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对瘟疫采取什么样措施

『壹』 古代人是怎么抗击瘟疫的

古代的瘟疫和防疫措施

古代的饮食和医疗条件跟不上，时常瘟疫横行，有些甚至改变了历史。

从东汉灵帝年间至西晋武帝年间，爆发大规模瘟疫20次以上；北宋167年间爆发了大规模瘟疫59次；南宋152年里爆发了15次大瘟疫；明朝277年里，共爆发大规模瘟疫75次，其中明末的鼠疫，更是直接催生了明末大起义；

清朝享国的296年间，也有78年爆发过大瘟疫。

无论中外，每当“瘟疫”大流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都是最真实的写照。

面对破坏性极大的瘟疫，上至中央政府，下至普通百姓都十分重视，也总结出了很多有效的手段。

第一招：控制源头

可是，身体的病痛一旦超过了人的承受阈值，自我催眠就没用了，怎么办？那就只能依靠药物了。

熟悉魏晋历史的朋友都知道，那个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流行五石散，而五石散最初针对的“病”，正是当时流行的大瘟疫。

它和鸦片一样，能让人产生幻觉，莫名兴奋，如此一来，病就算依然在，但感觉却是不同的。

但这东西也和鸦片一样上瘾，魏晋风骨中的嵇康大冬天穿着单衣，身上流汗不止；刘伶喝醉酒后裸奔，这些癫狂的姿态，恐怕都和用药过量有关。

不过那年月想要配出五石散来可不容易，也只有士大夫才能玩得起。

至于这五石散的功效吗？仍然是“然并卵”！

五石散一直流毒了几百年，直到唐代的医药界泰斗孙思邈，大手一挥说“不许再吃”，才被彻底废除。

其他操作

除了上面这些常规、非常规的手段外，民间还有吃五毒饼、喝酒等操作。

简单说一下，这里五毒饼可不是真的拿“蜈蚣、毒蛇、蝎子、壁虎、蟾蜍”五种毒物做的食物。就像老婆饼里没有老婆一样，人家五毒饼也不过是在皮面上刻了蝎子、蛤蟆、蜘蛛、蜈蚣、蛇“五毒”形象的印子，里面的馅其实是玫瑰的！

说白了，这“铁面柔肠”的五毒饼，就是食物界的门神。祈福的意义，远大于杀毒的效果。

再来说下喝酒“克制”瘟疫的方法，酒的品类大体分为屠苏酒、雄黄酒、菊花酒。

“春风送暖入屠苏”里的屠苏酒，据传是华佗创始，配方相当复杂，内中还包含剧毒成份，基本属于以毒攻毒的“化疗”范畴。

类似效果的，还有参杂雄黄的雄黄酒，就是《新白娘子传奇》里，逼迫白娘子现出原形的那种酒。

此外，“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对于古人来说，重阳节可不是光看菊花，人家还要喝菊花酒来增强免疫力。

总之，在古人眼中，喝酒不但解愁，还能解毒。

瘟疫这个人类大敌，我们与之斗了几千年，阶段性胜利有那么一点，但我们也从未占据压倒性优势。

这伙不见踪迹的敌人，总是“来了又走，去了又回”。

在这漫长的过程中，靠谱、不靠谱的斗疫法，似乎都能从古代找到影子。

当然，古代的一些方法也不全是“伪科学”，而且，古代老百姓探索的寻找源头、集中隔离、控制扩散和加大医疗投入等措施，放在现代也依然实用。

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还是要相信科学治理范畴的内容，不信谣、不传谣，遵照权威医师的意见，不出门、勤锻炼、强体魄、严防护、少接触，这样才能有效遏抑疫情的蔓延。

『贰』 介绍一下历史上曾发生的严重瘟疫

莫斯科黑死病（1971年）
莫斯科最初出现鼠疫迹象是在1770年底，到1771年春季变成流行性大瘟疫。当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譬如设立隔离区，销毁被污染的财产，关闭公共浴池等。此次大瘟疫造成市民的极度恐慌和愤怒。整座城市的经济陷入瘫痪，主要是因为许多工厂，市场，商店，和行政大楼已被关闭。接下来是粮食严重短缺，造成大部分莫斯科人的生活水平日益低下。为逃避瘟疫，贵族阶级和有钱人纷纷离开莫斯科。1771年9月17日早晨，大约1000人再次聚集在Spasskiye门口，要求释放被俘的反政府武装分子和消除隔离。军队试图驱散人群，但无法驱散，最终只能再次镇压暴乱。大约300人被监禁。9月26日，卡拉辛奥尔洛夫（Grigory Orlov） 手下的一名政府官员被派往莫斯科恢复社会次序。为减轻瘟疫带来的影响，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为市民提供工作机会，发放食物给他们，最终平息了莫斯科民众的不满情绪。
马赛大瘟疫（1720 – 1722）

1720年，马赛遭逢瘟疫侵袭，这是该市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难，也是18世纪初欧洲最严重的瘟疫之一。

1720年，法国马赛突发瘟疫，影响了整座城市和周边城市，造成10万人死亡。这场瘟疫来得快，去得也快，马赛很快从瘟疫中恢复过来。经济只用了短短的几年就恢复了，并发展很快，贸易扩展到西印度群岛和拉丁美洲。截至1765年，人口增长恢复到1720年之前的水平。这场瘟疫不像14世纪发生的黑死病破坏性那么大。

这场瘟疫结束得快与法国政府采取的强硬措施不无有关。政府规定如马赛市民与普罗旺斯和其它地方的人有任何来往或沟通将会被处以死刑。为加强隔离，还建立了瘟疫隔离墙.
古罗马“安东尼瘟疫”（公元164—180年）

古罗马“安东尼瘟疫”是因为传染而引起的。据史书描述得此传染病的症状为：剧烈腹泻，呕吐，喉咙肿痛，溃烂，高烧热得烫手，手脚溃烂或是生了坏疽，感到难以忍受的口渴，皮肤化脓。

在近东打战士兵回到罗马帝国，带来了天花和麻疹，传染给了安东尼的人们。传染病夺走了两位罗马帝王的生命。第一位是维鲁斯（Lucius Verus），于169年染病而死，第二位是他的继承人马可·奥勒略·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做帝王做到180年，也因被传染难逃厄运。

9年后瘟疫再次爆发。 据罗马史学家迪奥卡称，当时罗马一天就有2千人因染病而死，相当于被传染人数的四分之一。估计总死亡人数高达5百万。在有些地方，瘟疫造成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大大削弱了罗马兵力。

瘟疫对罗马帝国的社会和政治也有着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对文学好艺术领域的影响。上面这幅图上的坑里的遗骸就是传染病死者的尸骨，让人触目惊心。
雅典鼠疫（公元前430–前427）

公元前430到前427年，雅典发生大瘟疫，近1/2人口死亡，整个雅典几乎被摧毁。有专家认为此疫即鼠疫。雅典鼠疫是一场毁灭性的传染病，袭击了整座古希腊罗马城。

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对这场毁灭雅典的瘟疫的进行了这样的描述。“身强体健的人们突然被剧烈的高烧所袭击，眼睛发红仿佛喷射出火焰，喉咙或舌头开始充血并散发出不自然的恶臭，伴随呕吐和腹泻而来的是可怕的干渴，这时患病者的身体疼痛发炎并转成溃疡，无法入睡或忍受床榻的触碰，有些病人裸着身体在街上游荡，寻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甚至狗也死于此病，吃了躺得到处都是的人尸的乌鸦和大雕也死了，存活下来的人不是没了指头、脚趾、眼睛，就是丧失了记忆。”

当时正处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年，正当雅典胜利垂手可得时。据说鼠疫由比雷埃夫斯传入雅典，比雷埃夫斯是雅典的港口城市，也是主要的食物和日用品来源地。斯巴达和地中海东部一些地方也受到疾病的袭击。

此瘟疫曾于公元前429年和427年冬天两次死灰复燃。现代历史学家不同意鼠疫是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的原因的说法。然而，人们普遍认为，战争的失败为马其顿的胜利铺平了道路，最终，建立了罗马帝国。据史料记载，此次瘟疫以多种形式爆发，包括伤寒，天花，麻疹，以及中毒性休克综合征等。
米兰大瘟疫（1629–1631）

1629年至1631年，意大利爆发了一系列的鼠疫，通常称为米兰大瘟疫。包括伦巴和威尼斯，此次瘟疫造成大约28万人死亡。米兰大瘟疫是黑死病开始后的所有流行性瘟疫中的最后一次大瘟疫。

1629年，德国和法国士兵将传染病带到意大利曼图亚。在三十年战争中，威尼斯军队感染了疾病，当他们撤退到意大利中北部时，将疾病传染给了当地人。当时米兰总人口为13万，在这次瘟疫中染病而死的人数高达6万人。
美洲瘟疫（16世纪）

欧洲人到来之前，这里居住着400万到500万的原住民，其中大多数都在16世纪几十年间死去，有历史学家甚至称它为“人类史上最大的种族屠杀”。不过，夺取印第安人生命的最直接杀手不是欧洲人的枪炮，而是他们所带来的瘟疫。当哥伦布抵达新大陆时，欧洲人就已经经历了多次致命传染病的浩劫，也从中找到了治疗一些传染病的方法。但是，美洲之前长期与欧亚非大陆隔离，印第安人也几乎与这些疾病完全隔绝。欧洲人的疾病随着哥伦布的第一次美洲之旅后开始蔓延到新大陆。腮腺炎、麻疹、天花、霍乱、淋病和黄热病等，这些早已被欧洲人适应的疾病对印第安人来说却极具杀伤力，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几乎缺乏抵抗力，尤其是麻疹和天花。因此阿兹特克人等中美洲原住民即使拥有欧洲人攻不破的城墙，但却被外来的瘟疫打败。

瘟疫摧毁了阿兹特克。1521年，当墨西哥殖民者的军队开始围攻墨西哥原住民阿兹特克人的堡垒时，他们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进攻一次次被击退。受到重创的西班牙人原以为阿兹特克人会趁机发动致命反击，但是城堡里的军队却迟迟不见有什么动作。这给了西班牙人喘息的时间，8月21日，他们发动了新的攻势，却并没有遇到任何反抗。而城堡里的情形让他们自己也难以置信：死尸遍地，到处弥漫着腐尸的气味，比西班牙军队更致命的力量已经横扫过这个城市，那就是瘟疫。

有人曾经认为，是落后的武器和技术让美洲印第安人败给西方殖民者。因为在传统观念中，欧洲人的先进武器一直是他们获胜的关键，但是当时的西方火枪并不先进。印第安人很快发现，虽然火枪威力巨大，但要瞄准却不容易，他们对于新武器的畏惧感也随之消失。而且印第安人弓箭的远程威力也并不逊色。在15世纪时候，拉美印加文化就已经达到了鼎盛，他们修建田地，社会分工明确，造就了繁荣的经济，他们的天文地理知识足以让现代人惊叹。然而，就这这样一场瘟疫却让这样一个并不落后的种族在短短几十年间濒临灭绝。

实际上，欧洲传染病的蔓延速度完全超过了殖民者向美洲大陆的推进速度，那些从海岸居民口中得知欧洲人到来的印第安人，多半也同时被感染上了新的疾病。因此，当殖民者在16世纪20年代抵达智利时，这里的印加文明已经遭遇上了天花的重创，整个王室几乎都被瘟疫夺去了生命。而新的王位之争将整个国家一分为二，这才使得西班牙人有可乘之机。

对疾病的抵抗力也是当时瘟疫导致盛行的原因。传染疾病菌多从动物身上变异而来，先传染给人，然后才在人类群体中传播。由于欧洲农业历史悠久，家畜众多，在几千年来与病菌的频繁接触已经形成适应性；印第安人则不是，农业的欠发达让他们先天缺乏和家畜接触的经验，肌体很少遭遇此类病菌，也就全然没有免疫力，所以在天花面前溃不成军。而非洲人由于较早和欧洲人接触，也拥有相似的免疫系统和抵抗力。而疾病的传播也可以是双向的。当时，唯一一种从美洲传入欧洲的疾病是梅毒，它夺走了大量的欧洲人的生命。
伦敦大瘟疫（1665-1666）

伦敦大瘟疫是指一场于1665年到1666年发生在英格兰的大规模瘟疫。在这场瘟疫中，有七万五千到十万人丧生，超过当时伦敦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它在历史上被确定为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引起的大面积黑死病，由人通过跳蚤感染了鼠疫耶尔森菌 。1665年这场传染病是淋巴腺鼠疫在英格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爆发。

瘟疫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来自法国，1665年4月，两个法国海员昏倒在伦敦西区特鲁里街与朗埃克路口，后来他们身上携带的病毒引起了大范围的传染。另一种说法是说鼠疫病毒来自荷兰，这种疾病自1599年起就在荷兰当地传播了。瘟疫袭击的第一个地区是伦敦的圣吉尔斯教区。1664年底至1665年初的冬天，就已经有病例在那里出现，但直到1665年开春，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卫生条件的急剧恶化，疾病才大规模迅速地传播开来。到了1665年7月，瘟疫已经遍布伦敦城。当时的国王查尔斯二世以及他的家人都被迫离开了伦敦前往牛津郡，但市长和参事仍在坚守岗位。而一部分神职人员、医生和药剂师也因此忙碌了整个夏天。满大街都是负责瘟疫的医生，虽然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没有执照。

由于这场瘟疫的蔓延非常之快，人们不得不将患病者所住的房子都连人封死，在紧闭的大门外漆上红十字，上面写上“上帝保佑”的字样，严禁任何人出入。每天只是在限定的时间，由专人从窗口送进食物和水。成千上万的病人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凄惨地死去，最多时一周死去的就不下万人。时至9月上旬，原来熙熙攘攘的伦敦城竟然完全变成了一座寂静的死城。所有的店铺关了门，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路旁长满了茂盛的杂草。城内唯一能够不时打破沉寂的工作，便是运送尸体。每到夜晚，运尸车“咕隆，咕隆！”的车轮声和那哀婉的车铃声，让人听了毛骨悚然。最初，这项掩埋工作只是在深夜进行，后来死者人数太多了，不得已也在昼夜进行了。死者的尸体被横七竖八地装到运尸车，运到各处的埋尸坑。在那里，负责埋尸的工人们往往蒙面捂嘴，摇着铃，口中念着：“安息吧！”匆匆把尸体倒入坑内，掩上薄土后，匆忙离开。

记录显示伦敦的死亡人数从每周1000-2000人持续上升，到1665年九月，平均每周已经有7000人死亡。到深秋时候，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到1666年二月，城市被认为安全到可以迎接国王了。而同时，由于与欧洲大陆的商贸交流，瘟疫传到了法国。此后直到1666年九月，瘟疫仍在温和的流行。9月2日和3日，伦敦城遭遇了一场大火，烧毁了大部分遭到感染了的房屋，这是状况好转的开端。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大部分被感染的人群都已经死亡了。此后伦敦城在大火的基础上重建，在这场瘟疫过后又获得了的新生。
查士丁尼瘟疫（541-542）

查士丁尼瘟疫是指公元541到542年地中海世界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鼠疫，它造成的损失极为严重。但是此次瘟疫对拜占庭帝国的破坏程度很深，其极高的死亡率使拜占庭帝国人口下降明显，劳动力和兵力锐减，正常生活秩序受到严重破坏，还产生了深远的社会负面后果，而且对拜占庭帝国、地中海、欧洲的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公元4世纪以后，曾经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渐渐分裂为东西两部分。雄距东部的拜占庭帝国的历代皇帝一向以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人自居，所以一直试图收复失地，重新统一罗马帝国，再现往日的辉煌。到公元6世纪时，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决定采取行动实现这一梦想。于是，查士丁尼于公元533年发动了对西地中海世界的征服战争。然而就在他横扫北非、征服意大利，即将重现罗马帝国辉煌的时候，一场空前规模的瘟疫却不期而至，使东罗马帝国的中兴之梦变为泡影。公元541年，鼠疫开始在东罗马帝国属地中的埃及爆发，接着便迅速传播到了首都君士坦丁堡及其它地区。

当时出现了许多诡异恐怖的情景：当人们正在相互交谈时，便不能自主地开始摇晃,然后就倒在地上；人们买东西时，站在那儿谈话或者数零钱时，死亡也会不期而至。而最早感染鼠疫的是那些睡在大街上的贫苦人，鼠疫最严重的时候，一天就有5000到7000人，甚至上万人不幸死去。

官员在极度恐惧中不得不向查士丁尼汇报，死亡人数很快突破了23万人，已经找不到足够的埋葬地，尸体不得不被堆在街上，整个城市散发着尸臭味。查士丁尼自己也险些感染瘟疫，在恐惧之中，他下令修建很多巨大的能够埋葬上万具尸体的大墓，并以重金招募工人来挖坑掩埋死者，以阻断瘟疫的进一步扩散。于是，大量的尸体不论男女、贵贱和长幼，覆压了近百层埋葬在了一起。鼠疫使君士坦丁堡40％的城市的居民死亡。它还继续肆虐了半个世纪，直到1/4的罗马人口死于鼠疫。这次鼠疫引起的饥荒和内乱，彻底粉碎了查士丁尼的雄心，也使东罗马帝国元气大伤，走向崩溃。
黑死病（1347 - 1351）

黑死病在人类历史上是最致命的瘟疫之一。普遍认为是由一种名为鼠疫的细菌造成的。但最近有人认为是由其它一些疾病引起的。关于鼠疫的起源在专家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黑死病开始于十四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或中亚。在随后的数年内由商人和士兵携带到俄罗斯南部克里米亚。在十四世纪四十年代，流行病从克里米亚传到西欧和北非。黑死病造成全世界死亡人数高达7500万，其中欧洲的死亡人数为2500万到5000万。

黑死病的一种症状，就是患者的皮肤上会出现许多黑斑，所以这种特殊瘟疫被人们叫做“黑死病”。对于那些感染上该病的患者来说，痛苦的死去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没有任何治愈的可能。

引起瘟疫的病菌是由藏在黑鼠皮毛内的蚤携带来的。在14世纪，黑鼠的数量很多。一旦该病发生，便会迅速扩散。在1348~1350年间，总共有2500万欧洲人死于黑死病。但是，这次流行并没有到此为止。以以后的40年中，它又一再发生。

14世纪20年代当此瘟疫细菌再次爆发之前，它已经在亚洲戈壁沙漠中潜伏了数百年，之后迅速随老鼠身上的跳蚤中的血液四处传播，从中国沿着商队贸易路线传到中亚和土耳其，然后由船舶带到意大利，进入欧洲。欧洲密集的人口成了此疾病的火药筒。3年里，黑死病蹂躏整个欧洲大陆，再传播到俄罗斯，导致俄罗斯近三分之一至一半的人口死亡。

『叁』 古代如果发生瘟疫，统治者应该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

隔离他们，看研究得解药么！能就救不能只能让他们自生自灭了

『肆』 中国历史上瘟疫都发生在什么时候有哪些防治经验

瘟疫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成长，时不时地暴发。它是各种急性传染病的总称，种类非常多，天花、伤寒、鼠疫、黑死病等，是我们熟知的瘟疫。瘟疫的传播性强度不一，危害性大，令人猝不及防，大家不免谈疫色变。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疫灾的记载。殷墟甲骨文中有关于“疾年”的记载，表达出当时人对瘟疫的初步认识。秦汉以来，有关于瘟疫的记载较为丰富，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上的瘟疫有很好的帮助。总体上看，中国的疫灾频度总体上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

汉代发生的瘟疫明确记载的有42次，主要发生在三类地区：一是南方和东部等气候温暖湿润地区，二是人口众多的京师洛阳，三是行军打仗中。东汉时，南方多次发生大规模的疫病，主要发生在长江中下游的荆州、九江、庐江、会稽诸郡；首都洛阳共有5次疫病发生，这显然与京师人口众多，疫病容易流行有关。疫灾与自然灾害的关系也很紧密，数据显示，水、旱、饥荒与疫灾的关系最为紧密。

一、暴发时间一般较长，短暂几个月，长则数年。这对疫区的民众来说杀伤力大，死亡率较高。如果是在王朝的后期大规模暴发，容易动摇政府的统治。东汉、明代的末年都是瘟疫流行。清末也曾发生多次大规模瘟疫，特别是东三省的鼠疫，对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是重大打击。

二、范围较广，每次疫灾可能涉及多省，每个时期涉及多地。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是重灾区，都城是重灾地，这与人口密集有很大关系。

三、从季节来看，春夏季较多，秋冬季较少。我们不能期望瘟疫在天气转暖后自然消失。

在与瘟疫长期斗争中，中国人民积累了丰富的防疫经验。一是通过祈福、求神实施禳灾，二是政府积极指导救治。历代政府一方面派遣使者、太医等到疫区调查，治疗，送药，另一方面会组织患者隔离。唐政府曾屡次命令地方各州誊抄药方、方剂，控制疫病传播，抵制巫医误诊，玄宗时下令抄写南朝时期陶弘景撰写的《神农百草经》，不久又组织编撰颁布《广济方》。可以看出中医应对瘟疫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经验。

瘟疫传染性强，及时处理尸体也是阻止瘟疫蔓延的必要措施，历代政府和慈善组织、个人都有出资掩埋尸体的措施。

实际上，很多瘟疫的消亡我们并不清楚原因。2003年的SARS病毒当时究竟是如何消失，我们其实长时期也不清楚。中外历史上，瘟疫横行曾多次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难以避免，成为大自然与人类相处的方式之一，人类虽然不欢迎它们，但要有接受它们的心态。

大灾大难时，肯定会造成大规模的损失，瘟疫首先会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其次会带来大量的次生灾害，短期内肯定会带来经济的衰落，但多难兴邦，一般都会走出来，迎来下一阶段的繁荣，社会还会焕发新机。黑死病在第一次大流行时持续了7年（1347-1353），欧洲有1/3以上的人死亡，但却因为对死亡的恐惧，开始了身体解剖和思想的启蒙，诞生了欧洲文艺复兴。瘟疫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促进了社会的新陈代谢。

瘟疫暴发，短则数月，长则数年，会折射世间万象，特殊时期，也更考验人性，出现各种平时无法想到的状况。对于处于困境时期的人类来说，如何生存下来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防护物资紧缺，生活、生产都会受到很大影响，这提醒我们在保护好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互相支持，尽量节省物资，好钢用在刀刃上，不要随意浪费！

我们所烦恼的事，可能有九成都不会发生，但未雨绸缪，还是非常必要的。大家利用身边的条件多保护自己，关爱他人，病毒早晚都会消失，不要过于惊慌，实际上，恐慌用来对付病毒这样看不见的敌人是没有用的。大家熬过这次疫情，各国经济会逐步恢复，当然，有些国家恢复得快，有些稍微慢一些。很多产业布局、组织形式，甚至人们的思维方式，因为这次疫情会发生改变。

『伍』 宋代对瘟疫的措施的卷子

瘟疫是一种发病来急骤、具有强烈传染性自、病情危重凶险且有大流行特征的一类疾病，其形成原因多是气候反常和人类活动所致。瘟疫不仅造成人口的死亡、迁徙、流动和社会动乱，而且还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区域社会结构、人口增长、军事战争乃至国家统治秩序造成严重的影响。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疫病频发的时期，也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力量积极救疗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时期。本书依据中医传染病学和医学社会史的研究理论与方法，重点探讨宋代重大疫病的流行状况、地理分布、病因病机以及不同社会阶层采取的防治措施等，揭示政府、医学家和社会民众等在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陆』 爆发瘟疫的时候，宋朝人是怎样应对的

古代医学并不发达，民间发生瘟疫后，破坏力往往超过战争和饥荒。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疫，民皆疾也。”

历代王朝均有瘟疫发生，而宋朝上承五代，下启元朝，享国319年，共发生各类瘟疫49次, 平均6.51年一次, 年均发生概率为15.03%，那么两宋是怎么应对瘟疫的呢？

两宋的瘟疫主要由主要有天花、麻疹、流行性腮腺炎、伤寒、痢疾、时气病、麻风病、瘴疫、大头瘟以及牲畜疫病等病症。频发的疫情，迫使朝廷、士大夫、医学家等对疫情的治疗和成因进行了积极探索，建立起以政府为主、社会力量为辅的瘟疫防控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两宋防控瘟疫的经验，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

『柒』 古代科技落后，古人在面对瘟疫的时候采用的什么办法

《长江日报》称，李兰娟院士的团队在武汉发布重大声明，证明阿比多尔、达芦那韦能有效抑制冠状病毒。这一消息振奋人心。但是想想现代科研水平如此之高，但在攻克疫病方面仍然存在不足，由此回想，古代科技医疗水平严重落后，那么古人是如何抗击疫病的呢？其实道教早有方法，而且其中一些方法今天都值得学习、借鉴。

针灸的银针

当然有病得吃药，没病得吃预防药，这也是关键。《素问》中有“小金丹方……（服之）无疫干也”；《肘后备急方》“又方（这里略其药方构成）家人视病者， 可先服取利，则不相染易也”，吃这个药就可以预防染上瘟疫。

道教援引中医药理，使得自身在治疗疫病方面有一定可行性。虽然道教也会画符驱邪、饮用符水的办法，但不能一概而论他们就是封建迷信，有的时候这种画符驱邪是面对瘟疫肆虐、穷苦百姓惶恐不安时安稳人心的手段。皇上还在瘟疫肆虐时会登台祭天、请求国师念经祷告、自己下罪己诏呢！道教在古代防瘟防疫中的办法很多都是科学的，是值得被今天借鉴的，这样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捌』 中国古人是怎么与瘟疫的斗争的史书上有什么记载

『玖』 明末大瘟疫,采取了什么措施,取得了什么成果

吴又可成功了。他的方法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扩散，一些患病的士兵在药物治疗下也渐渐好转，证明了吴又可这套治疗瘟疫的方法是成功的。从学术上来看，吴又可取得重大突破，可以名垂青史。
孙传庭也成功了，他在潼关整肃军队，通过杀土豪劣绅的方式筹措了军饷，同时也用对了吴又可这个关键人物，控制住了疫情，稳定住了军心，为出关进攻李自成的农民军，解决开封铺平了道路。
大明朝似乎也成功了，孙传庭被证明是一个有能力、有本事的统帅，在重重困难与阻力中，不仅没让朝廷划拨费心粮饷问题，还解决了连朝廷都束手无策的瘟疫问题，顺利按照崇祯皇帝的指示精神，出潼关救援开封。
但所有人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孙传庭失败了，大明朝亡了，就连吴又可的疫情防控也失败了。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曹树基教授的研究，明末席卷华北地区的瘟疫实际就是鼠疫，吴又可能控制得住鼠疫在孙传庭军队的蔓延，却控制不住大明疆域内扩散的疫情。
所以，1644年3月，李自成的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时，北京内城上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瘟疫中的守城明军“鸠形鹄面，充数而已”。自鼠疫始至李自成攻破北京，约20万北京人殒命，占当时北京总人口的1/5到1/4……
崇祯皇帝死前一肚子委屈，吾非亡国之君啊!
崇祯非亡国之君，孙传庭非亡国之臣，吴又可非亡国之医，可大明怎么就亡了?
其实，任何时代都不缺聪明人，总想着计算自己利益得失，人人都是聪明人。
社会并不是一个个螺丝钉搭起来的，社会是一个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有机体。
在防治疫情时，以今时今日的医疗条件、科研水平、组织能力、群众支持度、社会管理水平来论，都比古代强得太多太多了。但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解决社会面对的共同问题时，最需要的不是太多自以为是的聪明人，恰恰需要一些不那么“聪明的”人，一些敢于逆风而行的人，一些敢于勇挑重担的人，一些敢于讲出事实真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