，企业为影响美国政治花费的每一美元可以获取760美元的回报。希拉里·克林顿与其名下的克林顿基金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而该基金会动辄接受大笔外来资金，有些捐助甚至超过1000万美元。
2010年1月，美国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否决了对美国公司政治捐款的限制。此后美国公司的政治捐款没有了上限，这意味着权钱交易已经彻底市场化、自由化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让资本财团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用巨额资金操纵政府。
美国联邦政府的设计与形成自始至终同民主毫无关系，是制宪会议的55个成员为了自己的钱，还有他们背后的两大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争斗、妥协的产物。恰恰相反，设计美国政治制度的指导思想是反对、防止民主干政，杜绝民主政权。美国政治制度的一切大框架与小细节都是天才般的规划：美国人民的绝大多数永远没有可能主导美国政治。美国政府成功运行的历史则是他们的天才本领最好的证明。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以反民主为核心理念的非人民的共和制。被西方思想界吹捧为神圣的、靠神的意志产生的美国宪法实际上是违反当时有选举权的大多数美国人的意愿，靠行贿等肮脏手段才通过的。联邦政府成立的最大的推力是北方精英们要找一个苦主还债：成立一个联邦政府后，他们手上的巨额债券才可能兑现。
正如著名和平学者约翰·加尔通所说：“世上有两个美国，一个帝国，一个共和国。”作为帝国的美国必将变得越来越僵化，而作为共和国的美国则面临着严肃的制度改革命题。美国所谓的“两党制”其实就是“一党制”，而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上台，最终都是金融财阀的马仔。而更加可笑的是，美国所谓的言论自由媒体，智库这类为什么不怕美国政府，因为这些媒体智库都是大财阀的工具，它们只是金融寡头犹太财团的宣传工具。其实美国在二战之后就从来没有放松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美国人是非常注重舆论的宣传和导向的，这不是人们理解的自信不自信的问题，而是因为管控意识形态是管理国家的一个重要内容。放任自流是不负责任的标志而不是先进性，因为大众的很多人是缺少判断力的，是随着舆论导向走的。美国的时代华纳、默多克等六家大财团能控制90%的美国媒体。在2016年美国的大选中，大家应该看的很清楚：西方舆论无自由，无职业道德，根本不公正。在大选中川普反复地说：舆论界的人是全世界最腐败、最不诚实的人。
为了保护少数人的财产，自然也就是保护少数人的政治特权，这两者是不可分的。美国的国父们都形成了共识：他们愿意在美国建立皇帝制度，华盛顿为第一位终生皇帝。如果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少数人的财产，华盛顿是赞成这种制度。在筹建联邦政府的同时，美国的精英认真地讨论，也认真地准备实行封建皇帝制度，军人独裁制度（如辛辛那提社）。他们的底线是不搞最受诅咒的、他们誓死反对的民主制度就行。对他们来说10%的绝对少数人能否有效地控制90%的绝对大多数人是美国宪法成败的最最最重要的指标（《联邦党人文集》）。华盛顿等人是极力反对法国大革命，积极支持、参加法国王室复辟。他们积极到什么程度，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森公开指责他们是共和制的敌人。由此可见，他们所谓的民主态度。
所谓的美国是个法治国家，却不知道这恰恰是美国社会最大的毒瘤。金主们尤其是犹太人为了能够控制美国，设置了一个所谓的“法治”系统，以法治的名义设置了一个极高的门槛，将普通民众圈住和镇压住了。犹太人控制了律师行业，挑起纠纷，极大地增大了美国社会的运营成本，这招数固然使得美国成为富人的天堂，但是最终却会让美国社会窒息或是分崩离析。
霸权主义在国际关系史上早就存在，它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产物，它是以强凌弱，追求财富与权力的强权政治为基础的，到了当代逐渐发展成为国际冲突和战争的主要根源。
美国霸权主义思想的形成可以追溯至美利坚民族的种族优越感及其天赋使命观，这不仅是美国人的精神动力，也是其领导世界的内在源泉。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最初是由那些在欧洲旧大陆遭受迫害的清教徒缔造的。北美大陆土地辽阔，便于活动，又有其独立的气氛和崇尚乐观进取的精神，这在这些清教徒看来就像是上帝隐藏起来的希望之乡。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北美大地是“新的耶路撒冷”。随着欧洲启蒙思想的传播及资本主义的拓展，在北美大陆孕育出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一洋溢着自由与民主的政治“硕果。
纵观当今中东乱局，就是财团控制下的美国政府对石油资源疯狂掠夺的结果。凭借强大的军事政治地位独霸全球。朝鲜战争（1950年）、越南战争（1961年）、科索沃战争(1999年)、阿富汗战争（2001年）、伊拉克战争（2003年）、利比亚战争（2011年）。近六十年的战争史向我们揭示了美国的野心。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对世界频频出手，不夸张的说，哪里有战争，哪里有美国。某种程度上，美国不仅是最重要的主角，而且是导演，在中东甚至是全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政治上在各种全球会议上推行本国的政治强权思想，拉帮结伙，对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不甘任其摆布的国家加以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制裁。美国的种种政治及军事活动已经严重干扰了世界秩序。
总之，现在种种的迹象表明，美国这种只为少数人服务的政治制度已经开始渐渐走向衰败！
资料来源
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418/c1002-28282369.html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5/0708/c191095-27273179.html
红歌会网：http://www.szhgh.com/Article/wsds/history/201701/128733.html
任志刚：美国政治制度的现状及其未来预测。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1007/11/27460138_503787859.shtml
❹ 美国历史
http://www.taisha.org/usa/History/
这里有最详细的资料`
美国每年的事件等等都很专详细的记属载了
❺ 美国有什么特殊历史
美国三百年历史，它的历史是一部带血腥的历史。不值得表扬的历史。比如对印第版安、权黑人，南北方战争，其中黑奴地位，不亚于咱们国家西藏解放前的奴隶制。另外，美国在地球多个国家有军事基地，最多达到5000多个，比如在日本就不止一个军事基地。现在依然还存在，但没5000多个了。主要是美国想统治世界。它宣扬的“普世价值”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海地自从政变后采取了西方的价值观普选制度，但依旧贫富扩大到极致，赤贫阶层穷得吃泥巴过日子。既然美国先充当世界警察，为何不帮助海地广大人民从赤贫中解脱出来呢？为何不把“普世价值”真正实现在国家领导层面呢。说明什么？说明美国对外的普世价值与国内的经营的普世价值有本质上的区别。
❻ 美国政治的实质到底是怎样的
19世纪末的美国，著名的镀金时代。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社会矛盾大量积累，政府奉行自由放任，对此几乎无能为力。而此时的欧洲，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共产主义徘徊在欧洲上空。这种思潮也传播到了美国，人民认为资本家严重压迫剥削了他们，甚至资本家内部也有一些人也对资本主义信仰产生了怀疑。
就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卡内基先生为代表的资本家发表重要讲话《财富的福音》：
总结资本家一百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那就是我们资本家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资本家在独立、内战、重建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美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美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美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随后，卡内基先生在他的著作《财富的良心》中，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出了系统阐释。
第一，资本家高处思考，低处做事，积累资本，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在今天，即使一个女佣所享受的物质条件也比中世纪的国王更加优越。事实证明，只有自由竞争的经济法则才能最大程度地造福社会。
第二，资本家捐助大学、兴建图书馆、修建公园、建造礼堂，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带来美的享受同时提高鉴赏品味，有益于人民的身心健康，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人活着不能只为了面包”。
第三，资本家和人民共利共赢，只有资本家赚取更高的利润，人民才能获得更高的工资。资本家和人民各尽所能建立起彼此相互依托和合作的关系。把人民和资本家对立起来的人，就是人民的敌人；把资本家和人民对立起来的人，就是资本家的敌人！
卡内基先生所代表的资本家们，在资本主义面临困境之时挺身而出，承担起历史的重任，为美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坚决和欧洲改走社会主义的修正路线划清界限，体现了当时世界和美国发展的时代精神，显示了资本主义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为资本家和美国人民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世纪继续团结奋斗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最后，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老一辈资本家们对美国人民的谆谆训诫：
资本家是美国特色资本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资本家的领导是实现人民物质富裕和精神充实的根本保证，坚持资本家的领导是坚持和发展美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的关键，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美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
❼ 美国的历史和传统
要了解美国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此消彼长，不得不从美国的历史说起。美国最早的移民，都是欧洲移民过来的虔诚清教徒，自由主义的开国精神是内含在基督教传统之中的。罗伯特•贝拉在其名著《心灵的习性》里面分析说，在美国的历史传统里面，有深厚的基督教和共和主义传统，美国的个人主义是以这两种传统为自身基础的：“古典共和主义提出了为公共利益尽心尽力的积极公民形象，宗教改革的基督精神，以清教主义与教派主义的形式，倡导以个人的自愿参与为基础的政府观念。然而，以上两种传统都把个人的自主性置于道德与宗教责任的背景之下。” 个人主义与基督教的内在结合，使得美国直到1950年代，一直是一个在道德价值上非常保守的国家。所谓的保守，实际上是一种以基督教为背景的个人主义，或者崇尚个人价值的基督教主义：既尊重个人的道德自主性，同时个人又对家庭、社群、国家和上帝负有责任。美国是一个有着共同宗教背景和价值观的文化大熔炉，新的移民不管你来自什么样的文化背景，都要融入这个以基督教为主流价值的自由社会。
然而，1960年代的文化反叛和种族平权运动，使得美国发生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反叛和种族平权，虽然是两场相互平行的运功，前者是青年一代对上一代人所奉行的基督教价值的文化反抗，后者是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群争取社会经济权利的平等，但二者在精神目标上却有着内在的默契和联系：解构以基督教为核心的社会主流价值，为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打开决堤的闸门。《白宫中的上帝》作者哈切森这样写道：“60年代文化反叛造成的根本变化之一，乃是新教主流派与美国社会的主流利益之间互相支持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愤怒的敌对关系。……面临激增的多元化和在公众生活中明显缺乏以宗教为基础的价值观，犹太－基督教传统受到明显的侵蚀，随之造成了公共道德的衰退。这一衰退正是美国基督教中日益发展的福音派潮流主要关心的事情”。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重心，战后的美国，如果说1950年代的重心在意识形态冷战，1960－1970年代在种族平权的话，那么，1980年代以后的社会焦点，就逐渐转移向宗教、道德和文化价值的分歧。由于美国的早期移民具有基督教的共同背景，而二战以后的新移民大量来自非基督教民族，美国成为了一个文化多元主义与基督教福音主义同时并存的国家，因而在文化价值上似乎也分裂成了两个美国：一个是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美国，它存在于学院和媒体，在地域上主要分布于东西海岸，另一个是基督教福音主义的美国，它扎根于美国的草根社会，占据了南方和中部这些腹部地区。近年来，围绕着堕胎、同性恋等问题的大争论，正是两个美国之间的文化较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小布什与克里较量的“胜负手”所在。
一方面是文化激进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波涛汹涌，以及多元文化传统提出的“差异的政治”和“承认的政治”，另一方面是基督教福音主义的强烈反弹，夹在中间的自由主义真是左右为难，苦于应付。作为建制化的自由主义，本来作为“公民的宗教”，本来在文化价值上与基督教个人主义并不冲突，而且后者还是自由主义的伦理基础之一，然而，如今被文化激进主义一冲击，自由主义就陷入了价值上的尴尬境地：正如甘阳所分析的：“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美国自由主义近年来可以说一直在辩护两个多少有点矛盾的立场。即第一他们要维护美国的新政自由主义传统，从而论证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合理根据；但第二他们作为对六十年代种族、性别、文化问题上所谓‘文化多元化’的支持者，则强烈论证国家不能干预道德宗教文化领域。”（《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
已故的哈佛名教授罗尔斯作为美国自由主义的一代理论宗师，在《正义论》里面做的前一项工作：论证国家要在经济领域实行合理的干预，实现“公平的正义”；而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重点论证的是后一项工作：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自由民主社会中，如何达成关于正义的“重叠共识”？作为建制化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一方面要回应后现代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将价值的诸神时代作为一个合理的事实予以确认，另一方面又要应对基督教传统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批评，避免滑落到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为社会整合找到一个共识的基础。罗尔斯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调整：将自由主义从一个整全性的伦理政治学说，改变为仅仅是一种政治社会的组织原则。自由主义首先将善(good)与正当(right)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区别开来，对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善，什么是人性、什么是美好的人生这些伦理价值问题，自由主义没有任何特定的立场。自由主义只是坚信：人是有理性的，他能够为自己决定什么是最好的价值，只有自主选择的人生才是最好的人生。因而，各种互相冲突的宗教、道德和哲学，从它们各自的价值立场来说都是可理解的、合理的、可证成的。自由主义对它们保持完全的价值中立。不过，对于什么是正当、什么是正义这些政治价值问题，自由主义容不得半点的价值相对主义，它坚信“正当优先于善”，不管你在信仰的私人领域里供奉的是哪路神仙，或者什么也不相信，在政治的公共领域，必须遵从由宪法的核心观念和程序规定的公共理性，遵从普遍的正义原则。而这一普遍的正义，是各种不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学通过公共讨论和对话，反复的“反思平衡”最终达成的“重叠共识”。
罗尔斯虽然是一个学院派知识分子，但他所论证的政治哲学，正是当代美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公平的正义”乃是从罗斯福新政到六十年代种族平权法的合法性论证，而政治自由主义则是多元文化时代解决公共认同问题的自由派纲领。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以克里为代表的民主党自由派人士，正是按照这一思路来回应同性恋、堕胎等辣手的价值冲突问题。然而，这次克里的败选，表面上是民主党的政治失败，从深层来说，乃暴露了政治自由主义深刻的理论困境。
自由主义放弃了自己特定的整全性学说，退而成为社会政治层面的组织原则，本来期望收到双刃剑的效果：以价值中立主义回应多元文化，以正义的“重叠共识”整合社会，与文化虚无主义划清界限。但是，从这几年美国国会、总统大选中，保守主义屡屡得胜、自由主义连续失败之中可以看到，在道德价值这一当今时代焦点问题上，政治自由主义显得苍白无力，交不出一张令选民满意的答卷。为了使正义原则在一个多元价值的社会中能够获得最广泛的认同，政治自由主义不惜放弃自己的整全性，将价值问题搁置起来，把它驱逐到私人领域。然而，从前门被公共事务驱逐的东西，又从后门溜回来了，不仅回来，而且成为公共领域各方舆论瞩目的主角。
以当今争得一塌糊涂的堕胎和同性恋问题来说，按照政治自由主义的逻辑，这些都属于私人的价值偏好，属于个人的怀孕意向或性取向，与公共领域的正义问题无涉。不过，自由派人士忽略了，在这个政府权力空前扩张的时代里面，过去属于宗教或道德管制的私人事务，如今统统变成了由法律和政治来管理的公共事务：堕胎是否合法？几个月大的胎儿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同性恋可以合法化吗？他们（她们）是否享有与异性恋同等的合法婚姻权利？――这一系列高度分歧的社会文化问题，保守主义的回答十分干脆，而政治自由主义则像克里在大选中的回答一样，含含糊糊，莫棱两可。文化价值不仅是个人的取向，也同时是公共事务，任何个人的价值选择都离不开公共的价值标准，政治自由主义的善与正当二分的基本预设，虽然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却处处碰壁，文化冲突的本质就是政治，政治背后也是文化的分歧，所谓的“文化政治”是也。
当然，罗尔斯早就预见到私人的价值（善）与公共正义（正当）之间并非那样井水不犯河水，他所论证的政治自由主义，设定了一条核心的基本原则：“正当优先于善”。也就是说，当自己的宗教、道德或哲学学说与社会正义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普遍的正义相对于特殊的善，拥有无可争辩的优先性。然而，问题在于,“正当优先于善”，只是自由主义的特殊信念，而不是社会普遍的规范认同，不要说各种宗教学说坚信信仰的绝对优先性，社会的正当性只可能来自宗教价值上的善，而且连社群主义、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等各种保守主义，都反对抽离善的价值观念来预设正当的优先性。“正当优先于善”这条政治自由主义的第一原理，在一个价值多元的自由主义社会里面，它本身就具有高度的、甚至是不可通约的分歧性。当今美国社会的主要分歧，几乎都发生在文化道德领域。那些善与善之间的价值冲突，以“是否正当”的政治方式体现出来，而且无法用法律或政治的普遍正义原则来裁定它们。
政治自由主义的正义原则，来自各种宗教、道德或哲学学说的重叠共识，然而，由于价值上的分歧，有些可以通过理性的合理对话形成重叠共识，有些则不可通约，难以形成共识，比如同性恋问题、堕胎问题就是这样，越是涉及到世界观的核心价值，就越是难以找到共通点。罗尔斯之所以认为在不同信仰的人群中间，能够形成“重叠共识”，乃是有一个“政治人”的预设：相信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有可能按照公共理性来进行公共对话，以“正当优先于善”的方式进行价值选择。然而，即使美国这个有着两百多年立宪民主历史的国家，由于多数人依然是基督教徒，凡是涉及到文化政治的诸多社会问题，他们更多地不是从法律的程序正当性，而是从上帝那里寻求选择的答案。薛涌在书中分析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但后来的历史发展使得宗教一分为二，一个是理性宗教，相信政教分离，他们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基本上是一批投票给克里的自由派，主要分布在东西海岸的大都市里，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另一个是情感宗教，其信徒大多是一些投票给小布什的基督教福音主义者，他们云集在南部和中部地区，生活在半封闭的小城镇里，每个周末要上教堂，向上帝祈祷。
两个美国，两种宗教。克里所抓住的只是理性化的美国，这个美国相信罗尔斯，相信“正当优先于善”。就像很多中国人以为纽约、波士顿、洛杉矶就是美国一样，他们也以为理性化的自由主义代表了美国精神。殊不知还有另外一个美国，另外一种美国精神。那就是小布什所依靠的美国，基督教福音主义所代表的情感宗教精神。这些生活在乡下的传统“杨基佬”，平时是沉默的大多数，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这些全国性大报上，看不到他们的踪影，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但是他们确确实实在地存在，每当选举年的时候，这些相信信仰高于一切、善优先于正当的虔诚教徒们，就成为了左右白宫的力量。这次决定布什和克里最后命运的俄亥俄州，虽然经济衰退，但多数选民最终还是选了布什。他们所作的选择，不是功利自由主义的“经济人”选择，也不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政治人”选择，而是虔诚地相信上帝、相信信仰高于一切的“宗教人”选择。正如一位俄亥俄州选民所说：“这四年我收入少了三分之一，但我不会责怪布什。工作来了又去，但信仰却是永恒的”。
在文化道德问题上，政治自由主义的价值中立政策，实际结果是对文化激进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宽容。自由主义对它们的步步退让，使得后者不断挑战政治和法律的底线：先是自由堕胎，然后是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大麻合法化？自由克隆后代？…这些在政治自由主义看来属于个人自由选择的非公共性问题，已经或者即将成为公共问题的焦点。难道生活伦理真的仅仅是私人事务？难道在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什么是有价值的人生这些问题上，真的什么都行？文化激进主义者当然会这样认为，自由主义者虽然内心不赞成，但碍于价值中立主义的原则，只能保持宽容，就像克里对待切尼副总统的女儿同性恋的态度一样，有着过多的暧昧。
当文化激进主义步步紧逼，而自由主义只能对此保持绥靖政策的时候，就产生了保守主义的强烈反弹，保守主义在精英层中，表现为施特劳斯的古典贵族政治哲学对罗尔斯主流自由主义的挑战，在民间草根阶层，则是基督教福音主义的再度崛起。这两股势力，一个是强烈置疑从自由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潮，另一个是诉诸信仰和情感的宗教大众，它们正是小布什政府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
这些保守主义的力量，本来是一盘散沙，分散在学院的边缘和民间的草根，不要说没有建制化，连组织化都谈不上。然而，小布什政府上台以后，以白宫为中心，保守主义终于获得了建制化的机会。特别是9•11以后，小布什以反恐战争为借口，为美国制造了一个外部的敌人――自由制度和基督教文明的敌人，并且大打新“政治正确”的爱国主义牌，试图以保守的基督教价值观，重新将上帝召唤回世俗社会，整合美国的道德基础和价值基础。
去年，亨廷顿发表了他的新书《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此书已由新华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中译本），这位美国学院保守主义权威人物将“文明冲突”的视线从国际社会外部转向了美国社会内部。在他看来，美国的国家认同，过去有四个组成部分：民族（不列颠民族）、种族（白人）、文化（基督新教）和政治（美国宪法），经过一个多世纪中欧、南欧、东欧移民、拉丁美洲移民和亚洲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冲击，如今只剩下一个东西：共同的政治信念。这也是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立论的基本事实基础。不过，在亨廷顿看来，仅仅靠政治信念立国是非常危险的，当初的罗马帝国、苏联帝国就是因为缺乏共同的民族和文化，而靠国家意识形态的粘合力维持整合，最好这些帝国无一例外，通通崩溃解体。为美国之未来忧心忡忡的亨廷顿大声疾呼：要坚决抵制国家认同中的文化多元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坚定地捍卫盎格鲁－基督新教文化在美国社会中的核心地位，这一由“五月花号”船带来的原初定居者的文化，正是美国国家的立国之本。显然，亨廷顿这本书提出的观点，为白宫的基督教复兴作了理论上的背书。
一方面是文化激进主义的咄咄逼人，另一方面是保守主义的强大复兴，自由主义何去何从？相信价值中立的自由派何去何从？这次民主党的败选，不仅是克里个人的失败，而且是其背后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重大挫折。自由主义所预设的“正当优先于善”只能是一半美国人的公共理性，无法整合另一半美国人，因而在如今冲突最激烈的道德价值问题上，自由主义显得左右为难，拿不出一个让多数人服气的方案，这正是政治自由主义的现实困境所在。
在政治社会经济权利的公平安排上，自由主义基本实现了不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学学说之间的重叠共识，但是在更核心的道德价值问题上，因为各自有各自对善的理解，重叠共识何其之难！政治自由主义的重叠共识，其背后的价值基础是比较单薄的，虽然它有其道德基础：对人的尊重和对不同信仰的尊重，但当不同的信仰发生冲突时，中立的自由主义就很难像解决分配公正一样，给予弱势者以适当的补偿。善的失落、美好生活的丧失，是无法用任何其它的物质或精神方式所能补偿的。
理性的美国，情感的美国。这是两个美国，也是同一个美国，分别体现了美国精神的两个侧面。这是美国有活力之处，也是麻烦之处。搞得好，理性与信仰、精英与草根，可以形成良性的互动和平衡的互补；搞得不好，冲突频频，威胁国家的社会道德整合。自由主义如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整合另一个美国，另一个信仰的美国、基督教的美国；是如何回应文化道德价值问题，不再是用消极的办法，用括号将善的问题搁置起来，将之放逐到私人领域，而是积极地面对价值的分歧，重新将之置于公共领域予以对话和讨论，寻找自由民主生活最一般的伦理基础和价值底线。
马克斯•韦伯当年指出现代性就是“祛除魅力”的过程，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祛魅”的产物，是世俗化时代的公共宗教。它相信随着世俗化的发展，人会越来越告别传统的宗教、信念和情感，成为“理性人”，这也是自由主义对自由民主秩序理性王国乐观其成的缘由所在。然而，自由主义忘记了韦伯当年对“祛魅”以后“价值诸神”冲突的忧虑，世俗化越是深入，神圣、超越这些价值之物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以更尖锐的方式表现出来。自由只能提供给人选择的可能，民主赋予人以平等的尊严，但它们并不能因此给人的生活带来意义，告诉你美好的价值何在。而只有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才是完美的人生。然而，现代性的世俗化以工具理性的方式摧毁了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道德生活的完整性，使得价值危机在民主化以后格外地凸现出来。9•11事件所触动的是世界不同文明之间“世俗社会最深处的一根宗教神经”，（哈贝马斯语） 而布什、克里之争所反映的，正是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民族国家内部同样的问题：世俗社会的“价值诸神”冲突。
2004年美国总统的选举，预示着美国的自由主义不得不面临新的突破，在实践层面期待着一位像罗斯福、肯尼迪一样能够改变美国历史的伟大总统，在理论层面则期盼着一位自洛克、康德、罗尔斯以后有能力开创自由主义新生命的一代大师。不过，这一切都可望不可即，或许几年，或许几十年，将是下一代人看到的故事。
❽ 美国政权的本质是什么
三权分立，权利制衡。
三权分立
立法：议会参众两院
司法：最高法院
行政：总统
这三方面互相监督，互相独立，是彻底的三权分立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