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说什么是历史

Ⅰ 梁启超曾说中国历史可分为三种形态指的是什么形态

“中国之中来国”、“亚洲之中国”和“源世界之中国”
中国之中国：在先秦时期，中国处于分裂状态，交流战争在各诸侯国之间，不超过中国传统范围；
亚洲之中国：秦汉至清中后期，中国整合为大一统帝国，成为亚洲朝贡体系的中心，交流战争在亚洲各国之间；
世界之中国：近代以来，东亚朝贡体系瓦解，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

Ⅱ 梁启超为什么写下这篇文章结合历史资料谈一谈这篇文章是《少年中国说》。

因为：
八国联军侵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少年中国说》写于1900年，正在戊戌变回法后，作者梁答启超流亡日本之时。那年是庚子年，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爆发了义和团爱国运动。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组成八国联军，勾结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攻陷了天津和北京等地。当时八国联军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不能自立，只能由列强共管或瓜分。而中国人中，有一些无知昏庸者，也跟着叫嚷“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任何列强三日内就可以灭亡中国”，散布悲观情绪，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戊戌变法失败迫使梁启超逃亡日本，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变法图强的努力，到日本的当年就创办了《清议报》，通过媒介竭力推动维新运动的继续。当时帝国主义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为了驳斥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耻滥言，也纠正国内一些人自暴自弃、崇洋媚外的奴性心理，唤起人民的爱国热情，激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梁启超适时地写出这篇《少年中国说》。

Ⅲ 梁启超曾说，中国人写历史，都是帝王家事，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我不认同这个说法。

中国人写历史并不全是帝王家事。

不论《春秋》、《左传》还是之后的二十四史，中国人写历史，注重的是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不仅有帝王，更有王侯将相，谋臣能士。以《史记》为例，有《游侠列传》，记述了侠士朱家、剧孟和郭解；有《陈涉世家》，记述秦末的农民起义。之后的二十四史，也对当时的服饰、器具、技术、天文等多有记载。

我们看待历史，最忌以今人的眼光去要求古人。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不会萌生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这种论断，因此要求史书对普通民众多费笔墨是不现实的。中国有两千多年的信史，史官们能如实公正的对当朝帝王进行记载，历史记述从未中断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了。

Ⅳ 新民说的历史意义,梁启超提出新民说的原因

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反映了政府（朝廷）不是某回人说在它就在，而是要一答定合理的东西，它才是真正的政府，符合社会契约论的精神：社会各阶层通过达成一定的契约建立一个合法，被大众承认的政府来治理国家。这个政府就“正式”，“实业救国”的思想指的是建立企业发展民族工业抵制外来资本入侵的思想，而材料指的是政府（朝廷）建立的合法性问题，早超出实业救国的范畴；“家国一体”的理念是为君主专制服务，而梁启超是反对君主专制

Ⅳ 梁启超的历史背景

梁启超，生于1873年，卒于1929年，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文化名人，也是新法家、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在从政与治学两方面都成就斐然，对清末民初历史走向产生过重要影响。

三是梁启超的的世界观念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深刻意识到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观，敢于正视一个由众多民族和种族组成的世界，承认竞争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个无情的事实，阐释了一种由世界的自然法则所支配主导的全新世界观。他对传统的天朝型世界观进行挑战和批判，第一次将地理与文化结合起来，从文化地理学角度，重新定位和审视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对于沿袭数千年的天朝世界观是一次历史超越。

Ⅵ 历史人物评说总结 梁启超

赋税思想

梁启超塑像
梁启超塑像 (15张)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学术贡献

1918年与张君劢至欧洲游历，各处讲学。一生于目录学贡献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学书目表》在分类、著录上有创新，类分学、政、教，实有“西学”、“政学”两类，这个分类体系，突破了被订为“永制”的四部分类体系，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我国新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该目著录西学书籍400种，西政书籍168种，1896年成书。其他目录学著作有《西书提要》、《东籍月旦》、《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分月课程》、《东原著书纂校书目考》、《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汉书艺文志渚子略考释》等10余种。为学无所不窥，对图书馆学有独到见识。他认为应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以现代西方的图书馆学理论施之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改造，即是目录学的科学化。积极倡导图书馆事业，1922年，发起建立“松坡图书馆”，出任馆长。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任董事部部长，并发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提出了他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方向的见解。后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欲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相当于中国图书古今总志，“作古今典册总汇之簿录”，惜未完成而逝。其藏书颇丰，“海棠书屋”、“饮冰室”有书44470余册，2830余种，还有未刊稿本、私人信札、笔记等。梁廷灿等人编有《饮冰室藏书目初编》，著录古籍13000余种。1929年全部移交给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特辟“梁启超纪念室”以志纪念。[7]

Ⅶ 梁启超所说"欲求知识于域外"指什么历史

晚清时期大多数有识之士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