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对历史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不仅具有明显的时间差异性和空间差异性,同时由于两种差异性的交互运行,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温度变迁,有过多次反复,由寒转暖,又由暖转寒;湿润状况的变迁,由湿润而逐渐干燥,旱情增加.
从第四纪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1万年前后开始,地球从第四纪冰期中的最近一次亚冰期,进入到现代的亚间冰期,人们也称之为冰后期.这一段时间大体上相当于人类进入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关于这时期的气候,挪威的冰川学家曾做出近10000年来的雪线升降图,说明雪线升降幅度并不小,表明冰后期以来,气候有明显的变化.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记载,竺可桢将这些记载加以整理分析,发现我国5000多年来的气候有4次温暖期和4次寒冷期交替出现.
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000年左右,即从仰韶文化时代到安阳殷墟时代,是第一个温暖期,这个时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最冷月温度约比现在高3℃-5℃.
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公元前850年(周代初期),有一个短暂的寒冷期,年平均气温在0℃以下.
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秦汉时代,又进入到一个新的温暖时期.
从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即东汉、三国到六朝时代,进入第二个寒冷时期.
从公元600年到1000年,即隋唐时代,是第三个温暖期.
从公元1000到1200年,即南宋时代是第三个寒冷期,温度比现代要低l℃左右.
从公元1200到1300年,即宋末元初,是第四个温暖期,但是这次不如隋唐时那样温暖,表现在大象生存的北限,逐渐由淮河流域移到长江流域以南,如浙江、广东、云南等地.
在公元1300年以后,即明、清时代以来,是第四个寒冷期,温度比现代要低1-2℃.
近5000年来,虽然是寒冷期与温暖期交替出现,但是总的趋势是由温暖向寒冷变化,寒冷期一次比一次长,一次比一次冷.在第二次寒期,只有淮河在公元225年有封冻.而在第四个寒冷期的1670年,长江几乎都封冻了.
有趣的事情是:挪威冰川学家用雪线高度表示气温升降,竺可帧用的是历史文献记载资料,结果却十分一致,说明冰后期以来的气候变化具有全球的普遍性,绝对不是一种巧合.
1973 年,竺可桢提出了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周期性波动变化的基本状况.他认为近2000a 中,汉代是温暖时期,三国开始后不久,气候变冷,并一直推迟到唐代开始.唐末以后,气候再次变冷,至15世纪渐入小冰期,呈两峰三谷结构,直至20 世纪初气候回暖,小冰期结束.汉代、唐代是年均温高于现代约2℃左右的温暖时期.该研究成果已为气候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广泛采用.但近些年来,由于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方法的改进,许多学者对竺可桢的工作作了补充.其中朱士光等认为2000~ 3000年以来,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①西周冷干气候(公元前11 世纪至公元前8 世纪中期) ; ②春秋至西汉前期暖湿气候(公元前8 世纪中期至公元前1 世纪) ; ③西汉后期至北朝凉干气候(公元前1 世纪中期至6 世纪) ; ④隋和唐前、中期暖湿气候(7~ 8 世纪) ; ⑤唐后期至北宋时期凉干气候(9~ 11 世纪) ; ⑥金前期湿干气候(12 世纪) ;⑦金后期和元代凉干气候(13 和14 世纪前半叶) ; ⑧明清时期冷干气候(14 世纪后半叶至20 世纪初).后来许多地理学家对我国的气候变化作了进一步修改,但总得趋势大致如此.
历史时期的气候不仅在气温上有周期性波动,引起冷暖的变化,而且在湿度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变化.总得说来,暖期与湿期、冷期与干期是相互对应的,但每个冷暖期内部又有干湿波动,不可一概而论.朱士光等研究认为,气温的变化要快于降水量的变化,而降水量的变化幅度又大于气温变化的幅度.在历史时期,气候冷暖波动与干湿波动有明显的相关性,但不完全同步.
人类影响气候,气候也影响人类.短时间的气候变化,特别是极端的异常气候现象,如干旱、洪涝、冻害、冰雹、沙暴等等,往往会造成严重的自然灾害,足以给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比如,1943-1954年孟加拉地区的暴雨灾害,引起了20世纪最大的饥荒,饿死人口达300-400万;1968年-1973年非洲干旱是非洲人民的一次大灾难,使得乍得、尼日尔、埃塞俄比亚的牲口损失70-90%,仅在埃塞俄比亚的沃洛省就饿死20万人.当然,这种打击往往是短暂的、局部的,虽然不至于影响生态系统,但是对人类造成的灾害却十分大.
长期的气候变化,即使变化比较缓慢,也会使生态系统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使生产布局和生产方式完全改观,从而影响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
例如,在公元前3000-1000年的温暖时期,竹类在黄河流域直到东部沿海都有广泛分布;安阳殷墟发现有水牛和野猪等热带亚热带动物;甲骨文记载打猎时获得一象,表明殷墟的化石象是土产的,河南原称豫州就是一个人牵着大象的标志.商、周时代,梅子是北方人民重要的日常食品.《诗经》说:“若作和羹,尔唯盐梅”,可见当时梅子是和盐一样重要的食品,是做菜不可缺少的佐料.《诗经》说:“终南何月,有条有梅”.终南山在西安之南,宋代以来就无梅了.陕西、山西等地入民只好用醋代替梅.
秦汉时期气候也比较温暖,《史记》记载当时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是“桔之在江陵,桑之在齐鲁,竹之在渭川,漆之在陈夏”.可知当时亚热带植物的地界比现在更加偏北.
由于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农作物的地理分布,必然会影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布局.例如,在先秦到西汉以前,我国丝织业布局是北丝南麻,丝织业绝大部分在黄河中、下游和冀中平原,当时最大的丝纺业中心在河北定县,其他较小的中心也都在河北,河南和山东一带,长江流域及南方各地则主要生产麻织物;西汉时期,蜀中仅以产麻布著名.虽然在东汉到魏晋以后,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经济下降剧烈,南方各地社会生活则相对安定,丝织业有所发展,可是北丝南麻的布局一直维持到隋唐时代.从气候变迁情况看,至隋唐时代,虽然气候也有变化,但是平均气温仍暖于现代,可见丝绸之路出现在北方是有原因的.
北丝南麻布局的改变发生在宋代.由于气候变冷,气温已低于现代,北方不利于桑蚕生产生殖,再加上唐末五代时北方战乱,南方经济上升,丝织业规模逐渐超过北方.北宋时镇江、三台已形成为全国丝织业中心.南宋时,南京、常州、镇江、苏州都拥有巨大的丝织业生产能力.丝织业重心南移,正好相当于我国气候由温暖到寒冷的时期,这个历史经验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气候变迁对农业耕作也有影响,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和荀子(公元前313-前238年)都说,他们那个时候,齐、鲁(河北、山东一带)农业种植可以一年两熟.在这些地方直到解放初期,还只习惯于两年三熟.唐朝的生长季也比现在长,《蛮书》(约成书于862年)说,曲靖以南,滇池以西,一年收获两季作物,9月收稻,4月小麦或大麦.而现代由于生长季缩短,不得不种豌豆和蚕豆,以代替小麦和大麦.这种历史经验仍有现实意义.例如,如果气候变暖,就可以考虑双季稻向高纬度、向高海拔扩展;若气候变冷,就得采取措施,缩短水稻的生长时间.
一、时间差异性
气候包括气温和干湿状况两大基本要素,研究历史气候也必须从这两方面着手.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①〕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气候变迁的基本规律,表现在五千年来温度变化上,可以明显地总结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
1.第一个温暖期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即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商时代.甲骨文记载当时安阳人种水稻是阴历二月下种,比现在早一个多月.北京附近的泥炭层分析表明,五千年前那里生长着大量的阔叶林,代表着相当温和的气候.
2.第一个寒冷期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寒冷期.《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时长江、汉水冻结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寒冷.
3.第二个温暖期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东周到秦汉温暖期.《春秋》中有鲁国“春正月无冰”、“春二月无冰”、“春无冰”等多次记载.《荀子·富国篇》和《孟子·告子上》载齐鲁地区农业种植一年两熟.
4.第二个寒冷期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600年,即东汉南北朝寒冷期,这个寒冷期以公元4世纪前半期达到顶点.《资治通鉴》载晋成帝初年,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三年全部结冰,冰上可往来车马及几千人的大部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4℃.
5.第三个温暖期从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即隋唐时期,其间公元650、689、678年冬季,长安无雪无冰,当时气候温暖可见.
6.第三个寒冷期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即两宋时期,此间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冰上可以通车,1110年、1178年福州荔枝两度全部冻死.
7.第四个温暖期从公元1200年到1300年,即宋末元代温暖期.1225年,道士丘处机在北京长春宫作《春游》诗云:“清明时节杏花开,万户千门日往来.”说明当时北京气候比现在温暖.
8.第四个寒冷期从公元1300年到1900年,即明清严寒期.此间,1329年太湖结冰厚达数尺,橘尽冻死.1493年,淮河流域降大雪,从当年九月降至次年二月方止.洞庭湖变成“冰陆”,车马通行.
五千年来,我国气候四个温暖期与四个寒冷期交替变迁,其时间上的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
二、空间差异性
影响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是太阳辐射、下垫面、大气环流及人类活动影响四大因子,这几个因子相互作用决定着气候的变迁,加上我国所处的纬度位置、海陆位置、广阔面积、复杂地形及支配气候的环流因素,决定了我国气候变迁的又一个特性——空间差异性的产生.
地球上气候波动首先和太阳辐射的强弱有关,春、夏、秋、冬四季的轮回,寒、温、热三带的分别,都是因为太阳辐射强弱不同的缘故.我国领土北起黑龙江江心,南至曾母暗沙,南北跨49个纬度.从南到北,包括赤道带、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和寒温带等六个热量带,其中又以温带、暖温带、亚热带面积最广,这是决定我们气候类型多样性和气候变迁的空间差异性的基本因素.
从海陆位置看,我国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之间,由于地表热量状况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温压场,从而产生明显的季风环流,对我国的气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世界同纬度相比,我国黄河流域相当于地中海一带,长江以南的纬度相当于北非撒哈拉沙漠地区.若按行星风系规律,我国江南则属于一片沙漠,但因亚热带季风气候作用,却使我国东部和南部成为温度高、降水量多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亚热带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从我国呈东西走向的三列山系来看,它们作为南北冷暖气流的屏障,又构成了重要的气候分界线.其中海拔1500—2500米的秦岭山脉作用最明显.秦岭以北为暖温带,以南为亚热带,所谓“十月先开岭山梅,南枝向暖北向寒”的诗句,正说明秦岭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海拔5000米以上的西藏高原,既得不到太平洋的湿润气候,又被喜马拉雅山切断了来自印度洋的水汽通路,使我国西北内陆变成为沙漠性的干燥气候.加上西伯利亚冷气流由蒙古高原爆发性地南侵,形成强大的寒潮影响了冬半年北部大半个中国,又加大了西、北、东、南气候变化的空间差异性.
在中国,气候由南向北,由东向西依次渐冷,森林、草原、荒沙、沙漠也依次出现,从而形成了东、西、南、北气候的迥然不同,最大的特点是形成了东南中国与西北中国气候的自然分异.这种气候变迁的空间差性与时间差异性交错运行,对每一个时期中国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时、空差异的影响
首先是政治上的影响.
气候的时空差异性所造成的东南与西北中国的分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极为深刻.现代地理学家以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为两端,在中国地图上划一斜线,斜线以西以北为西北中国,拥有占中国领土面积57.1%的土地和占总人数5.6%的人口,大体上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或少数民族的主要活动区;斜线以东以南为东南中国,拥有占领土面积42%的土地和占总人口数94%的人口,基本上是历史上农业民族(汉族)的主要活动区.〔②〕其中,随气候的变迁,东南部经济文化日渐超过北部,人口密度也越来越大.
在西北中国与东南中国之间,古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早在1121年,道士丘处机北过张家口第一隘口野狐岭时吟诗曰:“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辽史·营卫志》亦云:“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廓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鱼以食,皮毛以衣,转徒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历史上农、牧分区和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峙,两种经济、两个民族既相互和平交往又相互兵戈以待.每当寒冷期代替温暖期之时,总有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向南方温润的地区迁徒,中原地区的农业王朝便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战.其中公元400年左右的“五胡乱华”,公元1200年左右,契丹、女真和蒙古族的接踵南下,以及公元1700年左右满族入关,是农牧民族军事冲突的最典型事例.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和关系始终是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农牧民族的对峙,最直接的影响是在政治方面.随着几次最大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几个典型的南北朝对峙的政治局面.与“五胡乱华”相伴随的是第一个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十六国及北魏、北齐、北周与南方的东晋及宋、齐、梁、陈对峙;与契丹、女真和蒙古南下相伴随的是第二个南北朝时期——辽、金与两宋政权的对峙;到了明代,先是明初明政权与北元蒙古的政权对峙;继而是明末南明政权与清政权对峙.由于长期的南北对峙,农业民族要抵抗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南下,不得不凭藉专制集权的中央政府,以组织分散的农民去修筑万里长城,保卫自己的安居乐业,这就是中国专制集权体制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经济上的影响.
五六千年前,与温暖期同时,是一相当湿润的气候.当时的黑龙江流域,为几千年来最湿润的时期,北京平原为河流纵横、池沼广布之乡.距今2500年左右,气候转向干燥.在北京考古发掘中发现代表湿润气候的混炭沼逐渐消失.距今约1000年左右,气候再次变干.根据大量的地方志中的旱涝记载,我国东南地区自公元初以来,水灾相对减少,旱灾相对增加,以公元1000年为界线,此前1000年的旱期持续时间短,湿润时期持续时间长;此后的湿润时期短,干旱时期长.最近500年来旱涝材料排成年表显示,旱灾明显地多于水灾.
气候的干湿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极大,干冷地带农业生产受到严重限制自不必说,在其它地区,也因气候冷暖干湿的变化而左右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一般说来,气温每降低1℃,亚热带北界位置也随着向南推移一个纬度左右,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北界位置也随着南移.五千年来中国气候波动的总趋势是:温暖期一个比一个短,温暖度一个比一个低,这就从整体上决定了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经济重心向南迁移的大趋势.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主要表现在三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经济停滞和衰退,长江流域大规模开发与南方经济上升;五代两宋时期,南方经济上升并超过北方,形成了新的经济重心,经济上“南盛北衰”的局面继续发展;明清以来,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畸形发展,东西差距及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纵观这三次大规模的经济重心南移,正好与历史上第二、第三、第四个寒冷期的到来相始终,从中不难窥见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再次是文化上的影响.
经济是基础,它的变化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化.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必然引起上层建筑中的文化发生巨大变化,最明显的表现是:隋唐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文化中心也在北方隋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文化中心也相应地移到了南方.
秦汉时期定都关中,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有所谓“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和“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到了隋唐以后,粮食供给开始依靠南方,文化重心也开始向南迁移.到宋代,有了“苏常熟,天下足”和“江浙熟,天下足”的说法.到明清时期,又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此时中国文化以最富裕的长江流域为根据地,形成了“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的局面.至近现代,随着沿海经济的发展,广东、福建在经济上渐渐占据重要位置,中国的文化又有了进一步南移的倾向.
关于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前人多从“中国历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方面去研究,这里介绍两家,借以说明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丁文江在《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③〕一文中根据二十四史中汉、唐、宋、明各代人物,分省列表为:
时代 前汉 后汉 唐 北宋 南宋 明
人物最多的省 山东 河南 陕西 河南 浙江 浙江
河南 陕西 河北 河北 福建 江苏
日本桑原骘藏在《由历史上观察的中国南北文化》〔④〕一文中,以科举为例,交明清两代登科第者列表统计,明代从洪武四年起至万历四十四年止,每科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总共244人,其中南方215人,占88%,北方29人,占12%.清康熙十八年开制科,共录取50人,其中南方占42人.乾隆元年制科,共取15人,南方占14人.明清两代共出状元203人,南方有188人.
四、有关问题的讨论
1、通过上述中国气候变迁的特点及影响的讨论,进一步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问题.怎样看待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这是一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过去由于片面地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因而很少具体地研讨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近年来,通过各方面的研究和讨论,认识到地理环境本身是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在人类改造自然环境时,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的约束,否则,将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但是,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究竟怎样?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是众说纷纭.通过本文分析,我们首先可以肯定,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影响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着时代的演进,它的作用方式、作用程度在发生着不断地变化,因此,我们要重视历史地理学这个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中国封建社会何以特别漫长?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发展极其缓慢?不少同志认为地理条件是最根本的因素.具体地说,中国内外部地理环境及其相应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既产生了对专制政体的要求,又维护了封建小农业的强盛,使中国难以具备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客观条件,从而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这些观点正确与否?还需要对中国历史地理作深入细致地研究后才能得出结论.
其次,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还认识到,人类历史与地理环境是一个统一体,两者之间相互制约、互相作用,这种相互间的制约和作用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大致说来,生产力水平越低,人类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作用越大;社会发展阶段越古老,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越大.在中国古代,因气候迹迁的时空差异性而影响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向,表明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的确起到了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特别是中国历史上几次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政权的对立(秦汉与匈奴,东晋南朝与“五胡”,宋与辽、金,明与蒙古、满族等),无不起因于气候时空差异所造成的农、牧区对立的环境因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对地理环境制约作用越来越大,地理环境可以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地理环境的作用就减少了.由于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作用,导致了地理环境的变化,形成了新的地理环境系统,在原来的自然环境之外,又增加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系统,从而对人类社会产生新的影响.在近现代的中国气候变迁中,我们就不得不探讨人们对环境污染所造成气候环境的新变化和新影响,这就决定了研究历史地理对现实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2.通过对中国历史上气候变化特性的讨论,进一步认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关于它的学科性质,在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目前国内各高校历史系和部分地理系都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课,但由于对它的学科属性看法不同,讲授的内容、学习的重点和研究的方向都很不一致.有人把它当作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偏重于沿革地理的研究;有人把它当作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偏重于对历史时期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探讨;有人把它当作历史学与地理学边缘学科,侧重于跨学科的研究.
我们认为历史地理学既是历史学与地理学交叉的边缘学科,也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多门学科边缘地位上相互交叉和相互联系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历史地理学不仅研究自然环境变化的自然过程,而且也研究改造自然环境变化的人为过程,更重要的是,它重点探讨的是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变化规律.由此可见,它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历史学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多学科相互联系的一个新的学科体系.正如前苏联历史地理学家热库林所说的那样,它不仅是在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衔接处形成的边缘学科,而且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又“曾与民族志学、地名学、农业史及一系列其它科学门类紧相关联.”因而准确地说,它是“处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地位上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性.”〔⑤〕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对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视野才会得以逐步地开阔.
学科性质决定了学科的研究途径.世界是一个整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现代科技已走到学科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历史地理学正是适应这样的时代要求而产生的.因此,它必然要求我们掌握不同学科的知识,在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本文分析如能在这方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目的也就达到了.
❷ 关于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建立的意义和影响
秦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 有利于人民的生活安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符合当时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秦朝的疆域,东到大海,西到陇西,北到长城一带,南到南海,大大超过了 前代。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秦始皇(嬴政)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嬴政统一六国以后,以咸阳为都城,为建立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巩固统一,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
西汉是我国第一个统一强盛的帝国。在西汉统治的二百多年的历史中,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的改革,使国力强盛、人民安乐,呈现出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在此期间,中国一直以世界强国的面目屹立于世界之林。
东汉时期,书法、绘画已不单纯作为文字图形符号使用,它们的艺术地位逐渐显露出来,虽然今日东汉流传下来的艺术品数量不多,但从其中依然能窥得汉文化的风貌。
隋朝(公元581—618年)共统治中国三十八年,前后仅文帝、炀帝两代,是我国历史上存在较短的朝代之一。
随着南北朝在政治、经济上的逐步衰落,身为北周的辅政大臣的杨坚于公元581年2月迫使年轻的周静帝让位,自立为帝。因杨坚曾官居隋国公之职,故改国号为隋,年号开皇,建都长安,他就是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
(618年-907年) 始于高祖李渊,终于哀帝,共20帝。唐朝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达到了顶峰,其中以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为最。唐高宗后,武则天称帝,国号「周」。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之一。唐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唐朝前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艺品日益精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生活繁华似锦。唐朝后期,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以后南方经济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当时在政治上,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其成就超迈西汉「文景之治」。唐玄宗统治时期,鼎盛局面达到了高峰,甚至在文坛上也出现了「盛唐气象」。
就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唐帝国也是最重要、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欧洲的封建强国主要有法兰克王国和拜占庭帝国,他们都远远落后于唐朝。东方重要的国家有印度和日本。印度戒日王重新统一次大陆前后刚刚确立了封建制,可他死后次大陆随即分崩离析。在世界范围内,唐朝不但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属于最先进的行列。
唐朝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向后期发生转捩的关键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朝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总之,唐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是中国历史上继汉代出现的又一鼎盛局面,史称「强汉盛唐」;唐朝后期的发展又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巨大变革开了先河。唐代确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伟大时代!
❸ 影响中国的十大历史事件分别是什么求高人~~~
一 秦始皇抄统一六国 封建制度的确立
二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封建思想的确立
三 五胡乱华 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
四 隋文帝的科举制度 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 西方封建社会没有考试一说 老百姓天生憋屈
五 开元盛世 封建社会的巅峰
六 宋金对峙 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
七 吴三桂引兵入关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
八 鸦片战争 中国进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
九 辛亥革命 皇朝至此完
十 新中国成立
❹ 几个历史阶段各有什么特点
土木工程的发展可分为那几个历史阶段各阶段分别有何特点
一)基础性:
土木工程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与人类的生活、生产乃至生存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二)带动性:
土木工程对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土木工程的资金投入大,带动行业多,是挖掘和吸纳劳动力资源的重要平台之一.
(三)综合性: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不断为土木工程技术注入新理念,提供新工具,造就新工艺,提出新要求.
三、土木工程专业学习和未来工作的核心内容:(3分钟)
各类土木工程的规划、勘测、设计、施工、管理和维修.
四、土木工程的发展历史:
分为三个阶段:古代、近代和现代
(一)古代(约公元前5000年起至17世纪中叶):
1、古代土木工程的特点:无设计理论,主要依靠经验;建造材料主要取之于自然;工具简单,尚无施工机械.
2、东西方古代有历史意义的宏伟建筑和遗址:
西方:埃及的金字塔、墨西哥的奇琴伊扎城、法国的加尔桥、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古罗马的斗兽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索菲亚大教堂、埃塞俄比亚拉里贝拉的独石教堂、罗马帝国的道路网等
中国:中国古代伟大的砖石结构—万里长城、四川灌县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陕西秦皇陵兵马俑、京杭(北京—杭州)大运河、河北赵县交河赵州桥(安济桥)、山西应县木塔(佛宫寺释伽塔)、北京故宫、天坛、秦朝全国郡县间驰道网(咸阳中心)等.
(二)近代(17世纪中叶至1945年二战结束):
1、近代土木工程的特点:
1)土木工程逐步形成一门独立学科:牛顿力学三大定律、工程结构设计的容许应力法、极限平衡理论等.
2)人工土木工程材料被发明:波特兰水泥、钢筋混凝土应用、转炉炼钢法发明.
3)新施工机械和施工方法被提供:打桩机、压路机、挖土机、掘进机、起重机.
4)基础设施的社会需求日益广泛和深入.
2、优秀近代土木工程杰作:
西方:第一座钢筋混凝土梁桥于1875年由法国莫尼埃主持建成长16m;第一幢钢铁框架承重大楼,现代高层建筑开端—美国芝加哥保险公司大楼;法国巴黎的艾菲尔铁塔;第一条铁路—北美大陆铁路;1863年在英国伦敦建成第一条地下铁道;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美国纽约的帝国大厦;
我国:詹天佑于1909年建成京张铁路;茅以升主持建造的我国第一条公铁两种双层钢结构桥—钱塘江大桥;1934年建成的号称30年代远东第一楼的上海国际饭店等.
(三)现代(1945年二战结束至今):
1、现代土木工程特点:
1)功能多样化
2)建设立体化
3)交通快速化
4)设施大型化
2、现代土木工程代表工程:中国台北国际金融中心;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国家石油双子星座大厦(双塔);中国上海金茂大厦;美国芝加哥西尔斯大楼;中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大厦2期;沈大高速公路;上海磁悬浮铁路;台湾高速铁路网;广深准高速铁路;巴黎戴高乐机场;芝加哥国际机场;日本明石海峡大桥;丹麦大贝尔特东桥;中国江阴长江大桥;英国恒伯尔桥;香港青马大桥;英吉利海峡隧道;日本青函海底隧道;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中国广州中信广场大厦;中国深圳地王大厦;美国纽约帝国大厦;中国香港中环广场大厦;中国香港中国银行大厦;加拿大多伦多电视塔;莫斯科电视塔;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我国青海龙羊峡大坝;瑞士大狄克桑坝;俄国萨杨苏申克坝;
五、“土木工程”的展望与未来:
1、材料向多功能、智能化发展
2、项目趋大、全、新并向太空、海洋、荒漠开拓
3、规划设计科学化、自动化,施工建造精细化、工厂化
4、可持续发展是必经之路
❺ 什么是历史,历史的意义,历史的悲剧
一谈到历史,似乎中国天然就是一个历史大国。因为中国的历史最连续(变化最小),从不曾中断,因此文献也极多,其字数之多,恐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相比,中国不仅有官方堂堂正正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乃至《二十六史》,仅此就已经字数过“亿”,还有更数不清的编年史、通鉴史,纪传史,以及历朝历代的野史,更有儒家的“六经皆史”,加上两千多年来儒家文人的注经文字,其中的涉史文字,简直是堆山塞海。所有这一切涉及“历史”的文字,何止上数十亿,甚至可能上数百亿,真可以说是令人恐惧的天文数字。
一谈到历史,中国人很快就全都兴奋起来了。最近中央电视台开展的“百家讲坛”,除了于丹讲的非常糟糕的《论语》、《庄子》的“心得”和刘心武讲的《红楼梦》的探奇之外,其余讲的也全都是“历史”。而且当下的影视,也大半都是历朝历代帝王将相们的“历史”。
看来,中国还真是一个历史的大国,而中国人也真是一个最关心历史的民族了。可是,这些“历史”真是有人性意义的“历史”么?中国真是一个历史的大国么?中国人真是一个最懂得创造历史的民族么?我的回答肯定会让网友们深深地失望。
关于上述的问题,我的回答全都只能是非常令人痛苦的否定。按照我的反思的认识,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大国,而中国人也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懂得创造真正有高度人性意义的历史的民族,尽管中国具有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可是中国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几乎已经终结了,而近两千多年的历史,却全都只不过是过去历史的重重复复的拷贝而已。一直到今天,中国人的历史还依然没有完全走出这个传统的拷贝历史的时代。在这两千多年之中,几乎所有出现的历史人物,即使如最著名的唐宗、宋祖、朱元璋、康熙、乾隆,近代的慈禧、袁世凯,乃至现代的蒋介石、毛泽东,他们全都只不过是中国传统“拷贝”历史舞台中的“提偶”,全都没有资格成为创造中国真正新的拥有高度人性历史的人物。什么是“提偶”?“提偶”就是木偶剧中的被后面的“谁”提着长线来表演的“木偶”。这个“谁”是谁?后面会讲到,事实上即孔夫子及其儒家传统“五毒”的“幽灵”。
唐代大诗人李白曾有两句名言(出自〈夜宴桃李园序〉):“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用现代汉语来说,即:天地之间者,是有生有死的万物的旅馆;光阴之度者,是百代(实指无数代)连续或断续之中暂时的旅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全都只能是这样在“天地”间的旅馆之中“暂时”栖息度过的“旅客”。
人类的历史至少还必须分有如下的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人类的生物史,或生命史;
第二个部分是人类的社会史;
第三个部分是人类的精神史。
人类的生物史或生命史,是目前人类已获得初步认识的人类的全部生命基因密码子。按照人类的共同属性而言,这样的密码子总共有十万组,而超出这十万之数的其他的密码子只能被称作“乱码”。换言之,这十万之数的生命基因密码即决定了人类全部生命的历史特征。再换言之,这十万之数的生命基因密码子中所蕴含的信息,即人类到今天为止的基本上已经终结的生命的全部记录——人类的生物史,或生命史。尽管人类还将继续生存下去不知多少万年,甚至上亿年,但作为人类生命历史的生命基因密码子的信息数量的记录却基本上已趋于饱和,或者说即使有新的增加,数量上也极其微略。即是说,人类生命基因密码子所含信息量的历史记录不必随着时间的累积而无限地增加。说到底,人类的生物史或生命史,几乎已经终结了。
人类的社会史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已经创造出来的所有文化基因所含信息量的记录。人类中的民族或国家不同,他们所拥有的文化基因的信息的数量级也将不同。如果说上述的人类生物史或生命史是由人类的生命基因的信息量来决定的话,那么人类不同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史,则将由他们各自所拥有的文化基因的信息量来决定。
很显然,在接触到西方文化之前,中国的文化基因的信息量早就已经停止了有效的增长。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的历史几乎全都只在作“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重重复复的拷贝运动。按照日裔美国人富兰克林.福山的说法,到20世纪末,西方的历史也同样进入了终结的阶段;现在还有历史(文化基因信息增量)变化的民族或国家,基本上已不再在西欧和北美,而更多集中在亚、非、拉美等洲的民族或国家,它们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吸取西欧、北美人类的信息(作为他们固有历史的新的信息增量),并迅速向已经终结的西欧、北美人类社会的历史模型靠拢,实质上是被西欧、北美的“历史模型”飞快地同化,一旦完全被同化,他们也将立即进入历史的“终结”。这就不能不讲到人类历史的最重要的第三部分了。
第三部分是人类的精神史。如果说西方人的历史“终结”了,那是因为西方人类的精神史,也即他们的哲学史在20世纪中期就已经处于停顿状态了。什么是人类的精神史?人类的精神史其实就是人类文化基因的“自由”创新史,增量史,或人类文化发展和创新的“自由”的运动史。在我看来,因为《西方哲学死了》,所以西方人类的精神史也已到顶了,再也难以前进了。而在过去,西方人的文化基因的信息量之所以能够远远高于其他人类,特别是高于中国人,那是因为他们的哲学具有着强大的创造新文化基因的“自由”的动力(能量),而中国人的精神,却几乎早在两千多年前开始确立“独尊儒术”的汉代以来,就已经变得完全僵死了,文化基因“自由”创新的动力源泉事实上早就枯竭了;然而到了现在,西方哲学的“自由”动力也同样进入了强弩之末,所以,西方人的总的历史,也正如福山所言:“终结了”。虽然亚、非、拉美等洲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暂时还没有“终结”,但它们也只不过是在加速被“同化”地走向欧、美式的“终结”而已,它们自己内部甚至更缺乏创造新文化基因的“自由”能量,或者如同中国,他们固有的历史在若干个世纪之前早就已经“终结”了。
我基本上赞同福山的观点,但我却并不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也全都已终结。福山所言的西方历史的“终结”,其实是在对西方历史模型的已达人类历史的“最高点”进行赞美。对于如此历史的“最高点”,我并不表完全地认同。它充其量是人类历史某阶段(我称之“哲学历史阶段”)的“最高点”,而并不必是真正的全人类历史的最高点。真正“终结”的只是西欧和北美的历史,而不必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因为《西方哲学死了》,他们的创造新的人类文化基因的自由的动力源已经枯竭了,而在东亚,一个全新的人类文化动力源正在东方人类的“母腹”中躁动。尤其在印度和中国,例如中国,那里的人们正在踏过孔夫子及其儒家两千多年来腐朽至极的僵尸,迎接西方自由女神的降临,他们正怀着冲破千年压迫的高昂的激情,光耀自身伟大的“易大象”精神的雄心壮志,跃跃欲试与西方自由女神的交媾,从而一个崭新的全人类的“人学”的精神,将很有可能会在东方孕育,一个崭新的全人类精神史的“自由”的动力源将在这里形成和诞生。一个拥有崭新的“全逻辑”——“易大象”的全真、全息逻辑的全人类的“人学”,如果能顺利地超越并取代所有西方的哲学,它就将很有可能给整个人类带来新的福祉。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的文章中还将更详细地加以论述。
让我们再次回到中国的历史。
迄今中国的历史还一直都处于两千多年来始终被“终结”的停顿的状态之中。现代正加速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的基因,与中国古老的真正合乎真理的文化基因的强烈撞击和合作的嫁接正在发生。
中国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历史,之所以被“终结”地停顿,其最重大的根源即在两千多年前确立的“独尊儒术”,以及孔夫子及其儒家长期以来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几乎绝对的垄断。在这种绝对的精神垄断之中,中国人之中根本就产生不了哲学和哲学家,中国人的有价值的文化基因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了无力增进的“饱和”状态。正是因此,近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几乎只有对过去历史的拷贝,而毫无“自由”创新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的几乎所有的历史人物,其实全都只不过是传统历史拷贝之下的“提偶”,说白了,那些所谓著名的历史人物,几乎全都只不过是一些缺乏真正“人”的自觉灵魂的人形的傀儡,他们全都只能在后面无形而强势的文化基因之主(孔夫子及其儒家传统的幽灵)的控制之下进行毫无自觉的“表演”。即令现代最著名的人物,例如蒋介石,毛泽东,别看到他们在历史之中的“表演”曾有多么不可一世的“神气”,然而实际上,他们自身根本就没有能力逃脱毫无自觉力量的“人形傀儡”的无奈的命运。这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实际上全都在传统历史的无形主人——孔夫子及其儒家的幽灵的完全地掌控之中。蒋和毛全都是曾国藩的钦慕者,而曾国藩何许人也?孔夫子及其儒家的孝子贤孙也。他本人也照样是一个历史的“提偶”,而根本就不是一个具有真正高度“人”的觉悟的自觉精神的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有能力创造新的人类文化基因的人,实际上也就是根本没有能力创造新的历史的人。正是因此,无论曾国藩,蒋介石,毛泽东,他们全都只能无可奈何地被动地充当中国历史中的“提偶”,根本就没有资格被称为真正中国新的历史的创造者。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全都严重地缺乏高度“人”的自觉精神,他们全都在不自觉地遵行孔夫子及其儒家的传统幽灵的意志,继续“拷贝”中国陈旧的历史,他们把这种历史又苟延残喘到了20世纪,而今天,仍旧有人(例如高唱“国学”和“儒学”的人们)甚至还更想要把它延续到21世纪。
我提醒现在一切方面拥有良好自我感觉的人们,包括当今各方面的领袖人物,请以自己最大的努力,尽量站在人类文明最高的基点上,再一次清醒地认识您自己吧。否则,你们也依然很有可能只是一个传统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提偶”。要想不做“提偶”,就请立即奋起文化批判的精神,彻底清算两千多年来孔夫子及其儒家的幽灵在中国的一切方面所制造的罪孽,尤其是在政治、文化、教育中的罪孽,并在自己的身上自觉地清除“五毒”(复古、唯上、独断、人治、专制)的残留。
历史的意义,即在历史中,人类的文化基因能够不断地获得创新,从而在历史中,文化基因的信息量能够获得不断地增进。很显然,在近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严重地缺乏新的文化基因信息量的增进,所以中国长时期以来严重地陷入了文化发展停滞的状态。正是因此,这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的文字记录,尽管庞大到了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天文数字,然而实际上其中的绝大多数,却都只不过是属于毫无文化基因价值的“乱码”,是纯粹历史中的文字“垃圾”,而历代的儒家文人,则基本上是制造历史(文字)垃圾的自觉和不自觉的“白痴”或“骗子”。或者说,简直就是一群自愿吸毒、中毒的文化“废物”。
历史的悲剧,即人类的精神史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一片空白,或者说已完全丧失了创造新的人类文化基因的“自由”的动力源泉。如果一个民族或国家发生了这样的历史状况,即可以认为,该民族或国家事实上已处于严重的历史悲剧之中。处于历史悲剧中的民族或国家,除了不断地“拷贝”旧历史和不断地制造新的历史(文字)“垃圾”之外,根本就没有能力创造新的人类文化基因,创造新的人类历史。中国自从确立“独尊儒术”以来的两千多年之中,迄今这一大段的历史,我基本上认定,即是一个中国人的漫长的历史悲剧,或中国人的中世纪的悲剧,这个“悲剧”的最关键的制造者即孔夫子及其儒家文人(他们基本上是一群愈来愈成为文化“废物”的人们),以及历代蓄意根绝一切新的文化基因信息的“自由”创造的动力源的人治专制的统治者们——帝王将相们。
但是今天,我却坚信,从21世纪开始,中国人将永远地走出这个漫长中世纪的历史悲剧。同胞们,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吧!
❻ 历史的意义是什么
以史为镜,珍惜今天!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然而记载历史、研究历史的学问却往往随着人类的主观意识而变化、发展完善,甚至也有歪曲、捏造。
对于历史的含义和性质,有很多中不同的诠释,以下列举其中一些。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梁启超:“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
《大英网络全书》(1880年版):“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的研究和描述。”
《苏联大网络全书》:“1、自然界和社会上任何事件的发展过程。宇宙史、地球史、各个学科史——物理史、数学史、法律史等均可列入这一含义。2、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具体的和多样性的过去之学科,以解释人类社会具体的现在和未来远景作为宗旨。”
历史并不是归类于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中,而是其间的桥梁,合并了两大领域的研究方法。一般来说,史学家通过研究各种书面文字但并不局限与此,努力并尝试解答和历史有关的问题。历史知识的原始资料分为三种:文字记载的、口头流传的、保留下来的历史遗迹,通常历史学家会综合三种方法进行研究,而文字记载经常被作为强调的重点,因为它普遍纪录了发展的时间。这种强调引申出了一个新领域,史前史,也可称为史前学,研究的是没有书面纪录的那一个时期。由于世界各地文字出现的时间各不相同,所以史前史和历史的主要区别是根据具体的论题而决定。学者们为了易于研究,根据过去人类的范围将其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划分过去的方法繁多,包括按年代分类,按文化习俗分类,按不同主题分类。这三种分类经常会有重叠,比如“阿根廷的劳工运动的演变,1930-1945”。
尽管历史研究倾向于一些专门的地点、时间和主题,历史学家也同时会关心其他普通的一些内容。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历史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通的词语,就是研究过去人类的所有事情,甚至于现在更兴起了一门所谓的广义历史。过去研究历史都是为了应用或者理论的目的,而现在还多了一条:那就是对人类过往的好奇。
❼ 对于历史事件,其影响和意义有什么不同
其实应当还要把历史事件的作用也来进行一个拿来对比,这样三者在一起对比会专更有清晰的属认识和感触。
历史事件的历史作用,一般是指直接、积极的作用,侧重物质方面。如黄巢、王仙芝起义瓦解了大唐帝国。
影响是间接的,要经过受影响者的选择。如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日本、韩国文字中都有一些汉字,但其笔画、读音跟我们不一样。另外,影响比较中性,影响有时是坏的。
历史意义是正面的价值。有的意义是时代的标志,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它侧重于精神方面。如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❽ 中国古代文化,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是什么时期
纵观历史,中国共有12个朝代,很多爱好中华文化的朋友们都会想知道哪个朝代对我们影响是最大的。从对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在广义上也就是文明,虽然中国文明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但是我们却一直在延续着亚洲的古老文明。然而,中国文明对世界的贡献还是较多的,无论是从世界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人类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还是举足轻重的,几乎每个朝代都对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文化领域隋唐两代,中国外交领域空前频繁,就能在当时,日本仿效中国的制度使日本大化改新进入了封建时代。而且就在这时,中国文化圈形成。在艺术方面,中国的国画、诗歌、书法都是与众不同的,隋唐时期创立的科举制对西方文官系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三国演义》、《红楼门》、《西游记》、《水浒传》四大古典名著也深深地影响着世界文坛。中国武术在柏林奥运会上也让全世界都惊叹。另外我国的琴棋书画也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❾ 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一)高超的建筑水平
隋唐的建筑已达到相当成熟阶段。建筑规模宏大,气魄雄浑,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尤其在桥梁工程方面,有突出成就
1.隋朝李春设计建造赵州桥——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
赵州桥,原名安济桥,是隋朝杰出的工匠李春设计并主持修建的石拱桥。坐落在河北省赵县城南五里的洨河上。赵县古时曾称作赵州,所以安济桥又叫赵州桥。赵州桥设计非常科学,由五拱构成。中间的大拱跨度37.45米,大拱两端各有两个小拱,它既可减轻大拱及桥基的负载,又可分洪和节省建筑材料。同时,小拱对石桥本身也增添了美观、玲珑和生动的姿态。赵州桥坚固耐用,桥面平缓,有利于交通。赵州桥至今基本上保持原貌,车马仍可通行。距今约1400年,在漫长的时间里,历经洪水、地震、风化,至今仍然坚固的屹立着。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出现无疑是由于设计的巧妙。
宋人杜德源有诗赞颂安济桥“驾石飞梁尽一虹,苍龙惊蜇背磨空”;元代刘百熙有诗赞“水从碧玉环中过,人在苍龙背上行”; 明代诗人祝万祉赞美安济桥“百尺高虹横水面,一弯新月出云霄”,实不过誉。
近代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说赵州桥的结构“所取的方式,对于工程力学方面竟有非常的了解,及极经济极聪明的控制。……真可惊异地表现出一种极近代化的进步的工程精神”。1991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将赵州桥遴选为“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
赵州桥成为桥梁建筑史上难得一现的秀美风景,已被国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当地的一个重要的旅游资源,每年都吸引无数国内外旅客观光旅游。
2.唐都长安和大明宫含元殿
它东西约九千七百多米,南北长约八千六百多米,是今天西安旧城面积的十倍。长安城规模庞大,“长安百万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长安城市、坊分开,东西对称,城内街道、住宅规划得有如棋盘,全城街道整齐宽直,树木成行,两边有排水设施;这些都是我国城市建筑史上的新创造。
大明宫位于长安城东北的龙首原上,居高临下,唐太宗时开始修建。含元殿是大明宫的正殿,皇帝每年元旦、冬至举行大朝会,以及阅兵、献俘等主要仪式,都是在此殿举行,其性质相当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面积也基本相当。
雄伟的含元殿建筑群,充分显示了一千三百年前我国建筑工匠和设计师们的杰出的创造才能。
(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1.隋唐发明雕版印刷术
印刷术发明前,人们用手抄书,这既费时耗力,又易出错。到隋唐时人们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什么是雕版印刷术呢?
2.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金刚经》
唐朝雕版印刷的原本,多已失散。现在所看到的《金刚经》,长约488厘米。卷首为佛像画,后为经文。画着释迦牟尼对弟子们说法的神话故事,四周环绕的天神也在静听,大家神色肃穆。画面精美,线条流畅,字体整齐,浑朴厚重,着墨均匀,刀法纯熟,是优美的版画艺术。
即这部《金刚经》是一个叫王玠的人在成通九年即公元868年为他父母祈福消灾而刻印的佛教经书。这样,这部《金刚经》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
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金刚经》,但在近代被外国殖民者掠走。
“1900年,丝绸道路上的敦煌千佛洞在整修洞窟时,发现了一个秘密的复窟,里面堆满了古写本和古画。这个自公元366年开窟,共有洞窟469座的千佛洞,每座都充满了自北魏至元代一千多年间画家和雕塑家们留下的艺术杰作。这座文物艺术宝库的发现,很快引起了帝国主义者的注意。1907年,替英国工作的匈牙利人马克·斯坦因风闻此事后,马上带着中国翻译蒋孝琬,跑到千沸洞来。他千方百计诱骗千佛洞住持王道士,拣选了24箱古写本,5箱古画和丝绣品,计1万余件,全部运抵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而他为这些希世奇珍只付给王道人500两银子和交了130镑税金。1914年,斯坦因又从这里骗走5大箱手稿,计有600多卷佛经。其中公元868年的木刻本《金刚经》,是印刷史上极为罕见的瑰宝。斯坦因是一个极为贪婪的所谓“汉学家”,他对我国西域文物进行了三次扫荡,历时16年,盗骗走了足以装满一个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和文书。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
.唐诗是唐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最辉煌的时期。唐代遗留下来的诗歌将近五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遗留下的诗篇数目多出两三倍以上,其中著名诗人人数也大大超过了战国到南北朝所有著名诗人的总和。
唐代诗歌一般来说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
①初唐诗坛的佼佼者是陈子昂。唐朝建立之初,占据诗坛的依然是南朝那种轻浮绮靡的宫体诗,直至唐高宗年间,生活遭遇、思想感情与宫廷诗人不同的陈子昂,力排梁陈“逶颓靡”的诗风,以复古为号召,主张作诗要有“风骨”,他创作的《登幽州台歌》对唐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②盛唐时期是一个诗星璀璨的时代,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诗坛上名家辈出,流派众多,诗体大备。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描写了悠闲宁静的山水田园生活,虽然有时流露出佛老消极思想和政治上失意的情绪,但在艺术上却很有成就。他们的诗使晋宋以来形成的田园、山水诗更加丰富,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此时可以让学生回忆初中已学过的王维诗的特点。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等人的诗既描绘了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也反映了边塞军人无畏的气概、乐观的精神、思乡的情怀和将士苦乐的差异等,为唐诗增添了新鲜壮丽的色彩。盛唐时期成就最高的当属李白、杜甫。李白蔑视权贵,愤世嫉俗,向往光明,追求自由;他的诗气势磅礴,热情奔放,想像丰富,手法夸张,意境深远,具有突出的浪漫主义风格,有“诗仙”之称,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蜀道难》《望庐山瀑布》等都是千古绝唱。教师还可向学生朗诵李白的《赠孟浩然》,体会李白诗的风格。杜甫是我国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有“诗圣”之称。杜甫生活在安史之乱前后由盛转衰的时代,一生贫困失意,颠沛流离,因而他的诗揭露了统治阶级政治昏庸、生活腐朽,反映了下层人民在战乱前后的悲惨境遇,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怀。他的诗风深沉浓郁,跌宕有致;语言上的功力非常深厚,“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种“毫发无遗憾”的严肃创作精神,使他成为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代表,突出的作品有《三吏》《三别》等。
③安史之乱后,唐朝元气大伤,原来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完全取代了那种昂扬乐观的情调,在中唐时期成为主流。中唐诗人白居易等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掀起新乐府运动,倡导诗歌沿着“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现实主义方向发展,在艺术上追求浅显平易的诗风。白居易的讽喻诗《新乐府》50首等就是这类诗的代表。
④进入晚唐时期,封建统治岌岌可危,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国势的衰微,诗歌的风貌又为之一变。杜牧和李商隐是活跃于晚唐前期的两位成就较高的诗人。杜牧主张在文学创作上“以意为主”,反对单纯追求“文采辞句”,现实性较强。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但一直关心政治,咏史诗在其诗中占的比重较大。这两位诗人的咏史诗都反映了走向衰落的唐朝现实,但也都流露出个人失意的颓丧情绪。在艺术上,杜牧追求“高绝”,不满“奇丽”;李商隐则形成深情婉曲、典丽精工的独特风格,为我国古典诗歌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陈子昂
陈子昂(约659—700)唐代文学家,字伯玉,梓州(今属四川)人。少年时家庭富裕,慷慨任侠,成年后发愤读书。曾两次从军西北,熟悉边塞风光和军中生活。陈子昂的诗,以其进步、充实的思想内容,质朴、刚健的语言风格,对整个唐代诗歌产生过巨大影响。陈子昂存诗共100多首。代表作《登幽州台歌》是他随军北征契丹时所作。他在军中参谋军事,屡有建议,都不被采纳,怀才不遇,失意无聊,作此歌以表达深沉的忧愤。幽州台即蓟北楼,相传是战国燕昭王所筑。古人,历史上的卓越人物;来者,能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后生。这首诗的意思是,一个人站在幽州台上,想着天地宇宙的古往今来,无穷无尽,再想到自己的孤独、壮志不得施展,不禁流下泪来。
孟浩然
孟浩然(约689—约740),唐朝诗人。襄阳(今属湖北)人。早年隐居,四十岁游长安,应试不第。与王维齐名,并称“王孟”。其诗清淡,长于写景,多反映隐居生活。有《孟浩然集》。
王维
王维(?—761),唐代诗人、画家。字摩诘。官至尚书右丞。王维存诗近400首。以优美的山水、田园诗闻名。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赞美王维的诗画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雪溪图》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馆。
高适
高适(706—765),唐朝诗人。字达夫,渤海(今属河北)人。少贫寒,失意。后任节度使,熟悉军旅生活,作边塞诗著名。与岑参齐名,并称“高岑”,诗风也相近,气势豪迈。
岑参
岑参(约715—770),唐代诗人。中年时曾两次出塞,满怀报国壮志,想在戎马中开拓前程,虽未能得志,却使他的诗作题材空前开阔,风格大变。雄奇瑰丽的色彩,悲壮豪迈的风格,成为他边塞诗的基本色调。他的边塞诗既写军中生涯,又写大自然多变的景色。《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全诗如下:“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犹著。瀚海栏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石窟艺术
石窟寺原指在大山间开凿出来的寺庙和僧舍,是宗教徒顶礼膜拜的神圣殿堂。随着宗教的广泛传播,石窟寺逐渐成为宗教文化传播的一个载体而发展成为融合建筑、雕塑、壁画、装饰等艺术的综合体。我国石窟寺在世界佛教文化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以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形式、精湛传神的技巧呈现出十六国以来佛教艺术发展清晰完整的脉络。古印度的佛教和佛教艺术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越过帕米尔高原,沿着天山南麓进入玉门关而到达敦煌。随后,佛教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和中国的文化,崇佛的盛况也从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石窟艺术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石窟艺术主要有彩塑、雕塑、壁画、装饰等。敦煌莫高窟由于集中了大量的石窟艺术珍品而被誉为“艺术宝库”。它丰富的唐代遗存,也为人们展示了一部唐代石窟艺术的编年史。敦煌的隋代佛像体现了北朝雕塑向唐代过渡的特色,而唐代佛塑则具有汉民族的特色,造像温和、慈祥、庄严、丰满。敦煌壁画构图严密,色彩富丽,形象生动,反映了大唐帝国的繁荣强盛和勃勃生机。
展子虔和《游春图》
隋朝画家展子虔,历北齐、北周,在隋朝任朝散大夫、帐内都督。他擅画人马、山水、台阁。相传他画人物描法细致,画马立者有走动之势,卧者呈起跃之状,写山川远近有咫尺千里之气概。曾在洛阳、长安、江都等地寺院绘佛教壁画。代表作《游春图》,描写贵族游春的情景,是现存最古的卷轴山水画(也有人认为它不是真迹,而是后人的复制品)。这幅画上有宋徽宗写的“展子虔游春图”六个字。它动人地描绘了明媚春光下,游人在山水中纵情游乐的神态。湖波粼粼,山青柳绿。山上有骑马的游人,水中有乘船的妇女,瀑布前面有桥。人物虽小如豆点,而动态一一可指。这幅画表现了画家对祖国河山和明媚春光的热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画中人与山的比例适当,远近关系处理合适(两晋南北朝时的山水画往往“人大于山”,表现手法上还不成熟)。这说明隋朝的山水画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萧翼赚兰亭图》
《萧翼赚兰亭图》为唐代画家阎立本所画。萧翼,唐太宗时西台御史。唐太宗特别喜爱王羲之的书法,听说老僧辩才收藏了王羲之的真迹《兰亭序》,于是令萧翼前往取之。萧翼用计得到《兰亭序》,“意气扬扬,有全璧之喜”(《能改斋漫录·辩误》),而老僧辩才则“张颐失色,有遗元珠之色”(《能改斋漫录》)。此画即反映了萧翼得《兰亭序》时的情景,他与辩才截然相反的表情惟妙惟肖。不过后人对此画是否为阎立本的真迹争论较多。
欧阳询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工书法,与虞世南、褚遂良并称为唐初三大书法家。他初学王羲之书,劲险刻厉,于平正中见险绝,自成面目,人称“欧体”。他的书法,以楷书为最佳。他的用笔,方圆兼备而劲险峭拔。由于他的楷书无论用笔、结构都有十分严格的程式,最便于初学。直到今天,欧体楷书仍是我们学习的楷模。碑刻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等。
虞世南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他继承了王羲之的书法传统。他曾由智永(王羲之七代孙)传授笔法,声誉在欧阳询之上。他的字笔圆而体方,外柔而内刚,锋芒内敛而气宇轩昂,是唐初三大书法家之一。传说唐太宗以虞世南为师,常觉“戈”字难写。有一天,太宗写“戬”字的“晋”,令世南填“戈”,写成后,叫魏征鉴赏,魏征说,惟“戈”法逼真。这个故事未必真实,但说明唐太宗对虞书的推重。
褚遂良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唐太宗时,历任起居郎、谏议大夫、中书令。后受太宗遗诏辅政,高宗即位后,任吏部尚书、左仆射、知政事。封河南郡公。后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被贬职而死。他工书法,是唐初三大书法家之一。他的书法学王羲之、虞世南、欧阳询。虞世南死后,唐太宗对魏征说:“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魏征推荐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即王羲之)体。”太宗立即召褚为侍书。唐太宗把内府所藏王羲之墨迹让他鉴定真伪,他一一分辨,无一误断,可见他是真懂王羲之书法的。《唐人书评》说他的字是:“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北宋米芾《续书评》说:“虽临王帖,全是褚法”,在继承中独具个性,对后代书风影响很大。碑刻有《孟法师碑》、《房玄龄碑》、《大雁塔圣教序》等。
唐初三大书法家
指唐初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三人。但也有“唐初四大书法家”之说。则此三人外,更加上薛稷。薛稷是魏征的外甥。书法学虞世南、褚遂良。是褚的高足。唐人说“买褚得薛,不失其节”,可见他学褚能得形神。
张旭
张旭,字伯高,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官至金吾长史。他的书法得之于王羲之,而又能独创新意。他的楷书完全继承虞、欧笔法,而草书则是书法上的了不起的创新与发展。韩愈说:“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大诗人杜甫《饮中八仙歌》里写他“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由此可以想见他寄情点画进行书法艺术创造时如醉如痴的狂态。相传他往往在大醉后呼喊狂走,然后落笔,故称“张颠”。但他的草书貌似颠狂而其实不颠。《宣和书谱》说:“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是也。”他用传统技法表现自己个性,而在书法上有了创新。他是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书法家。博大清新纵逸豪放之处远远超过了前代书法家的作品,有着强烈的盛唐气象。
怀素
怀素(725—785),字藏真,本姓钱,怀素是他的法名。长沙人。他继承和发展了张旭的草书,以善“狂草”出名。相传怀素勤于练字,秃笔成,又广植芭蕉,以蕉叶代纸练字。因名其所居为“绿天庵”。好饮酒,兴到运笔,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虽多变化,而法度俱备。他是唐代继张旭之后的又一草书家。他“以狂继颠”,与张旭并称“颠张醉素”,对后世影响很大。墨迹有《自叙帖》、《苦笋帖》、《千字文》等。
九部乐、十部乐
九部乐和十部乐,都是隋唐宴乐。宴乐在周朝时原不同于庙堂典礼所用的雅乐,一般指来自于民间的音乐。隋唐时期,宴乐在汉族及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发展的基础上,吸收了部分外来音乐成分而成九部乐、十部乐,为朝廷的庆典及宫廷的娱乐、宴饮服务。隋开皇初制定的九部乐分别为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到杨广时改国伎为西凉伎,并把清乐排列在首位,还增加了康国伎和疏勒伎,共九部乐。唐初的九部乐有所变动。唐太宗统一高昌后又加“高昌伎”而成十部乐。这种宫廷乐舞的演奏,以其规模大小又可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它们一般为宫廷的保留节目,如《秦王破阵乐》,就用以歌颂统治者的功绩,并显示国家的强大。
《秦王破阵乐》
《秦王破阵乐》即《秦王破阵舞》,又名《七德舞》,是唐代最著名的宫廷乐舞之一,为歌颂唐太宗李世民而作。李世民为秦王时,征伐四方,即已流传于军中,即帝位后,由吕才协音律,魏征等制歌辞。633年李世民亲制《破阵舞图》,命吕才依图教乐工120人披甲执戟而舞。舞队摆出各种阵势,“发扬蹈厉,声韵慷慨”(《旧唐书·音乐志》),伴奏音乐“声震百里,动荡山谷”。舞蹈不仅具有浓厚的战阵气息,还有一种威慑力,令观者“凛然震竦”。宣扬皇帝的武舞,既是颂功,又是示威。《破阵乐》不愧为武舞中的成功之作。
《霓裳羽衣曲》
即《霓裳羽衣舞》。唐代著名宫廷乐舞。相传最早由西凉节度使所献,后经唐玄宗润色并制歌词,改用此名。《霓裳羽衣曲》描写唐玄宗响往神仙而去月宫见到仙女的神话,所以,无论其舞、其乐、其服饰都着力描绘虚无缥缈的仙境和仙女形象。白居易有《霓裳羽衣舞歌和微之》诗,对此曲的结构和舞姿作了细致的描绘:全曲分散序、中序、曲破三部分。散序为器乐演奏,不舞不歌;中序始有拍,且歌且舞;曲破为全曲高潮,繁音急节,声调铿锵,结束时转慢,舞而不歌。白居易称赞此舞的精美道:“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霓裳羽衣”流传数百年之久,为我国古代音乐舞蹈史上影响较大的一部作品。
❿ 中国古代的五大盛世分别是发生在什么时期,有什么影响
我们知道我国的古代社会有众多的王朝和政权,这就意味着经常出现战乱。当然,当出现一个大一统王朝的时候,就意味着战乱非常少。有时候碰到明君的时候,百姓的日子就过得好一点,甚至会出现所谓的盛世。很多王朝都有盛世,我们今天看一下历史上的五大盛世,唐朝很厉害占了两个,清朝可以说是最名不副实的。
首先是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是指西汉时期汉文帝、汉景帝两位皇帝统治时期出现的盛世,这是我国上第一次盛世。汉文帝时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 ,甚至还全免田租。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这就是轻徭薄赋的政策。可以说在文景两朝,社会得到了极大地发展,国家的人口也不断增加。人民的负担在不断减轻,所以国家出现了繁荣了现象。文景之治持续了近四十年的时间,西汉积累了众多财富。这也为汉武帝时期不断攻打匈奴奠定了基础。
这五个是古代的五大盛世。其实每个盛世都存在很多问题。不过相对于其他时期,这段时期,这些盛世还是相对较好的。至少对老百姓来说,还是比较和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