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勘探历史多久

A. 中国地质勘探神秘事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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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的历史沿革

1957年4月，经地质部批准，中国第一个探矿工程专业科研机构——地质部勘探技术研究所宣告成立，任子翔任所长，全所共有职工65人。1960年1月7日中华人们共和国国务院向任子翔颁发了有周恩来总理签章的任命书。1959年，勘探所迁至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地科院）东专业馆一楼，党的组织关系仍在地质部机关党委，建立了中共勘探所党支部。原技术经济研究室改名为岩石破碎新方法室，从事岩石破碎新方法的研究。
1960年9月，部领导决定，将勘探所和探矿司下属机械设计室合并，组成地质部勘探技术研究设计院，郑文才、白庆培任副院长。勘探技术研究设计院成立后，党的组织关系在地质部机关党委。7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勘探所、设计院都被卷入那场十年浩动之中。相继出现了混乱局面，党政工作处于瘫痪状态，科研工作中断，勘探技术研究设计工作遭受惨重损失。地质部决定勘探所于1966年上半年迁至周口店的计划，也因此落空。
1968年8月，解放军军宣队、工宣队一起进驻设计院（1970年5月，对设计院实行军管）；9月，对地科院实行军管。1969年11月，设计院大部分职工,按上级指示，在军宣队、工宣队安排下，以参加农村“斗、批、改”的形式到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康保县农村接受再教育至1970年5月。
1969年勘探所革委会成立，仲立玉同志任革委会副主任。4月勘探所被下放到江西省峡江县水边公社坑西生产队地质部“五七”干校。
1969年10月，上级确定将勘探所档案、资料、图书等装箱运至湖北宜昌市地科院地质矿产研究所存放。由于当时气氛紧张，时限短，包装、托运仓促，加上保管不当，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1970年2月19日，中国计委地质局以“（70）地军代第26号”文，关于科研单位战备内迁问题批复地科院。文中明确写着：“勘探所及地质所绝对年龄组迁往湖北宜昌；地质所（不包含绝对年龄组）与矿床所并为一个所与力学所一道迁往陕西蓝田。情报所与院部的搬迁应视蓝田基建的进度而定。暂时留京少量人员和设备，在任务完成后亦应视情况组织调整搬迁。”
正当勘探所搬迁宜昌的准备工作完成，整装待发之时，国家计委地质局（71）计地科第31号文又令改迁陕西蓝田县薛家村。与此同时，国家计委地质局军代表约见时在江西“五七”干校的郑文才同志，责成其在陕西蓝田县薛家村以原勘探所和设计院的人员为主组建探矿工程研究机构。
1973年4月，中共勘探所党委会成立，郑文才同志任党委书记，金兆来、阎新年同志任党委副书记。1975年10月，渭南地区革委会与地科院协商后，国家计委地质局批准郑文才同志兼任革委会主任，金兆来、阎新年同志兼任革委会副主任。
1974年5月后，由于远离上级领导机关，在蓝田驻地无法开展工作，科研工作决策举步艰难，所的指挥中心自觉不自觉的逐渐转回北京，大家挤在地科院东专业馆一楼勘探所仅有的几间办公室内工作。此后，特别是1976年9月后，勘探试验站便成了勘探所指挥中心所在地。
1977年12月21日，地科院（77）地科党第183号文“关于改变院及所属各所（馆）长职称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将现任地科院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及院属所（馆）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分别改称为院长、副院长，所（馆）长、副所（馆）长。”从此，“文化大革命”的产物——革委会在勘探所即行消失，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即分别改称所长、副所长。
1978年4月22日，国家地质总局地办（1978）320号文通知，决定将勘探方法与勘察手段方面的科研单位——勘探所（包括周口店勘探试验站）、物探所、原西南所七室、150工程组等，隶属地质部勘察技术研究设计院领导。从此，勘探所脱离地科院。
1980年，地质部按照“党要善于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科学技术业务工作应放手让所长、副所长分工去做”的精神，对勘探所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地质部地党（1980）681号文，任命郑文才为党委书记（司局级）；任命王德茂、耿瑞伦、张扬才、曾德鹏、邹知华为副所长（副司局级）。这次调整班子，将王德茂、耿瑞伦、曾德鹏、邹知华4位有实践经验，学术造诣较高的技术干部提到所领导岗位上，在勘探所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1981年7月，廊坊新所址基建任务中的主要工程已经完成，具备了开展科研、工作、生活的条件。
1984年6月，地质部探矿工程装备工业公司工计基（1984）14号文批复，同意勘探所建造综合楼、实验室，面积3900M2。第一期建设任务完成后，在100亩地的范围内，建成科研生产和生活两大区，基建总面积29224M2。从此使科研、生产、生活等方面的设施具有了相当规模。
1985年，地矿部又决定将钻探机械研究室、选矿设备研究室、试验工厂划归地矿部经济研究中心（其前身为地质部勘察技术研究设计院），从1985年8月31日，正式脱离勘探所。是年，地矿部批准勘探试验站更命为“地质矿产部探矿工程研究所”。
1986年3月24日，国家科委发布“关于科研单位分类的暂行规定”，规定中的第二条指出：凡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工作（含试验发展、设计与试制、推广示范与技术服务及小批量单件常规生产）和可在渴望取得实用价值的应用研究工作的单位属技术开发型。按此，勘探所被定为“技术开发型单位”。
1990年8月22日，国家科委、财政部、国家税务局“关于技术开发型科研单位性质的通知”中特别对技术开发型科研单位实现事业费减拨到位后的性质进一步予以明确。
1999年7月，中国地质科学院重组，研究所划归重组后的中国地质科学院领导。
2000年4月，所领导班子调整，甘行平任所长、党委书记，张金昌、刘三意分别任副所长。
2001年11月，根据国科发政字[2001]428号《关于对水利部等四部门所属98个科研机构分类改革总体方案的批复》精神，地科院正式确定为全国公益类科研机构分类改革首批启动单位，我所为5个整体转为科技企业的单位之一。

C. 中国早期区域地质调查的历史简述

吴凤鸣

( 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顾问)

一、我国古代学者的地质调查

中国区域地质调查，最早应首推明代地学家徐宏祖 ( 1587 ～ 1641) 以惊人的毅力，主要靠步行，在我国西南地区分属湘、桂、黔、滇一带进行了地质调查，特别是对岩溶( 喀斯特) 地貌、温泉等做了系统调查研究，撰成我国古代地理名著 《徐霞客游记》，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科学遗产，并为我国岩洞学奠定了基础，被世界学坛誉为喀斯特学、岩洞学重要文献; 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科学遗产，并为我国岩洞学奠定了基础。

二、外国地质学家来华的考察及其报告的借鉴

运用近代地学方法在中国进行地质考察，发端于外国人，1840 年鸦片战争后，各列强纷纷派地学人员以各种不同方式来华进行地质考察，其中影响最大的，有:

( 1) 英国金斯米尔 ( 1837 ～1910) ，1861 年来华，曾到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等地，懂矿物学和汉学，1868 年在南京、镇江考察; 1887 年应山东巡抚的聘请，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因而对我国黄土做过调查与研究，力主水成说，反对风成说。回国后，于 1888 年 12 月 23 日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 “中国之地质”专题报告，有一定影响。

( 2) 法国植物学家戴维 ( 1826 ～ 1900) ，于 1862 年来华，主要旅行于内地，到过西藏东部以及蒙古地区，采集了大量的动物、植物、矿物标本，全部赠送给巴黎博物馆，发表过 《中国的旅行》及 《蒙古的旅行》。

( 3) 英国达维德 ( David，J. P. Armand，1826 ～ 1900) ，1926 年来华，主要活动地区是西藏东部和蒙古地区，采集大量动植物化石标本，其中有一些是新种新属，有一定研究价值，全部赠与博物馆收藏，著有 《中国之行》( 1866 ～1897) 和 《蒙古之行》;

( 4) 美国的地质学家庞培利 ( 1837 ～ 1923) ，1863 年来华，1865 年返美，1866 年发表在华的地质考察报告 《1863 ～1865 年在中国内蒙古与日本之地质研究》; 在考察中，他发现我国东部沿海山脉走向呈 NNE—SSW，从山体结构上看，这是一种极独特的现象，他从 “黄陵背斜”概念得到启发，把这个构造线命名为震旦线，也称为 “震旦上升系”，创用了中国地质构造学上一个专用术语，影响深远 ( 详见吴凤鸣 《1840 ～1911 年外国地质学家在中国的调查与研究》; 《1911 ～1949 年来华的外国地质学家》， 《中国科技史料》，第 13 卷，第 2 期，1992; 及第 11 卷，第 3 期，1990 年) 。

( 5) 德国的李希霍芬 ( 1833 ～ 1905) ，他 1868 年再次来华，精心设计了 7 条考察路线遍及我国 18 个省 ( 区) ，从 1872 年回国，到 1882 年，共出版 5 卷集 《中国》，是一部我国早期区域地质调查宏著，另有两卷图册。他把 “震旦”一词引入中国地层系统，建立了 “震旦系”，“五台系”对中国古老地层研究，影响深远 ( 参见吴凤鸣: 《一个德国人笔下的中国地质》，《地质勘查导报》，2005 年 10 月 11 日) 。

( 6) 美国地质学家维理士 ( 1857 ～ 1949) ，1903 ～ 1904 年在华进行地质考察，于1907 ～ 1913 年发表 《在中国的研究》 两卷三册，对中国构造地质学以及地层划分，影响深远。

( 7) 奥匈帝国时代的地质学家洛川，1877 ～ 1880 年在华进行地质考察，1893 ～ 1899年发表 《施欣尼亚洲东部科学考察报告》，共三卷 ( 参见吴凤鸣: 《中国早期地质学史研究的特点》，《第 7 届国际科学史会议论文集》，2006 年) 。

( 8) 俄国地理学家、苏联地质学家奥布鲁契夫 ( 1863 ～ 1956) ，从 1892 年开始曾 4次来华，对我国东北西北地区地质研究颇有影响，发表有 《从恰克图到伊宁》、 《祁连山山脉概要》、《中亚，中国北部及中国祁连山》等 ( 参见吴凤鸣: 《苏联著名地质学家奥布鲁契夫院士》，《科学通报》，1956 年，第 7 期) 。

( 9) 瑞典地理、地质学家斯文·赫定 ( 1865 ～ 1952) ，从 1885 ～ 1930 年曾 5 次来华进行地理地质考察，其中主持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遍及我国西北西藏、新疆地区，发表有 《穿过亚洲》( 1893 ～1897) 、《西藏》( 1898) 、《横越喜马拉雅山，在西藏的发现和探险》( 1909) 两卷集，《探险家的自传》( 1925) ，《越过戈壁沙漠》( 1931) ，《丝绸之路》( 1938) ; 1901 年偶然机会，发现了沉睡已久的楼兰古城遗址，挖掘出汉魏晋木简残片、钱币、东方丝绸残片、西方毛织物残片、中亚希腊化的艺术风格的木雕残片等 ( 参见吴凤鸣: 《创业·开拓·贡献》，《中国矿业报》，2007 年 2 月 1 日) 。

( 10) 德国地理学家斯坦因 ( 1862 ～ 1943) ，于 1900、1906 年来西北进行考察，1912年发表 《中亚及中国西部探险记》，《沙埋和田废墟记》。

( 11) 日本人有小川琢治、横山又次郎、小藤文次郎，其中有

1) 石井八万次郎，三次来华在沿长江、汉水进行地质考察

第一次 于 1912 年，在大冶、宜昌、三峡地区;

第二次 于 1913 ～1914 年在汉口、岳州、长沙以及资江流域;

第三次 于 1915 年在应城、鄂皖边界地区;

1910 年发表考察报告 《楚蜀之山形地质说》。

2) 野田势次郎于 1912 年来华，是以东京地学协会名义，主要在华南地区进行地质考察，考察报告于 1917 年发表，题目是 《支那地学调查报告》共两卷，主要内容包括: 三峡地区和湖北东南部 ( 大冶、阳新地区) 两大地层系统; 对调查区域火成岩划分为花岗岩、花岗斑岩两大类; 把湖北划分为 5 个构造区，即鄂北区、宜昌区、鄂西区、鄂中区和鄂东区，分别阐述各区的地质构造特征。1920 年编制成 《南支那地质图》。

( 12) 另外，相继还有 10 个 “科学考察团”组团集体来华进行地质矿产考察。

1) 1866 ～ 1868 年法国儒伯尔特越南考察团，进入中国;

2) 1877 ～ 1880 年匈牙利施欣尼科学考察团;

3) 1892 年俄国波塔林率领的 “蒙古和中国考察团”;

4) 1893 年罗勃罗夫斯基 “中亚考察队”;

5) 1895 年法国组织 “中国经济考察团”;

6) 1899 年俄国普热瓦尔斯基中亚科学考察团;

7) 1899 ～ 1901 年蒙古 － 西藏考察团;

8) 1900 年中亚和中国西部考察队 ( 斯坦因) ;

9) 1921 ～ 1935 年 美 国 自 然 历 史 博 物 馆 中 亚 考 察 团 ( Conteral Asiatie Epedetion ofAmerrican Musem Nature History) ，由于条约不平等，遭到中国学界的反对，仅在蒙古地区进行考察;

10) 1923 ～ 1935 年中瑞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 (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瑞方团长为斯文·赫定 ( A. Sven Hedin，1865 ～1952) ，中方团长是袁复礼院士，考察成果，在瑞典出版 “Report Sino-Rwedish Expedition”，在 80 年代就出版 50 余卷，关于考察团成就已有专题研究。

( 13) 几所重点大学聘请来华的地质学家:

1) 北京大学于 1917 ～ 1918 年聘请美国地质学家亚当斯 ( G. Adams) 讲授地质学、矿物学、矿床学等，1917 年捐赠簿装书 160 卷，纸装书 200 卷，1920 年又增历史文学方面书 1045 卷; 1920 年聘请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 ( A. W . Grabao，1870 ～1946) 担任系主任，讲授古生物学和地层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古生物学人才;

2) 北洋大学聘请美籍德瑞克 ( N. E. Druke) 除教学外，还在 《地学杂志》 上发表《论地质学之构成与地表之变动》;

3) 1935 年中央大学聘请匈牙利地质学家贝克 ( H. Backes) ，担任大的构造学和沉积学教授，并去四川进行地质考察;

4) 山西大学 聘请 瑞 典 纽 鲁 姆 ( E. T. Nystrom ) ， 东 南大学 聘请 瑞 士 学 者 巴 勒 加( A. Parejas) ，广州大学聘请耶克尔 ( O. Jacke) 等。

有关外国人来华进行地质考察，笔者已在 1990 年 《中国科技史料》有专文发表，这里就不再重述。

三、我国学者开创中国地质调查工作

我国地质事业虽说起步较晚，但是，开创地质事业的我国地质学家，却都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名牌大学著名地质学家培训的，他们都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地质实践经验，“名师出高徒”，因而他们为早期中国地质调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 1) 清代末，最早留学美国的邝荣光 ( 1863 ～ 1965) 1872 年赴美，在拉法叶学院学习地质矿业，1881 年召回，回国后，在开平煤矿、林城煤矿总工程师，招远、宁海金矿等会办，山西同宝煤矿公司总经理，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总勘矿师，最早在河北省境内，进行过地质调查，取得可喜的成果。于 1910 年在中国地学会主编的 《地学杂志》上发表《直隶地质图》( 1∶ 250 万) ，《直隶矿产图》，《直隶石层古迹》，是我国第一张古生物图版( 参见吴凤鸣: 《中国古生物、地层研究早期史料》，《地层》杂志，1985 年，第 1 期) 。

( 2) 吴仰曾 ( 1862 ～ 1939) 伦敦皇家矿冶学院毕业，他本也是于 1881 年被召回的120 位幼童之一，1886 年被李鸿章重新派往英国，1895 年毕业回国，是这批留学生中唯一完成学业的幸运者，回国后，曾在开平煤矿、热河银矿，1895 年派往南京附近煤矿、铜矿进行地质工作，1897 年又被派往浙江进行地质矿产勘查，在奉命于湖北勘查大冶银矿时，力求采用先进新技术，提出: 依线道形势开深 30 丈以下，必有银矿可采，取得良好成效，提倡用西法冶炼，即用始化炼银法，提高了效力。

他在以上矿区历任总工程师、矿物局局长等要职，显示出他已具有现代地质冶炼理论知识，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其他还有邝炳光 ( 1863 ～ ?) ，等等。

( 3) 鲁迅、顾琅 1898 ～1809 年在南京路矿学堂学习地质时，曾在附近煤矿进行实习过，搜集一些五颜六色的岩石和矿物，保存在鲁迅博物馆 ( 参见吴凤鸣: 《介绍鲁迅的三篇地质学论著》，《地质学史论丛 ( 一) 》，1986 年及 《关于顾琅及其地质矿产著作评述》，《中国科技史料》，1984 年，第 4 期) 。

( 4) 我国地质事业创建人之一章鸿钊 ( 1877 ～1951) 于 1909 年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地质科学习，授业于知名的小藤文次郎和横山又次郎。1910 年为撰写毕业论文，利用假期搜集资料，在杭州富阳、临安、于潜、天目山一带进行地质考察与研究，撰成毕业论文 《浙江杭属一带地质》，原文为英文手抄本，现存东京理科大学，全文 145页，附有地形图、岩石显微照片、古生物图版，其中地层剖面图和构造剖面，线条精细准确，主题明显，十分自然美观。我国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院士存有复制本，并高度评价说: “可作为我国早期区域地质调查与研究的范本”( 参见吴凤鸣: 《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章鸿钊》，《中国科技史料》，第 15 卷，第 1 期; 《章鸿钊传》， 《中国现代科学家传》，第 3 卷，1994 年) 。

( 5) 我国地质事业创建人之一、“多维”学者丁文江 ( 1887 ～ 1936) ，1906 年考入英国剑桥大学，1908 年转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地质学 ( 主科) ，1911 年毕业返国，在海防登陆，乘滇越路火车入云南到昆明，取道滇黔湘驿道，过马龙、沾益、平彝，入贵州境，经过亦资孔、毛儿河、郎岱、安顺，到达贵阳。从贵阳经龙里、贵定、清平、黄平、施秉、抵镇远。沿途用指南针测草图，用气压表测高程，进行了他第一次边远地区的地质考察，获得岩石标本、图片以及化石标本等。

1913 年他主持中国第一个培训地质人才的学校———地质研究所时，特别重视野外实习，倡议每周必去野外实习一次，作为必修课，由当时教员章鸿钊、翁文灏、丁文江等带领对北京西山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地质考察，在教员指导下，集体测得 1∶ 10 万份地质图，并撰成著名的 《北京西山地质志》，成为早期北京第一部区域地质志。

同年，他与德国人梭尔格 ( F. Solger ) 、王锡宾赴太行山地区及沿正太路进行地质考察，沿途填绘地质图，进行了系统的地质工作，后来编写成 《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报告》。

1914 年，经农商部批准再去云南东部作地质考察，以一年的时间，遍及滇东、滇北各地，重点调查了个旧的锡矿和东川的铜矿。测得 《个旧县地质图》、 《个旧附近地质总图》、《个旧锡矿区地质概要图》; 发表 《云南东川铜矿》专文，撰成 《改良东川矿政意见书》; 两渡金沙江，调查研究了四川会宁、会理一带的地质矿产。众所周知，滇川黔三省交界地区，地形复杂，自然条件恶劣，十分艰苦，每天 “以管窥天，以锥指地”，采集了大量化石和标本，绘制各类地图。同时，对西南地区地层也做了深入研究，认为云南曲靖的妙高山层，是我国当时能称得上志留系的唯一地层，此行成果纠正了法国戴普拉德错误论断，为建立滇东地层系统奠定了基础。1922 年向第 13 届国际地质大会提交了 《滇东的构造地质学》论文，文中列举出龙爪山脉、扬子弧之红色高原、鲁南山脉、扬子江之变质杂岩、东川侵蚀平原、牛栏江之褶皱山脉、宣威高原、东经 104°以东之交界山脉、罗平高原等 9 个构造单位，均论其构造特点。

1928 年，受铁道部之委托和广西政府的邀请踏勘川广铁路线，探查广西矿产，其范围甚广，包括中部和北部，重点考察南丹河池锡矿及迁江一带煤田，特注重地质构造和地层系统的调查与研究。他主编的 《徐霞客游记》出版及其实际考察，被誉为 20 世纪的徐霞客。

1929 年，有地质调查所组织力量，再度进行西南地区的地质考察，由丁文江任总指挥，力量强劲，其中有黄汲清、赵亚曾、李春昱、曾世英、谭锡畴、王曰伦等。

考察人员从北京出发到重庆，经桐梓至遵义西行，再往东至贵阳，经都匀、独山，入广西南丹，经平丹返贵阳。这次地质考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他三次边陲考察的最后一次，更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地质考察。

就在这次考察途中，年轻地质学家赵亚曾 ( 1898 ～1929) 于 1929 年 11 月 15 日在昭通县佛德盛客栈，不幸遇匪殉难，他深感悲痛，见 《挽赵予仁》七律四首:

“三十书成已等身，

赵生才调更无伦。

如何燕市千斤骨，

化作天南万里尘”。

这次考察的目的、内容和成果，在 1929 年 8 月 3 日给胡适信中有所阐述，信中说:“我这次到西南去，抱了几个志愿。第一是把广西和云南的工作连接上———我去年在广西，颇有重要发现，……这种发现，把从前在云南的观察也证明了一大部分。把各种问题完全解决，非到两省交界的贵州去不可，钦渝铁道是打通川粤交通的唯一方法，也就是解决西南经济问题的唯一方法。……我认为唯一的路是在贵州。……铁路只上一半的高山，大定、黔西有有价值的煤田，……乘此把钦渝路线根本解决了，把西南的交通和经济做一个具体方案……”( 参见吴凤鸣: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地学先驱》，《中国矿业报》，2000 年6 月3 日) 。

( 关于丁文江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一场 “科学与玄学”论战，作为科学派主将的事迹，笔者另有专文发表) 。

1913 ～ 1916 年地质研究所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视野外的地质考察，由老师带领下，3年中 21 ～22 位学员，分别走遍了大江南北，进行了地质考察，获得大量地质资料，1916年，在大量考察报告和毕业论文的基础上，由章鸿钊、翁文灏两位老师主编成 《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于1916 年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地质学家进行地质调查的成果，第一本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凸显出我国地质事业开创时期的水平。

全书共 6 章:

第一章 运用图表反映考察与研究的范围;

第二章 地层系统: 从太古界 ( 宇) 、元古界 ( 宇) ，寒武纪，到第三纪 ( 古、新近纪) 、第四纪;

第三章 火成岩，论述各类火成岩及其时代;

第四章 构造，主要以煤田构造为主;

第五章 矿产，以煤和铁矿为主，在结论中特别论及金属成矿理论，凸显出主编者的高水平;

第六章 结论，南北地层概述，各时代地史变迁，中国矿产与地质的关系。

文前附有两位主编的序言，阐述了学员们 3 年间勤奋学习和艰苦的野外实习的历程;《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是由 90 余份各地地质调查报告选编而成，是全体师生 3 年间野外地质调查的结晶。

参与地质实习的学员有: 王竹泉、谢家荣、叶良辅、谭锡畴、李学清、周赞衡、朱庭祜、李捷、徐韦曼、徐渊摩、刘季辰、卢祖荫、赵志新、仝步瀛、唐在勤、马秉驿、刘世才、赵汝钧。其中有 11 ～13 人分配到地质调查所，从而充实了调查所的力量，调查所才得以有计划地开展了全国性的地质调查工作，到新中国成立的 1949 年，33 ～36 年间，我国地质调查事业，取得了令人称赞的丰硕成果 ( 详见吴凤鸣: 《我国地质学家第一部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地质勘查导报》，2007 年 4 月 5 日) 。

1996 年为庆祝她成立 80 周年，出版了 《地质调查所 ( 1916 ～ 1950) 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贡献》，这是一部权威性的论著，从书中可以了解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老一辈地质学家的创业精神。

D. 地下17000米：中国地质勘探神秘事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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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我国地质勘查现状与成就

一、地质找矿成效显著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建设需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地质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找矿，为矿业迅速崛起服务。广大地质工作者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大庆油田的发现，使我国甩掉了贫油的帽子。白云鄂博稀土—铁矿、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德兴铜矿等一批大型—超大型矿床的勘查，为我国原材料工业体系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地质矿产工作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先行和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为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提供了资源保障。近年来，尤其是地勘队伍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实行公益性与商业性地质工作分体运行，探索构建地质找矿新机制。国务院批准实施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取得重大进展。在西南“三江”、雅鲁藏布江等重点成矿区带形成了一批大型、超大型矿产资源后备勘查基地。海域和陆地新区油气及新能源调查取得新发现，对全国矿产勘查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截至2009年底，我国现已发现171种矿产资源，查明资源储量的有159种，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总量约占世界的12%，居世界第三位。

国土资源大调查以来，发现和评价了一批大型、超大型后备勘查基地，对全国矿产勘查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通过国土资源大调查的实施，新发现矿产地800余处，其中大型以上60处。新增一批重要矿产资源量（333+334₁）：铁矿石20亿吨、铜4054万吨、铅锌9518万吨、锡300万吨、钨69万吨、金1278吨、钾盐7124万吨。

大调查充分发挥在地质找矿中的先导作用，一批重大发现引导社会资金及时跟进。在华北陆块成矿区形成了100亿吨的铁矿资源远景区，在冈底斯成矿带形成了2000万吨以上的铜矿资源远景区。勘查了西藏驱龙铜矿、云南普朗铜矿、辽宁大台沟铁矿、安徽泥河铁矿、四川砂西银铅锌矿、新疆罗布泊钾盐、辽宁青城子金矿、青海大场金矿等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大型超大型矿床，评价了新疆白干湖钨锡矿、西藏金达铅锌银矿、湖南骑田岭锡矿、豫西南铅锌银矿、闽中铅锌矿等一批重要资源富集区。

目前，新疆罗布泊钾盐已开发形成生产基地，滇西北铜矿和西藏驱龙铜矿也在规划开发中。新疆伊犁、吐鲁番、内蒙古二连等盆地可地浸砂岩型铀矿有望形成新的能源资源基地。

通过以大调查为先导的矿产勘查工作，深化了对16个重点成矿区带地质背景、成矿规律认识，确定了新疆祁漫塔格、西天山、西南天山乌拉根、内蒙古二连—东乌旗等10处资源远景良好的重点找矿工作区，和西藏班公湖—怒江（铜铅锌多金属）、扬子周缘（扬子型铅锌矿）、华北陆块（鞍山式铁矿）三个新的重点成矿区带，提出了东北松辽盆地外围、西北银额盆地、西南中上扬子盆地和青藏高原羌塘盆地等四大油气资源新区。

二、基础地质工作程度明显提高

基础地质调查与研究程度明显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实现了中比例尺陆域区域地质调查全覆盖，获取了海量的区域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数据。地质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为提升对地球的认知和探测能力提供了有力保障。

为资源勘查、重大工程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料。1:25万区域地质调查（含实测和修测）完成470万平方千米，为陆域面积的49%，中比例尺区域地质调查实现陆域全覆盖。1:5万区域地质调查完成24.2万平方千米，累计完成204万平方千米，为陆域面积的21%。

1:100万区域航磁调查和区域重力调查基本实现我国陆域覆盖。1:20万区域重力调查完成106万平方千米，累计完成400万平方千米，为可测面积的45%。1:20万航磁调查完成80万平方千米，累计完成540万平方千米，为可测面积的58%。1:50万区域化探完成33万平方千米，累计完成135万平方千米，为可测面积的16%。1:20万区域化探完成99万平方千米，累计完成559万平方千米，为可测面积的74%。1:25万多目标区域化探完成160万平方千米，为可测面积的36%。

三、海洋地质调查取得重大突破

成功实施我国天然气水合物钻探井，获取天然气水合物实物样品，初步预测我国南海北部陆坡天然气水合物远景资源量为185亿吨油当量。开展海洋油气新区调查，在南海北部发现厚度超万米的新生代沉积地层，东海陆架盆地南部存在侏罗系一白垩系含油气系统，具有良好油气勘探前景。1:100万永暑礁幅、南通幅海洋区域地质调查示范图幅的完成，为全面开展我国管辖海域区域地质调查奠定基础。

四、地下水资源勘查评价取得重要进展

完成新一轮全国地下水资源评价和北方主要盆地平原区地下水及其环境问题调查评价，查明全国地下淡水天然补给资源约为每年8840亿立方米，地下淡水可开采资源为每年3530亿立方米。西部严重缺水和地方病地区地下水勘察，解决了1150多万人饮水难题。鄂尔多斯盆地地下水资源勘查，为国家能源化工基地评价了43处大型、特大型远景水源地。初步查明西南岩溶石漠化现状，建立了80多处地下水开发和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工程。开展长江、黄河、淮河等大江大河流域环境地质调查，为区域经济规划、环境保护和建设提供了基础资料。

五、重点地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初步建立

地质灾害调查、监测与预警工作成效显著，为预防和减轻地质灾害提供了重要基础。相继开展了国家级和省级地质灾害预报预警工作，初步建立了重点地区地质灾害专业监测和群测群防的监测预警体系。

完成了1640个山区丘陵县（市）地质灾害调查，初步摸清了10多万处地质灾害隐患的分布，圈定了防治地质灾害的重点区域。在西南山区、西北黄土高原和湘鄂桂等地质灾害高发区，开展62个县16平方千米的1:5万地质灾害调查。建立了群专结合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示范区，推进群测群防预警体系的建立和全国汛期地质灾害气象预报的开展，2003～2008年共成功预报地质灾害3500起。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华北平原、汾渭地区开展了地面沉降和地裂缝调查，初步建立了专业监测网络。完成全国重要矿山环境调查评估11万个，初步摸清了矿山环境现状，为矿山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提供了依据。

六、地质工作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展

多目标地球化学调查首次系统地获得了31个省（区、市）160万平方千米土地54种元素指标的高精度数据。全面调查了我国土地质量状况，取得了农田、河流、城市、湖泊湿地、浅海等生态系统的区域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成果。开展全国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质量评估，对土地进行地球化学等级划分，在科学合理施肥、名优特农产品开发、地方病防治、环境保护、矿产资源潜力评价、第四纪基础地质研究等方面获得广泛应用。

城市地质调查系统查明了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杭州等重大城市的地下三维地质结构，获得了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地面沉降、地下水开采等数据，对地下空间开发地质环境适宜性进行了评价，建立了城市三维可视化的地学信息管理和服务系统，为城市规划、地下空间利用、工程建设、灾害防治等提供了重要支撑。

七、原创性地质科技成果丰硕

地质调查的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共有2个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6个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8个项目获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一等奖。青藏高原深部地壳结构与构造演化、高原隆升与古气候变迁等科学问题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大陆岩石圈三维结构研究，首次全面系统地划分了中国岩石圈构造单元，揭示了岩石圈三维结构及演化规律。长兴、宜昌等8个“金钉子”剖面获得世界地层委员会和国际地科联的批准。以热河、关岭生物群为代表的古生物研究进入世界前沿，在Nature和Science发表论文6篇。编制出版了数十种全球、洲际、全国及区域性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矿产、水文地质等系列图件。区域成矿理论研究、找矿模型研究和成矿体系、深部地质与结构探测、盐湖地质与盐湖资源、岩溶与环境地质等领域的研究取得显著进展。

自主研发了多台套地质调查急需的勘查仪器装备，成功构建了深部找矿勘查综合技术体系。集成了一套实用的航空重力勘查系统，自主研制具世界先进水平的航空氦光泵磁力仪，引进集成了实用化高精度机载POS系统，研制了手提式高灵敏度井中X射线荧光仪，便携式近红外光谱仪、轻便普查型幅相仪系统和井中高精度质子磁力仪样机，全液压动力头岩心钻机，实现了空中—地面—地下立体勘查技术体系。特殊景观区化探系列方法技术在地质调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浅覆盖区机动浅钻—化探方法技术体系成功实现了1:5万填图和异常查证工作。突破了航天高光谱—航空高光谱—地面便携式近红外光谱仪—高光谱填图技术等立体光谱探测重点环节的关键技术。遥感异常提取技术体系和干涉雷达地面沉降监测技术体系，成功在全国矿产潜力评价和地面沉降监测中得到应用。地球化学块体理论、76种元素地球化学填图技术和深穿透地球化学勘查技术的研究进展，使我国区域化探研究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自主研发的钻具和护孔材料成功地承担了大陆科学钻探任务。难选冶铜、金、铁等矿产资源利用和尾矿二次利用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

八、地质调查“走出去”初见成效

积极参加国际地科联、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海底管理局、CCOP等国际或地区性地学组织活动，与美国、加拿大、荷兰、俄罗斯、印度等26个国家的地调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牵头组织亚洲地质图、亚洲水文地质图、亚洲中部及邻区等国际合作编图，开展跨境成矿带成矿作用与成矿规律对比研究，提出可供境外勘查开发的成矿远景区建议。建立完善了全球矿产资源数据库，收集了全球31个国家较完整的地质矿产信息、全球46万余条矿产地数据、20万个矿山信息、2000多家矿业公司信息；7000余条主要矿产的储量、产量和消费量数据以及境外投资环境和矿业法规等信息；已发布全球12个重要资源国家国别报告，并为国家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省（区、市）地勘局和矿业公司等160余家单位和部门提供了境外地质矿产部分图文数据服务。

九、公益性地质资料社会化服务迈出重要步伐

数字化图文地质资料全文上网累计8000余种，网上提供数据产品25种，资料数据目录11万种。网站访问量从2006年的2.8万人次上升到2008年的11.3万人次，增长近4倍。数据产品访问量由2006年的4万人次上升到2008年的30万人次，增长7.6倍。

2008年接待到馆阅者以及电子邮件接待阅者12万人次，是2001年的18倍。借阅资料份次是2001年的12倍。中央提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决策后，为重点工程施工设计单位提供报告复印13万页，电子图件复制1500幅，数据量24.8GB。

F. 以资源勘查为核心的世纪年代地质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地质工作体制、方式基本上是借用了前苏联的模式，同时不少人也注意到地质科学、地质工作的特点，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研究，并在实践中力求遵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地质工作在新中国得到了迅速发展，1950 年成立了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开始把全国地质工作纳入国家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的轨道。为了加强对全国地质工作的领导，1952 年成立了地质部。

20 世纪 50 年代，是新中国成立后地质工作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对其规律进行探索的时期。

我国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所面临的局面是，全国基本地质和矿产情况不明，已知矿产勘探程度极低，地质技术力量很少且对矿产勘查的业务技术方法不熟悉、不规范。当时，“一五”计划编制领导小组成员陈云同志根据编制东北地区国民经济计划和1951 年全国计划要点的实践经验，深感矿产资源不清带来的困难。他在 1952 年 5 月全国财经会议上提出 “应集中力量抓好地质勘察和人才培养”，同年 12 月 4 日，在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上，他在 《建设一支强大的地质工作队伍》讲话中指出: 地质事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已成了一项最重要的事业了。

在这个时期，我国地质工作的主要目标是找矿，主要任务是进行矿产普查和矿产勘探，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服务。那时，我们对地质工作最直接的认识———地质就是勘探矿产，矿产资源需要地质勘探。

当时作为国家地质工作的负责部门———地质部，急国家所急，坚决贯彻了以资源为基础的地质勘查工作。1953 年 8 月，地质部副部长宋应在部局长、队长会议上说: “我们坚决执行了大发展、大转变的方针。国家要求我们迅速改变地质工作落后状态，把地质工作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因此，那时的全国地质工作就是 “地质勘探”，大部分力量集中投入于地质勘探，主要集中在工业建设的资源需求上。

1956 年 9 月，周恩来总理在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说: 为了发展重工业，必须继续加强地质工作，并且使地质普查工作和重点勘探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争取发现更多新的矿区和矿种，探明更多的矿产储量，以满足工业建设当前和长远的需要。

1958 年 1 月，宋应副部长在 《继续努力提高与发展地质工作，迎接 1958 年》一文中提出: 大力加强普查检查工作，提高勘探工作质量，保持20—30 年的矿产资源储备; 积极开展区域地质测量，加强地质科学研究工作。他同时强调，区测是一切矿产普查勘探和地质科研工作的基础，地质科研应密切与生产相结合并力求相适应; 要大力发展地质工作中的新技术与新方法，提高效率，扩大成果，提高地质勘探工作水平。

1958 年开始的 “大跃进”，对地质工作的影响是深刻的。在 “以钢为纲，全民跃进”的带动下，地质部提出了 “全党全民办地质”的口号，对地质工作科学性的认识被淡化，出现了地质工作以钻探为纲、以钻探为中心、钻探先行地质让路等现象，工作中忽视地质科学的要求，书记、队长说了算，技术负责人靠边站等，破坏了刚刚建立的工作程序和业务制度，地质工作追求数量，浮夸盛行，弄虚作假，工作质量下滑，部分省的 1∶ 20 万区域地质调查和矿产普查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影响到以后相当长的时间。但 “大跃进”推动下的全民找矿，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找矿、报矿，发现了矿点 15. 4 万处，与 1957 年末全国有矿点5000 余处、群众报矿点3 万处相比，都有非常大的飞跃。找矿具有很大的机遇性，通过发动群众找矿，提高了矿床发现率，这在国内外都是一条成功的经验。但总体来说，不顾地质条件、浮夸虚报、不遵循科学规律是当时的基本态势，对地质工作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李四光为代表的中国地质工作者在全面分析研究我国地质条件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 “陆相生油”理论，促成了我国石油勘查的战略东移。1958 年，邓小平在听取石油工业汇报后指出: 石油勘探工作应从战略方面来考虑问题。总的来说第一个问题是选择突击方向，不要十个指头一样平，要排个先后次序。对松辽、华北、华东、四川、鄂尔多斯五个地区，要好好花一番精力，研究考虑一番。松辽地区的找油和以后的会战，相继发现了以大庆为核心的一批油田，实现了我国石油勘探的战略突破。大庆油田的发现，是我国科学家和中央领导尊重科学，及时调整部署，取得找矿突破的重要范例。

这个阶段对于地质工作规律性的认识还处于直接的、感性的时期，是与时代特点相吻合的。同时 “大跃进”的教训也给我们以启示，这些基本认识是:

矿产资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必须走在前面，国民经济发展要求地质工作必须先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经济，对矿产资源要求提前5 ～ 15 年，提供并有 20 ～ 30 年的资源储备。地质工作要遵循地质认识的自身规律，区域地质调查是一切地质工作的基础; 地质勘查工作需要尊重科学规律，矿产勘查要先普查后勘探，地质填图比例尺要由小到大，探矿工程要由轻型到重型; 探矿工程和其他方法手段，要服从地质目标要求。

地质工作需要注重科学性，需要工作规则，即需要先设计后施工。岩矿鉴定和加工技术要适应地质、探矿需要。要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方法; 加强技术管理，编制工作规范和制度，保证各项工作统一和优质、高效; 加强综合研究，地质科研与生产结合并相适应，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地质工作是一种创造性劳动，需要知识和体力、科学和意志的结合。

从整体上说，这个时期对地质工作自身的规律性认识还是很肤浅的，一些行政管理人员对其理解不深，出现了部分管理工作与实际脱节的现象。

G. 地质工作的基本历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确定了“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的方针，地质学和地质事业赢得“建设的尖兵”的地位而备受重视，从而开始其大发展的历程。

（一）地质工作管理机构的建立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任命委员21人，李四光任主任委员，尹赞勋、谢家荣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负责统一规划全国地质工作，并适当集中全国地质学家解决国家建设的迫切地质问题。同年11月，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四个问题：中央地质机构的组织；中央与地方地质机构的联系；地质教育；1951年的工作计划。会议明确提出，应人力物力集中解决煤、铁、石油和有色金属的资源问题。并建议地方地质机构应受当地人民政府及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双重领导。

1951年，300多名地质工作者组成84个地质队分赴全国各地区调查，其中东北地区仍为工作重点。至1952年，全国地质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包括80多个项目在内的地质工作计划，对5000多平方千米的国土做了地质调查并绘制出图件，钻探进尺总计达到3万余米。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地质部，任命李四光为部长，何长工等为副部长，以加强地质工作的领导，使地质工作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地质部成立后，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随即撤销。在成立地质部的同期，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等有关部门，也先后相应地加强了各自的地质机构。中国科学院成立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强调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开展科学研究；接着成立古脊椎动物研究室。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建立了北京地质学院和东北地质学院；各大学地质系扩大招生；建立专科学校；几年后又建立成都地质学院。20世纪50年代初，与地质相关的北京矿业学院、北京石油学院等也建立了。从1952年起，先是各大行政区，后来是各省先后建立地质局，组织勘探队。至此，地质工作管理机构基本完备。

（二）地质工作的大转变

1952年11月，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地质工作开始大转变。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1953年地质勘查计划，这是中国地质工作第一次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此地质工作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夏国治，程裕淇，1990）。

1953年，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地质工作任务共有四项：第一，保证五年内开始新建企业的设计所必需的矿产储量；第二，加强对某些以前没有发现或者很少发现的和目前特别缺乏的资源（例如石油）和地区上分布不平衡的资源的普查工作和勘探工作；第三，有计划地开展全国矿产的普查工作，进行部分的区域地质调查等工作，保证第二个五年计划所需的矿产储量，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所需的矿产储量准备资源条件；第四，加强水利资源和综合流域开发的地质勘查工作，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要水利工程和水力发电工程所需的地质资源，并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所需的水力资源开发做好准备工作。为此，五年内计划探明可供设计的煤的矿产储量202.7亿吨，铁的矿产储量24.7亿吨，计划完成地质勘探钻探工作量923万米，提供地质勘探工作经费16.7亿元（夏国治，程裕淇，1990）。

为了顺利完成“一五”计划所规定的地质工作任务，地质部将60%的技术力量保证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及煤炭的重点勘探任务，以16%的力量有重点地进行普查。“一五”计划开局之年，77%以上的地质人员到了野外，即使以科学研究任务为主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也派出了大量科技人员密切配合。

“一五”计划期间，共完成了74种矿产的勘查，有64种取得了可供工业设计使用的储量。与1949年相比，铜的储量增加了14倍，钼的储量增加了50倍，石油的储量虽然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但仍比1949年增长了32.5倍，而且还开始了200万平方千米的石油地质普查（夏国治，程裕淇，1990）。

（三）地质普查的全面展开

从1954年开始，地质普查工作全面展开，为此，地质部成立了普查委员会，组织了44个普查队共2000多人，在20个省（区、市）的120多个县的范围内展开普查工作。至1955年，地质部所完成的普查工作量已由1953年的8%增长至20%。到1956年，地质部所属各地质队均已将二分之一以上的技术力量投入普查工作中。

1955年，地质部根据国务院决定开始承担石油普查任务。1955年春节前后，地质部召开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组成5个石油普查大队，会同燃料工业部分别在准噶尔、柴达木、六盘山、四川等地进行大面积的石油普查，并强调运用地质理论指导探寻石油的重要性。同时，地质部还在华北平原进行了石油普查，并抽调技术骨干充实各石油普查大队的力量。1956年，石油普查规模进一步扩大，地质部派出14个大队与地球物理探矿等队伍配合，普查了新疆、柴达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四川盆地、鄂尔多斯、贵州、广西等面积达40多万平方千米的地区。

1957年，地质部做出石油地质工作战略东移的决定，将找油的重点从西部转移到东部各盆地。“一五”计划结束时，找到的可能储油构造累计达256个，有的已经钻探出原油，为大庆等油田的勘探开发奠定了基础（夏国治，程裕淇，1990）。

除油气资源外，区域地质调查和其他矿产普查也大规模地展开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几十个具有工业价值的新矿区被发现。

（四）地质工作的曲折发展

1958～1965年地质工作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地质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区域地质调查方面，完成了1：20万综合区域地质调查面积43万平方千米，开展了1：5万区域地质调查的试点工作，出版了1：300万全国水文地质图及其说明书；在矿产勘查方面，全国共发现各种矿产的矿点10万多个，探明有相应储量的矿种93种；在工程地质方面，地质部与水电部共同完成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阶段及坝区施工阶段的工程地质勘探任务，完成了长江三峡初步设计所要求的工程地质勘察工作。另一方面，在那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不尊重客观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大计划，也使这一时期的地质工作遭受了挫折。1958年，地质部门的23种主要矿产储量的年计划指标不断加码，分别超过国家批准计划的1倍，有的甚至达到10倍。1959年和1960年仍然延续了这种跃进的势头。与此同时，地质工作出现了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讲必要的程序忽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现象。这些都给地质工作带来了损害。

1960年冬，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1961年至1963年，国民经济进入连续3年的调整时期。地质部也从1961年起，总结“大跃进”期间地质工作的经验教训，部署调整工作，并组织地质工作者对地质工作的性质、特点、规律、内部工作关系进行大讨论。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地质工作逐步恢复了正常秩序，并开拓出若干新的工作领域。

这期间，地质部重点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①加强重点矿种和矿区的勘查工作。一是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会同石油工业部在大庆长垣组织石油勘探会战，同时开展外围地区的普查勘探工作。二是加速勘查铬矿资源。三是集中力量组织长江中下游各省协作，重点加强铜、铁矿等矿产的勘查工作。②加强三线战略后方的地质工作。地质部门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三线建设的指示，对二线、三线地区和战略后方的地质勘查工作做了相应的加强。③加强与发展农业有关的地质工作。④加强地质科学研究。新建了一批地质科研机构，出版了一批水平较高的科学专著和论文报告，“以任务带学科”，强化了为国民经济服务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学术氛围活跃，大地构造学领域的地质力学、多旋回学说、地洼学说、断块学说、地壳镶嵌波浪运动说等学派之间展开了争鸣。⑤开辟了新的地质工作领域。如海洋地质工作、特种非金属矿产的找矿勘探工作、地震地质工作以及第四纪冰川和现代冰川、珠穆朗玛峰地区的地质考察、核爆试验场工程选址等（夏国治，程裕淇，1990）。

（五）地质工作的艰难前行

“文化大革命”期间，地质工作像国民经济其他行业一样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地质工作者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地质工作艰难地前行。

一方面，地质工作遭受严重挫折，主要表现：地质教育事业损失惨重，北京地质学院先迁湖南石门，再迁湖北江陵，最后落户武汉，迁徙过程中人才流失、物资毁损，地质院校停止招生达五六年之久；地质工作管理机构合并撤销，研究机构下放管理，给地质工作带来巨大损失；探矿机械、地质仪器等工厂长期处于半停滞状态；地质工作队伍中技术人员流失严重，全国地质工作技术人员由1966年末占地质职工队伍总数的19.1%，下降到1976年末的12.5%，虽然绝对数有所增加，但所占比例急剧下降，造成队伍结构的严重不合理，给地质工作带来了长期难于解决的负担（夏国治，程裕淇，1990）。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这样严重的困难局面之中，地质工作仍然在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勘查以及开辟地质工作新领域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地质工作在困境中艰难前行。在区域地质调查方面，先后完成了青海等地的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面积约100万平方千米；过半数的省市进行了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出版了中国第一幅1：5万区域地质调查正规图件。在矿产勘查方面，石油、天然气勘查取得多处突破，分别在陇东、苏北、任丘以及南黄海、北部湾、珠江口、东海等地或构造见油、见气，确证这些地区具有良好的油气远景，或构造钻获日产千吨的高产油井，发现古潜山型油气藏；铁矿勘查也获重要进展，基本摸清了中国贫、富铁矿的类型、特点、分布规律、储量及潜在储量、冶选性能等；其他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的勘查取得许多新的发现，陆续发现和勘查了一些新的金矿、铜矿、稀土矿、铂族矿、铬矿等以及新的盐矿、重晶石矿、天然碱矿和许多非金属矿产的新品种。在水文地质普查方面，一部分水文地质普查队伍实行“工改兵”的制度，组建了基本建设工程兵水文地质普查部队，普查部队完成了350万平方千米普查面积中工作条件最艰苦的190万平方千米的任务。在开拓新的地质工作领域方面，地热地质勘查、航空地质和航空综合地球物理勘查以及将计算机应用于地质工作之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地质科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包括编制出版1：400万中国地质图和1：500万亚洲地质图，中国地质矿产图集，1：300万中国海上及海域地质图等，以及稀有元素矿床类型及其成矿特征的系统总结、三峡工程、宝成铁路沿线环境工程地质科研工作成果等。在对外交往方面，恢复了中国在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中的会员国地位，对中国学术界参加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活动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和促进作用（夏国治，程裕淇，1990）。

（六）地质工作迎来勃勃生机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也给地质工作带来了勃勃生机，地质工作真正转移到了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地质工作的指导思想进行了拨乱反正，明确提出地质工作要实行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工作方针，要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地质找矿效果和地质工作的经济、社会效益上。

地质工作管理体制的调整。为了加强地质工作的领导，1979年，国务院决定，撤销原国家地质总局，恢复建立地质部，为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监督管理，1982年地质部改名为地质矿产部；各省（区、市）地质工作管理体制改为以地质部为主的双重领导；冶金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及建材系统下属的地质队伍也相继收回改为相关部委为主的双重领导。

地质工作队伍的表彰和激励。地质部门先后三次评功授奖，表彰劳动模范、找矿有功单位和人员以及模范政治工作者等；为调动知识分子钻研技术的积极性，地质部门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评定和晋升技术职称。与此同时，地质队伍的结构得到优化，截至1985年底，地质部门队伍41.8万人，技术人员的比例由1978年的16%上升为20%，队伍素质得到改善（夏国治，程裕淇，1990）。

学术交流活动的恢复和发展，地质科研工作得到加强。1982年，中国地质学会举行学会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和学术报告会，会上为40名从事地质工作50年以上的老地质工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这一年，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发展到4万多人。按照中央“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地质部门将科技工作重点放在为解决经济建设和地质工作的关键性项目上，调整不同层次科研机构的分工协调以及地质队、科研机构和院校之间的横向联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区域地质调查和重点矿产的普查方面。在区域地质调查方面，至1985年底，1：20万地质调查完成了全国应测面积的88%，完成1：50万、1：20万区域水文地质普查922万平方千米。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一批重要基础地质成果：出版了《中国地层》、《亚洲地质》、《中国古地理图集》、《中国构造体系图》等一批高水平的专著和图集。通过全国范围内的普查，发现了值得进一步工作的矿产地600多处，其中预计可达大中型矿床的约300处。有97种矿产新增了探明储量，平均每年扩大规模的矿区135个。在南海珠江口、东海获得日产291立方米、174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油流，在塔里木盆地获得日产1000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油流，从而为海洋石油钻探和塔里木盆地石油普查打开了新局面（夏国治，程裕淇，1990）。

H. 黄海的油气开采历史有多久

一、主要历程
1961年，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研究所在南黄海进行了地震反射定点测量的初步探索。
1962年，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利用“五一”型地震仪在南黄海开展地震调查。
1964年，地质部海洋地质研究所第五物探大队在南黄海进行了地震初查工作。
1967年，地质部第一海洋地质调查大队在南黄海浅滩水域开展试验。
1968—1970年，地质部第一海洋地质调查大队进行地震概查。
1969年，地质部海洋地质研究所第五物探大队提交了《南黄海物探成果报告》。
1971年，中国地质科学院在南部坳陷开展连片普查。
1973—1974年，完成重点区域的地球物理普查，找到构造以提供预探井位。
1974年，海洋地质调查局利用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勘探一号”双体钻探船，在南黄海南七凹陷首次钻探了黄海一井，从此揭开了南黄海油气勘探的序幕。
1975年，国家计委地质局航空物探大队对黄海进行了航磁测量，基本圈定了南、北黄海盆地的分布范围。
1977—1979年，地震勘探工作先后完成南北两个坳陷的连片普查和有利构造的半详查，陆续钻预探井4口，查明了构造及含油远景区。
1961—1979年，自营普查勘探阶段，1979年后为对外合作勘探阶段。
1979年4月，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与法国埃尔夫—阿奎坦、道达尔石油公司签订了《联合在南黄海北部海域开展地震普查工作的协议》，埃尔夫是北部海区的作业者，另有33家外国石油公司为参与者。
1979年6月，与英国石油公司签订了以评价含油气前景为目的的《南黄海南部海域开展地震普查工作的协议》，英国石油公司是南部海区的作业者，另有31家外国石油公司为参与者。
1979年12月，石油工业部成立“海洋油气资源评价委员会”，负责与外国石油公司的作业者和参与者同步平行作业。
协议规定：作业者必须向中国石油公司提交所得的原始记录磁带、阶段性解释成果和最后解释报告。作业者及其他参与者承担相应工程的全部费用并有权分享地震数据资料。
1980年，英国石油公司在南黄海南五凹陷钻探了无锡202121井，钻及阜宁组四段未见油气显示。
1979—1982年，区域普查阶段，9口探井的资料成果，进一步确认南黄海西部海区的隆起具备形成油气藏的条件。
1982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正式成立，对南黄海海区进行招标。
1983年7月29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南黄海石油公司在上海成立。
1984年，英国石油公司又在南黄海23/06合同区块（南一凹陷）钻常州62121A井，试获原油2145吨，这是南黄海第一口出油井。至今在南黄海的探井共计22口，其中油气显示最好的是英国克拉夫石油公司在南黄海北坳10/36区块钻探的诸城12221井，钻遇晚白垩世泰州组，有强烈荧光显示及裂隙渗出，表示中生界为主要烃源岩；后又钻一口井，未获得成功，1986年终止合同。
1983年10月，与英国克拉夫公司签订区块合同，1987年钻探井2口，其中诸城1-2-1井见到少量轻质原油渗出，1988年终止合同。
1983年12月，与雪佛龙德士古石油公司签订区块合同，到1985年钻3口探井，其中有一口有明显气测显示，因无商业价值，1986年终止合同。
北黄海：1966年，地质部第五物探大队最早涉足北黄海盆地；1975年，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院应用海磁测量，弄清了地质情况；1977年，石油工业部海洋石油勘探指挥部进行数字地震勘探，通过重、磁、地三项物探资料查明了地质构造情况，但未进行钻探找油。
大规模勘探后，多家外国公司仍然进行技术交流，表示有意联合进行深入地质研究和勘探工作，几年间也进行了多次小规模合作，但油气反应不理想，南黄海盆地大规模勘探工作暂告一段落。
南黄海石油公司继而成为东海石油公司的前身。
二、潜力分析
2003年地质专家在我国黄海海域首次发现具有较好生储油气条件的海相地层，从而有可能结束黄海在我国四大海域中唯一没有取得油气的历史。
海洋石油的形成主要具备两个因素：具有良好生油条件的沉积盆地与良好储油条件的背斜型构造。中国地质调查局的专家们在黄海海域发现了10个沉积盆地，并在一些沉积盆地中发现了背斜型构造，这表明我国黄海海域具有良好的找油前景。根据2003年调查结果初步估算，黄海海域的油气资源量约有27.9亿吨。黄海海域北起鸭绿江口，南至长江口北岸，总面积约40万平方千米，邻接江苏、山东两省，沿海面积约25万平方千米，水深一般小于6米。就地质条件来讲，是一个有利的含油气的远景区。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首轮普查评价和80年代以后的对外合作区块勘探两个阶段的工作，均未获得重大油气发现。在2001年中国石油商务网报道，我国黄海油气地质调查取得突破性进展。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在黄海实施地震勘探及剖面调查，在南黄海北部凹陷区发现了有利于油气聚集的构造。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对黄海海域油气资产进行远景评价，取得重大突破。调查分析和综合评价显示，南黄海油气资源量为20亿～28亿吨，是目前我国在海上进行公益性、战略性油气资源评价的有利海区。
据了解，黄海是我国近海迄今尚未找到油气田的唯一海域。对黄海开展新一轮的油气资源调查已被列为我国国土资源重大调查项目。
2006年中国和朝鲜已经同意在两国边境之间的黄海水域联合进行油气资源开发，中朝双方进一步就共同开发做出具体安排。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政策研究中心2007年12月份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称，处在中国和朝鲜之间的黄海水域可能蕴藏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报告中援引美国《海洋地理学报》（Marine Geology Letters）中的一篇文章说，朝鲜地质勘探人员在黄海地区发现了丰富的油气储藏，据称储量高达30亿吨。

I. 我国地质辉煌发展史

中国地质发展史(转载)
思想与知识的准备

十八世纪后，西方工业勃兴。英国的生铁年产量，从1700年的12,000吨，上升到1840年的 139万吨；而仅过四十年，到1880年即又增到 775万吨。（Loverimg,T.S.,Minerals in World Affsirs 1943,附表23） 英国煤的年产量，也从 1700年的 261.2万吨，上升为1836年的3,000万吨；1854年，即仅过十八年，便再翻了一番多，达到 6,450万吨。（杨异同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条件、方法和特点》 1959,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页20）包括地质学在内的矿学日益精进，1830年英国莱伊尔（Lyell,Sir Charles. 1797-1875） 的《地质学原理》开始出版，地质学作为逐渐形成的基础学科，活跃在科学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此时的中国社会还沉湎於“天朝上国”的自我陶醉之中。开明一点的，也仅仅把科学视为“外夷”的“形而下”的技艺，更不知地质学为何物。尽管开采了几千年的矿产，但并未弄清这些矿产是怎样形成的，还认为地下有“龙脉”，怕犯“风水”，不用说不敢在皇帝的陵墓附近开矿，就是一般老百姓的坟墓也得让它三分。以至曾纪泽（1839-1890）有“吾华开矿较西人为难者，厥有二端：一曰股本难集；一曰风水难避”之叹。（1889年12月29日致盛宣怀函 1984,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盛宣怀档案之四》页8）曾纪泽曾出使欧洲八年，通英语，懂一些科学，所以有此感慨。

西方的地学思想与知识，在明末清初通过传教士开始传入中国，带来了那个时代西方对地球的新认识，如世界有几大洲几大洋、大地是球形乃至地球是绕日运行之类。中国人以惯用的“此乃中国古已有之”的态度接受了下来。但当时地质学作为一门科学在西方也尚未确立，称得上属於地质学范围的知识，传来的不多，有的还杂有谬误，如1659年来华的比利时籍耶稣会教士南怀仁（Verbist,Ferdinas 1623-1688）在所著《坤舆图说》中介绍维苏威火山时，说它“昼夜出火，爆石弹射他方，至百里外”现象是描述出来了，但其实这不是燃烧生成的火，原因他就没讲清；接着说：“后移一圣人遗蜕至本国，其害遂息。”还说罗马南边所产铁矿挖尽后，二十五年又会再生等等，更是信口开河了。但就这本书总体来看，书中对地球的重力，大气圈，地下水和地面水的关系，侵蚀作用和地震成因等等，都从科学的角度有所介绍，并已有了地层构造的模糊概念，反映了地质学在孕育时期所达到的水平。（南怀仁，《坤舆图说》 大东书局据道光二十一年木刻本影印《指海》第十二集）可是此后由於清廷闭关锁国，特别是雍正（1723-1735） 时放逐传教士，致使译事中断百馀年，而此时在欧洲正是地质学兴起的“英雄时代”。中国社会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大门被迫打开，情况才有了变化。

地质科学的传入中国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此时地质学在西方也是新兴的学科。

1853-1854年，英国教会在上海举办的兼有翻译印刷出版功能的“墨海馆”，出版了一本用中文编写的《地理全志》。从现已找到的历史材料来看，它是第一部比较全面介绍地球科学知识的中文书。据李鄂荣查证，在中文中“地质”作为一个科学名词，是本书首先使用，日文中的“地质”一词，也可能即源出於此。（李鄂荣：“地质”一词何时出现於我国文献 1986,地质学史论丛(一)页100-108）

《地理全志》的编者是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慕威廉 (Muirhead，William 1822-1900)，编辑此书的目的是想通过介绍世界各地的情况及有关地球的知识，使人们相信世界万物都是由上帝造成，争取得到尽可能多的信徒。梁启超对它的评语是“简而颇备”。（梁启超：《西学书目表》 1879,光绪丁酉沔阳卢氏刻本） 此书分上下两编，各装一册，篇幅上编稍多，分五卷，依次介绍亚、欧、美、非四大洲及大洋群岛地理概况；下编有十卷，主要介绍地质、自然地理、生物、人类和作为行星的地球的一般知识，首卷就是“地质论”，岩石、地层、古生物、矿产等都讲到了，特别是地层讲得较详，结合不同时代地层勾画了地球演变的轮廓，还附有一张绘有地层柱状图的地质年代表。下编各卷中，严格说来，可以归入地质学范围的内容，合起来约能占到该编的五分之一，不过还有一些内容与地质密切相关。

J. 地下17000米中国地质勘探神秘事件录，结尾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结尾有点垃圾呢。

嗯兄弟你说的这是电影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