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石窟拥有多久的历史

⑴ 石窟艺术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人们在山崖上开凿洞穴，并进行绘画和雕塑，以表达膜拜或宗教虔诚。下图

⑵ 石窟艺术的历史起源

石窟艺术起源于印度的石窟寺。早期印度虔诚的佛教徒在僻静的山间，用竹、木为筋修筑并外涂草泥的小屋，用作对佛顶礼膜拜之所，后来逐渐发展成石窟寺。现发现最早的石窟寺，是公元前1～2世纪阿旃陀石窟，现有洞窟29个，窟中有石雕佛像和佛经故事人物等，大约3世纪左右，沿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与中国古老文化相结合，得以迅速发展，到隋唐达到高峰。
石窟艺术是卓越的艺术珍品，它凝聚了深厚的宗教感情，体现了鲜明的时代风尚，展示了一段完整的历史画卷。石窟艺术兼得天地精华与人间灵气，融会中外的文化精粹，饱满浑厚，但并不沉重晦涩，反而其活泼的视觉形象能悦人眼目，令人抒怀赏心。

石窟的类型：
1、龛型窟：这种窟的形式比较简单，在岩壁上凿出一个大龛，既无前廊，也无前堂或后室，正中雕刻，或塑、或绘出一个或一组佛像，四周为小佛、菩萨、飞天、装饰花纹。窟内空间被主像占得很满，几乎没有什么余地。
2、中心柱型窟：这种窟型是比较明显的从印度的支提窟衍化而成的。它的特点是在窟的中心雕凿成塔柱或其他形式的柱子。柱子的四周和四壁雕刻、雕塑和描绘佛像、佛传故事、飞天、动植物及各种花纹。云冈石窟中1、2、21号窟即此类型。
3、前廊列柱型窟：这种窟型的特点是洞口有一排长廊，有的为单间双柱，有的为多间多柱，气势壮观。显然这是受印度毗河罗式石窟前廊列柱之影响，但其建筑结构与艺术造型完全中国化了。如开凿于6世纪的麦积山石窟的七佛阁，洞宽31．7m，进深13m，高15m。前面为八根巨柱一字排开，构成雄伟的前廊，后面为七间佛阁，顶上覆盖巨大的殿顶，望之宛如七间大殿，雄跨于高崖之上，甚为壮观。
4、前堂后室型窟：受中国传统建筑前堂后室、前朝后寝的影响，其洞窟前半部有一开阔的空间，有如房屋的前厅，在这里不设佛坛或其他巨型雕塑，以使参拜之人有个准备、过渡的回旋余地。后半部的墙壁上刻有佛像、菩萨、飞天，以及佛传故事等。如云冈石窟中7、8、9、10号洞和敦煌石窟中的301、371洞等，均属此类。这类洞的形制在初唐时尤为盛行。
5、大厅式窟：由于大型佛像、群像及大幅壁画的发展，为了满足僧侣、佛教徒们参拜、瞻仰等的方便，原来小型的龛室已满足不了要求，于是出现了仿佛寺庙大殿的大厅式穹形。如敦煌莫高窟中的大幅西方极乐世界、大幅经变图以及大幅塑像、多幅贯连的礼佛图、出行图等，多出现于此种窟型。

⑶ 龙门石窟距今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龙门石复窟距今有1500多年历史。

龙门制石窟是中国石刻艺术宝库之一，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位于洛阳市南郊伊河两岸的龙门山与香山上。是中国三大石窟之一（另外两大石窟为：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
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之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宋等朝代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南北长达1公里，今存有窟龛2345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2800余品。其中“龙门二十品”是书法魏碑精华，褚遂良所书的“伊阙佛龛之碑”则是初唐楷书艺术的典范。龙门石窟延续时间长，跨越朝代多，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2000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⑷ 石窟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石窟这种佛教建筑，随着佛教传入我国，到了魏晋时代兴盛起来，大规模开凿。后来到了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又在此基础上加建、扩建及新凿，形成中国佛教建筑三大系统之一(还有两类即寺院和塔幢)。

⑸ 云冈石窟据今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1500多年了！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武周山北崖，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000米，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据文献记载，北魏和平年间（公元460年至465年）由一个著名的和尚昙曜主持，在京城（平城，今大同市）西郊武周塞，开凿石窟五所，现存云冈第16窟至20窟，就是当时开凿最早的所谓“昙曜五窟”。其他主要洞窟，也大多完成于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从石窟所保存的纪年铭刻和艺术风格上看，这处宏伟的艺术工程基本上都是北魏的遗物，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现存洞窟53个,石雕造像5万 1千余尊。大佛最高者17米,最小者仅几厘米。 云冈石窟以气势宏伟，内容丰富，雕刻精细著称于世。古代地理学家郦道元这样描述它：“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这是当时石窟盛景的真实写照。云冈石窟雕刻在吸收和借鉴印度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同时，有机地融合了中国传统艺术风格，在世界雕塑艺术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今天，它已成为中外游人倾慕和向往的旅游胜地。云冈石窟是中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也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宝库。
云冈几十个洞窟中以昙曜五窟开凿最早,气魄最为宏伟。第五、六窟和五华洞内容丰富多采, 富丽瑰奇,是云冈艺术的精华。

⑹ 敦煌石窟的历史

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大泉沟河床西岸，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是我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前秦符坚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沙门乐尊者行至此处，见鸣沙山上金光万道，状有千佛，于是萌发开凿之心，后历建不断，遂成佛门圣地。 中国石窟艺术源于印度，印度传统的石窟造像乃以石雕为主，而敦煌莫高窟因岩质不适雕刻，故造像以泥塑壁画为主。整个洞窟一般前为圆塑，而后逐渐淡化为高塑、影塑、壁塑，最后则以壁画为背景，把塑、画两种艺术融为一体。莫高窟唐时有窟千余洞，现存石窟492洞，其中魏窟32洞，隋窟110洞，唐窟247洞，五代窟36洞，宋窟45洞，元窟8洞，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雕像2415尊，石窟分上下五层，在现在编号为“17”的洞窟曾发现从4世纪到14世纪的珍贵文物5．6万件，因之形成了敦煌学，另外还设有敦煌文物研究所。 莫高窟是现存规模最庞大的“世界艺术宝库”，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艺术的特点表现在建筑、塑像和壁画三者的有机结合上。窟形建制分为禅窟、殿堂窟、塔庙窟、穹隆顶窟、影窟等多种形制；彩塑分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壁画类别分尊像画、经变画、故事画、佛教史迹画、建筑画、山水画、供养画、动物画、装饰画等不同内容，系统反映了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多个朝代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各个方面，成为人类稀有的文化宝藏。 自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五万多卷宗教和世俗文书后，敦煌艺术震撼了整个世界，“敦煌学”已成为世界性的显学，可惜由于当时主持莫高窟的王道士愚昧无知，这些宝藏几乎被悉数盗往国外。现在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下，由日本捐资，由敦煌研究院承建了敦煌艺术陈列中心，仿制了部分原大洞窟，使游客在莫高窟的观赏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北朝时期洞窟中主像一般是释迦牟尼或弥勒，主像两侧多为二胁侍菩萨或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塑像背部多与壁画相连。窟内顶部和四壁满绘壁画。顶及上部多为天宫伎乐。下部为夜叉或装饰花纹。中部壁画除千佛外，主要画佛传故事、本生故事和因缘故事。其中本生故事有割肉求鸽、舍身饲虎、九色鹿舍己救人等。隋唐为莫高窟全盛时期，隋代百窟样式由北朝的中央塔式改为中心佛坛，组像同前。唐出现一佛、二弟子、二天王或二力士的组合。塑像亦由早期的“瘦骨清秀”造型，重返“丰硕壮实”之貌。窟中壁画主要是大场面的说法图和简单的经变图。莫高窟最大塑像皆塑于唐，第96窟大佛是莫高窟中最大的塑像。唐代壁画是多种经变图，其规模极为宏伟，表现出天国的壮丽图景。石窟造像五代时已丧失生命力，宋代起步入衰退。 莫高窟的艺术是融建筑、彩塑、壁画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它是我国、也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199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⑺ 云冈石窟的历史沿袭：云冈石窟历经多久的开凿

学术界对其开凿的年代一直说法不一。
如目前主要是“和平说”，其次是“神瑞说”和“兴安说”。作为中国的国宝、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很有必要探讨其准确的开凿年代。
“神瑞说”——唐代文献有误 神瑞年间（公元414年—415年）开凿云冈石窟的说法，主要依据出自《大唐内典录·后魏元氏翻传佛经录》的记载： “道武帝，魏之太祖也，改号神瑞元年，当晋孝武太元元年也。……生知信佛，兴建大寺。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高十余丈，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其数众矣。” 其后历代都有一些典藉引此为据，沿用此说：“始于神瑞，终于正光。”此说存在着严重的年代差错，同时也与史实不符： 首先北魏道武帝在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后，只有天兴和天赐两个年号，根本就没有神瑞这个年号。这个年号是北魏明元帝的年号。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到神瑞元年 （公元414年），前后相差16年。 神瑞元年（公元414年）也不是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后者早前者38年。也就是说：在晋孝武帝太元元年时，道武帝还没有迁都平城，显然也不是晋孝武帝的太元元年。 在《魏书·释老志》里，提到有关神瑞年间的佛事活动时，仅说：“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并没有提到“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这一佛教界的盛事。 其二，太武帝（公元424年—451年）“灭佛”是件大事，更是北魏京城佛教界的一道劫难门坎。即使是灭佛前曾经开凿了佛窟，在灭佛中也会遭到大规模的毁坏，尤其是在京城近郊开凿的佛窟，更是难逃毁灭之灾。但是，这些在当时佛教界占有重要位置的石窟寺被毁情况，《魏书》却对此没有一点记载。就是北魏以后各代，直至近代的正史或野记中，也均未见灭佛时云冈石窟被毁坏的记述。 其三，在云冈石窟保存至今的现状中，历代研究者很多，特别是到了近、现代，中外有志于研究云冈的学者，都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考察研究，或测绘拍照，也均未发现大规模的明显的“灭佛”痕迹。以上这些，也说明“神瑞说”是很难成立的。 近代学者陈垣先生在《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一文中，就对“神瑞说”提出了质疑：“魏太祖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始自云中徙都平城，即今大同县，所谓恒安之都也。《魏书·释老志》天兴元年，下诏敕有司于京城始作五级佛图。太宗践位，始于京邑四方，建立图像。曰京城五级佛图，则郊西石窟寺，必非建于太祖天兴之世也。曰京邑四方建立图像，则谓郊西石窟寺建于太宗神瑞之世，亦非绝无影响。然未有确切不疑之据。” 学者宿白先生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中，也以陈垣先生之文为据，对“神瑞说”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再从神瑞年代的历史条件的现实看： 在 《魏书·帝纪》中看到：从道武帝迁都平城（公元398年）到明元帝的神瑞初年 （公元414年），仅16年的时间。刚刚迁都时的平城十分荒凉。要在这种基础上建造一座都城：宫殿、住宅、城池等牞尚属草创时期。其工程之浩繁，耗费之巨大，这对一个游牧的马背民族来说，其艰难的程度是可以想象的。
“和平说”——理解文献有偏差 和平年间（公元460年—465年）始凿云冈石窟，并完成“昙曜五窟”的说法，在国内外影响较大，似乎已成为主要说法。其依据是《魏书·释老志》： “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 上述引文叙述了在两个年号期间所发生的事。 第一个年号：和平初（公元460年）发生的事，道人统师贤去世了。由昙曜接替道人统一职，同时更名为沙门统。 第二个年号：在提到昙曜接任沙门统时，追述了“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公元453年）发生的事：集中介绍了昙曜其人和作为。即昙曜在兴安二年赴京，受到文成帝的信任，“奉以师礼”，昙曜建议并开凿武州山石窟等作为，因而受到了文成帝的赏识而被重用。 这第二个年号所追述昙曜的这些经历和作为，都是为了说明昙曜不仅机遇好——马识善人，而且有能力有作为——开窟造像，所以在和平初才被文成帝委以重任——沙门统，顺利接了师贤的班。这就解释清了昙曜之所以能够接任沙门统的原因，以免读者唐突生疑。这是《魏书》作者以果追因的插叙笔法。这个插叙所交待的是“复佛法之明年”，至和平初之前的九年间的事情。这与和平初是两码事，是不能张冠李戴的。“和平说”则正是把这九年间昙曜的作为，都简单地算到了和平初。 再从现存石窟的规模和雕饰现状看：“和平说”认为仅用和平年间的五年时间就完成了“昙曜五窟”。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以目前所被认为的“昙曜五窟”，真的是“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整个工程浩繁艰巨，造型雄伟壮丽，雕刻细腻优美。在1500多年前的北魏，生产力十分低下落后，雕凿条件原始简陋。开山时大兵团参与还可以，但开凿五窟时人再多拥挤着也用不上，而雕凿佛像时能用之力则少之更少。这要在和平时期 （公元460年—465年）的短暂时间，去完成如此五个大窟（按目前认定的第16窟—第20窟）的巨大工作量，以及其高超的艺术水平来看，是不可能完成的。 “兴安说”——与文献记述较符合 “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是被“和平说”所忽略的一个重要年号。 前段引文中，在“和平初”昙曜任沙门统后，插叙了一个重要的年号——“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公元453年），以及在其后九年里所发生的一些有关昙曜的重要事情：昙曜在兴安二年来到京城——平城，虽然此时师贤还是道人统，但昙曜仍然受到了文成帝的信任和尊重，被“奉以师礼”。昙曜这时也就有了“白帝”的有利条件和机会，便建议并“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但一些学者可能只注意了这段文字最前面的“和平初”这个年号，而忽略了其后的“复佛法之明年”（兴安二年）这一年号，自然就将“白帝”和“开窟五所”，都前移到了引文开头的“和平初”了。使“复佛法之明年”发生的事情，也就张冠李戴到了“和平初”。 其二，上述引文中的“白帝”的“白”字，在此处不同于引文后面的 “奏”字：兴安二年昙曜被文成帝“奉以师礼”后，并没有任何官职，自然是不能在朝堂上与大臣们同朝列班议事的。但他能利用文成帝对自己的尊重，在朝堂下进行交谈。《魏书》作者在此处用“白”字，而不用“奏”字，是很有用心的：这既从侧面有区别地标明了昙曜的民间性质的身份，也说明了这是在朝堂下的谈话或建议、请示，以及此后的行动。引文后面用“奏”字，而没有跟着也用“白”字，则是为了区别于前者，说明这时已是在“和平初”，昙曜就任了沙门统，有了在朝堂上议事的官职地位后，这是在朝堂上的正式表章或建议、请示。“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这正是昙曜被文成帝“奉以师礼”后，利用文成帝对自己的尊重和信任，在朝堂下与文成帝的交谈中提出的建议和此后的行动。 其三，“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是《魏书》的作者魏收，对昙曜主持开凿五窟这一业绩的记述和评价。如果有人说这四句话也是昙曜说的，那么“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两句，显然是对自己这一业绩的自我表扬，甚至成了自我吹嘘！佛教徒的戒律中就有一条是：戒“妄语”。作为得道高僧昙曜是绝对不会口出这样的“妄语”的。但作为后世的魏收，在完成《魏书》时，已相去百年。当他在写到昙曜向文成帝请示建议，并开凿了石窟的时候，他对昙曜开窟造像的成功与否，以及世人的看法评价，已经有了与同类事物作出客观比较鉴别的时间与空间。便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和高度评价，用“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来评价五窟，则是用语贴切，评价准确。 《续高僧传·昙曜传》也可以做个旁证： （昙曜）“以元魏和平年……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建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东头僧寺，恒供千人……。” 在上述这段文字中，既说是恒安石窟通乐寺，它就不是一座砖砌木搭的普通寺院，也不是一个可供暂时栖身的小洞穴。而是已开凿成功的石窟寺。“住恒安石窟通乐寺”的“住”字，值得研究。通过这个“住”字，说明“和平年”恒安石窟（云冈石窟）通乐寺已经完工，这样才能让这位被文成帝“奉以师礼”的沙门统高僧昙曜居住。 再者，如此浩大的工程，如果按“和平说”的五年工期算，即使动工三年的施工高潮期间，也无法让昙曜这个沙门统居住的。这也反证如果按兴安二年开工，到“和平初”，已施工十来年，通乐寺先大体完工可以住人，也在情理之中。 可能有人怀疑《续高僧传》不能为昙曜作证。其实两书的作者相距并不太远：《魏书》的作者魏收在北齐天保五年（公元554年）才撰写完成。其后，在作者生前死后，各修订过两次，始成定本。《续高僧传》的作者道宣，据载他是唐贞观之初 （公元627年）收集整理资料，于贞观十九年完成此书。即使不按《魏书》四次的修订来算，从脱稿到道宣的开始收集整理资料，只相距73年。也就是说二人虽不是同时代的人，但相距不远。所以，唐代道宣的记述，是从侧面提供了昙曜活动年限的依据，也应是可信的。 从上述《魏书》的“复佛法之明年”的“白帝”……到《续高僧传》昙曜“和平年……住恒安石窟通乐寺……”这些记述文字前后联贯在一起看：云冈石窟的开创年代应当是兴安二年。

⑻ 请简述我国石窟艺术的发展历史及主要成就

龙门石窟的形成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下令迁都洛阳，笃信佛教的孝文帝迁都的同时，没有忘记把佛教的发展中心也转移到洛阳来，他组织修建僧庙、寺院。在此前后还在洛阳以南的龙门伊水两岸，一山开窟造像，由此一个神奇大型石窟群，龙门石窟开始创建。
龙门石窟地处中原，是外来佛的教艺术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土壤之中的丰硕成果，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完整体系的集中表现。因此，龙门石窟在我国石窟艺术中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地位。
龙门石窟是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的大型石窟群，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大小窟龛两千多个，佛塔六十余座，造像十万多尊，碑刻题记两千八百多块。龙门石窟是中原北方三大石窟群之一，它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艺术宝库，被誉为世界人类文化的遗产。
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到孝明帝时期的三十五年间，是龙门开窟雕造佛像的第一个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开凿的洞窟大都集中在龙门的西山上，约占龙门石窟造像的三分之一。其中最著名的有古阳洞、宾阳三洞、药方洞等十几个大中型洞窟。
在龙门石窟群中，开凿最早的就是古阳洞，它开凿于公元493年，而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年是北魏太和十七年，正是北魏王朝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一年。
古阳洞位于龙门西山以南。窟内所供奉的主佛是佛祖释迦牟尼，南壁的大龛是释迦多宝并坐佛，在佛教中又称“二佛并坐”。南北两壁上下各有三列佛龛，每列分别为四个相互对称而又富于变化的大龛。
其中一座大龛的龛楣上雕刻着一套完整的佛传故事，表现了悉达多王子成道的过程。
古阳洞中大小列龛多达数以百计，不但佛教故事最多，龛上图案的装饰也十分精美华丽，严谨完整，丰富多彩。
石窟中的佛像都是信徒们所奉献的，每尊佛像上都记载着敬奉者的祈愿经过。从这些造像铭中可以看出，古阳洞是北魏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
北魏时期开凿的主要洞窟还有宾阳三洞。
宾阳中洞所供奉的是三世佛。主佛两边各有两个弟子和菩萨侍立，左边是迦叶和文殊菩萨，右边是阿难和普贤菩萨。佛和胁侍面相都清瘦略长，衣纹折叠规整而稠密，体现了北魏造像的艺术特点。
宾阳中洞顶上雕莲花宝盖和十个迎风飘拂的伎乐供养天人。洞口的内壁两侧是大型浮雕，分为《维摩变》、《佛本生故事》、《帝后礼佛图》、《十神王象》四层。龙门石窟不少洞窟中都有礼佛图，以宾阳中洞的为最佳，但是已经被盗往国外。
在北魏晚期还开凿过一些很有特点的洞窟，如莲花洞、火烧洞、皇甫公洞、魏字洞等。
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药方洞，药方洞因其洞窟内刻有大量古代的药方而得名。洞中雕刻的一些药方，还能治疗现代人所说的疑难杂症，比如治疗消渴，也就是糖尿病。这些药方比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还要早。
北魏王朝在洛阳龙门开窟造像活动的终结是以宾阳中洞的停工为标志的。
随着北魏王朝的灭亡，龙门石窟的开凿趋于衰落，沉寂了将近一个世纪，直到唐王朝建立，唐代从开国到盛唐的一百年间，龙门石窟迎来了历史上开窟造像的第二次兴盛时期。
这一时期开凿的石窟按时代先后大体自南而北，集中在龙门的西山，到了武则天时期，一部分才转移到了东山，约占龙门石窟造像的三分之二。龙门唐代石窟最有代表性的洞窟有潜溪寺、万佛洞、奉先寺大像龛等。
唐代开凿的第一个洞窟是位于龙门西山北端的潜溪寺。这时正是中国佛教“净土宗”建立的时期。
唐代开窟造像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达到了鼎盛。虽然石窟造像属于佛教艺术，但它跟政治紧密相连。从龙门许多唐代石刻造像中，还可以窥见武则天一步步走上女皇宝座的踪迹。
万佛洞完工于唐高宗永隆元年十一月，是专为唐高宗、武则天做“功德”而开凿的功德窟，也是以唐朝宫廷内道场供奉者智运等为首的一批御用僧尼，奉命集体为唐高宗及武则天发愿雕造的。
在武则天当皇后期间，特别迷信弥勒。为此，她在龙门广造弥勒佛。千佛洞、惠暕洞、大万五佛洞、极南洞和摩崖三佛都是以弥勒佛为主尊的洞窟。
龙门石窟成千上万的造像中，体形最大，形态最美，艺术价值最高的要数奉先寺主尊卢舍那大佛了。奉先寺位于龙门西山南部的山腰上，是一个南北宽近四十米的露天大龛。这里共有九尊大型雕像，都是依山凿石而成。
奉先寺的主尊是卢舍那大佛。卢舍那佛是报身佛的名字，也是对佛真身的尊称。大佛通高十七米多，仅耳朵就有一米九。在佛经中，卢舍那是佛在显示美德时的一种理想化身。
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是唐高宗及武则天亲自经营的皇家开龛造像工程，工程设计和施工是由高宗亲自任命制定。为此，武则天曾经与咸亨三年捐出“脂粉钱二万贯”。而当地更是传说卢舍那大佛就是武则天的化身。卢舍那佛被赋予了女性的形象：面容丰腴饱满，修眉细长，眉若新月，眼睑下垂，双目俯视，嘴巴微翘而又含笑不露，她庄重而文雅、睿智而明朗。
传说，唐高宗上元年除夕，时值奉先寺竣工之日，武则天亲自率领文武朝臣驾临龙门，参加主佛卢舍那的开光仪式。
龙门石窟在唐代的造像与北魏比较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唐代的造像题材中弥勒佛的造像数量仅次于阿弥陀佛，释迦却显著减少，菩萨中以文殊、观世音为最多。
在艺术上，唐代的圆刀代替了北魏平直的刀法，佛像衣纹更加流动飘逸，力士夜叉浑身肌肉突起，即符合解剖的原理，又适当加以夸张，充满雄强的气势和向外迸发的力量。它们在借鉴外来雕刻的同时，还吸取了中原地区传统艺术的手法。
龙门石窟开凿的第二个高潮结束于公元705年前后，这一年武则天退位，同年去世，龙门石窟的弥勒造像也就日见绝迹了。而龙门石窟的辉煌历史，也伴随着弥勒神灵的消失，从绚烂的顶峰跌落了下来。
龙门石窟自北魏开凿以来，已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沧桑，它见证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演变，见证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龙门石窟断断续续开凿了四百多年，经过了四百多年的苦心营造，不同时期的能工巧匠在龙门石窟创造出不朽的艺术作品，被世界称为我国石刻艺术博物馆。
龙门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这里有东、西两座青山对峙，伊水缓缓北流。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所以古称“伊阙”。现“伊阙”，自古以来，已成为游龙门的第一景观。唐诗人白居易曾说过：“洛阳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
龙门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千都洛阳(公元494年)前后，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后来，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南北长1000多米，现存石窟1300多个，佛洞、佛龛2345个，佛塔50多座，佛像10万多尊。其中最大的佛像高达17.14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另有历代造像题记和碑刻3600多品，这些都体现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高的艺术造诣。其中以宾阳中洞、奉先寺和古阳洞最具有代表性。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东南，分布于伊水两岸的崖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年间，先后营造400多年。现存窟龛2300多个，雕像10万余尊，是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典范之作。
魏窟——公元495年魏宗室丘慧成开始在龙门山开凿古阳洞，500--523年魏宣武帝、魏孝明帝连续开凿宾阳洞的北中南三个大石窟，石阳洞和宾阳洞的修建共费人工80万以上，还开凿了药方洞和东魏时开凿的莲花洞等石窟。北朝石窟都在龙门山，古阳洞自慧成至东魏末50多年的营造，表现出列多的中国艺术形式，大佛姿态也由云岗石窟的雄健可畏转变为龙门石窟的温和可亲。以宾阳中洞主佛为代表的佛像，人物面部含着微笑，龙门石窟比云岗石窟表现出更多的中国艺术佛像。
唐窟——最盛期是唐朝，占石窟总数的60%以上，武则天执政时期开凿的石窟占唐代石窟的多数，与她长期有洛阳有关。奉先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唐窟，二菩萨70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50尺(唐代长度)。规模之大，在龙门石窟中称第一，先后用了四年时间，武则天自己出钱二万贯。
龙门二十品是珍贵的魏碑体书法艺术的精品。代表了魏碑体，字形端正大方，气势刚健有力，是隶书向楷体过渡中的一种字体，有十九品在古阳洞内。
宾阳洞有三窟，宾阳中洞是北魏时期(公元386～512年)的代表性作品。这个洞窟前后用了24年才建成，是开凿时间最长的一个洞窟。洞内有11尊大佛像。洞窟正壁刻主像释迦牟尼，左右二边有弟子、菩萨侍立，佛和菩萨面相清瘦，目大颈平，衣锦纹理周密刻划，有明显西域艺术痕迹。窟顶雕有飞天，挺健飘逸。据说，洞口两壁上还有一幅浮雕"帝后礼佛图"，造型别致，构图美妙，后被盗凿，现置于美国纽约博物馆。而洞口唐宰相书法家褚遂良书碑铭，很值得一览。
万佛洞在宾阳洞南边，洞中刻像丰富，南北石壁上刻满了小佛像，很多佛像仅一寸，或几厘米高，计有1500多尊。正壁菩萨佛像端坐于束腰八角莲花座上。束腰处有四力士，肩托仰莲。后壁刻有莲花54枝，每枝花上坐着一菩萨或供养人，壁顶上浮雕伎乐人，个个婀娜多姿，形象逼真。沿口南壁上还有一座观音菩萨像，手提净瓶举尘尾，体态圆润丰满，姿势优美，十分传神。
奉先寺是龙门唐代石窟中最大的一个石窟，据碑文记载，此窟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时期，历时三年。洞中佛像明显体现了唐代佛像艺术特点，面形丰肥、两耳下垂，形态圆满、安详、温存、亲切，极为动人。石窟正中卢舍那佛坐像为龙门石窟最大佛像，身高17.14米，头高4米，耳朵长1.9米，造型丰满，仪表堂皇，衣纹流畅，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卢舍那佛像两边还有二弟子迦叶和阿难，形态温顺虔诚，二菩萨和善开朗。天王手托宝塔，显得魁梧刚劲。
金刚力士雕像比卢舍那佛像旁的力士像更加动人，是龙门石窟中的珍品，1953年清理洞窟积土时，在极南洞附近发现的，是被盗凿而未能运走遗留下的。只见金刚力士两眼暴突，怒视前方，二手握拳，胸上、手、腿上的肌肉高高隆起。整座雕像造型粗犷豪放，雄健有力，气势逼人。
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内容最丰富的一座，也是北魏时期的另一代表洞窟。古阳洞中有很多佛龛造像，这些佛龛造像多有题记，记录了当时造像者的姓名，造像年月及缘由，这些都是研究北魏书法和雕刻艺术的珍贵资料。中国书法史上的里程碑“龙门二十品”，大部分集中在这里。“龙门二十品”代表了魏碑体，字体端正大方，气势刚健有力，是龙门石窟碑刻书法艺术的精华，历来为世人所推崇。
还有一个药方洞，刻有140个药方，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的成就。把一些药方刻在石碑上或洞窟中，在别的地方也有发现，这是古代医学成就传之后世的一个重要方法。
龙门石窟还保留有大量的宗教、美术、书法、音乐、服饰、医药、建筑和中外交通等方面的实物史料。因此，它又是一座大型的石刻艺术博物馆。

⑼ 龙门石窟有多少年历史了

龙门石窟始来凿于北魏孝文帝由自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都洛阳前后。当时孝文帝深感国都偏于北方不利于统治，而地处中原的洛阳自然条件优越，于是在公元493年迁都洛阳，同时拉开了营建龙门石窟的序幕。龙门石窟经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和北宋等朝，雕凿断断续续达400年之久，其中北魏和唐代大规模营建有140多年，因而在龙门的所有洞窟中，北魏洞窟约占30%，唐代占60%，其他朝代仅占10%。

⑽ 龙门石窟有多少年历史

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公元493年，距今约一千五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