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求西方哲学史论文一篇
叔本华哲学论
先看师承。叔本华尊敬的哲学家一大堆，对他产生影响的也很多。比如柏拉图的理念论关涉到叔本华的美学，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关涉到叔本华的伦理学，康德的先验论关涉到叔本华的认识论。至于最核心的意志哲学，作为叔本华的本体论，我认为是原创性最高的一部分。叔本华通过他的意志论支撑起了整个框架。
德文原版书名是“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在英语国家一般有两种翻译，“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和“The world as will and idea”。中文翻译从第一种译为“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台湾有从第二种译为“观念世界与表象世界”。英文译名的差异主要在于“Vorstellung”一词在德语里分别有“表象和观念”的意思。但是出于对本书章节安排的参照，我认为译为表象还是合理的。
本书分四编，一般认为四编的主题分别是认识论、本体论、美学以及伦理学。第一编讲认识论，即“作为表象的世界初论”。既然是认识论，内容当然是对一些与认识息息相关的概念的考察，主要集中于“表象、主客体、理性、悟性、根据律、直观、概念”等。对逻辑与科学的微词也出现在本编中。撇开具体内容，我愿意在形式上多做些评论。其实叔本华的论述方式是前后一致的，所以关于第一编的评论同样可以嫁接到对其他文字上面。
形式上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论述的技巧，即组织观点的能力。在这方面叔本华显然是大师，如罗素所言“他对法国作家的了解如同对本国作家一般”。本书的之所以影响广泛，或者说叔本华的著作之所以深受欢迎，与他高超的文学修养是密不可分的。某种程度上本书可以当做文学作品来读，这样的效果是一般哲学家无法想象的。当然作为前辈的柏拉图是个很好的榜样。
继续说形式上的第二方面，同时我认为也是叔本华颇受诟病的方面，就是他论证的技巧。论证毕竟不同于论述，论证主要目的在于说理，以及为自己所持观点辩护。如果因为过多关注于表述的文学性，而放弃重点问题的清晰阐释或者繁琐论证，那么作者本人所拥护的观点显然无法透彻说明，也就无法达到说理的目的。叔本华在做论述时候的文学性无以质疑，但是最后的效果却并未如文字一般美满。在应该重点论证的地方一带而过或者缺少深入探讨。不断重复自己的主旨观点却不见依据。仿佛通过不断重复就自己观点就能达到说理论证的目的。对于自己认识论的一些核心概念，叔本华并不是做概念演绎分析，更多的却是如名人名事般的案例说明。从这个角度看，罗素的论断并非无中生有，不能不说叔本华的哲学是稍有浅薄的。
但是考虑另外的因素，叔本华曾说道，本书的很多思想甚至是神授的。既然是神授的，论证就显得多余了，叔本华的直接表达就变得可以接受了。以上两点恰恰构成了叔本华的一个亮点。没有琐碎的论证自然使得文章简单可读，和以往的哲学著作对比鲜明。叔本华通过平实的语言构筑了一个平实的世界观，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并不是不可理解的，也不是不可接受的。对于那些想要从哲学中寻找人生智慧、世界本原的一般读者，本编无疑是个愉快的开头。
❷ 写一篇关于历史哲学的论文
历史是一门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它既是它的自身，又是自身的对象，它虽然与哲学似乎完全不同，但它所具有的反思性质即它自身的超越却与哲学无异。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它具有超文化性，从而为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的比较提供一个共同的研究平台，历史的自身、历史的重写、历史研究、对重写历史与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的反思即是性质上的同一，又是形式的同构，它暗示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的共同基础，历史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所达到的深度可以把中西哲学带到了一种互补的境界。
一、历史与哲学
历史总是多重意义的：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成为了现在的历史事实——这首先是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的历史，然后是指包括文化遗迹和史料中的历史，再就是由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这就是一般意义的被表达的历史，最后是有关历史理论包括关于历史研究，史学观点和方法、关于历史的哲学思想等等，但这一切最终也是都是历史即人类自身的历史。
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过去的存在比现在的存在更令人困惑，在哲学上更加困难，比如海德格尔 (1889-1976)对存在与时间的描述就给读者一种梦境中的挣扎般的印象，但是，虽然时间意义的存在问题如此困难，但至少现在的存在在理性的思想中却是确实的，笛卡儿（1596-1650）说：“我思故我在。”现在的存在因理性的思想而被自觉，或者说在理性的思想中因自觉而被证实，这句话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意识最终从朦胧时代挣脱的句号，也是人类自身存在的理性自觉自身开始的问号，它宣告了人类从历史的觉醒进入到了思想自觉的时代。
对于历史来说，这意味着历史的真正意义不能离开历史的时间性本质，但是过去总是以被表达的重写方式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相信有两种历史，基于时间的过去的历史即历史的存在和基于表达的历史即被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或称之为现在中的历史，他们留下了过去的存在问题去折磨哲学家们, 但是他们并不能逃脱历史哲学，因为基于时间的历史最终包括了现在，人们无法区别存在在历史时间之中的现在与在现在之中的历史存在，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现实思想中的历史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历史的反思或反思的历史，这种历史存在的超越同时性是历史和历史哲学所透露的世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人类的历史从不自觉的自身开始经过历史表达的自觉而趋向自觉的历史哲学，这正是人类自觉的一个组成部份，历史的特殊性正在这里，它即是历史的自身，同时又是历史的表达与反思，一方面，作为历史与历史的反思，它们在时间上具有同时性意义，即历史与历史反思的同一；另一方面，作为被表达的历史与对被表达的历史的反思，它们总是以相同的表达的方式实现的，即具有形式的同构性，历史的自身是这样，历史的反思也是这样，因此历史和历史的反思在同一中进行，在同构中重演，人们总是反复地重新理解、思考历史。或许有无数的具体的历史，有千百万历史学中的历史，但无论是时间意义的过去的历史还是表达或被表达的历史的过去，它们具有终级的一致性，否则就没有历史。——这也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哲学，即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主要是关于对历史的本质的认识和对历史学的反思，它同样基于两个层次水平，第一是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或作为部份的整体而研究它的原因趋势，简单地说；历史为什么？它是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与以往的用某种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哲学思想不同，现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答案而形成某种历史理论，即思辩的历史哲学。第二是把对历史的研究、重写、解释的本身的观点和方法看作为历史的自身，甚至看成是历史唯一有决定意义的部份，它实际上企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历史是什么？这时它就成为了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认识论，即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不等同于哲学，富有历史精神的中国哲学也不等同于历史哲学或者有一种中国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从历史表达和对历史的研究中抽象出自己，而中国思想是历史自身的抽象与本质（参见“论中国思想”），因此历史哲学是超越于历史的史学理论，而中国思想是源于历史本质的中国哲学，正是历史自身本质的超越同一性使中国思想成为与西方传统哲学相对照的哲学思想。虽然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与史观千差万别，它们在历史反思的意义上却是相同的，即历史的反思与反思的历史的互补一致性，历史哲学所提供的思想不仅仅是历史的，也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同时又是哲学的，这也正是历史多重性的本义。
❸ 西方哲学史优秀论文
随便摘了点，是课程论文吗？其实哲学这东西全靠理解。。。
学习西方哲学史心得第四部分------近代哲学（早期部分）
这一部分是近代哲学开端，也是许多问题的产生和解决的过程。但是更多的是问题的解决。另外就是这个时期基本上是人物思想为主线所展开的，这种人物主线就形成了，这个部分意见后面部分思想脉络。
从走入近代哲学以后，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每个哲学家都有一套自己解释世界的体系，而且基本上都是自成体系的。在分析和发现别人解释世界体系有问题后，那么就是自己搞一套，从而形成不同的哲学体系，这些哲学体系，最终构成了哲学丰富的内涵是思想方法。
根据传统的分法，近代哲学之父是笛卡尔，因为笛卡尔开启近代哲学的大门，为近代哲学的奠定了主体性基础，也为近代哲学留下难以解决的二元论的困难。这可能就是近代哲学的主旨。另外近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受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影响，力图用科学和技术的方法解决哲学问题，或者说是将哲学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这就引出了方法论的问题，也就是认识论和方法是近代哲学另外一个主旨。
这一部分的学习，基本上能学到许多新的科学思维的方法。可以对以前那些在我们头脑中形成的垃圾进行清理。这样我们才能进入世界文明的主流意识。其实我们接受垃圾的思维模式在格式化我们的头脑后，进行清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只有清理，才能接受。才能读懂今天现代化的语言。否则只能用垃圾的思维和观念对这个世界进行误解并进行错误的行动。
我们先从笛卡尔以前的二位开始，看其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一、培根
培根为他自己分派的任务是复兴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和科学。所有他必须自有一套体系才行。
要进行这个伟大的复兴，必须重新清理人类的知识，用一种新方法来收集和解释事实，他确信他已经发现了这种方法。他将揭开自己的所有的秘密。因为现在人类的知识是一个被扭曲的知识，他把人的心灵看成一个玻璃和一面镜子。它被情感的自然倾向和传统学术的错误弄的凹凸不平，因此是不能精确反应真理的。因此他希望提供一个新的工具将其心灵清洁而平静这样就能精确的观察和理解宇宙了。
怎样达到呢，就要使科学和根深蒂固的传统学术分开，因为传统学术是裹胁在神学中的。这样将科学和神学启示分开就形成一种建立在自然新的观察方法和新的解释的基础上的新哲学。
首先是清理，近代以来的许多哲学家，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时候，都是要进行清理基础的工作。以便使自己的哲学建立在一个牢固不可破的基础上。
心灵四假象：其实这四种假象在现在我们看问题时，也是戴着这四个假象进行的。所以以至于到了今天我们要获得一个事物的真相还是非常困难，就是由于这四个假象在遮蔽真相的。
1、 种族假象
我们是人类，我们是人类中一个民族，我们是这个民族中生活在某一地区的人。因此我们看待事物和那个不是我们人类，不是我们一个民族，不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看待事物是不一样的。我们看的只是事物就是不是真相，是一个被我们心灵扭曲的假象。
2、 洞穴假象
这是根据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来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已经习惯了洞穴中，我们看到的以为是真相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假象，因为习惯已经使我们的思维被格式化了。我们在我们的思维洞穴中，看到的只是假象，但是自己认为的却是真相。
3、 市场假象
人们在生活中通常使用的语词来进行日常交际，这些语词已经失去了通常的知识功能，而被适应为生活的用语，因此当用日常语言来理解知识的时候，就出现假象。但是人们往往用这样的词语来获得大众的欢心，结果真相被遮蔽了。人们看到的就是假象。可能现代的广告是最为典型的吧。
4、 剧场假象
任何事情都发生在一定的背景下面，当发生的事情的背景发生了变化，原来的事情可能是不成立的。因此当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或者观察问题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其背景。或者是人们常常虚拟臆造一个背景，然后在这个背景下，演出的就是假象。许多官样文章就是这样的，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可行性报告。三峡可能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在虚幻的背景下面造成如此的生态灾难。
面对这样的假象人们如何才能克服此困难呢。培根提出用试验的方式，然后采用三表法进行。这个一个科学的归纳法。至于科学的方法有两种一个演绎，一个是归纳，最初的归纳法的完整的提出是培根。
三表法：
存有表：首先进行尽量大规模的收集和进行实验获得现实存在的着事物。这里记录真实的情况。根据观察到的特征进行详细的记录，这样就对一个事物有详尽的描述。例如产品的质量问题，你可以按此进行，收集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下的真实的数据。这就是存有表。将存在的东西都收集起来。
差异表：然后进行将各个事物的差异列成表。例如在同一时间段各个质量数据的的差异数据。这些差异列成表后，就会出现各个种差异现象出现。
比较表，然后将这些差异表，进行比较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况下，各个质量指标值进行比较。这样就会出现各种比较表。
在上面的表都列好以后就可以进行排除了。也就是进行着手进行归纳的过程。那些属于正常值，那些属于正常的差异，那些是什么环境带来的，那些是原料造成，那些是制造工艺引起的。这样的过程进行是归纳法，也就是培根的三表法。这个排除的过程就是归纳法的核心，找出事物的真相的方法。这样就构成了新的认识世界的方法。
其实根据本人的工作实践，大多数企业在面临着质量问题时，基本上是一个无头苍蝇乱找的，根据没有一个科学的方法进行，因为中国人接受科学思维的训练水平是比较低的，能应付过去，是很少考虑未来的。
所以培根在17世纪就提出了这种科学方法，确实是进入科学世界必备的钥匙。培根是经验论主义的开端者。
二、霍布斯
霍布斯的最大贡献可能是政治学方面的，他的名著是《利维坦》提出一个政府悖论（这是本人的归结用语）就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安全需要将一部分权力进行让渡，以维护自身的生存安全，但是当所有都让渡了这部分权力时，就组成了政府，这个政府就是利维坦，但是如果在让渡这个权力时，没有使用另外的权力来约束这个政府的话，那么这个政府反过来就会侵犯所让渡权力人的生存和安全。因此政府是一个怪兽----利维坦。
因此在此基础上必须建立法律，但是法律必须是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这里有一个逻辑关系：自然法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宪法遵守自然法，法律遵守宪法。这样就形成通过法律进行制约，未来维护人们的生存和安全。
下面我们分两个方面对霍布斯的哲学进行一些归结，一个是哲学的，一个政治哲学的。
前面已经说了，哲学家面临问题是他们思考的出发点。他们的哲学体系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建立的。
1、哲学的：霍布斯认识世界和培根不同，培根基本上把这个世界认为是一个静态，这样就可以用他的三表法进行认识，但是霍布斯则认为这是世界是动态的。所以他从运动的方式进行世界的认识，那么如何来认识这个动态的世界呢。西方人我们东方人，认识世界的角度是不同的，我们东方人是从现象开始，然后就开始取象比类。进行想象和比拟。所以易经是群经之首，基本全部是形象比喻。这就奠定了东方人的思维模式。而西方不是这样的，看霍布斯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是非常有意思的：
他认为哲学主要是关注物体的原因和特性。那么把物体进行划分，西方人，拿到一个问题，首先就是分，他把物体分为了三个类型，石头、人体和政治物体。
然后分别开始考察这三个物体的原因和特性。这样就得出一些结论来,有一种基本特征是所有物体共有的，这种特性是的理解他们何得以存在并做他们所做的事情成为可能。这种特性就是运动。这三个物体运动是关键概念，另外他附加一个条件，就是只要物体存在，那个这个可认识的实在就是物体构成的。然后就开始考察运动了。
他说，运动就是连续不断的放弃一个位置而后得到另外一个位置，任何运动的事物都是在不断改变他的位置，同样被推动的东西也都改变他的位置。这样运动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位移，而且也是我们看作是变化过程的东西，事物之所以成为不同，是因为在它们之中的某物被别的事物所推动，而且这不仅仅是指物理的变动，也是指精神的变动。当然石头是位置变动，而动物和人有两种运动，一种是生命运动，指身体的成长如血液循环等。还有就是自发的运动，例如人要开始走路等。但是人的自发运动，是要依赖对于否，以何种方式，以及什么的在先思考所决定，因此所有的自发运动是以想象为最初的内在开端的。想象是自发的原因。而想象本身以及我们称之为思想的人类活动也被解释为在先原因的结果，解释为先前运动的结果。这就是说，现有想象才有运动。运动是先前运动的结果。
这样人类思维的整个结构和过程被解释为运动的物体，而且精神活动的变化由于循着一条可以描述的因果链条指明每种类型的精神活动的位置而得到说明，因此当一个外在于我们的物体运动并造成我们内部运动时，思想的过程就开始了。
思想是精神活动，精神活动是由一种精神活动和另外一个精神活动不断替代，这样的替代是由于因果链条连接的。这样就找到思想过程的详细结构。
如何进行分析呢？精神的现象被替代以后，已经消除了，消除以后保留在我们之中的映像就是想象，因此想象是一种滞后和或者是衰减的感觉。当我们希望这种衰减的感觉被唤起或者是这种感觉正在淡忘时，那就是记忆了。这样看来思想就是一个感觉的变形，并且一个跟随着一个，通过霍布斯的解释，那么发生在思想中的东西无不可以从感觉和记忆来解释。这样人类的科学和哲学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人具有系统的表达语词和句子的能力，因为知识是采用两个不同形式，一种是关于事实的知识，另一种是关于顺序的知识，关于事实的知识只不过是对过的事件的记忆，关于顺序的知识则是有前提或有条件的知识，他们是基于经验的。
这样霍布斯就找到解释世界的最基础的思路，知识。
2、政治哲学
这个方面我在开头就讲了一些。这里做一些补充。霍布斯研究政治哲学中的国家个概念是不是从国家是何时产生的历史过程来进行研究，而是从国家是如何能产生的。或者说公民社会是如何产生，在这里国家不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是一个国家如何将公民社会组织而成的。
分析过程：首先从自然状态开始进行分析，然后逐步的假如约束条件，自然状态下的义务，自然状态下的社会契约，然后是民法。再然后是国家和法律。这样就形成了国家社会法律。
自然状态：自然状态是在国家和公民社会之前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所有人都平等的，而且他们也平等的拥有他们所必须拥有生存的条件权利。现在就要开始演化了，一个人的动力是生存的意愿蔓延到所有人之中的心理状态是恐惧-----对死亡的恐惧，特别是暴力造成对死亡的恐惧，因此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毫不留情的做在他们看来确保他们安全的事情，这样在自然状态中，我们得到的图画是人们作相互反对的运动以保重自己最大的安全感。这就是霍布斯提出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所以在最初的状态就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因为人们生活在恐惧中。一切人反对一切人是一种无政府的状态。
人们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行动呢，那就是有两种动力，一个欲望一个是厌恶，这两种相反的动力解释了，我们对他人或对象的活动，意见来自他人或对象活动，这种状态就是利己主义的。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是不可能创造一种有序的和平的社会能力的。最好的比喻是，在一个起火的公交车上，如果没有进行组织，那么最终大家都被烧死。因为都争着逃生，谁也不让谁，最终就是这样，但是一旦有组织以后，排队逃生，在火全部燃烧之前，大家都安全下车的。显然我们需要规则和秩序。
因此在自然状态下。需要一个规则就是自然法。以保证大家的生存和安全。
自然法是一种戒律或一般法则，是通过理性发现出来的。他们在逻辑上与关系到我们生存和安全的原则是一致的。它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如果重要的前提是我要生存，即使在自然状态下，我们也可以从逻辑上演绎出来有助于我生存的行为法则，因此第一条自然法，就是每个人都应当“寻求和平。信守和平”。显然和平是最能适应我们生存的。因为我们对生存的渴望，所以我们要有和平的自然法。
第二条，就是别人放弃反对我们的权利，那么我们也放弃反对别人的权利。
这两条自然确立以后，就必须实行。那么就有实行的义务了。这就是自然状态下的义务。这个义务来自于内心的，也就是在内心的范围内是有约束力的，是对欲望有约束力的。因此自然法倾向于自我保护，如果任何人自称某种东西必须有助于他的自我保护，但连他自己都并确信如此，你就可能违背自然法。在没有自然法的社会状态下，没有艺术，没有文学、没有社会，最早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之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贱、残忍而短寿。因此我们应该避免这种无政府状态的扩展。通过遵循自然法，我们将寻求和平放弃我们的某些权利和自由，进入到一种社会契约之中。因此我们需要创造一种人造人-----政府，伟大的利维坦，公民社会或者是国家。
社会契约：进入公民社会是个人之间的同意，就好像每个人对每个人说，我承认并放弃我支配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个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放弃你的权利，也把它授予他，而且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里有两点清楚的突出出来，一，订立契约的各方是相互许诺放弃他们自己支配自己的权利。把他交给最高统治者，具有绝对支配权而且决不服从于公民。二、最高权利者要么是一个人，要么是一个集体。
最高统治者出来以后就出现了法律，在司法意义上，法律被界定为最高统治者的命令。但是最高统治者是来源自然法，因此最高统治者的命令法律，必须符合自然法。否则就和产生自然法目的相违背。因此这样形成了一个逻辑。国家的逻辑，法律的逻辑。这个所有逻辑的基础就是我们要安全的生存，安全的活下去。
一旦这个利维坦违背了自然法，危害了人的安全生存。人们就会重新造一个利维坦来推翻原来那个。这就是历史逻辑的演绎。
霍布斯也是经验论者，但是也不完全是，因此基本上把他划归经验论者。
介绍完这两个历史人物后，就进入近代哲学早期部分，近代哲学基本上围绕着经验论和唯理论两个学派的观点进行的，到了康德那里进行归结，然后到了黑格尔那里就算完成了。然后进入现代哲学部分。
我们先从唯理论开始。
❹ 如何写哲学论文
论文－－无论什么论文－－写作的关键（我个人认为）是问题。当你准备写论文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这问题是无解的，也可以考虑：为什么这个问题无解？只有当问题确定之后，才是正式进入论文写作的时候。
问题是－－问题是，我们怎么“发现”问题？怎么才能“有”问题？所以，在确定问题之前，其实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要找到你感兴趣而且也有意思而且写起来比较顺当的问题，不是很容易的。要看很多书，想很多事…… 鼹鼠其实并没有离这条道路有多远，只是可能不太自觉，没有抓紧时间，关键是没有形成一个合适的问题罢了。 1、论文在准备过程之中要保持始终吗？用不着。有个同学也在为论文发愁，他发现按照他的思路这个论文是非常非常难的，但由于已经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不愿意重新开始了。我对他说，如果你现在不回头，那么越下功夫就越麻烦，南辕北辙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发现有困难而且是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赶快收手，还来得急。 2、如何制定写作计划？用不着太细，但时间表是要有的。本来有4、5个月的时间，最后却是3天之中草草完成，其结果可想而知。 3、哲学论文是怎样的东东？这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哲学论文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就哲学史方面的论文而言：一篇哲学论文可以是叙述和分析哲学家思想的，一般说来初学者或者刚开始写论文的时候，这样写作的居多。实际上，这是基本功。能够把哲学家的思想说清楚而且有自己的分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你对这位哲学家的思想非常熟悉，而且对哲学史有相当的了解，这样才能把哲学家的思想放在历史和现实上去分析。这类论文写不好就是流水帐，要想写好，需要有“问题”。在哲学家的思想学说中找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或者有意思的学说。一篇哲学论文也可以主要是分析哲学家思想的意义的，前一种类型是“史”，这一种类型是“论”。这种类型的论文比上一种难，因为需要有自己的思想，而往往我们没有太多自己的思想，或者不能说出来很多自己的思想。所以，最好写成“史论结合”式的论文。问题、内容、意义、局限、分析……比较好写，也比较容易写好。再说，哲学论文也可以是写一个人的，也可以是写一个学派的，也可以是分析一个一般的哲学问题的，也可以是梳理一个哲学概念的…… 我的经验，论文要有统一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展开论述，论文要有起、承、转、合，换言之，章节之间段落之间，要有过渡。这样论文才是一个整体
写哲学论文需要注意的方法：找问题，解问题
1. 找问题：与他人或文本对话。
学习目标：分析论证。找问题（包括找问题之问题）。
2. 解问题（包括取消不是问题的问题）：
学习目标：解问题、解问题之技术资源及其使用（图书馆、电子资料库、internet使用）
3. 找问题，解问题之实际演练：口头报告、小书面报告、论文提案、较大一点的论文。
学习目标：论说与批评。一般的学期论文的写法。论文提案的写法。
哲学论文范文：
西方哲学史上迄黑格尔为止前的理性主义称为古典理性主义。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在近代和现代遭遇到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严重挑战，以致濒临几乎沦落的命运。虽然在非理性主义思潮肆虐泛滥的狂涛驶过以后，理性主义又在极度萎缩中慢慢复兴，但正在复兴中的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样态和涵蕴，已经大大异趣于它的古典形态。理性主义从它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超渡有其必然的历史因缘，弄清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流变，无疑对理解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生成和发展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一、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源头——希腊理性
哲学在本质上是理性的事业。当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人泰勒士宣布“水是万物的始基”时，泰勒士就在运用他的理性，“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个判断无疑地是一个理性判断。因为在这个判断中不仅包涵一个抽象的能够作为哲学范畴的概念——“始基”，而且潜涵着一种认识论基础和秩序：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的物体、事物，这些物体和事物的总和构成一个整体世界，这个整体世界是无限多样的统一，它统一的基础是水，水是构成一切事物的原因与产生一切事物的本源。“水是万物的始基”是泰勒士千百次观察分析个别的具体事物，并对感觉经验进行了一系列抽象概括的结果。因此这一判断集中表现了人类思维的统一性、超越性，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齐一性。而这也正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哲学的基本特征，正如黑格尔说：“什么地方普遍者被认作无所不包的存在或什么地方存在者在普遍的方式下被把或思想出现时，则哲学便从那里开始。”（《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93页）可以说“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判断扬起了希腊理性的第一面旗帜，从此以后相信理性可以洞见和把握世界的本源就成为古希腊早期哲学的纯朴信念，哲学抛弃了希腊远古关于天地生成的非理性的信仰和梦幻似的传说，沿着追踪世界本源的理性之路向前发展。
但是，无论是在泰勒士，还是在泰勒士所属的伊奥尼亚学派诸先哲那里，他们对万物始基的探索却仍然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徘徊，在他们理性的思辨中仍然回荡着感性的余响，黑格尔说：“思辨的水是按照精神方式建立起来的，不是作为感觉的实在性而揭示出来的。于是就发生了水究竟是感觉的普遍性还是概念的普遍性的争执”（《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84页）。这就是说，一方面作为哲学范畴，揭示世界本源性的“始基”——水，应当具有脱离感性的个别事物的普遍性、思辨性，亦即在高度抽象的思维层次上对世界整体的把握，但泰勒士的水“不管怎样仍具有其确定性或形式”，没有完全摆脱感性的个别，“在我们的心目中仍浮现着水的观念”（《同上》第185页）。于是出现了“水是普遍（无形式的）概念和它的存在的矛盾。”（《同上》第184页）这一矛盾一直是困惑希腊早期哲学的主题，其间爱菲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虽然以他“深奥的思辨”发现了支配事物的“逻各斯”这一理性的规律，但他那“火是事物的始基”的本源论哲思仍然拖着一根光明的感性尾巴。
与此相反，在南意大利的毕达哥达拉斯学派，“他们不从感觉对象中引导出始基”，“他们所提出的始基和原因，是用来引导他们达到一种更高级的实在的”（《古希膜罗马哲学》第39页），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始基。这样，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腊哲学史上就开创了一种不是从感觉经验上升到普遍的理性概括，而是从某种抽象的概念下降到感性事物思想道路。毕达哥拉斯学派还研究了关于事物对立面的学说，他们认为对立面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它们共有十条，最重要的是有限和无限的对立。实质上“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又是西方哲学史上“理性”和“非理性”对立最初表述。因为按照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世界决不是某种无限的不可知的混沌，世界是可知的，它有某种固有的“秩序”、“结构”，而这种秩序和结构又服从数学的规律，也就是说“一切其它事物就其整个本性说都是以数目为范型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7页）数学在古希腊以及近代欧洲都被认为是表现人类理性功能的最典型的科学。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比较深入地研究数学的基础上还广泛地研究了天文学、声学和医学，并力图用这些科学成果来解释世界，因此我们可以把毕达哥拉斯学派称为古希腊第一个理性主义学派，而“理性”一词在它的原初意义上就是一种科学精神，理性主义就是主张用科学来理解和解释自然的哲学道路。
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壁垒中开辟了一条由抽象原则说明感性经验的理性主义道路，但理性主义的精神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发展的程度仍然是很有限度的，因为他们关于数量的抽象也还没有完全剥离诸如“卵石数”那些可以触摸的感性质。只有发展到爱利亚学派时，希腊理性才找寻到她的“纯粹思维”的圣地，造成了与感性经验的对立，关于这一点列宁在研究古希腊哲学时曾经指出：“什么是辨证法？”“‘我们在这里’（在埃利亚学派中）发现了辩证法的开端；同时还发现了思维与现象或感性存在之间的对立。”（《哲学笔记》第276页）
爱利亚学派的祖师巴门德尼把哲学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意见的哲学，一类是关于真理的哲学。关于意见的哲学就是在感性事物中去寻找万物本源的认识道路，巴门尼德认为这条道路给人们提供的知识是不确定的、不真实的。所以他劝告人们要离开这条道路：“要使你的思想远离这种研究途径，不要遵循这条习惯的道路，轰鸣的耳朵以及舌头为准绳，而是要用你的理智来解决纷争的辩论。”（《古希腊罗马哲学》，第50－51页）而关于真理的哲学就是运用理智思索“存在”的理性哲学，这种哲学给人提供的知识是确定的、真实的，因而是存在的，而“非存在物的存在则不可能”（《同上书》第51页）。爱利亚学派可以说是古希腊早期比较彻底的理性主义学派，它们的重大特征是追求知识的理性确定性，反对感性事物的个别性、不确定性。
但是应当指出，“理性”一词在原子论哲学先驱阿拉克萨戈拉那里是作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使用的。按照阿拉克萨戈拉（种子论）的观点：理性（奴斯Nous,即心灵）是一种更精细的种子，由于它的作用，造成种子的旋涡运动，使一些种子结合，另一些种子分离，最后形成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理性”在阿拉克萨戈拉的哲学中是作为运动原理使用的，而“不是从外面安排世界的精神实体。”（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343页）这种原理被德谟克利继承并改造构建成了原子在虚空中运动的原子论哲学。在原子论哲学中，“理性”采取了与感性对话的形式，触及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德漠克利特认为昧的认识（即感性认识）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只有真理性认识（即理性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而确定了理性在认识论上的地位。
继爱利亚学派之后，以普罗塔哥拉为首的智者哲学又在希腊大地崛起，智者哲学与爱利亚学派的理性主义正相反对，他们把感觉经验的可靠性绝对化，到处散布相对主义的哲学观念。他们打着“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感觉主义旗帜，严重地动摇着各种知识的确定性，认为一切知识都以主观的感觉为转移，正象“风对于感觉冷的人是冷的，对于感觉不冷的人是不冷的”一样。
与智者哲学相对立的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站在智者的起点上，但却沿着与智者完全相反的道路，力求从思维的角度把握人，主张到“心灵世界”中去探求真理。在他与人讨论“什么是美德”时，苏格拉底引导人们脱离智者所铺设的感觉主义的相对论路轨，坚持理性的指引，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他认为“对于美德”，“不论它们有多少种，而且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本性。”（《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53页）这就是概念的确定性。
苏格拉底所揭开的哲学篇章，在柏拉图那里得到了纵深发展，柏拉图在苏格拉底概念论的基地上，构筑了理念的哲学大厦。柏拉图的理念论完成了对智者哲学的批判，重新确立了思想在发挥哲学功能上的权威，正如黑格尔所说：“柏拉图的学说之伟大，就在于认为内容只能为思想所填满，因为思想是有普遍性的，普遍的东西（即共相）只能为思想所产生，或为思想所把握，它只有通过思维的活动才能得到存在。柏拉图把这种有普遍性内容规定为理念。”（《哲学汉讲演录》第二卷，第195页）为了把握理念、结构理念，柏拉图制定了他的“辩证法”，柏拉图的辩证法当然“不是把观念型混乱的那种智者派的辩证法，而是在纯概念中运动的辩证法，是逻辑理念的运动。”（《同上》，第199页）甚至柏拉图的“灵魂不死”也是旨在确认思维的内在本性，高扬理性的权威：他认为理性是灵魂中的最高部份，逻辑力量是灵魂的最高属性。人的认识只不过是人的肉体降生尘世后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感性经验虽然能够刺激引起这种回忆，但感性经验又是人的认识的严重障阻，只有清除了感觉的杂念人才能达到对真理的认识。柏拉图哲学不仅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的本体论而且也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认识论，在柏拉图哲学体系中真、善、美与理性天然合壁成为光照上千年的西方哲学的理性之源。
但是柏拉图哲学并没有完成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科学建构，困难在于理念与具体事物的关系。这种关系始终是困惑柏拉图哲学的难题，尽管柏拉图艰苦求索，但毕竟未能步入真理的堂奥。
亚里多德哲学是古希腊理性主义发展的顶峰，因为这位网络全书式的学者在古希腊哲学史上建构了一个宏伟的思辩哲学体系，它“思辨地考察一切，把一切转变为思想”。亚里斯多德哲学体系的重大特征是处处关心确定的概念，把理性主义对事物确定性的追寻提高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于以思辨的把握，把精神和自然的个别方面的本质，以一种简单的方式，高度概括成一系列理性原理。亚里斯多德以他开阔的哲学视野注意到宇宙中的全部事物和现象，然后把它焦结在“存在是什么”这个聚光点上，研究“存在之所以为存在”的理性本体。亚里斯多德的本体论哲学牢笼万象，集古希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大成，然而在本质上它却是理性主义的，这正如黑格尔所说：“人们可以说，亚里斯多德是一个完全的经验主义者，并且是一个有思想的经验主义者。”“但是他的经验是全面的，就是说，他没有漏掉任何细节，他不是抓住一个规定，然后又抓住另外一个规定，而把把它们同时把握在一起……经验的东西，在它的综合里面被把握时，就是思辨的概念。”（《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308页）而“亚里斯多德只谈理性而不是理性的一个特殊的性质。”（《同上书》，第301页）可以这样说，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在亚里斯多德的“主动理性”中臻于极至，在此以后古希腊理性就日渐衰颓，虽然其间也有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延续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然而那也只是微淡的落霞了。
二、理性的异变和复归——中世纪的理性神学与启蒙时代的理性
亚里斯多德哲学把希腊理性发展到了顶峰，在他的哲学中人类的理性与世界的本质到达了形而上学划一整合的相通，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理性主义使真、善、美融合为一，理性不仅肩负着解释宇宙的意义，也负载着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意义。虽然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极力用科学来解释世界，但在古代科学发展水平还不足以解释心灵的构造、不足以解释灵魂（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一句话：型不清理性的真正本质和奥秘所在。随着古代社会的衰落、奴隶制日益腐朽、社会激剧动荡的现实使人们对同一个世界和同一的社会现实产生了不同的基本根本相反的看法，许多人对传统哲学发生了怀疑，对理性的作用和功能产生了动摇，于是在古希腊的晚期和罗马时代各种主义哲学、神秘主义哲学应运而生。这些怀疑主义和神秘主义与在罗马帝国晚期崛起的宗教意识合流，造成了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希腊性的异变。宗教哲学家利用和歪曲亚里多斯德哲学论证神的存在、上帝的存在。人类的理性被上帝褫夺异成了上帝的理性，上帝成了真善美的化身和宇宙的本体，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无所执持，不变化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忏悔录》卷1? ?节）随着上帝的理性化，“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1页）理性神学把哲学变成了它的婢女，哲学成了经院哲学，成了为宗教神学服务的工具。而人，由于被褫夺了理性，成了仅仅拥有感性原欲的动物被放在理性神学的祭坛上煎烤。“purgotorio”（在但丁《神曲》里译作‘净界’）是指人死后的涤罪之所。中世纪时代，所有的人死后都要在这里清洗，然后才能升入天堂。上帝挥着理性鞭子，抽打痛苦呻吟的人。著名学者房龙把中世纪称为“一座包罗万象的精神和智力的监狱”，马克思则称它为“精神动物的王国”。因为理性的异变在一方面使上帝拥有了全部理性，而人只配受非理性——“信仰”所支配。不管怎样荒谬的东西只要是上帝的旨意，人就不得不信仰，“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这是中世纪宗教哲学的格言。虽然在经院哲学内部也有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争论，从某种角度反射出人类理性之光，但作为意识形态的总体，它们仍然皈依宗教神学，是理性神学的分流。
理性的异变造成了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但这种二元分裂绝不是永恒的命数，因为既然上帝的理性本来就是人的理性的产物，那么上帝的理性在本质上也不会高出人的理性。理性和信仰的分裂在人的思想情感中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因为真正信仰，坚定的信念必定立足于科学的理性之上），痛苦的折磨会促使本来具有理性的人深刻思索：世界究竟有没有上帝？上帝的理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否是万能的？既然上帝是至善的，它就不会造出有罪的人类；既然上帝是全能的，它也就会消灭人间的罪恶……一连串的思考和探寻必然会萌动人类理性的复苏，人类的理性决不会无条件向上帝永远臣服，克服理性的异变，重新树立人类理性权威，这里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十四、五世纪开始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和发展起来。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人类理性必然向宗教信仰宣战，人类必然要从上帝那里夺回来属于自己的理性。十六世纪初，德国爆发了以马丁·路德为首的宗教改革运动，严重的打击和动摇了作为封建势力基础的天主教统治。这次宗教改革的实质是人类理性对信仰的公开反叛。路德将圣经从拉丁文译成德文，并主张教徒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释圣经。这样就使普通人的理性获得了解释圣经的权利、反对盲目的信仰，使理性成为一切宗教论争的最高裁夺者。恩格斯对路德宗教改革的评价很高，称为欧洲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第一次决战。
与路德宗教改革相呼应的是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在自然科学中引起的革命，哥白尼革命的本质仍然是理性对信仰的反击，因为在中世纪长期统治人们思想的是“亚里斯多德——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这种学说显然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支持它的是人们的经验习惯和非理性的信仰，宗教哲学利用它为神学作论证。哥白尼的学说是对神学宇宙观的大胆挑战，是人类理性呼唤科学精神的呐喊。继哥白尼之后，伽利略进一步把观察、实验、假设、归纳、演绎等综合为系统的实验科学方法，为人类理性对信仰的反击构筑了强有力的科学阵地。
如果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揭开了理性向信仰反击的序幕，那么由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开始到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则把这幕理性反击信仰的斗争推到了高潮。如果说在人文主义者那里信仰开始败退，但毕竟还有它的阵地（因为许多人文主义者都主张“天启真理”和“理性真理”平分秋色），那么到了十八世纪启蒙学者那里信仰就遭到惨败。以狄德罗为首的一群“战半的无神论”者摧毁了信仰的最后一批阵地，使理性获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进军。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一书中说：“当十八世纪想用一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之为“理性”。“理性”成了十八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启蒙哲学》第3－4页）。在这个世纪中，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面前为自己存在辩护或者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我们把这个时代的理性称为启蒙时代的理性。
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性的重大特征首先是把矛头指向盲目信仰和崇拜权威的蒙昧的主义，提倡科学，大胆思索，鼓励人们对宗教经典和神学教条大胆怀疑。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微末斯说，人有“一个充满了智慧、精明、知识和理性的心灵，它足智多谋，单靠自己便创造出了许多不起的东西。”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认为，我们的心灵生来就是为了进行思索，即为了理解事物的。但人类理性在长时期被宗教信仰剥夺了它的合法权利，现在根据启蒙学者的观点，既然理性是人类心灵的自然性质、必然性，因此人性有权恢复这种自然能力。法国人文主义者蒙台涅则以怀疑论为武器，号召人们大胆思索，反对一切教会权威，从宗教神学那里夺回人类的理性。
其次，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者还论证了理性的基础、功能和作用，认为客观世界是理性认识的对象，而不是信仰的对象，科学是发挥理性作用的工具和方法，科学对自然本质的认识和规律的发现会使人们在理性上获得真理，行动上获得自由。因此，启蒙思想家们企图在一切领域贯彻科学精神和方法，锻造人们支配自然的武器。
第三，从道德伦理方面启蒙思想家肯定个人的存在和价值，反对宗教神学把人当做只有原罪的宗教奴婢，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我是人，凡是人的一切特性我都具有”。因此，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理性在本质上又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想，这种人本主义思想在伦理上反对宗教道德，在现实生活中反对禁欲主义。
但是，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主义又不可避免打上他们那个时代特有的历史局限性，这就是第一，他们把反映自身生活时代理性绝对化，鼓吹一种超时代、超民族、超文化的抽象理性，把在历史中发展变化着的理性僵化；第二，启蒙思想家宏扬人的理性是为了反对神恩和天启；但为了抗衡宗教的禁欲主义又要伸张人的感性，抬高人的原欲。这样，在理性的感性之间必然造成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孕育着、产生着理性自身的内在分裂。
三、理性的内部分裂——经验理性与天赋理性
与启蒙理性形成的同时，理性在哲学世界观上又萌生和发展着一种内部分裂，这就是经验理性与天赋理性的对立。
经验理性是由经验论哲学揭橥的一种理性思潮，这种理性的生成和发展是与经验论哲学共命运的。而经验哲学又是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一支劲旅，它是西方古典理性又必然在经验的基础上发生。西方古典理性主义从柏拉图、亚里多德到中世纪的神学都着重于人类认识过程中理性成分，因为那时哲学研究的重点构筑本体论的哲学大厦，哲学研究偏重于分析、抽象的逻辑思辨，对人类认识中的经验成分的探索虽然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所侧重，但从总体上来说相对地显得薄弱。
随着生产力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对理性的来源和基础的研究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开辟了认识研究的新方向。于是随着关于认识的来源、范围和客观有效性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和体系，这就是经验论和唯理论。
经验论主要产生于英国，这不仅因为英国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发样地，而且在哲学上它又有唯名论的历史传统。英国经验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经验理性，这就是说它企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把理性的涵蕴封闭在经验的范围之内，洛克有一句名言：“凡是在理智中的，无一不是经验中”。洛克的这句话是经验主义的旗帜和口号。经验主义理性观在大卫·休谟那里发展到了顶峰。休漠以理性思维的轴心观念——因果观为突破口，否证原因观念源于理性演绎，从而全面地向唯理论发动攻击，证明因果性只是人们的一种习惯性联想，它的本质是人的心灵对前后相继事物的经验的习知。有的研究者认为经验是根本反对理性的思维的功能的，这并非是经验论的真正本质。事实上，英国经验论者也在大力张扬理性的能力。经验论的创始人培根就认定哲学的本质是一种理性的劳作。它研究的是由感觉印象而来的抽象观念。但是培根更强调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人的理性对感觉经验的整理只是一种人人具有的从感觉经验中的知解能力；甚至休谟也不完全否定理性的作用，只是否府理性的作用于高于感性，他的名言“理性是激情的奴隶”集中涵括了经验主义理性观的要义。
英国经验论从培根、霍布斯经洛克、贝克莱到休谟的历史发展，深入地论证了感觉经验在人类认识中的作用，从一个方面大大拓展了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内涵。但是由于经验论固守经验的壁障，无法解决人类认识的普遍必然性、科学有效性和逻辑确定性的问题，经验理性论又必然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论。
经验理性论所遗留的理论空间由大陆唯理所填补。大陆唯理理论由笛卡尔揭开序幕，中经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莱布尼慈等人，形成一种相对完整的系统，也曾经有一种哲学史观点认为大陆唯理论是完全否定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这同样乖离了大陆唯理论的理论实质。事实上，大陆唯理也承认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笛卡尔在论述观念的来源地指出有一种观念来自经验世界，斯宾莎则认为“真观念”必定与外物相符。莱布屁兹走得更远，他指出理性观念只有在感性经验的刺激下才能产生。问题的症结在于唯理论者认为感觉经验所提供的知识是个别的、只具有或然性，感觉经验无法提供普遍必然知识，无法确保知识的逻辑确定性，因此感性知识不能称为科学知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逻辑确定性不能在感性中寻求，只能在理性中寻求，笛卡尔提出“普遍”的原则，发现“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其旨意也无非是说明必须以“理性”作为判断真伪的唯一尺度，只有理性才能提供科学知识的逻辑确定性、普遍必然性、科学有效性。因为理性的功能是发现统一性，只有把人类的所有知识放在理性的尺度上重新校正才能形成真理的体系。
但是理性如何保证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逻辑确定性呢？唯理论者认为理性这种能力不能来自感觉经验，而只能是一种天赋能力。笛卡尔认为理性的这种天赋能力在观念系统中产生一种“天赋观念”，这是一种最重要的观念。斯宾诺莎则认为理性的天赋能力自然获得与外部对象必然相结合的“真观念”；莱布尼兹则认为“天赋观念”早就潜藏于人的理性之中。所以我们
❺ 关于西方哲学史的一篇论文
康德与西方古典人本哲学的精神救赎意识
包括文德尔班、罗素在内的许多西方哲学家，都将西方古典哲学理解为某种远离日常生活、拒绝世俗功利的智慧。但是，当心灵真正浸润于西方古典人本哲学之中时，我们却在令人赞叹的智慧背后领悟到一种对人类精神深沉而执着的救赎意识。从古希腊的知识哲学、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到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可以说，精神救赎意识始终贯穿在西方古典人本哲学之中。作为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创始的康德哲学，其救赎意识上承古代传统，下开当代哲学精神救赎之先河，意义十分重大。
一、知识、信仰与灵魂救赎
苏格拉底开启了古希腊哲学以探寻自然到思索人本的重大转型。在苏格拉底看来，确立人之为人而不是自然应是哲学的根本性问题。人所以不同于自然是因为人有灵魂，而灵魂的基本规定性是理性。这就决定了追求真理应成为人生的终极意义。一个人只有用理性对待自己、对待世界，才能够正确地行动并在正确的行动中不断发现真理、不断生成理性、不断确立灵魂，从而卓立于自然之外。古希腊思想大师柏拉图认为，灵魂作为人的本质是客观的，但又是潜在的。人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能发现客观存在着的灵魂并将灵魂从潜在状态变成明确而现实的理念。因此，柏拉图反复强调人类最大的善行就是认识理念、塑造灵魂，否则人将沉沦于动物之中。亚里士多德继承并光大了前辈们的思想，更明确地指出，没有灵魂的人就不是真正的人，灵魂是人的本质界定。而人要想获得灵魂就必须依靠知识，知识是人获得灵魂的唯一途径。正是基于此，亚里士多德高度关注知识问题，最终完成了古希腊知识哲学的建造。从上可见，古希腊知识哲学重视理性、关注认识的动因之一就在于试图通过设立灵魂，拯救人类于自然之中。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在当时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中更关心人类灵魂问题，虔信人类的苦难源于灵魂的失落，唯有拯救灵魂才能在苦难中救赎人类。但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不相信理性、认识、知识可以找回灵魂。在基督教哲学看来，灵魂的失落正是人类滥用理性而导致“原罪”的结果。灵魂的复归、人类的救赎只能依靠对上帝坚定信仰和对教规的严格遵守。正是在这其中，精神救赎变成了灵魂再生，哲学成为神学。
二、普遍立法与道德救赎
自意大利文艺复兴，西方社会逐渐进入近代工业化时代。在康德之前，一方面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在科学技术推动下的工业化背景中，西方近代人本哲学集中体现为理性主义哲学。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恢复了古希腊哲学传统，重理性、重逻辑、重知识。但是，康德发现，科学技术只是人类自然力量的增长、延伸，并未在本体意义上完善人性。相反，近代工业化进程中人性正日愈沦丧。同时，康德意识到传统宗教信仰由于不能给人类以实际的知识，无异于同义反复、自言自语，所以他断定传统宗教信仰也无法真正解决人性问题。而古希腊知识哲学和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所倚重的理性、认识、知识，只能在人的现象界中发挥作用，而在人的本体界中无效，同样不能解决人性的问题。在康德看来，人性的修复只能通过道德救赎才能实现。
康德要求人们将在现实世界所遵奉的道德视为一种“普遍立法”，对人的行为起指令和监督作用。它与日常伦理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道德的“普遍立法”出自人性的内在力量，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显现，是真正的心声。而日常伦理则是外在的，是父母、教会、国家和公众舆论等权威意志投诸内心中的反应。真正的道德是自主的，依据自己对生命、社会、历史的理解、体验，而决不是履行某一权威的命令、承诺。这样，道德便成为个人自我创造和自我完善的表现，成为对属人的自由的召唤和实现，而不是自我本质的疏远与异化。在道德的普遍立法下，人避免了把自己的存在与本质依附到外在于自己的他物上去，成为他物的奴隶而失去自由。每个人通过道德把握到自己，从而也就意识到自己不再属于现象界无休止的因果联系的一部分，意识到自己属于理性世界或理想世界，洞达到自己正从感觉的现象中发现了本体的自我。世界不再是外我的、冷漠的、不可把握的物自体，而成为我的亲和的无机身体，成为确证我成为自由人的对象。
道德必定化为行为。只有行动才能最后实现人应做什么的真理，行动的依据决不是幸福而是义务。康德将这义务视为意志自律。意志自律是一切价值的宝库，它为人的行动规定了范围，并使人们的行动符合道德。义务的意志自律不存在假设，也不会造成按意志自律行动的人的压抑。相反，意志自律是实现自由的关键。每个人只有实行自己的义务，才能真正地成为自由人。而人们的自由所以能导致普遍的立法，正在于人们永远不奴役他人、无视他人的自律。在这里，对他人的义务指明了人性存在的可能性，对自己与他人的自由权利的尊敬与忠诚成为道德。尊重的对象不再是物化的功利和幻想的上帝，而是铭刻于心的责任品格。康德批判哲学中涌动着的这种道德救赎意识，在扬弃了古希腊、中世纪人本哲学灵魂救赎意识中朴素、迷信因素的同时，保留了它们的人道主义传统，并对克尔凯廓尔、海德格尔、萨特等当代哲学家的生存救赎意识产生了强烈影响，甚至深深地感动了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三、艺术活动与审美救赎
无论古希腊还是近代，西方古典人本哲学都十分重视艺术活动，把艺术活动看成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将艺术理解为对人类实行审美救赎的第一人却是康德。
康德认为，艺术的本质是审美。审美在有限的形态中生成着无限的本体。当人们处于审美中时，时刻体偿并拥有着全部生命力的洋溢和灵魂的升华，具有着解放的性质。审美不服务于任何具体功利却内在地指向某种总体性目的。这个总体性目的就是人的自由。正因为此，审美对人的生存而言具有必然性，它必然地使人产生审美愉快。这种审美愉快是人在现象界中显现了本体自由的欢悦，是对日常生活中受到各种物的束缚与遮蔽的人的解放的肯定。因而，艺术不是自然的产品，它是人类有目的性活动的成果，它在现象的、感性的具体经验中显现并确证了本体的自由。康德指出，艺术活动与科学不一样。科学是人类认知能力对经验的建构。科学活动必须以经验为界域，一旦超越了这个界域，科学便失去真理性而成为谬误。所以科学根本上是现象的、有限的，不可能表达本体的自由而只能揭示自然的必然。同时艺术也不同于一般的手工活动。手工活动是为挣得报酬，而艺术仿佛是一种游戏，不象手工活动那样被迫、痛苦。艺术的活动是真正非异化的活动，它的全部意义寓于整个过程之中，而这个过程正是通过现象的创作冲动和审美意象表达着主体的自由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的审美意象只可体悟、领会而不能分析、言达。正是在领会、体悟的创造性活动中，有限的现象显现了无限的本体，日常生活中实现了自由的拥有、享受。
在康德审美救赎意识的直接启发下，席勒创立了著名的审美教育学说，而且康德的审美救赎意识也深刻地触动了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引发他们在审美的维度上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无疑，康德开启的审美救赎意识已成为西方近现代人本哲学文化精神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❻ 关于西方文明史的论文可以写些什么啊
楼上的你这样的态度是不行的
只是一味的复制粘贴
怎么行！！
关于西方文明专史
我认为你可以属
从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
可以着重某一方面进行介绍
因为
文明的外延含义很广
包括语言
艺术
美学
历史
经济
哲学
建筑
等方面
所以
你的着眼点一定要鲜明这样的文章
不太容易面面俱到
所以
需要你的
精炼你的文字
比如说你要从
哲学入手的话
你就要
从
逻各斯
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及至近代的
哲学的体系入手
当然论文
一定要
一个
中心的论题
并且还要有一条
主线
贯穿全文
所以
对于
文明史的描述建议通过
艺术（如古希腊
文艺复兴等）
和美学
哲学
这三方面入手
当然
其它方面
也可一笔带过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❼ “西方哲学的智慧”的选修论文怎么写
(二)西方哲学的智慧不同于中国人传统的智慧
人们过去仅仅用“爱智慧”来定义哲学不过是同义反复，实则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人们又会问，什么是智慧呢?难道智慧是自明的吗?今天看来，尽管中国人有约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传统，但是在什么是智慧这个问题上，传统中国人的回答却是非常混沌的，而且也是非常偏颇的。不错，中国古代的人学——儒学，提倡了一种人类中极高尚的道德情感的生活——孝悌忠恕，但历史上真正完全按照儒家道德做人的人却绝对会被人们视为不明世故的腐儒、迂儒、陋儒、蠢儒，说白了，它并没有真正教人应对自然问题、应对社会问题的智慧，真正教人智慧的反倒是塞满中国文献仓库的大量史籍和其他诸子百家之书。中国的史籍主要描述自古以来的官场权力斗争，所以，中国人传统的智慧与其说是人学，不如说是官场斗争中的权术谋略之学，它们或许更多地是属于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等，而不是属于人学的儒家，其中充满了无任何理性可言的计谋、机变、说谎、诈骗等等。说到底，传统的中国人几乎完全把智慧理解成了人与人斗心眼、斗权术、斗谋略、斗机变的充满了非理性的工具，这与西方人所理解的哲学完全不是一回事。古希腊人哲学是从人认识自然物开始的。自然物存在的不变性(其寿命远比人长)和明显的规律性（如日月星辰)促使古希腊人创造了哲学，不像古代中国人的人学仅从认识人自身出发，最初创立的却是占卜之学的《易经》，明显带有绝对可变性的宿命，从而远离了世界的不变性和规律性。古希腊人哲学的最伟大的成就即在于首创了逻辑。什么是逻辑?即是万事万物(也包括人自身及其语言、思维、智慧等)发生、存在、发展的规律。苏格拉底、柏拉图是辩证（论)逻辑的鼻祖，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鼻祖。按照怀特海的说法，逻辑即是创造一切物质工具的(思维)工具，是发明机器的机器。传统中国人在长远的历史中忽视了逻辑的创造，也即忽视了思维工具的创造，所以，中国人迄今为止的一切所谓创造发明(包括四大发明)都带有偶然的宿命的性质，而毫不具有理论思维的必然的逻辑性，所以命定中国人在近代的历史中，只有等待具有了逻辑必然性学问的西方人来用“船坚炮锐”的方式轰开自己的大门。
(三)近代西方哲学的二元性智慧与伟大成就——科学与民主
在笛卡儿以前，尤其在中世纪的欧洲，哲学的逻辑只不过是神学的婢女，而且严格地限于主谓逻辑的演绎，而其演绎的最重要的内容又在于证明上帝的存在。笛卡儿之后不同了，笛卡儿开创了西方近代新哲学的时代。正是因此，他被尊称为西方近代哲学之父。他的成就主要有三：第一，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申明了每一个人的主体思维的自由的价值，而且人的尊严也集中体现于其自由思维并表达的权利，从而为哲学摆脱神学的羁绊和束缚发出了第一声最有力的抗辩；第二，他力主物质和思维是独立的二元(实体)，从而在人类对自然物的认识中，第一次最大可能地排除了人类自身心理特别是情绪对认识的干扰，二元论学说比前期英国的奥卡姆的“剃刀”还更锋利、更有力，从而为开创真正属于科学的机械论力学的时代敞开了大门；第三，他创立了运用代数方法解决几何问题的解析几何学，为行将出世的伟大的分析力学做出了最重要的数理奠基工作。当然，笛卡儿还有许多其他的更具体的成就，如发现了物理学中的动量守恒定律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真正要论证起来，哲学从古希腊人那里开始就是二元论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所运用的哲学范畴、概念便全都是基于二元论的：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等等。比较而言，古希伯来人的神学是上帝一元论的，因为一切都是上帝的造物；古代中国人的人学是混沌多元论的，其中最著名的模式是《易经》中的八卦和中医经典中的阴阳五行。
笛卡儿开创的西方近代哲学经过英国的洛克、休谟、贝克莱等，法国的马勒伯朗士、伽森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德国的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连续不断地共同努力和发展，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纪取得了愈来愈巨大的成就。哲学的二元论的工具完全变成了科学和民主的伟大的工具，但哲学的伟大成就在同时也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和民主的成就之后，它本身却精衰力竭了，终于到了二十世纪末，真正地不能不走向自己最后的死亡之路了。
科学的伟大成就基本上只限于人类对自然物的研究、索取和改造方面，民主的伟大成就才是哲学对人类长期以来的社会历史传统方面的贡献，可是由于哲学本身的二元论的局限，所以，哲学对人类社会与人类自身的研究成果总是带有其自身难以自我克服的二元论的悖论，或自我矛盾。正是因此，迄今为止，一切以近代西方哲学为基础的所谓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等，均是对人类自身利害同时相加的双面刃，而且它们愈是自诩为科学，它们对人类的危害也愈是显得强烈，甚至有可能陷人类于万劫难复之境。二十世纪的人类正是遭遇了这种困境，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历史困境，从而不能不宣告西方哲学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的最后的死亡。
(四)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死亡
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状况便基本上反映了上述西方哲学趋于死亡的历程。如果说在十六、十七、十八甚至十九世纪，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均为哲学家的话，这一点的确不假，像笛卡儿、洛克、休谟、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尼采等等即是明证，然而进入二十世纪，情况则大变了，最伟大的思想家已不再是号称哲学家的人物，而是不同领域的科学专家，如自然科学领域的爱因斯坦、社会科学领域的马克思(马克思虽为十九世纪的人物，但他的影响则主要在二十世纪)和心理科学领域的弗洛伊德。而被称为哲学家的人们，虽然他们中也有一些是颇为著名的，可是他们对人类的影响，尤其对人类命运的影响，却显然比其以前时代的大哲学思想家们要远为不足称道得多。很显然，这是因为哲学本身在二十世纪已经奄奄一息乃至最后死亡了。这是因为关系到人类重大命运的问题，已不再是由哲学家们提出的所谓哲学问题了，而是各个方面或领域的具体的科学和民主的问题了。二十世纪的哲学家不仅提不出这种问题，而且他们在面临诸如此类的问题时，竟然完全自觉地丧失了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愈来愈感到自己手中的工具——逻辑工具，竟然变成了不断制造自相矛盾或悖论的工具，如精英主义的悖论、民主主义的悖论、自由主义的悖论等等。总之，一切在他们认为是正面的对人类有价值的工具性的理论、观念，到了最后都有可能证明已经走向其自身的反面，甚至成为对人类有害的东西。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和其他的思想家几乎全都在这类问题面前惶惑过，他们中的部分人或许已经意识到了二元论逻辑本身的病根，意识到了哲学不能不最后走向死亡的必然的原因，但是他们却无论如何左冲右突总也走不出他们传统的二元论逻辑的阴影；他们或许也看到了人学的问题，如马克斯·韦伯和李约瑟，可是他们在自己成功的传统中涉足得太深了，不可能找到解决人学问题的办法和道路。总之，面对人类命运的新的人学的问题，哲学的确已经死了，二十一世纪应是人学的世纪，也即用人学的多元论逻辑方法求解人学问题的世纪。
(五)二元性，哲学生于斯，亦死于斯
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回看起来似乎也曾是相当热闹的，出现过不少新的哲学的“主义”和流派，如分析主义、现象主义、生命主义、存在主义、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科学哲学、政治哲学、维也纳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等。虽然主义林立，学派纷呈，但人们可能运用的逻辑在根本的意义上仍旧全都属于二元论的逻辑。以前人们爱说，哲学自古以来即是两军对战，即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战。这种说法从二元论的角度来看也只是说对了一半，因为在不同的时期，除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战，实际上更多地还有唯名论与唯实论、绝对论与相对论、客观论与主观论、分析论与现象论、形式论与辩证论、唯经验论与唯理论等等许多二元性的争论，这些二元性的论争并不能都简单地归类于唯心与唯物的论争。二十世纪的哲学论争便基本上与唯心与唯物的对抗无关，与其说是心与物的对立，不如说是形式逻辑(包括符号逻辑与数理逻辑)与辩证逻辑（包括现象学逻辑)的对立。严格说起来，后一种说法也显得牵强，因为作为现代哲学家来说，多数都看到了不同对立范畴、概念、观念等双方面的利钝，而且除了不同方法的利钝之外，更有不同对象（本体)问题的利钝。二十世纪的哲学家谁不想找到新的方法解决新的问题，以求从根本上为哲学找到新时代的出路呢?遗憾的是，西方思想家不可能走出他们自己过去曾取得过巨大成功的二元论的传统。或者说，他们过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二元论，而现在他们之所以失败，乃至最后走向哲学的死亡，也同样是因为二元论。二元论就是西方哲学的命运，它也摆脱不了这种命运，所以它只有死亡。
关于哲学的终结或死亡，其实早在十九世纪，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已经发现了。正因为有此发现，他们才合写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遗憾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企图挽救哲学的方法不是走向多元论，而是更加退回到彻底的一元论。黑格尔的正—反—合的辩证逻辑貌似突破二元论形式逻辑的多元论，其实依然是一分为二的二元论。二元论的辩证法比之二元论的形式逻辑，虽然似乎增进了对有机变迁的理解，却也同时渗进了大量有害的牵强附会甚至欺骗性的诡辩。
二十世纪，哲学死亡的阴影始终在哲学家的脑海中盘旋，一直到了近期的后现代主义者则更甚。
(六)分析哲学与现象哲学之死
维特根斯坦（1889～1951)与海德格尔(1889～1976)分别代表了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的两座高峰，而这两人却不约而同地都得出了“哲学终结”的结论。
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在方法论上基本上如上面所述分两大派。一派是英美哲学家偏重的逻辑(形式逻辑、符号逻辑、数理逻辑)分析方法；另一派则是欧洲大陆哲学偏重的辩证的或思辨的现象学方法。前者偏重形式逻辑，包括后来又得到发展的符号逻辑和数理逻辑；后者其实坚持的是辩证逻辑。所谓现象学的逻辑实质上是同时掺和了形式逻辑的辩证逻辑的变种。然而不论哪一派，它们的基础全都是二元论逻辑，谁也不曾逃脱得了二元论最终的羁绊和限制。
维特根斯坦的老师罗素（1872～1970)最早提出了逻辑原子主义(1918)。罗素与怀特海(1861～1947)曾满怀激情地想为人类的一切科学知识建构最终的符号逻辑的基础，他们合著了三卷《数学原理》，雄心勃勃地想首先为数学建构牢固的数理逻辑。可是这种梦想后来因为所谓的“罗素悖论”而破灭。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曾接过老师的接力棒，构造了世界的“逻辑图式”，后来却发现，按照逻辑图式建构的世界却失去了人类自身生活的价值，人类世界的意义存在于世界之外，除了自然科学，一切所谓的形而上学都毫无意义。这明白显示，在产生了自然科学之后，哲学就应该死掉，它已经丧失了讨论其他人生问题的价值。然而在其后期的代表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坦言，“哲学问题的形态是，‘我不知道出路何在’”，他对哲学的发现则是，“让哲学安息”吧!有人称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观是“自杀性的哲学”。
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们接过了早期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思想，继续高举逻辑实证主义的大旗，把一切所谓形而上学的命题统统判定为不可由经验证实的“伪问题”，其著名人物卡尔纳普在早期甚至因此而取消了一切价值哲学、伦理哲学的意义，视其为毫无逻辑内容的虚构，只能徒然引起人们情感和意志的波动。显然，逻辑实证主义(包括前期的逻辑原子主义和后来的逻辑经验主义)代表了“儿子”——自然科学主义对其“父亲”——西方哲学的严重的挑战甚至杀戮。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埋葬者、掘墓人。但问题在于宣布研究人类情感、意志、心理以及人类的社会生活问题的形而上学为无意义，为“伪问题”，这很容易，但却不等于人类情感、意志、心理以及人类的社会生活本身等方面的问题为无意义。自然科学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能够承担得起这项意义的研究的大任吗?如果不能，维也纳学派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科学主义的哲学，它们将何以再“活”下去?
事实是，英美一系的分析主义派的哲学，一头栽进了彻头彻尾的科学主义的科学哲学问题，它们愈来愈与解决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无关；另一头则又转向了日常语言的分析。语言是表达思维的工具，从工具回掘思维本体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也显然是必然走向失败之路，它将何以面对二元论的深渊?除了在名称、术语上挣扎，大量变换新的说法，换汤不换药，实际上毫无作为。
到头来惟一只剩下了美国人的实用主义，这是彻头彻尾的相对主义者、工具主义者、行为主义者、现世消费主义者的哲学。在这种哲学中，不仅知识是实用的工具，而且人类自身的其他一切，包括信仰意志、道德情感、友谊、爱情、亲情甚至人类自身的生命等等，也都是可以相对论价的实用的工具。到此为止，分析主义的哲学应该可以寿终正寝了。
欧洲大陆的现象学派的哲学又如何呢?
分析主义哲学基本上是沿袭形式逻辑（包括符号逻辑、数理逻辑)的道路，虽然不排除借用辩证逻辑，如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哲学，但二元论的传统是改变不了的。正是因为这一点，决定了它的必然死亡。
现象学哲学与分析主义哲学不同，基本上沿袭的是辩证逻辑的道路，虽然同样也不排除借用形式逻辑（包括符号逻辑、数理逻辑)的方法。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现象学哲学方法的创立者胡塞尔(1859～1938)于二十世纪初所提出的现象学方法实质上不过是将康德－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方法改变了一种说法。胡塞尔在康德的现象－物自体的对立范畴中，通过取消后者使之成为一体，并统称之为现象，又把笛卡儿的“怀疑一切”的方法改称为“悬搁”。然而，其实际上的现象学分析却依旧离不开二分法，例如他把人的意向性活动区分为性质与材料，又在意向性结构中区分出“理想的”和“实在的”二种等等。胡塞尔认为，摆脱哲学传统危机的途径便是抛弃传统的区分，也即抛弃自柏拉图以来直至黑格尔的一切所谓对立范畴、概念，回到事物本身，彻底以现象为研究对象。“回到事物本身”，这很诱人，但后来的种种所谓运用现象学方法的哲学研究的事实却证明，到头来并没有真正摆脱二元论传统，充其量不过是改变了表面的说法，从辩证分析变成了现象学分析、语义分析、语句分析、符号分析、结构分析等等，或把分析也索性改称为阐释，例如所谓阐释学。
比较而言，欧洲大陆的哲学家在经过了本世纪前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更倾向于关心社会、人文、心理，换言之，更倾向于研究人的主观方面，而不像英美哲学家那样更倾向于自然科学、科学方法，或更倾向于取消主观意义的客观方面。正是因此，不同于英美哲学的基于形式逻辑的分析主义愈来愈走向取消形而上学，甚至索性走向彻头彻尾的行为主义、工具主义、实用主义，而欧洲大陆的哲学家更倾向于关心生命(如生命主义)、关心存在(如存在主义)、关心社会的合理性(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等等。也正是因此，胡塞尔的实际上属于辩证逻辑的思辨的现象学方法，又被胡塞尔号称为全面回到事物本身的怀疑一切的方法，获得了后来几乎所有大陆哲学家们的青睐。
在我看来，欧洲大陆的哲学家把研究的目光指向人类自身，实际上是从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转向了人学问题。这一方面反映了欧洲思想家的某种必然的时代性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他们所运用的方法（范畴、概念、语言结构等)却深深受制于他们自身的二元论以及还原论的哲学传统。无论是英美哲学界的作为研究基调的形式逻辑、符号逻辑、数理逻辑，还是欧洲大陆哲学界的作为研究基调的辩证逻辑或现象学逻辑，它们都是属于二元论和还原论的西方哲学的传统。一方面是新型的属于多元论的人学问题，另一方面却是属于过时的二元论和还原论的西方哲学的传统，这造成了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家们几乎所有的努力最终都不得不归于失败的结局。
二十世纪哲学的努力，结果是彻底丧失了哲学本身，方法的陈旧使得即使非常重大的人学问题也被肢解为无足轻重的语言、语句、语义等等工具(方法、技巧)问题，维特根斯坦索性称之为语言的游戏。
从表面上看，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空前地热闹，号称哲学家的人数和号称哲学的著作远远超过过去几个世纪的总和。派别林立，术语新异，然而这一切，均掩盖不了它们事实上思想的苍白、内容的贫乏和方法的陈旧。美国哲学家罗蒂曾借用了一句好莱坞的行话来形容这种虚假繁荣的哲学状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五分钟的明星。”
我认为，产生这种后果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方哲学家把他们传统的二元论和还原论的哲学玩过头了，它们愈来愈远离了产生和导引哲学的绝对性基础，这种绝对性基础即生命的意志和道德的取向。离弃了这两个绝对性基础的西方哲学愈来愈走向了彻头彻尾无可救药的相对主义。本来，一定程度的相对性是必要的，但一旦变为彻底的相对主义，人类生命的存在与死亡的意义也变得荡然无存了。如此相对主义的哲学不死亡，难道还要求人类生命自身被宣判为死亡不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世界上东西方几乎同时产生了精神的骚乱。在中国，是“文化大革命”。可笑的红卫兵运动再现了十九世纪末无知的义和团运动的盲目的爱国主义。不管怎么说，义和团运动中的人们虽然盲目无知，但其爱国主义却是真实的，因为其明显反对的目标是西方入侵者，是洋教和洋人；然而，红卫兵盲目的爱国主义却是虚构的，他们反对封、资、修，可是什么是封、资、修呢?不过是彻头彻尾人类历史的虚无主义加教条主义虚构的幽灵而已。红卫兵除了拥有教条，其实是人类中最盲目也是最愚昧的一群。
在西方也同样产生了青年学生的骚乱，他们反战，反意识形态，但他们反抗的却是人生意义的丧失。西方的青年学生精神空虚，但却并不愚昧，他们的精神首领是三M，即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位新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单面人》揭示了现代化中人生意义的丧失。虽然他揭示了意识形态理性的畸形，人性的异化，意义的丧失，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给出解决的办法。青年人除了用非理性的骚乱行为对抗过盛的意识形态的理性主义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中国的红卫兵的无思想和西方青年学生思想的过于理性主义哲学的畸形化殊途同归，归于何处?归于相同的人生意义的空洞化。这种人生意义的空洞化与西方哲学的死亡正如一枚钱币的两面，是同时发生的必然的结局。
在法国青年学生的骚乱中，萨特(1905～1980)的存在主义也曾是一种催化剂。尽管萨特曾是法国青年学生反抗生命意义空洞化的精神导师，可是存在主义的哲学最终并不能帮助青年一代真正寻找到发现生命意义的道路。
存在主义在二十世纪的欧洲算是风光得比较长的一种哲学思潮，它拥有例如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梅洛－庞蒂、伽缪、马塞尔等一连串著名的哲学家。尽管在他们的思想中不乏智慧的闪光，但依然无法遏止西方哲学的死亡之车，他们的思想依然缺乏让后人继续坚持下去的生命力，他们的哲学也像他们的生命一样是短暂的。
海德格尔接受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但他不像后者那样把现象学方法归诸人的意向性的意识过程、认识论方法，而是把现象学的研究归诸人自身的存在，归诸人的存在论的目的，特别突出了人的“此在“的存在。胡塞尔批评海德格尔走向了“人类学研究”，而事实上这恰恰是后者的进步，后者悟到了哲学问题本身的枯竭，从而走向了人学的问题。遗憾的是，海德格尔在方法论上仍旧未能突破西方哲学的成规——二元论和还原论。运用陈旧的哲学方法是解决不了人学的问题的，所以最终海德格尔也未能完成自己的人学体系，虽然他为人的此在设置了有意义的三态(沉沦态、抛置态、生存态)和两面(本真面和非本真面)，有一点点向新的思维方法过渡的痕迹，例如有一点点相似于笔者所创立的阴阳三行论的对位逻辑方法。海德格尔虽然已认识到西方哲学的两极思维方式已经穷尽了一切发展的可能，但他所提出的却是走向思和诗的语言，而与分析主义的哲
❽ 西方哲学思想史2000字论文
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却抛弃了他的老师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实物的原型，它不依赖于实物而独立存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实在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质料”是事物组成的材料，“形式”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特征。就像是现在有一只鼓翅乱飞的鸡，这只鸡的“形式”是它会鼓翅、会咕咕叫、会下蛋等。当这只鸡死时，“形式”也就不再存在，唯一剩下的就是鸡的物质。柏拉图断言感觉不可能是真实知识的源泉。亚里士多德却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这些思想已经包含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方案和目的是一切自然过程的指导原理。可是亚里士多德对因果性的看法比柏拉图的更为丰富，因为他接受了一些古希腊时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因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质料因，即形成物体的主要物质。第二种是形式因，即主要物质被赋予的设计图案和形状。第三种是动力因，即为实现这类设计而提供的机构和作用。第四种是目的因，即设计物体所要达到的目的。举个例子来说，制陶者的陶土为陶器提供其质料因，而陶器的设计样式则是它的形式因，制陶者的轮子和双手是动力因，而陶器打算派的用途是目的因。亚里士多德本人看中的是物体的形式因和目的因，他相信形式因蕴藏在一切自然物体和作用之内。开始这些形式因是潜伏着的，但是物体或者生物一旦有了发展，这些形式因就显露出来了。最后，物体或者生物达到完成阶段，其制成品就被用来实现原来设计的目的，即为目的因服务。他还认为，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质料与形式的结合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这一理论表现出自发的辩证法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形式逻辑这一重要分支学科。逻辑思维是亚里士多德在众多领域建树卓越的支柱，这种思维方式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研究、统计和思考之中。当然，他也犯错误，但次数很少。 四因说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有一种「原因」关系的存在。这种“原因”观念不同于近代以来的“因果”观念，“原因”与“为什么”相对应，并不与“结果”相对应。即“目的因”、“物质因”、“动力因”和“形式因”。 「物质因」（Material Cause） 代表了一个事物从一堆零件、成分、基础、或是原料所组成的存在形式，将物质的构成追溯至零件的部分（要素、成分），接著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架构、混合、综合、复合、或结合）。举例而言，形成一尊大理石雕像的大理石等原料便是物质因。 「形式因」（Formal Cause） 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事物是由怎样的定义、形式、形状、本质、综合、或原形所构成的，解释了构成一个事物的基本原则或法则，这只是整个事物（整套原因关系）的其中一部分（宏观结构）。举例而言，雕塑一尊大理石雕像的草稿或设计图就是其形式因。 「动力因」（Efficient Cause） 指的是改变事物的动力及起因，研究「是什麼改变了什麼、而又是什麼造成了这个改变」，范围包括了所有事物间的媒介，包括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动力的起源或是被改变的事物。举例而言，将大理石雕刻为雕像的艺术家就是动力因。 「目的因」（Final Cause） 指的则是一件事物存在的原因、或是改变的原因，包括了有目的的行动和活动。一件事物的目的因是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或者说是它之所以改变的原因。这也解释了现代所谓的心理动机，包括了意志、需求、动机、理性、非理性、伦理，所有这些动机都是创造行为的来源。举例而言，一尊完成了的大理石雕像就是艺术家的目的因（目的论）。
❾ 想写一篇关于古希腊哲学的论文 应该怎么写
我提供几个思路：
1、先简要阐述古希腊哲学的起源、发展和巅峰，突出几个重要专哲学家（苏属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加斯等）的基本思想和历史贡献；
2、论述古希腊哲学对于罗马帝国的文化（古罗马的雕塑）和文艺复兴时的西欧（比如暗示着人性解放的艺术作品）的影响，评价古希腊哲学的历史地位，一般要结合史实，还可以论述它对现代西方社会文化、民族特性和社会思想的根本性影响。
3、探讨一下你对古希腊哲学的认识，分开来看，一方面论述它的进步意义，以及对当今世界的影响，比如人文关怀和道德理想；另一方面论述一下它的历史局限性，比如唯心主义等。
希望我的思路对你有用！
❿ 1000字左右有关的西方哲学的论文
2005 国内西方哲学研究
学术创造和知识生产的周期与地球公转一圈的周期并不吻合。在2005年当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的成果，通常是在一、两年前甚至更长时间之前酝酿、创造、编辑、最后于这一年度公之于世的。而且，作为学术创造和理智生活层面上的西方哲学研究，通常并不制造能够引发公众高度关注的焦点事件。因此，这一年来的研究状况很难像许多领域那样借助“大事盘点”、“焦点人物”来综述，也许更需要历史性和反思性的眼光，“瞻前顾后”，“品头论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文化事件的发生方面，管窥锥指，加以评说。2005年的国内西方哲学研究，无论是与“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张旗鼓的开展和“国学热”、“读经热”相比，还是与2004年纪念康德逝世200周年、德里达逝世以及罗蒂的学术巡游引起的关注热度相比，都要相对沉寂一些，例如纪念萨特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和保罗·利科的辞世就没有唤起值得期待的热情。然而，这恰恰是常态。
这种常态反映出西方哲学研究正处在不尴不尬的暧昧境况当中。国内哲学研究通常被分为“马、中、西”三个主要领域，似乎我们可能拥有三条脉络的哲学传统，这固然丰富了我们的哲学生活，但三者之间对话的难度似乎在增大，关系也越来越微妙。而且，西方哲学在国内不像“马哲”、“中哲”那样拥有名正言顺的合法性，却又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哲学的正统地位。这至少引发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中国学者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定位：是引介和批判，还是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展开专业性的研究和教育？进而，这一研究应当在哲学的学科建制中居于何种地位？其二，让西方哲学说汉语，无疑将深层次地丰富和改变中国人的概念框架、思想方式和表达手段，对西方哲学的消化吸收，有助于本民族哲学创造力的提升，这时，西方哲学就不仅仅是异域之思，而能够成为本土哲学内在的思想资源；可是，如何调节各种思想资源，使其间的张力不至于过分紧张，并促进有效对话和文化重建，又成为值得深思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自2003年以来受到重视，本年度也在继续。
当然，西方哲学研究仍在各类学术建制的支持下不断取得进展。2005年，外国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增加了近一倍，理论上达到20个。在有正式刊号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1000余篇，其中现代西方哲学类的论文超出西方哲学史类近一倍，在前者中最经常出现的名字是海德格尔、德里达、尼采、罗蒂、维特根斯坦等，而在后者中最经常出现的则是康德、黑格尔、柏拉图、笛卡尔，奥古斯丁是中世纪哲学中最受关注的。各种著作和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有100多部，其中译著的比重很大。大量学术成果得到了各种学术基金的支持，围绕项目和课题展开。“现象学与伦理”、“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与逻辑讨论会”、“中西哲学交流中的翻译问题”、“哲学、宗教和科学：传统与现代的视野”、纪念德里达、纪念阿隆和萨特诞辰百年以及关于皮尔士和杜威的学术会议陆续召开。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的分析哲学委员会，继现象学委员会和法国哲学委员会之后正式成立。现代外国哲学研究要比古典哲学研究活跃得多，这令人亦喜亦忧。
这一年，三部大型西方哲学史陆续问世（其中有些此前已开始出版，多数至今尚未出齐），包括叶秀山、王树人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八卷本）、复旦大学哲学系编写的《西方哲学通史》（十卷本）以及冯俊主持翻译的《劳特利奇哲学史》（十卷本）。此外，多种多样的西方思想家著作、文集、文选、研究文献的译本也令人目不暇接，出版市场相当繁荣。继《亚里士多德全集》、《柏拉图全集》、《维特根斯坦全集》之后，李秋零主持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也已出版了前四卷，两套《黑格尔全集》历经波折又开始重新酝酿出版，《杜威全集》和《尼采全集》也已开始谋划。
这又引发了第二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我们正在不断地将大量西方哲学原典和研究文献转译为汉语，这自然功莫大焉；但不可否认，这又在事实上放大了本国学者在创造力和研究水平上的差距。如果说创造力或自主创新能力并不能一蹴而就，那么研究水平却是有望逐步提高的。根据笔者的阅读，本年度发表的论文虽然不乏佳作，但总体上似乎并没有比前几年有明显起色，对学术积累的贡献也有待提升。看来还是应当认真借鉴西方同行的研究成果，在较高的起点上开始研究，避免大而化之的介绍和解说，力求清晰严谨的分析、论证及表达，并深入到西方学者的论证细节中去，因为若不把握细节，则难免流于皮相而亦步亦趋或妄自尊大，皆无法有效对话。虽然西方学者特别是英美学者技术化倾向也值得反思，但我们面临的问题却是如何提升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