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性是什么

『壹』 历史理性

历史理性 在“物质极大丰富、思想极大提高”这两个前提条件没有能够实现以前,那么，在下可以说，人类的“生命和鲜血”远远没有付出够。虽然“曾经付出的、现在付出的、将来付出的”，不一定都是“好人或者坏人”的“生命和鲜血”，但是，他们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灵魂”人。提倡“历史理性”着眼点是“理想和现实”的反差。认识也罢，不认识也罢；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这是只能面对的人类发展进程中的过程。 不妨借助数学方式的解法，简约一些思考。假定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只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又是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不同的理想和抱负，而大自然能够提供的资源又仅仅可以基本保障一个人生存所需，那么，可以有几种前景和办法？A：同归于尽（包括理性的共生死、也包括非理性的决斗同归）。B：适者生存（包括理性的非适者的自我牺牲，也包括非理性的决斗中适者胜出）。在这样的残酷的前景出现的时刻，如何选择（包括理性的人如何选择，也包括非理性的人如何选择）？ 没有“生命和鲜血”的“历史理性”，依在下看，不过是一个虚无的袈裟，一个梦幻的理想，或者就是一种精神的鸦片而已。只是人类社会的进展还不会那么简单，好在还在共同创造着满足人类的生理或精神需求的物质财富，也同时给人类创造的思想和精神财富共存提供了物质基础。 历史的理性本身就是一种残酷的理性，天竞物择。既得利益的统治者，乐于歌舞升平，清平世界，朗朗乾坤。那么，没有既得利益的人甚至将失去“世界”的“人”，会如何对待“生存和尊严”与“生命和鲜血”之间的价值？更何况，这个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坚持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那些温情的布尔乔亚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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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什么是“历史主义”

历史主义的英文名字是Historicism。自古以来就有不少人尝试以研究和解释个别人类历史发展版为基础去理解个别的社权会和政治，认为了解历史发展的趋势就能掌握未来发展，知道什么趋势将会容易成功。黑格尔较早就为历史主义建立基础元素。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的最终目标。
早期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神的意志的产物。柏拉图的历史主义是最精致的，他在解释希腊各部落，特别是雅典人的历史与社会生活的尝试中，为世界描绘了一幅宏伟壮观的哲学图景。在柏拉图看来，历史是宇宙法则。——对所有被创造物和生成物都适用的法则的一部分。一切流变物，一切生成物注定要退化。
康德在论及普世历史时认为，每种生物都将发展成为其“注定的目的”或“历史的终结”，而人类作为独有可以使用理性的生物，人类的历史发展也有其完整使用理性的目的：建立普世的公民社会。迈向这个目的的发展就是社会进步。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叫“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或者“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以黑格尔的辩证法，结合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去解释人类历史演变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规律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

『叁』 历史理性的介绍

历史的理性本身就是一种残酷的理性，天竞物择。既得利益的统治者，乐于歌回舞升平，清平世界，朗朗答乾坤。那么，没有既得利益的人甚至将失去“世界”的“人”，会如何对待“生存和尊严”与“生命和鲜血”之间的价值？更何况，这个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坚持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那些温情的布尔乔亚们。

『肆』 什么是历史认识感性的，知性的，理性的三个阶段

理性抄就是形容人很有理智,判事有清醒的头脑,感性反之,就是根据自己的感情或此刻的情绪来处理事情,一般人都是感性的动物.
理性就可以说为理智,就是靠大脑自身的思维用科学常识去判断的行为

感性—知性—理性好象是三种认知能力,分别对应三种认识,感觉经验(感性)加以知性形式(知性)加以范畴(理性),依次形成感性—知性—理性的知识。就是以感觉经验为材料(内容),依次加知性,理性的两种形式(知性形式,范畴)达到理性的知识

『伍』 历史理性的残酷的理性

19世纪的哲学家用历史理性取代圣经中的上帝,上帝给每一个人的应许被变换为历史理版性赋予一部分人的历权史意志。这一概念与文化人类学的出现紧密相关，文化人类学的有些学者断言，任何文化精神都只能在自己的根处才能找到更生的根源。每一民族都有自己文化心理的历史结构，生活的体验形式和生命形式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心理的历史建构和文化传统的塑造，要摆脱它们是不可能的。生命的价值意义只能从历史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提取，历史建构的文化心理结构具有人类学理性的不可抗拒性。反驳任何文化的历史理性，都是幼稚笑的妄念或多愁善感的想象。

『陆』 什么是理性主义史学

论西方哲学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流变

一、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源头——希腊理性

哲学在本质上是理性的事业。当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人泰勒士宣布“水是万物的始基”时，泰勒士就在运用他的理性，“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个判断无疑地是一个理性判断。因为在这个判断中不仅包涵一个抽象的能够作为哲学范畴的概念——“始基”，而且潜涵着一种认识论基础和秩序：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的物体、事物，这些物体和事物的总和构成一个整体世界，这个整体世界是无限多样的统一，它统一的基础是水，水是构成一切事物的原因与产生一切事物的本源。“水是万物的始基”是泰勒士千百次观察分析个别的具体事物，并对感觉经验进行了一系列抽象概括的结果。因此这一判断集中表现了人类思维的统一性、超越性，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齐一性。而这也正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哲学的基本特征，正如黑格尔说：“什么地方普遍者被认作无所不包的存在或什么地方存在者在普遍的方式下被把或思想出现时，则哲学便从那里开始。”（《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93页）可以说“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判断扬起了希腊理性的第一面旗帜，从此以后相信理性可以洞见和把握世界的本源就成为古希腊早期哲学的纯朴信念，哲学抛弃了希腊远古关于天地生成的非理性的信仰和梦幻似的传说，沿着追踪世界本源的理性之路向前发展。

但是，无论是在泰勒士，还是在泰勒士所属的伊奥尼亚学派诸先哲那里，他们对万物始基的探索却仍然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徘徊，在他们理性的思辨中仍然回荡着感性的余响，黑格尔说：“思辨的水是按照精神方式建立起来的，不是作为感觉的实在性而揭示出来的。于是就发生了水究竟是感觉的普遍性还是概念的普遍性的争执”（《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84页）。这就是说，一方面作为哲学范畴，揭示世界本源性的“始基”——水，应当具有脱离感性的个别事物的普遍性、思辨性，亦即在高度抽象的思维层次上对世界整体的把握，但泰勒士的水“不管怎样仍具有其确定性或形式”，没有完全摆脱感性的个别，“在我们的心目中仍浮现着水的观念”（《同上》第185页）。于是出现了“水是普遍（无形式的）概念和它的存在的矛盾。”（《同上》第184页）这一矛盾一直是困惑希腊早期哲学的主题，其间爱菲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虽然以他“深奥的思辨”发现了支配事物的“逻各斯”这一理性的规律，但他那“火是事物的始基”的本源论哲思仍然拖着一根光明的感性尾巴。

与此相反，在南意大利的毕达哥达拉斯学派，“他们不从感觉对象中引导出始基”，“他们所提出的始基和原因，是用来引导他们达到一种更高级的实在的”（《古希膜罗马哲学》第39页），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始基。这样，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腊哲学史上就开创了一种不是从感觉经验上升到普遍的理性概括，而是从某种抽象的概念下降到感性事物思想道路。毕达哥拉斯学派还研究了关于事物对立面的学说，他们认为对立面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它们共有十条，最重要的是有限和无限的对立。实质上“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又是西方哲学史上“理性”和“非理性”对立最初表述。因为按照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世界决不是某种无限的不可知的混沌，世界是可知的，它有某种固有的“秩序”、“结构”，而这种秩序和结构又服从数学的规律，也就是说“一切其它事物就其整个本性说都是以数目为范型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7页）数学在古希腊以及近代欧洲都被认为是表现人类理性功能的最典型的科学。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比较深入地研究数学的基础上还广泛地研究了天文学、声学和医学，并力图用这些科学成果来解释世界，因此我们可以把毕达哥拉斯学派称为古希腊第一个理性主义学派，而“理性”一词在它的原初意义上就是一种科学精神，理性主义就是主张用科学来理解和解释自然的哲学道路。

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壁垒中开辟了一条由抽象原则说明感性经验的理性主义道路，但理性主义的精神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发展的程度仍然是很有限度的，因为他们关于数量的抽象也还没有完全剥离诸如“卵石数”那些可以触摸的感性质。只有发展到爱利亚学派时，希腊理性才找寻到她的“纯粹思维”的圣地，造成了与感性经验的对立，关于这一点列宁在研究古希腊哲学时曾经指出：“什么是辨证法？”“‘我们在这里’（在埃利亚学派中）发现了辩证法的开端；同时还发现了思维与现象或感性存在之间的对立。”（《哲学笔记》第276页）

爱利亚学派的祖师巴门德尼把哲学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意见的哲学，一类是关于真理的哲学。关于意见的哲学就是在感性事物中去寻找万物本源的认识道路，巴门尼德认为这条道路给人们提供的知识是不确定的、不真实的。所以他劝告人们要离开这条道路：“要使你的思想远离这种研究途径，不要遵循这条习惯的道路，轰鸣的耳朵以及舌头为准绳，而是要用你的理智来解决纷争的辩论。”（《古希腊罗马哲学》，第50－51页）而关于真理的哲学就是运用理智思索“存在”的理性哲学，这种哲学给人提供的知识是确定的、真实的，因而是存在的，而“非存在物的存在则不可能”（《同上书》第51页）。爱利亚学派可以说是古希腊早期比较彻底的理性主义学派，它们的重大特征是追求知识的理性确定性，反对感性事物的个别性、不确定性。

但是应当指出，“理性”一词在原子论哲学先驱阿拉克萨戈拉那里是作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使用的。按照阿拉克萨戈拉（种子论）的观点：理性（奴斯Nous,即心灵）是一种更精细的种子，由于它的作用，造成种子的旋涡运动，使一些种子结合，另一些种子分离，最后形成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理性”在阿拉克萨戈拉的哲学中是作为运动原理使用的，而“不是从外面安排世界的精神实体。”（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343页）这种原理被德谟克利继承并改造构建成了原子在虚空中运动的原子论哲学。在原子论哲学中，“理性”采取了与感性对话的形式，触及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德漠克利特认为昧的认识（即感性认识）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只有真理性认识（即理性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而确定了理性在认识论上的地位。

继爱利亚学派之后，以普罗塔哥拉为首的智者哲学又在希腊大地崛起，智者哲学与爱利亚学派的理性主义正相反对，他们把感觉经验的可靠性绝对化，到处散布相对主义的哲学观念。他们打着“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感觉主义旗帜，严重地动摇着各种知识的确定性，认为一切知识都以主观的感觉为转移，正象“风对于感觉冷的人是冷的，对于感觉不冷的人是不冷的”一样。

与智者哲学相对立的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站在智者的起点上，但却沿着与智者完全相反的道路，力求从思维的角度把握人，主张到“心灵世界”中去探求真理。在他与人讨论“什么是美德”时，苏格拉底引导人们脱离智者所铺设的感觉主义的相对论路轨，坚持理性的指引，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他认为“对于美德”，“不论它们有多少种，而且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本性。”（《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53页）这就是概念的确定性。

苏格拉底所揭开的哲学篇章，在柏拉图那里得到了纵深发展，柏拉图在苏格拉底概念论的基地上，构筑了理念的哲学大厦。柏拉图的理念论完成了对智者哲学的批判，重新确立了思想在发挥哲学功能上的权威，正如黑格尔所说：“柏拉图的学说之伟大，就在于认为内容只能为思想所填满，因为思想是有普遍性的，普遍的东西（即共相）只能为思想所产生，或为思想所把握，它只有通过思维的活动才能得到存在。柏拉图把这种有普遍性内容规定为理念。”（《哲学汉讲演录》第二卷，第195页）为了把握理念、结构理念，柏拉图制定了他的“辩证法”，柏拉图的辩证法当然“不是把观念型混乱的那种智者派的辩证法，而是在纯概念中运动的辩证法，是逻辑理念的运动。”（《同上》，第199页）甚至柏拉图的“灵魂不死”也是旨在确认思维的内在本性，高扬理性的权威：他认为理性是灵魂中的最高部份，逻辑力量是灵魂的最高属性。人的认识只不过是人的肉体降生尘世后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感性经验虽然能够刺激引起这种回忆，但感性经验又是人的认识的严重障阻，只有清除了感觉的杂念人才能达到对真理的认识。柏拉图哲学不仅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的本体论而且也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认识论，在柏拉图哲学体系中真、善、美与理性天然合壁成为光照上千年的西方哲学的理性之源。

但是柏拉图哲学并没有完成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科学建构，困难在于理念与具体事物的关系。这种关系始终是困惑柏拉图哲学的难题，尽管柏拉图艰苦求索，但毕竟未能步入真理的堂奥。

亚里多德哲学是古希腊理性主义发展的顶峰，因为这位网络全书式的学者在古希腊哲学史上建构了一个宏伟的思辩哲学体系，它“思辨地考察一切，把一切转变为思想”。亚里斯多德哲学体系的重大特征是处处关心确定的概念，把理性主义对事物确定性的追寻提高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于以思辨的把握，把精神和自然的个别方面的本质，以一种简单的方式，高度概括成一系列理性原理。亚里斯多德以他开阔的哲学视野注意到宇宙中的全部事物和现象，然后把它焦结在“存在是什么”这个聚光点上，研究“存在之所以为存在”的理性本体。亚里斯多德的本体论哲学牢笼万象，集古希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大成，然而在本质上它却是理性主义的，这正如黑格尔所说：“人们可以说，亚里斯多德是一个完全的经验主义者，并且是一个有思想的经验主义者。”“但是他的经验是全面的，就是说，他没有漏掉任何细节，他不是抓住一个规定，然后又抓住另外一个规定，而把把它们同时把握在一起……经验的东西，在它的综合里面被把握时，就是思辨的概念。”（《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308页）而“亚里斯多德只谈理性而不是理性的一个特殊的性质。”（《同上书》，第301页）可以这样说，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在亚里斯多德的“主动理性”中臻于极至，在此以后古希腊理性就日渐衰颓，虽然其间也有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延续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然而那也只是微淡的落霞了。

二、理性的异变和复归——中世纪的理性神学与启蒙时代的理性

亚里斯多德哲学把希腊理性发展到了顶峰，在他的哲学中人类的理性与世界的本质到达了形而上学划一整合的相通，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理性主义使真、善、美融合为一，理性不仅肩负着解释宇宙的意义，也负载着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意义。虽然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极力用科学来解释世界，但在古代科学发展水平还不足以解释心灵的构造、不足以解释灵魂（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一句话：型不清理性的真正本质和奥秘所在。随着古代社会的衰落、奴隶制日益腐朽、社会激剧动荡的现实使人们对同一个世界和同一的社会现实产生了不同的基本根本相反的看法，许多人对传统哲学发生了怀疑，对理性的作用和功能产生了动摇，于是在古希腊的晚期和罗马时代各种主义哲学、神秘主义哲学应运而生。这些怀疑主义和神秘主义与在罗马帝国晚期崛起的宗教意识合流，造成了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希腊性的异变。宗教哲学家利用和歪曲亚里多斯德哲学论证神的存在、上帝的存在。人类的理性被上帝褫夺异成了上帝的理性，上帝成了真善美的化身和宇宙的本体，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无所执持，不变化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忏悔录》卷1第4节）随着上帝的理性化，“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1页）理性神学把哲学变成了它的婢女，哲学成了经院哲学，成了为宗教神学服务的工具。而人，由于被褫夺了理性，成了仅仅拥有感性原欲的动物被放在理性神学的祭坛上煎烤。“purgotorio”（在但丁《神曲》里译作‘净界’）是指人死后的涤罪之所。中世纪时代，所有的人死后都要在这里清洗，然后才能升入天堂。上帝挥着理性鞭子，抽打痛苦呻吟的人。著名学者房龙把中世纪称为“一座包罗万象的精神和智力的监狱”，马克思则称它为“精神动物的王国”。因为理性的异变在一方面使上帝拥有了全部理性，而人只配受非理性——“信仰”所支配。不管怎样荒谬的东西只要是上帝的旨意，人就不得不信仰，“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这是中世纪宗教哲学的格言。虽然在经院哲学内部也有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争论，从某种角度反射出人类理性之光，但作为意识形态的总体，它们仍然皈依宗教神学，是理性神学的分流。

理性的异变造成了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但这种二元分裂绝不是永恒的命数，因为既然上帝的理性本来就是人的理性的产物，那么上帝的理性在本质上也不会高出人的理性。理性和信仰的分裂在人的思想情感中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因为真正信仰，坚定的信念必定立足于科学的理性之上），痛苦的折磨会促使本来具有理性的人深刻思索：世界究竟有没有上帝？上帝的理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否是万能的？既然上帝是至善的，它就不会造出有罪的人类；既然上帝是全能的，它也就会消灭人间的罪恶……一连串的思考和探寻必然会萌动人类理性的复苏，人类的理性决不会无条件向上帝永远臣服，克服理性的异变，重新树立人类理性权威，这里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十四、五世纪开始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和发展起来。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人类理性必然向宗教信仰宣战，人类必然要从上帝那里夺回来属于自己的理性。十六世纪初，德国爆发了以马丁·路德为首的宗教改革运动，严重的打击和动摇了作为封建势力基础的天主教统治。这次宗教改革的实质是人类理性对信仰的公开反叛。路德将圣经从拉丁文译成德文，并主张教徒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释圣经。这样就使普通人的理性获得了解释圣经的权利、反对盲目的信仰，使理性成为一切宗教论争的最高裁夺者。恩格斯对路德宗教改革的评价很高，称为欧洲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第一次决战。

与路德宗教改革相呼应的是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在自然科学中引起的革命，哥白尼革命的本质仍然是理性对信仰的反击，因为在中世纪长期统治人们思想的是“亚里斯多德——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这种学说显然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支持它的是人们的经验习惯和非理性的信仰，宗教哲学利用它为神学作论证。哥白尼的学说是对神学宇宙观的大胆挑战，是人类理性呼唤科学精神的呐喊。继哥白尼之后，伽利略进一步把观察、实验、假设、归纳、演绎等综合为系统的实验科学方法，为人类理性对信仰的反击构筑了强有力的科学阵地。

如果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揭开了理性向信仰反击的序幕，那么由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开始到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则把这幕理性反击信仰的斗争推到了高潮。如果说在人文主义者那里信仰开始败退，但毕竟还有它的阵地（因为许多人文主义者都主张“天启真理”和“理性真理”平分秋色），那么到了十八世纪启蒙学者那里信仰就遭到惨败。以狄德罗为首的一群“战半的无神论”者摧毁了信仰的最后一批阵地，使理性获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进军。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一书中说：“当十八世纪想用一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之为“理性”。“理性”成了十八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启蒙哲学》第3－4页）。在这个世纪中，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面前为自己存在辩护或者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我们把这个时代的理性称为启蒙时代的理性。

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性的重大特征首先是把矛头指向盲目信仰和崇拜权威的蒙昧的主义，提倡科学，大胆思索，鼓励人们对宗教经典和神学教条大胆怀疑。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微末斯说，人有“一个充满了智慧、精明、知识和理性的心灵，它足智多谋，单靠自己便创造出了许多不起的东西。”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认为，我们的心灵生来就是为了进行思索，即为了理解事物的。但人类理性在长时期被宗教信仰剥夺了它的合法权利，现在根据启蒙学者的观点，既然理性是人类心灵的自然性质、必然性，因此人性有权恢复这种自然能力。法国人文主义者蒙台涅则以怀疑论为武器，号召人们大胆思索，反对一切教会权威，从宗教神学那里夺回人类的理性。

其次，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者还论证了理性的基础、功能和作用，认为客观世界是理性认识的对象，而不是信仰的对象，科学是发挥理性作用的工具和方法，科学对自然本质的认识和规律的发现会使人们在理性上获得真理，行动上获得自由。因此，启蒙思想家们企图在一切领域贯彻科学精神和方法，锻造人们支配自然的武器。

第三，从道德伦理方面启蒙思想家肯定个人的存在和价值，反对宗教神学把人当做只有原罪的宗教奴婢，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我是人，凡是人的一切特性我都具有”。因此，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理性在本质上又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想，这种人本主义思想在伦理上反对宗教道德，在现实生活中反对禁欲主义。

但是，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主义又不可避免打上他们那个时代特有的历史局限性，这就是第一，他们把反映自身生活时代理性绝对化，鼓吹一种超时代、超民族、超文化的抽象理性，把在历史中发展变化着的理性僵化；第二，启蒙思想家宏扬人的理性是为了反对神恩和天启；但为了抗衡宗教的禁欲主义又要伸张人的感性，抬高人的原欲。这样，在理性的感性之间必然造成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孕育着、产生着理性自身的内在分裂。

三、理性的内部分裂——经验理性与天赋理性

与启蒙理性形成的同时，理性在哲学世界观上又萌生和发展着一种内部分裂，这就是经验理性与天赋理性的对立。

经验理性是由经验论哲学揭橥的一种理性思潮，这种理性的生成和发展是与经验论哲学共命运的。而经验哲学又是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一支劲旅，它是西方古典理性又必然在经验的基础上发生。西方古典理性主义从柏拉图、亚里多德到中世纪的神学都着重于人类认识过程中理性成分，因为那时哲学研究的重点构筑本体论的哲学大厦，哲学研究偏重于分析、抽象的逻辑思辨，对人类认识中的经验成分的探索虽然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所侧重，但从总体上来说相对地显得薄弱。

随着生产力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对理性的来源和基础的研究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开辟了认识研究的新方向。于是随着关于认识的来源、范围和客观有效性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和体系，这就是经验论和唯理论。

经验论主要产生于英国，这不仅因为英国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发样地，而且在哲学上它又有唯名论的历史传统。英国经验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经验理性，这就是说它企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把理性的涵蕴封闭在经验的范围之内，洛克有一句名言：“凡是在理智中的，无一不是经验中”。洛克的这句话是经验主义的旗帜和口号。经验主义理性观在大卫·休谟那里发展到了顶峰。休漠以理性思维的轴心观念——因果观为突破口，否证原因观念源于理性演绎，从而全面地向唯理论发动攻击，证明因果性只是人们的一种习惯性联想，它的本质是人的心灵对前后相继事物的经验的习知。有的研究者认为经验是根本反对理性的思维的功能的，这并非是经验论的真正本质。事实上，英国经验论者也在大力张扬理性的能力。经验论的创始人培根就认定哲学的本质是一种理性的劳作。它研究的是由感觉印象而来的抽象观念。但是培根更强调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人的理性对感觉经验的整理只是一种人人具有的从感觉经验中的知解能力；甚至休谟也不完全否定理性的作用，只是否府理性的作用于高于感性，他的名言“理性是激情的奴隶”集中涵括了经验主义理性观的要义。

英国经验论从培根、霍布斯经洛克、贝克莱到休谟的历史发展，深入地论证了感觉经验在人类认识中的作用，从一个方面大大拓展了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内涵。但是由于经验论固守经验的壁障，无法解决人类认识的普遍必然性、科学有效性和逻辑确定性的问题，经验理性论又必然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论。

经验理性论所遗留的理论空间由大陆唯理所填补。大陆唯理理论由笛卡尔揭开序幕，中经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莱布尼慈等人，形成一种相对完整的系统，也曾经有一种哲学史观点认为大陆唯理论是完全否定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这同样乖离了大陆唯理论的理论实质。事实上，大陆唯理也承认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笛卡尔在论述观念的来源地指出有一种观念来自经验世界，斯宾莎则认为“真观念”必定与外物相符。莱布屁兹走得更远，他指出理性观念只有在感性经验的刺激下才能产生。问题的症结在于唯理论者认为感觉经验所提供的知识是个别的、只具有或然性，感觉经验无法提供普遍必然知识，无法确保知识的逻辑确定性，因此感性知识不能称为科学知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逻辑确定性不能在感性中寻求，只能在理性中寻求，笛卡尔提出“普遍”的原则，发现“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其旨意也无非是说明必须以“理性”作为判断真伪的唯一尺度，只有理性才能提供科学知识的逻辑确定性、普遍必然性、科学有效性。因为理性的功能是发现统一性，只有把人类的所有知识放在理性的尺度上重新校正才能形成真理的体系。

但是理性如何保证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逻辑确定性呢？唯理论者认为理性这种能力不能来自感觉经验，而只能是一种天赋能力。笛卡尔认为理性的这种天赋能力在观念系统中产生一种“天赋观念”，这是一种最重要的观念。斯宾诺莎则认为理性的天赋能力自然获得与外部对象必然相结合的“真观念”；莱布尼兹则认为“天赋观念”早就潜藏于人的理性之中。所以我们可以把唯理论者所揭橥的与经验理理相对立的“理性”称为天赋理性。

“天赋理性论”着重考察人类认识过程中的逻辑成分，从另一个面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本质特征。但是“天赋理性”论由于轻视感觉经验的作用，无法确保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和拓展知识的新领域，它同样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观。

无论是经验理性论，还是天赋理性论都同样重视方法论，把它们各自带有片面性。经验理性论着重归纳法，主张认识必须从感性经验上升到普遍原则；而天赋理性论则重视演绎法主张认识必须从普遍原则出发下降到经验世界。

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论在近代欧洲哲学史上，长期争斗角逐，但由于其自身固有的片面性，在历史上必然走到绝境。

『柒』 历史理性的个例批判

“不是土地生长的概念、观念和形式不能为我们的心，只能为我们的脑所理解。甚至我们的思维也不能清楚地领会它们，因为从来就找不到这种东西。这是一箱子偷来的赃物，不会带来昌盛。这些观念对于我们不过是派生的，为此感到满足只是一种愚蠢的自欺。这样一种代用品使得利用它们的人们想入非非，把空洞的字词置于生活现实的地位，不是忍受对立物的重负，而是把自己捆在一个黯淡的、两维的、鬼怪的世界里，在那里，一切生物枯萎、死亡了。”
这里的“土地”概念并非指民族性，却让人乘机断然否定民族改宗的可能性。这些民族“土生土长”的文化也许并不高超，在文化的第一个“轴心时代”，其价值形态仍然滞留在原始的血缘关系之中，离真实的价值形态的确有距离；这些民族的文化精神可能并没有触及到人的存在的真实深渊，一直处于首先形而上学的蒙蔽之中，由于历史或地理的因素，这些民族的个体生命也许并没有感领到让破碎的灵魂得救的象征形式；于是，生长在这种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个体生命只好抱残守缺，命中注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普得到安慰的灵魂命中注定孤苦无告，溢满血泪的呼吁命中注定得不到回应；于是，生长在这些文化传统中的生命，由于他们的祖先毅然离弃了不可靠的天神就再没有去找真实可靠的天父，仅仅厮守住人的道德本性，就命中注定永世承受精神的虚妄，在传统的文化心态中自欺欺人。一句话，历史文化的心理结构宣判了这些民族中蒙难的灵魂命中注定在劫难逃。
这难道不令人恐怖？在如此命定中，这些民族中的生灵甚至连康拉德那样目睹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黑暗后惊呼“Terrible，terrible”的权利也没有，命中注定只有自认命苦！

『捌』 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

你的问题我不太懂，一般的作品都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但是商业和政治算是你说的吧，商业没有人文关怀，政治没有历史理性。

『玖』 怎样的历史观才是科学、理性的历史观

都说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科学历史观，这里就要先说说“科学”二字。所谓科学理论，首先是一套描述事实的自恰假说，这是很显然的，因为不自恰的东西连自己都说服不了，如何说服别人？但自恰的理论有千千万万，我们必须用两个标准来筛选。

一是事实，你的理论必须能解释客观存在的现象，用你的理论预测出来的结果必须符合未来的观测结果，这样的理论才能算科学。同样是逻辑推导，从事实（不管是纯观测的还是实验室的）出发的叫科学，从无法验证的假设（比如上帝至高无上）出发的是神学。

即便如此，自恰且不与现实发生冲突的理论依然千千万万，比如“所有的物体和相应的物理参数都瞬间放大10倍再缩小10倍”。这就必须利用第二个标准：简洁——当两个理论能以同样的精度解释现实，且暂时无法比较他们的精度时，我们取更简单的一方。这个标准一般被称为奥卡拇剃刀，要刮掉一切多余的陈述。按照这个标准，“所有的物体和相应的物理参数都瞬间放大10倍再缩小10倍”这个理论是无意义的，因为它在让理论变的更复杂的同时没有增加描述精度。

两个标准筛选下来，一般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实用的理论，或是在观测不足时获得一些并存的科学假说。事实上，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假说，我们挑出眼下最好的假说叫理论。一旦有了新的无法解释的事实，或是有了解释世界更精确的假说，这个理论就退到科学史里面去了。这样的理论和假说可以帮我们解释世界，预测未来或推测现实中未曾观测的部分。既然所有的理论都是假说，那么科学理论肯定不是绝对真理，随时可以被新理论取代。但科学精神——自恰、符合事实与简洁——是永恒不变的。

定义了科学，我们再来看什么是科学历史观。

这里又要先定义历史观，其实，除了那些纯粹为了应付考试而读历史书，死记硬背一些文字的学生，任何人读了历史都有历史观。因为人不是计算机，一旦了解了一些历史事实，自然会思考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发展方式，给自己一个总体的解释。……

举两个例子，在原教旨基督教徒看来，所有历史事件的目的都是为了上帝的光荣，所有历史事件的原因都是上帝的意愿，上帝无所不能。这就是历史观，教徒读历史时就可以把所有的事件整理成脉络，分出主次。同样，在希特勒看来，所有历史事件的目的都是为了铺垫德国的崛起，所有历史事件的原因都是伟大民族和劣等民族之间才冲突，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也会理解历史并指导实践。

而所谓唯物历史观，就是把人类社会，这个特殊的自然现象摆回到与其他万物一样的位置，丢掉面对人类自身或是“上帝造物”的敬畏，像研究蒸汽机或是狼群那样研究人类自身。这种研究方式虽然不免对人类有点不敬，但有利于我们保持客观，这正是科学的要素之一。

唯物主义历史观要称的上科学，必然要通过前面说的检验标准。其实光是一个“简洁”的标准就足以简化一半探讨——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必然否认历史有目的。

因为科学从来不回答“事件A的目的是什么？”，科学只回答“事件A是否会导致事件B?”。对目的的探讨不影响对事实的描述，但增加了不必要的繁琐，所以科学把这个问题排除在外。加利略当年正是摆脱了传统的问题“铁球落向地面的目的是什么？”，转而探讨“铁球如何落向地面？”才建立了现代科学的基础。

所以，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历史没有目的，我们寻找历史规律并描述，但绝不寻求它的目标。既然目的不在研究之列，那么唯物主义历史学的全部内容就是探索历史规律，我们必须说明某些历史事件与其他事件之间有联系，有因果关系。按照前面讨论的科学标准，这些规律必须来自对历史自身的观察和随后的归纳总结，而且要尽量的简单。

比如说，如果我们通读史书，连续几次发现以强大的政权在灭亡前夕有突破原有军事体系大规模使用雇佣军的记录（埃及的库施军团、罗马帝国的蛮族军团、阿拉伯帝国的突厥卫队），我们就可以初步归纳：古代强国的灭亡很可能伴随着使用雇佣军的现象。然后我们再读到某个国家的衰亡时，我们可以期望在更多的相关材料中找到反映雇佣军的重要性上升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三国史中看到军阀建立私募军队的过程与中央政权的衰落同步进行。这样，我们就在“国家衰亡”和“大规模雇佣军”这两个事件之间确定了一定的联系。

下一步是分析它们之间的因果，我们需要在几个例子中寻找类似的结构。通过详细调查和对比，几个例子都表明：原有军事体系的败坏或是作为军事体系基础的社会结构的解体会导致对雇佣军的需求，而雇佣军的实力逐步上升又导致了对原有体系的进一步破坏。这样，我们就得出了比较有意义的结论——雇佣军的扩大与稳定社会的衰退互为因果，很容易同时出现。

当我们考察晚清社会时，这个结论依然适用，这就是唯物历史观的一条科学结论了。当我们发现今天义务兵兵源质量的下降、社会地位的相对降低与国家大力提倡军队职业化同时出现时，我们甚至可以用这条结论来推测一下未来。当然，根据科学的原则，从农业社会总结的规律用于工业社会这个不同的环境必须

『拾』 历史理性的引言

在“物质极大丰富、思想极大提高”这两个前提条件没有能够实现以前,那么，在下可以说，人类的“生命和鲜血”远远没有付出够。虽然“曾经付出的、现在付出的、将来付出的”，不一定都是“好人或者坏人”的“生命和鲜血”，但是，他们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灵魂”人。提倡“历史理性”着眼点是“理想和现实”的反差。认识也罢，不认识也罢；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这是只能面对的人类发展进程中的过程。
不妨借助数学方式的解法，简约一些思考。假定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只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又是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不同的理想和抱负，而大自然能够提供的资源又仅仅可以基本保障一个人生存所需，那么，可以有几种前景和办法？A：同归于尽（包括理性的共生死、也包括非理性的决斗同归）。B：适者生存（包括理性的非适者的自我牺牲，也包括非理性的决斗中适者胜出）。在这样的残酷的前景出现的时刻，如何选择（包括理性的人如何选择，也包括非理性的人如何选择）？
没有“生命和鲜血”的“历史理性”，依在下看，不过是一个虚无的袈裟，一个梦幻的理想，或者就是一种精神的鸦片而已。只是人类社会的进展还不会那么简单，好在还在共同创造着满足人类的生理或精神需求的物质财富，也同时给人类创造的思想和精神财富共存提供了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