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大鼓历史多少年

『壹』 西河大鼓经历了哪些发展历程

西河大鼓由木板大鼓发展而来。在河北省,演唱西河大鼓较早且最有声望者首推马三峰。他是安新县段村人,被曲坛称西河大鼓的创始人之一。其弟子朱大观(雄县人)、王振元(艺名“毛奔”,新城县人)、王再望(艺名“转眼王”,雄县人)均是西河调的名家。其中尤以朱大观最负盛誉,他在艺术上有很多创造,并带了不少门徒,形成了河北省中部农村一支庞大的西河体系。

据艺人传说，早年在河北省中部就流传着演员以小三弦自弹自唱的“弦子书”和演员只敲击鼓板演唱的“单鼓板”，至乾隆中期保定艺人刘传经、赵传璧、王路等，将弦子书与单鼓板结合一起，搭伴演出，形成以演员敲击鼓板，由另一人弹小三弦伴奏的演出形式，形成早期的木板大鼓，成为深受群众欢迎的一种“说书”形式。很快在冀中地区得到普及。

至辛亥革命前后，由木板大鼓向西河大鼓的转变已然成熟，在农村以“赶庙会”的方式说唱中篇书为主，在河北省农村普遍流行，有部分艺人便进入城市谋生。与其发源地最近的城市便是天津，最早到天津的演员有张双来、焦永泉、焦永顺、张士德、张士泉、白文生、白文明等，当时尚无西河大鼓之名,仍沿用在农村的叫法称为“犁铧片”或“梅花调”，也有的就叫“说书”。1924年易县的王凤咏在天津“四海升平”与刘宝全等名家合作，在写海报时，因天津已有金万昌演唱的梅花大鼓(也称“梅花调”)，为区别起见定名为“西河大鼓”。因为这个曲种来自大清河、子牙河流域，天津人习惯称此两河为西河和下西河，故而得名。虽然这是在一种偶然的情况下定名，但由于它符合曲种的实际情况，而得到同行的认可，一直沿用至今。

西河大鼓进入天津后，最初在西城根儿一带“撂地说书”，后来移进草创时期的说书棚，多年来以书馆、茶社为主要演出场地，逐步发展成为说唱长篇书的形式，使许多演员在“书路”上不断提高，其唱腔反而放在次要地位，这样的结果，使一部分人弃唱改说，成为评书演员，如咸士章、张起荣、张树兴、赵田亮等。这些人改说评书以后，仍以原来鼓书的“书路”进行表演，一般来说缺乏评书那种细腻的描绘、知识穿插和对书情书理的评论，但却能以情节紧凑为长，也能受到许多观众的欢迎，与评书形成平分秋色之势。

另一部分人则以演唱短段为主，参加各种综合曲艺场演出，他们在原有的小段的基础上，又向当时流行的京韵大鼓等鼓曲学习，运用西河大鼓曲调，演唱固定的脚本，在唱腔上加以丰富，提高了演唱技艺，演出于综合曲艺场。如往返京津的焦秀兰、焦秀云，从北京定居天津的马增芬、马增芳及王艳芬等，都在发展西河大鼓的短段上取得一定的成就。至20世纪30年代，在天津又出现了以赵玉峰为代表的“赵派”；郝英吉及其子女(郝庆轩、郝艳霞等)所形成的“郝派”；建国前后又有以马连登、马增芬父女为代表的“马派”，使西河大鼓流派纷呈，展现出多彩多姿的艺术风格。

建国后大多数西河大鼓演员仍在茶社书馆以说长篇书为主，只是偶尔在参加各种会演时演唱短段曲目，如郝艳霞、田荫亭、艳桂荣、王田霞等。“文革”以后，天津曲艺团又有青年演员郝秀洁(郝艳霞之女)、杨雅琴等。杨雅琴专攻短段，郝秀洁则是长书短段兼演，都成为天津观众熟悉的演员。

『贰』 西河大鼓的发展历程

西河大鼓由木板大鼓发展而来，河间是西河大鼓的主要发源地，起源时间约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流行于河北、山东、河南、天津、北京以及东北和西北部分地区。
有关专家考察，西河大鼓原名“梅花调”（至今河北省中部农村的老年人仍称之“梅花调”），流入天津后才改名为西河大鼓。因为天津人习惯把大清河、子牙河统称为西河，而原有的梅花大鼓在此两河流域最为发达，为了将二者区分开来，便把冀中传来的梅花调称作“西河调”了。 西河大鼓脱胎于清代中叶的“弦子书”和“单鼓板”。“弦子书”源于“鼓子词”，清乾隆年间（1736～1795），在冀中农村十分流行，艺人怀抱弦索或三弦，自弹自唱，说白相间。 “单鼓板”又名木板大鼓，源于“词话”。据传，清代乾隆年间，保定府艺人刘传经、赵传璧、王路三人，将“弦子书”和“单鼓板”合档同台，鼓、板、弦三者并用，民间艺人纷纷效法，遂在冀中流行起来。
西河大鼓滥觞于清代咸丰、同治年间，首创艺人当推马三峰。马三峰（生卒年月不详），本名马瑞合，浑号三疯子，高阳县人。师承河间木板大鼓艺人白玉福。在多年的艺术实践中，他不仅巩固完善了木板大鼓与弦子书合二为一，鼓板弦乐并用的伴奏体制，又将小三弦改为大三弦，以增加音量，扩大音域。将木质简板换成钢质月芽板，改进了音质。同时，还将木板大鼓只有一板一眼的板式，扩充为头板、二板、三板等板式，又将皮簧、梆子、老调以及冀中民歌、俚曲的音乐融人大鼓的唱腔，创立了双高、反腔、紧五句、一马三涧等新曲调。从而形成了西河大鼓的基本形态。
这一演唱体制，后被其门徒朱化麟（1866—1941，浑号大官）、王振元（1853—1917，浑号毛贲，雄县人）、王再堂（1865～1942，浑号转眼王，雄县人）继承和发展，使西河大鼓逐渐发育成熟，其中朱化麟的贡献似乎更大些。他在行艺过程中，广泛收集当地民歌小调，并学习武术，积累了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艺术经验。以此为基础，将马三峰的改革成果进一步强化，使之更加规范。朱化麟的艺术风格追求“帅”、“巧”、“俏”，行内称之为“朱派”。而王振元的艺术风格则以嗓音洪亮、气度豪迈著称，行内称之为“王派”。 至辛亥革命前后，由木板大鼓向西河大鼓的转变已然成熟，在农村以“赶庙会“的方式说唱中篇书为主，在河北省农村普遍流行，有部分艺人便进入城市谋生。与其发源地最近的城市便是天津，最早到天津的演员有张双来、焦永泉、焦永顺、张士德、张士泉、白文生、白文明等，当时尚无西河大鼓之名，仍沿用在农村的叫法称为“犁铧片“或“梅花调“，也有的就叫“说书“。
1924年，易县的王凤咏在天津“四海升平“与刘宝全等名家合作，在写海报时，因天津已有金万昌演唱的梅花大鼓（也称“梅花调“），为区别起见定名为西河大鼓。因为这个曲种来自大清河、子牙河流域，天津人习惯称此两河为西河和下西河，故而得名。虽然这是在一种偶然的情况下定名，但由于它符合曲种的实际情况，而得到同行的认可。
西河大鼓进入天津后，最初在西城根儿一带“撂地说书“，后来移进草创时期的说书棚，以书馆、茶社为主要演出场地，逐步发展成为说唱长篇书的形式，使许多演员在“书路“上不断提高，其唱腔反而放在次要地位，这样的结果，使一部分人弃唱改说，成为评书演员，如咸士章、张起荣、张树兴、赵田亮等。这些人改说评书以后，仍以原来鼓书的“书路“进行表演，一般来说缺乏评书那种细腻的描绘、知识穿插和对书情书理的评论，但却能以情节紧凑为长，也能受到许多观众的欢迎，与评书形成平分秋色之势。
另一部分人则以演唱短段为主，参加各种综合曲艺场演出，他们在原有的小段的基础上，又向当时流行的京韵大鼓等鼓曲学习，运用西河大鼓曲调，演唱固定的脚本，在唱腔上加以丰富，提高了演唱技艺，演出于综合曲艺场。如往返京津的焦秀兰、焦秀云，从北京定居天津的马增芬、马增芳及王艳芬等，都在发展西河大鼓的短段上取得一定的成就。至20世纪30年代，在天津又出现了以赵玉峰为代表的“赵派“；郝英吉及其子女（郝庆轩、郝艳霞等）所形成的“郝派“；建国前后又有以马连登、马增芬父女为代表的“马派“，使西河大鼓流派纷呈，展现出多彩多姿的艺术风格。 自民国初期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西河大鼓进入兴旺时期，涌现了一批诸如李德全（1869～1932年，原名李丕炳，大城县人）、王云峰（1869—1937年，定兴人）、魏聚奎（1875～1946年，清苑县人）、赵玉峰（1894～1971年，艺名赵双合，河间市人）、蔡宝光（1898～1976年，高碑店市人）等颇负盛名、各具特色的演员。
李德全原坐科弦子书，后发现西河大鼓的长处而改唱西河大鼓。在行艺中，他首创了二板尾腔，规范了常用曲调，从而创立了西河大鼓之“北口”，行内称之为“李派”。王云峰的特点是“俗”，即书词通俗、书理易解、书道好记，颇受市民阶层欢迎。魏聚奎的艺术风格是质朴而不失典雅，委婉而不减真挚。赵玉峰则因曾深交评书艺人梁殿元，结识京剧武生高福安，得以将评书之“扣子”和京剧之“身段”引入西河大鼓的演唱中，颇合京津时尚，被行内誉为“赵派”。蔡宝光既学“朱派”之巧，又学“王派”之冲，遂成自家风格，一时名声鹤起，在保定一带影响极大。 进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河北境内日伪盘踞的“沦陷区”以及解放战争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国统区”，曲艺艺人生计艰难，书坛风气委靡，书目内容庸俗，一些女艺人更受尽了非人的凌辱。此时期，西河大鼓在城市中已跌人极其悲惨的低谷。与沦陷区和国统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与解放区，曲艺艺术颇受重视，成为宣传群众、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冀中、冀西解放区的西河大鼓艺人如王魁武、王尊三、李国春等，利用西河大鼓作为战斗武器，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西河大鼓获得新生。西河大鼓作为艺人最众、书目最多、流布最广的曲种。西河大鼓艺人，配合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中心工作，说新书，唱新词，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不少艺人再度出山，重显身手，如王书祥、魏炳山、李成林、郑瑞田、朱孝纯、李全林、高庆恩、李跃德、魏德泉、武英占等名家，重新活跃曲坛。马增芬重返北京曲坛，向名弦师朱孝纯学到许多朱派唱腔，后又与其父马连登合作，创出新兴的马派女腔。王艳芬从北京回归故里保定，参加省曲艺实验队，1957年在河北电台连播《呼家将》，引起哄动效应。此时众多名老演员都收了徒弟，如蠡县的刘德欣，从1949年以后就教徒四十多名，并传徒孙二十余名。刘德欣与王彦顺、刘德三、李宝光四人共收徒二百余名，被行内称为西河大鼓在蠡县的“四大家族”。白建章、涨均平、张小娣、李春田、李小红、陈德照、赵长发等也都是当时的著名演员，其他如马俊英（女）、段少舫（女）、壬连君（女）、赵岚章（女）、赵挂芬（女）、张新艳（女）、宋文章、刘焕章、刘艳琴（女）、王增英、刘素仙（女）、许印春、李连魁、赵连芳、陶艳霞（女）、郭金铃（女）等，也都是这一时期陆续涌现出的西河大鼓优秀演员。
为加强对曲艺工作的领导t河北省文化事业管理局于1954年7月成立曲艺工作组。1956年对全省民间艺人进行了登记考核，发给职业演出证的三千八百六十多名艺人中西河大鼓演员不下两千名。1959年省内创办曲艺学校，曲种以西河大鼓为主，又培养了一批新人。1960年河北省曲艺工作组、河北省曲艺工作者协会（筹）在省会天津召开了西河大鼓流派座谈会，对西河大鼓的历史和各流派的演唱艺术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使西河大鼓的发展进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1962年，随着三千多名农村职业艺人被全部下放农村，省曲艺学校的被解散，西河大鼓的发展一度受到挫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传统书目失传。改革开放后，西河大鼓逐渐复苏，西河大鼓的创作和演出，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一批新人脱颖而出。
1984年，保定的刘晓梅在农村演出新中篇书《莲花魂》，受到领导的重视和鼓励．并在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播放，扩大了社会影响。一些世代说书、家学深厚的艺人，如任丘县的刘焕章，沧州的刘风喜等，也都重新活跃起来。
天津曲艺团又有青年演员郝秀洁（郝艳霞之女）、杨雅琴等。杨雅琴专攻短段，郝秀洁则是长书短段兼演，都成为天津观众熟悉的演员。

『叁』 跪求一些西河大鼓的MP3全集

西河大鼓是中国北方地区的鼓书暨鼓曲形式，传统曲艺曲种之一。普遍流行于河北境内并流传于周边河南、山东、北京、天津、内蒙古及东北地区。在流传过程中曾有过“大鼓书”、“梅花调”、“西河调”、“河间大鼓”和“弦子鼓”等名称，20世纪20年代在天津被定名为西河大鼓。
西河大鼓由木板大鼓发展而来，创始人一般认为是木板大鼓艺人马三峰，起源时间约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早期，西河大鼓以说唱中、长篇书目为主，如《杨家将》、《呼家将》等。西河大鼓进入天津后，发展迅速，出现了许多著名艺人，产生了北口朱（化麟）派、王（振元）派，南口李（德全）派、赵（玉峰）派，以及20世纪40年代由马增芬及其父马连登创立的专工短段的马派，使西河大鼓流派纷呈，展现出多彩多姿的艺术风格。
西河大鼓的表演形式为一人自击铜板和书鼓说唱，另有专人操三弦伴奏。其唱腔简洁苍劲，风格似说似唱，韵味非常独特。西河大鼓的传统书目，有中长篇150余部，小段370余篇。内容大部分是历代战争故事、历史演义、民间故事、通俗小说、神话故事和寓言笑话等。其中不少书目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情节曲折，语言生动，继承了中国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2006年，西河大鼓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河北省文安县文化馆、河间市文化馆、天津市曲艺团获得西河大鼓项目保护单位资格。

『肆』 西河大鼓有什么特色

西河大鼓以说唱中、长篇书目为主，也有少数演员专工短篇唱段。西河大鼓的前身，是清代中叶流行于河北省中部的弦子书和木板大鼓。弦子书以小三弦伴奏，演员自弹自唱；木板大鼓没有弦索伴奏，演员自击简板和书鼓说唱。后来，这两种曲艺艺人拼档演出，形成以鼓板小三弦伴奏的形式。河北省高阳县木板大鼓艺人马三峰在继承前人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舍木板改用铁犁铧片，舍小三弦采用大三弦，在唱腔唱法上作了改进与创新，使这一曲种在艺术上日趋成熟。西河大鼓初名“梅花调”“犁铧片”，也一度叫作“河间大鼓”。20世纪20年代在天津演出时，定名为“西河大鼓”。以后，数十年间随着艺人的流动，传播各地，出现了许多著名艺人，产生了北口朱(化麟)派王(振元)派，南口李(德全)派赵(玉峰)派，以及40年代由马增芬及其父马连登创立的专工演唱短段的马派，广泛流传于北平天津，以及华北东北西北华东的部分城镇。

西河大鼓的唱腔音乐，是以冀中语音的自然声韵为基础，吸取某些民歌小调的音乐语汇发展而成的。在音乐结构形式上，约有30余种依附于主曲的乐曲和乐句的唱腔，分别归纳在三眼一板的头板一眼一板的二板和有板无眼的三板等三种板式中，在速度上都可作大幅度的伸缩，有的还派生出多种变格唱法，唱腔和谐流畅，生动活泼，似说似唱，易唱易懂。属于头板的唱腔有起板紧五句慢四句一马三涧快头板等；二板的唱腔有起板流水板双高海底捞月反腔蚍蜉上山梆子穗十三咳等；三板唱腔有散板紧流水窜板尾腔等。

西河大鼓的基本曲调大体上体现在流水板中，二板起板是流水板的中把唱和下把唱的伸展，头板起板是流水板的发展变化，其它大多数唱腔也都与这几个唱腔有着一定关联。

西河大鼓的传统书目，有中长篇150余部，小段书帽370余篇。内容大部分是历代战争故事历史演义民间故事通俗小说神话故事和寓言笑话等。其中不少书目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情节曲折，语言生动，继承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1937年后，不少西河大鼓演员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编演了不少新曲目，如王魁武(1891～1947)编演的《昝岗惨案》、《减租减息》；王尊三编演的《保卫大武汉》、《亲骨肉》、《晋察冀小姑娘》等。

『伍』 西河大鼓白建章老师的弟子都是谁

西河大鼓是北方的鼓书暨鼓曲形式，普遍流行于河北境内并流传于周边河南、山东、北京、天津、内蒙古及东北地区。在流传过程中曾有过“大鼓书”、“梅花调”、“西河调”、“河间大鼓”和“弦子鼓”等名称，20世纪20年代在天津被定名为西河大鼓。

西河大鼓由木板大鼓发展而来，创始人一般认为是木板大鼓艺人马三峰，起源时间约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早期，西河大鼓以说唱中、长篇书目为主，如《杨家将》、《呼家将》等。西河大鼓进入天津后，发展迅速，出现了许多著名艺人，产生了北口朱（化麟）派、王（振元）派，南口李（德全）派、赵（玉峰）派，以及20世纪40年代由马增芬及其父马连登创立的专工短段的马派，使西河大鼓流派纷呈，展现出多彩多姿的艺术风格。

西河大鼓的表演形式为一人自击铜板和书鼓说唱，另有专人操三弦伴奏。其唱腔简洁苍劲，风格似说似唱，韵味非常独特。西河大鼓的传统书目，有中长篇150余部，小段370余篇。内容大部分是历代战争故事、历史演义、民间故事、通俗小说、神话故事和寓言笑话等。其中不少书目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情节曲折，语言生动，继承了中国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2006年，西河大鼓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陆』 鼓词的西河大鼓

西河大鼓的传统书目，有中、长篇150余部，小段、书帽370余篇。内容大部分是历史战争故事、历史演义、民间故事、通俗小说、神话故事和寓言、笑话等。其中不少书目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情节曲折，语言生动，继承了中国汉族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1937年后，不少西河大鼓演员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编演了不少新曲目，如王魁武（1891——1947）编演的《昝岗惨案》、《减租减息》；王尊三编演的《保卫大武汉》《亲骨肉》《晋察冀小姑娘》等。
建国后，曲艺工作者又记录、整理了不少西河大鼓优秀中篇和长篇大书的主要片段，如《三全镇》《调寇》《八百破十万》等，并创作、改编了反映革命斗争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新曲目。

『柒』 木板大鼓的历史溯源

木板大鼓渊源及创始者，已无从查考。仅知早年称小口鼓时，有南皮县贾家九堡村人李尚志以唱木板著称。李传弟子有河间人张百奎、大城人曹占奎以及崔登奎、李殿奎、邓连奎（引自王双驰于民国初年拜师时转抄的《清门谱序》）。另据香河县老艺人陈怀德说：清乾隆时，山东人李文通逃荒到京东落户，以演唱小口大鼓为业，教授弟子曹占奎、崔登奎、邓殿奎、李振奎、张百奎，世人盛称'清门五奎'。以上二说虽有小异，但相同处甚多，如均是清门，五奎中曹占奎、崔登奎、张百奎名姓相同，只李殿奎与李振奎、邓连奎与邓殿奎只一字之差且音近。前者系据艺人文字祖谱，后者为口碑，或可有误，两者所述盖为一事，李尚志与李文通当是一人。据此木板大鼓在清乾隆时即已形成。
清咸丰年间（约1851年前后），大城县清门木板大鼓名家田东文（邓连奎之徒）及其弟子马瑞林（马大傻子）、马瑞河（马三疯子）均是木板大鼓名艺人。后马瑞河改木板为铁板，中三弦改为大三弦，创新唱腔，使与木板大鼓在形式上有了区别，又经弟子朱化麟（大官）发展完善，创成西河大鼓。
木板大鼓后来流入京津，经许多艺人改革，又形成了京韵大鼓。木板大鼓艺人田玉福的弟子，安次县人翟青山和魏德祥则在融合木板大鼓和落腔调的基础上，创出单琴大鼓（琴书）。同样地，在河北北部的廊坊、唐山、承德等地，早年流行的京东大鼓、乐亭大鼓也都是木板大鼓在上述各地与当地民歌、小调融化而逐渐繁衍而成的曲种。
清乾隆中叶（1756年前后），香河县刘宋镇人邓连（殿）奎，一改小口木板大鼓的单一板式而为[平板]、[二六]、[攒板]、[垛板]等，又以钢板代替木板击节伴奏，所唱与原木板大鼓大不相同，被称为京东怯大鼓，后来衍变成为京东大鼓。清代是木板大鼓的兴起、盛行时代，至民初又逐渐衰微，唯有流行在沧州一带的木板大鼓，一直流传不衰。据艺人口述，这一支派由清初木板大鼓艺人李文志所传留，至清道光年间，沧州地区代表人物首推沧州旧州北关人庞凤城（1840--1920）。庞为李之第四代传人，曾行艺于东北、山东、天津等地，影响很大，传人众多。其弟子中以胡金祥（沧县义和庄人）、赵金香（艺名赵二碌）、曹金升（沧县曹庄子人）等人名望最大。再传弟子以李宝兴、姜宝升、高宝泉为代表人物。姜宝升的高徒有温贵泉（又名温元书）、何贵海、温贵泉弟子刘印在（凤喜）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木板大鼓名家，其子刘建军l徒杨华升为河北省曲艺团木板大鼓演员，兼唱西河大鼓、京东大鼓。
在沧州，木板大鼓另有王福贞和穆汉青两个支派。王福贞本从师扬世友（舍命杨）学唱西河大鼓，后改唱木板大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在沧州一带驰名，人送绰号沧州红，弟子众多，其中张祺信、路祺林、刘祺明较为有名。穆汉青及其老搭档朱恩波亦是驰名的术板大鼓演员。

『捌』 安徽大鼓的发展历程

台下听众忘了上厕所马云成1942年出生在合肥，是地地道道的合肥人。父亲、叔叔都是庐剧艺人，他从小就耳濡目染，喜欢具有安徽特色的曲艺。“上学的时候，学校旁边有说大鼓书的，每天上晚自习时都偷偷跑出来听，越听越喜欢。”那时，他不但喜欢听，还喜欢自己说，经常听别人说过后，回到家自己就来上一段。
1962年，马云成高中毕业后，来到肥西县曲艺团拜师学艺，他对鼓书的爱好终于有了用武之地。由于他本身就有些基础，再加上天资聪颖，一年以后，就已经出师开始独立表演。“第一次登台还真是害怕，既怕说不好，拢不住人，又害怕被师父批评，那可是第一次啊，所以很紧张。”说到第一次登台的经历，老人似乎还有些羞涩，“当时台下有100多名听众，不过还好，第一次表演反响就不错，没给师父丢人！”
从1962年至今，马云成与大鼓书相依相伴走过了45年。当问起说大鼓书难不难时，他向我们说起了大鼓书的“道道”来：“我们说大鼓书是挺难的，除了讲究唱腔，还讲究八个字：高低平仄，喜怒哀乐。要做到这八个字，就不容易了。讲故事要用情节套住人，这叫‘小绳子’，书末还要抖包袱，我们叫‘帽头’。”说到这些，马老很精神。“我们老话讲得好，叫先下通天柱，后定八根桩。还要摆起八卦龙门阵，绕上九连环，把观众都拢住，这就是功夫。”
就这样，马云成一路走一路说，把大鼓书说到安徽的每个角落。他平均一场都要唱上三四个小时，最多一次唱到12个小时不间断。“不是吹牛，我说书的时候，要是我不卖个关子，休息休息喝口水，听的人连上厕所的都没有。我师父是第一把鼓条子，我师爷是第二，我就是肥西第三把鼓条子。” 仍有好多年轻人来听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马老因为家里责任田无人管理离开了曲艺团，回家后，他做起了炮竹生意。但是对大鼓书的热爱，让老人还是舍不得放下“鼓条子”，只要有闲暇时间，老人就摆上大鼓，给附近的居民唱上一段。“我说书的时候有好多年轻人来听，有个开出租的司机师傅跟我说，一到我说书的时间，他就把车开过来听，听得都忘了要去做生意。虽然我们讲的都是老调调，可这毕竟还是跟老百姓离得最近，还是有人喜欢的。”
现在，马老还把鼓书进行了“改良”，他还为自己生活的园区、社区编写了门歌《歌唱蜀山产业园》和唱词《蜀新苑小区新面貌》，为群众说说生活的变化。他说的书，群众都爱听，前段时间，他在山湖新村就连说了18场，而且每场的开场词都不一样。
看着马老对说书如此“痴迷”，儿女们有些担心：“毕竟老人年岁大了，每次的唱词都要强记在脑子里，一场唱下来就要几个小时，我们心疼他的身体。”每次，都是马老的老伴去做儿女的工作：“你爸虽然说书是累，可他就喜欢这个，他说书自己也开心。” 想找个好徒弟很难
当问到安徽大鼓书前途的时候，马老深吸了一口烟，神色有些犹豫，“这个我也说不好，大鼓书毕竟市场比较小，光靠几个说书艺人想把他发扬光大真是心有余力不足啊。”
马老说，以前一起说书的人要么就去世了，要么就转行了，他到现在也没有收徒弟，因为爱听的人有，可真能定下心来学的却很难找。“现在不是流行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吗，大鼓书就是这种遗产，只要有大家的支持，我相信大鼓书的香火就不会断。”
蜀山区文化馆的姚晓肖馆长，他表达出了忧虑：虽然有不少人还是喜欢听安徽大鼓，但是毕竟能拿鼓条子的人越来越少了。
学习大鼓要投入很大的精力而且收入菲薄，很难吸引年轻人来学习这种曲艺；鲜明的地方特点，浓重的地方口音，使这门艺术只能在本省内流传，难以走向全国；日益丰富的文化生活，使听众也越来越少。姚晓肖认为，种种不利因素都制约着安徽大鼓的发展，使其面临着“断档”的危险，一旦这批老的艺人故去，很可能就没有人能再敲响这面大鼓了。
现在文化部门也在想办法扶持这门古老的艺术，不仅在物质条件上予以支持，而且也在想办法寻觅好的苗子，来向马老等艺人拜师学艺，希望能将这面大鼓越敲越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