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怎么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A. 形成北宋历史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北宋从宋太祖时实行的一系列加强君权的措施导致了积贫积弱的状况

B. 简述中国历史怪圈的形成,原因和过程

中国古代的王朝循环曾引起很多人的研究兴趣，为什么自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便轮回往
返，一次次治乱反复而几无穷已？史家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有人说来源于中国的大一
统文化传统、文化上缺乏弹性；有人说是因为外族的武力威胁，“游牧民—定居者”的
生存竞争一次次使中国王朝死而复生、生而复死；有人说这乃肇于中国传统的等级制统
治模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经常性冲突使每一代王朝都不可能长治久安。无疑，
所有的说法都有其道理，都能解释部分甚至很多事实，但本文则侧重于经济角度，从经
济层面看，王朝的循环又该如何解释？本文想要强调的是：每一王朝在其后期形成的强
大既得利益阶层给国家税收带来的巨额损失，在掏空了国家的公共财政的同时也摧毁了
王朝的统治大厦。这一既得利益阶层与国家公共财政之间的紧张，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
本问题，其影响极其深远。

1、自耕农递减律与公共财政的短缺循环

从经济上来找原因，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理解尤其值得注意，他认为中
国古代王朝循环、帝国走不出由盛到衰周期律的根本原因，乃在于经济管理的循环，
“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 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斯塔夫里阿诺斯，
P294），而公共财政的崩溃，又直接导致帝国的灭亡。

历史在历史学家的笔下，是轻滑而明快的，一两句提纲契领、富于概括的话语，就
把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尽数罗入了其中。但历史作为一种过程，却绝没有这般
从容平淡，欢乐和幸福是怎么产生的，悲伤和苦痛又是如何生长的，牵涉到具体而微的
人和事，一切过往烟云都将浸透着迷茫和不确定，尤其对于今天站在与往日不同时间维
度观察着历史的人，联系古与今、中与外，我们因观察历史所引出的联想，就特别地有
一些不轻松。帝国的循环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历史如何诡谲地而不动声色地将前朝后世
一起串联？而过去又能给未来提供什么样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好好对历史发问。

王朝的循环、帝国的衰落，一般而言是一种综合性的结果，政治、经济、文化等等
全面凋零，统治秩序就将难以为继。但任何文明毕竟都是建筑在物质上，王朝的循环因
此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显著表现为一种经济过程。但这种经济过程又和一种文明的
政治、文化和社会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相互之间互为因果，经济过程里有社会政治
机理作用的存在，而随社会政治机理生发的某种经济过程，反过来又会强化某种政治机
理，并产生某种社会结果。

还是从公共财政的匮乏说起，这是每个王朝到其晚期之后的必发之症。而公共财政
为什么会发生短缺？把自然的因素排除在外，我们先来看一看因人为因素所造成的一些
景象。检索一下历代王朝在其晚期经济上所出现的征侯，不难发现，以下几点是共通的
：

税收大量短缺。每个王朝在其建立之初，都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安宁和繁荣，如汉朝
有“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唐朝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朝有“康乾盛
世”，宋明两代也曾有过休养生息、政治清明、国家财政充裕、人民生活安康的和谐局
面。但好景不般都不长久，每一朝代在前几任皇帝之后，由于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
业法律，税收无论是提取量还是在其现有制度维护上，都开始遇到许多困难，以至到王
朝后期，都面临开支超过税收的困难局面。

自耕农剧减。中国历代王朝更换的基本动力，是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所呼唤的平均
地权思想，对每一代王朝都有震撼力，也因为此，每一代王朝在建制伊始，都通过打倒
原有大地产拥有者、重新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土地基本能够按照人口来平
均。平均土地的结果，是在国家形成自耕农阶层，这一阶层占据着农民的大多数。然
而，这同样是暂时的，随着休养生息阶段的过去，赋税增加，自耕农逐渐承担不起生存
的压力，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让给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这一过程通常时间都不
长，到帝国后期，慢慢就形成佃农和农奴占据着农民的多数、而自耕农逐渐沦为少数的
境地。

土地严重集中。平均地权只是每一王朝初始时的景观，由于缺乏相应的商业和货币
体系作支撑和法律的制度性约束，帝国的财富总是按照马太律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而
在农业社会中，财富的主要标志就是土地占有量，那些与政治权力相勾结的大地主，在
经历几代皇帝之后，一般很快就通过对自耕农的高利货盘剥而积累起大量的地产，相
反，自耕农阶层在日益加重的徭役赋税和无法偿还的高利货的双重压迫下，逐渐失去自
己的土地主权而成为大地主的附庸，乃至到帝国后期，国家的大部分土地是被占人口绝
对少数的土地主所瓜分。

以上三点实际上是递近关联的，土地集中必然造成自耕农减少，而自耕农减少必然
导致税收不畅和公共财政匮乏。在三者之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耕农的减少，翻一翻二
千年帝制史，不难发现，自耕农递减业已成为伴随历代王朝由盛转衰过程的铁律。自耕
农递减为什么必然导致王朝的税收财政短缺？这与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的经济现实有
关。农业社会政府和人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只能是土地，而农业社会的人口多数，则为
农民。正常情况下，王朝的税收是由农民所负担，假如土地不曾集中、自耕农占据农民
的主要，帝国的税收一般不会发生大的短缺，特别是在政府实行人头税制度的情况下，
国家通常能够保持收支平衡。但这其实往往只是“理想类型”，由于没有实现“数目字
管理”，帝国的税收一方面不通畅、难以保证所有的税收都能落实，另一方面也难以对
与政治权力有纠葛的土地权贵进行管理，尤其是自耕农不堪遥役重负、丧失地权、土地
集中时，散布各地、自给自足、各成整体的农业经济，在大地主的庇护下，经常会使政
府的税收制度失灵，即使采用按土地田亩征税的方式（如唐朝的“均田制”一度所做的
那样），亦无法阻挡这种趋势。

在传统中国社会，自耕农在人口中的比重大小，事实上已成为衡量社会经济生活运
转是否良好的一个试金石。但自耕农递减律却毫不例外地贯彻了每一王朝的盛衰成败，
原因在哪里呢？这当然与传统中国社会农业经济的单一化（缺乏商业和市场机制）密切
关联，也与政治体制缺乏弹性有关。应当说并不是每一代君王都昏聩无能，相反我们发
现，不少最高统治者都看到了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基本问题，而且历代王朝都有皇帝曾
致力于予以解决，但囿于农业社会的政治经济现实，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毫不例外归于了
失败。与自耕农递减速律和公共财政短缺循环相对应，我们在统治者身上也观察到一种
国家治理模式的循环，那就是每一代王朝在其开始时都曾花大力气着手舒解土地问题，
力图土地平均，防止土地集中，大力保持自耕农在人口结构中的主体位置。最为显眼的
是明太祖朱元璋，明帝国的大厦刚刚建起，如后来的毛泽东大打“地、富、反、坏、
右”一样，洪武皇帝即“连兴大狱，打击官僚、缙绅、地方等高级人士，从朝廷内的高
级官员直到民间的殷实富户，株连极广。据有的历史学家估计，因之丧生者有逾十万。
没收了案犯的家产并把其中的土地重新分配，加上建国以来大批的移民屯田开荒，就使
全国成了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黄仁宇，P150）不仅如此，为防止当时
全国仍保有700亩以上地产的14341户地主家产不致无限扩大，朱元璋则给他们加之以很
多额外的服役义务，“这种服役名目繁多，而且按累进税的原则分派，即家室愈是殷
富，其负担也愈是繁重。比如各地驿站所需的马匹、船轿和饮食，完全出自大户供给，
一年中的供应量又没有限额，旅行的官员越多，他们的负担也越重。”（黄仁宇，
151）也因为这样的土地政策，每一代王朝在其初始，自耕农都占据着全国人口的大多
数，帝国的税收也因为人口和土地的增长而有一时的充实。

尽管几乎每一代王朝在其开始都曾对土地平均和保持自耕农数目作出过努力，但后
来的结果，却仍然是土地集中、自耕农锐减速、公共财政缺失，如此不断循环。这正是
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说的“三种社会体制”中的按社会等级排序的社会所表现出
来的典型特征，政治经济体制的缺乏开放性，使一种表面上看起来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
经济政策，也维持不能长久。仍以明朝为例，虽然明太祖朱元璋一时落实了土地问题，
但后来情况又如何呢，仍不可避免落入了历史的循环。所以尽管在明帝国岌岌可危时出
了一个大清官海瑞，但黄仁宇却非常精当地指出来了：海瑞想恢复先祖遗训的努力命中
注定是一个悲剧，他所不能领会的是，帝国的这一套经济政治系统从其发端就有问题。
明初之时的土地政策之所以能够维持，完全是靠洪武皇帝的个人魅力，而魅力的丧失也
将意味这种经济安排的失效。但第一代皇帝朱元璋去世后，你叫后世的皇帝们到哪里去
寻找类于开国皇帝的权威呢？他们的权力只是来自传统，而传统型统治理所当然意味着
对往日时事的臣服，其中包括对制定和解释这些传统的具体的人的臣服。皇帝的威权因
此已不具有绝对性，先王的老臣、现世的官僚集团，都有可能对上发难。当后世皇帝们
的统治合法性大为减弱的时候，维系在魅力型统治上的经济安排，因此再无继续有效维
护的可能。

在一个以土地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封闭性农业社会，国家的安宁和稳定密切依赖于土
地平均，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一支强大的自耕农队伍，国家的税收才能有所依靠。但等级
制的政治体制（这是农业社会的悖论：要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只能采用等级制）
又注定不能将平均地权的经济安排贯彻始终。在税收锐减、国家公共财政空虚的情况下
帝国将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历史学家早有有结论：维系着帝国统治的两大力量——官僚
体系和军队，将因为缺乏财政上的支撑而无法维持，帝国因此首先从自身体制上瓦解；
而内部不堪忍受剥削的农民在则也联合起来，为自身生存而举起义旗，这时往往又有外
族趁王朝内部的动乱而以武力来犯。在内忧外患夹击下，帝国只好分崩离析。

2、另一种私有化，另一种结局

自耕农数目下降导致每一王朝在其后期都面临财政上的困难，但公共财政的匮缺并
不表示国家财富总量的减少，相反我们倒还可以发现出另外的事实，比如唐朝，虽然其
统治者并未象明朝一样严格地平均地权，而是在不剥夺大家族所占土地的现状下，通过
其他途径开辟新土地并赠予自由农民，这种“均田制”措施曾一度中止了半封建的大地
产的增长，同时增加了国家税收，也加强了唐初时的统治。但每一王朝在其建立上百年
后都无可幸免支大于收、财政上捉襟见肘，即使在国家财富总量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如
此。是谁使得自耕农锐减并掏空了帝国的公共财政？

问题出在历代王朝的土地私有上。

我们一直习惯于认为，中国社会向来不存在私有制问题，上下五千年，各个朝代都
在压制着私有化。如果说这是与近现代西欧明确产权制度的一种对照，也不能说这种说
法全无道理，与受法律保护权利和税收义务制约的私有产权制度，在中国从未有效生
长。但若以“全豹”来否决“一斑”、认为中国社会只有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无度控制而
无私人对财产的大量占有，这却与历史曾有过的现实不符。中国古代大地主和豪强的土
地兼并，事实上也是制造了一种土地上的私有。虽然这种私有并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严
格法律保障，但土地拥有者的地契和通过与统治者共谋而获得的政治权力，一般都使土
地私有的状况能够保持下去，避免政治权力的侵扰。但中国以往社会存在的问题，也正
在这里。土地在大地主和豪强那里的集中并且私有，若有健全的财政税收制度保证拥有
大地产者亦交纳相应的税银，则土地私有尚不致对国家和社会造成大的危害，然而，传
统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所在，正是产权拥有者所亨权利与应尽义务的极端不平
衡，一方面，帝国的统治不是建立在技术上，类于黄仁宇先生所说的“高层机构”和
“低层机构”，向为中国社会所缺乏，帝国的税收因此只能大而化之，无法精确定量，
这使大地产拥有者有了逃税的可乘之机；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大地产拥有者一般
都是特权的享有者，传统中国社会的统治，本身就建筑于官僚阶级与地方乡绅豪强的合
作，大地主利用其对政府的影响力，可以有效免去大量本来要交的税务。套用现代一点
的话来说，传统中国社会里的大地产拥有者作为既得利益阶层，才真正亨有着“轻瑶薄
赋”，这种财产占有权与应尽义务的分离，导致了公共财政的匮乏，也成为中国历史王
朝兴衰荣落的基本成因。

土地事实上的私有，必然的结果，是政治权力施用于土地占有，进一步加强土地私
有的强度。在土地作为社会的主要财富的背景下，政治资源的施用所能谋取的经济利
益，最多最频繁的当然只会是土地。土地的集中造就一批既得利益阶层，这个阶层的惯
常模式，就是官僚+地产。它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家庭和家族观念有很大关联。隋唐以后
所实行的科举制度，表面上看是在中国社会创造了“机会均等”，为贫家子弟进入士绅
阶层打开了方便之门，实则不然，一句“三代出一个贵族”的习语道破了科举入仕的秘
密：没有足够的财力作为多年学习和准备的根基，甭提参加科举考试、就是读书向学的
可能性也不会存在。所以能够中举的，大多必有家庭和家族的财力在背后作着支撑，而
中举入弟，政治权力则自然向经济权力的方向回流，为家庭和家族的财富与地位跃升提
供便利。官僚和地产因此这样结合在一起。这虽然没有囊括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相勾结
的所有类型，但却最明显、明通俗、最普遍的一类，各朝情况都大略如此。仍以明朝为
例，明朝的官员退休以后，告老还张即成为乡绅，但按政府规定，仍享有着与在位时相
近的各种政治经济优待（在这方面我们又一次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惊人相似），这本身
就意味着他们在占有社会财富上比之一般人站在了更高的位势，还不仅如此，他们还以
乡谊、年谊、姻谊等等作为纽带，与其他直接和不直接掌握政治权力的权贵者保持着千
丝万缕联系，因是之故，将既得政治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对他们来说就极其自然和顺
当，比如曾作过文渊阁大学士的徐阶，退休回南直隶之后，家庭成员多达几千，通过放
高利贷等各种手段所占有的地产，据说便有40万亩。（黄仁宇，P146）权和钱自古相
通。明朝的官员通过截留“火耗”，收取“常例”，一般都能积累起一定的资产，这些
资产或可直接用来购买土地，或可通过放高利贷豪夺土地。官员有位在职时积累金钱财
富，退休后将金钱转化为土地成为土地贵族，之如此类在各朝各代皆为常识。一代王朝
开国时打倒一批乡绅豪强，但“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经过新一轮政治权力的重
构，经济资源在王朝建立几十年后亦将重新依旧安排。明朝到万历年间，一个新的土地
贵族便早就已产生了，“当年送达御前以备乙览的14000多家富户，已经为新的富户所
代替。这些新兴的富户，绝大多数属于官僚、士绅或在学生员而得以享受‘优免’，不
再承担‘役’的责任。政府中的吏员，也越来越多地获得了上下其手的机会。因为全国
的现金和实物不是总收集发，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从罅隙中漏出
来的钱物就落于这些人的手里。”（黄仁于P153）

类似的现象和过程，在各代都能发现。再如唐朝，唐朝开国时实行“均田制”，但
实际上一开始的“均田”就不彻底，对前朝形成的拥有巨大的、自给自足的、免税的地
方家族大地产，并没有予以剥夺，而是开辟其他途径如开垦战争期间被荒废的土地的方
式公给农民以土地，而且国家税收是由广大小农所承担，拥有政治权力的大地主则不需
要交税。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更是如此，“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即是一个生动的写
照。

至此我们看到，在历代王朝后期，围绕赋税全体臣民实际上分成了两类：一类是掌
握政治经济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即土地贵族，他们不必交税或少交税，并且通过高利贷
等方式对农民进行盘剥；另一类是农民（自耕农、佃农、农奴），他们在承担政府的税
务的同时，还承受着土地贵族的剥削。贫和富的这样分野，已经告诉人们帝国的财富究
竟流入了何处，并且社会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分化。这种分化实际上提示了阶级分析在
传统中国社会的现实针对性。人口居于少数的既得利益者和人口居于绝对多数的受剥削
者的存在，又会产生何种社会后果？

经济问题归根到底是利益问题。利益问题主要又在于两方面：一是生产，即财富的
创造；一是分配，即财富的使用。这两方面相互支配，其中之一发生故障，都会对另一
者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常常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后果。排他性既得利益阶层的出现、利益
分配上的不公（不等于不平均），恰恰是引发社会危机的导火索，当然，如果此时在财
富的生产上有所突破，尽管分配不公、但即使是贫弱者亦能享有一汤羹时，就如唐朝一
度所做的那样，社会危机也许也有一时缓解的可能。但在一定的时间内，土地资源毕竟
是有限度的，一方的多得必然要以另一方的多失作为前提。而从遥远的古代至20世纪上
半叶，传统中国社会的绝大部分经济和财政来源，都来自土地，一般小民的经济来源，
也非常单一，失去了土地就只能依附于人，再无其他获取生活资料的机会。贫和富的对
立因此并不仅仅表现为财富占有量多寡的对立，而更多表现为谋取财富机会有无的对
立，单纯的贫富不均在一般情况下还并不是最紧要的问题，但在贫富不均的同时假如致
富的机会亦不均等，弱势都实际上已被逼入了无路可走、无希望可觅的艰难境地，起可
反抗“为富不仁”便顺其自然。传统中国社会也因之呈现出动乱循环。

C.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朝代，每次造成朝代变迁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纵观我国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这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经历过了不少王朝，但却鲜有朝代能够存在超过三百年。当然了，此处我们所指的朝代指的是二十五史范围之内的朝代。而其中周朝、汉朝和宋朝虽说超过了三百年，但是其实也都分成了两个朝代。按照这么算，我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超过了三百年，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三、鼎盛期、衰败期

在发展期所打下的基础之上，国家会慢慢进入鼎盛的阶段，而在这个时候皇帝通常有两种做法。一是对外征战以开辟疆土，二是享乐纵欲忘乎所以。第一种只要不要过度消耗国力，还是值得认可的。但这第二种则往往会导致国家的灭亡。王朝一旦进入衰败期，君主都会想方设法进行改革、修复等，使王朝进入中兴的时期。比如，汉朝、宋朝和周朝都在迁都之后继续发展了一段时间。

D. 飞地形成的历史原因是什么

飞地，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版通俗地讲，如果某权一行政主体拥有一块飞地，那么它无法取道自己的行政区域到达该地，只能“飞”过其他行政主体的属地，才能到达自己的飞地。

飞地的概念产生于中世纪，术语第一次出现于1526年签定的马德里条约的文件上。飞地的历史成因相当复杂，具有边缘地带的某些特征：政府控制力相对薄弱，行政管理松弛且成本较高；社会经济相对落后，文化多样性色彩比较浓郁。

E. 国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它的出现是人类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急！！

国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战俘的使用。“战争”从生命起源开始，它就已经起源，比如：两个同株病毒，感染同一个活细胞，发生的“干扰”，病毒相互干扰时的抑制和对抗，是生命起源时“战争的萌芽态”……。 战争一直伴随着从生命起源到人类的起源，在国家诞生之前，战争中的成年男性战俘，是没有生存权的，皆是全数屠杀，只有妇女和儿童能够逃过这一劫难，人类在历史上的这一野蛮行为，直到800多年前的成杰思汗军事扩张时代，都还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发现，战俘，可以利用——利用战俘为部落的生存服务，战俘获得了生存权，人类社会首批奴隶诞生，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人权运动，是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人类历史的进步，第一批奴隶，尽管他们是奴隶，他们是心甘情愿的，因为他们或得了生存权，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可能就从这时开始的，有奴隶的存在就有对奴隶的管理，国家萌芽和起源。如果说，第一批奴隶，他们是心甘情愿的，但是第二代奴隶和第三代奴隶呢？他们会甘心吗？于是反抗运动开始了，有反抗就有镇压，有反抗就有监狱，“监狱”国家起源之标志，“监狱”国家机器的重要机构之一，《山海经·大荒西经》“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向西射，畏轩辕之台。”“台”监狱之原始形态，即，将人捆在树干上或木桩上，奴隶的起源，剥削制度同时起源，奴隶制国家起源，之后，奴隶制剥削制度发展到对本部落贫民的剥削。

F. 历史：汉族是如何形成的

所谓中华民族或者华族者，在古代是专指汉族的。汉人血统基本上属于亚洲蒙古利亚人，而影响汉人血统的主要是四大民族：古汉人，即秦汉时代汉人，属汉藏语系汉语语族；鞑靼人，主要包括匈奴人、蒙古人，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当然，关于匈奴人的语言问题，很多人还有不同的看法；东胡，主要有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古越人可能有马来亚语系，也可能有汉藏语系。从相貌、体质上看，古汉人方脸，面貌中正；鞑靼人圆脸，面庞较大、粗放；东胡人长脸或瓜子脸，前额大，鳃及下巴较窄，小眼；古越人肤色稍黑，眼球突出，体毛少。所以今天汉人相貌千变万化，有人博众家之长，俊美；有人集众家之短，丑陋。

此外，汉人血统中还有大量的同属汉藏语系的羌、氐、党项血统，有部分不知源头的白人血统（1019537兄认为古汉人中的白种成分源自在亚欧草原上游牧的伊朗--印度种雅利安人，在此表示感谢），以及部分突厥血统，极少量黑人血统。

不妨从上古时代开始，大约在4500年前，黄河流域出现了两支比较发达，人口众多的文明，一支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九黎部，是汉藏语系，语族不详，首领蚩尤；一支是黄河中游的诸夏部，属于汉藏语系汉语语族，首领炎帝。九黎部善于制造和使用金属武器，民风剽悍。而黄河中游一带由于自然条件适宜，土地丰沃，农耕业发达，民风文弱。两大部族势均力敌，时常发生战争冲突。

黄帝部是诸夏的一支，属于汉藏语系汉语语族，居住在西北，生存环境相对恶劣，造就了他们尚武的民风。他们不服炎帝的旗号，由黄帝率领南下，击败了炎帝，成为诸夏部的首领。因为炎黄部族本属于同一族系，故而并没有像同一时期的民族征服一样产生灭绝性的屠杀，而是实现了真正的融合。黄帝得势后，在部族内部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内部的联合和整顿，扩大部族首领的权力，安定农业生产，扩张军备，使诸夏部族得到了很大发展，形成了今天所谓的"华夏"先民。化，就是华美、华丽的意思，夏，是广大的意思。"华夏"可以理解为穿着华丽衣服，住在广阔大地上的人。

黄帝整顿华夏以后，开始与九黎部发生冲突。九黎虽然不如华夏发达，但他们拥有先进的金属武器，连续九次与黄帝大战。黄帝却从这些战斗中总结出一些用兵的法则，最终一举击败九黎，杀死蚩尤。迫使黎人南迁，从此，夏族人周围便不在有强劲的，威胁民族生存的对手，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夏人将四周落后的民族和地区称为蛮、夷、狄、戎。蛮、夷、狄、戎不是指某一个民族，而是生活在华夏族周围的相对落后的民族们的统称。

蛮，有南迁的汉语族即华夏系诸族，也有黎人南迁的一部，是后来楚人和苗瑶彝侗人的先族。夷，有东迁的汉语族即华夏系诸族，也有黎人留守故乡的一部。狄，一部可能是鞑靼人的祖先，也有一部分白人，可能是突厥人的祖先。戎，有诸夏留守故乡的一部，可能也有一支闪米特人或者闪米特与土著黄人的混血后代，也有可能是与突厥先祖同源的一支白人或混血部族。

对四周落后民族，夏人采取了相对宽松政策，不是一味屠杀或武力征服，而是将夏人分封到各处做国君，实行"华君夷民"政策。约4000～4200年前，夏人基本上取得了黄河流域的统治地位，并扩张到长江流域。此时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大禹治水，大禹不仅治理的水害，而且将夏人的统治区域划分成为了九个行政区，即"九州"。夏人开始与周遍民族融合。大禹与其子启建立了夏朝。

夏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持续了500年左右，直到公元前16世纪，生活在东方的华夏族的一个分支，也可能是夏人与黎人的混血后代的商人推翻了夏人，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殷商。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繁荣的青铜器时代。商人的统治维持了500多年，这500多年间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飞速提升，发展了比较成熟的汉语族的文字系统，同时农业、手工业、商业、艺术有了长足发，军事上开始大量使用马拉战车。东方的黎人在与夏人对峙融合的1000年中一直处于下风，在不断的反省与学习中他们的民族习性发生了质的飞跃。但被打散的黎人无法凭借一个分枝与整个夏人集团对抗，他数百年后，这些黎人便与夏人融合了，融合奠定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基础，为后来汉民族的形成创造了各种有利的条件。

夏人与黎人之间对峙从上古开始，到公元前10世纪左右，持续了1500年或更久远。这两大民族的对峙非常独特，具有鲜明的东方色彩。虽然也有战争爆发，但双方总体上却能和睦相处，谁的科技和文化先进，谁就占据最富饶的黄河中游地区。失败利承认成功者的统治地位，成功者也没有残酷地迫害失败者；文化上双方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最终形成了民族、文化上的彻底融合。 周人居住在现在中国陕西一带，其国君是夏人。但国民血统未能考证，可能是夏人一支，也可能是夏人与狄戎的混血，但语言无疑是汉语族。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周人有可能间接甚至直接受到西亚文明的影响。他们大概是中国最早接触并使用铁器的部族，3000年前，他们虽然在人口与文化上落后于商，但军事技术处于领先地位。于是在公元前10世纪，周人以反对暴政为名，入侵中原地区。他们以4万5千精锐部队击败了数倍甚至数十倍于自己的商军，一举攻克商首都朝歌，灭亡了商朝，建立周朝。

周延续并发扬了商的文化，文字和书写系统更加完善，铁器得到广泛应用，周的疆域扩张到了长江以南。在周的周边，有南方的楚蛮和西、北面的狄戎，同时，在四川盆地，古蜀人建立了国家。

楚蛮臣服于周人，楚人是诸夏和黎人混血后代的另一支，和商人相比他们没有什么显著的进步，他们十分尚武。周天子分封夏人的后代做了楚蛮国君，开始对他们实行教化、统治，并开发长江流域。事实证明这是非常有成效的举措，虽然刚开始楚君的爵位仅仅是"子"，但楚人在楚君的领导下不断扩张并与周人融合，渐渐建立了一个几乎可以与整个中国北方抗衡的国家，还称了王，试图和周天子平起平坐。

狄戎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分封，建立了一些小诸侯国，其中最大最长久的是中山国，中山人是白人，族源不可考，以酿酒著称。大部分狄戎部仍游离与周朝之外，不断侵凌，周后期渐渐形成匈奴。

因为地理关系，古蜀国与周朝联系不紧密。周朝后期，一些诸侯国实力越来越强大，周王室名存实亡。诸侯国之间不断地兼并、融合，楚人渐渐周化，古蜀被秦灭，中山也被灭，狄戎不断南侵，一部分与周人融合。汉人的雏形乍现。公元前3世纪，秦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统一了文字、度量衡、货币，疆土扩张到了珠江流域。不久秦便被汉取代，古汉人正式形成。古汉人主要有夏人与黎人融合而成，还古蜀人和部分狄戎，其中，狄戎既有黄人也有白人，黄人部族与鞑靼的祖先同源，白人部族不可考。

汉人的周边，北方有匈奴；东北有东胡；西北有白人，其中大部分与突厥同源，小部分是波斯人；南方有越人；西南有苗、彝等蛮族，苗人是黎人最后的后裔。

匈奴人属鞑靼，阿尔泰语系，基本上与汉人同时形成，稍早于汉人，并与汉人展开了数百年的对峙。匈奴游牧为生，居住环境恶劣，尚武，掌握先进的骑兵战术，虽然文明程度远不如汉人，却足以同汉人对抗。西北的白人基本上不没有与汉人发生融合，但也有一小部分习汉俗，归汉化。苗、彝等西南民族比较封闭。汉人扩张到珠江流域以后，与当地土著融合，融合过程十分漫长。

汉击败匈奴，匈奴一部西迁，一部留守降汉。汉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了大分裂大动荡时代，北方野蛮民族大规模入侵中原，而南方的汉人进一步开发珠江流域，原珠江流域的土著被汉人同化。汉族进入了第二个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大约有100万匈奴人，50万鲜卑人和其他各北方民族共计200万以上人口被汉人同化，而南方汉人同化的越人则难以统计。至公元7世纪汉人实现了第二次大统一，民族大融合基本完成。汉族的血统基本上与现代相同。

这一时期融入汉人的民族中，以鞑靼人为主，其次是东胡人和羌氐，以及少数突厥人。至于越人，难以数记。少数民族大约有300万至400万融入汉人，血统可能占当今汉人血统10％。唐代是一个非常开明且具有包容性的朝代，唐代击败了突厥，使其被迫西迁，小部继续被汉人同化。唐代还出现了来自非洲或印度的黑人"昆仑奴"，是汉人血统中具有了一丁点黑人血统，值得一提。

至宋代，鞑靼人和东胡人重新在北方崛起，契丹、女真、蒙古一步步深入中国内部直至完全灭亡中国。契丹人和党项人一部融入蒙古，一部融入汉。蒙古退回漠北后，汉人已经和现在没有什么差别了。

G. 在历史上是怎么形成的

按照马克思理论，是历史是客观的，人只是起推动作用，换个人也不一定能改变历史方向

H. 造成“历史的悲剧”的原因是什么

历史的悲剧主要源于以下几点，或者说，这些是永恒的悲剧。

1. 个人的情感一定会屈从于历史的规律。

2. 历史的规律会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

I. 什么是历史的形成

从以前的事件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熟知的古代事情，就是历史的形成。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嘻嘻。

J. 欧洲历史和中国历史之间有什么不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历史圈子有极端人士这样总结，说欧洲史就是世界史。而中国历史一直在重复着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权力游戏，是一个与世界隔离的文明。而再看看欧洲史，从亚历山大远征印度，到十字军东征，奥斯帝国的建立。中间还穿插着蒙古大军的入侵，阿拉伯文明的崛起，匈奴势力的扩张。到了后来，欧洲还搞起了黑奴贸易，到了近代，还有海外殖民地的建立以及八国联军进中国……可以说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和欧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到了近现代以来，欧洲启蒙思想以及工业运动又引领了世界，他们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其实无论欧洲历史也好，中国历史也罢，都已经是过去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没必要人为地分一个高低贵贱。我们只要从这些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来为我们今后的发展做打算就可以了。即使历史上那些事情都是假的，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不需要专心钻研历史的真实性，我们仅仅从这些故事中，让自己理性起来，摆脱狭隘和单调，就可以了。历史不是用来吹嘘的，是用来思考问题的，但今天有几个人愿意静下心来思考历史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