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一片

⑴ 不得不看的历史片有哪些

历史片这个话题比较沉重，先推荐几部轻松一点的历史影视剧。

这些历史片都比较沉重，类似的还有《辛德勒的名单》、《南京！南京！》等，哪怕前面三部剧中也有很多让人义愤填膺的事情发生，但不管如何，这几部历史片都不得不看，大到讲述了一个历史时期，小到能看完一个人物的一生。

⑵ 历史文化纪录片是什么

看字抄面就很好理解。袭
1、首先它是纪录片，纪录片在于还原真实
2、包含了历史性和文化性。比如早期的记录片《话说长江》
3、历史和文化其实是相互承载和影响的。就像《舌尖上的中国》其实是饮食文化，但何尝不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积淀。
4、被记录的历史本身带有局限性，主要体现在记录者的验光和所处历史环境，所谓真实性也只是部分真实的。所以历史本身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文化不会，文化是渗入到骨子里的东西，只不过依托于各种外在形式表现出来而已。比如吃的粽子，过年的风俗等等

⑶ 什么是历史剧情片

剧情片 (FEATURE FILM) 剧情片=故事片 英文均为feature film 通常指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真实存在但往往不被大多数人内所注意的事件而改编容的故事性电影。 剧情片是指电影的卖点主要是其剧情，而不同于动作片的精彩打斗，场面的宏大，爱情片的缠绵，喜剧片的搞笑。 剧情片的节奏往往比较的慢，但是情节相对紧凑，往往是一种社会现象和一定人群的生活状态的写照，容易使观看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与历史相关，就叫做历史剧情片

⑷ 什么是历史真实

真实的历史就是自己。 历史是一片肥沃的土地，那里埋藏着我们的想象和希望，生长着我们的快乐和忧伤，成为历史剧创作的宝藏。戏剧自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通常情况下，历史学家会对此感到不快，这似乎也是“自古而然”的。新编历史剧的流行，更使历史学家的愤怒到了“于今为烈”的地步。最早的“新编历史剧”《戏说乾隆》令国人耳目一新，历史学家颇有雅量；《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随后登场，一石激起千层浪。以纪昀(晓岚)为主人公的两大部“历史剧”(《风流才子纪晓岚》和《铁齿铜牙纪晓岚》)，改写了历史上主管《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赫赫有名的学者形象，导致了某些历史学家的切齿之恨。

随之而来的，是对历史剧的严厉指责和苛刻要求，甚至大有必欲除之而后快之势。对历史剧的指责包括：胡编乱造，随意臆造，迎合低级趣味，背离历史的真实，模糊历史的真相……对历史剧的要求包括：不仅要注重艺术真实，还要注重历史真实，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以便“艺术地再现历史”……只有“忠于历史”，“回归历史”，认可“基本史实”，注重历史的发展趋向，与历史保持一致，才是历史剧脱离苦海的惟一出路。

我们应该承认，历史剧的确存在着“关公战秦琼”、“罗成戏貂蝉”、“张飞杀岳飞”、“宋版《康熙字典》”、“我孝庄皇太后”之类的细节失真(即硬伤)。但是说到“背离历史的真实”和“模糊历史的真相”，说到“忠于历史”和“回归历史”，我们则不得不问：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的真实？什么是历史的真相？我们是如何获知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的真相的？历史本身是否包含着艺术性，即包含着修辞性和文学性(形象性、想象性、虚假性)？如何理解这种修辞性和艺术性？一句话，历史是真实的吗？

在谈及历史与历史剧的关系时，我们一方面承认它们之间的联系，一方面把历史与历史剧严格区分开来。我们认为历史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历史剧属于艺术创作的领域；认为历史体现的是历史真实，历史剧体现的是艺术真实；因此历史是客观存在，历史剧是艺术想象的产物。其实这种区分是靠不住的。何以知之？

首先，我们似乎应该区分两种不同的“历史”：一种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一种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前者才是客观的，后者则是被主观化了的。在英文中，“the historic”(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与“the historical”(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两者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明确的。前者指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人物或事件，后者是对前者的记载或“反映”。比如说到“古建筑”时必须使用“a historic building”，而非“a historical building”；说到“历史剧”时必须使用“a historical play”，而非“a historic play——”“a historic play”这种说法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

作为朴素的唯实论者，我们相信，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与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之间的关系是“被反映者”和“反映者”的关系。这是不错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我们是通过“反映者”来认识“被反映者”的，我们也只有通过“反映者”才能认识到“被反映者”，这无异于以“反映者”征服“被反映者”。离开了“反映者”，我们就无从认识、理解和把握“被反映者”。我们触及的只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而无从触及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即使我们今天看到的“古建筑”(historic building)，也几经风雨，几经粉饰，与原物大异其趣，不再是纯粹的古建筑了。虽然“今月曾经照古人”，毕竟今天的月亮不再是古代的月亮。月亮尚且如何，何况建筑物呢？

我们不妨把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称作历史(history)，把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称为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以把两者严格区分开来"在此我们要讨论的是：历史编纂与历史剧是否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历史编纂是否只具有客观性而不具有艺术性？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历史编纂究竟包括多少种类型？据我们所知，历史编纂至少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实证性的历史编纂，它注重数据，强调实证，倾心于语言的明晰性、意义的明确性、逻辑的一致性，以“科学”自诩；一种是叙事意义的历史编纂，即所谓的叙事性的历史编纂(narrative historiography)，与“科学”的僭妄相比，修辞性和文学性乃其本源之所在，它也坦然地承认这一点，并得意于这一点"实证性的历史编纂是分析性而非描述性的，它关心的是环境而不是人，着眼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因果性，关注“长时段”(longue re)的转换和巨大社会结构的变迁；叙事性的历史编纂是描述性而非分析性的，它注意的是人而不是环境，关心的是人的情感和命运。西方的历史编纂传统一直是叙事性的，然而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实证主义的勃兴，史学的科学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人们越来越多地要把历史编纂转化为一门严密的科学，甚至要以“总体史”代替“事件史”，以便探寻历史深层结构的变迁。此后，历史著作开始充斥大量的图表!公式。即使如此，它还是难以掩盖其修辞性和文学性之踪迹。

在这方面，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所述甚为详尽精辟。海登•怀特认为，即便是实证性的历史编纂，也无法掩盖其修辞性和文学性，尽管千余年以来它一直都在极力摆脱自己与修辞性和文学性的干系。别的且不说，它是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书面话语，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决定其特性——具有修辞性和文学性。

修辞性和文学性的核心在于隐喻(metaphor)。隐喻是一种想象性的理解方式，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把握此类事物的文化行为。历史话语体现的并非逻辑性关系，而是隐喻性关系。历史编纂包含了艺术性的成分，因此不能忽视历史话语的隐喻之维。“一组事件转换成一个系列，系列又转换成序列，序列转换成编年史，编年史转换成叙事作品，我认为，这些行为更有益于理解成比喻性的，而非逻辑-演绎性的。此外，我把事件构成的故事和可能用来解释这些事件的任何形式论证之间的关系，当作是由逻辑-演绎和比喻——修辞的要素构成的组合。这样，一方面是历史话语和科学话语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历史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类同……”[i]

尽管修辞性和文学性会造成信息失真，甚至引发逻辑矛盾，但它会使过去/产生意义0，否则历史就会变得不可理喻。总是有人认为历史是对往昔事件所做的完全真实的记载，所谓“史笔如铁”是也，其实并非如此。首先，对于往昔事件的记载常常伴随着必不可少的解释(包括事件的起因、过程与结果)，夹杂着编纂者自己的想象，而意义也源于此，这种解释或这种意义就是修辞性和文学性的。

意义的另一个来源是语言，因为只有借助于语言符号，才能赋予过去的事物以意义"语言以想象和概念将描述的对象固定下来，想象的方式和概念的数量又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描述的对象被固定的途径可谓多矣。语言本身并没有提供一个标准，告诉大家什么是“正确”的用法，什么是“不正确”的用法。传统的历史编纂大师深谙此道，并能灵活地掌控之。

至于叙事性的历史编纂，其修辞性和文学性更是自不待言。西方叙事性的历史编纂，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代表作《历史》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史诗，而不是枯燥乏味的战争编年史。相传他在奥林匹亚朗诵他的著作时，把当时青春年少的修昔底德感动得泪水涟涟。近年来这种历史编纂传统得以复兴，实乃学界之幸。

比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就极力肯定叙事性的历史编纂。他的历史著作以叙事为主导，当然也包含少量的理论分析。在他看来，叙事借助其故事和细节，能够发挥阐释之功能，而理论概括是无法穷尽历史现象的具体性的。人们是通过生动的形象而不是枯燥的理论来把握历史踪迹的，理论充其量也只是辅助性的。我们不难发现，叙事性的历史编纂与历史小说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因为叙事性的历史编纂也需要借助于想象把零散的事件连缀成完整的故事。在那里，事实与幻想、史实与虚构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魏斐德的《伟大的事业：中国17世纪满人对帝国秩序的重建》(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就是照此原则写成的，读来引人入胜"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和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大量历史著作包括已经译成中文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史景迁)、《王氏之死：大人物背后的小人物的命运》(史景迁)、《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孔飞力)，以及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也都是这样写成的，读起来同样魅力无穷。我们完全可以说，其实这种叙事性的历史编纂，我们也是“古已有之”的。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对于各色人等、各种事件的精彩记录，源于其生花之笔，读来令人赏心悦目，而忘乎其历史精确性。比如司马迁在叙述“鸿门宴”时，写到樊哙闯入，“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史记•项羽本纪》)不仅有悖于史实，而且有悖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描写垓下之围时，说项羽只剩下二十八骑，发出了“天亡我，非战之罪”的感慨。虽然被数千汉骑围困，项羽毫不屈服，“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但稍后不久，项羽又对乌江亭长说过“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也就是说，项羽最后的二十八骑也已被汉军歼灭。既然如此，“非战之罪”、“吾为公取彼一将”之语，是如何记录下来，又是如何历经两百年后传到司马迁那里的？

即使在自称最为严密的社会科学中，虚构也是无所不在的。虚构是一种想象性构造，是一种“仿佛”式的描述，“或然性”(或者干脆“莫须有”)是它最大的特点。海登•怀特提到了边沁的“虚构观” (conception of fiction)，提到了欧文•巴菲尔德(Owen Barfield)的论文《诗歌措辞与法律虚拟》(Poetic Diction and Legal Fiction)，以便告诉我们，即使在严密的法律话语中也是允许虚构的：所谓“法律虚拟”，指在法律事务上为权宜计在无真实依据情况下所做的假定，这个假定被认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比如“法人”就是一种虚构，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海登•怀特的理论表明，无论是实证性的历史编纂，还是叙事性的历史编纂，都离不开修辞性和文学性，都包含着想象性和虚构性的成分。对于历史编纂而言，无论是修辞性还是文学性，是想象性和还是虚假性，都具有积极和正面的意义。可以说，没有修辞性和文学性，没有想象和虚构性，就没有往昔的人物与事件，更无法理解之。既然如此，认为“历史真实”是客观的，就是没有根据的。历史编纂，无法遮蔽自己的艺术性。所谓“历史真实”的盖头，应该掀开了。

⑸ 历史电影有什么

封神演义（不能算作历史剧，属于神话历史故事）
东周列国志（叙述西周灭亡前夕至秦始皇统一六国700多年间的历史，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
卧薪尝胆（最近刚刚播出的，吴越争霸的历史）
秦始皇（多个版本）
西楚霸王（描写项羽）
淮阴侯韩信（张丰毅主演）
楚汉争霸（描写刘邦与项羽争天下的历史）
汉武大帝（从汉景帝刘启的七国之乱一直讲述到汉武帝刘彻死去）
王昭君
三国演义（严格说来不能算作正史，但还是比较尊重历史的）
诸葛亮（专门描写诸葛亮的连续剧）
曹操（专门描写曹操的连续剧）
关羽（专门描写关羽的连续剧）
花木兰（南北朝中的北朝时期）
隋唐演义
瓦岗寨
决战玄武门（台湾版本，几乎不能算历史剧）
贞观长歌（正在播出的）
武则天（从贞观末年一直到武则天退位）
唐明皇（从武则天退位一直到唐玄宗李隆基的儿子唐肃宗即位)
睢阳血战（主要讲述安史之乱中张巡固守睢阳城的历史故事）
格萨尔王（主要讲述吐蕃王朝的建立）
杨家将（电影和连续剧都有）
杨门女将
包公
包青天（不能算历史剧，因为台湾版本中很多是编出来的故事）
贺兰雪（讲述西夏王朝的建立和灭亡，主要描写李元昊）
岳飞
成吉思汗
大明王朝
努尔哈赤
糊涂王爷（讲述多铎王爷，顺便也谈到了多尔衮和福临）
孝庄文皇太后（很早期的电视连续剧，有别于后来的孝庄秘史）
康熙帝国
雍正王朝
林则徐
太平天国
北洋水师
孙中山
蔡锷
杨虎城将军
百团大战
上党战役（描写陈赓将军）
粟裕大将
大决战（电影三部曲）

⑹ 什么是历史记录片

1，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版术的加工与展现的权，以展现真实为本质，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纪录片的核心为真实。
2，历史纪录片:通过一定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来记录过去的某一个事情就叫做历史纪录片。它是用来记述古代或过去发生过的事情！
3，历史纪录片:如河西走廊，我在故宫修文物，圆明园，中国远征军等。

⑺ 什么是历史史实

真实的历史就是自己。 历史是一片肥沃的土地，那里埋藏着我们的想象和希望，生长着我们的快乐和忧伤，成为历史剧创作的宝藏。戏剧自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通常情况下，历史学家会对此感到不快，这似乎也是“自古而然”的。新编历史剧的流行，更使历史学家的愤怒到了“于今为烈”的地步。最早的“新编历史剧”《戏说乾隆》令国人耳目一新，历史学家颇有雅量；《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随后登场，一石激起千层浪。以纪昀(晓岚)为主人公的两大部“历史剧”(《风流才子纪晓岚》和《铁齿铜牙纪晓岚》)，改写了历史上主管《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赫赫有名的学者形象，导致了某些历史学家的切齿之恨。

随之而来的，是对历史剧的严厉指责和苛刻要求，甚至大有必欲除之而后快之势。对历史剧的指责包括：胡编乱造，随意臆造，迎合低级趣味，背离历史的真实，模糊历史的真相……对历史剧的要求包括：不仅要注重艺术真实，还要注重历史真实，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以便“艺术地再现历史”……只有“忠于历史”，“回归历史”，认可“基本史实”，注重历史的发展趋向，与历史保持一致，才是历史剧脱离苦海的惟一出路。

我们应该承认，历史剧的确存在着“关公战秦琼”、“罗成戏貂蝉”、“张飞杀岳飞”、“宋版《康熙字典》”、“我孝庄皇太后”之类的细节失真(即硬伤)。但是说到“背离历史的真实”和“模糊历史的真相”，说到“忠于历史”和“回归历史”，我们则不得不问：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的真实？什么是历史的真相？我们是如何获知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的真相的？历史本身是否包含着艺术性，即包含着修辞性和文学性(形象性、想象性、虚假性)？如何理解这种修辞性和艺术性？一句话，历史是真实的吗？

在谈及历史与历史剧的关系时，我们一方面承认它们之间的联系，一方面把历史与历史剧严格区分开来。我们认为历史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历史剧属于艺术创作的领域；认为历史体现的是历史真实，历史剧体现的是艺术真实；因此历史是客观存在，历史剧是艺术想象的产物。其实这种区分是靠不住的。何以知之？

首先，我们似乎应该区分两种不同的“历史”：一种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一种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前者才是客观的，后者则是被主观化了的。在英文中，“the historic”(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与“the historical”(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两者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明确的。前者指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人物或事件，后者是对前者的记载或“反映”。比如说到“古建筑”时必须使用“a historic building”，而非“a historical building”；说到“历史剧”时必须使用“a historical play”，而非“a historic play——”“a historic play”这种说法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

作为朴素的唯实论者，我们相信，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与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之间的关系是“被反映者”和“反映者”的关系。这是不错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我们是通过“反映者”来认识“被反映者”的，我们也只有通过“反映者”才能认识到“被反映者”，这无异于以“反映者”征服“被反映者”。离开了“反映者”，我们就无从认识、理解和把握“被反映者”。我们触及的只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而无从触及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即使我们今天看到的“古建筑”(historic building)，也几经风雨，几经粉饰，与原物大异其趣，不再是纯粹的古建筑了。虽然“今月曾经照古人”，毕竟今天的月亮不再是古代的月亮。月亮尚且如何，何况建筑物呢？

我们不妨把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称作历史(history)，把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称为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以把两者严格区分开来"在此我们要讨论的是：历史编纂与历史剧是否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历史编纂是否只具有客观性而不具有艺术性？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历史编纂究竟包括多少种类型？据我们所知，历史编纂至少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实证性的历史编纂，它注重数据，强调实证，倾心于语言的明晰性、意义的明确性、逻辑的一致性，以“科学”自诩；一种是叙事意义的历史编纂，即所谓的叙事性的历史编纂(narrative historiography)，与“科学”的僭妄相比，修辞性和文学性乃其本源之所在，它也坦然地承认这一点，并得意于这一点"实证性的历史编纂是分析性而非描述性的，它关心的是环境而不是人，着眼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因果性，关注“长时段”(longue re)的转换和巨大社会结构的变迁；叙事性的历史编纂是描述性而非分析性的，它注意的是人而不是环境，关心的是人的情感和命运。西方的历史编纂传统一直是叙事性的，然而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实证主义的勃兴，史学的科学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人们越来越多地要把历史编纂转化为一门严密的科学，甚至要以“总体史”代替“事件史”，以便探寻历史深层结构的变迁。此后，历史著作开始充斥大量的图表!公式。即使如此，它还是难以掩盖其修辞性和文学性之踪迹。

在这方面，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所述甚为详尽精辟。海登•怀特认为，即便是实证性的历史编纂，也无法掩盖其修辞性和文学性，尽管千余年以来它一直都在极力摆脱自己与修辞性和文学性的干系。别的且不说，它是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书面话语，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决定其特性——具有修辞性和文学性。

修辞性和文学性的核心在于隐喻(metaphor)。隐喻是一种想象性的理解方式，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把握此类事物的文化行为。历史话语体现的并非逻辑性关系，而是隐喻性关系。历史编纂包含了艺术性的成分，因此不能忽视历史话语的隐喻之维。“一组事件转换成一个系列，系列又转换成序列，序列转换成编年史，编年史转换成叙事作品，我认为，这些行为更有益于理解成比喻性的，而非逻辑-演绎性的。此外，我把事件构成的故事和可能用来解释这些事件的任何形式论证之间的关系，当作是由逻辑-演绎和比喻——修辞的要素构成的组合。这样，一方面是历史话语和科学话语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历史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类同……”[i]

尽管修辞性和文学性会造成信息失真，甚至引发逻辑矛盾，但它会使过去/产生意义0，否则历史就会变得不可理喻。总是有人认为历史是对往昔事件所做的完全真实的记载，所谓“史笔如铁”是也，其实并非如此。首先，对于往昔事件的记载常常伴随着必不可少的解释(包括事件的起因、过程与结果)，夹杂着编纂者自己的想象，而意义也源于此，这种解释或这种意义就是修辞性和文学性的。

意义的另一个来源是语言，因为只有借助于语言符号，才能赋予过去的事物以意义"语言以想象和概念将描述的对象固定下来，想象的方式和概念的数量又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描述的对象被固定的途径可谓多矣。语言本身并没有提供一个标准，告诉大家什么是“正确”的用法，什么是“不正确”的用法。传统的历史编纂大师深谙此道，并能灵活地掌控之。

至于叙事性的历史编纂，其修辞性和文学性更是自不待言。西方叙事性的历史编纂，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代表作《历史》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史诗，而不是枯燥乏味的战争编年史。相传他在奥林匹亚朗诵他的著作时，把当时青春年少的修昔底德感动得泪水涟涟。近年来这种历史编纂传统得以复兴，实乃学界之幸。

比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就极力肯定叙事性的历史编纂。他的历史著作以叙事为主导，当然也包含少量的理论分析。在他看来，叙事借助其故事和细节，能够发挥阐释之功能，而理论概括是无法穷尽历史现象的具体性的。人们是通过生动的形象而不是枯燥的理论来把握历史踪迹的，理论充其量也只是辅助性的。我们不难发现，叙事性的历史编纂与历史小说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因为叙事性的历史编纂也需要借助于想象把零散的事件连缀成完整的故事。在那里，事实与幻想、史实与虚构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魏斐德的《伟大的事业：中国17世纪满人对帝国秩序的重建》(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就是照此原则写成的，读来引人入胜"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和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大量历史著作包括已经译成中文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史景迁)、《王氏之死：大人物背后的小人物的命运》(史景迁)、《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孔飞力)，以及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也都是这样写成的，读起来同样魅力无穷。我们完全可以说，其实这种叙事性的历史编纂，我们也是“古已有之”的。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对于各色人等、各种事件的精彩记录，源于其生花之笔，读来令人赏心悦目，而忘乎其历史精确性。比如司马迁在叙述“鸿门宴”时，写到樊哙闯入，“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史记•项羽本纪》)不仅有悖于史实，而且有悖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描写垓下之围时，说项羽只剩下二十八骑，发出了“天亡我，非战之罪”的感慨。虽然被数千汉骑围困，项羽毫不屈服，“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但稍后不久，项羽又对乌江亭长说过“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也就是说，项羽最后的二十八骑也已被汉军歼灭。既然如此，“非战之罪”、“吾为公取彼一将”之语，是如何记录下来，又是如何历经两百年后传到司马迁那里的？

即使在自称最为严密的社会科学中，虚构也是无所不在的。虚构是一种想象性构造，是一种“仿佛”式的描述，“或然性”(或者干脆“莫须有”)是它最大的特点。海登•怀特提到了边沁的“虚构观” (conception of fiction)，提到了欧文•巴菲尔德(Owen Barfield)的论文《诗歌措辞与法律虚拟》(Poetic Diction and Legal Fiction)，以便告诉我们，即使在严密的法律话语中也是允许虚构的：所谓“法律虚拟”，指在法律事务上为权宜计在无真实依据情况下所做的假定，这个假定被认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比如“法人”就是一种虚构，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海登•怀特的理论表明，无论是实证性的历史编纂，还是叙事性的历史编纂，都离不开修辞性和文学性，都包含着想象性和虚构性的成分。对于历史编纂而言，无论是修辞性还是文学性，是想象性和还是虚假性，都具有积极和正面的意义。可以说，没有修辞性和文学性，没有想象和虚构性，就没有往昔的人物与事件，更无法理解之。既然如此，认为“历史真实”是客观的，就是没有根据的。历史编纂，无法遮蔽自己的艺术性。所谓“历史真实”的盖头，应该掀开了

⑻ 历史是什么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然而记载历史、研究历史的学问却往往随着人类的主观意识而变化、发展完善，甚至也有歪曲、捏造。
广义
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过程，可分为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两方面。
狭义
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过程。

历史学：研究历史的学问，简称史学。与历史的概念相对应，历史学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上，“历史”可以指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不一定同人类社会发生联系。在哲学上，这种含义下的历史称为历史本体，例如宇宙历史、地球历史、鸟类历史等等。而狭义的历史则必须以文字记录为基础，即文字出现之后的历史才算历史，在此之前的历史被称为史前史。与人类社会相关的历史，又可以称为人类史或社会史，而脱离人类社会的过去事件称为自然史。一般来说，历史学仅仅研究前者，即社会史。

众说纷纭
对于历史的含义和性质，有很多中不同的诠释，以下列举其中一些。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毛主席说：“读史可以明智，这是先人早就说过的。”

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梁启超：“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

《大英网络全书》（1880年版）：“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的研究和描述。”

《苏联大网络全书》：“1、自然界和社会上任何事件的发展过程。宇宙史、地球史、各个学科史——物理史、数学史、法律史等均可列入这一含义。2、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具体的和多样性的过去之学科，以解释人类社会具体的现在和未来远景作为宗旨。”

（1）历史学
广义：世界上一切科学都可以称为历史学。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

狭义：研究人类社会以往运动发展过程的学问。 即以历史为认识对象的一门学问，叫史学或历史学，也可以用“历史”一词代表。
（2）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研究和记录历史的人。
（3）正史
即经过官方编修的历史，一般较为权威可信。
（4）野史
正史之外带有传说性质的历史。
（5）史书
史书共分为四种：
（1）编年体：以时间为顺序编撰和记述历史 ；
（2）纪传体：以人物传记的方式记叙历史 ；
（3）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中心，每事各详记起止，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前后连贯，又不重复。把人物在历史上活动的年代和所起的具体作用结合具体的历史事件加以叙述，使读者既详其事件的原委，又了解人物在事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4）政书体：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体例，起源于“三礼”。按时间分为贯通历代和断代的；按体例分为典志体和会要体。

“历史”的含义在中文中最早仅用“史”一字代表。甲骨文中“史”字与“事”相似，指事件。许慎《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便指出“史”的本意即记事者，也就是“史官”。由此引申，则代表被史官被纪录的事，换句话说，即所有被文字纪录的过去事情。“历史”一词出现较晚，《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书》，吴主孙权“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史”前加“历”字是指经历、历法，也就是人类经历的一段时间。在事件中加入时间的概念，“历史”一词就具有了当今的含义。也有人认为“历”乃近代日本学者为翻译英文“history”而附加之辅助义，其意味着人类所经历过的事情，在意义上其概括范围远较“史”字为之大。

在西方，多数语言的“历史”一词源出自希腊语“historia”，原义为“调查、探究”，出自“历史之父”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的《历史》（Historia）一书。

历史并不是归类于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中，而是其间的桥梁，合并了两大领域的研究方法。一般来说，史学家通过研究各种书面文字但并不局限与此，努力并尝试解答和历史有关的问题。历史知识的原始资料分为三种：文字记载的、口头流传的、保留下来的历史遗迹，通常历史学家会综合三种方法进行研究，而文字记载经常被作为强调的重点，因为它普遍纪录了发展的时间。这种强调引申出了一个新领域，史前史，也可称为史前学，研究的是没有书面纪录的那一个时期。由于世界各地文字出现的时间各不相同，所以史前史和历史的主要区别是根据具体的论题而决定。学者们为了易于研究，根据过去人类的范围将其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划分过去的方法繁多，包括按年代分类，按文化习俗分类，按不同主题分类。这三种分类经常会有重叠，比如“阿根廷的劳工运动的演变，1930-1945”。

尽管历史研究倾向于一些专门的地点、时间和主题，历史学家也同时会关心其他普通的一些内容。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历史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通的词语，就是研究过去人类的所有事情，甚至于现在更兴起了一门所谓的广义历史。过去研究历史都是为了应用或者理论的目的，而现在还多了一条：那就是对人类过往的好奇。

以历史为认识对象所形成的一门学问，叫史学或历史学，

历史学的本质其实是把实际发生的事件转换成以意念和文字形式存在的历史的过程和方法。关于历史学的目的和方法的研究探讨，在西方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历史哲学的出现和发展，意味着历史学从单纯的历史纪录发展成为对历史的解释和对历史规律的探求阶段。

一开始，历史哲学仅仅关心如何改进历史研究的方法，但认为被研究和记录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在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对自身的认识过程有了重新的理解，哲学家开始重新定义历史学。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认为往事只有在当代人生活中发挥作用才成为历史，否则是“死的历史”，即编年史。因此，同样的历史在不同的时期会被不断的改写。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又进一步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即历史是历史学家思想的反映，不仅因时代而异，也因人而异。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事件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则是历史学家主观对客观的历史事件的认识。由于人主观的局限性，对客观的历史事件的认识是有限的，主观的认识不能完全符合客观的历史，因此只有不断改进逐渐逼近，这一过程同自然科学的过程一致。这种历史学称为“历史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