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战争历史事件

① 总结日本侵华的历史过程中时间节点和事件

1、九一八事变（1931年，开始侵华）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沙俄修建，后被日本所占），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2、七七事变（1937年，全面侵华）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

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3、淞沪会战（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

淞沪会战（又称八一三战役，日本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淞沪会战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是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而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的战役。

中日双方共有约10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本身持续了三个月，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2个旅团2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最精锐的中央教导总队及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及148个师和62个旅80余万人，自己统计死伤30万人。

淞沪会战中日军因遭到国民党的顽强抵抗而损失惨重，这场战役对于中国而言，标志两国之间不宣而战、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卢沟桥事变后的地区性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并彻底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计划。

4、武汉会战（1938年，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一场会战。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

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

此战，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5.7余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此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5、日本投降（1945年，战争结束）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1945年8月21日今井武夫飞抵芷江洽降。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标志着二战结束的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主甲板上举行。

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

1945年9月9日上午，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中国首都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1945年10月25日，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举行受降仪式，这成为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标志。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抗日战争

② 近代时期日本侵略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

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抗日战争。

1、中日甲午战争是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明治维新的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对外积极侵略扩张，确定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此时的清朝是一个通过洋务运动回光返照的帝国，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

2、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当时的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大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奥匈帝国为首的八个主要国家组成的对大清帝国的武装侵略战争。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成为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导火索，以此为借口，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之名行瓜分和掠夺大清帝国之实。

3、抗日战争简称抗战，指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国际上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Second Sino-Japanese War）、日本侵华战争（Japanes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抗战时间从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至1945年8月15日结束，共14年抗战。

(2)日本中战争历史事件扩展阅读：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它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耻辱，极大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③ 抗日战争的历史事件有哪些

1、淞沪会战（抗战时期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之一）

又称八一三战役，日本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是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而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的战役。中日双方共有约10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本身持续了三个月，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2个旅团2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

淞沪会战中日军因遭到国民党的顽强抵抗而损失惨重，这场战役对于中国而言，标志两国之间不宣而战、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卢沟桥事变后的地区性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并彻底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计划。

2、上高战役

上高战役是抗日战争中中方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场战役，被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

驻南昌的34师团大贺茂因友邻第33师团预定要调到华北，要求33师团走前配合自己扫荡周围的中国军主力，却因两个师团严重不配合导致34师团扎进4个中国军的合围圈。

上高会战在政治和军事上，给日本侵略者造成了极为沉重的打击，大大加速了其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大大减轻了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深重苦难，延缓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同盟的正义战争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因而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

3、南京保卫战（抗日战争时期保卫中国首都的战役）

南京保卫战，又称南京战役，是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失利后，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作战。

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第8号令”，命令华中方面军与海军协同，兵分三路，攻占南京。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首都卫戍部队司令长官，部署南京保卫战。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南京各城门先后被日军攻陷，守军节节抵抗，牺牲无数。

唐生智奉蒋介石命令，下达守军撤退令。守军各部因撤退失序，多数滞留城内，被日军大量屠杀，损失惨重。

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4、徐州会战（抗日战争时期一次大规模的防御战役）

徐州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双方在以江苏省徐州为中心的津浦（天津至浦口）、陇海（宝鸡至连云港）铁路地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防御战役，其中以1938年三四月间的台儿庄大战最为著名，因围歼日军一万余人，史称之为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对日军给予了巨大的打击，大大迟滞了日军进攻的脚步，为中方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

5、长沙会战（长沙保卫战）

长沙会战是指发生在抗日战争1939年9月到1942年2月期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以长沙为中心的第九战区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也称为“长沙保卫战”。

长沙会战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华军队，粉碎了日本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以战迫降”的战略目标，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作战，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地位 。

有力地保卫了湖南广大地区和我国西南大后方的安全，稳定了湖南局势，并使之成为支持全国长期抗战的重要基地。

④ 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四件主要历史事件

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的生化试验七七事变
九一八事变

⑤ 日本侵略中国的“十大历史事件”是什么

日本侵略中国的“十大历史事件：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济南惨案、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扶立伪“满洲国”，731细菌部队。

1，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是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宗主国清朝乞援，日本乘机也派兵到朝鲜，蓄意挑起战争。

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则使日本国力更为强大，为其跻身列强奠定了重要基础。

2，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英语：Russa-Japanese War；日语：日露戦争；俄语：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是指1904年到1905年间，日本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为了争夺朝鲜半岛和中国辽东半岛的控制权，而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战争。

3，济南惨案。

民国十七年（1928年），蒋介石领导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战争，日本军国主义担心中国一旦统一，就不能任日本肆意侵略，于是竭力阻挠北伐战争的进行。1928年5月，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准备用武力阻止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当国民革命军于五月一日克复济南后，日军遂于五月三日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将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然后枪杀，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并进攻国民革命军驻地、在济南城内肆意焚掠屠杀。此案中中国民众被焚杀死亡者，达一万七千余人，受伤者二千余人，被俘者五千余人。同时，日军在济南大量扣留车辆，截断交通线路，并强占胶济沿线的行政机关。

4，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是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谋杀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事件。

凌晨5点30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后，于当日死去。但秘不发丧。其子张学良从前线动身，于6月18日赶回沈阳，稳定了东北局势，直到张学良21日继承父亲职务后，才正式公开发丧。案发皇姑屯站以东，史称皇姑屯事件。当时在日本国内，由于没有公布凶手，日本政府一直以“满洲某重大事件”代称。

10，731细菌部队

731部队，全名为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对外称石井部队或加茂部队。是侵华日军假借研究内容主要以研究防治疾病与饮水净化为名，实则使用活体中国人、朝鲜人、联军战俘进行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的效果实验。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武器研究、实验及制造基地，是日本军国主义违背国际公约，用活人进行冻伤、细菌感染、毒气实验的大本营，是发动细菌战争的策源地，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掠夺资源、践踏中国主权的重要罪证。

⑥ 日本侵略中国十大历史事件

1、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朝鲜半岛称：清日战争，西方国家称：Sino-Japanese War/第一次中日战争），是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

2、八国联军侵华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指公元1900年5月28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以当时的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奥匈帝国为首的八个主要国家组成的对大清帝国的武装侵略战争。

3、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是指1904年到1905年间，日本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为了争夺朝鲜半岛和中国辽东半岛的控制权，而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战争。

5、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民国十七年（1928年），蒋介石领导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战争，日本军国主义担心中国一旦统一，就不能任日本肆意侵略，于是竭力阻挠北伐战争的进行。1928年5月，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准备用武力阻止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6、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是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谋杀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事件。凌晨5点30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后，于当日死去。

但秘不发丧。其子张学良从前线动身，于6月18日赶回沈阳，稳定了东北局势，直到张学良21日继承父亲职务后，才正式公开发丧。案发皇姑屯站以东，史称皇姑屯事件。当时在日本国内，由于没有公布凶手，日本政府一直以“满洲某重大事件”代称。

7、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沙俄修建，后被日本所占），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

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8、七七事变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

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9、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指1931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学术界认为开始于12月5日 ）沦陷后。

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在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超过30万。

10、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一场会战。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

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

⑦ 历史上日本侵华事件

关于甲午战争。日本侵华重大历史事件中有三件特别重大，与此相对应，日本侵华史研究中有三个大热点:甲午战争是第一件，甲午战争史研究是第一个。

甲午战争是远远超过侵台之役的一场大规模的日本侵华战争，有的历史学者把它与1937年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列为同一级别，称之为第一次中日战争，而将后者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的研究是比较有基础的，近20年来又取得明显进展，出版了一大批论文和专著。论文从揭示日本在战前的侵华活动、战争准备，剖析战争的起因，到研究《马关条约》及其重要条款等等，涉及这一战争过程中许许多多的问题，如陆方、宋德玲的《甲午战前日本侵华活动与李鸿章》(《东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傅玉能的《论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前日谍在华活动述论》(《晋阳学刊》1987年第4期)、郑瑞侠的《甲午战争前日本的舆论及情报准备》(《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金基凤的《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问题》(《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郭惠青的《试论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刘亚夫、赫崇旺的《甲午中日战争原因浅析》(《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5期)、南昌龙的《日本在发动甲午战争中的阴谋活动》(《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3 期)、丁名楠的《略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李文海、康沛竹的《甲午战争与日本间谍》(《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张浩的《甲午战争中的日本间谍》(《军事历史》1995年第3期)、韩行芳的《甲午旅顺大屠杀有关问题浅探》(《辽宁师大学报》1990年第5期)、孙克复的《旅顺大屠杀惨案新证》(《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关捷的《日军旅顺大屠杀新论》(《呼兰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崔王的《中日<马关条约>形成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潘家德的《试论中日<马关条约>赔款的影响》(《四川师院学报》1992年第5期)、张英莉的《甲午战后赔款与日本的“战后经营’，》(《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1 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赵福超、白陀碧的《福泽谕吉与甲午战争》(《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第6 期)、王文英的《试论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政治和国民意识的影响》(《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等等。1984年在威海举行的甲午战争90周年学术讨论会和1994年在同一地点举行的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都提出大量论文，会后分别结集为《甲午战争90周年纪念论文集》(戚其章主编，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和《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戚其章、王如绘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里面都有若干文章较多地论述日本的侵略。有的专门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学者出版过个人论集，主要有孙克复的《甲午中日战争史论集》(辽宁大学科研处1984年出版)、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及其姊妹篇《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重要的甲午战争史专著有孙克复、关捷著《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甲午战争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二人主编的《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孙克复著《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4本书可以说构成一套辽宁学者编著的甲午战争全史。继此之后，山东的戚其章出版了《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及《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两者构成另一部甲午战争全史，这部书是作者多年研究甲午战争成果的结晶，也代表了当前我国研究甲午战争史的整体水平。

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的一场战争，但谈这场战争决不能仅谈中日，还必须谈到朝鲜，朝鲜是甲午战争一个重要因素:战争是因朝鲜而起的，在朝鲜爆发的，然后又有一些激烈的战斗是在朝鲜土地上进行的，结束战争的条约第一款就是关于朝鲜，如此等等，可以说朝鲜是甲午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有一些论文阐述这方面的问题，如南昌龙的《甲午战争与朝鲜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张恒礼的《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安徽史学》1993年第2 期)、张振鹍的《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此文收入《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一书时题目改为《甲午战争一一一场东亚地区性战争》)等。与此有关还出版了两本专著，即戴逸、杨东梁、华立著《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及王如绘著《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前者涉及面较宽，后者在主要利用中文资料的基础上较深入地探讨了这个朝鲜因素，是一部颇见功力之作。朝鲜之所以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因素，根源于中国与朝鲜间长期存在的“宗藩关系”，这是一个应当研究的问题，但迄今对中国学者多少还是一个禁区，在各种论著中往往只能点到为止;倒是一位韩国留学生金在善的一篇硕士论文《甲午战争以前中朝宗藩关系和中朝日对朝鲜藩属问题的争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1期)，简要而无所回避地研究了这个问题。

甲午战争的结局对中国、日本及整个远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日关系、欧美列强与中国的关系、与日本的关系及其在中国、在远东的相互关系的新调整。有的学者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调整了对华策略，丁名楠的《甲午战争到日俄战前日本对俄决战“国策”指导下的侵华策略》(《东岳论丛》 1981年第5期)论述了此时日本对清政府及清统治者的种种“亲善”及拉拢等活动。

关于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参加对中国的侵略的研究，有王魁喜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的侵华政策》(《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俄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等等。

甲午战争后十年日本在我国领土上掀起了一场对俄国的战争。这是一场帝国主义间的不义之战，是交战双方站在对立的立场同时侵略中国、相互争夺中国的土地和利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战争以前，日本与俄国为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所谓“满鲜问题”)发生尖锐矛盾;战争以后，日本大力巩固并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所谓“满洲经营，，)，并走向与俄国勾结以共同抵制美国。对这一段复杂变幻的国际关系中日本侵华的种种活动，学者们从多方面进行了考察、探索，如研究日俄战争前及战争中的情况的有关勋夏、万安中的《试论日俄战争前俄日对中国的争霸》(《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董小川的《“满鲜互换主义”试析》(《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刘永祥的《试论日俄战争中日本对华谋略》(《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张志强的《日俄奉天会战对沈阳之劫掠述实》(《辽宁师院学报》1983年第5期)、马赫的《日俄战争及其争夺抚顺煤矿的真相》(《社会科学通讯》1983年第4期)。赵云鹏的《关于<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若干问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揭示日本在对俄战争胜利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的情况及订约后日本的种种违约侵权行为。关于日本在东三省南部的侵略扩张，有王贵忠的《中日安奉铁路交涉》(《沈阳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 4期)、王永涛、李莉的《安奉铁路交涉始末》(《东北地方史研究》1987年第3期)、佟静的《略述中日安奉铁路纠纷之始末》(《社会科学辑刊》1994 年第4期)、高永一的《“间岛问题”的始末》(《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等。关于日本为巩固、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而发生的对美斗争、对俄勾结，有陶文钊的《日美在中国东北的争夺(1905-1910)》;（《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石楠的《美国与日俄争夺中国东北和第二次日俄密约的签订》(《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余绳武的《关于第三次日俄密约》(《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王学良的(《1910年东北发生鼠疫时中美与日俄间的政治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等。

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顷刻间清王朝被推翻。这时，由日本在华浪人出面，在军部一些激进侵华分子的支持下策划“满蒙独立”，王树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首次尝试一一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4期)对这件事做了详细的探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得到“天赐良机”在中国推行大侵夺，由此出现了4年多日本在华势力的大膨胀。这期间的主要事件有:出兵山东，与德国交战(这是日俄战争10年后又一次在中国领土上发动的战争)，夺取利权;提出“21条要求’，;以对华借款及订立军事协定以控制中国。这些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课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发表了许多论著，有周武、陈先春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华政策》(《史林》1992年第3期)、黄尊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的侵略》(《齐鲁学刊》1984年第3期)、》《1914年日军在山东的不法行为述论》(同上，1995年第6期)、《1914- 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同上，1994年第6期)、宋志勇的《1914-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军政殖民统治》(《抗日战争研究》 1998年第1期)、黄尊严、王涛的《日德胶澳之战与中日“行军区域”问题交涉》(《齐鲁学刊》1997年第6期)、米庆余的《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 的背景》(《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郎维成的《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二十一条要求》(《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6期)、崔丕的《也谈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世界历史》1986年第3期)、龚炳南的《“二十一条”最后通碟的时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赵映林的《绝密的<二十一条>是谁泄露的》(《民国春秋》1993年第3期)、章伯锋的《西原借款”与日皖勾结》(《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裴长洪的《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策略》(同上1982年第5期)、《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的派系斗争》(《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赵占伟的《论西原借款在日本对华侵略中的特殊作用》(《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李永昌的《关于1918-21年中日“共同防敌”问题》(《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 年第2期)、张惠芝的《浅析<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出笼和实施》(《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等。一战期间日本侵华的许多活动都是通过同皖系军阀的勾结而实现的，日本与皖系军阀的关系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勾结的典型。关于这个问题，章伯锋写过专文《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后来又发表专著《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对双方的关系做出全面的论述。

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随着日本学术界基本上否定田中奏折的存在，中国史学界有人就此展开了讨论。发表了一些文章，大多辑入《田中奏折探隐集》(刘建业、高殿芳主编，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书中还辑录了蔡智堪、王家祯以及台湾、日本学者的一些文章)。另外还有云章的《田中奏折确有其事》(《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沈予的《关于<田中奏折>若干问题再探讨》(《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中国学者们大多肯定田中奏折的真实性。笔者对这个问题未做过专门研究，不敢妄评孰是孰非，但总觉得蔡智堪所说打入日本皇室书库抄录田中奏折的情节有点玄乎。也许这个问题要等皇室书库对外开放才能真正解决。

关于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及制造济南“五三”惨案，有查建瑜的《济南惨案史料辨正》(《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徐梁伯的《日本出兵山东的动因初探》(《江海学刊》1985年第6期)、李家振的《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人数浅见》(《东岳论丛》1985年第6期)、李家振、郭墨兰的《济南惨案述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等;专著有李家振的《济南‘渗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九一八”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二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中的第二个大热点。近20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此事件的文章之多难以统计，文章的内容从这次日本侵华事件的前因到后果，旁及有关人物的研究，几乎包罗无遗，如胡正邦的《论1931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一一九一八事件的由来及其后果》(《思想战线》1983年第4期)、高二音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论》(《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林和生的《略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山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杨小红的《论皇姑屯炸车案与“九·一八”事变的因果关系》(《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3期)、史桂芳的《“满蒙危机”论与九一八事变》(《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包奕诚的《论日本经济危机与九一八事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董谦、林谷良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经济背景初探》(《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何华国的《浅析“九一八”事件的经济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王玉平的《中村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史学月刊》1983年第1期)、黄耀慧的《中村间谍案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3期》、任永祥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郎维成的《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世界历史》1985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锦州及辽西地区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 1期)、尹正萍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罪加一等》(《军事史林》1995年第9期)、孔经纬、王连忠、孙建华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奉系官僚资本的侵掠》(《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曹必宏的《“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强掠东北海关述略》(《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王珊的《石原莞尔的侵华思想渊源》(《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6期)、赵东辉的《“石原构想”探析》(《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汪澎澜的《日本民间右翼团体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活动述要》(同上1997年第4期)等等。1991年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出版)中辑录了大量有关“九·一八”日本侵华的文章。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专著，80年代有易显石、张德良、陈崇桥、李鸿钧著《“九·一八” 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刘庭华的《“九·一八”事变研究》(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1991年“九·一八”事变60 周年之际，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大型《“九·一八”事变丛书》(包括资料书)，共六部，即林声主编的《“九·一八”事变图志》，马越山著《“九·一八”事变实录》，谭译主编的《“九·一八”抗战史》，顾明义、张德良、杨洪范、赵春阳主编的《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辽宁省档案馆编的《“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辽宁省档案馆及辽宁社会科学院编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一一满铁秘档选编》。同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有赵冬晖著《“九·一八”国难史》。另有郭大钧、张北根著《勿忘“九·一八”一一柳条湖事件前前后后》(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出版。“毋忘国耻历史丛书”之一) 等。

与“九·一八”密切相关的是“一二八”。关于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的研究，有毕永正的《上海“一二八”事变起因新探》(《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87年第1期)、翁三新的《“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线一一日僧事件”真相》(《上海党史》1992年第1期)、陆伟的《日本在沪资产阶级与一二八事变》(《上海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等。许多研究“九·一八”的论著都连带涉及对“一二八”的研究。

“九·一八”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有两个发展:一是占领我国东北，组建伪满洲国;一是由关外向关内推进，阴谋分离华北。伪满洲国的存在实际上是日本对东北殖民统治的一种形式，正如同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台湾的直接统治是另一种殖民统治形式。本文不拟具体介绍这两方面的研究情况，只想指出:已出版的有关伪满史专著中比较有分量的有两本，一是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吕元明、张辅麟合著《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1991年大连出版社修订本)，一是解学诗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已编辑出版两本《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一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年出版;第二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各收录有关论文30多篇。1996年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委会创办了一个学术刊物《东北沦陷史研究》，其主要任务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的野蛮侵略和残酷的殖民统治，此刊物已出版多期，发表了不少有关研究成果并不断提供有关的学术信息。

日本由关外向关内的扩张，以1933年侵占热河、发动长城之战为始，逼订《塘沽协定》;进而以冀察为重点，策动华北“自治’，，订立所谓“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制造华北特殊化，等等。关于这一系列侵略活动的研究，有张雅丽的《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世界历史》 1988年第5期)、张洪祥的(《塘沽协定>与冀东匪祸》(《党史资料与研究》1992年第3-4期合刊)、刘国新的(《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封汉章的《略论“华北自治运动”的起点》(《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邵云瑞、李文荣的《关于“何梅协定”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熊宗仁的《“何梅协定”之辨析》(《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郑玉纯的《从 “华北五省自治”策划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始末》(《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5期)、封汉章的《试论日本“华北分治”策略的形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姚洪卓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分离活动》(《北京档案史料》1997年第3期)、刘国新的《七· 七事变前日本的“内蒙工作”及其失败》(《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单冠初的《日本帝国主义是策划侵绥事件的主凶》(《上海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前面提到的《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论文集中收录了若干篇有关此一时期日本侵华政策及活动的文章。关于这一时期的专著，有马仲廉的《“九·一八” 到“七·七”》(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主要叙述抗击日本的侵略;张篷舟主编的《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年)》第一卷 (1932-1934年)、第二卷(1935-193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以大事记散述这6年间的日本侵华情况。

以“七·七”事变发端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三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的第三大热点但这方面研究情况的介绍不属本文的任务。 近代史上70多年间的日本对华侵略触及两国关系的各个领域，经济侵略与掠夺是一个重要方面。近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相当的成果，约略概括有如杜询诚的《旧中国的中日合办企业》(《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日本在旧中国投资的几个特点》(同上1984年第7期)、朱婷的《论近代日本对华纺织资本输出》(《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5期)、郑会欣的《日本帝国主义对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的破坏》(《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黄明华的《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鸦片侵略》(《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李秀石的《日本对我国东北经济侵略和掠夺政策的变迁及其实施》(《史林》 1986年第2期)、郑文云的《略论东北沦陷时期殖民地经济的特点》(《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刘万东的《1905-1945年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煤炭资源的掠夺》(《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傅波的《抚顺煤矿案中日交涉始末》(《抚顺社会科学》1986年第1-4期)、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张传杰、孙静丽的《日本对中国东北森林资源的掠夺》(《世界历史》 1996年第6期)、饶野的《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鸭绿江右岸我国森林资源的掠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宋承荣、张庆山的《日本殖民渔业对旅大水产资源的独霸和掠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高乐才的《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试点”移民及其失败》(《东北师大学报》 1997年第6期)、张丽波的《简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入侵》(《东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期)、冯敏、蓝海的《试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求是学刊》1997年第1期)、邓鹏的《日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始末》(《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11期)、黄耀慧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内蒙古东部地区移民侵略一一以科右前旗哈拉黑乡为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邵会吉的《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中东铁路”始末》(《历史教学》1988年第9期)、郭洪茂的《日本收买中东铁路浅析》(《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熊达云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经济扩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王同起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天津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姚洪卓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对天津纺织工业的兼并》(《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郑会欣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对华北走私问题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丁则勤、王美秀的《论华北事变前后的冀东走私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张祖国的《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在冀东地区的走私贸易》(《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苏智良的《日本在近代上海的经济侵略活动初探》(《上海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车维汉的《日本八蟠制铁所侵掠大冶铁矿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等等。与大量的论文相比，日本经济侵华方面的专著太少了，杜询诚的《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不中。

说到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们不能不想到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本应是一个经济机构，但它自1906年成立之日起其活动很快就超出铁路及经济的范围，它在日本侵华中作用太大了，自然成为学者们着力研究的对象。近20年来这方面的论文可举出阎伯纬的《历史上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述》(《历史教学》1981年第6期)、苏崇民的《满铁史概述》(《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庞慧茹、高雪松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张祖国的《满铁与日本对我国东北的资本输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尉常英的《略述“满铁抚顺附属地”的形成》(《抚顺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孙乃伟的《略述满铁奉天附属地的建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张树纯的《“七七事变”前满铁对华北的侵略活动概述》(《天津档案史料》1997年第1期)、杨韶明的《满铁初期的调查机关及其活动概述》(《东北沦陷史研究》 1997年第4期)、祁建民的《满铁经济调查会: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智囊”》(《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刘永祥的《满铁情报调查机构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高乐才的《满铁调查课的性质及其侵华活动》(《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崔艳明的《满铁调查与日本全面侵华》(《河北学刊》1997年第6期)等。

⑧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事件有哪些

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1935年华北事变、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12月南京大屠杀

⑨ 日本历史上的重大战争战役有哪些

源平合战，史称“治承·寿永之乱”，指日本平安时代末期，1180年至1185年的年间，源氏和平氏两大武士家族集团一系列争夺权力的战争的总称。(包括富士川之战 一之谷之战 屋岛之战 坛之浦之战）
名称说明
“源平合战”是一般的俗称，但并不足以正确描述事实，甚至有所误导。
虽然“源平合战”的两大阵营领袖为源氏和平氏，但并不一定所有的源氏就支持源氏，平氏就支持平氏。事实上，同族间的战争屡见不鲜。也有父方是源氏，母方是平氏，因而左右为难，不得不衡量利害得失，以致一族分崩离析，彼此交战的悲剧。类似的故事在数百年后的战国时代亦多有所闻。
·支持源氏的平家
北条时政、熊谷直实、畠山重忠、梶原景时、三浦义澄、千叶常胤、上总広常等。
·支持平家的源氏
新田义重、志田义広、佐竹秀义、源季贞等。 正中之变后醍醐天皇试图推翻镰仓幕府的第一次未遂事件。发生在正中元年（1324年），故名。这年9月，后醍醐天皇召美浓国豪强土歧赖兼，多治见国长等人，抵京都共商起兵倒幕，事泄。镰仓幕府六波罗探题派兵突然查抄土歧，多治见住所，以煽动推翻幕府罪逼迫二人自杀。随后又逮捕日野俊基等人，并流放日野资朝至佐渡。
中先代之乱中先代之乱：建武政权时，北条时行欲恢复镰仓幕府所发生的战乱。1333年推翻镰仓幕府后。北条氏利用后醍醐天皇推行新政的失误，其残党在各地纷纷起事，企图恢复北条的统治。其中以北条高时之子北条时行势力最大。1335年7月北条在信浓地方豪族趣访赖重等支持下举兵，聚集各地残党，在武藏地区大败相模守足利直义的军队，攻下镰仓。8月，尊氏急领大军东征，收复镰仓，趣访赖重等自杀，北条时行逃亡。因时行占领镰仓后，称父高时以前为先代，而自称中先代，史称中先代之乱。稻生之战，又称为稻生原之战。是日本战国时代1556年9月27日（弘治2年8月24日）的一场战争。当时尾张国织田信长与织田信胜（信行）在稻生（今爱知县名古屋市西区）交锋。稻生是尾张国春日井郡庄内川的一个地名。桶狭间合战 桶狭间合战让一个名字响彻全日本，这个名字叫做“织田信长”。信长因桶狭间合战而迅速崛起成为一方霸主，之后便开始了梦想统一全日本的战略。 河越合战河越合战是日本战国三大夜战之一。其余两个分别为：严岛合战、桶狭间合战。
河越城位于整个武藏国的中心地带，武藏野大平原的北部，在西面和南面是地势平坦的平原一直向远方延伸与东边荒川沿岸的低地相连接。小田原城的北条氏将河越城看作自己进图天下的第一步，在击败关东上杉氏后成功夺得河越城的控制权。但此举引起周边大名的不安，于是在北条氏康接任死去的父亲北条氏纲继承家督后，今川家、武田家、关东两支上杉家的军事力量怀着各自的如意算盘联盟后共同对抗北条氏，声势浩大的上杉联军将河越城团团围住。严岛合战【战役简介】严岛合战是日本战国三大夜战之一。其余两个分别为：河越合战、桶狭间合战。
严岛又名宫岛，是个周长30.9公里，面积仅30.17平方公里的小岛，距离对岸的大野，也不过1.8公里而已。昔日平家曾在此修建了严岛神社，岛遂以社名。姊川合战 1570年6月，织田信长为报被浅井和朝仓前后夹击之仇，率领本部和德川盟军进攻浅井长政。
于是，织田，德川联军与浅井，朝仓联军在姊川遭遇，隔河布阵。织田军以坂井政尚，池田恒兴，羽柴秀吉，柴田胜家，森可成，佐久间信盛六队前锋沿姊川布阵。织田信长统领中军在后压阵，另有左军稻叶一铁，右军氏家卜全、安藤守就、丹羽长秀。德川家康领德川军在织田军的左方布阵，由酒井忠次、石川数正两大家老辅助。对岸，浅井长政以矶野员昌为前锋，自为中军与织田军对阵。朝仓军由朝仓景健，朝仓景纪率领与德川军相抗。这一战是侧面引军突入作战的典范。
开战伊始，浅井军前锋矶野员昌对织田军猛烈攻击，织田军前锋一到四队都被击破。形势危急之际，稻叶一铁从后赶上对浅井军的右侧面发动急攻，解救了织田军前锋的危机。浅井军不敌织田军，败退。同时，德川军神原康政也迂回到朝仓军的右侧面发动急袭。在德川军的勇猛攻击下，朝仓军败退。姊川一战，浅井、朝仓两家大败，元气大伤，再也无力与织田信长对抗。最后，浅井、朝仓两家依次被织田信长所灭。 三方原合战
1562年，德川与武田联手灭掉今川家后，两家领土相邻面积更大了，关系也日趋恶化。到了1572年，武田信玄加入信长包围网，并成为支柱；而德川家康是信长唯一的盟友。两家的冲突已不可避免。
1572年10月，就在信长为包围网焦头烂额时，武田信玄终于出兵，率武田与北条联军共25000人从信浓攻入远江，武田四名臣之一的山县昌景率军5000进攻三河，秋山信友率军2000进攻美浓的织田领地，同时武田家的水军也从骏河出发，军容极盛。此时德川家康的兵力只有1万人，除去各城的守兵，实际能调用的兵力只有8000人。信长此时因为各地战况的紧迫，仅派出了由佐久间信盛和平手凡秀率领的3000援军。。。。。长篠之战，又称长筱合战是日本战国时期的一场著名战役。此战对于武田胜赖来说，是一幕不得不出演的悲剧。他以外姓回归本宗，担任家督后，见威望不足以服众，面对其父武田信玄留下的诸多骄横的老将，必须打赢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才能使自己的宝座稳如泰山，为此他只能屡屡发兵西进，寻找与织田、德川决战的机会。然而此时织田信长已从畿内乱局中腾出手来，统率数万大军支援德川家康，相比之下，武田军兵力既寡，士卒也因顿兵坚城长筱之下而日显疲惫，从纯军事角度来说，胜赖实在应该退兵，但从政治影响来考虑，他却可悲地不得不经此一战——只要一退，立刻威信扫地。 手取川之战天正五年(西元一五七七年=明神宗万历五年)九月十五日，成功攻陷七尾城的上杉谦信于十七日攻占能登半岛的要冲末森城，接著率领三万人进入加贺国石川郡的松任城。此时织田军则是从越前侵入加贺，将小松，本折，安宅，富监一带的本愿寺一揆(农民反抗军)势力配合火攻加以消灭后向北推进；而且织田军的先锋部队阵容包括 柴田胜家，明智光秀，羽柴秀吉，前田利家，泷川一益，丹羽长秀，佐佐成政等织田家中赫赫有名的精锐武将，信长有一战之意图.。
知悉织田军动向的谦信则表示要“堂堂正正地迎击”谦信在看了由实盛演出的戏“扬名北国街道”时也喊出：“这是好兆头！”并决心与信长决战。另一方面，织田军不知七尾城已被上杉军攻占，还好整以暇地渡过凑川=手取川向加贺北部进击，并屯驻於石川郡的水岛，而此地距离松任城仅有六公里。在石川平原充满了一触即发的紧迫气氛时，织田军终于接到了七尾城陷落的消息，并于九月二十三日深夜开始撤退。谦信见机不可失，立即鼓舞部队士气并展开追击战，上杉军出松任城之后，一路向水岛进军，对织田军的背后展开急攻。由于被谦信的部队神速推进的惊人气势压倒，无数织田军被手取川的激流冲走，而来不及逃走被俘的人数超过一千。谦信在初次交锋大胜之後，威名更盛。
讨伐武田1581年为信长全盛期。2月28日于京都天皇内殿的东边马场举行一大展示，即所谓的京都军马演练，此演练为以信长为首的织田家一门、丹羽长秀等织田军团的军容展示。此时的军马演练，正亲町天皇亦有出席。信长公记提到此演练：“贵賎群众者、得以生于如此可喜可贺天皇之世、……心怀感激演练逐次进行，乃成从上古至后世之壮景。”1581年5月，织田军的攻势凌厉。并趁防守越中的上杉军武将河田长亲突然死去的空隙，行军至越中，占领了大部分的土地，终得以夺回于1581年3月23日即为武田军占领的高天神城。此时在纪州的杂贺众开始内部分裂，支持信长派的铃木孙一与反信长派的土桥平次等人互相争斗，导致杂贺众势力衰退。接着针对高野山于1581年藏匿荒木村重残党与足利义昭密通等与信长为敌的动作，信长派出数十名使者欲和平地解决此事，而高野山方面却不合理地将信长派去的使者全部杀害。被激怒的信长逮捕织田领地中数百名高野山僧人，并命令河内、大和的各大名包围高野山。1582年2月1日、武田信玄的女婿木曾义昌向信长提出投奔织田家的请求。信长答应后，于2月3日向信忠发出针对武田的大动员令。于是德川家康从骏河、北条氏直从关东、金森长近从飞驒、信忠从木曾处各自开始进攻武田领土。其兵力数量，据言超出十万以上。面对此境的武田军，在伊那城的守城将下条伊豆守遭城兵放逐而献给织田军、接着信浓松尾城主小笠原信岭、骏河田中城主依田信蕃、骏河江尻城主穴山信君等人争先恐后地投降织田军，于是连有组织地抵抗都没有的武田军就此败亡。信长出阵讨伐武田是在3月8日、当天信忠占领了甲府，3月11日在甲斐东部的田野除去了武田胜頼信胜父子，至此武田氏灭亡。

山崎合战
本能寺事变后，秀吉立刻与正面敌人毛利家讲和，从备后彻夜赶回姬路城。休养二日后，六月九日，以浅野长政为先锋，开始向京都进军，十一日赶到摄津尼崎时，留守有冈城的信长部将池田恒兴、崛秀政、高山重友、中川清秀等加入秀吉军，使秀吉军的总兵力达到四万余。十二日夜，大军在摄津富田扎营，秀吉登上大坂城，会见了织田信孝与丹羽长秀，然后合兵一处向京都进军。 小牧·长久手之战小牧·长久手之战是于天正十二年（1584年）三月羽柴秀吉（即后来的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之间的一场大规模会战，其时耗费将近一年，虽以德川军胜利告终，但因羽柴秀吉外交策略奏效，导致德川家康失去此战的正当性，不得已之下向羽柴秀吉议和，此战才告结束。而此战之后，在丰臣秀吉心中亦埋下了对德川家康这位敌手的敬佩和猜忌的种子。小牧·长久手之战后，羽柴秀吉借此笼络了最大的反对势力德川家康，为桃山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德川家康的实力还依旧保存，成为其日后建立德川幕府的基本力量。关原合战关原合战是日本的安土桃山时代以及战国时代发生于美浓国关原地区的一场战役。战役双方均动员了超过十万兵力，多数大名各自表述自己的立场，是应仁之乱以来全日本的最大规模的内战。此战是德川家康与丰臣秀赖的家臣石田三成的直接对决。由于其战争的胜负影响了谁可以拥有天下，所以此战也被誉为“决定天下的战争”。最终在小早川秀秋叛变之下，使这场战争在一天内分出了胜负，德川家康取得了统治权，为其建立德川幕府奠定了基础。 大坂之战发生于江户时代早期，是江户幕府消灭丰臣家的战争