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方能动性是是什么意思

『壹』 主观能动性是什么意思

能动性：对外界或内部的刺激或影响作出积极的、有选择的反应或回答。人的能动性与无机物、有机生命体、高等动物的能动性有别，称为主观能动性。其特点是通过思维与实践的结合，自觉地、有目的地、有计划地反作用于客观世界。

主观能动性亦称“自觉能动性”，它指人的主观意识和实践活动对于客观世界的能动作用。主观能动性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人们能动地认识客观世界；二是在认识的指导下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在实践的基础上使二者统一起来，即表现出人区别于物的主观能动性。

(1)历史地方能动性是是什么意思扩展阅读：

一、方法论

1、要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克服错误的思想意识。意识的性质不同，其对物质的作用有正反两个方面，即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意识，能够指导人们有效地展开实践活动，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歪曲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意识，则会把人的活动引向歧途，阻碍事物的发展。

2、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须遵循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一旦违背客观规律，人们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认识和改造自然界，要尊重自然界的规律。

认识和改造社会，要尊重社会规律。人们能够创造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正如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能自由选择这一种或那一种社会形态。不顾规律和违背规律，只能把事情办糟。

二、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生产实践为基础考察人与物的区别指出：人区别于动物的特点是，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能够有意识地自觉地想问题、办事情。人们应该以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为基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人们要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有所建树，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为：第一，事物的本质与规律隐藏于现象之中，人们只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抽象思维能力，才能透过事物的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从而正确地指导人们的行动。

第二，事物不会自动满足人的需要，人们只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利用规律和条件，才能改造世界，创造美好的生活。

第三，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种种困难、挫折，甚至暂时的失败，这就需要坚强的意志和十足的干劲，需要充满活力的精神状态。

『贰』 历史是史料学还是发挥主观能动性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历史的问题在于不断发现真的过去，在于用材料说话，让人如何在现实中可能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历史是延伸的。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在广义上指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过程，可分为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两方面。历史是研究人类变化，社会兴替的重要的人文学科。

『叁』 如何理解人们历史活动的能动性对社会形态更替的影响

借别人历史活动性确实很难理解。

『肆』 主观能动性，客观物质性，社会历史性各代表什么什么意思，这是关于实践的内容

实践的主观来能动性：

是指认识源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有目的、有计划、积极主动的有意识的活动能力。
实践的客观物质性:

实践是人有目的地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主体变革客体,使主体和客体不断统一的活动，受着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客观规律的支配。实践具有客观物质性。
实践的社会历史性：

实践不是孤立的个人的活动，而是社会活动，并受着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
实践是物质性的活动，具有直接现实性。

因为构成实践活动的诸要素，即实践的主体（人）、实践的对象〈客体）和实践的手段(工具等），都是可感知的客观实在，实践活动本身及其结果也是外在于人们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的;实践的水平、广度、深度和发展过程，都受着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客观规律的支配。所以．
实践是区别于人的意识活动的客观物质活动，具有直接现实性。

『伍』 能动性是什么意思求解答

【词语】：能动性【释义】：对外界或内部的刺激或影响作出积极的、有选择的反应或回答。人的能动性与无机物、有机生命体、高等动物的能动性有别，称为主观能动性。其特点是通过思维与实践的结合，自觉地、有目的地、有计划地反作用于客观世界。包含有：灵活变通 举一反三的意思！！

『陆』 主观能动性是什么意思啊

能动性：对外界或内部的刺激或影响作出积极的、有选择的反应或回答。人的能动性与无机物、有机生命体、高等动物的能动性有别，称为主观能动性。其特点是通过思维与实践的结合，自觉地、有目的地、有计划地反作用于客观世界。
主观能动性亦称“自觉能动性”，它指人的主观意识和实践活动对于客观世界的能动作用。主观能动性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人们能动地认识客观世界；二是在认识的指导下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在实践的基础上使二者统一起来，即表现出人区别于物的主观能动性。
(6)历史地方能动性是是什么意思扩展阅读：
一、方法论
1、要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克服错误的思想意识。意识的性质不同，其对物质的作用有正反两个方面，即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意识，能够指导人们有效地展开实践活动，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歪曲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意识，则会把人的活动引向歧途，阻碍事物的发展。
2、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须遵循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一旦违背客观规律，人们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认识和改造自然界，要尊重自然界的规律。
认识和改造社会，要尊重社会规律。人们能够创造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正如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能自由选择这一种或那一种社会形态。不顾规律和违背规律，只能把事情办糟。
二、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生产实践为基础考察人与物的区别指出：人区别于动物的特点是，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能够有意识地自觉地想问题、办事情。人们应该以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为基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人们要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有所建树，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为：第一，事物的本质与规律隐藏于现象之中，人们只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抽象思维能力，才能透过事物的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从而正确地指导人们的行动。
第二，事物不会自动满足人的需要，人们只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利用规律和条件，才能改造世界，创造美好的生活。
第三，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种种困难、挫折，甚至暂时的失败，这就需要坚强的意志和十足的干劲，需要充满活力的精神状态。
参考资料来源：搜狗网络－主观能动性

『柒』 什么是“能动性”

楼上的和课本说的没太大区别吧？你还是看不懂吧，哈哈！
其实哲学一点也不深奥，因为也是人思想出来的嘛。我告诉你课本上没有的为什么。
要想弄明白辩证法里“能动性”的含义，你首先得明白这么几个问题。哲学家捣鼓来捣鼓去想干什么。相信你也知道，就是想给这个世界找个合理的解释，当然这个解释最好可以一劳永逸的解答一切世界的问题，成为根据。哲学里把研究这个东西的学科，叫“存在论”或“本体论”。也就是世界的本源，第一性是什么的问题。
马哲一上来就告诉你物质意识对立，物质是第一性的。认为本体只有一个，就叫一元论，有两个，就叫二元论，有多个，就叫多元论。其实物质和意识对立这个观点是恩格斯在手稿里提出来的，到教材里有出入。恩格斯原话是说，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即意识与物质对立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恩格斯说的是近代，你可不能理解成整个人类历史。这个结果发端者其实是笛卡儿。你听过“我思故我在”吧。笛卡的思想才第一次把意识和物质区分开来，这样，世界就有了两个本体，使哲学有了第一次巨大的转向，标志着哲学的进步。
好嘛，可是这个二元论把本体分成两份，合不起来了，意即，没办法解释独立于意识的物质怎么进入意识被认识的问题了。
经过几代哲学家的努力，其实这个如何把二元论再统一到一元的问题是黑格解决的，马哲吸取了黑格精华的部分，所谓运动发展的观点，就是这个“能动性”的来源。
所谓能动，就是以往的哲学在黑格看来，无法解释把二元统一为一元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在静态的看问题。黑格的同学谢林那里就开始有了站在历史角度看哲学的思想。能动在于所谓辩证法认为世界的本体就一个，它自己就本身包含是非两个对立方面，换句话说，如果不是这样，它就没有参照物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它把自己变成非自己，才有个对比，就认识到自己，再返回到自己，就像光线遇到镜子返回去照镜子的人才能看到，认识到自己一样。实际的你，镜子里的你等于一个你，一个虚你（或非你），两个你其实是统一的你，这个世界没有两个你，就一个你，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就是你自己干的，所以叫做“能动性”。
累死我了，懂了吗？不懂再问我

『捌』 文学的历史能动性怎么样

让历史的复杂性在文学研究中显影 ——刘复生的学术与思想 “理解历史总是伴随着理解自己的冲动，因为这是一个理解历史和理解自我的双重过程”。 在一次学术访谈中，刘复生如是说。确实，历史与个体是同构的：历史的脉动总是由处身其间的个体所承担，时代给每个人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而这一点在知识分子的身上表现地尤为明显：学者的生命史、学术史总是和宏大历史扭结在一起。由此，对我们来说，读懂一个学者，也就读懂了他身上承载的历史。 尽管学界对“70后”的代际划分不甚合理，但刘复生仍然被认为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众多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中，刘复生突破了文学研究的局限，将研究领域从中国当代文学史拓展到更广泛的思想史与文化研究，观点新锐且切中要害，给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不少的惊喜和冲击。近年来，刘复生的研究成果颇丰，不仅发表了一系列有份量的论文，还陆续出版了《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思想的余烬》以及《文学的历史能动性》等学术论著。 我们无法精细地描绘一个时代的文化地形图，却可以勾勒出一个学者的思想肖像。恰如贺桂梅解读刘复生的论文标题“激活历史经验与学术知识的力量”，在刘复生的各种论述中，他多次表明了自己的理念：文学研究者不能自外于时代，去追求“纯文学”的海市蜃楼；而是要反求诸己，将自己的感受、经验、知识投入文学研究，使主体与时代对话，使文学与历史互动。在刘复生的学术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主线：文学具有“历史能动性”。文学不仅是认识世界的工具，也是改造世界的实践。在语言秩序改变的同时，生活世界的面貌也将焕然一新。 以文学为对象、以文学研究为志业，刘复生不仅完成了对文学的阐释和意义的构建，还完成了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 一、在80年代与90年代之间 刘复生是个“非典型”的70后学者，这一个案的特殊性似乎使“70后”的命名显得颇为尴尬。事实上，较之7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学者，出生于1970年的刘复生更多地分享了60年代末学者的历史经验。正是年龄的差异，使他的经验与大多数70后学者不同，更具有“之间”的特质。他没有经历过“文革”，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高中和大学中文系，在“学习时代”接受了“新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作为青年学生，他并不像启蒙知识分子是时代的主体，而是局外的旁观者。进入90年代，激进的市场化改革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气氛，与80年代的理想主义构成了巨大的反差。7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学者经历的是这个转折的结果，刘复生则经历了转折的全过程，对时代的风向转换心有戚戚焉。 这是历史的巨变在个体身上的投影，也暗中决定了刘复生学术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视野。一方面，他带有80年代浓厚的“文学介入社会”的情感残留；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学术生涯起步于90年代，也就不可避免的带有“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犬儒主义态度。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研究生毕业之后曾在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工作过五年，其后再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受业于洪子诚先生。在这个意义上，他并不是“从学院到学院”的学者，而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从事电视剧创作的经历，无疑影响了他其后的研究路径和学术方向。 孟子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之所以在此处冗言刘复生的人生履历和历史清单，是因为上述生命史的铺陈与其后刘复生学术的展开密切相关。换言之，在刘复生的身上，个体的历史经验不仅构成了生命史的一部分，也构成了学术史的原材料。在80年代与90年代之间，在学院与电视台之间，刘复生以“主体的同一性”将感受、经验与知识的碎片加以整合加工，将经验重新知识化 从而搭建出自己的学术大厦。贺桂梅由此将刘复生放置在“后-新启蒙”知识谱系 之中，确立了他在学术上的坐标系。 在刘复生的诸多论述中，我们能很清晰地辨别，他的学术大厦建立在两个基座之上：一方面，是对90年代以来（包括新世纪文学）的“主旋律”小说的阐释和研究；另一方面，是对80年代“新启蒙”知识体系和文学制度的批判。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缺一不可，是对位关系。尽管刘复生尚未对80年代进行系统的考察，但在他所有的研究之中，80年代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一个状如幽灵般的巨大而迷魅的存在。在他的单篇论文中，则用浓度很大的笔墨写下了对80年代“新启蒙主义”的思考。 《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河南大学2005年版）由刘复生在北大毕业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也是他最重要的学术成果。而刘复生关于“主旋律”小说的研究还在继续，其中包括正在进行的国家社科项目《“主旋律”文学的创作现状与发展走向》以及其他“主旋律”影视作品的评论。 这无疑是一个需要学术勇气的题目，也必然招致许多误解。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当然和刘复生多年的电视台工作经验有关。他在工作过程中遭遇了大量当代大众文化生产机制的制度和规则，因为这份“局内人”的熟悉，剖析起来自然游刃有余。但对于“当代文学”学科而言，这个题目则显得“不那么文学”（或者说挑战了文学场域中的“潜规则”）。“必也正名乎”，要研究“主旋律”小说必须先说明研究对象的价值所在，但作为“尴尬的文坛地位与暧昧的文学史段落” ，“主旋律”小说却一直被认为是没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自从80年代以来，关于“什么是文学”，文学场域对此已有了明确的界定。在“新启蒙”主义思潮的统摄下，“纯文学”的神话被建构出来，“‘政治性’、‘意识形态’、‘商业性’是文学的原罪，含有‘非文学’、‘反审美’的本性” 。在此二元论的框架中，政治／文学、意识形态／审美、通俗／精英、官方／民间构成了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而恰恰是这一系列二元关系中的后项占据了文学评价体系中的象征资本，从而压抑了二元关系中的前项。“主旋律”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正处在文学场域的边缘和大众文化场域的主流这两个相互矛盾的位置上。 但刘复生显然无意做一项所谓的“纯文学”研究，更何况单纯的审美研究根本无法说明“主旋律”小说中问题的核心。在他那里，文学研究已经和文化研究与思想史相结合。同时，他还回到了思考的原点：历史与文学的辩证法。他试图探索的是，摒弃掉80年代形成的关于“去历史性”的“纯文学的洁癖”以及判断是否为“文学”的认识性装置 （这一装置本身构成了新的压抑与遮蔽），我们能否转换提问方式，去追问：为什么要生产“主旋律”小说？原因或许是不言自明的——这是90年代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文化生产领域的控制。那么，“主旋律”诞生的历史语境以及政治、文化背景是什么？“主旋律”小说是怎样被创作和接受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宏观操作是如何“下降”到文本细部的？ 在《历史的浮桥》中，刘复生回答了上述问题。在他看来，“主旋律”是一项“宏大的国家意识形态战略工程”，“它的使命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申政党的合法性，同时，利用富于技巧性的意识形态叙事，对新时代所产生的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中种种内在的社会矛盾加以弥合，以消除政治的不确定因素，并造就适应新的国家政治、经济需要的具有‘现代’特质的历史主体。” 在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主旋律”的提倡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多元化”的新语境中试图重新“一体化”，获取“文化领导权”的努力。一方面，它要从正面宣扬“合法性”，询唤出新的历史主体；另一方面，它要弥合矛盾，维持社会的稳定。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的政治统治与文化领导权是同构的，都具有重构权威、整合社会、增加国民认同的功能。而要达到上述的效果，意识形态的叙事无疑需要“富于技巧性”。 就此而言，刘复生的研究无比艰难，他需要穿过种种意识形态制造的幻象，深入到意识形态的内部构造，从而到达“真实的荒漠”和“坚硬的内核”。 这是一个复杂的思辨过程，但也标志着刘复生作为学者的成熟。在绪论与第一章中，刘复生勾勒出“主旋律”遭遇的现实境况与意识形态转型的语境，进而考察“主旋律”小说创作与接受的情况。在这倾向制度研究的两个部分，刘复生在看似枯燥无味的政策文献中看出了历史的动态与趋势，其中又以对“一体化”、“多元化”和“主旋律”关系的讨论极为出彩，这集中体现在绪论的第三节“‘新意识形态’与‘一体化’历史遗产”里。 在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史框架中，他通过对各种文学力量此消彼长的分析，勾勒出50—70年代的“一体化”进程以及这个体系在80年代解题成为“多元化”的线索，由此奠定了当代文学的整体框架，这是一个前30年和新时期文学有着连带感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从“一体化”到“多元化”，是一个从整合到解体的过程。 但是，当时间进入90年代后，这种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主旋律”的出现构成了对“多元化”的矫正与反拨，并与80年代之前“一体化”构成某种呼应关系 。在刘复生看来，“主旋律”意味着“多元化”之后的另一个阶段。这是一副新的历史图像，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进路，刘复生的论点在洪子诚的基础上推进了一步。90年代出现的“新意识形态”，一方面“维护旧有的社会主义理想与价值观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将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从传统的社会主义形象转移到经济增长和维护国家稳定上去。由此，“主旋律”必须创造一种新的表意机制，将旧有的意识形态与新意识形态进行整合，从而跨越两者之间的断裂地带。 而在“主旋律”这个新的整合框架中，却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留下了缝合的缝隙。新旧意识形态的耦合绝非那么顺畅，而是充满结构性的矛盾。意识形态的叙事无论多么“富于技巧性”，总难免留下创口和空隙。《历史的浮桥》的第二至五章正是通过症候式的阅读和批判性的阐释去暴露文本的缝隙。刘复生按照题材划分，将“新乡土小说”、“新改革小说”、“反腐败”小说、“军事文学”纳入研究视野，展开论述。通过扎实的文本细读与叙事分析，刘复生将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推进到文本细部。在刘复生看来，“主旋律”小说文本是各种话语互相竞逐，各种意义互相博弈的场所，“‘主旋律’文学以一种更为集中、更为戏剧化方式包含了这个时代的文学秘密。” 用文本细读的方式进行话语分析，是将政治与诗学整合起来研究的表现，由此，刘复生打破了传统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二分法，为意识形态批评的文本分析方法做了一个良好的示范。 在刘复生的学术中，历史建构和文本细读构成了鲜明的风格，但一个更为明显的特征却是理论建构。这三者是三位一体的。毫无疑问，在当代文学研究者中，刘复生学术的理论性是很浓的。《历史的浮桥》中，我们不难看到刘复生“理论干预”的热情。但难得的是，他在历史、文本与理论之间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平衡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刘复生使用理论的方法。尽管他受过北大了严格的学院训练和“后学”洗礼，在他的学术研究和思想脉络中亦可以明显看出洪子诚与戴锦华两位老师的痕迹，但是他并未做理论的炫技和堂皇的梦呓，而是懂得“藏理论的技术”。确实，明目张胆地引用西方诸位后学大师，确实可以挟洋自重故作高深，但半生不熟的翻译腔与古怪的中文表达只会让读者高山仰止的同时望而却步。懂门道的读者不难在刘复生的书中看出福柯、阿尔都塞、葛兰西、齐泽克对他的影响，但这般高屋建瓴却又深藏不露却是十分难得的。就这点而言，抑或是深受其师洪子诚的影响。 在《历史的浮桥》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复生对“主旋律”小说所持的主要是批判态度。而他对“主旋律”小说的追踪还在继续。《历史的浮桥》主要考察的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主旋律”小说，而新世纪文学的“主旋律”创作则让他看到了一些新的可能性。他认为，“某些被称为‘主旋律’的创作可以有新的升华，至少一部分‘主旋律’文学应超越一般的主流意识形态书写的层面（包括在创作上和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在文化政治的意义上通过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叙述开发出中国文化的‘普遍性’价值” 。在他的愿景中，与现实生活对话的、描述中国经验的、表达对未来的想象力的文学才是伟大的“中国文学”；较之格局狭小的“纯文学”，近期的“主旋律”创作则凸显了这个可能 。 经由“主旋律”小说的研究，刘复生奠定了自己的学术“领土”，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历史、文本、理论的结合，对政治／审美二元论的辩证，文学史向思想史与文化研究的拓展——这些都是刘复生苦心孤诣经营的结果。在这项尚在持续且“未完成”的工作中，刘复生奠定了自己的学术风格、思想风格和文体风格。确实，在刘复生的“主旋律”小说研究中，他将问题意识贯穿其间，既有历史的挖掘又有思想的辩证。历史的种种悖论经由他繁复的思辨，如同剥洋葱一般，层次和面向历历分明。值得注意的还有他的语言，他的论述简洁而朴素、庄重而文雅。他无意追求华丽和铺张的句子，而是着力凸显思想本身的诗意。而他使用的诸如“历史的天真”“理性的狡计”等术语也充满了智性的乐趣。 二、“为了聚会的告别”：文学研究的跨界与回归 虽然是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的科班出身，但刘复生却有着从学科内部“出逃”的热情。“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但我却越来越不务正业，成为这一专业领域内一个心不在焉的眺望者。” 在言辞中，刘复生表达了他对文学的态度，其中也难掩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失望。作为一个学院建制下的研究者，这样的说法难免让人吃惊；但对刘复生而言，却有着“自己转变学术研究方向的内在逻辑”和“寻求并确认自己在这个时代以学术为志业的理由” 。在他那里，阐释世界也是阐释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理解外部也理解自身的解释学过程。当初他投身文学专业，正是抱着“为生命赋予价值和意义”的期望，而彼时的文学正满足了他的这份托付。那时的文学对于他，既是一种美学和语言形式，又是个体生命依托的容器，为他提供了稳定的意义世界。这是他与文学之间的“约定”。然而，时移事往，当代文学在商业大潮和自我掣肘中萎靡不振，陷入了危机和困局；而此时的刘复生也开始反思“文学的位置”，将注意力转移到更能托付他生命期望的领域中去。 “为了聚会的告别”。刘复生未必对当代文学一往情深，他当初念兹在兹的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文学所承载的历史能量：一种未来的想象力、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一种另类的视野。简言之，是一种“切入当代世界的能力” 。然而，随着“当代文学”的学科建制愈发严密，当代文学也就失去了原有的能量与活力。于是，刘复生开始了自己的突围。但是，无论哪位学者，“跨界”都是一次自我重新蜕变的艰难过程——多年的学术训练和学科规训，已然在个体身上养成了思维习惯和路径依赖。“跨界”，俨然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一次知识与书写上的转型。 但刘复生的转身却是如此地顺理成章。他的学术视野扩大了，问题意识却是一以贯之的。他将关注点投向历史学、社会学、哲学，他将研究领域从当代文学史拓展到思想史与文化研究。面对各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和知识领域，刘复生用多重的跨界演绎了学者身份的吊诡——学院／反学院、文学／文化政治、书斋／社会，他展示了思想者与文化游击者的亲缘性，他是一个书斋中的革命者，尽管在不同的领域自在游戈，但不变的是他对中国经验的关注和对发声位置的自觉。正因为这份“发声位置的自觉”，他才不会迷失在暧昧的文学—文化现象和复杂的政治光谱中。 跨界之后，则是回归。依旧是文学的界面，随着刘复生新视角的切入，却显露了具有差异性的面向。刘复生将文学研究与思想史以及文化研究相结合 ，使文学研究产生了新的阐释路径，由此也展示了文学研究新的“历史能动性”。 《反思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文学态度及其文学实践》是刘复生学术中的里程碑式的论文，曾被多次转载。在这篇论文中，他显露了对80年代的反思以及对“新启蒙主义”和“纯文学”的批判。刘复生通过对思想史与文学史关系的谱系学考察，打破了80年代的文学神话。他认为，“新启蒙主义”直接塑造了80年代的文学实践，文学只不过是“新启蒙主义”在文学领域的延长线，是“新启蒙主义”的一个感性化的形态。 这一思潮对文学实践的巨大塑形力量，是当时文学界的批评家们用文学批评呼唤和催生的。然而，刘复生更为激越且颠覆性的思考则在于：“新启蒙主义”思潮对文学创作的单一影响遮蔽了80年代文学的其他可能性，它窄化和压缩了文学创作的空间，从而构成了另一种压抑机制。它的“人道主义”与“主体性”使得作家仅仅注重个人自由，而忽视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从而为90年代文学“由‘大写的人’向‘小写的人’（欲望化的个人）的转化”埋下了伏笔。由此，80年代在表面上“去政治化的文学实践”恰恰是以一种最政治化的方式显露出来——“所谓反抗‘文学的工具论’，事实上致使以另一种工具论（‘新启蒙主义’的工具）来替代旧有的政治工具论。” 在刘复生这里，思想史与文学史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而是盘根错节环环相扣。他将文学生产放置在文化政治的场域中进行分析，用历史还原的方式重构了80年代的知识—权力与文学创作的镜像关系，使得我们对延续至今的“纯文学”神话有了全新的理解和感悟。 这是一种“历史作为解构路径”的方法论。刘复生在重现历史的复杂性的同时，解构了某些不言自明的、被后设的认识论装置、被思想的取景框遮挡在视野外部的东西。“我是惟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 这毋宁是一种文学研究的游击战——“破”，在文学神话最坚固、最保守的地方进行解构，拆卸那看似铁板一块的论述，解放被遮蔽与被压抑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刘复生所强调的“历史的复杂性”，不仅没有破坏文学的美感，反而是解放了我们的感性 。“文学批评就是要破坏我们的正常感觉” ，这是刘复生所写下的警句。神话／解构，这是另一重意义上的“复魅”，与“祛魅”不同，刘复生打破单一框架，追求多元，在历史的细节中救赎文学的想象力和可能性。他在多篇论文中使用了这种极具破坏性的方法，其中包括《先锋小说：改革历史的神秘化——关于先锋文学的社会历史分析》。与《反思八十年代》的理论建构相得益彰的，这篇论文在80年代一个看似“纯文学”的文学现象中找到了庖丁解牛的可能。在刘复生看来，“先锋小说是中国改革以来的现代化命运的曲折隐喻，那些似乎完全抽空现实内容的形式实验，或刻意将主题抽象化、普遍化以脱离中国现实的现代主义情绪，背后隐约而片段地浮现着的仍是当代中国的历史性焦虑和愿望。” 而这些暧昧难明的“寓言”却被“新启蒙主义”的意识形态披上了“纯文学”的外衣，获得了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同样是使用解构策略，除了上述对单个思潮和现象进行的考察，刘复生还擅长在历时性线索中追踪某一文学现象，例如《穿越历史的“青春之歌”――意识形态变迁及﹤青春之歌﹥的再叙述》、《蜕变中的历史复现：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在前篇论文中，他使用“再解读”的文本比较方法，通过考察当代史上不同时间点对小说《青春之歌》的改写来凸显意识形态的变迁。“通过分析这些文本之间相互替换、交叠的演化转迹，我们可以隐约勾勒出一条当代观念史的变迁线索及其内在逻辑。” 在这里，文本成为档案，成为各个时代意识形态的投影、国民情感结构的证据。这一不断改编和重写的经典文本穿越了整个当代历史，见证了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和意义阐释之间的隐秘联系。而在后篇论文中，刘复生则阐发了新世纪以来“新革命历史小说”与十七年写作模式之间的关系，继承、拓展、改写成为他这项研究的关键词。他论述在“告别革命”的语境下，旧有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资源中如何在现实境况中产生回响。这份社会主义的遗产的复活乃是新意识形态作用下进行的新的历史阐释，“折射的是普遍的社会焦虑与民众潜在的政治诉求。”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意识形态批评”在刘复生学术世界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一理论使用的难度却不在理论自身，而是与中国本土的社会—政治—文化相结合，与中国经验相结合。中国政治文化的复杂性不言自明，但刘复生却在重重的雾障中树立自己笃定的发声位置，他深入意识形态的内在肌理，暴露意识形态形塑自身的内在逻辑。这一工作是困难的、也是具有挑战性的。在他的研究中，当代史、思想史构成了思考的宏观背景，文化研究构成了展开细部论述的方法。“他从不认定有某种先在的、天生的意义存在，因而总是去关注这个意义如何被建构出来的过程。正是对这个过程的关注，使他深入到复杂的历史关系场域中，描述各种力量的博弈以及策略性的结果” 他的思考浸润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由此也对历史中主体的位置格外敏感。他深知主体是被历史所形塑的，命运的偶然性与个人的遭际可能会阻挡个体对真理的认知。看似自由的个体其实并不独特，而是被历史裹挟其中，是时代的人质。由此，他也“否思” 自己的发声位置，将自己置入复杂的政治光谱之中，尊重差异、尊重其他立场与论述。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派别论争中，他是一位持重且稳健的学者，并未因站队而为某种立场背书，有对于自我位置的警醒和自嘲。作为“后-新启蒙”世代的学者，他对未曾亲历的文革、神话的80年代、漫长的90年代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洞察，而这些历史洞察也形塑了他的学术与他的主体。 但刘复生却不满于已然定型的思维框架，他是一个不断追求自我突破与自我超越的学者。他的论文中不时显露出自嘲和反讽的幽默,这种幽默是谦逊的表现,他不满于既有的学术成果,而是始终处在漫长的“学习时代”。他要在背景的转换中调整自己的立场和发声位置，要不断接受新的思想资源和学术方法来耕种自己的园地，要不断确认自我投身文学（超克文学）的初衷。感受、经验与知识，在他那里是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由此，他在阐释他人也在阐释自身，在他者身上看到自我的镜像 。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他写过那么多评述师友的文章，因为阅读他人，不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亦是一个自我确认的过程。他者与自我是相互激励相互触发的。在《思想的余烬》和《文学的历史能动性》中，刘复生都辟专辑来收纳自己所写的这部分文章。其中尤以《文学的历史能动性》中收入的三篇为代表。 《想象一个新世界——韩少功的政治哲学》是一篇很见功力的文章。刘复生在这篇论文中考察了韩少功这位思想型作家散文中蕴涵的政治智慧，挖掘出韩少功在文学创作之外的另一面向。我们常常会叹服西方作家作品中深度意涵，并因此为中国文学自卑。但刘复生告知我们，中国也有思想型作家，只是未被批评者阐发出来而已。他这篇角度颇为奇特的论文正是要做出这方面的努力。他论述韩少功超克非此即彼的辩证法、“完美的假定”、对完美人性和民族主义的看法等等。刘复生徜徉在韩少功的思想世界中，采撷思想的珍珠。作家繁复的思辨需要批评者同样的智性和觉悟才能达到，批评家必须与作家是“平视”的、等值的。由此，刘复生也在论述的同时挖掘了自身对时代的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刘复生既是评述，也是阐发，这是一个批评家学术创造性的体现。在《在这个时代如何做一个人文学者——汪晖的意义》中，刘复生的评议则不仅显露对汪晖的认同，更暴露出他的自我焦虑与希翼。汪晖超学科的综合能力和研究中显露的鲜明的当代意识让刘复生深受启发，也让刘复生跳出狭隘的专业领域，走向跨界和超越。在《穿越语言 图绘历史——解读贺桂梅》一篇，刘复生则将贺桂梅作为“70后”世代的代表，从“精神资源与知识谱系”、“研究领域与学术风格”、“人生经验与立场、追求”几个方面较为完整地评述了师姐贺桂梅的学术成就。由于他与贺桂梅分享了某些共同的经验，这篇论文带上了他精神自传的色彩，他在贺桂梅的身上看到某种自己的镜像。 而在《思想的余烬》中，则收入了刘复生另外一些评述师友的文章，研究对象包括洪子诚、韩毓海、耿占春、李少君、单正平、程光炜等等。这些师友是刘复生考察的对象，同时刘复生也在这些对象中投射了自己对文学、对历史与世界的看法。这些文章既是刘复生的学术生涯“中途的报告”，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副当代知识人的精神图谱和读书清单。 然而，个人命运的偶然遭际不仅是遇见一些人，还有与一个地方的缘分。博士毕业之后，刘复生先是在山东一所高校就职，其后辗转到海南大学任教。近身的人和事由此也成为刘复生学术灵感的来源，关于海南，他出版了《海南当代新诗史稿》，写作了《记忆与变迁：红色娘子军与当代女性的政治策略》等单篇论文。这种在地和在场的研究，给刘复生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这些研究中，他处理了自身经验与知识建构之间的关系，从而在原有的学术领域内另辟了新的疆场。而这岛屿经验与大陆经验的对话，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跨界与回归？ 三、当代文学研究何为？当代文学批评何为？ 随着刘复生学术经验的增加，他逐渐在一些“务虚”的话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独到的看法。这些论述和观点充满了“破坏与重建”的激情，在这个意义上，刘复生或许可称为“当代文学”的“搅局者”，一个拆解成规破除偏见的释梦者。刘复生不屑于当一个循规蹈矩的学者，他的思想的冲击力在于“解构神话”和反向思维。面对日益边缘化的当代文学，他折返思考的原点，追问和质询当代文学本体性的问题：什么是当代文学？什么是当代文学研究？什么是当代文学批评？ 这是当代文学的危机时刻。当代文学在社会场域中的边缘化，原因不仅来自商业和市场的冲击，还来自当

『玖』 高中政治，谁能给我通俗易懂地解释一下什么是实践的客观物质性，社会历史性和能动性怎么区分这三个性质

1、实践具有客观物质性是说实践在本质上是物质运动、物质现象；主要是强调实践区别于纯主观的意识活动。

2、实践的社会历史性：人同自然界的斗争是人们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以社会形式共同进行的。单个人无法同强大的大自然相对抗，个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结合为统一整体，形成超出个体力量的社会力量，才能战胜大自然。

人的实践力量是历史地形成和发展的，每一时代的人都只能在继承前人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开始自己的活动，每代人把前代人的实践力量纳入自己的活动之中，壮大了自己的实践能力。

3、实践的能动性：对外界或内部的刺激或影响作出积极的、有选择的反应或回答。人的能动性与无机物、有机生命体、高等动物的能动性有别，称为主观能动性。其特点是通过思维与实践的结合，主动地、自觉地、有目的地、有计划地反作用于外部世界。

特点：

实践具有自身的规定和特点，同思维和认识相互区别和相互对立的主体行为，实践不能脱离思维和认识独立存在，实践需要思维产生的实践意识作指挥，思维需要认识获得的知识作基础，没有思维和认识就没有实践。实践、思维和认识是统一的整体，是前后相继、水乳交融的主体日常行为。

实践是世界和万物的创造者，没有实践就没有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实世界，就没有实践创造的城市、农村、山川、田野和万物，就没有在实践中得到生存和发展的主体，实践不仅创造出新的客体，而且创造出新的主体。

人的实践具有社会性。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的实践同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人的实践是社会的实践，也是新社会的创造者。

人们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一切社会的客观物质活动。实践是人的社会的、历史的、有目的、有意识的物质感性活动，它是客观过程的高级形式，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基础和动力。全部人类历史是由人们的实践活动构成的。人自身和人的认识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

(9)历史地方能动性是是什么意思扩展阅读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

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

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拾』 社会历史主题的能动作用是什么

1、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 2、两种对立的历史主体观 3、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 4、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5、四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学习这一节，应掌握人民群众、英雄史观、唯意志论、历史宿命论、历史人物等概念；明确历史主体能动性的含义；深刻理解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领会我们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和正确性；了解唯心史观的两个主要缺陷；认识英雄史观长期存在的根源；对历史人物的社会作用给以正确的认识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